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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来的纸片


作者:童话


右二男孩为童年的大高(载《光明日报》1960年9月2日) 党的会议记录“纸片”(文中人名隐去)


在二〇〇七年初我们北京小学的同学聚会上,大高(化名)悄悄告诉我,文革大乱的时候,校长室的文件扔得到处都是,他拾到一些纸片,至今还留着。

大高是个天生的收藏家,他四十多年前写的日记至今也还保存着。那一页页写满童体字的日记夹在文件夹子的透明纸里俨然是文物,很不寻常。大高得意地一页一页翻着,我们都涌上前去找四十多年前自己哪天打架、哪天做好事、哪天受批评、哪天受表扬的记录。我在大高的日记中,三次被他树为他学习的榜样!一九六六年的两次是因为“在语文课上积极举手回答问题”和“日记有内容,篇幅长,字迹工整”;在更久远的一九六五年,他竟写到“在严肃方面”要向我学习!大高日记播放了一段我的童年录影,我为此而对他心存感激。

大高没有把他一九六六年在校长室拾到的纸片公开示人。他私下和我说:“那里边还有你妈妈的材料呢。”这句话一下子夺去了我知道自己四十年前被他树为榜样的得意和喜悦,我的心不知道怎么就悬了起来。

我的妈妈生前是北京小学教师,但是从我记事起,她就是一个拿着病假工资的长休病号。一九五七年学校里贴出过她的肖像漫画,把她画成妖冶的阔太太,身旁停着一辆出租小汽车。我妈妈对钱财不很在意,我们儿时出行确实常常坐出租汽车。一九五七年的事我自然不记得,漫画肖像是后来妈妈作为笑话自己说的。一九五七年一阵风险,她竟然没出大事。一九六四年“四清”,她病休也躲了过去。一九六六年在“红八月”中她有惊无险,一九六八年“清理阶级队伍”时她险些在宣武公园自杀,可是也活了下来。现在,她去世三十多年了,却还有“材料”落在我的同学大高手里,这让我不能不惦记着,惴惴不安。

聚会过后,我又是打电话又是发E-mail,婉转而恳切地让大高明白:我一定要看看那份“材料”,他最好把它转让给我,我会不惜代价。电话里大高的声音四平八稳,他矜持地说:“我这阵很忙啊。不过,我保证让你看见你妈妈的材料。”

他说话真算数,几个月后忙的工作一停下手马上就给我打了电话。

我赶到大高家,那个夹有一九六六年拾来的纸片的文件夹子已经端正地摆在桌子上了。

那是两页党的会议记录,是从横格本子上掉下来的纸,题目是《北京小学教职员工情况》,旁边注明了时间“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大高指着我妈妈的名字说,“瞧,在这里。”我一看,我妈妈的名字被列在有“个人政治历史问题”一栏的八人之中。在大高拾来的纸片上,原来有的只是我妈妈的一个名字。

时间已经销蚀了那所谓“个人政治历史问题”兴风作浪的法力,我的心情便松弛下来,饶有兴致地研究起那两张纸片来。

第一页是这样的:

北京小学教职员工情况(1963年12月始)

党员:19人,占总数18.44 % ,党团员共占总数49.51%

一、总数: 104人,团员32人,占总数30.76 %
  群众54人 占总数 %
  (注:旁边写有工整的演算算草,是一个阿拉伯算术式。)

二、存在问题:

  (一)党团内:
  1,家庭中有问题的:4人。(赵XX,王X,王X,冯X)
  2,社会关系中有问题的; X人。(注:无数字,看来需要确认)
  (马XX (注:后半个括号没有,似乎还想在名单上扩充)
  3,有海外关系的:2人。(何XX,尉XX)
  4,思想意识不健康的:2人。(武XX,马XX)

  (二)群众中:
  1,个人政治历史问题,8人(郭XX,肖XX,关XX,陈XX,季XX,肖X,宁XX,崔XX)
  2,反、坏基础,4人(张XX,赵XX,李XX,梁XX)
  3,海外关系,5人(李XX,王XX,季XX,张XX,陈XX)
  4,有修正主义思想,(武XX —— 团员)
  5,五反嫌疑:
   小偷6人:(肖X,蒋XX,武XX,胡XX,刘XX,李XX )
   投机倒把2人:(宋XX,阎XX)
   贪污1人:(陈XX)
  6,侮辱女学生嫌疑,X人:(杨XX,张XX,宁XX,赵XX,马XX,刘XX,邵XX)(注: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确认数字,“人”字前有个空格)

第二页是党员、团员、群众的详细名单,密密麻麻共104人。

大高拾来的党的会议记录——《北京小学教职员工情况》着实算得上是一件文物。原来在四十六年以前每个人就是这样要被党的基层会议逐一仔细分析啊!总共五十四个群众,三十一个都有“问题”。想象着那五名“支委”——三个不太老的老太太和两个不太老的老头——正襟危坐,对着全校教职员工的花名册逐个地煞费苦心,工整地写下一个个枯燥的数字和名字,认真地列出算式并计算百分比的情景,我和大高哈哈大笑起来。一九六三年的那五个支委,没有一个逃过一九六六年坐“喷气式”被斗争,斗他们的大多不是他们认真分析过并认为有各类嫌疑的人,而是从这个“黑名单”上漏网的党团员和群众。

