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存真》     回二闲堂  回目录




周大渭教授二、三事


作者:邵靖宇


初次见到周大渭教授是一九五五年三月,我刚调来杭州后去校人事科报到时。就在人事科的办公室见到一位穿蓝色制服的干部正站在一位靠墙坐在方凳上,身穿黑马褂、蓝绿色缎子长袍光头的近五十来岁,戴高度近视眼镜的老先生面前向他问话。那位干部听见我敲门,开门问我有什么事,我拿出调动工作的介绍信说来报到的。他看了调令后放我进去,叫我在旁边凳子上坐等一下。因为他对那位老先生的问话还没有完。当时我还不知道那位老先生就是周大渭教授。但颇感到诧异地想着都已解放五、六年了,杭州居然还有像那样穿得古色古香,古董样的人物。因为那个年代社会上已几乎都是穿灰色或蓝色的干部服的人群了。那位老先生戴了一付深度近视眼镜,坐在凳子上,弯着腰,一顶旧呢帽用右手三个指头捏着帽尖放在胸前——那是民国时期的文人表示礼貌恭敬的姿势——腿上放着一只有点旧了的大公文皮包,鼓鼓囊囊的。那场面是那个年代能最后见得到的活古董了。公文包满满地装着许多有点弄皱了的稿纸,还有一部份捏在他左手里,他正在向那位干部细声解释他那段时间在做些什么。我没有能听得清他在说些什么,也看不清他手里那些纸上写些什么。看那神情仿佛他在为自己解释。我当时怀疑他或许有什么过失吧?写的是检讨还是交待?那干部显得有点不耐烦的样子,大声对他训道他不过问他那些,意思好像是说那些并不是需要他做的事;他过问的是他的思想。老先生似乎不明白那位干部说的“思想”指的是什么,茫然了。“思想”这个词是解放以后才常听人讲的,大概那位老先生还不怎么熟悉和理解指什么而言,直望着那位干部发呆。我当时在想这老头怎么这么背时,解放都这么些年了竟然还遇到这样的古董样的人物,简直像隔了世似的。我猜想,或许那老头是个地主成份?或者历史上有什么问题的?看来至少是出身不好,有什么历史污点的,不然那位干部怎么会用训话的口气和他对话呢?

以后我常在校图书馆的教师阅览室里见到这位老先生,那个年代我还有坐图书馆的习惯,因此常见到他来来去去。我问过刚认识不久的同事才知道他叫周大渭,是寄生虫病学教授(副教授?),有人告诉我说他是位苍蝇专家,据说哪一国的苍蝇他都认得叫得出学名。那个年代大学里教授和副教授不多,解放后还没有晋升过教师的职称,因此说起来人们都知道他。我后来从人们的谈话中得知他那时还是个单身汉。据说他在上大学时(算来应该相当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事)曾有过一位女朋友,谈了几年的恋爱二人定了情。那位女士家里有点钱,要送她出国留洋去。他俩约定等她学成回来后结婚。那个年代的人对爱情的忠贞就体现在像周老先生那样的人身上,他等了她五、六年,后来传来消息,那女子在美国嫁了人,不回来了。这对他来说是意想不到的打击。自此他就不结婚了。人也显得有些迂而孤僻,不大通人情世故,有点书呆子的味道了。或者他原先就是那样的?至于那位女士也许是到国外见了些世面,眼界放宽了不再看得上他了;是否因为后来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彼此断了音讯,她不得不另有考虑就不清楚了。总之,他与她没有缘。我又听说他平时不参加政治学习,也不过问国家形势和时事政策。当时的大学里,教授又不须按坐班制上班,解放后才规定的政治学习时间他常缺席。那次在人事科见到他,那位干部在对他问话时,说他过问的是他的政治思想和工作大概与这些事有关。想当然可能是他所在的那个科室的同事向人事部门反映的,或者是人事部门深入基层去了解的?

