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存真》     回二闲堂  回目录




东坡书院三鞠躬


作者:苏炜

我是来寻根的——不,寻祖的。
踏入东坡书院,我想。

位于海南岛儋州(古称儋耳)中和镇的东坡书院,离我当年下乡落脚的西培农场不远,却是我多少年来心思萦绕却不得其门而入的所在。不全是附会——坡公苏轼,乃我的本家老宗祖。好多年前,父亲告我:世世代代,国中苏姓族人一般拜两个祠堂:“武公堂”与“眉山堂”。我家世居汉时即立郡、有“合浦珠还”典故传世的广西北海。合浦苏姓族人拜的是“武公堂”——以汉代名将苏武为族谱第一位“太祖公”;苏姓祖地,则为陕西眉县。史称:祝融的后代昆吾封于“苏”,故子孙以国名为姓。四川“眉山”之“眉”,与陕西“眉县”之“眉”有何关联,待查。“眉山堂”所拜之宗祖,乃“三苏父子”。更因苏轼的惊世大名,自立出苏姓宗族的一支“眉山”血脉。但遥想北宋当年,四川眉山“三苏”所拜之宗祖,想必也是苏姓一源所出的陕西眉县之“武公堂”吧?我问父亲,父亲说:必当如是的。

下乡的当年(1968),我才十五岁。在文革那样的“火红年代”,自是不能谈“宗”论“祖”的。但从踏上海南土地的那一刻开始,我就知道自己来到了一片古来朝廷贬谪罪臣的荒蛮之地,而且自己要落籍务农的儋州,恰正是当年苏东坡的流放地。在那些大会战连年接月、啃着萝卜干熬过台风天、在破茅棚的缝隙里夜夜数星星的岁月里,我会时时念想起自己这位苏姓老祖,遥想着将近千年以前——确切的,是约八百六十余年前,坡公在此地的起居作息、躬耕劳作,所暴晒的骄阳,所躲避的急雨,包括——所沉醉的椰寨风物、羹汤薯酒、俚语谣歌,大概也一如我辈今日亲历的情境吧?便不止一次地谋划:一定要踏勘一遍苏东坡当年在儋州留下的所有足迹遗址。然而,每次向当地乡老探问,都只见一片摇头:没有了,毁尽了,文革年头砸的砸,烧的烧,更加上那大、中和两地都是武斗重灾区,所有苏东坡的遗址遗迹,都难得找见了。后来闻知,仅存的东坡书院残垣曾一度沦为猪圈牛厩,现在早湮没在一片荒草藤蔓之中了。姐姐当年同样下乡海南,落脚地是澄迈县。隐约记得,苏东坡似乎也到过澄迈(苏轼存世的著名墨迹《渡海帖》中有“轼将渡海宿澄迈”句;渡海北归时,则留下《澄迈驿通潮阁二首》)。当初我翻山越岭去探望家姐,也曾向当地人探问,他们笑我:你是丢了西瓜来捡芝麻呀!儋州既不存,澄迈安在哉!——此地,真是连芝麻点儿大的苏东坡遗迹,都找不见了!只是,那一回探亲,回程找不着车子,心一横,就一大早从澄迈昆仑出发,穿山过岭,用脚步丈量过澄迈、儋州的大半土地,步行回到西培时已近半夜。当烈日下大汗淋漓,在山道上踯躅前行的时候,也曾想过:至少,我把苏老祖在儋耳、澄迈踏抚过的土地,用自己的双足,大体亲炙过一遍了!土里有余温,风中带余泽。我的汗气足印,总会有和老祖宗当年的“雪泥鸿爪”相和应、相重叠之处吧?

踏进东坡书院门廊,我就向着重修的庭院,深深鞠了一躬。

——苏老祖,我来了。梦魂牵绕,寻寻觅觅,离开此地三十年,绕了地球大半个圈,你的隔世隔代却心脉相通的本家儿孙,总算找到、回到老宗祖的故地怀抱了!

