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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沈先生——听张充和讲故事


作者:苏炜

写过《香椿》一文后,很多朋友都这么劝我:你不要守着宝山不识宝呀,像张充和这么一位硕果仅存的世纪老人,一身都是可以入书入画的故事,你可得要逮着空儿就去看看老人家,多听她讲故事。她的那些宝贵记忆,记录下来留给后人,就是一笔文化财富;毕竟是年过九旬的老人,带走了,就可惜了。

我跟张先生说(日常我们都习惯唤她“先生”),她直摇头:“我没有什么值得写的故事。好些年前,就有人说要给我写传记,被我一口回绝了。我不觉得自己是个什么值得立传的人物。”我知道张充和生性淡泊,从不在乎那些外在的虚名;但却非常爱惜羽毛,不愿意别人乱写她——她对坊间某些不实的文字,是颇有些微词的。可是,被我缠多了——我倚小卖小,总趁着她兴致勃勃又提起什么好玩旧事的时候,就把这个话题提出来——她便说:“好吧,我以后随便乱讲的什么东西,你可以做点记录。我还是坚持不肯让人写什么传记,你就记点好玩的小故事吧!”

——这,就是下面这些故事的由来。


“哎哟,有鬼哟!”——关于沈从文碑文的故事

从中国回来,去看张充和先生。谈到我回了一趟下乡的海南岛,有一位知青老友分手时告诉我:他将去湘西凤凰,看看沈从文先生的旧居。我便叮嘱他:到了沈先生墓前,代我烧一炷香,抚一抚那块当作墓碑的大石头——因为在自己的文学路途上,沈先生的湘西文字,一直对我起着一种领路的作用。我还对他说:冥冥中常常觉得跟沈老先生有缘,不知怎么着,就会三不五时和沈先生的东西或者沈家的人遇上了。比如,沈先生墓碑上有两行碑文,就是我一位熟悉并且敬重的老人写的——那是沈先生的内妹、现在就住在耶鲁附近的张充和先生。

说起沈从文,张先生的双眼晶亮起来。

“我听说,那块作墓碑的大石头,是他们沈家的青壮后生,从大山上推下来的呢。”张先生笑眯眯说道,“沈先生走的时候,北京的一个侄子给我打电话,让我写一副挽联,说第二天开追悼会就要用。要得这么急,我怎么写啊?我告诉他:我恐怕写不出来。”

我说:“我记得你后来写的是很精警的四句话,具体文字,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张先生便站起来,走到饭厅她日常写字练字的大饭桌上,扯下一方边角的宣纸,拿过手边的圆珠笔,以竖行写下——

“不折不从,亦慈亦让;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即便是顺手用圆珠笔写下的文字,也是铁画银钩,带着法书的劲道的。

“……那天夜里,我怎么都睡不着了,满脑子都是跟沈先生有关的事情。睡到半夜,干脆爬起来,研墨,写字,顺手就写下了这四句话。” 张先生把纸张递给我,点着上面的文字,解释道,“不折不从,说的是沈先生的坚守。他一生经历过各种坎坷,在文革中也受过各种苦,可是他总是能坚守住自己的一点东西。后面的,就更好理解了……”

我说:“这四句话,确实把沈先生一生的品性都勾勒出来了。”

“……写好了字,我是用传真机给北京Fax过去的。我告诉他们,这不算挽联,就是记下了我心里对沈先生的感觉。没想到,他们大家都说好。我没有回湘西凤凰去看过,我听说,这四句话,他们是从我的Fax上直接放大,雕刻到墓碑上去的——就刻在那块作墓碑的大石头的背面……”

我说:“我的好多朋友都专程去湘西拜祭过沈先生,都特别喜欢那块巨石墓碑,喜欢你写的这四句话。”

张先生笑吟吟道:“更神怪的事情还在后面呢!他们都说好,我没太在意,可他们还说,我把沈先生的名字也嵌在里面了。我倒大大吃了一惊!——没有哇!我就是这么顺手写下来的。可我自己仔细一看——唉呀呀,可不是吗?四句话的尾缀,正是——从文让人。——哎哟!有鬼哟!我没那么想,是鬼让我那么写的哟!”

