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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幼儿园孩子眼中的一九七六年


作者:唐伟


一九七五年,我被送进阜新矿务局局直幼儿园。本来我由奶奶带,只因爷爷一吃饭就爱用筷子蘸酒给我,发展到后来,筷头子已经满足不了我的需求,开始喝他的酒壶底,搞得我奶非常生气,但她又管不了我爷,所以就开始勒令爸妈将我接回自己家去。我奶是特别正经的老太太,有一次我和胡同里的孩子打扑克赢火柴的,被她看到,声色俱厉地教训了四十多分钟,反复灌输我“这就叫赌博”、“赌博没有好下场”。我很容易就“戒赌”了,到现在也没参与过任何赌博活动。但童子功式的酒瘾,却始终没能根除。

我爸当时在材料科,经常天南地北出差,一年有一多半时间不在家,我妈要上班,我姐要上学,接我回去只能送幼儿园。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对那种集体生活特别恐慌和忧愁。听说要回去,我就抱着爷爷大腿涕泗滂沱,哀动左右:邻居们闻声都过来帮着劝。我爸也陪着笑脸跟我奶周旋,因为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细粮”问题,我在爷奶那儿吃,我姐和我妈就能好过许多。最后我爷拍了桌子,我奶才不得不暂时收回成命,勉强答应再帮着带些日子。

哪知道世事多变,第二天晚上八点来钟,我正在炕中间为大家表演“打虎上山”,突然一阵“咚咚咚”的巨大响声。我爷家后院是全市有名的五龙老豆腐房,开始大家以为砸豆饼的动静,后来看到我在炕上摇晃不停,好像是老叔最先叫“不好,这是地震吧”,大家这才抱上我跑出院门,外边已经跑出来好多人,大家傻站半个多小时,才壮着胆子各回各家。

后来知道这是著名的海城大地震,七·三级,准确时间是一九七五年二月四日。地震发生后,全市开始流行搭抗震棚子,我爷家附近都是胡栋,没合适的地方搭棚,而且最初我爷根本不拿地震当回事,直到第二年,唐山又弄了一次大地震,把住在那里的我三叔祖全家人都拍扁了,他才从失去亲兄弟的悲痛中,深切领会这种自然灾害的残酷凶狠。

因为我爷家没搭地震棚子,我奶便有了籍口,几次三番找我爸妈接我回去。她的主要目的就是不想让我再有机会喝“壶底”,跟我爸说,她那份细粮可以匀给我一半。

这样我被弄回家。

我家的抗震棚已经初具规模,地点在小学校操场上,距家顶多三百米。我回去时只差棚顶,本来我爸管这些,到哪矿都能要着,可是那年头人特别讲原则,越是管这个,越不敢随随便便,所以封顶的事一拖再拖,拖到天都热起来了,还不能竣工。最后竟然是我十岁的姐姐找了她的一个同学,弄来了一大张黑中泛白、半新不旧的油毡纸,解决了棚顶的材料问题。

我爸和我爷一样,说不怕死,抗震棚他不怎么去住,我也不爱去住,最喜欢抗震棚的是我姐,周围住着她许多同学,他们每天从一个棚子窜到另一个棚子,兴奋得像一群被猎犬追赶的兔子。我说不准在棚里一共住过几回,但是最后一天的情景却记得非常清楚。那天突然又是闪电雷鸣,又是狂风骤雨,大量雨滴从棚顶漏进来,我姐跑回家拿来了两个盆,接满一盆往外倒一盆,我也帮着用搪瓷缸子接,结果不小心洒到铺盖上,急得哭起来,后来我爸妈也都过来了,突然一道强光一声巨响,小学操场上一棵“钻天杨”被雷劈倒了,好多孩子都冲进雨水里去捡摔得半死的麻雀,接着我家抗震棚被风掀开了顶,那张大油毡纸竟然风筝一样飞走了,我爸追了出去,回来时两手空空,抹着脸上的雨水傻笑了几声,于是我妈和我姐抱起湿透的被褥,四口人顶着几个脸盆,冒着瀑布一样的大雨回家了。天晴后我爸拆了只剩几根棍的抗震棚子,回来剁成劈柴棒,就这样我家“抗震棚时代”宣告结束。

但是地震的威胁并没有结束,爸妈把一个长条箱柜里的旧大衣、破棉袄折腾出来,空箱在炕上放倒,箱底紧靠着墙壁,另一面则是去掉盖子的箱口,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作为特别保护对象钻在这个箱柜里,一直睡到一九七六年。

