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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桑田女附中


作者:孙昌龄


引子



约在一九五一年的“五四”,团市委在文化宫举办表演赛。对方是辅仁大学,同方球员是文中提及的女附中校友,市中学生跳远冠军童修林。拦网的是作者。
一九一七年,西单辟才胡同路南、宽敞的暗绿色大门里,有了一座圣洁的殿堂——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这所学校早在民国时期就已享有盛誉,就已成为有志少女追梦的摇篮。

我有幸於一九四七年来到这里,多少度过一段单纯接受教育、汲取知识的时光。不久以后,这里和全国一样,沧桑巨变。老师、学长虽守护、发扬著女附中的传统,但对於歷史上母校的全貌,后学毕竟知之甚少。是高中三年级时的班主任、歷史老师高文鸞先生告诉我,女附中校史里举足轻重的前辈,非欧阳晓澜主任(即校长)莫属。欧阳晓澜先生是女附中的创建人,早年留学日本,始终单身,以校为家,全身心地投入这所学校的创建和治理,从校舍到师资,从体制到仪器设备,事无巨细,无一不亲自筹措,潜心十年,女附中誉满京城。师大女附中坚实的根基是她与同期教育人士奠定的,颂扬以后领导成就之时,必须清醒,名校至今,欧阳晓澜主任功不可没。

年近上寿的高文鸞先生流露的无比崇敬深深地感染了我,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欧阳晓澜印痕——我们母校女附中的创建人,真正的教育家,引领时代的伟大女性知识份子。

从一九一七年欧阳晓澜主任到一九四O年代上半叶的石que4(音)磊校长期间,还有杨荫庆主任等敬业前辈的辛勤耕耘,奠定了女附中的牢固根基,创造了女附中的真正辉煌。民国时期,女附中隶属关係多变,校长的更迭我辈无从得知,只能感恩他们总体的不朽功业。遗憾的是,实验中学的校史只强调“革命斗争”,看不出这所学校办过教育,看不出曾是个女中;关於校长,校史里只列举了1949年以后的各位政工干部,而没有以前的教育家和师长。

不!我们的女附中情结,不是那个从1949年才开始有校长的“新建”学校,不是袁姓校长所说的“最大特点是光荣革命传统”的“政治”学校,不是校园高楼林立的高干子弟上书房,更不是90年校庆在人大会堂由名人主持了庆典,并将至今毫无愧意的文革红卫兵首领列入 “知名”校友的实验中学。永存我心的,是北京西单辟才胡同路南那所纯朴优秀的百姓女子中学。我们的母校不靠后臺支撑,从不张扬炒作,她是优秀师生员工的大家庭,传承了高尚的优良校风,塑造了脱俗的纯洁心灵,啟迪了取之不尽的智慧。铭刻我心的,是欧阳晓嵐主任所留,代代师长学子传承下来的女附中烙印。

当时教学严谨、校风朴素,办学宗旨和教育方针之可取,有校歌为证:

附中,堂堂正正本校风。
我们莫忘了勤、慎、诚、勇。
你是一个海,涵真理无穷;你是一个神,愿人间大同。
附中,太阳照著你的笑容,我们努力读书勤做工。

歌词中的“堂堂正正”亦有“温和大方”之记忆,或许前者为男校採取,后者为女校所用。


初识女附中



颐和园的一次团小组活动,蹲者中长辫子的是我,旁边是邓可蕴。文中提及的还有站者三人,左一贺思贤(自称是我老兄的),左三邹道韫(我们的“家庭医生”),右二李兆璜(被打成右派)。
小学五年级,我乘愚人节之机,策划“恶作剧”,激怒了老师,又拒不检讨,匆忙决定跳班。公立学校只剩下了最难考的师大女附中,报名已至最后期限。我以同等学力报名,生怕人家问及跳班的原因。战战兢兢地填好报名表,办完手续仓惶离去,生怕校方反悔,所以没顾上细看校园,甚至连报名的教室也没敢环视,印象中留下的只有坐南朝北略带拱形的暗绿色校门。因为报名晚,我被分配到校外考场——中国大学破旧的逸仙堂,考完了依然不识学校真面目。由於“理亏”和不够自信,看榜那天竟然没找到我的名字。垂头丧气离开时,被六年级的李德拦回,到榜前直指我的名字,凝视良久才信以为真。谢过恩人李德,三步并两步地跑回家,别说校园全貌,就连缴费日期也没弄明白,脑海里只有校门内西墙上的那张大榜,和榜上还算靠前的我的名字。(详见“新浪博客”“chlsunmu”的连载博文“纯洁心灵永存我方寸”或《二闲堂网站》“来稿存真”栏目及香港中文大学《民间歷史网站》刊登的“母校在心里”。)

幸而被录取为五十名公费生之一,若是自费,父亲万一不同意,就不得不继续读完小学,就不得不俯首贴耳给级任老师道歉,那最后一年的二附小生涯将是多麼痛苦!考上师大女附中,自是喜出望外。我心花怒放,不是因为随之而来的讚扬声不绝於耳,也不因为该校享有的德智体全面发展誉满京城,幼稚的快乐仅仅源于卸掉了给级任老师道歉的沉重包袱——我小时候是个不愿低头的倔强孩子。

开学那天,才得以浏览女附中校园。进了校门,南北通道直达尽头的后楼,东西两侧的甬道低於这条南北通道,要下几步臺阶。东西甬道北侧是一排临街的两层楼实验室,还有校长办公室等等;南侧院墙中间月亮门内见一层院落。院子的南面是前楼,南北通道从楼中间穿过,穿堂东西各有两间教室,初一两个公费班在东,初二在西。前楼的楼梯是露天的,二楼是初三的教室。东西厢房分别是教导处和训育处,东南西三面都有可供遮风避雨或乘凉的廊子;院内有两株硕大的海棠树。穿过前楼,又是一层院落,南北通道之东是礼堂,礼堂的南窗外是一窄长院落,有花草树木;东厢房是初一自费班的教室,记得小图书馆也在那一带。礼堂对门是一间做过食堂的大房子,南邻化学实验室,实验室隔壁是高一的教室。教室南侧空地不如通道东边的院落宽敞,但也花草树木丛生。再往南就是学校尽头的后楼。那里是高年级教室。就在这面积不大利用得当的校园里,培养出一届又一届的人才。学校西北角的“操场”其实也是个院落,连50米跑都得接上一进校门的甬道西头。然而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就在这个小小的场地上,练就了一队又一队的北京市女排冠军,西城区女篮冠军,以及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眾多名列前茅的田径运动员。



参观塘沽新港船上留影。蹲者二排三人中最右侧为吴璞,文革坠护城河冤逝。我在最后,站得最高的那个。我们的衣服黑压压一片,哪儿像女生啊?
高二高三的教室在后楼,大师姐们每天上学必须经过前楼的穿堂。她们身著天蓝色竹布小褂,黑裙子,白袜黑鞋,依我孩童眼光,个个是婷婷玉立、嫺静高雅的淑女,令人心生羡慕。后来,操场上,舞臺上,处处可见淑女们的精彩表现,方知她们不是仅以“淑女”就能概括的,其中不乏才女,健将。她们演过《雷雨》,《魂归离恨天》等大型话剧,虽皆女生,但演技了得,印象最深的是吕婉茹(注:今年上半年,凤凰卫视中文台採访了她,方知她是路易·艾黎的秘书。耄耋之年的她,依旧思路清晰、气质高雅,女附中风范不减当年——我是在没看到她的名字时认出她的)、袁贤书、韩二丽、韩丽珠等学长。她们很能打动观眾,水準之高我辈望尘莫及。运动场上,常见高三的排球健将尹世珍,高一的北京中学生跳远冠军童修林,初三的北京中学生百米冠军邱同,……。

女附中歷来培养学生全面发展,跟随学长们的脚印前行,后学也将能文能武。

入学后,学校发给人手一册《学生守则》,不外是学生各种行为的规范,细节记不清了,只“头髮不得过耳一寸”一条记忆犹新,女附中学生一律短髮,梳到耳后还是盖住耳朵倒是不限。初中的校服与高中不同,是“童子军”服——深米黄色衬衫与裙子。女附中对“童子军”服的要求不严格,我穿的就是姐姐给做的。姐姐是大学生物系的高才生,可是拿起布料就敢裁衣服,做工了得。我向高班同学借来统一式样的童子军服,姐说那裙子瘦不瘦、肥不肥的,不好看,给我做了斜裁的裙子。校方没管,同学们更是都喜欢我的那种,姐姐给我做的童子军服被公认为最佳式样。

一堂堂课上下来,认识了眾多先生。我们跟所有的老师都叫“先生”,不带姓,这习惯延续到毕业(我保持至今)。女附中女先生居多,一看便知,高年级学生的优雅气质来源於先生们日復一日的薰陶。不论男女先生都给人以信任感,学问、品格令人敬服。他们的言谈举止泰然自若,落落大方——这是内涵所致,与当今‘名师’的刻意造作大相径庭。

校长姓石,名que(4声)磊,que4字是并排的两个石字(字形档里没有)。她的名字共有六个石字,因而字为石陆石。石校长毕业於燕京大学,就读燕京大学时,是金质奖章获得者中的两名女生之一,另一是冰心。她是教育家,由於办学业绩卓著,受过宋美龄接见(可能是唯一被宋美龄接见的中学校长)。



颐和园昆明湖畔。这还看得出是女孩儿,我好像太爱穿深色衣服了。左边八个人里最右的、歪着头的那个,就是肃反无端挨整、英年早逝于澳大利亚的郝石天,石校长(解放前的)之女。最后左边二人位置较低者是徐稚岐,高中毕业自愿教书,文革挨整被打断两条肋骨,又患舌癌,她这个老党员备受折磨后,较早地入了基督教,找到了寄托。
欧阳晓澜校长与石校长任期之间,除了杨荫庆先生(近来方知),还有谁,我就不得而知了。

学校设教导处、训育处和总务处。教导主任耿克仁先生教高中物理,学问大,教书有方,有口皆碑;他干练有派,大学教授模样。总务主任郭老先生和蔼可亲,与人为善;我跳班考上女附中后,得意忘形,错过了缴费日期,正是郭老开恩通融,我才如愿以偿,所以一辈子忘不了他老人家的恩典。训育主任徐慕贤先生绝非空头“政工”,不仅有学问,还弹得一手钢琴。当时北京女中无一例外地譃称训育主任为训育妈,女附中学生跟徐先生叫“徐大妈”。主任下设训育员,学生淘气,跟已婚的叫嫂子,未婚的叫大姐。我记得四嫂子,裘嫂子和大姐,四嫂子最厉害。大姐虽干著管人的事,人却靦腆,曾被初三学生气哭。初三的朱乃琚告诉我,一次,大姐到初三教室查堂,边走边哭回到训育处途。四嫂子问及原因,大姐哭诉:“她们叫我大姐”,四嫂子劝说:“这算什麼!她们还叫我四嫂子呢。”围在训育处外的大群学生顿时譁然,原来她们气走大姐还不罢休,悄悄尾随其后静观事态发展,大姐和四嫂子哪里料得到呢。我暗挑拇指,原来女中学生捣起乱来绝不逊於男生,并从此努力‘挖潜’,不断琢磨打破高班捣乱记录的’损招儿’。

半年前,与高我四届的刘秀莹学长谈起对她们的淑女印象,她笑说:“什麼淑女呀,我们可淘气了,捣起乱来让嫂子们发怵。”她说,当时北京某报登过一篇文章,题为“女附中的小姑们”,说的就是女附中学生如何变方儿捣乱,“嫂子”们如何怵于跟“小姑子”们“短兵相接”。原来,我心目中的淑女,捣乱起来也不含糊,后来知道,越是高班,捣乱方式越高雅,分寸得当。但凭心而论,当时的学生由衷地尊敬老师,捣乱是友好的,无非是毫不掩饰地“释放”单纯的天真,也是为她们的充沛精力找个用武之地,绝非出於恶意。

女附中首先是“优秀师生员工的大家庭”,我的女附中记忆首先是中学六年时间里,谆谆教诲我们的敬爱师长,以及与他们共度的时光。


我的老师们和课堂点滴记忆

百姓心里有桿秤,用来衡量官员,学生心里有桿秤,用来衡量老师。课程结束后,能够留在学生心里的老师是成功的。师大女附中的老师大都学识渊博,品格高尚,潜心教育,平易近人,学生离校半个多世纪,感觉上却好像从未与老师分手。

过去的学生中,流传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也许是这句话的影响,当学生时,非常重视数理化,尤其重视数学,对任课老师的印象也比较深刻,就从数学老师说起吧。



与数学老师王明夏先生的合影。
李振纯先生是我最敬爱的老师,同学们也都如是。先生身穿素色旗袍,头髮整齐地梳向耳后,脸庞白皙,目光里深藏著睿智、闪烁著真爱。受先生形象、学识与人格魅力的感染,她所教的“几何”是女附中学生最感兴趣的课程。喜欢证明几何难题,喜欢“已知,求证,证”的逻辑,也喜欢左边列写论据右边逐步推出结论的格式。毫不夸张地说,最后写出“即所求”或“证毕”之瞬,就是当日最为愉悦快慰之时。久久证不出难题时,我们常说一句淘气话,不料先生知道了,上课时学我们:“有同学说’平面几何就是已知、求证、愣(描述与事实贴切又与证字合辙押韵)。”在同学们开怀大笑的轻鬆气氛中,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受挫的原因,使学生重树信心,兴趣倍增。那时没有什麼题海战术,做题不多却学到了方法。后话曰:先生给我们的是永远有用的猎枪,而不是暂时充饥的乾粮。先生教学有方,板书工整,还有一个令学生每每激动不已的绝招——随手一挥,就在黑板上留下一个完美无缺的大圆。她精通业务,教书教人,严而不厉,我们初三、高一的“平面几何”和高二的“立体几何”都由李先生执教,实乃三生有幸!

我与先生很有缘分,离开母校多年后回到大大的北京,竟能在南新华街七路车站巧遇先生。正值炎夏,又在路边,不便与先生畅谈。匆匆握别后,盼望著再能见面,只是当时我在遥远的异地工作,实在难得这样的机会。更大的缘分是,告别“平面几何”约二十年后,我却一度教上了“平面几何”——给工农兵大学生补基础课程,讲课教师由数学教研室指派,我们专业课教师负责辅导。一次我主讲集体答疑之后,学员居然向校方要求换我讲大课,我婉言谢绝,心想我不是数学老师,只不过是优秀数学老师的学生。我深知学生信任我,不是因为我自身在几何上有什麼造诣,而是李振纯先生功力的延续。得到这种信任令我欣慰,也算我对先生有所回报。



两周前,作者与邓可蕴、李兆璜看望高三班主任、历史老师、年近九旬的高文鸾先生。
文革前,先生被调到西城区教育局,可谓是教学一线的巨大损失,不过若能让先生的经验广为流传,使全北京全中国的学生受益,倒也不失为大好事,可是文革中先生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而挨整。先生是名副其实的权威,当时“反动”成了“权威”必然的定语,要不怎能制服真才实学的知识份子呢!文革后期,女附中校友一行数人来到西城区教育局。先生那天虽然不在,但是我们的目的却达到了——我们这群不速之客着实让她的同事惊讶,与她们同龄的莘莘学子对李先生的情谊是如此深重持久!虽未见到先生,我们仍很得意,浩浩荡荡的队伍给最敬爱的老师震了声威。这样不可多得的老师,何以挨整,焉能整倒?

四人帮垮臺后,得知先生仙逝,车站巧遇竟是诀别。但是,先生一直在我心里,从未与我分手。

我没上过六年级,基本没学过四则难题,上初中后算术成绩一度下滑,失去了小学时那种脱颖而出的感觉,不免失落。不过,同学们都是北京知名小学的优秀生,我是跳班生,往往又原谅自己,不再像小学时总有“拔尖”的愿望。加之很快迷上各种球类,十分贪玩儿,留恋操场而疏离课堂,似乎放弃了学业上的竞争心,淡出了老师心目中高才生的名单。就在这时,杨淑颖告诉我:“李先生说了,咱们班有三个人最聪明,你、我、和胡啟恒。先生说胡啟恒聪明又用功,你最不用功,我比你好点儿。”在我已经不觉得自己有多聪明时,这件事对我產生了绝对的影响,使我重新掂量自己,相信自己有潜力,终於在“差不多”与“最好”的抉择中,挑选了追求后者。李振纯先生懂我,她不仅是我敬爱的优秀几何老师,而且是我珍惜的岔口指路人。受先生影响,从教后,我特别注意“读懂”每一个学生。

张玉寿先生教我们“三角”,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老师,精通业务,教书有方,与李先生不同的是,她严而又厉。张先生上课有两点与眾不同:一是讲到一个段落,她撤到一旁:“值日生把讲板擦了”,满脸威严,值日生不敢怠慢(后来在几何课上,我们自觉擦黑板,李先生婉言谢绝:“你们应该做的,是认真听讲”,坚决将值日生请将下来);另一是每每下课前十分鐘,先生语速一旦加快,接著准说:“拿出小本来!”声色俱厉,学生不禁倒吸凉气。“小本”是自己用十六开白报纸线装而成的,用於下课前突然袭击式的小测验。此举渐成习惯,练就了胆识,力争常备不懈。小本封面右上侧画好两行格子,那是填写测验成绩的地方,小本发下来一律摆在课桌的右前角,好坏成绩尽皆眾目睽睽。

学生多怕张先生,可是毕业后也多来看望她,与她保持联繫,公认师从先生受益匪浅。文革后,眾多校友前来拜望,先生精心备茶点招待,我不忍给先生添麻烦,悄悄地说:“以后拜访先生不能事先通报,要像当初‘拿出小本来’那样,突然袭击才行”。嘴快的同学马上‘告老师’了,先生用手指点著我,笑了起来。据说,先生的棱角早被文革后招进的捣蛋生磨掉了,变得温和而热情。教我们时,先生十分严肃,只在课堂上笑过一次。那是“大孩儿”回答问题时,怎麼也想不起和式符号∑的读法,双眉紧锁、目光生疑,不由自主读成了TMD。其实女附中学生根本不会说粗话,歷来无人用此词语,如此的出其不意,毫无思想準备的全班同学强忍住笑,谁都不敢当“出头鸟”先笑出来。注视著无邪含笑的“大孩儿”,先生破天荒地笑了,学生们如释重负,狂笑顿时爆出,这等放肆,在张先生的课上仅此一次。

高二时,因为近视,考“小本”总抄错题,分数照扣。一次,年级联队与教师联队比赛排球,我活跃在球场上,张玉寿先生一直看到比赛结束仍不离去。原来先生是在等我:“咱们可不能光玩儿,得用用功啦!”张先生虽然不像李先生那样懂我,仍使我感到非同一般的关爱,我立即用功,还配了副眼镜,以免再抄错题。得知我高三代数所有考试和测验都得满分,先生比我自己还高兴,谦虚地说:“还是王先生教得好。”其实两位先生教的都好,是我这个学生不同了,配了眼镜,并且比师从张先生时努力学习了。我感谢先生始终如一关注著我,并相信我有潜力。

一九八六年寒假,我在中学附近的医院手术,听说先生身体欠佳,出院前看望了她。这倒给先生添了麻烦,次日,她委託她的姐妹到医院看我,送给我一个精緻的日记本和一罐高级冲饮品。1992年出境讲学前看望先生时,她的健康状况更差,我告诉她:“等我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看先生”。我回来后,先生已搬离女附中宿舍,据说不便联繫了。但是老同学聚首时,至今不忘恩师。

王明夏先生是高三的代数老师,严肃而亲切,所以上王先生的课不紧张,考试测验也很从容。她的妹妹是著名电影明星王人美,姐妹二人志趣、从业可谓大相径庭。王先生和张玉寿先生是好朋友,两位独身老师住在女附中的教员宿舍,一个四合院的三间北房。王先生所教内容中,印象最深的是行列式和排列组合,后来遇到这类问题,王明夏先生的形象就会浮现在脑海里。先生教学有方,不急不躁中使学生从容地掌握要领,自信地学习、提高。高三学代数,没觉得费劲,可是所有考试测验都得了满分。

后来,低我两届的远房堂妹师从王先生,是先生的得意门生,大家还说她和先生长得像,她后来上了北大数学力学系。听她说,王先生文革中去世,那个罪恶的时期,如此温文尔雅的好老师也难免一劫。先生早逝实为女附中的巨大损失,她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这些早期学生的心中。


还有三位数学老师:

关炳衡先生教初二代数,住在东城宽街一个大红门里。学生根据她笑眯眯的形象,以及她宠养的一隻大猫,善意地称呼她“关猫儿”。当时我极不用功,又处於时局动盪之际,对那学期的课,真的是印象不深了,实在愧对先生的辛劳。

鲁先生教初一算术,身材高大,却缠过足,学生背地里淘气但友好地称她“鲁小脚”。印象最深的是先生讲极限概念,讲到在一段距离间总是走其1/2,而永远不能达到终点时,先生总是不厌其烦地“一块儿,一块儿”地“走”;口音的缘故,先生把“块”读成第三声,我们总是故意学她,有时还调皮、偷偷地说“脚大点儿就走到了——不可理喻。

同张王两位先生一样,关先生和鲁先生也是独身,终生从教,恪尽职守,两位老师都很优秀。

张先生教高三解析几何,数学课唯一的男老师,细高挑儿(老北京这样形容身材又瘦又高的人),脾气极好,教书也不错。与眾不同的是,冬天上课,先生会注意到教室里取暖火炉上的一大摞饭盒。我们自带午饭,中午课前放在炉子上,上课时,有的流出汤来刺拉拉作响,有的发出糊味。先生就把下面的饭盒倒到上面来,我们顽皮地偷著笑,但为先生的无微不至所动,反而不好意思“捣乱”,又是重中之重的数学课,大家都很快进入角色,认真听讲。

在女附中的六年里,经歷了三位物理老师。

张继衡先生教高三物理,平整洁净的深蓝色旗袍,腋下的扣襻上总别著一方浅色手帕,端庄高雅,她一出现,我就会想起《爱莲说》的名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先生嫺熟掌握教材内容,授课言简意賅、信息量大,逻辑性强,举例恰当,能吸引学生;板书清晰,语调平缓、声音柔和,从容传授知识,注重培养思维。当时我们只知先生精通业务,几十年后方知,先生读过研究生还擅长排球。那个年代研究生已是凤毛麟角,更何况是女生!当时我们觉得先生不苟言笑,很少跟她说题外的话,若知先生擅长排球,我们的球队必会找上门去。那个年代,年长於我们的女生擅长体育者不可多得,更何况是研究生!