不似许多新修的“旅游景点”,眼前重造的载酒亭,并不显得新丽俗艳。四角的碧瓦拱顶下伸张着六角飞檐,造型方正,样式古朴,似带着几分“苏体字”的沉厚敦重;亭后的载酒堂,堂边的左右书房、前后耳房,白墙黑瓦,沉檐重柱,色泽素淡斑驳,颇带几分宋时书院的神韵。映衬着环绕的莲花池、桄榔林的一片新绿,倒让人一时难辨今古新旧,忘却时空嬗变,好一似坡公的屐履还刚刚踏过,坡公的襟袖才刚刚拂过;清风里还留下他自制的玉糁羹的薰香,艳阳下还听见他带领黎峒孩童诵读的琅琅书声……。岁月苍苍,东坡不老。眼前的载酒堂于风霜凋蚀中一再毁颓又一再屹立,一如东坡在连遭贬谪、流离颠沛而不改其襟怀旷达、笑声朗朗。我漫步在毁后重建的东坡书院,这里摸摸,那里抚抚,不嫌其新,更不厌其旧——只觉其新,尚带东坡的飒飒英风;其旧,亦蕴涵东坡的浩浩慨叹。我当然知道,如今书院内能够存留下来的史痕旧迹,实在是不多了(简直空空如也)——可是,对于苏东坡,那些世俗标准里的新旧、有无以至成败、得失,难道真有什么意义么?论成败,他可谓“仕途经济”、“功名事业”的“败者”——后本半生几乎就在越贬越远的流亡路上打发;然而,从黄州、惠州到儋州,坡公苏轼,难道不是完成了中华文化史千秋功业上最辉煌的凯旋么?论新旧,他曾因反对滥施新法而受“新党”迫害,又因与“元佑旧党”司马光的不合而被一再外放;他的人格,巍巍乎旷于高山莽原又磊磊兮质似砂石泥土;他的诗文,出手即成典章而开一代新调新风——“新”,不足言其锐猛,“旧”,无以状其淹博;出道入儒,亦文亦侠,似佛若仙,既庄又谐。我喜欢一位友人信中的这句话:苏东坡,是中国古典文化留给我们最完美的一个人格,如一轮满月。完全可以说:数千年中华古文明所淬炼所陶铸的传统中国士人的完美形象,在苏东坡身上实现了最后的完成;而居儋三年,则是完成这一形象的最为精妙绝伦的一笔重彩!

眼前矗立的载酒堂,其缘起故事,本身就透见古来中国士人的嶙峋骨骼。史载: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新党上台后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而谪居惠州的苏轼,据说因写了一首《纵笔》诗,中有“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句而被小人禀报朝廷。宰相章惇见而怒曰:“苏子瞻尚而快活!”因名中带“瞻”,遂下令将苏轼从广东惠州,再贬到海南岛儋州,“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苏东坡以年逾六十的垂老之年,携子苏过渡海投荒,落籍儋州。在抵儋初时,受昌化军军使张中善待,邀住衙门官舍。不料,翌年——元符元年(1098年)四月,朝廷派湖南提举董必察访广西,至雷州时闻知东坡住在昌化军衙门,当即遣使渡海,临门相逼,将苏东坡父子逐出官舍!——仿佛是古往今来一幕重复上演的闹剧:那些藉天命营私的朝廷权势者,果真是对有才情见地、又有操守担当的一代士人菁英,以赶尽杀绝为快啊。“旧居无一席,逐客犹遭屏。”一时之间,东坡父子,几陷于上无片瓦遮头、下无立锥之地的荒绝境地!面对加之眉头额首的朝廷凌虐,东坡泰然处之。 “结茅得兹地,翳翳村巷永。”当即买地结茅于城南桄榔林中,在当地儋人义助下, 一个月后,建成可以栖身的五间茅屋,东坡以“桄榔庵”名之。与此前后同时,军使张中邀苏东坡同访儋人黎子云兄弟。当时座中有人建议:在黎子云旧宅涧上建屋,作为东坡居所和以文会友之地。东坡欣然同意,当下解衣带头聚钱集资,并取《汉书·杨雄传》“载酒问字”的典故,命名为“载酒堂”。数月后,“载酒堂”落成。但见莲池荡荡,芭蕉两三,果香四溢;每于月明风清之夜高朋满座,桄榔竹影间书声琅彻——“载酒堂”,又营造出瘴疠蛮荒之上另一片“苏子瞻尚尔快活”的自足天地!东坡曾有诗纪其事:“……临池作虚堂,雨急瓦色新。客来有美载,果熟多幽欣。丹荔破玉肤,黄柑溢芳津。借我三亩地,结茅为子邻。鴂舌倘可学,化为黎母民。”(《和陶田舍始春怀古二首并引》)

