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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念国的故事


作者:杜钧福


韩念国是我的同学和朋友。我们的友情可追溯到五十多年前。

一九五O年暑假后,我和韩念国都分到在北京师大二附小(现实验二小)的五年级甲班。而且,他的座位恰在我的座位之后。我一回头,看见一个白胖的男孩,正在翻他课桌上的一个本子。这个本子是自己用白纸装订的,竖翻,封面上写了三行字:

瞎画本
胡画本
乱画本

当时我对他的行止颇感兴趣,引为同道,就从攀谈发展到瞎侃。侃的自然是些别人不可理喻的瞎话、胡话、乱话,对各位老师也时有不敬之词。当时我们这些十来岁的男孩,都自觉精力有余,但谁也不肯勤奋学习,有点玩世不恭的劲头,当然也有时对老师提些奇怪的问题。

但韩念国终于显示出和别的孩子的不同之处了。一次语文课上,我们的班主任贾汝忠老师照例课堂提问,问到一位女同学高绍慧。高绍慧却忘记携带供记分数用的学生手册。这下子贾老师生气了,说你当学生的,怎么可以不带学生手册?贾老师是一位极其方正威严的老师,斥责的也有理。高绍慧就要哭出来了。别的同学鸦雀无声。

这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韩念国站了起来,结结巴巴地说,没带学生手册算不得什么大事,老师没必要生气。这对正在气头上的贾老师不啻火上加油。他马上转向韩念国,大声说,你说忘带学生手册不是大事,还有什么是大事?韩念国继续争辩,说例如把教室玻璃打破了才算大事。

这事件最后如何收的场,我现在忘记了。但韩念国当时拔刀相助的英雄风范、结结巴巴的语态和对“大事”意义的阐述给所有同学留下深刻印象,至今不忘。他原来并不结巴,是后来故意模仿成了真有些结巴,至今如此。他当时似乎认为,有些结巴才显得有派。

当然韩念国给贾老师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他马上通知要韩念国的家长到校。

要知道,请家长在当时是极其严重的事情。五十年前几乎没有家长会的概念。至少我的家长从没参加过任何家长会。但韩念国几乎没有家长可请,于是他的姑姑来到学校和贾老师谈了话。贾老师这才知道了韩念国的家庭状况,知道他没有父母,只是跟着祖母度日。理解了这个孩子的特殊之处,贾老师不计前嫌,对韩念国倍加呵护。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位极具爱心的老师。

另一位教历史的单权老师也独具慧眼。他说,韩念国这个孩子虽然淘气,但将来可成大器。

一九五二年,韩念国被保送到北京师大附中,仍和我同校,但不同班。上中学以后,有时候要学生报家庭出身。这时候我们才知道,韩念国是著名历史人物韩复渠的孙子。韩复渠是原山东省主席,因为不抵抗日本人入侵而被蒋介石枪毙。他的名字至今家喻户晓,是因为著名的相声《关公战秦琼》之故。实际上这一相声原来说的是另一山东军阀张宗昌(当然也是杜撰),后来移到韩复渠的身上。这对于韩念国来说,自然是无可奈何的事。他并不忌讳这个话题,还经常以此自嘲,每当说到他因为家庭出身而被歧视时,他就说:这是因为“关公战秦琼”。

“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在一九五七年以前,政治上是很宽松的。韩念国不好的家庭出身对他没有任何影响。北京师大附中优良的校风给韩念国这样有天赋的孩子的成长提供了非常理想的环境。不久,他就显示出对数学的特殊爱好和非凡的能力。教数学的韩满庐老师(前北京市政协副主席韩汝琦之父)和班主任李广钧老师很快发现了这个天才的学生,并对他进行了必要的引导,使他的学问很快提高,在中学就学习完大学二年级的数学课程。

一九五八年,我们中学毕业,全都报考高等学校。当时高等教育处于发展时期,绝大多数人可以被录取。但是,在反右运动后的极左路线时期,高校录取采取了严格的阶级路线,家庭出身不好者,一般没有任何学校可以录取。

