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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田


作者:胡伯威



舅妈(后左),妈妈(后右),作者(前左),田田(前中)。1942年

今年七十四岁了。虽然还在带着年轻人做一些工作,但是自从家里有了电脑以后,研究所里给我留在那里的一个办公桌和一个玻璃柜我已经多年没有用它了。所里年年有新人进来,最近又从气象台调过来一个刚修完博士的,已经没有空着的办公位子了,于是想到我那久已空置的地方,来和我商量可不可以腾出来给他。这当然没有问题,只是我得费点劲把我以后也许还会想到要看看的东西搬回家来。我曾经把自己已发表的论文以及手写的、打印的初稿和笔记堆满玻璃橱专门的一层,但是后来借给需要的人看,几份几份的散出去,人家忘了还,我也忘了要,现在差不多有一大半不知去向了。虽然残缺不全,但是三十几年积下的东西既然拿回家,难免抱着点怀旧情绪浏览一番,又因此勾起我写个“大事记”的念头。从我1973年从山区农村回工作单位从事研究工作开始,按年头排下来的一笔流水账。当然是以科学工作为主线,但是也附带记下生活中值得一提的事件。其中写到1978年至1987年妈妈、爸爸、田田先后去世,三次返沪奔丧,特别是爸爸去世后不到两年又送走了比我小六岁的妹妹那时候的情形,不禁悲从中来。当年我就想写点东西宣泄悲郁,但那个年月没有时间。22年过去了,想到这件事我心里总像欠着点什么,迟早要了了这桩心思。

抗战时期我五岁的时候和爸爸、妈妈住在重庆北碚小磨滩司法行政部职工的一所简陋平房里,我开始上小学了。后来妈妈相册里一直保留着一张120胶卷的方照片,就是爸爸、妈妈和我在那所平房前用竹篱笆围起来栽了点花的院坝里的合影。妈妈那时候比往时胖,而且挺着个大肚子。我还记得有一天在学校里上音乐课,老师教唱一首摇篮曲:“风呀,你要轻轻地吹。鸟呀,你要轻轻地叫。我家小宝宝快要睡觉了……”,那天不知为什么,妈妈专门来学校站在教室外面听里面唱歌,后来她全学会了,也马上派用处了。

第二年我六岁,妈妈给我生了个妹妹。记不清是在这之前还是之后妈妈的四姑妈从昆明来重庆,带来妈妈的那个曾做大官的祖父去世的消息,并转达他临终的一项遗嘱:家族内从现在起,新生孩子第一个取名“庭庭”,第二个取名“田田”。这位前清进士这条遗嘱的用意至今我也参不透。那时候“庭庭”已经有了,于是轮到我的妹妹该叫“田田”。这个不像女孩的名字常常被人误以为“甜甜”,听着好像俗得很,但全家人包括她自己一直都没有想到去改名,用了一辈子。那时候爸爸请附近木匠做了一张有栏杆的小木床,白木头,没有上漆。有一天我手痒,用铅笔在小床栏杆上写了“胡田田”三个字,被妈妈打了几记手心。我平生挨妈妈的打就这一次,我想那是因为我把刚做好的新床弄得太难看,我一辈子写的字就难看,何况“写之初”的那个时候。

不久爸爸辞掉政府机关工作,我们搬到昆明去了。在那里两年多我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昆明郊外,外公的大花园别墅里,又有半年跟着两位年龄大我不多的表孃、表叔在另一处郊区的小学里住读,而爸爸、妈妈则带着田田在城里租房子住。所以在我不知不觉中田田长到了三岁,我们又搬到重庆南岸黄桷垭和刚从上海沦陷区跋涉来重庆的胡家三代大家庭全体成员住在一起。