“桄榔庵”几座茅舍,今已不存;“东坡书院”则因历代的毁颓重建,不断扩展其遗址规模,得以幸存至今。如今新造的载酒堂中,似依旧例,立有苏轼、苏过父子与儋人黎子云相对坐立的三尊彩塑人像。虽稍嫌工艺粗率,也可想见当日“载酒堂”内东坡父子与当地士人把盏酬唱、相濡以沫的深挚情谊。我来到堂侧的纪念广场,一尊高达丈余的东坡笠屐铜像立于其上。东坡老人头戴斗笠,面容清癯,舒眉远眺;一手执书卷,一手挽襟袍,似乎刚刚趿着木屐跨过一片泥泞。南天艳阳下,映着苍苍天穹,须髯飘飘间,真有一种如南宋大儒朱熹所赞的“傲风霆,阅古今之气”。

我想起《东坡海外集》中《与侄孙元老书》中的这一段文字:“……海南连年不熟,饮食百物艰难,及泉、广海舶绝不至,药物鲊酱等皆无,厄穷至此,委命而已。老人与过子相对如两苦行僧尔。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好一个“超然自得,不改其度”!古人谓:“时穷节乃见”。晚年流落海外,“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风土疑非人世”。然而,一生精彩的苏东坡,却依旧立言精彩,立德精彩。居儋三年,身处逆境,苏东坡却以当地汉、黎儋人为助力,倡黎汉平等,劝农耕植,教乡人破迷信,改陋俗,求医药,挖水井;更敷扬文教,开设私学,自编经说,传授生徒,以“载酒堂”为讲学育才之地。数年之间,便使得这片“生理半人禽”的荒蛮之地,“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见《重修儋州志叙》)。记得当年,我在东坡诗中咏诵过的“儋耳山”下务农,时常听到当地农人说的土话,竟带着一种川蜀口音(比如把“去”,发成“克”),他们自称说的是“东坡话”。我当时大为震惊感慨:苏东坡居儋仅三年有余,竟能使一种异域方言在此地生根流传——哪怕在语言学意义上,都是一种传播奇观哪!由此可想见,东坡当日在此地转化风俗、教化人心的力度与深度!(郭沫若先生也曾为文述及此“东坡话”。近年虽经学者考据:“东坡话”不为东坡所传,实为自汉代以来琼州驻军所流传延续的受北方语系影响的“军话”。但当地百姓却习称“东坡话”,可见“苏文正忠公”的深得琼人爱戴。)

——不独此也。尤为难得的是,孤悬海外,苏东坡之心系天下,忧国忧民,则依旧不改其笔力锐猛,风骨凛然。据南宋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的梳理,居儋三年,东坡曾写下《论商鞅》、《论管仲》、《论养士》、《论青苗》等十六篇直言国事的“海外论”。倡以德治国的仁政;批判反智愚民、以严刑峻法为核心的暴政;直指新党变法中的“恃法以侵民”,天下不得其利反受其弊;同时斥责海南当地的“贪夫污吏,鹰鸷狼食”……。总之,凡关涉社稷、有益民众之言、之事,东坡无不勉力而行,奋笔而书, “精深华妙,不见老人有衰惫之气”。一部《东坡海外集》,今天披阅,仍可触感其蓬蓬脉动,耿耿丹心,炙热烫手。“百世下犹想见蛮烟瘴疠之乡,当日其事其人之有如是者,以是知公之大有道于是邦也。”(刘凤辉《居儋录序》)