我大笑:“是沈先生天上的魂靈,让你这么写的吧!”

张先生摇晃着脑袋,仍在不住笑着:“这事真神了。——‘从文让人’。这也确实是沈先生一生的特点。沈先生总是在让,好像不会刻意去争什么。——可这‘让’里面,有多大的学问哪!不过,在写字的当时,我都没想过这些,更没想过要藏他的名字在里边——哎哟,真是有鬼哟!”

张先生又重复了一次“有鬼”,咯咯笑得响脆。

——所谓“鬼遣神差”、“鬼斧神工”。我想,也许没有什么,比这个故事是更好的注脚了。


生命中另一位重要的“沈先生”——张充和与沈尹默交往的故事

还有一个“沈”——沈尹默,是张充和生命里程中的另一位重要的“沈先生”。

那天去看张先生,她正为一件事情犯愁——沈尹默先生的家人准备出一本沈先生的全集,要请她写序。她因为年龄和身体的原因婉拒了;他们又提出请人为她代笔作序,她也不乐意。“跟文字打了一辈子交道,我从来不做让别人为我代笔的事情。”所以,她感到很为难。

“……我跟沈先生的儿子说,我并不是最合适写序的人。沈先生比我高一个辈份,我这个做小辈的,怎么可以给长辈的文集作序?这与礼数不符。要写,顶多也只能写个跋什么的。再说,我真正跟沈先生学书,只有五年,不算长。这五年间也不是经常在一起,重庆那时候老在轰炸,见一次面不容易。算起来,我统共造访他,也就那么十来次。当然,我是十分景仰他的。可是,有许多人跟了沈先生大半辈子,现在活着的,还有跟过沈先生二十几年的人,不应该是由我来写序啊……”

因了这个话题,张先生跟我谈起沈尹默——这位二十世纪中国书法的一代宗师,和她交往中的许多趣事。 “……那时候,抗战的陪都重庆,于右任担任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长,院中聚拢了很多文人学士——章士钊、沈尹默、谢稚柳、乔大壮等等,好多有名的国学大家、书画大家都会聚在那里,可谓济济一堂,我的表哥李栩广也在他们那里。监察院的宿舍在曾家岩的陶园,我那时任职教育部,住在城外的青木关,离曾家岩很远,虽然常常去造访他们,但去一趟其实不容易。”张先生说着便轻轻笑了起来,“说一个好玩的故事:沈先生眼睛不好,近视深达一千七百度。平日难得单独出门,更别说认路了。有一天我从青木关出来看沈先生,我平时都不在他那里吃饭的。那天沈先生高兴,坚持要带我出去,走路去一个小馆子吃晚饭。往常进城,天晚了,我就会住在胡子婴家——她是章乃器的离婚太太。吃过饭,我要坐公车去胡家。沈先生想要表现他的绅士风度——男士一定要送小姐上车的呀,无论我怎么推辞,他都非要亲自送我上车不可。我拗不过他。可是我作后辈的,更担心沈先生的眼睛不好,他送走我,自己认得路走回家去吗?所以,远远的看车来了,我跟沈先生大声说:再见再见!沈先生便朝车上摆摆手,也说:再见再见!车一响,他就转身走了。其实我没上车,我知道他眼睛看不清,又担心他自己找不到回家的路,就悄悄地尾随在他后面……”张充和说着响亮地笑起来,“我一直悄悄跟着他,离他丈把远,他完全不察觉。那时候街灯亮了,我看他一路上摸摸索索地找人问路。我那时候想,若是他认错了路,我就再冒出来,把他送回家去。没想到,他跌跌碰碰的,还真找对了家门!我这才放心走了……”张先生眸子里闪跳着调皮的神色,“沈先生一直没发现我,我呢,也从来没有告诉过他这件我‘骗他’的故事——他始终都蒙在鼓里哩!呵呵呵……”

张先生依旧得意地笑着。眼前,仿佛不是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而是那位翘着脚尖悄悄尾随师长身影,青春洋溢、活泼调皮而又尊师爱师的“张家四小姐”……

我问:“当初,你是怎么跟沈尹默先生认识的呢?”