在阅览室里见到周大渭教授总是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头上总是那顶已经有点渗油了的旧呢帽,仍是那身蓝绿色的缎子长袍和黑马褂,手里拿了根“文明棍”,那也是早年上层社会人士的装扮,是早年流行的洋派头。另一只手夹了那只我曾在人事科办公室见到过的旧公文皮包。那形象仍是个解放前的上层知识分子。他通常快步走进来,也不管地板被踩得咚咚地响,惊动整个阅览室里的人们。一进来就找个位置先把皮包、呢帽和文明棍放下,然后把新到的外文期刊都搬到自己面前,什么学科的内容都有。不过又仅仅是大致翻了翻,好像从来也没有认真看什么文章。他好像是在寻找什么资料?往往不到半个小时就又快步踩得那地板咚咚地响地扬长而去了。在座看书的人们这时会相顾而笑视,大家的感觉好像都认为他有点精神病态,从不在乎对别人的影响。他给人的印象是还料理不好自己的生活,那长袍显得相当脏了,油迹斑斑的,也不知道他在研究什么学问。

因为还是个单身汉,他就只好在教工食堂吃饭,每次开饭的时候,也总是食堂最拥挤的时候匆匆而来,进了食堂找好位置就从皮包里拿出只很旧的铝饭盒和一双筷子,要的菜有时是当时叫厨工为他现炒的比较高档的菜,还有时会和厨工争起来,好像是在训斥他们。不过厨工们总还是尊敬他的。因为他毕竟是教授,对他很客气。刚解放那个年代的人还没有变得像经过文革后的人那么粗野,还没有对知识分子造过反,人与人之间相待都还比较和气。吃饭时他从不与人交谈,一个人自顾自地吃,吃完了饭摸出张草纸来擦擦嘴,也就用那草纸把饭盒和筷子擦了擦,擦过的饭盒收进皮包里。然后拿起呢帽和文明棍就咚咚地快步出去了。人们往往因他那一连串表现感到滑稽,在他走出食堂后笑了出来,并且总要谈论几句有关他的事。他给人的印象是位有点古怪的人物。我所接触到的人们多数都认为他是因为失恋受了打击而有心理障碍的人。对他既有同情和怜悯,又好像有点看不大起。认为他就此没有什么志气,也没有什么学术成就而只是工资很高、有点架子和还有点怪癖而已。我当时也接受了那种看法把他看成是个不入时的可怜人物。也许学校当局也是这样看待他,看成是个没有什么用的“包袱”罢了。

也就在我调来杭州的第二年(一九五六年)突然听说周大渭教授编著的《医学昆虫学》要出版了。周教授写的稿子事先并没有与任何出版社联系过,他是一个人自己闭门著书的。写出来的东西也不知道人家要不要,并没有事先和哪个出版社有什么约定,这样就写成了好几十万字的稿子。完成后给人民卫生出版社寄了去。出版社竟立即接受了,并且一次就给了几万元的稿费。那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才刚升为74元人民币。据说他那书的逻辑性很强,在医学昆虫学方面,那书颇具特色,并且填补了国内这方面的空白(今天在互联网上仍能检索到他的这本著作)。大家都为此感到惊讶原来周大渭教授还不是人们所想象的因失恋而潦倒,一生庸庸碌碌无所事事的。我马上联想到我刚来杭州时,在校人事科报到时所见到的那一幕,那时他夹个大公文皮包里的那些稿纸,他向干部解释的话,那干部不要听,说不管他那些事,关心的是他的思想和工作的问题。显然那一大堆皱了的稿纸就是他在写的《医学昆虫学》了。那次他所解释的也大概就是想说明他在从事的工作。而那时人事管理的模式也只是管所谓思想和出身成份之类,即当时关心的所谓“政治”,而把学术上的创作和贡献认为是极其次要的,或者可有可无的。换句话说,那个时代需要的不是人才,而首先需要的是听话的人。作为一位教授著书立说应是受到重视并予以支持的创造性劳动。但在那个年代却不被视为高校教师需要重视的工作和成就。因此周大渭教授才会遇到那场好像是对待地主或管制份子的训话。后来又听说周教授不仅是著书并且还进行实际观察工作,不过他的那些研究工作不是在正规的实验室里穿著白大褂进行的。听说他经常晚上带了只手电筒、一双筷子和一个玻璃瓶去餐馆厨房里抓蟑螂,抓来了就关在瓶子里。他在研究蟑螂的分类和分布。如果美誉几句,他的工作倒是深入实际的。因此后来他又被人们誉为“蟑螂专家”。