2009年夏天,我和邓可蕴一起去看望张先生,她已耄耋高龄,行动虽不甚自如,思维却敏捷如故。畅谈良久,老师仍捨不得我们离开,她和许多老师一样,都特别喜欢我们这代老女附中的学生。

王清漪先生是高中时的第一位物理老师,大眼睛明亮而温和,皮肤白皙,头髮微黄,身材窈窕,非常漂亮。先生讲课音频较高,很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课上学生提问,她总是先笑再答,遇到“一根筋”的,更是无奈地笑笑之后,耐心作答。

马瑶琴先生教初三物理,她刚从师大毕业,我们是她第一班学生。我们对大姐样子的老师不免放肆,女生调皮起来很难对付,回想起来不好意思,我们有点儿欺负马先生。力学中,力是用字母P表示的,马先生指点黑板上代表力的箭头说:“这个P是我加的”。话本无可挑剔,我们偏要篡改成“P是我家的”,而且不约而同,於是哄堂大笑,从此,P就成了先生的绰号。

马先生做过我们的班主任,要求每週交一篇日记。许多同学都有写日记的习惯,交给老师一篇应该不是额外负担,可是我们都自愿“加负”,专门写一篇给老师看的,自己的日记只供同窗友好之间传看。当时似乎不懂得什麼“隐私”,上述做法多半是少年“叛逆”使然。

化学课先后由三位男老师任教。

谢博卿先生教初二化学,他总穿西服,带一副黑边眼镜,秃顶,让学生很容易联想起连环故事里的角色——人物化的“狗先生”(恕我不恭,如实回忆),於是以“狗头”为绰号。他的女儿跟我们一届,也随之被叫做小狗,她毫不生气,同学叫,她高高兴兴地答应,不知她回家敢不敢把同学淘气的秘密告诉她爸爸。谢先生很有学问,讲课语调低缓,不紧不慢,面带笑容,深入浅出地讲解元素週期表、分子式、方程式的平衡、……等化学知识,将学生带进科学殿堂。先生边讲课,边做实验,製造过氯气、氮气等气体,还有手感软软的水玻璃。

高善亭先生是高二的化学老师,比谢先生消瘦苍老,典型的中国老知识份子形象。他好像是山东口音,那时我们很少接触北京以外的人,分辨方言的能力不强,或许判断有误。高中化学每堂课都在化学实验室里上,总是结合做实验,很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高先生严谨而和靄,听高班同学讲过她们的一次化学实验,高先生拿装有笑气(N2O)的试管,每走到一个学生面前,就用手从试管上面朝学生搧,以便证明吸到那种气体就会发笑,因为先生搧得认真,没等吸到笑气就都笑起来了。我一直盼著,可是我们班学化学时,好像没有做过这种实验。

陈连第(步青)是我们在中学的最后一位化学老师,同时在一所市立中学和一所私立中学兼课。习惯了女附中先生的精炼、正规,不免觉得陈先生讲课啰嗦、闲散,轻微的河北口音使他本来就可乐的语言更加容易触动学生的笑神经,大家会不约而同地说“真逗”。我不十分钟爱化学课,也从不死记硬背,所以对化学头疼,可是陈先生那种教法倒是不容易忘掉的。比如电话次序表,先生是这么讲的:“有个人叫贾纳(钾钠),他加倍思(钡锶)念,盖(钙)世的美侣(镁铝),猛醒(锰锌)铁还隔着一层镍(铁镉镍),就送礼物吧,可惜(锡)铅太轻(氢),得送厚礼,于是共同(汞铜)银铂金”。这让我一直没忘那次序是“钾钠钡锶钙镁铝,锰锌铁镉镍,锡铅氢,汞铜银铂金”,当时不喜欢,觉得有点俗,但却想忘都忘不了。说到高山上空气稀薄,就说他自己上过极高的山,说:“高山顶上老和尚给我煮饭,锅里的水很快就开了,可是饭煮不熟”,我因而牢牢记住气压与海拔的关係,至今眼前仍浮现出先生描述的与老和尚促膝点柴烧火煮饭的情景。……。我们虽然觉得先生“不够女附中”味儿,先生却常常夸奖我们,说国立学校的学生就是好。

国文老师先后有韩ⅩⅩ、黄淑环、赵静苑三位先生,一九四九年以后,国文改为语文,唐初、胡立、李少铭、钱濬、林莽五位先生先后任教,高三时,林莽先生把语文课改成了文学课。

韩先生教女附中初一之外,还在男三中兼课。初一国文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周敦颐的《爱莲说》,至今仍能背诵:“餘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褻玩焉。”,以之律己,以之育人。韩先生把爱莲说名句鐫刻在我们心里,我们却因他浓重的汗毛而送了他“毛猴儿”的雅号,实乃大不敬也!韩先生对此并不介意,留给学生谦和的微笑。

黄淑环先生任课期限不长,讲过茅盾、巴金等人的文章。她戴一副金丝边眼镜,有旧时大学教授的风范,给我印象极深,儘管这种印象是笼统的。后来才知道,她的丈夫是清华大学教授,说明我的感觉不无根据。一九七八年,得知先生已成孤寡,在清华任教的女附中校友来到她家问候——清华园里一个不大的单元房。先生看见我就想起:“你小时候是个小圆脸儿”,我很激动,屡经运动折磨,彼时已非圆脸儿,先生却还能认出;我也感慨,先生竟然记得她三十年前的弟子,足以说明我们的老师是倾注全心於学生的。

赵静苑先生很喜欢我的作文,还选做范文读给全班。一次自由命题,我写了一篇“我的邻居”。赵先生边读边笑,尽情流露著欣赏之情,夸奖我文笔生动幽默。当时刚刚“解放”,年级办了壁报,赵先生鼓励我投稿。我想先生对“我的邻居”一文如此青睞,它一定成为壁报首选。不料稿件被退,负责审稿的唐初先生说我的作文没有思想性,要求选题、内容都必须为无產阶级政治服务。我深受打击,赵先生结束任教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作文陷入低谷,不再脱颖。

赵先生讲的国文课,记得有“大铁槌,不知何许人也。”,还有徐志摩的文章,第一句是“飞,其翼若垂天之云。”等等。

赵先生身材矮小,长年穿高跟鞋,因此得了雅号“赵高跟儿”,女附中届届相传。同学们一起说到先生,都以绰号称之,她的侄女,我班的赵时勉从不生气。我们毫无恶意,可能也拿先生当自己的姑姑了吧。

唐初先生短时间教过我,之前,他退回了我投给墙报的稿件,所以上他的课我很紧张,作文更是不知所措,实在不懂怎麼写思想性才强。我清楚记得,为了追求思想性,写作文开始假模假式了。一段时间后,感到先生很和气,一口四川话很好玩儿,於是也敢调皮捣蛋了。唐先生的竖行板书总是歪斜的,我就故意使劲歪头看,还怕先生注意不到或不屑於理,乾脆挑明瞭说:“先生别歪着写行吗?歪头看太累了。”先生不但不生气,而且笑著改了他的习惯,使我觉得这个来自“解放区”的老师倒是很虚心、很随和的。

多年以后,唐先生和高班参了军的才女张美英学长结为伉儷。

李少铭先生在所有老师里是我最感陌生的,任课时间短并不是主要原因。我觉得她很革命,很原则,而我既不根儿红苗正,又扳不住调皮淘气,有点怕她,印象中她没笑过,至少是对我。我一直以为她是延安来的老革命,很久以后听说她是师大的,我就觉得她“改造”得太彻底了。在李先生门下,我的作文没上过85分,主要扣在“思想性”不强。五十年代初,“思想性”远远重於文笔,我不知道怎麼能让思想性强,作文故意加些革命词语,假话连篇枯燥无味,连自己都不爱看,简直失去了写作文的兴趣,每次作文都凑够一张纸,绝不多写,有时句号划在格外(那时,都用毛笔和作文专用的毛边纸写作文)。我对作文由充满兴趣到不感兴趣,是整个社会的教育造成的,这里只是如实回忆当时的感受,绝无抱怨先生之意。

胡立先生是学化学的,服从需要教了语文,后来又因工作需要,调到了一个化学厂。我在高考作文“我最敬佩的一个人”里,写了对他服从需要从事截然不同职业的敬佩;后来以他为榜样,也服从分配频繁适应“需要”。只是回想起来不免质疑,所谓工作需要是谁的主意,是否真有意义,甚至觉得有关方面应该反思知识份子政策。胡立先生的为人从业令人钦佩,展现给我们一个优秀共產党员的形象,很久以后方知他根本不是共產党员——那时,“共產党员”这一称号还是能够服眾的,总被用来比喻好人。

1949年以后的高中语文比过去初中学过的还浅,初中学了不少古文、名著,高中倒学起了“半夜鸡叫”、“小二黑结婚”、“王贵与李香香”之类。每个学期的课本里都得有领袖的文章,不可能匹配学生已经达到的程度,“政治性”或许很强,语文教育则显然倒退。倒也学了鲁迅的“药”、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茅盾的“林家铺子”,还有叶韶钧的作品,但我不喜欢这些名人的作品,尤其反感郭沫若的。之所以还能永葆对语文的兴趣,一是因为小学、初中奠定的基础,二是因为胡立先生的为人。胡立先生也不因“思想性”将我的作文一棍子打死,他虽然批评过我思想性不强,也没给过高分,但却充分肯定我的文笔。一次我和房慧堃在往学校走的路上遇见先生,房慧堃好像为我得不了高分鸣不平似的,跟胡立先生夸我的作文,先生立即附议,说我用字自如,令我自信。

胡立先生平易近人,坦然满足我们的好奇,如实“招”了他和夫人胡平先生的恋爱经过:他们是同学,前后座位,胡立先生老跟胡平先生借橡皮。我们听了十分开心,觉得胡立先生不仅可敬而且可亲。

钱濬先生是来自上海的女老师,上海普通话口音很重,不过班里的上海同学王智、吴明和可以充当翻译。任课时间短,但有一件事印象很深:一次自由命题作文,我写了此前不久世界青年代表团来校参观的经歷和感想,被钱先生选作范文。点评中,先生说我用的是由远渐近的手法,达到高潮时热情洋溢、气势磅礴。另一次,先生说我的手法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其实写的时候,我根本没考虑那麼多,没想到要用什麼手法,自知那不过是“瞎猫碰死耗子”,只是自我情感使然(我从不刻意描述),不过,一经先生点评,在写作方法上却也收穫颇丰。

林莽先生曾是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在我们高三时,调来女附中教语文。第一堂课,先生就声明这门课不能再叫“语文”,而要改称“文学”。讲授内容果然文学,让我们知道了果戈理、雨果、托尔斯泰、莫泊桑、莎士比亚、雪莱、歌德、普希金、高尔基等许多名人的名著。当然也学过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因为那是获“史达林和平奖”的中国文学作品。书里那句“田野里传来一阵粪香”令人莫名其妙,引发一场辩论,有人说这句话反映了作者的劳动人民感情,有人觉得劳动人民也不会嗅出粪是香的。林莽先生静听我们抒发己见,不扣帽子,但是五十年代初,前一种意见必为正统。(后来丁玲女士也好,林莽先生也罢,统统被打成右派或胡风分子。)

先生声情并茂地朗诵苏联爱情诗歌《有谁知到他》,我们却偷偷地乐,先生遗憾地说我们不懂生活。当时女附中学生连交谊舞都抵触,更不懂谈恋爱,我们只讲友谊,认为跨越了友谊就不纯洁了。记得上初中时,一个平时并不温柔的高班女生与某男生要好了,我们竟然不约而同喊出“她怎麼变成女的了?”就好像她原来不是“女的”,我们自己也不是“女的”。上高中后,受了几年党的教育,更具独立性,只讲事业,只讲革命,我们越来越不懂生活,不懂爱情——数十年后,才意识到我们被教育得不男不女了。对於那样一群十七八岁的懵懂女孩,林莽先生的看法是不无道理的。

“语文”改成了“文学”,我们已经不知所措,先生又要求我们读苏联小说《收穫》然后写“论文”,这就更“丈二和尚”了。不过,1949年开始,我们从一定深度的古文逐步被沦落到“半夜鸡叫”,到了高三,先生想把我们拔高到能写论文,不免受宠若惊,以致无比自豪的。老师耐心指教,学生认真对待,全班几十篇论文问世了,虽难以论及水準,但至少破除了迷信。低班同学听说我们写论文,无比羡慕,盼望著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实现“语文”到“文学”的飞跃。

我上女附中那年,学校请来师大英语系的老师,选中我们班做直观教学的试点班。直观教学是从教师大的美国女教授Helen提倡的,她也曾给我们上过课,常任主讲教师是师大的马俊明先生和刘光新先生。

马俊明先生是第一位英文老师。这位年轻的男老师很靦腆,无孔不入的我们抓住这个特点,偷著叫他“马大姑娘”。他很认真地贯彻美国式的直观教学法,一开始不教26个字母,直接说话。从生活入手学英语,符合人类掌握语言的规律。老师通过动作、姿势或实物、图片传达词义,记单词不背字母,而要求感官并用,用眼看、用嘴读、用耳听、用手写、用脑记。第一课是“stand up,sit down,come here,go there”,同学们站站坐坐、来来去去,生动活泼地掌握了所学内容。以后的每一课都不复杂,学过的不断地出现在后面的课文里,看似简单,却是温故知新、熟能生巧,利於扎实地掌握。一个多月以后,才开始学字母,记单词仍不准逐一背字母,还是要感官并用。这种方法是对的,英语字母相当於中文的笔划,中文字不能一笔一划地记,英文字也不能靠逐一背字母记忆。我曾羡慕一般学法,每课一个故事,但是事实证明那样学是学不好英语的,每课单词很多,后面的课文里不再出现,很快就会忘记。随著试点顺利进行,我越来越喜欢我们班的直观教学法;看似简单的内容,不断重复,经常运用,学过的都能掌握。

刘光新先生执教初二英语,是一位可爱的女老师。地道的美音,动听的语调,整堂课不怎麼说中文。我们到师大找先生,她给我们放唱片,直接听外国人讲故事。课上还配合课文,让我们两两组成speaking pair(练习会话的双方),练习打电话。这个学期,我们的听说能力因而大大提高。

时值1948年底,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城,我家靠近城垣,攻城炮声作响耳边。学校停了课,没有作业,闲来无事,我翻阅家里的书刊,找到一本中英对照的《天方夜谭》,边查字典边看英文版,实在不懂再看中文译文,很有兴趣。还找到一本汉英字典,突发奇想,借助於它,我用英文写起了日记。

“解放”后开学了,我把英文日记交给刘光新先生。在讲“Diary(日记)”一课时,先生问:“Do you know who in your class wrote English diary?(你们知道班上有谁写英文日记?)”同学面面相觑,暗中猜测。我没有做声。先生高兴地宣佈:“They are 房慧堃 and 孙昌龄.”还夸奖了一番。没想到房慧堃与我不约而同,令我激动不已。我对英语有兴趣,第一个啟蒙者是我的妈妈,小时候妈妈告诉我:“英语是最好听的语言,鶯声燕语,长大了好好学。”刘光新先生的教授与鼓励,则是我对英语保持旺盛兴趣的加油站。

可惜“解放”后再也容不下美国人,师大的美国女教授Helen被遣回国,女附中也不再聘任给美国人实施试点班的刘光新先生。刘光新先生离我们而去,试点班随之夭折。好在来自延安的校领导没有让我们改学俄语,估计是因为没有俄语师资,而英语师资一流。无论如何,我始终不忘女附中首批延安领导的恩典,没让我们“一边倒”,没被某些学生要求学俄语的呼声所动摇,六年都学英语使我终生受益。

朱经兰先生是解放后我班的第一位英语老师,教材、教法都恢復了“传统”,我却怀念著试点班、怀念著刘光新先生。我已习惯整堂说英语的意境,喜欢会话,已不习惯传统方法。不过,朱先生形象漂亮可爱,英语板书美如其人,还是使我继续保持了学英语的兴趣。

赵朴蓀先生教我们英语的时间最长,英语造诣极深,他也多用英语讲课,我只知道语法中的英语辞汇,上大学一律学俄语后,才比照出赵先生所说的subject、predicate、object、attributive、modifier、……等词语的中文意思是主、谓、宾、定和状语,也领会了先生传授的“学外语不要经过翻译”的好方法。遗憾的是教材的“革命化”,高二高三学的都是中国人译的政治报告,比如“政治协商会议”、“论人民民主专政”之类,我的英语政治辞汇是这段时间里积累的。教这样的内容,博大精深的赵先生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即使如此,先生还是给我打下了扎实的英语基础,使我受益终生,我的英语优势助我“开路架桥”,助我与坎坷命运抗争。

课上课下,只要见到赵先生,面对你的必是谦和慈祥的笑脸,那笑容发自肺腑。因为先生慈胜於严,顽皮未泯的高班同学跟这位年长的男老师叫“妈”,又因先生“规模”甚大,学生就以“赵大块儿”代之。某高班有三人姓朱,先生提问时,往往在这三人中抉择不定:“朱,朱,朱”,於是三个朱姓人都紧张起来,最后叫起一个,另外二人虚惊一场。在好脾气的老师面前,学生容易“放肆”,我就跟赵先生耍过“频嘴”。一次考试中,重量级的先生在行间走来走去,儘管小心翼翼,很旧的皮鞋还是被踩出不大悦耳的声音。我不失时机地举手,先生以为我有什麼疑问,赶忙过来,努力弯下庞大的身躯,亲切地问:“有问题吗?”我故意以央求的口吻:“先生,别来回走行麼?都想不起来了。”同学都忍不住笑。明知如果我真的想不起来,就没心思捣乱了,先生的笑脸现出格外的慈祥,手指上下指点著我,让我感到他没烦我,好像在说:“你这孩子,又淘气!”我报以顽皮的憨笑。后来我深深懺悔自己的不諳世事,想起英语排在上午第一节课时,先生总是带来生炉子的烟味,想起先生简朴的衣著,被踩出不悦耳声音的皮鞋,可知家境一定清贫, ……,我却管不住自己,拿先生的无奈开玩笑,简直是恶作剧了。越想越心疼先生,暗自羞愧,甚至不忍重提此事向先生道歉。

可是先生真没和我一般见识,毕业后近二十年的一天,我坐公车经过前门站,看见先生和他的老伴儿在那里等车,惊喜使然,我朝车下连喊:“先生!”先生似乎熟悉这声音,迅速地在眾多乘客里发现了我,还是那张谦和慈祥的笑脸。汽车匆匆地开走了,我来不及下车多跟先生敍旧,以后也再没见过,先生在前门车站等车的一刻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后来先生被调到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大)当英语系主任,我二姐因公事拜访先生时提起我,先生慈爱地评价说:“聪明,淘气!”我就知道,我虽顽皮,可是先生真的从都来不烦我。

中学时代歷经沧海桑田之变,1949年后,教育为无產阶级政治服务。歷史课旧貌换新顏最为明显,伟人都成了坏人,最是难以适应;流寇都成了英雄,更是心存抵触;进而对於歷史课的兴趣渐衰。

先后教过我歷史的有三位老师。

高文鸞先生两度教我歷史:初中一和高中三年级。

一上女附中就是高文鸞先生教歷史。据说先生初到女附中时,因为年轻,身材小巧,高班学长“不敬”但友好地叫她“小高”。教我们时,先生已是有经验的优秀教师,但那称呼照样传了下来,可是我,儘管淘气,却人前背后都没那样叫过先生。到了高三,高先生又教我们歷史了。初中一年级先生传授了上下五千年源远流长的中国歷史,博大精深浩如烟海的古国文明。高中三年级先生又讲丰富多彩的外国歷史,特色鲜明的异域文化。每堂课都一丝不苟地娓娓道来,条理清晰,内容详实。多年以后方知,先生是师大的高材生,所以功底深厚,教学有方。我学歷史课不很用功,大学又上了工科,但是某些场合下,还能被人恭维“您对歷史太熟悉了”,如果这是发自肺腑的评价,功劳归於歷史老师。而我,有绝对的自知之明,在老师面前,绝无胆量妄谈歷史。

高文鸞先生也是我高三时的班主任。那时中学生很独立,班主任很少干预我们,一切活动都由学生自作主张。只是高三毕业前的一次家长会,从準备到当天,先生都陪伴著我们。家里管得严,我秘密参加课外活动,怕爸妈不喜欢我拋头露面。为了在家长会上表演民族大团结舞,我从家里“偷”出两块绸料给跳西藏舞的同学做藏服的大袖子。不愿让爸妈知道这些,只有找高先生帮忙了。我恳求:“先生,我们演出时候,你一定要设法把我父母支走,就让他们参观成绩展览吧。”先生只是笑我,没有作答。我想,参加表演,贡献衣料,这一切都是为了集体,先生一定支持我,就放心地準备上臺了。可是表演结束后,先生陪著爸妈找到我说:“昌龄让我把你们引开,说你们不愿意让他参加跳舞”。我想抱怨先生没“信守诺言”,可是没等我开口,妈妈怪起我来:“多好啊!还不告诉我们,老师要是听你的,我们就看不见了。”从此爸妈就支持我参加课外活动了——这正是先生想达到的结果,她的良苦用心就是希望家长鼓励孩子全面发展。

母校七十周年校庆时,先生向我约稿,其时四人帮垮臺,我得以重返高校任教,写了一篇感悟交给先生,请先生指正,并说如果不合要求,就别投稿。先生及时回信夸奖我“言简意賅,文情并茂”,并将其收入校庆纪念文集中。

高先生始终关心著我们,主动与学生广泛联繫,特别惦记经歷坎坷的学生,与现在某些教师或是学校只在意“知名校友”截然不同。后者旨在标榜自己,高先生则给学生真爱。她还关心我们的下一代,我的孩子升学时,先生準备了有益的参考资料,让她老伴儿寄给我,当时他们已是花甲之年。

先生已近九旬高龄,记忆力超强,几十届学生的名字一清二楚,谈起社会上的事,观点正确、思路清晰。先生依然关心著我们,听说哪个同学家里有状况,就主动打电话询问,许多同学都得到过这样的关怀。我们看望她,必留吃饭,而且已準备好,为了多些时间促膝谈心,我们从来都没客气过。我们这些老学生特别喜欢吃先生家的包子、“糊遝子”什麼的。师生情谊常在,日益加深。缘分所致,她是我们最亲近的师长,先生健在实乃我班之幸。

初二至高二的歷史课是两位年长的男老师教的,河南口音的是张守常先生;另一位河北口音的,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姓名。

张守常先生(这个名字应该不会错的)高个子、戴眼镜,始终面带微笑,风度儒雅,一见到先生,总有一种孔夫子现世的幻觉闪过脑海。先生也是中外歷史都教,讲课生动无比,描绘的许多情节至今歷歷在目,比如近代史里讲的,张宗祥被示威群眾扔鸡蛋的狼狈场面,让我们犹如身临其境。先生的河南话非常动听,丝毫不土,法国大革命的重要人物罗伯斯庇尔的名字,经先生一说简直就像唱歌。我们把这名字演绎成“萝卜丝儿片儿”,再也不会忘记。几十年后同学相聚,回忆起这位老师,大家未必记得姓名,却异口同声準确无误地“唱出”先生每个字都发第一声的音调:“罗伯斯庇尔!”