但是,韩念国却意外地被郑州大学数学系录取了。虽然就他的学业而言,应该进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但在当时严酷的政治运动的氛围下,能进大学之门就十分不易了,他当然非常高兴,决心好好学习。然而,进校三个月之后,学校领导突然找他谈话,说你这样的家庭,我们学校是不应该录取的。这是我们不对,现在请你主动退学吧。这对韩念国来说,如同晴天霹雳,他在惊愕之后沉住气问,如果我不要求退学呢?该领导沉吟了一下说,那我们只好将你开除了。这样,韩念国只好退却,答应申请退学。领导松了一口气,说,我们将给你开一个因身体不好而退学的证明,这样你回到北京好找工作。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学校当局这样做,确实也是不得已的,因为政策就是这样的。而学校当时的处理方式,也为韩念国以后的发展留了后路。而且,后来的事实证明,对韩念国来说,这或许是更好的一条道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在一九五O年代,找工作相对容易。高中毕业,甚至初中毕业,即被认为是知识分子。像我的一位同学,初中毕业因家庭经济困难不能继续求学,竟在新华社找到一个处理人民来信的工作。韩念国也是这样。经朋友介绍,他被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录取,成为该台一名职工。

当然,在天文台这个顶级专家教授集中的地方,韩念国就很难被看做知识分子了,只能干些打杂的事务。当时北京天文台正在选台址,就派韩念国跟着一些专业人员进山选址。要知道,天文台的选址条件非常苛刻,要远离大城市,有一定海拔高度。进山之后,要长期不归,因而很少有人愿意干这样的艰苦工作。韩念国这样的高中生,自然担当了这样的差事,而且,当每月末其它人员回城的时候,他们作为留守人员留下看摊。这样,他在西郊南陀山一带滞留了几个月,经常若干天不洗脸,只能勉强吃上饭。

然而,韩念国乐意过这样的生活。与原始森林为伍,远离城市的喧嚣,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他心旷神怡。更重要的是,在这里,他避免了政治运动的干扰,能够潜心研究他心爱的数学。

要知道,当时全国处在政治运动的狂热中,但在中国科学院这样的研究机关,政治运动的狂热性远逊于高等学校。而且,即使在政治运动中,受冲击的也是所谓反动学术权威之类,谁也不会想起处于最低层的中学生。而且,在大山里,根本看不到报纸,听不见广播,无法进行政治学习。所以,韩念国在这个狂热的年代里,在命运造成的政治死角里,安然学习、研究他的数学,生活艰苦,思想愉快,感觉不到任何政治歧视。

再说说我自己。我似乎比韩念国幸运得多,在1958年走进了湖光塔影的北京大学校园。但是进入这个号称最高学府的学校以后,我就发现现实的学校生活和我想象的大不一样。进校之初,先到西山劳动一个多月,回校以后就搞了一个小规模的政治运动,叫做入学教育。进入正规的学习以后,每一星期是这样安排的;三天业务学习,两天劳动,一天政治学习。话说回来,三天上课也不算少,由于年青,劳动不算什么,也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然而问题是,在严酷的政治高压下,整天提心吊胆,没有人能够专心学习。谁都怕戴“白专”这顶帽子,因为这就可能是下次政治运动的对象。也没有必要的学习氛围,很少有学习方面的讨论,也不敢接近教师,因为据说他们的思想都不好。

这样在北大厮混了两三年,就渐渐听到韩念国在天文台的消息。天文台离北大不远,又通过一些同学关系知道,韩念国如今在天文台已小有名气,不少专业人员都向他这个中学毕业生请教数学问题。

到了一九六三年,我在北大校园里碰到了韩念国。原来,在这几年里,他很幸运地受到著名数学家熊庆来的指点,学业有很大进步。这一年,经熊先生推荐,并经北大副校长王竹溪和数学系主任段学复两位先生同意,他被破格录取为北大数学力学系程民德先生的研究生。这样我们经过不同的人生轨迹又走到了一起,但我还是个本科生,一年后才考取了研究生,比韩念国晚了一年。而韩念国,作为没上过大学的高中生,能自学五年后,考取北大的研究生,应是非常罕见的了。