一九五七年五、六月开始的“大鸣大放”他根本不过问,反右派运动当然与他沾不上边。他不关心那些与他无关的事。不过在那以后的大跃进运动中,他不能老呆在家里不参与了。他被唤去参加政治学习和群众运动,如上山赶麻雀、敲铁矿石大炼钢铁和大搞卫生之类。但他仍对政治毫无兴趣,从不发言;至多会上轮到他发言,按照文件精神重复几句上面号召的话。他仅仅是对政治天生的麻木和冷漠,几乎是政治的绝缘物,人们大致如此看待他。因此后来一般人大都没有去为难他。至于校领导层和骨干们是如何看待他的,那我就不清楚了。大跃进对他来说,大概主要是在穿着上换上了一身灰布干部服。那个年代高校对老知识份子还没有一个硬性规定的退休年限,不少老教授年过古稀仍继续留任,直到后来死在任上。但大概当时学校当局或许还有其他原因对周大渭教授另有看法。这也许与当年的卫生工作的方针有关。因为浙江的寄生虫病当年作为重点对待的是血吸虫病。因而可能周大渭先生所研究的医用昆虫学被视为脱离实际的,或者不属于寄生虫病学的主要研究方向的,或者他所研究的学问被视为与浙江的实际和教学的需要都没有什么用的东西。可能正当他年近花甲之时就请他退休或提前退休了,学校就此摔掉个“包袱”。他是否被当作“白旗”拔掉的,我就不大清楚了。因为我那时已身在农村,不太了解校内的事了。当年不少教授未必有出版的专著,今天又有更多如牛毛的教授也未必有什么出版的专著,而周大渭这位被劝退或清退的教授却是有专著的。不过现在想来他无论是退休了,或是提前退休了都是大好事。因为那以后的整整二十年实在没有什么他可以做的事,也没有什么需要他做的事。他也从此少惹了许多是非。在那以后大家无非都白白浪费了二十年的光阴和生命。那是个只破不立的年代。不是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么!只要砸烂就行了。从此在学校里就不再见到他,后来只知道他还生活在居民区里而已。

他的工资较高,花得起钱,但他有了钱也仍然过的是俭朴的单身汉日子,他没有想到可以雇个人给他洗洗衣服,收拾收拾房间和烧烧饭。不过后来的社会意识形态大概也不适于他找个人来伺候。因此他过的仍是老光杆的生活,学会了自己做饭、洗衣服,而房里总是乱糟糟的,并且他显得不大通人情世故。我曾听老熊说起,他住的房子就在老熊住的大和弄的大杂院里,有十七、八家房客,半数人家不是本校的职工,多半是别的单位的员工和普通居民。大概当年学校也没有把他那样的人当教授看待,不过他住的房子仍是学校的房产罢了。因此他就一直像住在贫民窟里那样,只有一间杭州老式灰木结构的民居房屋,窗外就是走道和天井,就在房门口放个煤球炉烧水做饭,人们进出都要走过他窗前。为了节约起见,当年那院子里多数人家都只用得起十五瓦或二十五瓦的电灯泡。他因为有高度近视,为了保护视力,晚上房里用的是一百瓦的灯泡,电费再贵他也舍得用。何况那时的电费一度也只不过两角四分钱,对于只点一盏灯的退休了的单身教授不算什么。这位没有结过婚的老单身汉,又是学医出身的,对人体的解剖结构看得十分平常,而对人情世故却懂得很少。到了夏天天气炎热,晚上他就开着窗,开着大亮的灯,在房里脱得赤条条地擦澡。整个昏暗的院子里只有他那房间是个亮点。他就像是在表演那样让人注目,人们无法避开他房间的灯光。有邻居向他提意见,请他关了灯擦澡或者装个帘子,说他们的家眷走过见了不方便。他老先生听了那话光火了。说那与他有什么关系?他说他又没有要她们看,是她们自己在看的。她们可以不看嘛!还反说人们干涉他的私生活毫无道理。弄得邻居们哭笑不得,这事充分表明周老先生入世之浅,还天真得很。他还不会处在别人的位置替人家着想,因为他还是个童男。后来那事怎么解决的,当时居民区干部正在调停,老熊没有讲出个所以然,我也不便乱说。