开始的时候这个大家庭共有四个孩子,我是“大哥”。堂妹叫“苹苹”,比田田大半岁,是个小精灵,田田则从那时就显得憨兮兮的。妈妈用拆下来的一件红色金丝绒旧棉袄的面料给她缝了一件小棉袍,她穿上得意极了,逢人就挺着肚子到跟前炫耀,嘴里还说着:“年(棉)袍子,年袍子”。我和比我小两岁的堂弟阿波(后来正式取名“仲威”)特别喜欢逗她,有一次三个人并排躺在我爸爸、妈妈的大床上疯闹,田田躺在当中,我们封她为“军长”,我们两个算是“营长”,在边上侍候她(我们那时候还不懂什么军长、营长,还以为是“金长”和“银长”。想到“金”比“银”大,这点算是歪打正着的对了)正闹得开心的时候田田突然大叫:“妈妈,我要屙尿!”。我们大笑:“不得了,军长要屙尿了!”。还有一次记不得是谁惹恼了她,她捏紧了小拳头,套着“年袍子”的胳膊挺得直直的,瞪起眼睛摇头晃脑的走着,嘴里:“哼!…哼!”,周围又是一阵哄笑。还有一次不记得我手里拿了一个什么好玩的东西被她看中了,吵着问我要。我拿着逃走,她紧紧跟在我屁股后面追,嘴里不停的嚷着;“我要!我要!…”。客厅和饭厅之间隔一堵墙,东头一个门直通,西头则绕过楼梯下的过道相通。于是我们俩从东头进饭厅,又绕西头进客厅,转着圈子跑,不知转了多少圈,她硬是一直喊着“我要,我要”死死跟着不放松,最后逼得我一溜烟跑到花园去了,她再也跟不上就大哭起来,终于把后面小房间的祖母吵得大叫:“烦煞嘞!伯威,伯威,快来带妹妹去王王(她刚从上海来重庆,想学内地的话,把“玩玩”说成了“王王”)”。




作者(后左),田田(前)
田田三岁半的时候,妈妈在重庆又生了个小妹妹,一直没有取名字,因为她在大家庭第三代女孩中排行第五,一直就叫她“小五”。大概不到一岁就患了一次肺炎,请来两位德国医学博士(一位是中国人,一位是德国人)先后用了当时誉为神效新药的盘尼西林治疗都未见效,有一天痰堵塞了气管,脸已发紫,险些窒息死。束手无策之际紧急请来一位女医生,三人会诊,女医生出奇招在给小五洗热水澡后,突然往她身上浇一盆冷水,小五全身一抽搐就把气管里的痰呛出来了,再过几天用药竟逐渐好了。抗战结束回上海以后小五逐渐懂事,显示出与田田很不相同的性格,特别伶俐讨人喜欢,可惜不到三岁又一次染上肺炎,先后到上海两家顶级医院住院治疗已经回天无术了。我中午从学校回来看到妈妈和婶婶在缝小衣服,知道为什么后进房间趴在床上哭了一场,但是过了几天不知为什么当着妈妈的面和田田吵闹起来。妈妈含着泪说:“我现在只有你们两个了,还这样不懂事”。这以后我真的渐渐懂得替妈妈分忧了。

可惜自从进了清心中学读初中,然后是上海中学读高中,然后进京读大学我都是住宿在校,在家的日子稀少。田田始终是陪伴在父母身边的,我去北京后一年半回家过年,她那时十四岁,我见她已经是妈妈的一个很有点用场的帮手。对爸爸、妈妈以及在上海出生的弟弟季威都很亲、很体恤,不是小时候那样糊里糊涂的了。




考入上海师范专科学校的田田。
可能是受了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又被译为“桃李满天下”)的影响,她有志继承妈妈的职业,她和苹苹都没有去上高中,进了师范专科学校,准备将来当一名小学教师。在我大学毕业前半年,妈妈来信说田田已经被批准入青年团了,随信附来她的一张照片,穿着棉的“列宁装”,梳着两根粗辫子,真的青年人了。我当时感慨的是,妹妹怀着一腔热情走上了我走过的路,我自己本来是全家政治进步的带头羊,现在则已经开始对走过的路疑团重重了。可不管她是这样也好,我是那样也好,我们家的人都是心里怎么样就表现出怎么样,没有掺点假。

大学毕业时我开始遭难了,我在湖北“五三”农场接受“改造”的第三年冬天,田田已经毕业出来当上了“人民教师”,她拿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就买了一套“斯威特”的衣裤(也叫“卫生衫裤”,特别厚实保暖的)寄给我,恰是雪中送炭。想象得出这些年月一家人怎么无时无刻不为我牵肠挂肚。果真在得知我“摘帽子”的消息后,来了一封每个家庭成员都写上一段,已经是狂喜得语无伦次的信。