河北老师矮个子、显苍老,不重仪錶,少修边幅。这位先生任教时间短,我又不太适应他的方言,具体讲过什麼已然淡忘。却有一事始终记得:一次课上,先生走下讲臺,查看笔记,在我的课桌旁驻足良久,说:“笔记太乱了,以后注意工整”,我仰望先生,迅速从书桌里摸出地理笔记,“挑衅”地告知,我记笔记受先生板书“传染”。自己也莫名其妙,地理先生板书清晰漂亮,我的地理笔记也工整美观;这位歷史先生板书较乱,我的歷史笔记就“继承并发扬”。先生看了我的地理笔记,尷尬地离开,并不计较我当眾揭短。如今想来颇有歉意,后悔自己太不厚道。

三位地理课老师引领我们踏遍神州,游歷世界,探索宇宙。

杨建章先生是我在女附中的第一位地理老师,偏瘦的中等身材,穿西服,总是很精神,手捧地球仪进教室的瞬间,一个重科学的知识份子形象呈现在学生眼前。先生知识渊博,人又有派,听他的课会觉得自己不再是孩提水準。我从小喜欢看地图,小学二年级时,记住了当时的行政区划、省会,后来更喜欢记忆长长的外国地名。师从杨建章先生,日积月累,学习地理的兴趣更有意识,也更加浓厚了。

1950年学校掀起参军热潮,当时延安的育才学校已倂入女附中,来了大批“革命后代”,其中不乏高干子弟。我本以为她们觉悟高,会一马当先,但实际情况与当年红军招兵类似,报名参加军干校的多数是老百姓的子女。杨先生的女儿杨家茵被批准了,她比我们只高一届,刚够年龄。好像先生只此一女,却捨得让她参军。当时参军与现在不是一个概念,报名的绝非为私利,多是有牺牲精神的。杨家茵是极其文静的女孩,杨先生是温文尔雅的教师,他们来自旧社会,竟有这等觉悟和勇气!

在欢送参军同学大会上,杨建章先生上臺发言,要与女儿在不同的岗位上一争高下。先生之举极大地鼓舞了全体师生员工,聆听先生讲课时,学生心中更添了深深敬意。

张致恭先生最有激情,是解放后的第一位地理老师,教授本国地理。我们从小习惯了秋海棠叶形状的祖国版图,能够建立新国土的概念,应归功於张先生。他一口山东话,加上稍显夸张但不过分的手势,很有风趣,我至今记得先生手指地图:“这是我们祖国的版图,像屹立在东方的雄鸡。”

由於延安来的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张先生和其他留用的老先生一样,十分注意贯彻“爱国主义教育”。他的话语、表情、动作尽收学生眼底,被我们下一班的同学编成短剧,上臺表演。她们没有指名道姓,只是外号叫小猴儿的曹玉慧做了精彩表演。她学的是先生讲中国经歷了日本侵略者的沦陷,终於“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地道的山东话,双手抱在胸前的动作,让所有同学一看便知学的是张先生,全场爆笑。先生脾气绝好,坐在台下,满脸慈祥而无奈的微笑。

白耀先生是高三时的地理老师,刚从师大毕业,大学生气十足,教学水準却已很高,先生教自然地理和世界地理。他在世界地理的第一堂课上说:“从今天开始,咱们一起周游世界”,一句话引起我们无限的好奇心,我对地理的兴趣也攀升到了极致。每讲到一个国家,先生都言简意賅地概括出它的特点,使学生宛如身临其境,比如,“现在我们迈进了日本的国门,举目眺望,除了火山什麼都没有,……。”突出了日本土地贫瘠,自然环境差的特点。毕业后上了同一个大学的几个同学给先生写信汇报大学生活,曾用先生讲地理的语言形容当时免费提供的伙食,说“量多质佳,就像瑞典的铁”;先生回信说:“你们学了理工,还记得地理知识,我很欣慰。”如前述,因为欣赏先生瀟洒漂亮的板书,我的地理笔记也力求工整美观。

我们不怕长长的外国地名,先生教的,想忘都忘不了。欧洲的国家眾多,河山都市的归属照理容易混淆,可是先生以他幽默的话语使这类问题迎刃而解。比如比利牛斯山,先生说“两个人比一比力,让牛给撕了。这力有多大呢?比利牛斯山,把牙往西搬”,於是我们记住了比利牛斯山在西班牙。讲到安道尔,先生说“耳朵安倒了就是”,我们轻鬆地记住了这个陌生的小国家。后来不等先生讲,同学们都会运用他的幽默记忆法,快乐地学好地理,渐渐觉得记忆外国地名并不是什麼难事。我特别希望上课被提问,能滚瓜烂熟地回答,可是先生很少点我的名。因为很想显摆,就问先生怎麼老不问我,先生说:“知道你都会,所以不用问了”。这是因为一次答问中,我脱口说出西班牙的主要河流是瓜达尔几微河,全班惊讶,邓可蕴还“哟!”了一声,说“连这都记住啦!”——大概没有比这更难记得地名了。

先生的幽默无处不在,一次上课,需要悬掛一张很大的地图,可是黑板上方的木框没有钉子,我找到了一个粗而折弯的铁钉,插在黑板上方墙上的一个隐蔽的小洞里,掛好了地图。先生得意地笑了,幽默话语脱口而出:“好!充分利用自然。”

白耀先生擅长排球,是教工队的主攻手(九人排球的二排边儿),曾和我们比赛,也常看我们打球。他还关心我们的文娱活动,十分内行地评价、指点。他是学校的少先队总辅导员,戴上红领巾越发活力四射。在军事干部学校报名动员会上,他曾代表教师发言,泰然自若地应对同学们“突然袭击”挑战。

出於对地理课的兴趣和对先生的崇拜,我送给他一张试画的铅笔画“斯维尔德洛夫肖像”。同时有同学送给他“奥斯特洛夫斯基”铅笔画,我不常画,谦虚地说我画的不好。可是先生却说还是我画的好,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使我后来有更大的兴趣和信心,继续画了一些铅笔肖像画。

据悉,白耀先生中学是男附中的,毕业后考上清华气象系,因病休学过了期限,后来上了师大地理系。有老清华气象系的底子,所以自然地理教得特别在行,一般文科老师难以达到他的水準。大约在文革以后,先生被调到教育学院当院长。1984年返校时,同学们不约而同地告诉白耀先生“当初跟你学到的不仅是地理,先生传授的方法我们至今还在使用”。的确,先生通过教地理,传授了学习方法,啟迪了思维能力。老师文理兼优,对重理轻文的一代学子有著至关重要的影响。

女附中初中一年级有三门课程与现在的生物课有关:动物、植物和生理卫生。植物老师是刘彩祥先生,动物和生理卫生都是翟先生教的,高中一年级的生物课则由赵汝英先生教授。

刘彩祥先生是位漂亮的女老师,素色的旗袍、梳理的髮式和金丝边眼镜,十分得体地衬托著她高雅的气质和丰厚的内涵。我记得先生讲课悦耳的声音,记得她在黑板上画的植物茎规范的纵横剖面,记得导管输送水、筛管输送有机物质,……。初一初二两年,我一心淘气极不用功,植物课没学好,是先生教得好,我才有了些许记忆。女附中的老师对学生学习的要求有求必应,刘彩祥先生指导课外活动与上课一样认真,这将在后面的“1948双十节”一节里敍述。

上世纪80年代初返校,先生已近退休之年,但看上去好极了,风姿、活力不减当年,对我们热情亲切。那次以后再没见过先生,希望她健康长寿。

翟先生的名字我一直不详,因为学生心照不宣的原因,也从未打听过。先生是留德的,一不留神,就在黑板上写出了德文。他说写中文太慢,若是我们懂德文就好了,写黑板用德文效率会高得多。他讲课很有水準,熟练地画出各种动物的解剖图。一次画鸟类的解剖图,用密麻麻的点表示“砂囊”时,粉笔响响地敲击著黑板;我心血来潮,把笔记本画图的那一页直接铺在桌面上,故意用铅笔急急地戳出响声;先生回过身来说:“不要出声!”停下来也就罢了,我偏要回一句:“先生出声了,我以为非出声不可呢!”装出严肃认真的样子;先生并不计较,只说了一句:“你们不用出声。”同学都偷著笑,我倒觉得没趣了,一个初中女孩子,干吗这麼讨厌?!

同届的另一班有位同学外号叫“小肥皂”,过去北京人管肥皂叫胰子,原来这位同学是翟先生的内妹,直接说小姨子觉得不雅,於是淘气包们想出了这个雅号。我班淘气包更多,也淘得更甚,就直接给老师起外号了。动物先生是外号最多的,其中又以源于先生中文缺陷的为最多,学生是有空子就钻的。学过了两栖类动物,我回家说刚知道癩蛤蟆的学名叫蟾蜍,我按先生念法说成“蟾餘”,学生物的姐姐大笑了起来,告诉我应是“蟾蜍(音除)”。第二堂课我直言提出,先生坦承,他以为合体汉字都与其一边同音。因为同样的原因,水獭成了水赖,一个例外是把椿象读成桩象,先生读错的动物名就都成了他的外号。不过,起外号只因好玩儿,并不影响对先生的折服。先生是水準很高的专家,当时还在师大任教。

赵汝英先生教高一生物,是师大刚毕业的高材生,温柔美丽,和蔼可亲,像大姐姐;讲课条理清晰,语言精练,啟发性强。对於大姐似的先生,我们喜欢、好奇,同时绝不忘记观察特点奉送外号。因为先生靦腆,容易瞬间脸红,然后恢復常态,所以外号是“变色球”(一种硬糖的名字);不过我们只是心照不宣,并未大张旗鼓地叫过,谁都不忍心“欺侮”怕羞的漂亮女老师。

生物实验是大家最感兴趣的,显微镜下看变形虫、草履虫,解剖青蛙、鸽子、兔子,……,先生传授著绝对正规的实验技能,培养我们井井有条的实验习惯。不容置疑,这种薰陶不仅使后来学了生物或医科的同学打下良好基础,其他同学也都受益匪浅。

由於先生注重啟发,加之生物这门课所涉及的是看得见摸得著的,所以我们平时在课上就频繁提问。一次快下课时,先生说:“下堂课,师大的毕业生来听课,我们该讲生殖系统,……。”先生十分瞭解我们山南海北口无遮拦的提问习惯,特地关照不要乱提问题,以免打断授课。我们很理解,知道那是示范教学,得保证一堂课内完成预定内容,所以很配合,安安静静听了那一堂。其后的课上,大家像开了闸门一样,把攒在心里的问题一股脑倒出,先生应接不暇。对於先生在示教课上讲的“两性婚后,出现受精卵,长成婴儿”,我百思不得其解:小时候在若干婚礼上给新娘子拉纱,太瞭解婚礼仪式了,可怎麼也无法把这种仪式与形成婴儿联繫起来。不料问题一经提出,先生的脸刷地一下红到了耳根子,尷尬地笑了。先生毕竟是先生,知道我不是捣乱,而是认真求知,她以得体的语言回答了问题:“所说的是一种特殊的仪式,不是你说的那种。”我幼稚无知,但毕竟已是高中生了,懵懂地意识到不该继续追问。很多年以后,我的一个女同事说,女中的学生都挺傻的,使我想起自己出过的洋相,算得是傻中之最了。

好像是新年,请了先生参加班里的活动,击鼓传花中,花落在先生手里,按规矩受罚——抓鬮,按上面写的要求来做。先生看过,又是刷地红了脸,表示为难,大家不依不饶,嚷嚷道“不就是唱个歌、跳个舞之类的吗”,让先生唸出来,先生还是说实在办不到。一个同学抢过纸条代唸了:“请你放个屁,再用排水取气法收集起来”。这也太恶作剧了,大家异口同声责问:“谁干的啊?”良久,淘气的“阿威”笑嘻嘻地边起身,边挤出一句“是我”。她的诚实使大家顿时消了气,老师本来就宽容大度,师生继续联欢。据悉,我们毕业若干年后,赵汝英先生调至青岛海洋研究所,毕生从事海洋生物研究。

不知不觉中,这麼靠后才回忆音、体、美诸课的老师们,其实我喜欢这些课程,始终不忘那些老师们,在培养全面发展和对真善美的嚮往方面,他们功不可没。音乐课有三位女老师,四位体育老师里有一位男性,还有一位美术男老师。

李芒娣先生是特别帅气的音乐老师,钢琴造诣颇深,常在著名音乐家老志成先生为主的重要音乐会上担任伴奏。我的乐理知识主要得益于李先生的教诲,她也是我们西洋古典音乐的啟蒙人。初中一年级的音乐课本每课一个世界名曲,有作曲家的头像和简介。第一课是音乐之父巴赫和他的小步舞曲,歌词则配以

“老渔翁,驾扁舟,过小桥,到苹洲。一箬笠,一轻鉤,随波逐流。
秋水碧,白云浮,斜月淡,柳丝柔。菊满櫡(汉字不确切了),酒满甌,快乐悠游。”

第二课是罕德尔和他的名曲,旋律很熟,却一时想不起曲名,我们书上的歌名好像是“凯旋”,前两句歌词是:“百战沙场却虏威,英雄今日得胜归,……。”依次是威尔第和他的阿伊达选曲,我们的歌词是:

“你听!鼓角喧嚣传遍四方,欢声雷动,凯歌响彻云霄。
你看!军旗灿烂临风高飘,刀光闪处,得胜英雄来到。

万千同胞,携幼扶老,夹道欢迎,举手相招。……。”

接下去有贝多芬的“土拨鼠”,舒伯特的“野玫瑰”,海顿、孟德尔松、萧邦,……,等的名曲。苏格兰民歌“夏日最后的玫瑰”印象最深,先生给听过原文唱片,歌词译得远远好於后来的“夏天里最后一朵玫瑰”;我们的歌词是:

“夏日最后的玫瑰,独自吐芳蕊,所有亲爱的伴侣都已凋残枯萎。
没有同族姐妹,也没有蓓蕾,来映照她的红顏,或陪她兴喟。”

音乐课本里那些大音乐家的面庞至今在我脑海里清晰可辨,那书和小时候每个学期的成绩单、奖状一起放在一个木箱里,一直保留到离家走上工作岗位。1953年以后,我家没有了自己的住房,爸妈或与家兄同住,或移居姐家,没有固定住所,我不能给年迈的父母增加负担,保留的那些东西就不知下落了。不过,如果保留,文革挨整时说不定会招来麻烦,因为肯定属於资產阶级范畴,说不定被造反派归类为变天帐呢。现在想来,没能保留那些珍贵的东西很遗憾,也很后悔。

课本之外,学过一首德国的“工兵之歌”,胡啟恒被点名独唱,先生结束伴奏转向同学时,得意到了激动的程度:“好不好啊?!”同学们异口同声迸发出:“好!!!”胡啟恒从不显山露水,原来唱得如此之好,音準节奏,情感表达,都无可挑剔,同学们赞羡不已。不少同学清楚记得那首歌词:

“在我们广阔的土地上,四处照耀著阳光。为祖国争取自由,别让妈妈再悲伤。
我们是年轻的工兵,四处架起桥樑,连接东南西北的道路,来把人民的友谊织成网。
有学习也有休息,假如要想回家去,就乘著自己的船艇,把船划到家乡去。
在学校在家乡,那蓝蓝的大江水,载著我们流向天际,我们是新时代的工兵队。”

而铭刻於心的是李芒娣先生夸奖学生时真情的流露,就像辛勤浇灌培育出美丽花朵的园丁,由衷地欣慰。她是造诣极深的音乐人,更是潜心教育的好老师。

第二位母音乐老师姓黄,不知道名字,梳著“出水芙蓉”髮型(那部电影里女主演伊漱慧莲丝的髮型),这位先生短期任课,印象不深了。

吴德棻先生毕业于师大音乐系,教我们音乐已是1949年以后,延安育才学校併入,女附中业已改天换地,陕北土嗓子风靡一时。被灌输了革命思想的少年学生以为土嗓子是无產阶级的,而原来老师教的是“洋嗓子”,属於资產阶级。吴先生介绍她大学时的合唱团,讲合唱的声部,女高音soprano,女低音alto,男高音tenor,男低音base,……,忽然有人提问:“先生唱什麼声部?”先生说她唱女中音,不容先生解释中音的意义,有人又问是不是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的就唱中音。文静的先生无奈地笑了,耐心地讲了分声部的原则。回想起来,不能不承认当时的浮躁与浅薄,而年少的我们是无辜的,那是大环境文化倒退在音乐课上的映射。吴先生也是造诣极深的音乐人,潜心教育的好老师。如果不受潮流的干扰,师从这样的先生,应更早更深地迷恋音乐圣殿。

高中一年级没有音乐课了,吴德棻先生对於教过的学生依旧有求必应,为歌咏团伴奏。更令我难忘的是先生为我们表演舞蹈伴奏,这一切都不是校方给她的任务。先生跟我们一样,骑自行车跑四九城去演出,心里根本没有“报酬”这个概念。她比我们更在意演出效果,主动为我们换了更有意境的乐曲,大大拔高了节目的境界。我们真不懂事,好像先生所为皆理所当然,很少对先生说声谢谢,更没关心先生有什麼困难。当今,哪里还有这样的老师,这样的音乐人?遇有这种机会,谁会无偿?

1984年返校见到吴德棻先生,我不知怎样弥补过去的失礼,只是回忆了往事,更多的是告诉先生我热爱音乐,是先生引领我步入音乐天地。后来我把清华大学老教师合唱团演出的照片送给先生,照片里有五个人是女附中校友,都是先生的门生。得知学生始终热爱音乐,先生的幸福感溢於言表。

初中一、二年级的体育先生是位女老师,我连她姓什麼都没问过。所有先生都一样,面对面时只称“先生”,不带姓氏。因为她身材矮小,三步上篮又是日本姿势,学生以“小日本儿”称之,届届相传,虽说无心,却至不敬。印象最深的是先生教排球拦网时说:“轻轻一点”,我照做了,立即受到夸奖。那时候不说拦网,而说“关门儿”。领会了先生的“轻轻一点”,“关门儿”成了我的强项。

孙秀艳先生是最棒的体育老师,毕业於国体,是当时的体育最高学府,曾获北京市跳高第一名,篮球技术高超,很帅的运动员形象。在先生指导下,我们彻底改变了日本式上篮动作,学会了先生规范帅气的姿势。孙先生的训练方法非常正规,使我们对体育產生浓厚兴趣,养成了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我们每班都有像样的球队,年级组成联队去校外约比赛,因为先生指导有方,女附中是西城区篮球冠军,北京市排球冠军,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上田径成绩斐然。

孙先生教我们初三体育课时,刚刚二十岁出头,全无先生架子,课后也跟我们一起打球。因为发明瞭一种游戏,我们练就了投篮硬功夫:在篮球场上选好一个地点,画一条线,参加者轮流站在那里投篮,投进者过关,最后一个投不进的人还有三次机会,最后投不进就要用头顶球,从所画的线开始,经过篮筐架子的两根立柱之间,一直顶出场外。孙先生不问这个损招儿是谁想的,兴致勃勃地参加进来,她球技高超,从不受罚。一次我来到操场,同学们都投了几轮球了,让我等她们玩儿完这次再加入,我为了抓紧玩儿的时间,表示不怕受罚,立即加入。不料一投中的,孙先生说:“人家心里有数。”完全是学生的口吻。爱好体育的同学心目中,与其说她是尊敬的老师,不如说她是亲爱的大姐姐。

孙先生人很帅气,合体的牛仔裤,夹克式上衣,在解放后的女附中本已引人注目,说起话来细声细气,更易被误解为娇气。有一次因为想她的唐山老家而落泪,延安来的学生说她“小资”,后来女附中毫不珍惜先生的体育水準和教学能力,把她调到育才小学,不可多得的体育人才就这样滥用了。

毕业后看望过一次先生,她得了糖尿病,身体衰弱,家境拮据,当年英姿不再。

吴宗武先生教我们时已有五十岁了,身材苗条,风韵犹存。先生习惯点口红,描眉毛,朴素的女附中学生偷著叫她“老妖精”,其实她著淡妆,依今天的眼光,很是得体。年轻时参加过远东运动会,擅长跳远。而先生的最强项是舞蹈,她编排的团体操都是运动会上的亮点。我们毕业后,先生调到地质学院任教。

刘伯奇先生大概是延安育才的体育老师,不大像学体育的,倒很像当过兵的,上课内容也以军事体育居多。他说话有口音,自我介绍时,名字被他说成“六百七”,於是这就成了他的绰号。课间跑步时,外号“小疯子”的叶美曾,边跑边念叨:“一 一 一二一,一百七,二百七,……,六百七”,数到六百七,一起跑的同学乐不可支。刘先生浓眉大眼、黑里透红,显得有些厉害,但对“小疯子”淘气从未计较。

庄严先生是高中一年级的美术老师,是我记得的唯一的美术老师,我不记得初中有美术课。庄严先生是中央美院的讲师,来女附中兼课,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男老师。记得画过一次素描,要找一个同学坐在讲桌上做模特儿。全班同学踊跃举手,因为做模特儿就不用画画了。先生选了浓眉毛、大眼睛,轮廓鲜明的贾仲华同学,其他同学在一声叹息中开始作画。先生多次动员画得好的同学毕业后考美院,希望美院招来好学生,他信任女附中学生。可是我们当时很狭隘,认为音体美只能作为业餘爱好。

1949年以后有了政治课,教过我们的有周立先生,还有章健和卞仲耘二位先生。

章健先生好像讲有关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讲到劳资关係、剥削什麼的,他频繁地以“纳鞋底儿”举例——这门课留给我的只剩下这个例子。记性不如我的连这位先生也不记得,但一提“纳鞋底儿”,都“噢”的一声恍然大悟。他只教了一个学期,后来我给二姐送行,在前门东车站碰见了他,我礼貌地鞠躬,叫了“先生”,二姐不服气地问:“怎麼就‘先生’了?”原来他们都是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的调干生,“章健同学”显然没有公开自己曾在女附中教了一个学期政治课的经歷。

卞仲耘先生教的具体内容我已想不起来,只记得她上课的样子和声调,这全怪我不喜欢政治课。后来知道她当了副校长,文革中被摧残致死。九十周年校庆时,难辞其咎又无悔改表示的“红卫兵”头领竟被实验中学(现校名)列为知名校友。此事积重难返,校友为之不平,不知校方怎样认识罪恶的“文化革命”。那位知名校友自己提供资料大肆宣传其所谓成就,说在美国经歷了百般刁难才获得成功,其实她所说的刁难,是美国所有博士生都同样要经受的。实验中学却以此为依据,盲从认可其所谓成就,足以看出当今领导之孤陋寡闻。什麼贡献,什麼成就?但愿实验中学此举只因孤陋寡闻所致,广大校友则更担心有人居心叵测。

周力先生来自解放区,但从未有过“革别人的命”的姿态,“平易近人”用在他身上,显得分量不够,他脾气太好了。先生刚一教我,我就耍频嘴,直面先生说他“眼大无神”,先生本该动怒,他却照样付之一笑,事后我深深自责自己的讨厌行为,转而加倍敬重先生。可是淘气往往失控,先生结婚时,我们更是得意忘形。又是我带头,在一间破烂儿仓库里,发现一个古老的吊灯架子,六面体、黑色木柱。清理乾净,糊上红纸,写了赠言,还配上了穂儿,有模有样。看了赠言,大家笑得前仰后合,写的是我改版的《诗经》:

“关关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良(先生妻子名叫冯淑良,也是女附中的老师),周力好逑。”

还写上了郭沫若所说“翻译成白话文就没有诗意”的后一句:

“窈窕的好淑良啊,周立的好配偶啊!”