一九七六年我已经习惯上幼儿园了,虽然每天我姐把我送去时,我都会带着哭音哀求说“姐你早点来接我”,但是毕竟不像最初入园时跳脚大嚎大叫。姐姐总在放学后第一时间接我,有时她上半天学,我也沾光早回来半天;赶上我爸出差回来,也先接我回家。这中间爷奶有时也想我,把我领回他们家住,那时老叔装了台收音机,能听到许多样板戏和新闻,我还记得“四五”运动当时报道中有一段,女播音员说暴徒们不光在广场捣乱,还上公共汽车,对女售票员动手动脚,有人劝阻,暴徒也不听,继续耍流氓。

九月有一天下午,我也是提前从幼儿园被接回来了,和几个邻居孩子在小学操场上玩,突然听到远处传来一阵哀乐,然后又有广播声,但听不清楚内容,不一会儿,住在胡同北边第一家的尹姐从学校那边走过来,边走边哭,眼皮肿得很高,左眼角还鼓起了一个小包,她弟弟在我们中间,喊“姐你怎么了”,尹姐停下脚,一边抽搐着,一边无比轻蔑地看着我们说“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你们不知道?”她说完又哭着走了,她弟弟则不好意思地朝大家笑了笑。后来又玩了一会儿,非常晴朗的天,突然阴了下来。这时过来一群学生,边走边议论说毛主席有灵啊,毛主席一逝世,老天爷都有反应啊。

这之后我第一次看到电视机和电视节目,是我爸领我去他单位看的,非常小的黑白屏幕,毛主席遗体上盖着一面旗,周围人都低着头,我爸告诉我说这叫默哀,用沉默来寄托哀伤的意思。

我们幼儿园也搞了默哀,默哀前每人都发了黑布,用大头针别到袖子上。那段时间我很紧张,因为老师说不可以穿红色衣服,谁穿谁反动。但我只有两条衬裤,都是血红血红的。我问了我妈,她说穿里边的没事,再说小孩也没人在乎。但我还是担心被人发现,所以刻意把外边裤子穿得低些,以防止裤脚那里露出衬裤。接着我被老师发现了“才能”,她教唱的一首“松柏万年青”的歌,是专门“寄托哀伤”给毛主席的,我是班上唯一能够全部背得下歌词的孩子,其实是因为我姐整天练习这支歌,在老师没教之前,我耳朵已经听出茧子了。

当时穿在里边的红衬裤让我惶恐不安,老师教这支歌时,我唱得非常响亮,表现得也非常哀伤,我觉得这样,大家就肯定猜不到我穿着反动的衬裤了。老师教这支歌时,跟教唱其它歌的态度完全不一样,极其严肃认真,还采取分组方式,逐一检查过关,我同班大部分孩子只能背下第一段词,被罚到走廊靠墙站的,占全班人数的一半还要多,因为我唱得最响最全最哀伤,老师狠狠夸奖了我,并且让我站前边领唱并挥舞双手打拍子。那段时间我很早就起来,催我妈快做饭,催我姐早些送我,每天意气风发,精神抖擞,走路都是跳着走,心里还偷偷感激毛主席和他的逝世。

这样风光了一个来月,算起来是我人生历程上,首次凭借文艺才能“出人头地”。然而不久,“金色的十月”到来了。有一天,老师先通知大家,有一首歌的歌词有改动,原先的歌词是“红小兵斗志高,对着邓小平猛开炮”,现在改成“对着四人帮猛开炮”,然后说剩下的时间我们组织批判会,主要批江青,希望大家踊跃发言,谁先来?

对江青我可一点说不出什么,看看大家,基本上也都是惶恐或茫然的表情,只有一个叫什么松的孩子举了手,说他知道,老师如获至宝,请他站到前边去,他先讲了毛主席的病本来没事,但是不能翻身,可是江青太坏了,进了病房,偏去给毛主席翻身,结果毛主席的病就严重了,最后逝世了,如果不是江青去乱翻,毛主席还能活下去。

老师连声说“好”,又鼓励他再批。

那天上午,这个叫什么松的孩子出尽风头,把我前时所有风光都夺走了,最后他说江青什么都是假的,头发是假的,咂儿也是假的,连屁股都是假的,有一次上茅房,屁股竟然顺着坑口,掉到下边粪池子里去了。大家都听傻了,眼睛里充满对他的崇敬,我也非常羡慕他能知道这么多,但更多的是一种酸溜溜的感觉。老师狠狠地夸奖了他,最要命的是,当场宣布让他接替我打拍子的任务,领着大家唱“对着四人帮猛开炮”。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那个什么松从哪里得知江青那么多的“秘密”。当时的人即使是小孩子,在这一点上都非常驾轻就熟:捧人就捧上天,把人变成神;埋汰人就往死埋汰,把人变成鬼。

从那以后,我基本上就被这位老师遗忘了,仿佛从来没夸奖过一样,她再也没夸奖过我,让我在六岁时就过早地领略到:一切荣耀都只是过眼烟云。


               二OO九年八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