那时岂知“摘帽右派”还是不好做的。别的不说,一年复一年,年龄渐大,交不上合适的女朋友,婚姻事茫然不可期。一九六四年夏天回上海探亲,田田早就准备好给我介绍她的一位同事,看照片长得挺端正的。她告诉我对那个姑娘提起此事的经过:“我给你介绍一个男朋友好吗?”,“啥人?”,“阿拉阿哥”。把从未见过面的“阿拉阿哥”介绍给人家,开这个口是要有决心拉得下面子豁得出自尊心的(我早已发现,长大以后田田的自尊心特别强,又是个短于言辞拙于交际的人),何况还必须坦陈我的特殊政治背景。我很知道这个事是怎么的难为她,所以后来终于没有成功之后我回到武汉专门写了一封信给对方,希望她和田田之间千万不要为我的事弄得不好意思。我能这样去说是因为我知道她对我的印象还是不错的,但终究由于无需赘述的原因受阻作罢了。

那时正是她自己如花的年龄,出落得窈窕秀丽,妈妈的同事曾说:“侬女儿看上去邪气(上海话的‘邪气’就是‘非常’)适意”。有在西郊公园我给她以及她和妈妈拍的几张照片为证,特别是和妈妈母女俩神态优雅依偎在一起的那张“邪气”精彩,堪称经典。妈妈曾来信告诉我她曾经陷入过一段感情,但大概是因为性情鲁直,太不活络“灵光”。到后来以受一顿窝囊气而告终。苹苹说她是个“热水瓶”,里面热,外面冷,最是吃亏。

她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结婚的,听说是苹苹给她做的红娘,妹夫是在杨浦区少年宫搞美术教育的。新房是在我家原先的“电话间”里。我正被批斗管制,无法回家参加她的婚礼,当然那个年头也根本谈不上什么像样的婚礼。

每次我探亲回家,看到她逐渐多地帮助妈妈承担起家务。她结婚第二年夏天就在我探亲回家的时候挺着特大的肚子快要分娩了,我本来想看见小外甥后再回武汉,但是左等右等都不出来,硬是到我等不及回武汉以后才出生,是女孩。过两年还是夏天我再回上海时,小外甥女已经嘀嘀跺跺到处跑,唧唧呱呱话不停了。她叫“顾米”,因为妹夫陈志明文革里一度改名“顾向东”,而这个“米”字是她外公我爸爸取的,意思是“田”里出的“米”。性格外向,样子好玩,一点也不怕生,嘴巴又甜,特有“外交手腕”。成了东长治路余庆里八十五号全体人民(文革以后除了胡家还住进另外三家)的开心果。凡是上班的人早上出门之前,傍晚回来之后都要到小顾米这里来“早请示,晚汇报”逗逗她,过过瘾。但是有了孩子以后田田上有老,下有小,身上的担子一年比一年重了。妈妈虽已退休在家,但是身体不大好,买菜的事往往落在田田身上。我回家多半睡在厨房对面的“箱子间”(家里解放前的储藏室)里,天不亮,一般是五点钟,有时是四点半钟,就听见厨房(兼作厕所、洗脸间)里有动静了,然后听到下楼的声音,因为楼梯就在箱子间边上,她声音再轻我也听得见。天刚亮她(有时和苹苹或陈志明一道)拎着一篮菜回来了。有时候嘴里还抱怨着小菜场:“再起得早天天就这几样,不知道买什么好!”。起那么早一方面是因为供应紧缺,迟了就更买不到什么了。另一方面是马上就要上班。她和妹夫早饭简单得很。放下菜蓝打开蜂窝煤炉子,热好泡饭盛在大碗里,就站在厨房里,呼噜呼噜几分钟就下肚了。然后:“爸爸、呣妈,我走了奥”。

晚上五、六点钟回家马上和妈妈一起烧饭做菜,吃完洗刷完以后稍微坐一会说几句话,接下来杂七夹八的事还不少。有时还要踏“洋机”(缝纫机)缝补衣服,记得小时候我笑她“憨”,我说:“将来田田的绒线衫可能还要小五来给她结”。参加工作后我见她结绒线倒是果真不多,但不是因为不会,而是实在少有闲工夫坐着摸绒线针。但是布衣裁剪“上机”缝补都是一把好手。后来我结婚的时候她亲手给我们缝制和机绣一对粉红色的确良(那时“的确良”比棉布时髦而珍贵)枕头套,花样清雅流畅,比外面买的漂亮得多。