文革刚结束,我被教研室派去新昌完成农村医学教学改革试点班的教学任务,给工农兵学员上生化课。那已是最后一届的工农兵学员的教学,以后就恢复经过入学考试招收本科生了。那时正是准备开始“拨乱反正”的时期。负责试点班的吕学政医师把我和生理学的尹效孟老师安置在一间房住。整座楼,我们隔壁和对面的房间是其他教师的宿舍、教室、教学准备室和学生们的宿舍。教医用化学的陈明华老师刚完成了他的教学任务,把他的床位空出来给我,临走时对我说该讲的他都讲了,他那医用化学只不过是为我这生化课打基础的,属“服务性行业”,后面要看我的了。开过玩笑他回杭州去了。吕医师办班很认真,对这个班学员的情况他让我和老尹都看了他们的档案,这批学员基本上都是紅五类出身的,每个人的推荐表上都有十七、八个大紅园章,证明他们都是样样合格和优秀的。其中大约半数是农村里抽上来的,多数只有初中毕业或少数有高中文化的,还有几名其实只有小学毕业文化。另外有一些当地干部的子女搭便车的,算是旁听的非正式生,不过他们后来的去处倒比正式学员好。一个星期只安排生物化学上四节课,老尹也只上四节生理课。我们上完两个月的课就完成任务可以回杭州了。任务很轻松但又很艰巨,老尹的课比我好教,他把一些生理学的内容就像讲卫生常识那样说给学生听就行了,受到多数学员的欢迎;我的课比较难弄,人体内的化学成份和化学变化比讲生理常识抽象,离不开化学符号和分子式来表示。有些学员看见化学符号就晕了。于是有学生向吕主任反映说生化课听不懂,以致老吕后来来听了我的课。他也感到为难,因为实在不能再浅了。但仍有人嚷听不懂,而有些学生又吵“吃不饱”要求讲得深些。后来吕主任也只好宽慰我说,不管他们了,就这么讲,能听懂的有收获,听不懂的只好让他们算了。对有困难的和个别要求较深内容的学生课后给予辅导就行了。但除了有三、四个学生找来以前本科用的生化教材问过问题外,没有嚷听不懂的学生来找过我。

