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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番景象——当年“30后”的高考与入学


作者:孙昌龄

住在一个高考考场旁边,经历了若干届高考阵势,各方重视程度可谓逐年跃增,今年轮到“90后”高考,尤为盛况空前。“90后”们多的是有钱家长,从小坐私家车,适逢高考“终身大事”,家长岂有不开车接送之理!于是考场外满是轿车,管它是不是停车位,我家孩子高考,路口停车理直气壮,高考压倒一切。成群的家长堵在马路中间聊天,全不考虑行人行车,我家孩子高考,你又没什么大事儿,我是重中之重。贯于炒作的媒体当然不失时机,早就开始倒计时,请“名师”,“状元”什么的向全国考生介绍注意事项,------,举国上下制造紧张空气,无形中传播了“上了大学高人一等”的错误观念。

当年“30后”的高考则是另一番景象。中学课程结束之后,老师的使命业已完成,学生不仅已经学会具体知识,而且获得了学习方法的真传,完全有能力自行准备高考,不需考前辅导。高考准备时间不长,更没有什么模拟考试。考场地点按考生毕业的中学统一分配,离具体考生的家可能很远。那时的考生都是骑自行车或是徒步前来赶考,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再赴考场。记得高考第二天午后去考场的路上,发现前面不远处,上午监考的老师也正向考场走去,原来监考老师也和我们一样回家吃午饭,和我们一样徒步往返。我由衷地感动和敬重,于是急行几步赶上了他,礼貌地深深鞠躬:“先生好!”那位中年男老师身材高大,平易近人,跟我一路聊天一起进了考场。

当时别说私家车,就连出租车也没有,没有一个考生让家长护送。同一考场有私立学校有钱人家的孩子,也没见他们坐洋车、三轮车赴考。两天半时间里考八门课:数学、语文、英语、物理、化学、生物、史地和政治。上午考两门,两大节课中间休息时,我校同学们跟平时课间一样唱歌、跳集体舞。保送师大的和留校教书的同学也来到考场,为同学们供水。我们的泰然得益于训练有素,我校老师常在下课前十几分钟加快语速总结,突然抬高声调下令:“拿出小本(测验专用)来”,同学们在一惊之余应对惯了小测验的难题,高考中反而丝毫不觉紧张了。那时没有题海战术,教材很经典,老师教你举一反三,所有同学都从容面对高考,甚至觉得考得并不过瘾。私立学校的同学略显紧张,他们要抓紧课间休息准备下一门考试,对我们又唱又跳很是不满,我们不解那十几分钟能有何用,但还是不再妨碍他们,心想也许“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吧。

五十年代初没人计算升学率,文革后一次返校座谈,同届校友突然提到这词儿说:“我们那时候升学率很高,27个人考上清华。”令参加座谈的校领导感慨。其实这种说法并不能代表当时我们的升学率,因为我班平均成绩远低于多数人的那位同学也考上了清华(学校并不公布个人成绩,是某些同学自己算着玩儿的)。有句话能恰如其分地概括我们的升学率,那就是“指哪儿打哪儿”。但是同学们报名并没盯着清华北大,当时的潮流是服从祖国需要,相当多的同学响应号召上了师大或国防科委院校,一大批人上了北医,更有觉悟高的自愿放弃上大学,直接做了当时急需的人民教师,还有一批留苏的。以上各路人等中,相当多的同学成绩不在清华北大中考者之下。我校升学率的确突出,不同学校之间当然还是存在差别的,后来得知,北京最好的私立女中那一届只有4人考上清华,当然她们可能没有那么多人想学工,不像我校同学那样不让须眉地一心想“献身社会主义祖国工业化”。

CCTV1报道90后大学生入学,好像是以试探的口吻批判大学生不能独立的现状。主流媒体有责任旗帜鲜明地倡导良好社会风气,为什么要“试探”呢?报道的画面给人以不和谐感:一个母亲对一个至少1米80的男生事无巨细问长问短,一个父亲手机遥控着儿子不落任何细节,这些家长还得意地告诉记者,“小孩”第一次离家,什么都不会处理,必须家长帮助,认为“家长为孩子做多少都不为过(大概以为记者要评选模范家长吧!)另一些家长在打扫宿舍、洗床单,子女呆坐一旁无所事事,记者问到时,大学生们理直气壮说自己不会。比他们更小的孩子不是照样走向生活吗?有的当了工人,有的做了生意,穷乡僻壤很小的孩子就去拾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们辛苦得多而未受关注。必须指出,这样的大学生家长对于我们的中华民族是不负责任的,这样的大学生对于我们的人民是没有用处的。不要把考上大学、上了大学的放在不适当的位置。大学生入学古今中外都不是新鲜事儿,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何以如此这般?

当年北京的“30后”考生录取后不久就收到学校通知:提前报到,负责迎新。他们就立即以主人翁的姿态,满腔热情地迎接外地新生了。也是第一次离家,他们承担了接待同学的任务,应比光是给自己铺床叠被更值得称赞,可是没人认为这也值得中央台报道,连学校广播站也没理会。各地同学都是自己结伴而来,绝无家长陪伴,先到的也会立即参加到迎新队伍中,不再认为自己还是新生。那时高校非教学人员甚少,校方把迎新工作放心地教给学生,结果十分完美。正因为这样,“30后”大学生比较懂得承担责任,而不需接受照顾。后来高校大批政工干部人浮于事,家长们对于无微不至的迎新工作反而放不下心了。看到今天的“大儿入托”场面,不禁想起我进幼稚园的情景:学校担心3至5岁的幼儿不适应,开学最初三天允许家长进教室站在墙边以安抚孩子;我跟随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哥哥上学,无人陪伴,看到那么多家长倒也羡慕,想过自己是否该哭,但是哭不出来,老师夸奖了我,于是只剩下了自豪。这也算不得什么,旅日华人萨苏在日本研究战史,有资料证明,二战中我国有12岁甚至7岁孩子上战场,日本侵略者都不得不佩服中华民族精神。

多数“30后”没有特殊感,因为要求他们大学毕业后当“普通劳动者”,无条件服从分配(即使心中不悦,也不敢表露,都知道“个人主义”帽子一旦扣上,一辈子的“政治生命”就完了,现在听来也许可笑,但当时人们都在乎这个)以致造成众多的“两地关系”,双方从“牛郎织女”熬到“牛公织婆”,依然一年一度“鹊桥相会”,个人利益不可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嘛。“30后”可称自立,但是比起更早的学长,他们仍应自愧不如,早年的学长们做到了毕业歌词所说的“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现代青年呢,大环境娇惯着,不正之风侵袭着,上大学决定命运,家长像送孩子入托一样,陪他们高考,送他们入学,不需“吃得苦中苦”,考上大学便为人上人。都要当白领,更多的可能要当郎咸平笔下的“黑领”,少劳多得,甚至不劳而获,谁还愿做普通劳动者?这种状况,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不容乐观的,我们的民族需要脊梁,现状不改,谁做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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