漫步在坡公屐印留香的庭院,不由得想起自己一段与“苏氏智慧产权”有关的轶事。记得那一年,为编辑一本海外文集,记写一群为坚持理想而甘于承受苦难的国人故事。朋友们想找一个合适的封面题字人。我说:就苏东坡吧!苏轼苏轼,东坡东坡——中国士人中 “不死的流亡者” 的一代祖先,一个屡经冤狱、贬谪、流放而不改其志、其度、其乐的硬骨头、大胸襟、厚肩膀!有谁比苏东坡,更合适作这样一本书的题字人呢!连夜伏案,自《三希堂法帖》翻检诸体苏字碑拓,竟仿佛天意怜我,书题中每一字,都可从苏字中顺利检出,并且一似挥笔而就,浑然天成!自此几成通例,海外出版的好几本相关集子,编辑都点名要集苏字为书题。一时之间,鄙人这个如假包换的苏氏后人,几乎成了“苏体碑帖集字”的专业户,每书每题,竟仿如祖先有灵,都能奇迹般地集齐诸字,一若墨痕尚新!

苏子有云:“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当知我也。”我仰望着蓝天白云辉映下的坡公铜像,目光隔代相交,心中默默叨念:苏老祖,请恕谅本家小辈后生的僭越冒犯——擅集苏字作书题,是我等海国漂流的一代士子,百世之后,甘以一身正气傲骨、活得洒脱出尘的坡公苏轼为绳尺为楷模, 以承继古来中国士人重义守节,“为天下,济苍生”,“造次必如是,颠沛必如是”的那一脉幽幽香火啊。

万里归来,想起海外诸友的嘱托,我向着“东坡居士像”,深深鞠了一躬。

“载酒堂”后面重建的大殿,如今成为“东坡书院”历代幸存文物的陈列馆。历经劫难毁弃,“幸存”也者,实在是凤毛麟角。最吸引我目光的,是这一幅黑白阴文拓片——原为嵌于载酒堂前壁上的刻石“坡仙笠屐图”。图中描画的是:东坡遇雨,头戴斗笠,咧嘴吟笑,挽襟侧身跨步,似在回应童稚的嬉闹。上面留有明代宋濂的题词:“东坡在儋耳,一日访黎子云,途中遇雨,从农家假笠屐着归。妇人小孩相随争笑,群犬争吠。坡曰:笑所怪也,吠所怪也。觉坡仙潇洒出尘之致。百世之下,犹可想见。”这,或许是历史存留下来的,最真切的一个东坡居儋生活场景实录吧。

“从农家假笠屐着归”,仅此一语,就道出了东坡谪居儋耳当年,与当地民众水乳交融、摩肩相亲的情境。细细浏览东坡居儋期间的文字,你会发现,虽然天性乐观豁达,抵儋初时,东坡其实是充满了惶恐、绝望之情的。“使命远临,初闻丧胆”,“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久逃空谷,日就灰槁而已”。但是,与海南土地、民众的相炙相亲,成为了对东坡灵魂心智真正的拯救。椰风蕉雨,黎歌峒调,一若赤壁江上的明月清风,徐徐抚慰着“罪人”的身心,点点滋润着诗家的健笔。读着坡公那些与当地儋人相往还的诗篇文字,就像面对沧海间浮来的满钵珍珠一样,随便拎起哪一颗,你都会看到饱孕天地精华的闪光。

“已卯上元,予在儋耳,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沽纷然,归舍已三鼓矣……”(《儋耳夜书》)这是记写上元佳节,东坡与登门相邀的当地士人一起出游,察民情,观风俗,尽兴而归。

“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这是坡公到四位当地友人家中作客,受到了黎家孩子口吹葱叶的迎送,感受到天涯海角的人情暖意。

