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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四叔和四婶


作者:亦远



七月,堂弟打电话来,告诉我他的母亲,就是我的四婶在东北老家故去了。我虽然从没有见过我的四婶,但她的去世还是令我心中怅然。

其实我只见过四叔一面,那是五十多年前,大约是一九五四年。四叔到我们北京的家,身着绿军装,胸口有一个标志,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当年我八岁,在小学二年级,正是崇拜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叔叔的时候。我们全按老师的指导给志愿军叔叔写过信,在信封上写上“志愿军叔叔收”,想不到我真有一个志愿军叔叔,就在我们家,他那么年轻英俊,我觉得特别自豪。

四叔是随部队撤退回国的。我们老家原属黑龙江省,后来划归吉林,在嫩江江畔叫大赉的地方,距长春约二百三十公里。四叔走后就很少联系了,偶尔听老人提起说他复员后在家乡学校教书。

哪知到了文革,老家传来消息说四叔被打死在河滩上,四婶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把他的遗体拖回了家。他不是志愿军,最可爱的人吗?我想不通这是为了什么。家里的老人才告诉我一些四叔的经历。

原来,四叔潘续武出生在一九二三年, 十九岁结婚。四婶叫刘玉芬,一九二二年出生于大赉一个士绅的家庭,伯父是大赉商会会长。她好读书,虽然因为是女孩,没有受过正式教育,但经常在兄长的教室外听课,后来兄长也就同意她进屋“旁听”。所以四婶粗识字,能写简单的信,尽管有不少错别字。

四叔结婚后第三年抗日胜利,在四婶的支持下到沈阳读书,开始上师范学校,他不怎么喜欢。虽然说出身地主,但经过抗战家里经济很窘迫,我父亲就协助他到关内上学。他于四八年八月考上黄埔军校第二十三期到成都学习,这是国民政府在大陆招收的最后一批黄埔学员。转年四九年十月在成都起义,加入解放军,在西南军政大学川西分校继续学习,五一年编入六十军教导团。

该年三月十七日,这支新兵、学生兵和起义人员过半的部队,由军长韦杰,政治委员袁子钦率领跨过了鸭绿江,入朝作战。四月,该军在朝鲜伊川一带集结。参加了第五次战役。

四叔担任六十军五四二团机械办公室一级文书。六十军五四二团是炮兵,四叔负责计算火炮瞄准。当时在朝鲜作战是非常惨烈的,六十军的一八O师就是在第五战役被美军全歼。阵亡,失散和被俘达七千多人。五四二团后来隶属整编组建的一八一师,仅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十日攻打八八三·七高地的战斗中就又伤亡两千二百多人,有三十多人是在潜伏时被火活活烧死或因冷炮袭击受伤无法包扎慢慢流血致死的。当时在没有空军支援地面作战的情况下,把一部分野战炮利用夜暗,推上高山,悄悄地进入坑道工事。大部分火炮,分期分批被推进了距敌前沿几公里的一片杂木林。四叔不仅活下来了,还立过个人三等功,和集体二等功。


战争结束之后,一九五三年七月,四叔随六十军调回国。这时他和四婶已经十年没有见面了。当四婶终于打听到丈夫在四川,便义无反顾长途跋涉,只身到四川寻亲。直到一九五五年复员,两人返回家乡大赉,(文革时改名为大安,沿袭至今),四叔在小学教书,他们才终于有了稳定的家庭生活。

四婶参加过扫盲班。那时政府为了给苏联提供食品,在大赉建立了罐头厂以便于对苏联出口。当时罐头食品在中国是贵重品,根本不可能提供国内消费。四婶在这个罐头厂当了工人,是不错的职务了。

他们第一个孩子是一九五五年出生的,已经结婚十三年了,可见他们生活的颠簸。第二个孩子是女孩,在一九五九年出生。四叔在战场因为天寒地冻,给养供应不好,得了严重的胃病,为了照顾丈夫和孩子,四婶在一九五七年辞去了当地很好的职务,回家成为家庭妇女。这也是当时政府鼓励的精兵简政,大约是为了解决当时的失业问题。退下来的人还奖励一百元人民币,那可不是小数目。四婶用这钱买了个缝纫机,为家人缝补衣服。

他们的第三个孩子是在一九六五年出生的。哪想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次年,一九六六年开始了。作为有过一年国民政府士官学校经历的四叔厄运随之而来。