一般夜里八点多钟以后她又在自己小房间书桌台灯下“上班”了,写备课本、批作业簿,经常是要到很晚的时候才见她房里熄灯。于是第二天天不亮又听见她的声音。苹苹也是小学教员,我就没有怎么见她带那么多的工作回来做。

特别是妈妈后来身体越来越不好的时候,我每次回家看到的情形难免使我脑子里冒出样板戏“红灯记”里那句“里里外外一把手”,更加为我小时候取笑她:“将来连绒线衫也要小五给她结”而感到歉疚。一家上下许多事她都要操心到,也包括弟弟季威从下乡回来几年之后还没“解决”的婚姻问题(那时代入党也叫“解决”,提干也叫“解决”,婚姻也叫“解决”)。有一个夜里弟弟很晚还没有回家,那时候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她急得前头后头楼上楼下的嘀跺转。

看不见田田在工作单位(学校)里是怎么样的光景,但是有一年她被授予“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我看到了红色丝绒盒子里一枚闪闪亮的金质奖章。劳模就是超常卖力“劳”出来的,特别是上海市劳模这个衔头不是开玩笑的。她在那里怎么在干可想而知。

回家次数多了我也逐渐感觉到田田在性格上有些“板”,有那么点像我们的爸爸。对什么都过分认真,拘泥“规矩”,对自己和别人的要求都偏于苛刻。我常看到的就是对她的女儿,生性活泼好动的小顾米。爸爸和田田采取的方针都是“从严管教”,动辄呵斥,就是怕她太活泼了收不住心。文革“深入”之后社会上多乱象,对小女孩看紧些也有道理,不过相比大多数家里的做法显得过分了些。看得出小顾米向来是不敢犟嘴而心里不服的,实际上最终也没有把她天生的性格拗过来。至少从表面看,对妹夫陈志明她也是像个“领导者”,小事也管得严。但是在陈志明受到委屈的时候她马上要“站出来”。陈志明有点“艺术家做派”,生活上马虎不拘小节,屋里东西不大收检,穿着也随便,有时候有点邋遢。爸爸则凡事都有他的一定之规,什么都要弄得周周整整,地地道道,一丝不苟,还有洁癖。眼皮下见不得离开他的规矩和标准的事,看不顺眼就要指摘,特别在小辈面前家长作风,对女婿也不讲客气。批评三十几岁的人也像训小孩一样,一点不给留点面子。你习惯,人家不习惯。田田自己也常为小事数落陈志明,但是当陈志明在爸爸面前挨训难堪的时候,她倒沉不住气了,起而抗辩,父女之间一时红了脸。

她是劳动模范,据说大照片都曾贴在人民广场外面的玻璃框栏里,在单位里甚至区里都应该算是个“红人”了。但是我们家里苹苹夫妇、陈志明、甚至两个参加了工作的小一些的弟弟都常有“人客”上门,而以我的印象很少有同事朋友来看田田。以前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最后才弄明白的。

她认真,不仅工作认真,家务认真,思想也认真,是非也认真。“党的话”她听得认真。我也曾特别认真,但是我因为认真而要追根究底的琢磨,她则是认真得无条件相信。到了七十年代后期有人说起香港怎么好,她还说:“什么香港?臭港!”,她坚信从小政治学习里读到听到的,外面的资本主义世界是腐朽万恶的。总之后来我听到是这么个情形:文化大革命大家“造反”,她也参加了一个叫做“东方红小教造反队”的组织,但这个组织名为“造反”,实际是“老保”,因为“保守派”是保老领导的,她相信党的老领导,即使大家都响应毛主席、林副主席、江青同志的号召,咸与造反了,她转不过这个弯来。但是对于周围人,包括党员里面那些不符合“党性和党的优良传统”的“不正之风”,看得过于认真就适应不了无法改变的现实。以至于认认真真当完了十多年共青团员之后,劳模也当上了,就是没有本事“解决入党问题”。我没有问过她,是她自己没有“积极争取”还是怎么回事。但是从她的性格和平时话语中大体看得出这里面有些不容易说清的疙瘩,我想象得出:如果入党简单的就是“献身伟大事业”,她都做到劳模这个份上了,不够入党或者不愿入党都是说不通的。而“解决入党问题”就是两回事了,人们相当普遍的把入党当做和饭碗、老婆、“进步”(我出了学校才听到老同志们说到的“进步”就是指的升官)等一样属于或迟或早需要“解决”的“个人问题”。于是怎么争取“解决”也就五花八门了,于是她一定认为她所在的单位和单位的支部中那些入了党的和要入党的人往往存在就全国而言应该是属于“极个别的”叫她看不惯的现象。所以,要么是这个影响了她去争取的积极性,要么是她学不会像人家那样的去争取“解决”。