我妈妈是个不问政治与世无争的人,她被放在“个人政治历史问题”一栏的最后一名实在是很冤。不过我如今揶揄不止的“个人政治历史问题”罪名,当年确实带给她极大的压力。一九六八年她甚至把绳子系上了屋梁,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她的同事,一位我叫“季姨”的老师,还有我的班主任关老师,都在这个名单上和她同列一栏,这几位温和宽容的长辈原来都曾在那样的阴影下工作。党员中有“海外关系”的两名不被信任者,一个是我大姐的班主任何老师,另一个是我二姐的班主任尉老师。这样看来,我们姐妹三人的小学老师,竟然全都涉嫌反对革命并受到“组织” 的怀疑。

在这个名单上三次出现的名字“武ⅹⅹ”,那年是个毕业没有几天的师范生。九十年代他衣冠楚楚,担任北京西城区一座著名小学的校长,现在大概退休不久。他在北京小学的年月里不知为什么被认定有三条嫌疑:“思想意识不健康”、“有修正主义思想”,而且居然是“小偷”。我记得青年时代的他面色红润,蓝衣、蓝裤、懒汉鞋,朴素而整洁,身后总是跟着生龙活虎的学生们。

“反、坏基础”的说法让人不知所云。大高解释:“那些人有可能成为反革命或坏分子”,我将信将疑。那四个人中,前两名是管理学生宿舍的保育员,我们叫“阿姨”。张阿姨会写几笔字,在文革中很活跃,居然从“反、坏基础”一跃变成了“造反有理”的人。如果我没有记错,她还进了革委会。赵阿姨有六个孩子,丈夫是个服刑人员,生活得一直特别辛苦,却最终没有跌到反革命阵营里去,只是在晚年又结了一次婚。

在“海外关系”一栏中,季姨又上了一次黑名单,看来她比妈妈的境遇更不好。她的儿女们是我的童年朋友,许多照片都是与他们的合影。我不知道季姨在文革中有什么遭遇,看见她的名字反复出现,心里多少有些沉重。这一栏中的“张燕卿”是我们的生活老师,满头白发,和蔼、拘谨、古板,学生开饭时她总是背着手,站在饭厅中央的过道上,恭恭敬敬地注视学生进餐。在一九六八年的一次“宽严大会”上,随着一声突如其来的口令;“把老白毛押上来!”她被人忽地从座位上揪起,跌跌撞撞地推上了台。事后,她就喝火碱自杀了。

被列上“小偷”名单的胡ⅹⅹ是我们的校医,浙江口音,服饰体面,丈夫是北大教授,女儿也娇滴滴的。把她列在小偷里边不知道是如何侦察的,又抓住了什么把柄,想来特别的滑稽。

最委屈的大概是我的音乐老师马ⅹⅹ。他参加了我们二〇〇七年的聚会,对大高拾来的纸片却缺乏像我一样的敏感,也没有像我一样去追踪,所以对记录自己青年时代不良信息的文件一无所知。当年,他既被认为“思想意识不健康”,又被怀疑有“侮辱女学生嫌疑”。其实,这位马老师极其敬业,曾把北京小学的合唱团训练得阵容整齐,童声如天籁。他有娇妻爱女,一生没有在男女问题上跌过交。看来是他那艺术家的风雅为革命年代所不容,才无端被列为怀疑对象。聚会上他已两鬓如霜,高大的身躯佝偻下来,席间感慨地强调,“好好享受生活吧!”

在大高拾来的纸片上,一九六三年党的领导者们百般警惕却使一个叫肖桂村(见纸片第二页党员名单)的党员漏网,直到“四清”才“清”出她的问题,导致她一九六五年底服大量的安眠药自杀。肖老师是学校里德高望重的教导主任,风度翩翩却爱开玩笑,老是称我“假儿子”。在这张纸片上看见她的名字时,我忽然想起了我的童年绰号。

在拾来的纸片上,每个名字对于我和大高都鲜活生动。我回忆我的,他回忆他的,谈话像是推一只皮球,我推给他,他堆给我。那些老师、工友、阿姨,有的健在,有的已经去世,他们在一九六三年曾经被那样仔细地分析过,并且有那么多被划定为不被信任的人!我不知道有过多少个这样的党的会议,不知道党的基层组织为了这样的会议耗费了多少时间,不知道他们做过多少页这样的记录,不知道用这种方法琢磨梳理过多少人,不知道在这样的控制之下人们的聪明才智还能怎么舒展,不知道在这层阴云底下每一个人经历了怎样的命运。

不能看不起业余收藏家大高的这件藏品,它是一段历史的真实遗迹。大高嘱咐我,不能把原件示人——真名实姓,毕竟关乎当事人的名誉。收藏家大高不仅有眼光,还很有道德呢。


                2007,6初稿
                2010年3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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