其实四叔之所以复员回了老家,就是因为他是起义的士官,加上出身地主,在黄埔又集体加入国民党,不为部队信任,成为清理对象。

到了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的一九六八年,他被揪出来批斗,被抄家,被拷打。他的主要罪行有两个,一个是历史问题,因为他在国民政府的军官学校学习过一年,还是国民党党员;另一个是土改后无家可归的老丈人住在家里,这是包庇地主分子。当然他本人出身地主,也是先天的罪孽。

县革命委员会先是派人抄家,把四叔的立功报喜证书和革命军人证书拿走了。然后就给他挂上反革命分子的牌子斗争。他失去教书的资格,在学校劳动改造。一九六八年九月六日从下午就批斗他,直到晚上八点。革命家们吃完晚饭,接着拷打他,逼迫他交待除了参加国民党,还参加过三青团。四叔是在黄埔集体加入国民党的,也从未隐瞒过。但他的确没有参加过三青团。他的否认带来更重的刑讯,把衣服全扒下来打。当时还提出另外两个人,一个叫李相林,一个叫李范春,叫四叔揭发。但四叔根本不认识他们,说不出人家需要的材料。直打到半夜,才放四叔回家。

在挨打时四叔讲:“我听说参过军的人不能打”。但革委会的人说:“比你功劳大的人全打晕了,你算什么!”

九月七日在全国各省均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那一天晚上,学校召开庆祝会。学校有三个人被斗争的人当然无权参加,被要求收拾房间。根据革委会的说法,四叔干完活,说到厕所去,就到附近黑鱼泡投水自杀了。那天就是有名的全国山河一片红的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庆祝社论,邮电部发行了《全国山河一片红》的纪念邮票。由于不能把台湾红起来,在邮票的地图上,中国大陆是红色的,台湾是白色的,有两个中国之嫌,这套邮票在第二天被紧急回收,只有少量保留下来,成为日后最值钱的邮票,最高的价格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保有这张邮票的人发了大财。但四叔却是这一历史事件中最不起眼的一块垫脚石。

革委会在当时是这样给四叔作的结论:人死有罪,东西有毒,家属问题没完。这里所说的东西就是四叔的军功证明,因为抗美援朝是由彭德怀指挥的,而彭德怀既然是反对毛主席的三反分子,以他名义颁发的证件当然就是有毒的了。

四叔到底是怎样死的,但现在也不清楚。 东北的湿地很多,当地叫泡子。黑鱼泡就是这样的湿地,水并不深,很难设想能在这里跳河自杀。四叔的头部太阳穴和牙床全有淤血,可身上的衣服却没有泥,袜子上也没有泥,鞋找不到了。四婶是到水里把四叔的遗体捞出来,搞得浑身泥泞,要回家换衣服,才能与十三岁的大儿子一道把四叔拉回家,清理安葬。

县革委会的人根本不承认批斗拷打的事,只是说叫四叔写交待材料,他就抗拒群众运动,畏罪自杀。

四叔去世时,四婶四十六岁,全家瞬时没有了任何收入,还要顶着畏罪自杀的反革命家属帽子,把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拉扯大,当时最小的男孩才两岁。她所受的痛苦和磨难可想而知。

四婶在当年十二月写给唯一还有联系的五叔一封信,却不敢告诉四叔被迫害致死的消息,只婉转地说四叔身体很不好,以后来信就写她收为便。至亲的人去世了,对兄弟连说也不敢说,孩子又小,也不能对他们说什么,她内心要承担多大的痛苦呀。

据老家的亲戚讲,四叔刚去世时,四婶也曾一度失去生活信心。一天晚上四婶突然对孩子们说:“要不,咱们找你爸爸去吧。”两个大一点的孩子知道家里遇到了灾难,也知道大人这句话的分量,两岁的小儿子竟然也能明白:“妈妈,我们别死了,死了就像爸爸一样回不来了。”顿时一家人哭作一团。哭声惊动了邻家周奶奶,老人家跑来苦劝了一夜,后来周奶奶经常晚睡前到四婶门前看一下。

她每天白天外出打工,晚上还要背回烧柴,她割过草、插过树苗、摘过菜,承受了男人都难以忍受的劳苦。在七O年到七九年的十年间,为了让子女能有一个好一点的生活和教育环境,她就用人力车每次推着五百多斤重的煤,每天要走上六十多里路,给各家送煤。