在中国特色社会里不入党而当“劳模”对个人而言是走上一条最吃力不讨好的路,沾不上权力,扯不上关系,捞不到方便。反之被放在展台上站着众目睽睽,让大家横挑鼻子竖挑眼,看你有没有哪一点不符合“高、大、全”。小学教员而劳模更注定把你累死。鼎鼎大名的时传祥,他是掏大粪而劳模的,要继续做榜样,就不能挪位子,往后得继续天天掏更多的大粪。作为小教劳模的她,最“荣耀”的事是领导经常叫她上“公开课”,每次她得按照一大套评判标准挖空心思备好一堂无可挑剔的示范课,本校外校许多同行来观摩听讲,如此而已。每一次演秀的准备对她来说都是在灯下熬到深更半夜的心血消耗。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友”,为什么她很少“闲友”上门聊天?“淘大粪”很少喘息时间,哪来的功夫和人闲聊。为什么她很少“事友”互相照应?人家以高清标准挑剔她,她自己也认真挑剔人。把写在文件上、放在桌面上的话语看得过于认真。不知道为了一些事情“兜得转”,有些不见经传的“关系学”技巧是免不了的。接触面上硬邦邦干巴巴的没有点润滑剂,磕磕碰碰就多。后来我才听到,她头上顶着那没有实惠的光环,不仅招来挑剔也招来妒忌,她背着高强度工作的压力,也背着紧张关系的压力。有时她在家里也搞得不大融洽,这里面原本更没有什么“大是大非”,她认为别人应该这样,别人有别人的原因而不这样,这时候聪明人就不当“至察”,马虎些算了,她转不过弯把面孔一板就容易弄得彼此不开心了。

后来那些年我回家探亲期间发现,她有时下班回来把夜饭的事张罗完了以后就把一双浮肿的腿搁在小矮凳上,倒在躺椅上眼皮也撑不起来了,八九点以后才来了“第二次精神”去到书桌前挑灯夜战。大概刚到四十岁左右早看不到她年轻时的标准身材,不仅身上和四肢扩了圈,脸盘也大得很显眼。后来得知这并非“心广体胖”,她有些异样感觉后,住在隔三家79号的亲戚家蔡明拿了心电图机给她测试,发现心脏有毛病了。当时还没有确知那性质是属于多半过劳而致的心肌病,是有一次我回上海去胸科医院找了我中学同学的儿子秦元替她诊断后才知道的。

到八十年代中她总算得到国家給她一个实惠的奖赏,分得一套房子,在邓小平参观过的“曲阳新村”,一间带一个套间,煤气灶放在进门处的小过道上,楼梯口不到两个平方的小间里有个便池。房子在现在看来简陋粗糙,但那时的上海独家得一套“公寓房”是很稀罕的新事物了。唯一而隆重的装修是小木块沾在柏油上镶成的地坪,爸爸在世还来得及去观光一次,她自己则只在里面住了两年多。

一九八五年夏天爸爸去世,秋天我和一位同事经过上海到厦门去开会,那天上午到东长治路老屋,中午田田从学校赶过来请我和同事一起到东长治路一家新馆子吃了饭又匆匆回校上课。这前后季威几次来信说到她的心脏病日益加重,大家劝她多当心自己,学校里的事不要那样卖命了。不知她自己心里怎么想,反正行动上一点也没有听进劝告。我听说一些情况后在武汉郑重写了一封信给他,情急之下我学了一次爸爸的“家长作风”写了一句:现在爸爸不在了,“长兄为父”,你现在得听我的话。

她小时候“憨”,“憨态可掬”倒也可爱。大起来表现变了,但是深处一个核心的东西没有变--脑子不活络。实实在在说,我们兄、妹、弟三个人,她在智力上稍逊一筹。她要不甘人后只有加倍的卖力以至卖命来补偿。与她年龄差不多的堂姐苹苹是个特别聪明、机敏而豁达的人,同样是小学教员干得很出彩,不仅是劳模而且是全国三八红旗手。在她是举重若轻得心应手的。田田的拚命干不仅是家传的认真,还有一个原因是好胜心强,不甘落后,暗地里和苹苹在较劲。但是只能靠拼命她要付出什么代价?