“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独完,负薪入城市,笑我儒衣冠。生不闻诗书,岂知有孔颜。倏然独往来,荣辱未易关……遗我吉贝布,海风今岁寒。”(《和陶拟古九首·其九》)这是一位不识孔子颜回,甚至言语不通的黎山男子,给东坡送上自己手织的吉贝布以御海岛风寒,让他从中看淡荣辱得失的故事。

当然,其中最著名的故事,自是东坡在田间路遇“春梦婆”而顿悟人生的趣事了。“符老风情奈老何,朱颜减尽鬓丝多,投梭每困东邻女,换扇惟逢春梦婆。”(同见《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其三》)据《儋州志》记载:“春梦婆家居儋城之东,年七十余,常责大瓢行田野间,口歌《哨遍》,方馌食,遇苏文忠公,曰:‘世事如何?’婆答曰:‘世事只如春梦耳。’公复曰:‘何如?’曰:‘翰林昔日富贵,一场春梦耳!’公曰:‘然!’因号为春梦婆。”——这一个“公曰:然!”几可亲见:坡公当日与乡间老妇在田畴上把臂交谈、共悟人生的眉眼丰采!

大殿两边,如今重新立起了一座座历代诗人咏诵东坡书院的诗碑。也许是古迹无存,最显眼的,反而是近人邓拓、田汉、郭沫若等人的手迹碑刻。其实,所有古今诗作中,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南宋诗人杨万里《登载酒》诗中所言:“先生无地隐危身,天赐黎山活逐臣。”是的,正是海南的熏风热土,黎山的挚语温情,熨暖了东坡一颗被放逐的赤子之心,使得最后走出人生低谷绝境的坡公,写下了这些同样在百世千载之后,仍旧熨暖着琼州土地人心的诗句——

“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古真吾乡。”“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子瞻子瞻——儋州儋州。当年的权势者,以此作为一种惩贬性的语咒;岂不知,天赐儋州,天佑子瞻,成就出这样一段中华文化史上人亲土地,土地亲人、暖人、成就人的奇缘奇观!政治可以讲“成王败寇”,文化却蔑视“成败论英雄”。——“章惇”们今何在?除了耻辱柱上的宵小嘴脸,却早已在历史文化的记功册中灰飞烟灭了;而苏东坡与他的东坡书院,经历代劫后重建再重建,将会在这片热土上长存永续——历史,以其自身不动声色的逻辑,嘲弄了那些弄权自辱的“章惇”们! 我环望着庭院里熟悉的海南风物——挺挺的椰树,亭亭的槟榔,果实累累的荔枝、芭蕉、木瓜、菠萝蜜………。早晨下过一场新雨,草木都氤氲一片淡淡的薄岚之中。这些当年荫蔽、滋润过东坡的一花一树,如今也在我的眼帘中熠熠生辉。我知道,不可能存有任何“东坡手植”的古木了。摘一朵狗吊钟的花蕾夹进书页,喝一口东坡井的泉水润润喉咙,总想在这一片苏祖谪居的故地上,多留存一点记忆,多感受一点滋润。说来难以置信,仿若真的斯土有灵,就在我流连徘徊、寻寻觅觅之际,我忽然在庭院正中一棵菩提树的粗根上,看到了一朵据说是早晨刚刚萌长出来的硕大的白灵芝!“奇了奇了!这样巨大的白灵芝,平日就是在深山老林里,也难得一见的!”陪同的当地友人惊叹着。俯身端详,那半月圆的灵芝足足有小脸盆大小,被羊脂白玉似的底子托举着,厚实的身子波折着往外伸张——细细看去,神了,灵芝底部,正淡淡地袅起一缕细细的白烟!“你们看,她好像在微微抖颤,她真的还在往外长着呢!”同行友人七嘴八舌地议论着那道奇妙的烟气,“嘿,都叫坡仙坡仙的,这可是东坡土地上升起的仙气,迎接你们这些远客归来哪!”