“我学字多年,早就仰慕沈先生的书风和大名,”张充和笑笑说,“可是到了重庆,也不敢贸然造访求教。那是1941年吧,我在重庆国泰戏院演昆曲《游园惊梦》,演出很轰动。章士钊作了诗,很多诗人唱和,沈先生也和了两首,就抄录在纸上托人转给我,这样我们就认识了,以后就常常向他求教。那时候到沈先生家,一进去先报上名字。他听说我来了总是很高兴,我就站在那里看他写字,一站就站个半天。按说,沈先生应该算我北大时候的老师,但我考上北大的时候,他已经先离开了,我倒是真的当过沈先生的弟弟——沈兼士的学生。”

我问:“这是哪一年的事情?”

“我读北大,大概是1933、34年前后吧。”张先生仰起头,勉力想了想,“我总是记不清年代、时间和地点,但查一查就清楚了。沈先生性格乐观,一点儿也没架子,写字就用一张小桌子,站着写,我就站在一边为他拉纸,看他写字真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但他不要我学他的字,也不要任何人学他的字。他说,要学,就学他娘家的字——他说的‘娘家’,是他学书法追随的各流各派的老祖宗。这个‘娘家’,可大得不得了啊!”张先生又是那样轻轻地笑了起来,“因为路远,我过去看他,有时候就在他那里吃午饭。其实在他们家,给我管饭,也负责招呼里外的,是一位姓金的女士,叫金南萱,我们叫她金小姐。” “她是沈先生的什么人?”

“她是沈先生第二任太太褚保权的好友。嗬,这位金小姐,可是一位有故事的人物哩。”张先生的笑容里隐隐带着一种调皮,“金小姐是学艺术的,在北京学画、教书,好像是买航空奖券中了五万块的大奖,就不教书了,回到江苏水乡。那时候,驻守江阴炮台的一位将军看上了她,张罗着要大办婚事,派出轮船接她去结婚。那时候,正是七七事变之后,和日本人的抗战最紧张的时候,江阴炮台又是这么重要的位置。有人报告了老蒋(蒋介石),结果接金女士的轮船还没上岸,那将军就被老蒋下令给枪毙了。她从船上走下来,才发现自己已经成了寡妇。那一家人自然是都不喜欢她。她竟然就在那个其实没有真正成亲的“婆家”里守寡了几年。她再也受不了了,就是这样,投奔的沈先生。那时候,沈先生正在与他的第二任太太褚保权谈恋爱,金是褚的好友,沈先生愿意收留她,就一起跟过来了。”

我很好奇:“那位金女士漂亮么?”

“挺漂亮的。她年轻,受过很好的教育,风度很好的。” 张先生脸上现出一种殊异的神情,“更让我震惊的是,金女士还有一位姐姐或者妹妹,跟一位好像是建设厅的厅长好上了。那位厅长已有妻室,厅长太太就到蒋夫人那里去告状。老蒋一生气,又把那厅长给毙了。——两姐妹的男人,竟然都被老蒋毙了,据说到了重庆,两姐妹还不能见面。那是金女士亲口告诉我的故事,听得我呀,头皮都麻了!”

“那位金女士,后来再婚了么?”

“她后来跟重庆政府里一位官员结了婚,但是还是住回到歌乐山来,帮沈先生管家。她照料沈先生的生活起居,非常仔细体贴。沈先生不吃猪肉,但也不是纯吃素。战时吃肉本来就难,怕他营养不够,她就把肉丝打碎了,做成肉汤。沈先生眼睛不好,不知那是猪肉,喝那肉汤,倒是很喜欢的。”

我笑道:“这又是关于沈尹默的掌故中,另一个善意的‘骗人’故事。”

张充和也笑起来:“说起来,我跟金南萱还有同床之雅呢。那一年——大概是一九四一年,四川一位杨姓乡绅请沈先生、金女士、乔大壮和我一起,到他们在歌乐山以外的一个叫杨家花园的山庄去住两天,一起吟诗、写字、作画。那两天,我和金南萱同睡一张老式的大床,她就跟我细讲了她的身世来历。那个未成媳妇就先成寡妇的故事,是她亲口告诉我的,听得我真不好受。”

“这位金女士,后来还一直跟着沈先生么?”