从此,我经常到他的宿舍聊天。我发现,他未经政治运动的锻炼,思想过于简单、危险,不懂得也不善于保护自己。他还具备所有白专学生共同的特点,就是喜欢西方古典音乐(像我这样个别的土白专学生除外),经常拉拉提琴什么的。我知道这绝非吉兆,很为他的前途担忧,特别是在北大这个是非之地。事实证明,我的忧虑并非多余。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锣,韩念国的好日子也到了头。在那种环境下,不批韩念国这样的反动家庭出身的白专学生还能批谁?激烈的斗争会上,韩念国很快被开除了团籍。当然不光他一人倒霉。文革前,北京市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的数学竞赛冠军全都被保送至北大数学力学系。现在他们全都挨批挨斗,证实了知识越多确实越反动。

一年后,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他的团籍又被恢复,但他的日子也不好过。一九六八年,他毕业回到天文台。此时,天文台早已不是他当年离开时的情况了。政治运动的风暴早已席卷这个离现实生活最远的学术单位。他的归来,恰好送来一个批判对象,因而成为众矢之的,再遭批判。

但批判者的好日子也到了头。一年以后,大批知识分子下放五七干校。韩念国为研究生毕业,应下放解放军农场锻炼。从来没下农村干农活的韩念国面临最大考验。

然而事情又发生意想不到的转机。在革命运动中政治觉悟空前提高心明眼亮的革命群众很快从公布的下放名单中看出了问题。他们贴出了革命的大字报,强烈反对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思想极端反动走白专道路的韩念国混在革命队伍中到解放军农场经受锻炼。大字报义正词严,他们讲的道理和当时对知识分子下放的宣传口径不悖,于是领导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及时纠正了原先的错误,为纯洁下放人员的队伍,毅然取缔了韩念国的下放资格。下放人们离开后,他被指派到锅炉房劳动一段时间,后来也没人管他了。锅炉房被想象为最脏最累的处所,但下放过农村的人都知道,和他们相比,那不啻为天堂。

我至今不知道写大字报的革命群众的居心何在。但他们确实挽救了韩念国。他自幼身体不好,有过敏性的哮喘病,万一下放了,能否回来是成问题的。即使在那儿呆几年后回来了,下文所说的一些事也不会发生。之所以能演出这样的黑色幽默,不能不说天文台确是个超凡脱俗的地方。

以后几年,我们这些人或者下放五七干校,或者去解放军农场劳动。当我们辛苦辗转于田间地头,汗流浃背地劳作于垄亩之间的时候,最该被改造的韩念国却安然坐在天文台的办公室里,或者干脆在自己家里,潜心钻研他的数学,而且,就在这时,他的兴趣转向刚刚兴起的星系天文学。他不再被批判,因为天文台中批判他的革命群众全都被下放了。

但是,在这段时间,他尽管学业有所长进,学术成果却不十分显著。因为这时在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里,大家忙于斗私批修、劳动改造,没人关心科学研究,有成果也无处发表。但是,韩念国却不失时机地做了另一件为当时形势所容许做的事。这事当时不为我们所知,直至若干年后,才为媒体所报道。[1]

这事就是,在文革后期,在韩念国周围聚集了几名优秀的中学毕业生,组成一个研究学问的小组。韩念国对他们亦师亦友,引导他们走进了科学研究的殿堂。

这几名中学生,具体说是六个,其中四个是北京著名中学四中的毕业生,另两个来自十三中和六中。他们因文革未能进入大学继续学习,就自发组织了学习小组,而且编辑出版了他们的刊物《中学生》发表他们的学习体会。韩念国得知这个小组的存在并结识了他们以后,有感于命运的相同,决心帮助他们。他首先专门给他们开了基础数学的课程,并编写了讲义。在他的引导下,六名青年自学了大学数学基础课的全部课程,并开始学习研究生课程,而且,进行了一些博士生的研究训练。