我心里蓦地一热。

不,我不是客。我也是儋耳人。从一九六八到一九七八,我在这片亚热带土地上整整生活了十年。在那座“儋耳山”——儋州最高峰沙帽岭下的小山村里,我也曾有过一段凄凄惶惶的时光。文革遭劫,父兄系狱,整个家族受牵连,竟有大半成员进了“牛棚”。我是当时全村知青中“家底最黑”的人,又是 “岁口最嫩”的人。却又因为习惯寡言独行,埋头干活读书而不听“招呼”,遭到某些知青“大佬”的“孤立”,各种骚扰几乎无日无之——灯油被灌水,书箱被撬开,书籍被偷走,日记被偷看,更散布各种当时可以随便治罪的流言。我的班长洪德江——一位当地老农工看在眼里,主动让我把小书桌搬到他狭小的家中,在我的大油灯边添一盏小油灯,从此,无论风雨阴晴,夜夜陪我读书。那时候,与父母家人音讯断绝。下乡头两年,别人有“探亲假”,我甚至无“亲”可探。洪班长家的茅草房、小窄屋,就是我的家;他的妻子阿花和两个孩子,就是我的亲人。大热天冲一碗白糖水,他们也留着等我回来喝一口;冬夜里总是煮好一锅热水,等着我下工回来洗澡歇息。每在冬雨泥泞中下工归来,远远望见洪班长家那座小茅房的幽幽灯火,就觉得心头熨贴踏实——那真是人生暗夜中,上天赐予我的最温暖、最亮眼的一盏烛照啊。——还有疼爱呵护我的老队长梁汉武。他的长相一如他的名字,两道横挑的寿眉扬起一股英气。记得队里第一次分肉,因为惦记着我年龄最小和没有炊具,是队长自己“偏心”留下了我的“份儿”,让阿婶把肉烧好了悄悄给我送过来的。我平生发表的第一篇文字,也是被队长“逼”出来的。那时候,因为“出身太黑”,我唯恐为文罹祸,坚拒参与一切与文字有关的公众活动。那一年大会战,老队长绷着脸,给我下了道“军令状”:“都知道你能写会画,我给你两天工,你不给我写出一篇在全团打响的稿子来,我唯你是问!”末了又扔下一句话:“怕什么怕?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嘛!”稿子,随后果真写出来并且“打响”了——不但全团广播而且登上了省报。我因之,自此步上了陪伴此生的文字生涯。记得上调那天,队长亲自送我出山,走了十几里山路,像送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不忍不舍,感叹着说:“真想把你小苏炜多留在身边几年,没想到逼你写作,反而就把你逼走啦……”他挥挥手,“当然,该让你飞走的,你就飞得远远的吧!”

——倦鸟知还。那天,顶着大雨雷暴,我带着满腹牵挂,从大洋彼岸回到儋耳山下的培胜小山村。洪班长、老队长却都不在了,都因为年迈告老还乡了。我久久抚着班长家当日那间矮瓦房苍苔斑驳的木门,在队长从前带着我们一起挖掏扩深的老水井前,依依不舍离去……。我默默地,望着巍然仰在头顶的儋耳山。——自然,我不敢跟苏祖东坡光耀千古的巨掾之笔相比;但,“小苏炜”手中这支笔,也是蘸着儋耳的山魂水气走出来、写出来、立起来的。当年熨暖过坡公襟怀的黎山热土熏风,也同样洗涤过我的笔锋,陶冶过我的心灵。此刻,我又站在这片护拥过苏轼同样又护拥着我的土地上了。脚边的白灵芝,仿若神喻一般地,正袅袅升起一缕细细的烟气。“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当初苏轼抵儋之日在梦中所得的这一诗句,一时之间,在我心头钟鼓齐鸣。

顶着炎赤的日头,摘下了头顶的草帽,我向东坡书院告辞。面向大殿门庭连同托举着她的土地,再一次的,我深深鞠了一躬。


结笔于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一日,

耶鲁澄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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