本以为先生看了会哭笑不得,那个灯的下场一定是被扔回垃圾堆。我呢,用一句现代语言:只重过程,不在乎结果。但是出我意料,举行婚礼那天,我们一进小礼堂,就看见那个灯掛在天花板正中,心中感慨:这就是我们的周立先生!我感到了我们这样的淘气学生在先生心里的位置,觉得先生真够朋友。

毕业前,学校组织我们参观塘沽新港,我只记得周力先生是带队老师中的一个。早餐时,我们一一就坐等候,个子高高的周力先生高高地端著一大盘油条,分发到每个人手中。脸上始终是真挚和蔼的笑容,这笑容从此留在我的记忆里。

高三那年有一门製图课,是一位男老师教的,中等身材,颇显瘦弱。他教我们用鸭嘴笔上墨,研好墨,用折出沟槽的纸把墨汁灌到“鸭嘴”里。先生仔细观察,发现同学的砚臺里纸条多多,忍俊不禁;然后用相声般的语言,说我们辛辛苦苦研的墨汁都被纸条吸光了。规范的製图中,纵横二轴的交叉点必须由点划线的实线相交而成,有些同学画轴线不通过原点,却把纵横轴点划线的公用点放在原点;先生说这叫“十字路口站员警”,如此形象的比喻令我终生难忘。中学的製图基础不仅使我在大学上製图课时,已具备较好的素养,而且成为我后来指导学生毕业设计的底蕴。我对学生提出绘图要求时,当然少不了“不允许十字路口站员警”之类,学生开怀大笑之餘,轻鬆养成好习惯。为时仅一学期的製图课使我受益匪浅,始终不知先生大名,实属遗憾。

解放后,教导处的江雪先生给我印象颇深。她来自解放区,与其他同来的老师一样,灰布列寧服、八角帽,一身革命装束。不同的是,她大眼睛、大嘴巴,广东人的样子,一口广式普通话,和蔼可亲,与学生打成一片,对我们老女附中的学生也一视同仁。她带领学生唱歌,用的也是解放区时兴的土嗓子。她作曲的那首“扭起秧歌打起鼓,我们大家齐欢呼,欢呼新中国诞生了,一切困难都能克服。……”,一度唱响女附中校园,每唱此歌,我们必学先生的发音,故意把“扭”唱成“柳”。

江雪先生和我之间有一件不是人人皆知的事。1950年的一天课后,我们几个同学在教室廊前讨论著什麼,争相表达之际,江雪先生点名找我。莫名其妙地跟先生来到教导处,不知是什麼等待著自己。先生拉著我盯住我的衬衫细看,那件衬衫是二姐(辅仁大学西语系学生)别出心裁亲手做的,与眾不同,我心中嘀咕,担心先生说我的衣服“脱离群眾”,甚至“小资”什麼的。可是先生的态度让我舒舒服服地松了口气,她万般欣赏我的衬衫,立即定为我校参加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团体表演的服装,让我次日把衣服交来,给请来的裁缝当样子。接著她继续打量我,跟其他老师说出了她的疑虑:“你看她多挺拔,有些人穿上就不会这麼精神。”说时,她还缩脖勾背模仿“有些人”的姿态。我当时奇怪这位“革命”先生的审美观点,她怎麼欣赏“洋的”,喜欢美的?——几十年后我才听说江雪先生是位华侨。

也是几十年后,一位低班同学问我:“你记得咱们团体表演的衣服吗?”我没来得及说当然记得,她抢先告诉我:“你知道吗?那是苏灵扬校长特地给咱们设计的。”不知这是谁人臆想,竟然误传了半个世纪。我无心夸耀自己二姐的服装设计才能,但纠正了她的错误,说那是江雪先生选定的。

还有一事记忆犹新。1950年,我们自己组织球队,参加全国排球选拔赛北京赛区的比赛。我们担心受阻,一直不告诉学校,可是出发前聚集在操场上,江雪先生正巧走过。我们的表现可能异常,引起了先生的注意,过来询问。我们如实说了,有一种“豁出去了”的感觉。出乎意料,先生知道我们要去参赛,非但没有指责我们“不务正业”,而且主动给我们梳头,整衣,关照我们不要紧张,打出水準。从此,我们这些“旧社会来的”孩子与这位“革命”老师亲密无间。

解放后的教导主任是丁丁先生。他很严肃,却压不住我们没事儿捣捣乱的积极性。大约在1952年,一天放学后,我们五六个同学来到西单的新华书店。正对门口的摊位上,一本儿童读物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忙召唤那些同学。大家一看不约而同笑出声来,那本书的标题是《丁丁游歷北京城》。如获至宝,当即买下。次日课后,同学们相约来到先生家,郑重其事地说:“列寧教导我们‘学习学习再学习’,我们送您一本特别适合您的书。”不由分说把书塞给了他。看了书名,他笑了。有人提示:“请看我们的赠言。”扉页上的是:“如果丁丁看不懂,就让丁寧讲给他听”,丁宁是丁丁先生的儿子,时年三四岁。先生笑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用手指点著们。此番捣乱后,先生被我们“改造”的不那麼严肃了。

高考前,学校召集部分同学开会,丁丁先生动员这些人“服从祖国需要”。会后很多同学放弃了原来的志愿,报考了国防院校。我的志愿表早已填好,四个志愿都报了名牌大学,动员会后,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当时被告知,参加动员会的人都是组织上信任的,不改志愿似乎辜负了这种信任——政治上的信任啊;能否服从需要又是组织上的考验,还没毕业就经不起考验,岂不是个人主义作祟?当时的思想就是这样,并非心甘情愿,可就得这麼要求自己,得自觉改造自己。改了志愿,上名牌大学的夙愿只能告吹。

就在这时,偶然遇到丁丁先生,他问我想通了没有,并且又表示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我不善於表决心,可是事后还是用另纸改了志愿,贴在填好的表格上,以“服从国家需要”覆盖了“个人主义志愿”。我并不在乎什麼“信任”,之所以做出这最后决定,只是因为偶遇先生后多了一个顾虑,担心若不服从需要,组织上会随便分配我到没人报考的学校,成绩再好也不让考上第一志愿。改了志愿,先生表示赞许,不过后来的坎坷人生路上,我很难体会到“组织的信任”,以致觉得那次“偶遇”很倒楣。

有些老师没教过我,但留下了印象,比如英语老师阎伯铭,外国代表团来校访问,没有翻译,阎先生被临时抓差,毫无準备的情况下,完美地完成了任务。马芳吾、韩文佑二位老师教高年级国文。马先生是年事偏高的女性,解放后“一边倒”,不得不频频讲授俄国文学和苏联小说,听学长们说,先生常说错囉嗦的俄国人名,比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有时成了“汽车”尼雪夫斯基,奥列格说成“奥格列”等等。韩先生教过我二姐,我不仅知道他学问大,文学造诣深,还知道他是“五四青年”,经常在学生中宣传反封建民主自由等进步思想,啟迪民智,颇具民国时期典型知识份子风范。还有一位教高年级物理的老先生,好像叫刘锡朴,他在我哥工作的汽车修配厂兼职。刘先生做过一个课外活动的报告,感慨当时的中国只有汽车修配厂,而没有製造厂,山东口音,很幽默。

1949年石校长、训育主任徐慕贤先生和教导主任耿克仁先生与我们不辞而别,这当然不是他们的主观愿望。但是,当时怎能容得国大代表和国民党员继续留任?党领导一切,女附中更是彻底注入革命圣地的血液。1949至1953年间,女附中的两位校长都是延安来的革命干部。

第一位是彭文,她身材矮小,皮肤白皙,带一副黑边眼镜,穿一身延安时代的灰色列寧服。因为在任时间短,印象不是很深,只记得她虽然更多关心来自解放区的“公费生”,对我们倒也和善。但据学长回忆,高二的一个学生因写大字报挽留国民党员耿克仁先生继续教物理,被彭文校长狠批,强迫检查,从此处境不佳。天真的学长以为物理与政治无关,耿先生只教物理不当领导,既可为女附中留住优秀物理老师,也不耽误无產阶级佔领阵地。她不理解当时的形势,耿先生留在女附中,至少被“疑似”为“佔领阵地”的对立面。立场坚定的彭文校长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含糊,她大概始终不知道她的“原则性”给那位学长带来的麻烦,以致一生的冤屈。

第二位校长是苏灵扬,也是身材矮小,但皮肤偏黑,不戴眼镜,也穿列寧服,但不那麼“延安”。因为没什麼接触,所以瞭解不多,只听说他是周扬的妻子。我久久不能忘记,有一件事发生在1953年3月5日史达林逝世那天。收听了几天“病情公报”,那天,学校自动停止一切活动,师生员工集合在操场上,气氛凝重,延安来的公费生更表现出深厚的“无產阶级感情”。突然广播电臺放出哀乐,操场上迸发出悲痛欲绝的哭声,同年级的公费生刘光哭晕了过去。这时,苏校长对著麦克风大声责问:“同学们为什麼要哭?我们一起欣赏音乐不好吗?”正在审视自己的无產阶级感情差距的我,顿时愕然,明明是哀乐,怎麼说“欣赏”呢?我想苏校长是太希望避免“共產主义阵营的巨大损失”了。

比我高很多班的刘秀莹学长毕业后曾在苏校长领导下工作,她回忆道:“苏灵扬校长最大的优点是欢迎提意见,你不提,她啟发你提。”领导者具备这个优点实属难能可贵。

除了老师授课、师生情谊的回忆之外,解放前不足两年的女附中岁月也很难忘,比如家事课、公民课和童子军课及其任课先生,特别是家事先生,我将重笔浓墨。再如解放后中学生也被捲入的“运动”,尤其是那个年代学生的课外活动,都长留於我的记忆。

下面将话锋转回解放前的女附中的岁月。


我们的初一乙班

女附中什麼都好,就是操场太小,没有跑道,操场西头几颗高大的白杨树又佔据了数米地段,所以50米短跑测验得从操场外的砖道起跑。到了秋天,白杨树的花儿落得满地都是。我的好友吕友嵐怕虫子,明明是白杨花儿,只不过像虫子,她却照样害怕,从不到杨树下去玩儿,同学故意捡来落花朝她身上扔,她必条件反射发出尖叫。起初我以为她是装的,还真不是,她真的连那玩意儿都怕。可是怕虫子的她,参军復员后,偏偏被分配到科学院动物所去对付各种虫子标本了。

入学后的第一件事是排座位,全班同学在操场上排队,回到教室依次入座,我是高个子里偏矮的,坐在倒数第二排。“那位同学坐直了!”先生说我呢。其实我已经坐直了,因为腿长上身短,尽力挺直,还是比这一排的人都矮,先生只好让我换到前一排就座——从此,胡啟恒就送了我雅号“长臂猿”。教室里每排座位的书桌两两紧接,书桌紧接的两个同学叫“同位子的”,每两两书桌之间是走道。我们初一乙班的座位大致如下:

徐静一、杨淑颖、惠颖钟、赵时勉、宗秀桂、吕恩兰、封芝圃、吴君敏、房慧堃、吕友嵐
潘 政、胡洁光、孙淑田、刘玉兰、张易生、隗家綺、杜肇宇、江华英、王玉明、蒋忠弼、傅志英
陈綺伦、肖云明、崔韵清、刘士蕙、王世慧、孙昌龄、高文英、冯月琴、曹莲美、郝风紆、田 燕
冯丽娟、李 榕、於兆莹、遇桂玲、邓书敏、沉樊林、陈瑞英、陈慧兰、王承兰、郭风茹、汪晋清 徐宝丽、冯瑞英、张福云、胡啟恒、马学惠、陈坦君、苏惠娟、关毓琴、张长甄

第二学期来了个插班生叫易美丽,个子极矮,肯定是第一排的,但是上面列出的第一排又是我最有把握的,那几个同学从未离开过第一排,实在不记得易美丽插在哪儿。二至五排都有不确切之处,第二排应该还有个田毓元,是二附小的毕业生。或许还有记不起来的,真希望有人比我记得更全、更準确。明明记得是十人一排,总共五排,回忆起来人却多了出来。初二以后,班里来了徐稚岐和杨荣芳,好像坐在第三排和第四排。五十餘同学里,目前知下落者不足半数。

我班同窗通病,喜造诨名绰号,比拟动物的有猫、耗子、小驴子、小猴儿、长臂猿(后升级为皮猴儿)、狐狸、狗等,基於外表特徵的比如,小豆儿、皮豆儿、皮人儿、胖子、大关等,由名字派生的比如,庙会、填鸭、小宝儿、小鬼儿、沙包儿、小青子、刘巴、趴著、锅炉等,莫名其妙的比如,老白薯、兔儿爷、折腾等,……。同学之中已是热闹之极,各位老师也在考虑之中。重要之点是,起外号只因淘气不能自已,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心地纯洁,豪无恶意。


一九四七年双十节

我在女附中应度过两次双十节,印象中只有1947年的那次,1948年可能由於临近政权更迭,没有举行纪念活动。那时的活动毫不铺张浪费,各班佈置自己的教室,展览学习成绩。当时中学不设级任,学生有充分的自主权,学校不加任何限制,庆祝活动与政治无关。正因为没有紧箍咒,不担心触犯王法,不同班级各显神通,展示出鲜明的个性。

虽说是学生自己的活动,低班同学筹备中遇到难题可以找任何一位老师指点迷津,老师都无条件地悉心指导。我班请来植物课漂亮的女老师刘彩祥先生,她指定了几种植物的纵横剖面图,让我们画成巨幅,张贴在墙上。先生认真翻阅我们的笔记,想挑选书法最佳的同学在图上註字,她为难地说:“你们的字都那麼漂亮,选谁好呢?”考虑之后,决定让郝凤紆写,她的字与眾不同,自成一体,有艺术风格。其餘各门课没有特别準备,就把平时的作业本,考卷整齐地摆在桌上。教室佈置简单朴素,有人出主意,掛了万国旗,黑板上写了“欢迎参观 敬请批评”八个美术字。整个活动经费微乎其微,就是买了万国旗和绘图纸。可是,双十节那天,前来参观的家长都情不自禁地留下赞许之言。

我姐以家长身份在留言簿上写了“成绩优良”,优字写的简体,同学们不熟悉简体字,大声读出“成绩伏良”而不解其意,姐善意地笑著予以解释。

得到家长的好评,洋洋得意,以为我班必为全校佼佼。一进高二教室,我们自愧不如了。她们别出心裁,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许多头像,一看便知画的不是别人,正是她们所有的任课先生,形似神似,令人叫绝。那些淑女更是才女,后学在欣赏之上,又添了一层佩服。

各班有各班的高招儿,合起来就是当时的女附中,朴实无华,注重内涵。没有豪华的庆典,不需挥金如土。展览平时成绩,绝无突击造假,学生在筹备过程中充分展示聪明才智。对学校来说,这种校庆方式才是最好的教育,学生所受之益是如今流行的以重金请名角儿的庆典无法比拟的。而如今,这种纯洁质朴的教育方式好像已被歷史的列车载走,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我国的现实。

难道富了就得铺张浪费?难道真的富了?一提这个富字,就不由地想起那麼多的贫困地区,想起数以亿计的赤贫百姓。


“家事”课上趣事多

女附中学生歷来自立自强,一心追求独立的人格,谁也不想将来为家庭所累,因而对女中设家事课本能地不悦。初中小同学更把家事课当做放鬆的好机会,敞开了淘气。

年事偏高的家事先生注重仪表,浅灰色暗花旗袍鏤空处透出雪白衬裙,烫髮而盘髮髻。按今天的眼光,先生绝对高雅得体,可是六十多年前,不开眼的我们却给了她“老摩登”的绰号。捣乱是家事课上的必然,几乎所有同学都乐於主动参与。

先生讲审美观点时说:“做衣服选面料因人而异,胖人宜穿竖条,瘦人宜穿横条,……”老师没讲完,我迫不及待地举手发问,不等得到允许,抢先站起:“先生!我知道啦,斜人穿歪条儿的。”引得哄堂大笑,她们笑我不仅反应得快,能“举一反三”,而且不忘故意把斜与歪字易位,并助以姿势动作。一本正经的老师一时无言答对,我则充满胜利的喜悦。有道是“乐极生悲”,此后只要有人捣乱,先生必先疑我。

学烹飪做过土豆丸子,也就是二两肉吧,全班同学轮番操刀,把肉剁得稀烂。又是我,无所顾忌地大吼一声:“先生都烂啦!”故意不点标点,大家前仰后合乐不可支,先生难控局面。

一堂课上,按事先佈置,每人做自己準备好的活计。我根本没準备,一副“屋脊六兽”之态。邻座的胡啟恒漫不经心地剪裁著什麼,忽然神秘地对我说:“哎!我的布是宝布,越剪越厚。”我深信这不可能,顺手夺过夹在剪刀中间的厚“布”。撩开一看,她的物理习题本已剪出两寸长的口子。我真为她发愁,就算她不怕费事抄一遍,老师的批註怎麼办?谁知人家自己遇事不慌,还爽朗大笑起来。我服了,大祸临头,泰然自若,真乃大将风度。(后话:她果然是同学中成大事者。)

一次上课当儿,我因过敏,不由自主打了个喷嚏,先生认为我又在捣乱,要罚我站。其实我从小就控制不住打喷嚏的音量,封芝圃抢先起立为我辩护:“她打喷嚏就那麼大声,不是捣乱。”先生料定我不会束手认罚,强行罚站必将引出我的新招儿。於是迁怒於封芝圃,要罚她站在教室外面。封芝圃一贯守规矩,这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反驳了:“我说的是实话,为什麼要罚站?”先生气得嘴唇发颤,封芝圃毕竟守规矩,见状自觉让步,想出两全之策:“好,我尊重先生,可是我没错,所以得听我一半,我可以站,但不能站在教室外面。”老实学生说不,更让先生忍无可忍,执意维持“原判”。学生再度让步:“那好,我一隻脚站门里,一隻脚站门外。”她不由分说地拍板,并立即付诸实践,跨门槛儿而立。教室门关不了,无法上课。封芝圃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全班譁然。下课铃响,老师含怒而去,这场闹剧才得以收场。

下大雪了,精力旺盛的我们怎能放过厚厚的积雪?“捣乱分子”们每人滚了一个排球大小的雪球,放在课桌下备用。净琢磨捣乱,毫不关心那堂课讲什麼内容。先生背朝我们正往黑板上写字,忽见雪块砸上黑板,然后慢慢融化往下流淌,课堂失控了。

乐极果然生悲,惊动了训育处。学生既惹不起训育处,又禁不住捣乱的欲望。天无绝人之路,有人想出了绝招儿。一天上课,教室里格外安静,学生个个坐得规规矩矩。先生刚转身写黑板,刘士蕙一个手势,全班一起哼鸣,先生见学生一动不动,也无从指责。只要她转身写黑板,哼鸣声立即大作。先生怒言斥之,学生就分成左右两拨儿,她面左,左边同学规规矩矩不出声,她向右,右边同学没声响,惹得先生无可奈何。从此我暗自佩服刘士蕙,她领导全班一起捣乱,能让先生无从查处,真乃高人也。我呢,老把自己置於明处,先生准知道是我。暗表:后来方知刘士蕙是班里最早的地下党,组织力强,老谋深算。

吕友嵐始终没学会踩缝纫机,期末考试只要求踩空轮,不需认线,她还是怎麼踩怎麼倒轮。同学之间互助友爱,傅志英趁先生不备,把机器踩转,让吕友嵐赶快坐下,借惯性摆摆样子。其他同学忙喊先生来看,你一言他一语地助阵。先生明知端的,也就眼睁眼闭了。另一次考试,先生明知谁也没好好做过什麼,就让大家随便交什麼作业,给个成绩了事。我连这都毫无準备,郝凤紆鼎力相助,把一副新棉手套借给我充数。宝蓝色泛白点的粗纹布料,边缘是浅蓝毛线缝得的整齐的十字,美观大方。我紧抱手套走到先生面前,埋著头递了过去。先生显然不想多事儿,并不质疑,反而举起手套指著我对全班说:“你们看人家就是聪明,只要好好做,比谁做得都好。”我由理亏转而忐忑,莫不是先生要以“留成绩”惩罚我了?手套的主人大概也在担心,我苦苦琢磨著对策,真想“招了”算了。先生看了我一眼,随手打了个85分。我如释重负,几乎是夺过手套逃下讲臺。“先生真给面子,居然放我一码。”心中感动,后悔以前变方儿地捣乱。我不由自主转身鞠了个90度大躬,虽然先生没顾上搭理,但我深信先生理解我的懺悔并原谅了我。

一天,在学校旁边的胡同遇见家事先生,我深鞠一躬,叫声“先生”,样子一定很乖。期末那次先生的宽容大度使我内疚自责,并心怀深深的敬意。先生显然认可我的转变,她回应了我,极其和蔼可亲,好像什麼都没发生过,我没好意思重提旧事向她致歉。家事先生,女附中的老师,感动了我。