他们间或谈论到个人和国家的未来。有些同学对前途感到悲观,韩念国就鼓励他们,说政治运动不能老这样持续下去,一个经济文化建设的高潮必然到来。必须早日为此做准备。

改革开放以后,六位没读过大学的中学毕业生均走出国门继续深造。他们的名字和后来的职业是:张葆环、王世林,美国硅谷软件工程师;程汉生,在芝加哥一家软件公司工作;王明,纽约州立大学数学教授;钱涛,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任教。陈新元,美国软件工程师。他们现今仍将韩念国尊为恩师,不时回国探望他。

再说韩念国在研究方面的努力取得什么结果。

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以后,开始恢复和建立对外联系,首先是一些美籍华人科学家访华。首批来到的可能是由任之恭、林家翘率领的代表团。周恩来总理于一九七二年七月十四日接见了他们,并在讲话中透露了林彪事件的真相。

其中,林家翘也是我们北京师大附中的校友。他是流体力学家和天文学家,目前正从事星系动力学的研究。像很多来访的华人科学家一样,他也提出和国内科学家合作研究的建议。

这当然是他们的好意,想切实帮助我国科学家参与前沿课题的研究,早日与国际科学界接轨。但是,我国科学界的领导有些害怕马上听到这样的建议,因为我们在这方面没任何准备,而且,在与国外科学界隔离了若干年以后,我们对当时科学发展的局面颇为隔膜,一些新出现的学科和课题可以说闻所未闻。所以,在一些国外科学家访问前夕,往往看到研究所里的有关人员把自己关在在一间屋子里,猛翻外文文献,恶补新的知识和进展,以避免见到外国科学家时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但是,对于林家翘教授的建议,中国科学院领导并没有作难,因为他们很快在天文台发现了一件宝贝。这救命的宝贝就是韩念国。韩念国不但通晓星系动力学的发展现状和所有的有关知识,而且,通过计算已经得到了一些研究成果。

于是,由副院长钱三强教授出面,组织了这次合作研究计划。由林教授提出研究课题,当然是星系动力学方面的,韩念国和天文台另一研究人员参加讨论和具体分析计算。因为韩念国已经得到了一些结果,这次合作研究自然很顺利地完成了。结果发表在《中国科学》上[2]。韩念国还和另一人合作,翻译了林教授的专著《星系螺旋结构理论》[3]。

韩念国还出色完成了另一任务,就是计算了一颗丢失的人造卫星的轨道,以致找到了它。这事我不很熟悉,但保证确有其事。

可能和这些工作有关,韩念国在一九七八年就被提拔为副研究员,是我院文革后第一批被破格提拔的十二名青年研究人员中的一个。实际上,韩念国在此期间,在基础数学方面也有系统的成果,但很可惜未能发表。

文革结束,继而改革开放,韩念国所预言的科学的春天来到了。他真正看到了曙光。然而,正当他准备在学业上大展宏图的时候,命运再次向他开了玩笑。

一九八O年代初,韩念国到美国进修。一天,他开车在洛基山上兜风时发生交通事故,身受重伤,经抢救获救,但视神经受到损伤,视力几乎丧失。

回国后,他于一九八O年代提前退休。实际上,如果配备以适当的助手,他本可以继续工作并发挥一定的作用。

因为退休得早,韩念国的生活至今还颇清贫。他有时杵着手杖在他家周围散步,或者找人下下围棋。我间或到他家聊天,共同回忆小学中学时代的奇闻逸事,感叹时光之流逝,悲喜人生之无常。


[1]《中国青年报》,1999年9月20日
[2] 李启斌、韩念国、林家翘,《中国科学》1976年第4期,421页。
[3] 林家翘.著,胡文瑞、韩念国译,《星系螺旋结构理论》,科学出版社,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