“沈先生一直善待金南萱。在重庆时候,金南萱开过画展,沈先生还为她帮忙操持,写诗题字的,很尽心。我记得金南萱先生姓张,婚后还生了一对双胞胎。那以后,我结婚、出国,就和金南萱断了联系了。” ——“红颜知己。”我心里浮起这个字眼。从沈尹默先生为张充和留下的大量的诗文手迹看,张充和与沈尹默之间深挚的师友之谊,可以配得上这个字眼,金南萱,或也可以算其中的一位。


绿腰长袖舞婆娑——张充和与昆曲的故事

和张先生聊天,常常都是从茶几上的书本引出的即兴话题。

那天去看她,小几上摆着一摞跟昆曲有关的书。有“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出报道结集,还有一本由俞振飞题名,名为《姹紫嫣红》的“昆事图录”。翻到其中“张家四杰”一节,正收录了他们张家四姐妹——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与昆曲结缘的故事,还有姐妹们各自在昆曲舞台上的演出剧照。(据张先生说:三姐兆和其实没有唱过昆曲,戏倒是懂得很多,只是各种谈昆曲的书里都爱这么写——“张家四杰”。)看着那些蛾眉淡妆、婀娜多姿的身段姿容,陈年的黑白图片上似袅起一缕缕兰菊的馨香,我便和张先生谈起了她生命中另一个重要东西——昆曲。

张先生喝一口淡茶,慢慢说道:“我学曲学得很晚。小时候读的是家里的私学,十六岁才正式进学堂——进的就是我父亲在苏州办的‘乐益女中’,那时候我的几个姐姐都上大学去了,女孩就剩下我,我就开始跟着学校的昆曲课听昆曲、学昆曲——那时候我父亲的学校是开昆曲课的,一个星期上几次课,有专门的老师教,几个学生一起学。慢慢就觉得不够了,父亲便单独给我请老师。我的昆曲老师姓沈,名叫沈传芷,我唤他沈先生、沈老师,是昆曲界‘传’字辈的名角儿……”

我笑了:“又是一个‘沈’——张先生你注意过么?你生命中有好几位‘沈先生’,都跟你最重要的经历有关。”

张先生眼睛一亮:“哎哟,真的哟,他们都是姓沈哟!”

“哎哟,又有鬼哟!”我几乎忍不住要学着她的口气,可是我把话咽住了。

她微笑着又沉入了回忆之中,“这位沈老师什么都会,小生、冠生、正旦、花旦、小旦的戏,他都会唱,就是不唱老生。他教我的时候其实还不到三十岁。”

我问:“那时候昆曲的演出,很兴盛么?”

“其实也不。那年月,上海舞台上唱昆曲的,只有传字辈的一个班,在‘大世界’中演出。战前那几年,就开始不太有戏唱了。苏州离上海近,我父亲就请他们过来教曲。沈老师先在苏州教,后来又到青岛去教。我有两个暑假就专门跑到青岛去,跟沈老师学戏。先学唱,再学表演。一个戏要学好几个礼拜呢。那时青岛唱昆曲的人很多,第一年我跟我弟弟宗和一起去,他也学戏,住在太平路海边一座别墅里。第二年跟青岛的曲友熟了,就住在一个孙姓朋友家里。那时候,家里请了笛师,听曲唱曲,花了很多时间和心思……”

我说:“我记得从哪一篇文章里读过——有一段时间,你夜夜坐在苏州拙政园的兰舟上唱昆曲……”

她笑笑:“是孙康宜的文章吧?有意思的是,战前那几年,我常在拙政园那条船上唱戏,战后呢,我又回到拙政园,却是在那里教书——那时候的‘社会教育学院’设在那里,我是代我弟弟张宗和的课,在那里教书……”