回想起来,家事先生所教内容都是有益的,我们年代少女的独立观显然幼稚浅薄,以致错失学习生活技能的良机,追悔莫及。好在耳濡目染,多少受了薰陶,日后得以弥补。


那时涉及“政治”的两门课

“解放”前,十几门课程中,与“政治”有关的只有“童子军”和“公民”两门课。女附中学生多来自一般家庭,骨子里无兴趣於政治。进中学不久,国文课就学了《爱莲说》,此后我视“出淤泥而不染”为人生最高境界,懵懂地把过问政治比作涉足淤泥。童子军和公民对于成为有学问的女性似乎毫无意义,没人看重这两门课,只是不敢像上家事课那样肆无忌惮。背地里当然照样给任课先生起外号:童子军教官简称“老童(铜)子儿”,公民先生叫“公民老太太”,从来不问姓甚名谁。

童子军课

身著军绿服、人称“老铜子儿”的教官朝队列扫了一眼,伯乐般地挑选了个子较高、一脸成熟的张长甄当队长。童子军课主要是在操场上练队,教官对我们不满意时,总说:“你们还不是正式编制,要努力争取,像现在这样是不够资格的!”附近的私立学校就在正式编制,也没见他们“争取”,其实就是因为该校涉足政治较深,校长可能是国民党骨干分子。而女附中是清高的,典型的教育圣殿,石校长虽是国大代表,但她代表教育界,不热衷於政治上赶时髦,所以校方对於“正式加入童子军”并未积极争取。真得感激女附中的反潮流,我们只是穿了“童子军服”而没当过正式童子军,否则说不定后来算个歷史小问题呢。女附中的童子军服不标準,我的不就是姐姐给做的吗。

童子军课也有时在教室里上,所教的结绳法极其有用,可惜我只记得最简单的“平结”。平结几乎每天都用得著,因为鞋带系成平结是不会散的。法绳是把很长的绳子盘结成麦穗状的绳结,掛在腰带上以备不时之需。接绳结用来连接粗细不同的绳子,接好后越拉越紧不会鬆开,很有用,遗憾的是忘得一乾二净。

公民课

“公民老太太”其实很精神。矮个子,红脸膛,短髮,常穿黑色旗袍。一副黑边眼镜,显得格外严肃,但她从不训人。数十年后才知道她是国民党员,教我们时没暴露过身份,除了讲公民课必学的十二条“国民党员守则”,从未涉及国民党,不褒不贬,大概觉得自己首先是个教师吧。公民课相当於小学时的修身课,基本内容是为人的道德品格教育。

因为先生颇显严厉,上公民课没人捣乱,只是心不在焉,所学印象不深。十二条“守则”是:“忠勇为爱国之本”,“修身为齐家之本”,“仁爱为接物之本”,“信义为立业之本”,“龢平为处世之本”,“礼节为治世之本”,“服务为负责之本”,“勤俭为服务之本”,“整洁为强身之本”,“助人为快乐之本”,“学问为济世之本”,“有恆为成功之本”。我是查了网才凑全的,只记住了第一、二、十和第十二条。其中第二条,我记忆犹新,可是后来查阅到的版本都是“孝顺为齐家之本”,我仍坚信是“修身”,此二字适合不同年龄的成员,后来臺湾以此为“青年守则”,这一条用“孝顺”二字倒是可以的)。具体内容虽未记全,但牢记所宣导的道德品质——概括出来的国之四维“礼、义、廉、耻”,这四个字成为正派人的人生座右铭。

班里一个同学后来说,她当初隻考取了女附中的备取生,因为姑姑跟公民先生都在国民党,是熟人,所以她被录取了(备取生不一定都被录取)。这才知道公民先生的国民党员身份,时已文革之后了。


独立自治的初一学生

一上中学,我们就很独立,凡事自己做主。不记得是谁发起的,我们初一乙班有过一次很齐心的行动。

我们在学校附近的街墙上张贴了告示,内容大意是:为了帮助家境困难的同学筹集学杂费,我们成立一 个生產小组,廉价加工毛衣。请送来毛线,我们将按您所提出的要求如期完成,谢谢您支持。师大女附中 初一二班啟。

班里哪有什麼织毛衣的高手!大多数仅会基本针法,压根儿没有织过整件毛衣,这事儿真是玩儿玄的。架不住“初生牛犊不怕虎”,迈出一步算一步,谁也没想下一步怎麼走。等候多日无人上门,同学们只好打自家的注意,家长们一般不会“见死不救”,拿些旧毛线让我们祸害,然后给点钱表示支持。吕友嵐最热心,三说两说,竟然把年迈奶奶的新毛线“誑”来了。上好的深蓝色新毛线不知经过多少“织手”,最终也没达到起码要求。老奶奶很生气,吕友嵐少不了挨駡,却如数把工钱交给了“生產小组”。她是个极仗义的同学,寧愿自己吃亏,也不让集体受损。

校方知道我们擅自行动,认为影响学校形象,责令我们解散“生產小组”,同学的困难由校方解决。此事虽无卓著成绩,但足以证明当时十二三岁女孩子的独立性和自治力,遇事自己解决和互助互爱的品行。

救济物资

好像是在体检之后,有些同学被诊断为“肺门扩大”(这个词或许记忆有误,反正是和肺有关的毛病),学校发给她们每人一些鸡蛋,没说是谁给的。另一次是发给每个同学半斤纯毛细线,听说是美国的救济物资。两次都是发下来,该吃的吃了,该用的用了,没有任何声张的仪式,不用感恩戴德,大家反而嫌毛线顏色不好呢。那毛线质地真不错,姐给我织成毛衣,屡经拆洗重织,穿了二十年,最后还给孩子改成了毛裤,可谓物尽其用。救济物资质地上乘,换了人间跨了世纪,花钱购物倒是不免上当受骗了。

沧桑之交

神秘的动向

194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和二姐、小哥骑车出了復兴门,小哥的车樑上还带著不满四岁的侄子。我刚学会骑车,技术欠佳,牛车般地歪歪扭扭前行,简直顾不上欣赏远处的西山和天边的晚霞。天色渐暗,二姐看我那般技术,决定打道回府。我们出城往西也就走了几百米,谁知城门就关了,城墙上站著几个持枪的国军,戒备森严。我们央求说家就住在附近,请开城门让我们进去。这时城门週边了百十来人,守城的兵是断然不敢开门的(多年以后,看那些打入敌后的影片越多,越能理解他们的警惕性)。人群只得沿著护城河西岸北行,指望著阜成门还没关。河岸向河里倾斜,我不敢骑车,二姐当机立断雇了同路的三轮车,拉著我和侄子还有我的自行车。阜成门也关了,城上的守兵好心地告诉大家西直门10:00才关,眾人於是匆匆赶路。进了西直门向南折返,走了同样远的距离,到家时天已漆黑。时间已过十点半,爸妈等得焦急,见我们安然无恙,一块石头才落了地,父亲怒气也顿时上升,狠狠地责駡了二姐和小哥,对我从轻处理。二姐入账十元车钱,特在账簿上留言:“除妹妹外,皆挨大骂”。我心中过意不去,兄姐是陪我练车才出城的,应该是我受过。当时我不明白城门为什麼关那麼早,守兵为什麼连小孩子都不肯通融。 秋季开学后,学校失去了往常的平静,莫名其妙地异样。操场上传来高班同学颇显躁动的歌声:

“山那边呦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大家唱歌来耕地呀,万石穀子堆满仓。
大鲤鱼呀满池塘,织青布,做衣裳。大家唱歌来耕地呀,年年不会闹饥荒。”

她们边唱边绕著圈儿大步地走,膝盖弯曲,身体前倾,肩膀两边摇晃,姿势怪异、表情神秘而霸气十足,掩饰不住心中的嚮往,像是在讚美某种诱人的境界。我不知道山那边是什麼去处,脑海里却现出一幅图画:穿青布衣服的人们在田里收割稻子,在池边打捞鲤鱼。朦朧地感到那是个安居乐业、自由平等的世外桃源,若知道是哪座山,真想到“山那边”看个究竟。

“你是灯塔,照耀著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著航行的方向。
年轻的中国学联,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著你走,人类一定解放。”

我不全理解其意,但眼前呈现出大海、灯塔、前行的船——都是我喜欢的。也不知道“中国学联”是什麼,如果它是解放人类的核心、方向,那麼一定值得信任,“跟著你走”,一定通向光明。(后话:此曲后来被批判,因为中国学联不可以是核心和方向)。

那年双十节没有什麼大活动,不记得初三同学跟我们一起佈置教室是不是为了双十节。

前一天大表哥从天津来,讲了传遍天津的一件事:将一张纸按一定方式折叠成窄条,沿纵向一剪,就成了一些形状不同的碎片,这些碎片竟能作为笔划摆出两句话。我不解其意,也不瞭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只是惊叹其创意人的“聪明”。我十分坦然地做给同学们看,觉得他们应该和我同样惊讶。可是面对我的是张张冷脸,初三年级的同学佟XX厉声责问:“你从哪儿知道的?”“我表哥。”心中不解她的咄咄逼人,但光明磊落地回答了。“他是干什麼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告诉她,我反感她的盛气凌人。没得到预想的结果,反遭横眉冷对,我很扫兴。此后有些人对我似乎另眼看待,不甚友好。使我回想起秋季开学时,也是这几个同学不屑地问:“你干嘛还做新的?” 我说是为了换洗,她们还是投以轻蔑的目光,我觉得可能是嫉妒,她们都羡慕过姐姐给我做的第一身童子军服。

不久后,有人往我家大门缝里塞进了传单:“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林彪罗荣桓签署的“城市政策”。父亲大声读给全家听,母亲紧张地示意:“小点声”。我家饱受邻近派出所刁难,这下子将有出头之日,自是殷切地盼望国民党完蛋。

此后,终日炮声隆隆,我家靠近西城根儿,听得尤其真切——八路军包围了北京城。城门为什麼关的早,学校为什麼不平静,为什麼有人送传单,……,我的一切疑问都迎刃而解。

学校停课了,也不能与同学往来,时间过得很慢。我自寻出路,阅读中英对照的《天方夜谭》,还抱了本汉英词典用英文写日记,时间就很容易打发了。

沧桑巨变

为了古城北京和老百姓的生命财產安全,傅作义将军接受和谈,北平和平解放。春季,学校也开学了。

教室对面月亮门旁的墙上张贴了一张佈告,公佈了地下党员的名单,我看到两个熟悉的名字:同班的刘士蕙和胡啟恒。顿觉愕然,我的同班同学,竟有此等谋大任者!还有许多同学是共產党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的成员,分佈在各个年级,我班也有不少,吕友嵐就是其一。

胡啟恒告诉我,那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城市政策的传单,正是她们塞进我家门缝的,说是想看看我家的反应。我无言,心里不是滋味,她虽然友好,但恐怕不够信任我,认为我家属於非无產阶级。很多年以后,一个老同学由外地来京,与她同桌的徐宝丽问我想不想见面。我是最珍惜老同学的了,也记得这位,我问:“她记得我吗?”她的同桌说:“可能记得吧,她认为你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浅薄的革命意识,视有钱人家为革命对象,她很“左”,把我划归有钱人家,更谈不上信任与友好了。我想,避免重提旧事,不见面也罢。

我知道了毛泽东、朱德是何许人之后,恍然大悟自己惹过多麼大的祸,方才理解高班同学对我的盘问。她们中也有许多地下外围组织的人,对我所“宣传”的一剪子摆出的字句,当然忍无可忍。摆出的字句是反动的:“介石回北平,朱毛二命亡”,真乃冒天下之大不韙!后来听说当时也另有解释,回,就是死了,北平是指北方平定了,下句是说朱毛二人命令蒋亡。思前想后,觉得有点像“文字狱”。

延安育才学校的女生开入女附中。她们身穿灰色棉袄棉裤,头戴灰色棉帽,看不出男女。有的剃光了头,摘了帽子仍像男生。她们叫做公费生,一律住校,吃饭时席地而坐。都会扭秧歌,打腰鼓和耍霸王鞭,用土嗓子唱歌。一切的一切都显得“无產阶级”,我们则是“小资”,女附中从此巨变。

1949年5月9日,延安育才学校正式併入师大男、女附中,在男附中礼堂举行仪式。不记得领导们讲了什麼,三方面学生代表都讲了话,但不记得男附中的是谁,讲了什麼,只记得女附中的代表是高二的朱音,育才的代表是罗林。罗林与我们同届,年龄则是全校学生中最大的,是老区的妇联主任,我始终没把她当成同学,认为她是干部、是“领导”。朱音学长在我们眼里是典型的淑女兼才女,代表女附中是最合适不过的。她们的发言都上了报,朱音说,北京的春天是多风沙的,让这风沙带走我们之间的隔阂。……。她声音柔和,气质高雅,但不具罗林发言的战斗力,在延安革命同学眼里,她当然是“小资”,会场里爆出嘘声,我心中为之不平,朱音则镇定自若,仪态大方。

此后,不知不觉,校方就把5月9日作为女附中校庆,以致我们多年不知真正的校庆是哪天。

那次会上各班随便出节目,不需审查。我班表演舞蹈,白色运动衣裤,头戴我设计的月亮星星造型鏤空帽子,颇具童话色彩;舞步都是学校里学的,绝对正派优美;请来北大地下党学生刘天骄(外号野驴)担任小提琴伴奏,选用了世界名曲。表演者共八人:傅志英、江华英、吴君敏、房慧堃、赵时勉、惠颖钟、杨淑颖,还有我。我们自我感觉良好,可是育才的学生说我们“小资”,“排头的人(就是我)那麼高个子还跳舞”,……,总之是看不惯。育才演出了“兄妹开荒”,“支援前线”等歌剧,都是那种与学生不相干的农村风味,我们也觉得彆扭。我最怕扭秧歌,讨厌那个“扭”,觉得不大自重。我班张福云喜欢,扭得特别带劲,她组织我班在1948年新年联欢会上表演扭秧歌,非得拉上我不可,有观者说我像打篮球的。 年轻人显然大受革命的影响,“旧社会”来的许多同学穿上了“列寧服”(下装可能还是笔挺的料子裤,显得不伦不类),冬天戴蓝色的八路军式棉帽子,加上大大的口罩,只露出窄窄的一条眼睛地带,千篇一律,整体上我们也不分男女了,女附中从此不见淑女身影。

外观就算不重要吧,关键是似乎渐渐地从指导思想上把真善美划给了资產阶级。


暑期青年学园

1949年暑假,北京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市委举办了青年学团,各校选拔了一批出身好的同学集中学习,结业后,他们都当了学生干部。我不瞭解学团的详情,只觉得那些参加者受共產党信任,很有优越感,但我并不羡慕,不喜欢集中学习,因为那样就不能想打球就打球、想唱歌就唱歌了,而打球、唱歌是我的首选。大多数同学可自愿参加青年学园,当时北京市有东西南北四个城区,好像只有东城和西城两个青年学园,西城区青年学园设在西单二龙路的“协化”女中。

协化女中是石校长创办的,后改名为文华女中,随之併入师大女附中。然此併入非延安育才之併入,文华女中的学生要考试,大部分被筛选掉。所以实际上是因为来了大批延安学生,女附中需要文华女中的校址——那里的面积远比辟才胡同的校园大,又有较大的操场。后来不知谁任校长,不论谁,都得接受被吞併的现实。知名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尚且在劫难逃,何况一所私立女中。

青年学园就选中了这座较大的校园作为活动基地。主办方大概是团市委和学联,意图是提高青年学生的政治觉悟,主要手段是经常举办青年讲座。记得主讲人有軻黎、赫鲁、王大明、孙国梁等人,他们讲人生观世界观,影响了一代青年,很受欢迎。青年学园里有燕京、北大等校的一批大学生,多是曾经的地下党,有时他们主持时事政治讨论会。印象深刻的是一位燕京大学学生带领我们讨论:“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多数人同意前者,因为知道应该反对个人英雄主义;我其实不懂这些,乱说两者都可能存在,有时候时势造英雄,有时候英雄造时势;燕大学生总结时,竟然赞同我自己都稀里糊涂的发言。还讨论过“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人”,周志敬同学家里信基督教,她说前者可以接受,因为亲眼见过房子是工人盖起来的,……;但是绝不认同后者,人只能是上帝创造的-畅所欲言。

学园很照顾青年的特点,并不强行突出政治,也支持自发组织社团。虽说是“西城区青年学园”,但是西城区其他学校很少有人来,其实成了男女附中的课外活动场所。男女附中同学自发地联合成立了歌咏团和话剧团,十足的民间团体,团长、指挥、导演一律由学生自己担任,选举產生。

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受家里大人主张不问政治的影响,我自幼认为过问政治使人不纯洁,幼稚即纯洁,没有政治上的要求。青年学园和暑假一起结束之前,偶然发现许多同学申请入团了。我嗔怪她们瞒过我,可她们说,申请入团是自觉的行动,话里话外好像说我没有觉悟。我不甘落后,又怕家里反对,想来想去,私下里交了申请书,胡啟恒是我的介绍人。团员们果然认为我觉悟不够,最终批准我为候补团员。

1949年8月18日,在匯文中学大操场,举行了全北京市青年学员结业典礼暨入团宣誓大会。在我心目中,“宣誓”是庄严而神圣的,一言既出駟马难追,必须恪守承诺。我心中忐忑,万一拗不过家里,无法实现誓言,该当如何?这时,看见主席台边站著一个我认识的人,是父亲同窗好友的儿子,北大学生,地下党何跃堃。我很想过去请教“家里反对我入团怎麼办?”,但最终没这样做,既不愿暴露自己的“不坚定”,又不肯让别人认为我的家庭落后。

后来逐渐发现,入团不似原来想的那麼严重,除了组织生活,没有什麼不同以前之处。我还是不告诉家里,交团费从吃饭钱里省出,从不特地问爸妈要。但是后来一个同学通知我过团日,入团的事就瞒不住了,好在全国解放得差不多了,没有了那种“革命不安全”感,家里也就不管了。

父母兄姊都以为我思想进步,其实在学校我是觉悟不高的顽皮孩子,不过是个候补团员。团章规定候补期三个月,可是过了半年,转正事宜也无人问津。起初我以为自己政治觉悟低,有待组织进一步考验,后来终於忍不住了。一次批评会上,我直接向团总支 “开炮”:“怎麼还不让我们转正?团章上规定候补期三个月,国民党的六个月都转正了,对我们比对国民党的还不信任啊?”团总支委员胡啟恒耸肩而笑,会后立即给我们几个候补团员办理了转正手续。

入团后,我不再那麼贪玩儿,所谓“端正了学习态度”。而且女附中毕竟是女附中,解放后仍持续著原来的优良学风。老师教学有方,注重啟发,不靠题海战术,传授举一反三能力,所以学习负担并不重,有餘力开展许多课外活动,得以全面发展。毫不夸张地说,在二附小和女附中打下的基础受用终生,这正是师恩难忘,情谊深长的根源。


批评会与批评本

1948年底,世道瞬间变了,女附中失去了以往的平静,有了政治色彩,连我们初中生都定期开会,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中学生来说,思想改造的提法似乎过於严重,但是人生观则是必须面对的。为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必须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因而必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於是,每週一次批评会,同学们还不约而同地準备了小本子,封面上写著“批评本”。

那时的批评会很善意,愿望良好,心地纯洁,气氛向上。我们已经朦朧地懂得要改造思想,追求进步,希望在批评会上得到帮助。每次会都开得很热闹,发言踊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是惯于矛头向上的,没有人给穿小鞋。那时青少年很单纯,批评会上直言不讳,争论激烈,会后真诚相待,融洽依旧。

“批评本”用来恳请同学提出意见,以便得到更多的帮助。说是批评本,不如说是纪念册,那里没有上纲上线的攻击与否定,都是促使进步的热情激励与夸讚,什麼“聪明活泼”啦,“太帅了”等等。印象最深的是,胡啟恒提了具体意见之后,让我“好自为之”。我只知道这话是电影《南征北战》里国军将领张灵甫所说,是他们惨败时的无可奈何之言。这话说给我,让我好一番思索、联想,觉得自己一味淘气,让真心帮助自己的同学无可奈何了,人家才冒出这麼一句。从此注意严於律己,用心读书。另一深刻印象是,几乎所有同学都给我写了一条:“有点儿贵族味儿”,我虽不是无產阶级出身,但来自绝对自食其力的家庭,所以困惑不解该怎样接受意见,更不知如何改正。老迈之年,海外一同事竟然问我是否有皇族血统,令我想起少小时的“批评本”,“皇族”比“贵族”又进了一步,只有感慨“一辈子没改造好”了。

参加批评会或手执批评本诚恳徵求意见时,都不免心中忐忑。希望人家说好听的,但也儘量做好接受逆耳忠言的思想準备。“批评本”未能保存至今,甚是遗憾。


民主选举

“解放”后,正经过了一段民主生活,最初行使的民主权利就是选举学生会和团总支的干部。选举过程堪称正规,各班提名,全校集会竞选。竞选不是候选人自己演说,而是“选民”自由发言介绍自己满意的候选人。延安来的公费生都擅长演说,“火药味儿”较浓,咄咄逼人地举荐她们的候选人。回想起来,她们大有夺权的味道。她们的姿态触动了我,使我不想“於无声处”,心中希望“我们的人”当选,於是挺身而出,与他们针锋相对起来,比如,她们说边区来的张小非毛笔字写得好,我就说我们班胡啟恒用刷子般的破笔也能写出漂亮的毛笔字,从心里不信她们一边革命一边还能写好字。

直到1979年,实验二小七十周年校庆时,遇上了张小非,原来她是我小学的学长,1943年随家人去了边区。我上前招呼说:“你是二附小的啊?”原来她有二附小的功底,这我就相信她能写好毛笔字了。回忆起来,张小非的确有别於那种原则性特强的公费生,她文静、和气,与我们“旧社会来的”笑脸相迎,原来她受得二附小的教育。张小非好像记得我不利于她的竞选发言,但友好亲切的笑容依旧。

当时我积极为地下党的同学竞选,觉得她们从事过秘密工作,比解放区来的受的考验更多,反正也选共產党员,应不存在什麼阶级之争。21世纪了,才听说对地下党有两个十六字方针,1949年以前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1949年以后是“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所以当时的公费生反感我的发言是有道理的,她们的概念里,地下党不是纯正的无產阶级。


