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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一按:

舒芜先生的本封来信很早就已寄出。因邮路障碍,未能到达本堂。直至日前才由另一渠道辗转送至。迟发 为歉,尚望见谅。


对张僖《只言片语—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一文的来信

作者:舒芜


二闲堂编辑先生:

  顷见贵文库所载张僖先生文章《只言片语——前作协秘书长的回忆》,其中说到一九五五年二月五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决定举行第十三次扩大会议,准备对胡风的唯心主义文艺思想进行批判。在召开大会的前一天晚上,作协党组和文联党组在东总布胡同46号召开会议。由郭沫若主持部署明天对胡风的批判。这个预备会没有胡风参加,胡风对此也一无所知。那天散会以后,连夜发送第二天开会的通知,通知是凌进晨1点钟发出的。通知上没有会议内容,只是说要在青年宫召开文联和作协主席团的联席会。胡风也只是接到明天开会的通知而已。第二天,大会正式召开。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文联在京的全委、作协在京的理事,以及其他各文艺协会的负责人等等大约二百多人,胡风也坐在主席台上。

  可是,“会下,舒芜找到冯雪峰说,胡风在开会之前已经知道了今天会议的内容,并且做了准备。因为舒芜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审,而冯雪峰是社长兼总编,所以舒芜首先向他汇报了这件事。肯定是有人把前一天晚上会议的情况告诉了胡风。”

  我要说明:当时我并没有向冯雪峰先生作这样的汇报,我根本不可能知道“胡风在开会之前已经知道了今天会议的内容,并且做了准备”这些情况。

  第一,由于我在一九五二年发表了检讨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胡风先生对我很不满,久已同我没有往来,他在那样关键敏感时刻了解到什么内部情况,作了什么准备,我怎么可能及时知道?

  第二,那个“中国文艺工作者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我根本没有被通知参加,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会,我又怎么会在会下找到冯雪峰先生作什么汇报?

  第三,当时,冯雪峰先生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但全出版社的日常行政是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楼适夷先生(后来是王任叔先生)主管,中国古典文学编辑室的行政和业务是副总编辑聂绀弩先生主管。我经常接触打交道的领导,首先是聂,然后是楼,是王;而冯雪峰先生并不常到社来,来了也同大家很少接触,尽管大家都很敬爱他。我不记得曾经向他汇报过任何事,更没有向他汇报过“胡风在开会之前已经知道了今天会议的内容,并且做了准备”这样的事。

  以上情况,本来应该直接与张僖先生交换意见,可是不知道他的地址,敬请贵文库代转,为感,

  专此布达,顺颂

编祺。

              二○○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舒芜上






摘自《只言片语——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载二闲堂文库)

作者:张僖

  1955年2月5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决定举行第十三次扩大会议,准备对胡风的唯心主义文艺思想进行批判。

  这就是大家经常谈到的青年宫会议。那是在北京东单十字路口东北角后来叫做青年艺术剧院的地方。

  在召开大会的前一天晚上,作协党组和文联党组在东总布胡同46号召开会议。由郭沫若同志主持部署明天对胡风的批判。这个预备会没有胡风参加,胡风对此也一无所知。

  我当时的身份是作协党组成员、作协副秘书长,也是党组秘书。那次预备会议担任记录的是束沛德同志和陈淼同志。束沛德是复旦大学的毕业生,是择优选拔到中国作协来的。一开始周扬同志想让他担任自己的秘书,后来严文井说,希望他到创作委员会当秘书。于是束沛德同志就在党组担任记录的工作,很受信任。

  那天散会以后,连夜发送第二天开会的通知,我记得通知是凌进晨1点钟发出的。通知上没有会议内容,只是说要在青年宫召开文联和作协主席团的联席会。胡风也只是接到明天开会的通知而已。

  第二天,大会正式召开。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文联在京的全委、作协在京的理事,以及其他各文艺协会的负责人等等大约二百多人,胡风也坐在主席台上。会议由郭沫若主持,茅盾和周扬作为助手帮助主持。郭沫若的身份是文联主席,也是国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茅盾是文化部部长,也是中国作协主席。当然,许多主要工作是周扬同志来抓的,至于那些具体的工作,则由林默涵、刘白羽、邵荃麟同志来负责。那个会议的名称是“中国文艺工作者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

  我知道,郭沫若和茅盾在重庆时对胡风的文艺思想也是有看法和不同意见的。

  会下,舒芜找到冯雪峰说,胡风在开会之前已经知道了今天会议的内容,并且做了准备。因为舒芜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审,而冯雪峰是社长兼总编,所以舒芜首先向他汇报了这件事。

  肯定是有人把前一天晚上会议的情况告诉了胡风。于是我们对参加会议的人员逐一进行了分析,最后分析到束沛德同志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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