话说到这里,被一个电话打断了。像是一个越洋长途,张先生拿着话筒和手里的纸张,眯眼辨识,向对方娓娓细道——原来,这是另一位“沈先生”——沈尹默先生的儿子越洋打来的电话,请张充和帮助读校刻在一个古棺上的一段沈尹默墨迹的拓片。拓片的复制件,显然是从电脑网络里传来的,我接过来,帮助张先生一起辨认着——

题王晖棺玄武像 沈尹默

昔闻巨蛇能吞象,今见蛇尾缠灵龟,
四目炯炯还相像,思饮怨X孰得X。

物非其类却相从,蛇定是雌龟是雄,
相与相违世间事,悠悠措置信天公。

沫若老兄嘱题

张先生帮助辨识出了好几个淹漶不清的字眼,其中两个字眼,却实在无以确认。我却道出了心中的疑惑:怎么拓片上的字迹,不太像是沈尹默先生的书风?

“我也觉得不太像。不过这至少经了三次手的拓上再拓,可能就走样了。” 放下电话,张充和轻轻叹了一口气,“沈先生的这个小儿子姓褚,没跟沈先生姓,跟生父的姓,却跟沈先生最为亲近……”她随后道出了另一段沈尹默的辛酸故事,“沈先生的第二个太太没生孩子,这个儿子是褚保权的侄子,抱过来的时候已经十几岁了,他亲眼目击了文革红卫兵的残忍冷酷。那时候,沈先生天天在挨批,戴着一千七百度的近视镜爬上爬下的应付批斗。怕自己的书法文字惹祸,就叮嘱年小的儿子,让他把家里藏的自己的所有书法纸张全部放到澡盆里,淹糜淹烂了,再让他趁着天黑蹬自行车出门,偷偷把这些烂纸张甩到苏州河里去。沈先生这个儿子现在想起来,就心痛得要出血——沈先生多少宝贵的书法作品,都是这样亲自经过他的手,毁在那个年月里了!所以,他现在要编沈先生的书法全集,见到父亲的任何一点遗墨遗迹都不放过,拼了命似的四出搜求……”

屋里的气氛变得沉重起来。我不愿意老人过于伤感,便调转话头说:“我们还是回到另一位沈先生——回到昆曲,说说你学戏、唱昆曲里好玩的事儿吧!”

“……当时,跟我一起学戏的,还有我的继母。”一浸入昆曲的回忆,张先生就舒展开了眉头,“她叫韦均一,本来是父亲办的乐益中学里的一位老师。继母只比我大十五岁,我们一起学戏。她爱画画,我爱写字,她看我写字可以一看看个大半天。家里的人都不喜欢她,但她喜欢我,跟我很亲,我们像两个很好的朋友那样相处。”张先生忽然呵呵笑了起来,“哎哟,我继母有一个事,我一直不知道,一直到了美国,甚至是直到前几年才知道,原来我的继母,当初是个地下党——就是共产党的秘密党员!”

我很好奇:“那,你觉得你父亲知道么?”

“我知道我父亲不是共产党。但我也知道,父亲办的学校里,当时我的好几位老师,都是后来很有名的共产党。比如张闻天,匡亚明。还有一位侯绍裘,当时就被国民党抓走,用乱刀刺死了。四九年后,我的继母在苏州的博物馆做事,听说她一直很受当地政府的尊重。我的小舅也是地下共产党,一直在学校里教书。那年我见到日后当了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他告诉我:那时候,我改你们的国文卷子,你父亲改我的。其实我父亲比他也大不了多少岁,父亲办校的时候才三十多岁。——哎,我们说到哪里去了?”

我直乐——其实我喜欢顺着老人的思路,这么随意洒漫地说开去,我说,“再回到昆曲吧,你第一次正式登台,是在什么地方?”

“在上海。也还是战前那几年的事。在上海兰馨戏院,唱《游园惊梦》。我唱杜丽娘,唱花旦春香的,是李云梅;唱柳梦梅的小生不记得了,大概是当时上海现找的年轻人。同台演的还有《蝴蝶梦》。那是正式的演出,不是普通学校那种玩票式的表演。”

我说:“都知道你在重庆登台演的那场《游园惊梦》曾经轰动一时,很多名家、大师都出来写诗唱和,那是哪一年?”