政治过问我们

时事测验与收听广播

我不喜欢政治,更不热心“政治运动”,对於“运动”的回忆,只能叫“拾零”。然而,党教育我们必须关心政治,说“你不过问政治,政治会来过问你”,说你不用无產阶级思想武装头脑,资產阶级思想就一定佔领阵地。那时,就连“小资”也是人人喊打,谁不害怕资產阶级思想!所以人们都被政治所过问,尤其是做为祖国未来的中学生,日日夜夜警惕地守住自己的阵地,以防资產阶级佔领。

我的业餘时间都用於文体活动,没时间看报,所以最怕“时事测验”。时事测验虽不计入学习成绩,但是大家会以此判断一个人是进步还是落后,关心还是不关心国家大事,而不关心国家大事简直就是罪过,所以我总感到时事测验有一种压力,成绩不好是抬不起头的。一次测验,一道考题是“郝建秀最近发明了什麼织布工作法?”我猜了个“郝建秀织布工作法”,觉得万无一失,发明人是郝建秀,不可能叫别人的工作法!考完后,杨淑颖自豪地说,以前发明的才叫“郝建秀……”,最近的叫“1951织布工作法”。我不怎麼看报,哪里知道郝建秀在不长的时间里发明瞭两个织布工作法呀?杨淑颖可称时事测验高手。

教室里安了喇叭,每天早晨提前到校,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臺的新闻,最熟悉的播音员有齐越、夏青、李锦荣、潘捷、林如等。我们特别崇拜他们,曾邀请李锦荣和潘捷来校座谈。她们朴素大方,稳重端庄、和蔼可亲,不以名人自居,就像邻家姐姐。相比之下,当今媒体名人与中学生之间似乎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收听广播多少弥补了不看报的缺憾,时事测验成绩不致太狼狈,所以我对播音员们的喜爱超乎常人。

抗美援朝与参军热潮

1950年,我国东邻的朝鲜半岛很不安寧,据说美国要拿朝鲜当跳板侵略中国,中国已呈唇亡齿寒之势。於是派志愿军入朝参战,抗美援朝成了举国头等大事,中央人民广播电臺的开始曲改成了: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
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国野心狼。”

我们中学生经常听讲座,批判“崇美、亲美、恐美”思想;频频上街宣传抗美援朝的必要性,美国人一时成了活报剧的反面角色。不知不觉中,1945年以前听过的,无私援助中国,英勇抗日的飞虎队事蹟遗忘殆尽,亲眼见过的瀟洒而友好的美国兵形象荡然无存。重新建立起的概念是,美国人是妖魔,不爱和平,强暴无比,侵略成性,让人毛骨悚然。后来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接著,歌里又唱“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的怕人民”,幼稚的青年恍然觉得没有必要恐美。更具权威的列寧又曾说过“帝国主义是腐朽的、没落的、垂死的”,心里就更踏实了。听到的宣传都说美国兵是少爷兵,上了战场就投降,有单弦儿为证:“万物爱太阳,梧桐树爱引凤凰,……,老人爱子女,小孩儿爱吃糖,美国兵上战场爱投降”,所以绝对相信正义的我方必胜,毫无战争恐惧感。

作为中学生,我们能做的,除了好好学习,就是热爱“最可爱的人”了。学生们积极準备慰问袋,写慰问信。那时的学生很穷,慰问袋里没什麼像样的东西,就是些牙刷、毛巾、信封信纸之类;同时不忘放进自己获得的学习优良奖章。

次年暑假,志愿军派代表团归国,我校学生曾与之联欢。记得那时没有人组织,学生打听到志愿军的住处就去了;也没有人阻拦,学生去了,志愿军就见了。志愿军住在前门外的一个小旅店,没有守卫,跟一般的旅店没有差别。在那里,我们见过几位著名的空军英雄,而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位文化教员,名叫唐代,他后来去南京访问,与我们约好时间指挥我们唱一首歌(忘了是哪首),后来还写信告诉我们,考虑到南京与北京遥遥相隔,他是用克朗球棒指挥的。

不久后,好像是急需一批知识青年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培养成为军事干部,学校里掀起了参军热潮。我大概年龄不够,即使够,好像也没有那种觉悟,做不到真的离开父母兄姊,走上战场。后来的事实证明,参军的同学很少有上了战场的。我们班参军的有马学惠、张福云、郝凤紆,还有转学到师大附中四部的吕友嵐。友嵐的驻地就在崇文门外花市大街,我去看过她,后来开拔去了东北。地理老师杨建章先生的独生女儿参了军(前面回忆老师时已述),使我们很受教育,平时特别“革命”的公费生们鲜有报名者,则令我们莫名其妙。时至今日方才明白,此情此景与抗日战争雷同,那时也是国统区十二三岁的孩子不得不赴沙场,“革命”的实力则妥善保存下来

大多数同学没有参军,只是不时上街宣传抗美援朝的必要性,还有热爱和平的主题。我班酷似男孩儿的朱宝琴同学独唱“王大妈要和平”,街道大妈笑弯了腰,说:“这哪儿是王大妈呀,这是王大妈的儿子”,所以后来换了高一届的梁光资唱这个歌。她来自延安,胖乎乎的,显得成熟,街道大妈不再非议。许多街头宣传队演活报剧,不外是拿美国鬼子说事儿。

校内也常有结合政治形势的集会,各班自导自演节目。我班演过一个短剧,我演一个想参军但动机不纯的同学,觉得当陆军不如海军空军神气,想当海军是因为喜欢水兵的衣服,又想当空军把美国飞机打得冒出黑烟;胡啟恒扮演认识正确的化身,给我做思想工作。我临时諏了好多自己都没想过的词儿,弄得啟恒不知所措。她毫不掩饰心头怒火,表演中就真的生气了。观者多是小同学,她们越是兴奋,我就越来劲。下臺后,啟恒郑重其事地指责我说:“像你那样演,就没完了”,这时,我才后悔自己的放肆。

那时的政治空气浓厚得无以復加,学生读的书、唱的歌,时事报告,……无不以抗美援朝为主题。这就叫政治掛帅,我们都逐渐适应,并积极投入一个接一个的运动。后来党教育我们,说我们国家就是靠这一次又一次的运动,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才走上正确路线的,今日方知此为“折腾”。


三反运动与批斗老虎

1951年底开始,全国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在私营工商业开展五反运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我的侄子刚上小学一年级,却每天都是天黑后才回家,原来他回家途中经过的所有店铺,都在“打老虎”(斗老板),他好奇地观看,回家大讲那些“老虎‘的故事。这本应与学生无关,但学校的党组织教育学生关心国家大事,灌输给学生的是“你不问政治,政治就要问你”。当时三反五反运动是“最大的政治”,压倒一切,必要时也压倒上课,学校投入了运动。

一天中午,校方通知下午停课,令全校同学立即到操场集合,按班排队,席地而坐。突然,有人带领喊口号:“XXX老实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见高班的几个学生推推搡搡把两个人押上了“主席臺”(砖砌的小臺子)——他们是总务处的财会人员,我们平时见了他们都鞠躬叫老师的,这时他们成了“坏人”、“敌人”。那场面很吓人,我很害怕,他们真的做了什麼坏事吗?

这两个人外形相去甚远,一个瘦小,一个高大。瘦小的服服帖帖,高大的则不甘受辱,引起“革命群眾”义愤:“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忽然,梁光资领唱:“为什麼你拖延不坦白?!”眾和:“为什麼你,为什麼你拖延不坦白?!”用的是歌剧《白毛女》斗黄世仁的旋律。我很不适应,不知道被斗的人何罪之有,也不好意思唱那歌,觉得像演戏,假模假式的。但我知道北京也已是解放区,一切都得按解放区的路子走。老区来的学生个个义愤填膺,我心中不免忐忑,他们显然是受党信任的依靠力量,自己大概就是那种“不坚定”分子,充其量是“革命的同路人”吧。

看著那两个挨斗的职员被推推搡搡,尊严殆尽,与他们毫无关係的我,莫名地不适,惻隐之心油然而生。但毕竟受了党的教育,所以自我思想斗争,自责“阶级感情”乃至“立场”问题。

直至运动结束,我们也不知道这两个职工到底有什麼问题,二人照常工作,“斗争”之事无人再提。如果真有贪污行为,绝不会就这麼不了了之。想来,也是学校党组织响应上级号召搞运动,需要这两个人扮演斗争对象的角色,谁让他们是财务人员,谁让他们时时表现出不服帖呢?


文娱活动

如前述,1949年以后,暑期青年学园时期,男女附中联合成立了许多文娱社团:话剧、舞蹈、歌咏等应有尽有。男女两校相距较远,当时交通又不方便,而且毕竟以学习为主,需要大量排练时间的话剧团自行消失。舞蹈呢,反正男生能表演舞蹈的也不多,高个子女生扮演男生,照样精彩,一个班就能表演一台不错的舞蹈节目。我们女附中同学开始自己跳舞,不再成立什麼团体。女附中可能比较保守、比较土,大多数同学拒绝跳交谊舞;我虽被认为是比较“洋”的,却比别人更反感搂搂抱抱,还觉得那样做不卫生;更因学校家庭教育使然,我们轻蔑旧社会的舞场,正经人不去那种地方。只有歌咏团一直坚持每週活动一次,并将名称由“星火歌咏团”改为“师中歌咏团”。

舞蹈初露锋芒

我校学生不跳交谊舞,但热衷於表演舞。

我们班的舞蹈表演誉满全校,这要归功於来自东北的陈芝秀。东北解放早,她有机会学得一身很好的苏联舞蹈,在她带动下,我班盛行舞蹈之风。我和陈芝秀都骑自行车上学,每天放学同路回家却推车步行,边走边创作舞蹈。我跟她说,舞蹈应表现一个情节,不要只是一些舞步的组合。於是编了一个反映军民鱼水情的舞蹈,陈芝秀说就叫“军民联欢舞”,我以为此名不具魅力,而且我们是学生,不能代表所有的“民”,不如叫“我们和战士在一起”更新颖别緻,她欣然採纳了我的意见。

195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在辟才胡同校园的操场上,我班表演了这个舞蹈。不知在哪儿借了解放军的衣服,学生的衣服很简单,自己的白衬衫,用家里都有的白布缝成筒,穿条鬆紧带,就成了短裙。又找了些粉色的纸,剪成窄条,装饰在衣裙上,当时可称新颖靚丽。刘惠懿同学根据情节配了旁白诗,刘正徽同学朗诵,声情并茂。

团区委书记沉毅对此节目评价之高出乎想像,说我们代表了未来舞蹈的方向,立即向团市委推荐。团市委先后九次邀请我们演出,地点有青年宫影院,太庙(劳动人民文化宫剧场),男四中大操场(全市中学生会演),……。我们请了音乐老师吴德棻先生担任伴奏,不仅一请就来,还主动给诗朗诵配乐,大大提高了表演档次。吴老师身体纤弱,却与我们一样,骑自行车跑遍京城参加演出,场场不落。而这一切都是老师的个人行为,校方并不知道。老师不图表扬,不为报酬,全心为我们、为艺术,相形之下,现下追名逐利的“艺术指导”们是多麼渺小!

因为我们的创作“代表了未来舞蹈的方向”,团市委通知,有人要来“学习”。此前曾让我们教过察哈尔的一个代表团跳集体舞,似乎已习惯了让别人学习,我等初生牛犊有眼不识泰山,根本不知来者是何名家,以读书为己任的我们没有特别準备,谁来都一样,给他们跳一遍了事。

一天下午,他们来了,直接到“礼堂”找到我们。学校没管这事儿,不记得是谁介绍的,他们是芭蕾舞蹈家戴爱莲、中国舞蹈协会主席吴晓邦、作曲家王嘉祥。照理应该知道来者何人,理应引起轰动,然而无论校方还是我们,都一如既往,平静如常。那个也叫礼堂的大房子里没有座位,我们临时搬了一条工地用的长条木凳,让他们三人并排挤坐。然后就开始表演,儼然一副介绍经验的姿态。他们几位盛讚了我们,还表演了“筷子舞”等节目。戴爱莲老师问我们愿不愿意上舞蹈学校,我们略露不屑,异口同声说只是业餘爱好。当时的潮流,功课好的学生不会去从事艺术专业。事后想来,我们当中又有谁够格呢。

那天,这些大师级人物犹如秀才遇见兵,女附中学生竟“目空”到了不堪地步,似乎不懂“名家”这个概念,井底之蛙般地自以为是。如歌中所唱,“我们是民主青年,我们是人民的先锋”,虽然也是旧社会来的,但我们的创作被“组织”誉为“未来舞蹈的方向”,我们的责任就是帮助他们改造资產阶级的创作思想。因此,只会以批判的眼光对待他们,绝不会像现代青年那样,做追星的fans,况且那个时代所有名家自己都回避著这个头衔,党的教育下,不可以有名利思想,只能做“普通劳动者”。那时我们以为自己是革命动力,长大以后如梦初醒——原来自己也是革命对象。回忆此事,因错失请名家指点的良机而懺悔,为表现得不知天高地厚而羞愧。

三位名家平易近人,可谓大人不计小人过,他们是首屈一指的高人,却无比谦逊低调。对比现今小小名人大大炒作之风,三位高尚的艺术家形象永存我心,由衷希望他们感知我深深的敬意。

我们并未飘飘然,对我们来说,这就是业餘爱好,全无追名逐利的非分之想。不过,被举国顶尖大师“汲取”了“创作经验”之后,凡有演出之约,无论大剧院还是操场,不管白天还是晚上,我们有求必应,颇有“传授经验”的责任感。最有趣的一次是在东长安街的“青年服务部”演出,那是一个灯光球场。灯光下演出最好还是化妆,可是我们没有油彩。无奈的当儿,顺手拉开休息室里桌子的抽屉,里面有一瓶“胜利墨汁”,心照不宣大笑之后,就胡乱画了眉毛。那次和我们一起演出的还有天桥杂技艺人金氏家族的车技,不久前方知,车技最高超的领班金业勤原来是我们师大第二附小的学长。

舞蹈露了锋芒之后,我和陈芝秀已不满足於小打小闹。我们俩无形中分了工,她偏重舞步队形设计,我主要考虑剧情构思。我曾异想天开琢磨创作一个大型舞剧。想过一个声势浩大的序幕:舞臺呈现出一望无际的领海,海陆空三名士兵守卫著辽阔的祖国海疆,……。其实这麼想就是因为我喜欢海军的衣服,到时候我演海军。这个想法实在自不量力,最终当然也没能实现,但我们真的是很有抱负,非常投入,并且不靠外援,编、导、演以致服装道具统统自己解决。可贵的是绝对“节约闹革命”,不像现在,就连街道大妈扭秧歌,都得花不少钱做服装、买油彩,少有坚守中华节俭美德者。

为了舞蹈表演,我们(当时的高一二班)还有过一次“壮举”。

起初我们的演出服装一向是自己凑合,比如,我曾乘家人不备,拿了两块好看的衣料,纵向对折搭在舞者颈后,从肩部打开搭在胳膊上,两边缝起来形成又长又大的袖子,套上一件小背心或马甲,一条床单往腰间一围,就做成了西藏服装;男士大号白衬衫倒著穿,钮扣系在背后,领口底边贴上花边(多用纸做),肥大的裤筒用鬆紧带抽成“灯笼”,这就是一套苏联集体农庄小伙子的服装了,……。那个年代,没有公款,或说公款与我们无关;自己也没有什麼私房钱,想买本书,就逐渐节省中午吃饭的钱,当然没有閒钱花在演出服上。我们从无非分之想,觉得凑合的服装很不错,观者也很满意。自从受到团市委和戴爱莲女士等名家的肯定,我们逐渐想入非非,觉得演出服装有待提高。

首先想到的依旧不是花钱,而是“想方设法”。排练了一个自己很得意的苏联舞之后,我们异想天开,自作主张跑到苏联大使馆去借服装。我虽然反感那首很伤民族自尊的歌:“苏联是老大哥,我们是小弟弟”,但接受了共產主义教育,也绝对相信中苏友谊牢不可破,把苏联看成自己人。我们既已代表“未来舞蹈方向”,谁都会支援我们,无私援助我们的苏联也不会例外。找校方开介绍信竟然获准,至今不明校方为什麼不阻拦,如此给我们尊严。

我们很顺利地被让进苏联大使馆金碧辉煌的大厅,印象中里面有很多鲜花和油画,感觉已经身处共產主义的苏联了。一位大使馆工作人员接待了我们,最终虽未达到目的,但因人家没有这项业务,又很和气,我们不觉扫兴,高高兴兴地告辞了。

回想起来,这次“壮举”实属荒唐。中学生直接跟外国驻华大使馆打交道,可谓空前绝后。那时候就觉得自己是主人翁,什麼事都敢做主。这种心态著实可贵,对祖国无比信任、亲近,并以为自己也会永远被信任与关爱——那种感觉真好,可惜好景不长。


歌咏堪称强项

1950年代初,唱歌是中学生极为普遍的爱好,各种集会开始之前,有的学校带头挑战叫唱,被点名的学校应战唱歌,歌声嘹亮,此起彼伏(本校开会各班之间也是这样做的)。每天课间休息,康乐干事带领大家欢唱或学新歌。校内举行歌咏比赛,一班四十多个女生也能表演多声部合唱,没有专业指导,从选歌、印製歌谱,到学唱、排练,全部自力更生;没有特製的演出服,整齐划一是唯一的追求。

我们班积聚了眾多的文娱积极分子,课间操后,总是冲著楼上,向负责广播站的年轻工友喊话,让他播放我们喜欢的唱片。喊得最多的是:“放‘雾’!”“雾”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游击队员感激漫天大雾的颂歌,迷雾困住敌人,帮了游击队的忙,消灭了“在斯摩棱斯克道路上遇见”的法西斯侵略者。我班曾以这首歌和另一首苏联歌曲“雄鹰”参赛夺冠,两首歌都是四部合唱。

谈及中学的歌咏活动,不能不重点回忆男女附中联合成立的歌咏团。

师中歌咏团

在暑期青年学园里,师大男女附中联合成立了星火歌咏团,名称源於“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活动地点在一进校门右手边的一间教室里。第一任指挥高奉仁不久后参加南下工作团,担任武汉歌剧院指挥,他们在太庙公演话剧《丹孃》时,他指挥乐队。星火歌咏团第二任指挥叫陈乃骏,近年知道他也是国立北平师大第二附小的校友。有个瘦高个儿,目光炯炯,穿灰色列寧服戴八角帽,名叫林里的人,经常亲临指导,我们经常唱他作曲的歌。他也是为普及合唱而来,是无偿的,与现在的专业指挥截然不同。这个歌咏团一直延续了下去,后来更名为师中歌咏团,作曲家刘炽经常亲临指导,孙维世等人也来过——都是无偿的,连车马费都没有。那时唱的歌曲不都是歌颂最高领袖的,有一首歌的副歌唱道:“朱德的旗帜飘扬,战斗的意志坚强,为祖国又为著人民,钢铁的野战军在前进。”我因而崇敬朱德总司令。不久后,“朱德的旗帜”改成了“八一的旗帜”,后来说这歌有问题,不能唱了。解放前学的世界名曲更被划为“资產阶级”的,我们唱的都是革命歌曲,歌咏团以齐、冲闻名,北京中学生歌咏比赛中名列前茅。

师中歌咏团每週日活动一次,虽然那时周日是唯一的休息日,团员却都以极大的热情準时出席,自觉遵守共同制定的团规团纪。基本上是自己选歌、练唱,偶尔邀请名家指导。那时的社团没有经费来源,仅靠收缴微薄的团费购买歌谱用纸和油印所需用品,团员自己刻制蜡板,油印歌篇。

师中歌咏团任期最长的指挥是当时男附中高一的贺继增,指挥动作规范,意图明确,队员容易理解。他在任期间还成立了“指挥小组”,亲自编写指挥讲义,教几名队员学习指挥,对师中歌咏团功不可没。1951年毕业后,由低他一届的马纪龙接任指挥。马纪龙1952年毕业后,换了女指挥邓可蕴,此间印象最深的是在男四中举行的北京市中学生歌咏比赛。我们选章黎作曲的《祖国颂》参赛,那是一首歌颂祖国壮丽河山的歌曲,旋律动听,我们唱的也挺好,却只得了第四名。评委认为歌曲只歌颂山河,没有党的领导,没有阶级性。后更名为“歌唱祖国壮丽山河”,仍因“思想性不强”,未能挽救我们的命运。

歌咏团的活动可谓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练唱认真,要求严格,不过当时水準有限,又只唱革命歌曲,谈不上合唱艺术。后来,男附中学生会主席熊强首次提出“不能满足於齐、冲”,大家才意识到应有更高的追求。熊强提出这般见解,显然具有较高的音乐欣赏水準。我愿一提的是,熊强是前北京市长熊斌之子,是国民党“高干子弟”。他朴实无华,热心为群,深受同学拥护。在追求“陕北无產阶级化”的氛围里,我尤其佩服他敢於发表异议的反潮流精神。作为国民党市长之子,熊强与平民子弟毫无差别。在歌咏团活动中,他从不以学生会主席身份指手画脚,而是以普通成员身份出谋划策,热心而不张扬。

有一次,歌咏团到颐和园活动,大家围圈席地而坐;圈子围的小了,后来的同学坐不进来,熊强喊了一句:“每人后移一屁股”,话音未落,徐宝贤以质问的口吻:“什麼单位?!”发懵的大家顿时爆笑。类似的趣事频频发生,比如,到野外去玩儿,看见“乌龟驮石碑”,就有人开玩笑,对著某个同学说:“多累呀,歇会儿吧!”我也是爱开玩笑的,看到路旁一条狗,煞有介事地“嘱咐”大家:“回来时候可别迷路,记住这儿有一条狗”,大家觉得我可笑又可气。

每次活动中间休息时,大家一起跳集体舞,或做游戏,歌咏团的活动可谓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我们多次在北海练歌,抗美援朝运动之后,选唱的作品如“朝鲜人民站起来了”,“新疆好”,“生產大合唱”等刘炽的作品;“全世界人民心一条”等瞿希贤的作品。我们很喜欢时乐溕的“胜利鼓”,可是很快就不许唱了,歌词“胜利鼓响咚咚,放声歌唱毛泽东,领导来革命,高高的山上一棵松。……。”被批判为是影射“毛主席高高在上脱离群眾”,当时只有忍痛割爱,放弃此曲。可是后来逐渐把毛捧上神坛,再也下不来了。

如上述,知名作曲家经常亲临指导,来的最多的要算刘炽。他总是一身粗布解放服,当时没觉得他是作曲家,倒以为他是老革命。瞿希贤也来过,印象中是受过很高教育的女性。以现代眼光来看,他们都是名人,但极其关心中学生的歌咏活动,逢请必来,不求回报。