终于在一九八七年春节刚过不几天接到季威弟来电,田田病重,要我速回。我的心陡然沉了下去,病重而至要我“速回”,事情大不妙了。我设法以最快的速度赶回上海已经来不及,医院里住了几天,心电图连续监测,终于只见一条平线没有信号了。我到家的时候遗体已经送进殡仪馆。

他们告诉我,这次住进医院的时候她自己已经知道不行了。她要求陈志明替她做一件事:拿个磁带收录机去“五中心”(小学)她当班主任的那班教室去录下孩子们在课堂里的声音,到病床前放给她听。在她明知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把这当作她最大的慰籍和最后的一点享受。可见,样板戏里闪光的豪言壮语也好,她自己那点好胜心也好,都有份。但之所以使得“领导和群众”不得不承认她够当“市劳模”,那份爱,那深入骨髓的职业情怀,是根本。

处理后事我和陈志明、季威一同去找她的校长。其实余庆里弄堂口朝右不过五十米是高阳路,沿高阳路不到一百米到第二个转弯角子那里就是“五中心”了。解放前叫唐山路小学,这是胡家我这代好几个人的母校。那天春寒料峭天空阴霾,记不清为什么我们是在一贯冷清的高阳路上人行道边会见她校长的,年龄看上去比我还大一点,穿一件旧棉袄,旧的棉解放帽,像个老工人师傅。我们走过去的时候他笼着袖子蔫蔫的候在人行道边,说起田田的事他很动感情。

追悼会的情景是出乎意料的。单位给她租的那个礼厅比前几年先后追悼妈妈、爸爸的厅都大些,可是当我们到的时候厅里已经挤得满满当当的了,厅外空地上人头也像小菜场里差不多了。家人亲眷去了一二十个只占来宾的极少数,其他的除了她的领导、同事,绝大部分是学生,不只是现在的学生,还有很多她历届教过的闻讯赶来的已经长成大人的学生,丧礼没有开始,厅里已经听到零落的抽泣声,哀乐响起的时候礼厅内外从抽泣而越来越响,终而嚎啕成一片,自发的举哀时间之长是我参加过的追悼会未曾见的。生前田田拙于人际关系,弄得有点孤单落寞。到这个时候毕竟看出至少在她和童真的学生之间,赤心换赤心,临终听孩子们录音的感情换来孩子们满堂嚎啕的感情。

亲人首先告别的时候我走到她遗体前禁不住有点失了态,竟双手把住她冰冷的遗体痛哭不止,清醒一点的时候我才想到自己举动有点出格,照“规矩”这个角色轮不到我,我应该尽量克制以免触动处境比我更哀痛的人。但那个时候一切都涌上我心头来了,我长期离开家在那种不堪的境地下孤零零在外。而全家人为我终日提心吊胆精神上沉重压抑,我知道妈妈没有能多活几年就和这个有关。我没有能好好照应弟妹,反而是田田为我操心多。虽然我的处境往往是“自身难保”,但是她在上海的日子也从来不轻松啊。等到我处境好起来一些之后我们家就开始了人丁凋零,妈妈、爸爸先后去了也不算短寿,思想多少有些准备。田田才四十六岁啊!怎么后脚跟前脚那么快的就随爸爸走了呢?

回武汉的船上,我几次踟蹰在后甲板凭着铁栏杆呆呆的顺大江东眺,,早春寒风使我感到里外都冷浸了。初中国文课本上袁枚《祭妹文》那最后一句话一次次的涌上心头:“……朔风野大,阿兄(胡家其他弟妹都叫我“大哥”,只有她一个人叫我“阿哥”,从此叫我“阿哥”的人没有了)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

袁枚到这里再加两个“呜呼哀哉”就搁笔了,我也该赶快逃离这种心境,停键了。


摘自《民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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