“一九四一年吧。昆曲,我确是在重庆年间唱得最多,在师范里教,在城里登台唱,劳军也唱。在昆明那一段,教过人,但没登台,因为找不到搭档。”

“唱得最多的是哪几出戏?”

“《游园惊梦》、《刺虎》、《断桥》、《思凡》,还有《闹学》……。《闹学》我大姐唱的小姐,我唱里面的春香,花旦戏。当然,《刺虎》唱得最多,那是抗战戏么。”

“你跟俞振飞配戏,是哪一年?”

“那大概是一九四五、四六年,抗战胜利后的事了,在上海,很大的一场演出,唱《断桥》,他唱许仙,我唱白娘子,我大姐唱青蛇。”

我提出要求:“讲一点跟昆曲有关的好玩的事儿。”

她朗声笑道:“咳,好玩的事多啦!……要唱戏,首先得找人配戏,就是要找跑龙套的。在重庆,那一年演《刺虎》,我是属于教育部的,要唱戏,龙套就得从自己所在的部门里找。开会商量,那四个龙套就在酒席上定了,就找王泊生——他原是山东戏剧学院院长,现在教育部任职;还有陈礼仁,社会教育司司长;郑颖孙,音乐教育委员会主任;还有卢冀野,就是卢前,他既会写诗写曲,又会弹古琴。这些人都算教育部里的官员,人面都很熟的。那天是劳军演出,要大家捐款,各部会的长官都要来看。开场锣鼓音乐一响,他们四个龙套一出来,大家全都认得,全场就拼命鼓掌。龙套一出场就拍手掌,这唱昆曲的可从来没见过;这四个人又当惯了官,像在台上演讲,别人一鼓掌他们就点头鞠躬,越点头掌声就越响,结果他们点头鞠躬个没完,场上场下的笑成一堆,幸亏不是在我上场前,不然这戏,可真就唱不下去啦,呵呵呵……”

张先生轻声笑起来,边笑边站起身来,似乎想起了什么,便蹒跚着脚步——老人家腿脚已经不算太灵便,走到一边的书架上,拿下一个由蓝灰印花手帕包裹着的小本,慢慢向我展开——

“这个小本子哪,抗战这些年一直跟着我,跟到现在……”

这是一个名叫“曲人鸿爪”的咖啡色硬皮小册页,翻开来,巴掌大的尺幅,内里却乾坤浩荡——原来,这是各方名家曲友当年为张充和留下的诗词书法题咏和山水、花鸟的水墨小品,简直可以用“精美绝伦”名之!

张先生翻到其中一页,“喏,这就是卢冀野——卢前,当时即兴写下的诗句——”

鲍老参军发浩歌,
绿腰长袖舞婆娑。
场头第一无侪事,
龙套生涯本色多。

卅年四月十三日, 充和演刺虎于广播大厦, 颖孙、 逸民 、泊生邀同上场,占此博粲。 卢前时同客渝州也。

(标点符号为作者所加)

我仔细翻看着这本留下幽幽时光痕迹的——略显陈旧而保存良好的《曲人鸿爪》,一时竟爱不惜手。里面唱诗、题咏的,有吴梅、杨荫浏、唐兰、罗常培、樊诵芬、樊少云、龚盛俞、杜岑等等我熟悉或者不熟悉名字,——这本身就是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我注意到包皮手帕上已经系着一个写上编号的小牌,想必是张先生自己请人作过清点的。她的话音絮絮地在耳边流过——

“这种《曲人鸿爪》我一共存有四本,这是第一本,因为小,好带,反而不容易丢——这些年丢掉了多少好东西啊。不过,里面的内容分量,倒是一本不如一本了,我想以后有机会,我会把它们印出来……” ——“曲人”。我注意到这个说法,想到自己多年来喜欢的古琴。爱古琴的人,则喜欢把自己称作“琴人”。古琴——昆曲,这果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双璧呢。

零七年八月七日

记于美国康州衮雪庐


参见:苏炜:关于《三位沈先生》的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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