每逢週末,师中歌咏团还经常组织音乐欣赏,团员们骑车前往南河沿对外文协,有名家讲课。我最喜欢听音乐家陈良讲课,最生动,最精彩,他是我们欣赏西方交响乐的啟蒙老师。听他讲过“1812序曲”,“伊凡苏萨寧”,“天鹅湖”,……;他让我们认识了柴可夫斯基、格林卡,肖斯塔科维奇等大师(那时当然主要传播苏俄作品)。陈良老师是博大精深的音乐人,大大丰富了我们的音乐知识。记得他讲过好的旋律源於生活,学起了上海街头白糖莲芯粥的叫卖声,我一直记得那旋律,真的很好听。

音乐欣赏结束之后,时间已过22:00。那时的交通规则规定夜间行车必须有灯,讲究些的用“摩电灯”或“电池灯”,中学生不常夜间骑车,一般就用纸灯笼。我们一大群人骑车回家,里面总是裹夹著没备灯笼的,每每被细心的员警发觉。员警喊道:“快点灯!”声音虽大,却不像管人而像关照;这种情况下,必有男附中同学顽皮地回应:“蹬的够快的啦!”眾生譁然之际,车队远远驶去。从来没有员警强行拦截,更无钓鱼执法之事,那时的警民关係还是比较和谐的。

大约是在1951年,北京市组织了一次500名中学生的大合唱队,记得是为了纪念冼星海,所以唱的是《黄河大合唱》里的“怒吼吧!黄河”。那时的演出服就是白布料的衬衫和长裤,不像现在,是个合唱团就得特製服装,男西服,女拖地连衣裙。育英中学的刘俊峰老师指挥,贝满女中的艾碧珈老师钢琴伴奏,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音乐老师。中华杂技团庞大的交响乐队也参与伴奏,其声势可见一斑。中华杂技团的指挥马谦寿(音)水準极高,乐队的任何乐器他都不会漏掉,据说一次演出,乐谱太复杂,两手忙不过来,只见他用力眨眼示意,及时爆出釵声;我至今记得马老的一派学者风度。这次演出以育英贝满的人数最多,其他学校只抽调少数人,我们师中歌咏团参加人数也算是多的,这与歌咏团的声誉有关。

歌咏团的成员友谊长存,半世纪后仍能相聚,歌友之间往往一拍即合,对於六十年的变迁颇有共识。


曾经成立话剧团

如前所述,学长话剧表演造诣颇深。我们学著他们的样子,也排起了话剧。曾到校外演过马烽的短剧《房客》,在礼堂臺上排练中,“男”房客挑选房子时正说一句臺词:“……天花板,……”,臺子上方的天花板突然掉下一大片灰,好在有惊无险。吾等大笑,笑的是那灰掉得“寸”,或许也庆幸没伤著人吧。我们毫无自知之明,刚解放时只是初中二的女孩子,竟想排演反映沙俄时期地下党的《夜未央》。“男”一号瓦西里,当然得在班里两个地下党员里挑选,刘士蕙不像,大家一致推选了胡啟恒,而且越看越觉得她像瓦西里。女一号安娜颇有争议,“男”一号提名我,还特别说了让我演出时就穿姐姐给我改的那件束腰带的外衣;傅志英力荐吕友嵐,说她看的文学作品多,演技好;二人争论相持不下。这戏后来没有演成,但是大家的确很认真地对待过。回想起来,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这个女一号候选人连剧本都没看过,看了也理解不了,更无法体验生活(年轻人不知深浅似乎代代相传,听说新版红楼梦的演员没看过原著,照样敢演。我们当初不知天高地厚,问题不大,既不劳民也不伤财,业餘活动而已。今天专业拍戏实在不该如此,绝对劳民伤财,且褻瀆名著,想必是追名逐利所致)。

男女附中的话剧团是在暑期青年学园里成立的。青年学园大门里北边的教室是话剧团活动场所,高三的“大家干”剧团和我们初二的“洪涛”剧团合用一间大教室,东头隔壁的小教室属於高一的“曙光”剧团。“大家干”水準较高,喜欢排演外国剧。“曙光”紧跟形势,多排演“解放”剧,就是那种比较土的。我们“洪涛”剧团都是初二的小同学,但也演过一次多幕话剧,是根据高尔基的作品改编的《錶》。那次是为了筹集剧团的活动经费,自己印了票,还真有人买,观眾坐满了男附中的礼堂。演出前,不知是谁找来师大的一位大姐姐给我们化妆,她尽力把长得不像的傅志英和我化得相像,因为她细心瞭解到我们两个演亲姐妹。那位大姐姐端庄可爱的脸庞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她热心帮助弱小的品格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演出的服装道具是到处凑的,不花一分钱。至於佈景,不知是谁操持的,反正有人製作,有人画,弄得很像样子,也不花太多钱。

那时的业餘活动很少破费,不仅服装道具佈景因陋就简自己解决,而且自导自演,剧团以外的人被拉来客串,无人索取报酬。我们的演技可想而知,观眾却看得津津有味。选演员很有意思,一个独幕剧里需要有人演日本鬼子,琢磨不出合适人选的当儿,讲臺后面忽然站出一个穿童子军服、头戴船形帽的人,大家异口同声:“就是他了!”他叫孙凯(就是我在《母校在心里》所说饰演“小兵队”司令员的那个二附小校友),不仅演了“老日本”,自此这个绰号也归了他。

不记得洪涛剧团何时解散,怎样解散,好像初中三年级以后,就不存在了。

大约在1982年,遇见剧团一位叫吴铁鏞的男生,时为中日友好医院消化科主任。他告诉我他是洪涛剧团的总务,至今保留著剧团的名单,我为其良苦用心而感动。其实我脑子里有个八九不离十的名单:女附中同学有吕友嵐、傅志英、赵时勉、徐静一、杨淑颖、房慧堃、田燕、张长甄、我等,张亚美和冯姚平客串过《錶》里的主要角色保育院老师和苦孩子小莲;男附中同学有李延侃、王宝廉、李阿正、蒋光羲、孙凯、吴铁鏞、吴铁铸(此二人名字酷似兄弟,但无血缘关係),张延润,胡金兆,陈康博,尹咏育,白德琛,还有演“小竹马”的戴XX等。肯定还有记不起来的,每逢此时,我总油然想起我的好友吕友嵐,她一定能为我填补空白。可惜她英年早逝,文革中卒於红卫兵虐管之下。


冈底斯排球女队

女附中的排球传统优良,只知道我们在校时是北京市冠军队,八十年代初一次返校,才听一位1929年毕业的老学长说她们那时候就是北京市女排冠军。男附中的排球更是了得,1949~1950年间,高中生自发组成的冈底斯排球队接连打败威震东亚的“振亚”职业队和大学生组成与之齐名的“金刚”男排,他们的每场比赛必有我们这群fans观看助威。解放初期,北京市政治活动较多,很少组织校际体育比赛。我们也学冈底斯的样子,自己组织球队与外校约赛。课外活动时,我们的球队就像所有同学一样,可以使用学校的排球和场地,别无其他来自校方的支持。因为怕学校说我们不务正业,球队成立、训练与比赛皆保守秘密。大家选我当队长,我们找来男附中同学担任指导,他们十分认真,每週按时到场不需特地通知(当时也没有方便的电话);而且绝对无偿,我们连纪念品都没送过,倒是不忘提出各种要求和意见。他们很有大男生气度,从不怪罪我们不懂事,反而把“赖我赖我”掛在嘴边,勇於承担一切责任。

我们不是学校选拔的球队,不能以女附中的名义出去比赛,得像男附中那样起个队名。大家想了好多名字,都不满意,最后灵机一动:“乾脆叫冈底斯女队吧!”但这要征得冈底斯队认可。我代表全队徵求他们意见,诚恳表态说,虽然我们目前水準不够,但一定努力,绝不给冈底斯丢脸。冈底斯欣然同意,我们由fans变成队员,自是喜出望外,此后便以冈底斯名义频频约赛。

冈底斯队义不容辞地派大男生指导练球,担任过教练的有二排边徐宝贤(九人男排的主攻手)、头排中赵树伟(九人男排的二传手),和二排边金德明。赵、金两位指导我们练球时,已从男附中毕业,分别是北医和师大的大学生了。他们之后的两位指导是我们同届的男附中同学,二排边王家楨和孟昭震。就在这些业餘球员的指导下,我队球技迅速提高。当时,北京女中排球水準不高,跟女中赛球,发过球去就落地,我们早就天下无敌,只盼与强手对阵了。先在校内约了教工联队。所谓教工联队,就是教职员工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其中虽有体育老师,和白耀先生那样的排球健将,但当时打九人排球,凑够九位老师,其中的薄弱环节毕竟太多,比如体态庞大的赵先生还有不常运动的女老师,都是我们首选的攻击点。跟老师们“散兵游勇”的联队比赛给校园带来无比的欢乐,但我们的球癮仍难满足,更难达到以赛代练的目的,后来乾脆去约师大体育系了。

挑战师大体育系的比赛终身难忘,我们这群十四五岁的女孩竟然以3:0的绝对优势轻取,让她们很没面子。但我们是厚道的,也很谦虚,不觉得自己真比她们强。我们知道师大体育系有个优秀后垒手,就临时约她们赛垒球,觉得他们一定会赢,从而挽回面子。她们也欣然接受这一轮挑战,於是双方九人排球的原班人马来到垒球场地。我是排球主力但不擅长垒球,赛垒球时,我是“板凳”队员(当时赛场边没有板凳,不上场的队员席地而坐)。师大的后垒的确了得,梳分头,酷似男生,守垒技术高超,能从棒下“偷”球。说也奇怪,我的队友们——一群个子偏矮、貌不惊人的业餘小丫头——竟然再次大获全胜。半世纪后的一天,在我的同学李兆璜家里,想起这段辉煌。经歷坎坷的李兆璜彼时身体已很不济,我必须告诉她女儿,她的妈妈是当年的主力投手。没等我说出比赛结果,她女儿抢先说:“18:4”,可见这个比分成了我们每个人的永久记忆,这次比赛是值得我们永远自豪的辉煌。

在女生圈子里,我们的排球队已找不到对手,於是挑战男生去了。当时我们读初中三年级,就约了男附中的初二联。我们觉得他们很棒,抱著学习的态度,没打算赢,再说女生输给男生也不丢脸,所以没有包袱。他们则虎视眈眈,目中无我,必胜信念十足。当时的初二男生,竟有身高力大,连鬢鬍鬚的主攻手。面对高大队员兇狠的扣杀,我这个“头排中”屡屡拦网成功,后排的小个女生稳稳接好一传。女子九人排球的头排中,也是主攻手(二次进攻居多),我攻球谈不上近体快,但下手不慢,直落网前,屡屡中的。事后,男附中初三的胡金兆(洪涛剧团成员)经常赞叹,见人就说“两只手都会follow(头排扣球)”。我们毫不紧张,全无惧色,他们显然包袱沉重,先是轻敌,后又慌乱,我们赢了首局。我队沉著应战,越战越稳,对方则频频失误,溃不成军。最终我们又以3:0的悬殊比分拿下比赛。

赢了男生,万分得意,自觉实践了“巾幗不让鬚眉”,底气越来越足。1950年,我们自己报名参加了全国女排选拔赛华北赛区的比赛,对手有师大体育系队,辅仁大学队等等。我们虽不太适应六人排球,但每场比赛都打得不错,只是没有一个队员入选。据分析,“解放”初期,选拔的指导思想是儘快组成国家队出国比赛,而我们身高普遍不合要求,且过於稚嫩,不具国手风范。话说回来,就是中选,我们也不会服从,当时的女附中学生认为体育只能是业餘爱好。

享受了全国选拔赛的过程,技术有所提高,我们很快乐——快乐,就是我们打球和参赛的目的。

冈底斯女队逐渐被社会承认,逢重大节日或重要活动,只要有排球表演赛,冈底斯必是参赛一方。在文化宫有过两次表演赛:一次是1951年的五四青年节,对方是首届国家女排。国手阵容里有我们当初的手下败将,但经过一年专业训练,时非昔比,我们以0:3甘拜下风。不过,因为每场输得不算太惨,15分制的情况下,我们能得到7~10分,受到观眾一边倒的支持。另一次是十一,对方是辅仁大学。赛后,我们的指导,男附中的孟昭震,发现文化宫门内的橱窗里有我们比赛的巨幅照片,拍的是我拦网的瞬间,据评价,姿势显得颇为专业。孟指导立即订购该照四寸件,送给每个队员一张(虽经文革抄家,仍保留至今)。

和辅仁大学比完排球,有关方面突然告知篮球表演赛有一方未到,希望我们和辅仁大学临时组队救场。反正是玩儿球,我们未加思索欣然同意,辅仁大学也没推脱,她们队里有女附中毕业的童修林,还有一个曾是志成女中篮球队的主力。对手是小有名气的“北京青年队”,队员多来自体育世家,比如,著名教练的女儿王丽先和王丽云。她们身著白上衣、黑短裤,整齐划一;我们呢,辅仁大学的是紫色上衣,白色长裤,我们是女附中不甚方便运动的布料浅天蓝短袖衫和深天蓝短裤;何者正规,何者杂牌,一目了然。热身中,人家那架势很专业,我们经孙秀艳先生培养,基本功倒也不逊色。但我们没打算赢,人家专门训练,我们从未配合。可是我们杂牌军又是出乎意料地赢了,这说明一个道理,心中坦然才可能赢得比赛。我们的篮、排、垒比赛,都是为了玩儿一场球,都是在输赢置之度外的心情下获胜的。至今我都特别反感媒体给国手施压,胜败乃兵家常事,动輒联想“盛世”,企图以赢球衬托制度优越,实在无聊。

还有一次,印象同样深刻,是一次苏联十月革命节,我们和男附中的冈底斯同被邀请到苏联大使馆,与苏侨队友谊比赛。比赛极不正规,苏侨队的大婶儿们身穿大长裙、脚蹬高跟鞋上场。赛后,有人把我们带到餐厅,招待了一顿丰盛的俄式大餐。席间没有主人,这让我们很自在,小疯子和朱宝儿二人试遍了餐桌上的调料,洋相出尽,餘者哈哈大笑。男附中的学长们则彬彬有礼,全然不像我们那样没见过世面,对於我们的肆无忌惮也只是无奈地蹙眉忍俊。这次比赛之所以印象深刻,与其说在於比赛本身,不如说在於平生第一顿西餐,以及出过的诸多洋相。

冈底斯女排团队精神很强,队员个人利益绝对服从球队,身为队长,我更以身作则。球队正盛时期,学校请来新影乐团的指挥陈维文先生来教小提琴。陈指挥拉得一首很棒的小提琴,他的代表作“中国之鼓”灌成了唱片。他执教严格,报名参加者要通过乐理考试。我的成绩本不愿意告人,但结果意外:第一名是梁光资,76分;第二名竟然是只得了56分的我,且遥遥领先於第三名——她得了28分。我被录取了,一周之后,学会了用颈夹住琴、保持弓与弦垂直,能拉最基本的五个音。陈维文先生不知怎麼知道了我打排球,告诉我打排球的手指很难拉好小提琴,责令我退出球队。我向他发誓,保证每天练习二十分鐘,以为足以令其感动,从而通融我两者兼顾,先生却说每天练两个小时都不够。队友们断然不许我离队,为了团队,我放弃了学小提琴。

至此,我幡然意识自己对於女附中的回忆是大谈课外活动,“杂耍”盖过了正题,看官一定在想此文不是什麼好学生所作。然而我不后悔,这正好反映了中学阶段的快乐,所有课外活动都使我们受益匪浅,并不影响学习。女附中毕竟是女附中,解放后仍持续著原来的优良学风,注重全面发展,反对死读书、读死书。老师教学有方,注重啟发,不靠题海战术,传授举一反三能力,所以学习负担并不重,有餘力开展许多课外活动。中小学阶段之所以师恩难忘,情谊深长,正是因为老师给我们打下了终生受用的知识基础,同时让我们有充分的课餘时间挖掘潜能。我们中学时代的课外活动极为丰富,很多特点值得现在继承发扬。比如,广大同学普遍参与,而不是什么招特长生,同学独立自主组织社团、开展活动从不奢侈浪费,等等,遗憾的是,学校教育中的这些精华已不为现代所青睞。


高中毕业

小时候,“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掛在嘴边,但是长大了方有感觉,六年的女附中岁月似转瞬即逝,我们要毕业了。临别之际,校园里回荡著一首动情的歌:

“敬爱的附中,我们的母亲,你对我们的恩情像海一样深。
你赐给我们光明和真理,教育我们永远一切为人民。
敬爱的附中,我们的母亲,愿你永远健壮而青春。

……。” (歌词的最后部分好像是套话,是当时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话语,与附中关係不大。凡是不具个性的,我记不住,也不想记,不外是,在什麼旗帜下胜利前进之类。)

这首歌是男附中两位学长创作的,王森作词,孙明达作曲,他们都是师中歌咏团的早期团员。此曲旋律深情动听,很能表达我们对附中的敬慕和爱恋。

我们热爱女附中的情感,在毕业前夕达到了极致,同学们不是忙著考大学,倒是时时流露不想离开女附中之情,有些同学还要求校方“办一个师大女附中附属大学”,我们就可以继续待在这个百般留恋的地方,还是这些亲密无间的人,一起上“大学”。

校方根据国家需要,做了些高考动员。在突出政治的年代,如果不能服从国家需要,就是政治上不合格,走向生活的第一步即告失败。国家需要教师,一部分人接受保送上了师大;祖国需要保卫,一部分人接受动员报考国防院校。当时没有升学率这个提法,女附中学生考大学基本上可用“指哪儿打哪儿”来形容,没有落榜的可能,而且有把握考中名牌大学。服从需要的同学不免经歷激烈的思想斗争,克服“名牌思想”,放弃报考名校的初衷。

回想起来,附中学生傻得可爱。五十年代初,北京市为瞭解决燃眉之急,抽调大批市立中学毕业生留校担任教师。附中是国立学校,不属北京市管辖,所以不在抽调之列。附中学生认为,北京市不抽调附中毕业生是歧视,竟然争取“平等”对待。这样一来,男女附中也都有人自愿放弃上大学,留校教书了,我至今佩服他们的觉悟。遗憾的是,他们当中有些人在文革中惨遭毒整。

毕业前有一件比较神秘的事,一些同学被个别叫到礼堂东墙外的北房里,学生领袖,老解放区的妇联主任,罗林在东头的房间里等候,发给半版人民日报大小的两页无字表格。没有交代填表目的,只说要毕业了,组织上关心,瞭解一些情况,要求忠诚老实地填写家庭社会关係,但不要跟家里商量。我理解,既然不准告诉家里,一定是要求填不利於自己的社会关係。那时特别相信和依靠组织,而在我心中,罗林就是组织,当然是很亲切、可以信赖的那种。我从不过问家里的社会关係,挖空心思也想不出几个,有些人名都不知怎麼写(事后方知写错了许多)。我知道远方堂姐堂兄二人在臺湾,这是必须“忠诚老实”的。我告诉“组织”实在填不满两页纸,交了表。

这事没有下文,上大学一学期后,校方通过各班民主选举选拔留苏学生,候选人中,只有我是全班同学一致推举的,最后却只有我未获准。大学仍然与我同班的贾仲华挺身为我鸣不平,径直去找选拔留苏的负责人,也就是女附中负责留苏选拔工作的罗林。她告诉贾仲华,不批准我的原因与中学时一样——港臺关係。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中学那次填表也是为了选拔留苏。对於此事,我的回忆从不在於留苏问题本身,而在於仲华其人,我们有缘中学大学接连同窗,她还是为我“两肋插刀”过的朋友。

两次留苏未成,我妈妈如释重负,高兴极了,安慰我说:“咱们不去那种国家。”妈妈早年亲眼见过“大鼻子”,大连的姑姑更深知“老毛子”的罪恶,若是我去留苏,老人家必将悬心度日。


另一番景象——当年高考

现在我一直住在高考考场旁边,经歷了若干年高考,深感各方重视程度逐年增加,盛况空前。轮到“90后”高考,有钱家长更多了,孩子从小坐私家车,高考又是“终身大事”,家长岂有不开车接送之理!於是考场外满是轿车,管它是不是停车位,我孩子高考,路口停车也理直气壮,高考压倒一切。更有成群的家长堵在马路中间,全不考虑行人行车,他们似乎在说“我家孩子高考,你们又没什麼大事儿”。惯於炒作的媒体当然不失时机,早就开始倒计时,请“名师”,“状元”人等向全国考生介绍注意事项,宣传“‘生命一号’补充大脑营养,增强记忆力”,鼓吹给高考生送礼,……,举国上下製造紧张空气,无形中传播了“上了大学高人一等”的错误观念。

当年“30后”高考则是另一番景象,準备时间不长,更没有什麼模拟考试。按考生毕业的中学统一分配考场,离具体考生家可能较远。那时的考生(包括私立学校的)都是自己骑自行车或是徒步前来赶考,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再赴考场。当然啦,当时别说私家车,就连计程车都没有,没有一个考生让家长护送,也没见坐洋车、三轮车的。考八门课:数学、语文、英语、物理、化学、生物、史地和政治。每天上午课间休息时,同学们跟平时课间一样唱歌、跳集体舞。同一考场的私立学校同学要抓紧短短的课间休息时间继续“磨枪”,对我们极为不满,说我们狂,可是我们丝毫没有狂妄心理,只是不理解“磨枪”的必要。

保送师大的和留校教书的同学也来到考场,为同学们供水。也许因为平时训练有素,高考的气氛还不如平时小测验紧张。平时,老师常在下课前十分鐘突然抬高声调下令:“拿出小本来”,同学们一惊之餘应对惯了小测验的难题。那时没有题海战术,教材经典,老师重视教方法,使你能够举一反三,所以能从容面对高考,甚至觉得考得并不过癮。

当时的学生没有丝毫的特殊感,因为大学毕业后,仍然要当“普通劳动者”,无条件地为人民服务。高中生是很自立的,可是比起更早的学长,仍自愧不如,眾多学长担负起天下的兴旺。如今呢,学生受大环境影响,受不正之风侵袭,上大学决定命运,家长像送孩子入託一样,陪他们高考,送他们入学。他们绝不做普通劳动者,要做白领,更多的可能要做郎咸平所说的“黑领”,想做“红领”的可能更多,少劳多得,甚至不劳而获。这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不容乐观的,我们的民族需要脊樑,现状不改,谁做脊樑?