当时有人劝四婶改嫁,找一个出身“好”的,日子会好过些,四婶对此置之不理。四叔有个堂兄,我们应当称他为老叔。土改时因在外地读书被定为“逃亡地主”,下放农村劳动,正巧在距四叔家十几里地。老叔得知四叔噩耗前来探望,表示他可以收养孩子,以便四婶改嫁。四婶毅然地说:“老哥,你放心,我过得起就过,过不起我带孩子去找他(指四叔),我决不会让孩子改姓。”

就是这样,即使生活再艰苦,她也没有让儿女耽误一天的学业。是她的坚毅才使这个家庭艰难的生存下来,是她的坚强使小儿子八三年考上了吉林大学,成为家人的骄傲。

文革对四婶来说这是她一生的第二次磨难,在她二十四岁时,一九四六年赶上土改,她遭受了很多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造反的地痞二流子在工作组的支持下,对富裕的家庭一个个审问,逼迫他们交出钱财。四婶是老二,本来应当是大姐去应讯。但她知道大姐比较懦弱,不禁打,主动代大姐去了。审讯的人把四婶吊在房梁上刑讯,企图逼出并不存在的浮财,但她从不叫一声,也不胡说。四婶的后背被打烂了,是好心人的远方亲戚给抬了出来,上了药,才没有感染,在床上趴着不能动,养了一周才逃过这一劫。

土改后的十来年,其他的亲戚多设法陆续脱离开老家,而四婶孩子幼小,迫于生计,无法外出,只好在大安忍辱负重。文革时四叔被害,她就更无法离开了。当她听说潘家的祖墓要被推平占用,四婶又毅然承担起儿媳的责任,不畏政治压力,往返几十里,在潘家围子远方亲戚的协助下,把公公和婆婆的遗骨取出,用小推车推到大赉县城的墓地重新安葬,从而保存下来昔日潘家的唯一痕迹。现在爷爷奶奶的墓地,是维系潘家上百后代的心结,是漂泊五湖四海的子孙的根基所在。

那时手表是很值钱的东西,是有紧急事情少数几件可以换现金的物品。但四婶在一九六九年把四叔的手表和唯一的呢子裤子送给了五叔作为纪念。

文化大革命过后,四叔被“平反”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日,大安县革命委员会,相当于今天的大安县政府是这样说的:“潘续武同志在一九六八年清队中,因其参加国民党的问题被停止工作反省。投南湖身死。经查证参加国民党为一般党员,已结论,为一般历史问题。潘氏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迫害致死的,应按因公死亡处理。”

作为补助而不是赔偿,政府给予二百元丧葬费,抚恤费二百八十元,补助欠债四百元。安排长子工作,月薪三十九元,安排女儿到集体企业工作。同时每月有不到三十元的补贴。

全部结论在一张粉红色的纸上完成了。没有提到被抄没的家产,没有提到四叔受到的刑讯折磨,甚至没有提到四叔的死亡原因。当年一个起义士官,志愿军军官就这样做了文革的牺牲品,四婶就接着为文化大革命当牛做马。

今天再看那份文理不通的政府结论,被迫害致死是按“因公死亡处理”。 “公”应当就是政府的事,这等于承认当年那么多的生灵是被政府断送了宝贵的生命,倒也是说了实话。

劫后的四婶照顾了儿女又开始照顾孙子外孙女,并把他们送上大学。她给予很多亲友关爱,也得到了众多亲友的感恩。她帮助过的人,走到哪里都没有忘记她。

今年,二OO八年,在一年多中风瘫痪之后,四婶离开了这个世界,远在海南、绥化、大庆、锦州、长春、吉林及各地的亲友全都赶来参加悼念。她是一个最普通的农村妇女,也是一个地主子女,或者更准确说是中国最后的士绅的女儿。在她的身上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的那一部分。四叔也是地主的子女,或者说是东北农村最早经营商业的家庭的后代,他还是所谓最可爱的人,到朝鲜和美国作战,九死一生。他在黄埔军校一年的士官训练,使得他掌握了一般匆忙入朝战士不懂得的炮兵技术,为此立了战功。但他的出身,他的训练却还是他无论如何也摆脱不开的致命之伤。在他死前的头一天晚上,四婶不解地问他:“你不是为共产党立过功吗?”。她当然没法明白三个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其实我也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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