女附中学生的主人翁感觉尤甚,自觉地“起作用”,要求自己付出,不想接受别人照顾。收到大学录取通知后,提前报到,负责迎新,立即以主人翁的姿态,满腔热情地迎接外地新生了。


女附中“附属大学”拾零

女附中的班集体团结友爱,但毕竟是毕业了,不得不依依不捨地分手。半年后,北海大门内的留言板上,出现了如下留言:“师大女附中高四二同学到XX(地点)集合”。这个留言适用於我们“内部”,我们是高三二班的,毕业后当然该上“高四二”了。後来又有“高五二”、“高六二”的留言,“师大女附中附属大学”的班集体年年相聚,颇有万古长青之势。

大聚之外还有小聚。我家离师大较近,有空常去看望上了师大的同学。一次去看她们,房慧堃、贺思贤送我,顺便打开水。边走边聊,不知不觉出了校门,在新华街形成一道罕见的风景线:她俩各提一个热水瓶,三个女生无拘无束地畅谈,人们投来好奇而友好的目光。依旧不知不觉中,我到家了。已近黄昏,她们回去赶不上打开水和吃饭了,於是留在我家吃饭。她们运气不错,妈妈蒸了螃蟹,大概那天是中秋。餐后,她们各提一瓶开水,原路回学校了。我的哥哥姐姐都觉得我们幼稚可笑,哪儿有大姑娘提著暖壶逛街的。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中学的友谊多麼值得珍惜,上了大学,接连的运动使人们互存戒心,人们纷纷主动靠近“组织”,再也没有知心朋友能推心置腹了。

如全社会一样,被捲入政治运动后,同学们互无消息。虽然大部分同学暂时没有成为革命对象,甚至还不乏运动的积极分子,但是我们班的郝石天在大学肃反运动中,因莫须有罪名挨整。

此后运动接连不断,我们被教导、被灌输了“我们党就是靠毛主席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排除左和右的干扰,我国才逐步走上正确路线的”。每次运动,我都不理解,内心莫名地抵触,对於别人挨整,已强烈地感到不对劲;自己挨了整,无处伸冤讲理,当然更是愤懣,不知如何“相信群眾相信党”。可能大家都有同感,或自顾不暇,“附属大学”的联繫鬆散了。我班生活班长李兆璜来信说,她已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叫我不要与她联繫,等她“改造”好了告诉我。李兆璜朴实善良,热心利他,女孩子的弱点很难在她身上找到。我顿时觉得反党反社会主义也太容易了,怎麼连她都反?被愚昧了的我,把信交给了“组织”——大学时的团支部书记。这个“组织”还不错,没有小题大做,只是要求我不再联繫,不让我持怀疑态度,说过去是好人,放鬆了思想改造就会变质。我就这样狐疑下去,直至若干年后收到她的信,说已摘掉了右派帽子。然而以后只要运动一来,“摘帽右派”的日子照例不好过,自己麻烦不断,健康受损,家庭成员亦受牵连。

后来,我远在他乡,歷尽坎坷,被“组织”划入另册,不愿牵连故知,且同学们大都服从分配各奔一方,能书信往来就很知足了。那时还有个紧箍咒,就是要求“入党”。女附中同学毕业后大都入了党,而我始终被拒之门外,虽问心无愧,但别人可能觉得我不争气,所以不愿主动联络老同学。1964年,他乡遇故知,与吕友嵐相聚异地,共处数日,其他同学很少联络。

1966年,风云突变,全国陷入谁都招架不住的动乱,在这个歷史阶段,人们成天忙著“站队”。我经歷了被批判、强迫劳动、被抄家等迫害。国人被分成四类(人民日报社论),我被划在三四类之间。不久,伟大领袖终於带领国人批判资產阶级反动路线,据说我受的迫害也是“资反路线”的罪过。挨整时,“造反派”用“语录”批判我,“翻了身”,我用“语录”教训他们,整人的和挨整的都由衷讚叹那照妖镜的“放之四海而皆準”,活学活用必能立竿见影。

十年动乱后期,遗憾地得知几位同学死於非命,师大女附中“附属大学”再无全体团圆之日。


含冤而逝者

1968年,在科学院动物所工作的吕友嵐被隔离审查,受红卫兵监视、殴打,病体缠身的她挣扎在生死线上,最终自縊以命抗争不受屈辱。我们一起打球,演戏,交换日记,无所不谈,深知她开朗幽默,绝非轻生之人,但我更深知她士可杀不可辱的秉性,无法守住尊严时,她必选择寧死不屈。

“文化革命”中,在外语学院任教并担任党总支书记的吴璞,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她是我班学习班长,文理兼优,考试从不失误。为人纯正,刚直不阿,也是寧可站著死不肯跪著生的。她不受非人对待之屈辱,身绑石块坠入护城河,以守尊严。

石校长的女儿,品学兼优的郝石天,思想深邃,先觉看破“红”尘,过早背负忧鬱。肃反中无端挨整,面对运动的领导者和发动起来的群眾,她做到了不卑不亢。作为老同学,她的表现在我意料之中,因为她没有必要去理会那些打手的无稽之谈。至於肩膀被人踩踏,她只能忍耐,因为运动一来,总有人要踩踏别人的肩膀往上爬,落井下石者又总被“组织”需要而倍受青睞。郝石天从此一生坎坷,为了不再受辱终於走出国门。生活算是安定之后,不幸罹患癌症,英年早逝——她,是积郁成疾的。

以上三位同学,都是极有才华的,环境许可必有作为,可是在我们“知识份子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的国度里,她们未被珍惜。

有两位学长,虽无直接来往,但知道她们都成冤魂。薛玉华是当初的学生会主席,是最进步、最革命的共產党员。彭真被打倒后,她想不通了。这在当时叫做“有了活思想”,照例要向“组织”汇报。她做了一个梦之后,更觉得不能不汇报了。找到“组织”,说她“梦见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觉得很恐慌,开始怀疑这样一个个都打倒,是否对毛主席不利。她还是像在中学那样忠诚老实,心里话说给了组织,觉得无比轻鬆。不料因此犯忌,“组织”给她定了罪——攻击伟大领袖,怀疑伟大领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於是批斗,折磨,以致英年早逝。另一位叫袁筱雪,说是袁世凯的几世孙,因而被批斗,加之子女不孝,一念之差割了喉管,造成非常严重的后遗症。虽有在济南工作的贺坚莹同学帮助就医,北京人民医院的胡恒慧同学亲自诊治,也未能挽救她的天命之年。

某次校庆集会,1954年毕业的关晓茹同学远远地招呼我,给我讲了她所受的迫害。她因为写信给胡耀邦反映其家庭的遭遇,挨了大整,以致病弱缠身。不久后,听到她不幸英年早逝的消息。


復课

文革大环境下,我们的女附中被指为修正主义的,“附属大学”也只能名不存实则亡了。

文革结束,我们“附属大学”的同学又得以相聚——也算是经过了“停课闹革命”,重又“復课”了吧。“復课”后有“一堂课”就是前面提及的,到西城区教育局探望李振纯先生,出席者是不同年级的校友。或许在校时并无来往,但对於文革的感受,对人生的态度,却不谋而合。

此后不时有聚,规模大小不一。师生聚,班级聚,歌咏团聚。迄今为止,校方组织的大型活动,除了校庆,还有八十年代初,为张玉寿先生从教五十周年举行的大会,其餘大都是校友自发组织,并不惊动校方。比如,我们更关心给非名人老师祝寿,更愿意与非名人老师朋友般地促膝谈心;特别热衷知心朋友的小聚。每次活动都好像是我们那个师大女附中附属大学复课的内容,每个人都是老师,每个人又都是学生,共求人生真諦。


六十五周年校庆前后

1982年,女附中六十五周年校庆,校庆理所当然由现在的实验中学举办。校庆前,我告诉校方,著名的空气动力家陆士嘉教授是女附中早期校友,这是校方不知道的,也是他们很需要的。经我提出,校方邀请陆士嘉先生座谈。陆先生是最谦逊不过的,绝不单独前往,要我一起出席。我知道如今学校均只热衷於名人校友,所以万万不能从命,急中生智想了个主意,通知北航、清华两校的女附中校友都来参加。当时的校长刘致平主持座谈会,老师里记得张玉寿先生与会,民国时期的老校友,除了陆先生,还有一位1929届的学长(正是她告诉我们,从民国时期起,女附中就是北京市排球冠军)。座谈中,个别校友发言说,“解放前的女附中谈不上德育”,我立即反驳。这种说法是浅薄的党八股,女附中是教育的圣殿,歷来提倡德才兼备,怎能全盘否定“解放前”呢?在场的校友一致地支持了我,我欣慰女附中的正直。

这次座谈弄清了校友一直关心的问题——女附中真正的校庆日应是九月五日。1949年以后,一直以五月九日作为校庆日,这与歷史不符。五月九日只是1949年延安育才学校倂入男、女附中的日子,断不能定为歷史悠久的母校校庆日。当时选在这天开会庆祝,大概因为它是苏联的卫国战争胜利日,当时一边倒学苏联,崇拜到无以復加。老校友认为校庆日的澄清与纠正至关重要,母校不能只要“悠久”与“辉煌”,却在错误的时日度过校庆。不过,六十五周年校庆照例於5月9日举行,刘致平校长说,9月5日刚刚开学,来不及筹备校庆活动,我们能理解校方的这种考虑。

当时,老校友们对母校很有主人翁的责任感,特别关注母校优良传统的传承。校庆重归母校,见到班主任、歷史老师高文鸞、植物老师刘彩祥、音乐老师吴德芬、地理老师白耀、……,虽阔别卅载,仍感无比亲切,觉得实验中学就是我们的母校。但是这次也给校友留下了阴影——设立两个校庆签到处,一处供名人校友留名,有专人看管,普通校友一概被打发到另一签到处。不能受到一视同仁的对待,普通校友们不禁寒颤,此母校非彼母校也。纯正的女附中人不理解这三六九等举措,它既未遵循“古老”母校的教育传统,也不符合“新生”母校灌输的无產阶级思想。


九十周年校庆前后

改革开放后,全国大、中、小学几乎无一例外地大办校庆,名牌学校更是不惜重金,简直都办成了山寨版的国庆。方式雷同,目的划一,无非就是,借歷史悠久传统光荣之名,大肆炒作,行厚今薄古自吹自擂之实。2007年九十周年校庆前,出於对母校的爱护,我特发邮件建议母校校庆勿落俗套,批评只要光环而不顾优良传统的潮流。话不中听,不仅使校方不悦,而且对我生疑,调查我是何许人,当然不会发给我参加校庆的通知,正好我本也不想参加那种炒作张扬的校庆,我的同窗好友也大都没有兴趣。

此校庆前,文革冤逝者吴璞之子由美返国,希望以其母名义为实验中学设立奖学金。我们是吴璞的同窗,义不容辞促成此事——已是师大女附中“高五十三”年级的我们,都把此事看成“附属大学”的大事。那天我因要事之累,未能出席,嘱託她们督促学校改正校庆日期,主要负责此事的冯姚平认为,奖学金事宜阻力颇大,需集中力量争取,不宜再提其他。但与校方争取过程中,袁姓校长一句话令冯姚平首先不能不移话别论——那位校长说:“实验中学(女附中)最大的特点是光荣的革命传统”。冯姚平首先反驳了她,我的同窗各个是非分明,纷纷强调母校是中学,是女中,不是政治团体,我们的特点不是简单的“光荣革命传统”所能概括的。可能由於校方对过去的老师校长不感兴趣,话题甚至深入到了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问题。谈话显然不够愉快,“吴璞奖学金”未能设立,但是我的同窗仗义执言,担当了真实歷史的辩护士。

据说校庆那天我的同届去了寥寥数人,发现竟然没有给1953届校友分配教室。看来,由於“吴璞奖学金”事宜和我所发邮件的逆耳忠言,1953届校友已成为不受欢迎的一群。

实验中学的“‘九十’周年校庆”庆典在人大会堂举行,请来学生家长罗京和校友陈鲁豫担任主持人,还请了什麼名角儿,我不想过问,其隆重程度可以想像。之后,实验中学引来一片骂声。原来,九十周年评出的九十名知名校友中,除了为数眾多的官员、夫人,还有文革中大名鼎鼎,至今又毫无愧疚的红卫兵头领宋彬彬(要武)。实验中学以宋自己提供的资料,宣传其所谓成就,说在美国经歷了百般刁难才获得成功,其实她所说的刁难,是美国所有博士生都同样要经受的,就连美国人也不例外。实验中学却以此為依据,盲从认可其所谓成就,足以看出有关方面之孤陋寡闻。什麼贡献,什麼成就?但愿实验中学此举只因孤陋寡闻所致,广大校友则更担心叵测居心。

校庆纪念册的同一页上,刊登了宋彬彬和死于非命的卞仲耘副校长。社会各界知情者义愤填膺,顺便流露出对女附中校友的不满。作为女附中校友,我深感冤枉,因为我事先曾负责地秉笔直书,建议校方与老校友促膝谈心,共商大计,以便借校庆之东风,恢復女附中优良传统,校方非但不予答復,反而心存戒备。据悉,校友是找了的,1960年以后毕业的高干子女居多;座谈会也是开了的,与会者不可能涉及歷史悠久的女附中。我和我的同窗好友均不在其列,社会各界应能体谅我们无能为力,更应相信我们良知不泯。我们这届的胡啟恒,是健在校友中唯一的院士,她未被列入知名校友,她不喜欢炒作,未提供任何资料,实验中学也就轻易放弃了这个唯一的院士校友,按既定方针办了。

不时想到,如果始终传承和履行老校歌中的“堂堂正正”和“温和大方”校风,十年动乱中,绝不会有学生以杀人比赛为乐;如果记得勤、慎、诚、勇,做错了,也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如果实验中学与女附中一样,也是个海,涵真理无穷,就不会上演九十周年校庆的丑剧。


久别重逢见真情



这张是文中说的殊途同归者中的四人,左起:胡启恒、作者、贺思贤、邓可蕴。(三年前,中关村西街)
频频接触之人不一定成为知心朋友,久别重逢的故知往往可见真情。有些女附中同学,包括在校时不多往来的,有缘重逢后,发现面对炎凉世态,彼此惊人的一致。歷经沧桑,回首过往,还是中学时代的友谊最纯洁、最真挚。

初中时,交往最密的应算吕友嵐和傅志英二人。

友嵐参军后,先未离京,驻地在崇外花市大街路南一所民宅里,我去看过她。后来她的部队转移到东北,与我互通书信。復员后,分配到科学院动物所,开始对付她从小就怕的虫子。1963年,她探亲途径我工作的城市,他乡故知,愉快度过了数日。1967年,我回京探亲,偶然遇其先生,知友嵐被隔离审查,此时他们的女儿还是学龄前儿童。直至1968年仍无消息,愁中,发现她的小姑子夫妇同在国家级乐队演出交响音乐沙家浜,於是传书询问。得到的答復是“她已自绝於人民,勿再联络”。我深知其无辜,但事已无可挽回。1978年,终於找到我一直惦记著的她的女儿,是年高中毕业。十年间,可怜这小姑娘一直被安置住在中科院宿舍的保姆房,父亲去了香港。她相貌秉性酷似友嵐,坚强地独立度过十年。如今她已在美国定居,有个温馨的家,聊慰友嵐在天之灵。

志英与友嵐交往甚密,1956年,我们三人在友嵐家聚过,志英已婚。后又在志英家聚,她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此后我们交往不多,只知她先后在北京小学和教师进修学校任教。直至2008年,我重又找到了她。深谈数次,方知志英童年丧母,少有欢乐。我向她道出自己的内疚,儿时任性,曾有闹起彆扭就多日不理之时,悔恨自己没能多给她安慰,使她童年多些快乐。她对我诉说了她是怎样经歷了半个世纪的苦楚,像是见到了娘家亲人。阔别几十年,见了面,不需适应过程,就能如此亲密无间,可见友谊之深。

曹莲美初中毕业就离开了女附中,直到1980年代初才有机会见面。她落户上海,难得来京,我请她来家里敍旧。我们在中学时一起打球,并无深交,天命之年相遇,却心心相通。她基础扎实,克勤克俭,其父为老工人,出身亦好,却仅以助工职称退休。出於不平,问及原因,她说:“倔!”。简单直率的回答使我如对镜视己,我们都是一样的女附中性格。我喜欢她这个“倔”,这就是出淤泥而不染。

1959年同窗好友胡啟恒赴苏联留学之前,我到留苏预备班与她告别,此后一直未见。毕业后近二十年,我回京探亲,到中科院自动化所看望她。当时我是调不进北京的“两地关係”,因为专业对口,啟恒说让我调到自动化所。她是所长,说话是负责任的,我则未加思索,说还是喜欢教书,啟恒说:“我也觉得你适合教书”,然后敍旧,连歷史先生说的“罗伯斯皮尔”都想到了,唯独没再谈我调工作的事。事后很多关心者说我太傻,应趁此机会先解决户口难题,进了北京再跳槽。我呢,非但不后悔,反而自赏我们脱俗的友谊。虽然在两地问题上我处於走投无路,但去找她,只为看望,丝毫没有去找门路的想法。我们之间的那次对话,映射出女附中好友之间的友谊纯洁至极,这远比她帮我调动工作更为可贵。我热爱教书,她就知道我的志趣与特长所在;我当时之所想,不止步於解决两地关係,她就明白我在眺望更远的未来。如果不曾强调志向,如果调到了自动化所,我也决不跳槽,不会给朋友製造麻烦,我珍惜友谊。



这是师中歌咏团部分团员别后半个多世纪的聚会留影,尽皆年逾古稀。
“女附中附属大学”的同学们庆幸互联网的引进,它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也让我们足不出户拥抱世界。当从网上看到网友讚扬我国互联网的龙头时,我们方知这龙头原来正是我们的同窗好友胡啟恒,这让我们在网上联络时,多了一份自豪,多了一份亲切。

大约三十年前,楼下一位邻居是我女儿的老师。閒谈中,说起对今昔教育的看法。王老师总说她的中学如何、如何好,听那地道的普通话,她应是北京人,就问她是哪个中学的,答曰:“师大女附中”,再问是哪一届的,原来她就是我同班的王世芬,於是越看越像,越说越亲。后来不住同一座楼了,仍常往来。文革挨整后,她身体虚弱,不免对健康失去信心,曾对我说:“像我这样,活得有什麼意义?”我立即制止她,告诉她,对我来说她有多麼重要。我尽心竭力地工作,却受到不公正对待,虽常备不懈地做最坏準备,但遇到的情况总比想的更坏。每逢忍无可忍非解脱不能平静时,下班后,就径直来到王世芬家,向她倾诉。她最理解我的处境,为我不平、每每热泪盈眶。见她如此激动,我立即打住。她有心臟病,我不能只顾自己,不过倾诉一番,也已得到解脱。那一段时间,没有她,我必更加苦恼。而在中学时,我与王世芬之间几乎没有什麼联繫,使我们如此默契的根源恐怕还是共同的女附中性格。

邹道韞与我同班不到两年,在校时联繫不多,毕业后也没见过。一次较大聚会时,她戴著颈托,走路看不到地面,但一顰一笑都给人温暖。她从医小儿科,却有求必应,不辞辛劳地找他们的医界专家諮询,然后通过电话或邮件,给出详细意见,她简直就是我们的家庭医生。她身体不好,每天自打胰岛素,却热心给大家发送精彩邮件。我很庆倖,终於没有漏掉这个纯正可交的友好。

我与贾仲华中学大学一直同班,1965年我出差到她工作的城市,住在她任教的大学,并在同一座楼的同一楼层,可谓缘分最深。后来多年未见,我始终惦记她,她从中学起,“政治”上受姐姐的牵连,始终比较压抑。她姐姐被划入反动另册,其时不满二十岁。我想找到她,女附中同学聚会时,同学们也都询问。真是缘分最深,去年,我们再度重逢,有了互联网,我们的联繫不会再断。仲华淳朴正直,我们也是不吝时间之隔,见面一拍即合的朋友。

罗林曾是我心目中的“组织”,1980年代初,我与罗林成为同事,此时她负有更大的责任,我却不觉得她那麼“组织”了。我们促膝谈心,她关切地给我多方提醒,并诚恳反思自己刻板,后来听说她对大是大非所持的态度,我觉得她善良正义。最近知道她与我们殊途同归,匯入世界进步潮流,我跟一位挚友说:“我的心为这样的罗林而翻腾,再也不说她是“组织”,她,是朋友。”挚友报以同样的激情。延安妇联主任、耄耋孤寡的罗林如此这般,我为她骄傲,女附中应为这样的校友而骄傲。

毕业后的漫长岁月里,同学中联繫最多的人数倒也不多,也不常见面。一次拜访高文鸞先生,我和邓可蕴最后分手,她说:“咱们俩好像没分开过”,这话恰如其分地勾画出我们的友谊。同学中符合这种描述的好友还不止我和邓可蕴,虽不是所有同学都在其列,但相知者交情至深。贺思贤深知我“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人生道路,当我面对堵路、拆桥的逆境自我鼓励时,她总是及时擂鼓助阵:“老弟,你是我的骄傲”——女附中人习於巾幗不让鬚眉,不以姐妹相称,却以称兄道弟取乐。我们当中有人说:“老同学不能选择,好朋友可以选择”,我由衷赞同。自然而然走到一起的有胡啟恒、邓可蕴、贺思贤、邹道韞、冯姚平、李兆璜等——不是常见面,而是一旦见面,不需从头说起,因为“好像没分开过”。


尾 声

“师大女附中附属大学”这一名称虽无人再提,但却似有条无形的线,鬆散却牢固地连结著其有机的分子。校友们依然聚会,不时看望健在的老师,只是实验中学不再亲切,那里已不是我们的母校,我们的母校珍藏在心里。我们对浮躁的大型聚会(尤其是找来媒体加以宣传的那种)毫无兴趣,而喜欢推心置腹的小聚,特别珍惜我们师生之间、好友之间那种默契,那种不被岁月冲淡的默契。我心中时而比喻,我们的附属大学已由上大课,进入了研究生阶段——对於人生社会的切磋不再是泛泛而谈,而是纵深钻研。无论学长还是同窗,人生观世界观惊人地一致,彼此的理解胜过长相处未分别之人。我们的共识、友谊和凝聚力来自女附中受得的教育,源於曾经同处的女附中环境——这才是值得悉心传承和发扬光大的。

大千世界,红尘滚滚,芸芸眾生,茫茫人海,花季相遇暮年重逢,已是缘分,歷经沧海桑田之巨变,殊途同归,仍相知相近共识共鸣,堪称莫逆——我们的“女附中附属大学”仍在继续。


2010-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