教学任务之简易让我和老尹两人感到文革以来从未有过的清闲,常让人空得不知道干什么好。于是我们常天南地北地闲聊。文革中奇奇怪怪的故事很多,有一次老尹就对我谈起周大渭教授在文革中的有趣经历。文革开始时周老先生早已退休了,也许是被劝退的,学校以后就不再管他的事了。周老先生这位不通人情世故的先生没有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来批斗。居民区也没有人来拉他去参加造反派组织。因为不会有造反派认为他是够资格造反的。当时的造反派都自名为“响当当的”,而周老先生从不关心他周围的事和那些他认为与他无关的大字报,完全置身于那场造成全国十年混乱、灾难性的政治漩涡之外,显得很“落后”。他既不是造反的对象,也不够当造反派的条件,学校里的人们也几乎把他完全遗忘了。听说他当时有八万多元的银行存款,那当然来自他的稿费和每月的退休工资的积余,属劳动所得,还有银行存款的利息。造反的人们也不好打他的主意。因为他好好先生一个,与世无争,又不属牛鬼蛇神之列,并且可能群众对他有些原谅或“另眼看待”。也许居民区的群众认为他属于与政治无关的一类。因此几乎完全没有触动他。在那乱哄哄的日子里他根本不过问人们着了魔似的政治运动,天天躺在床上看他的书。说实在的,在那整个社会都歇斯底里大发作样的年头,他才有点像是“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但他房里仍是乱糟糟的,自己料理不好生活,还得自己烧饭洗衣,那是他那几年习惯了的光杆生活。文革十年他就在自己那孤岛般的房间里平静而逍遥地度过了一大半时间,直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时才起了些波澜。当时城市的知识青年要被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甚至发配到北大荒或新疆去垦荒。许多人家都不放心自己家的子女,尤其是女青年。连上面发下来宣读的中央文件中都提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所发生的女知识青年被奸污的问题是突出的。而那个年头社会上大多数人们的观念,对女孩子的贞操还是看得很重的,不像今天这么“开放”和无所谓。因此多少城市居民人家能借个什么理由让自己的女儿赖在家里是求之不得的事。就是白吃饭没有工作,再困难,养在家里也是情愿的。就以我们学校来说,有好多位以前因为种种“条件”较差,譬如:斜眼的、麻脸的、瘸腿的、歪脖子的,过去没有能讨得上老婆的光棍汉,在那段时间都找到了女知识青年做老婆而成了家。她们几乎是只要能留在城里,嫁鸡嫁狗都情愿了,可知当年城里人家想把女儿留在身边之心切。也真苦了可怜天下父母心。

老尹对我讲了如下的故事,因为他家就住在周老先生住处附近,不过他也是听邻居同事说起的。一天,居民区干部关心起周老先生的生活来了。几位大妈式的居民干部来到他房里,说是查卫生。看着他房里乱糟糟的样子,一边帮他整理,一边给他建议,说他年纪大起来了,应该要有个人替他收拾收拾房间,料理料理生活才行了。周老先生不好意思地小心陪着笑跟在后面,又帮不上忙。接着干部就说起居民区某家有个十七、八岁的女知识青年很好,父母是双职工,她现在闲在家里,他们建议他让她来帮他收拾收拾房间、料理点家务,每天给他烧烧饭,买买菜,洗洗衣服,说每月随便给她点钱就可以了,问他愿不愿意。他想想觉得也好,也许还有点不大敢得罪居民干部的意思,于是就表示同意,说让她来试试。第二天那女知青来了,长得也还整齐,并且还很伶俐,善解人意,不讨人厌。周老先生让她试着整理他的房间和料理他的饮食,都还感到满意,后来熟悉了更给周老先生生活带来不少乐趣。之后,周老先生对她很信任了,于是把每个月的菜金都交给她,由她去操办,不必报细帐了,并且每天由她陪着他一起吃饭。那段时间周老先生还过上了他这大半辈子来很少过过的舒服日子,那可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哟!这样大约过了近半年光景吧?一天那女青年主动对周老先生说她愿意和他结婚,服侍他一辈子。这大大出乎老先生意料了。没有想到他已年过花甲竟然还交起桃花运来。他惊喜了,大概有点想入非非了。就问那女青年是真的还是说说玩的。那女子说是真的,她说她爱他,愿意嫁给他服侍他一辈子。老先生后来就问起那女青年,她这样打算父母会同意吗?那女知青肯定了,说她父母都同意的。为此,第二天她父母都登门造访。两位都是年约五十左右的退休工人,表示愿意让女儿嫁他服侍他一辈子。为此周老先生在陶醉的心情中思潮起伏地考虑了几天。最后想定了,他对那女青年说,他还有八万多块钱的银行存款,每个月有一百多元的退休工资,他打算拿出两万元给她父母,算是聘金;四万元用于他们两口子今后的共同生活,还有两万元留作应急之需。须知当时的物价,这八万元比今天的八十万元还经用得多。基本上商量定了,那女知青和她家里当然都欣然同意。

终生大事不可草草,周老先生没有忘记把要办大事的打算和来龙去脉向他在苏州的长兄长嫂禀告。于是详详细细地写了封家书,并且把那女知青和她家好好夸了一番。几天之后周老先生突然接到苏州发来的急电要他立即去苏州见面。他不知道出了什么大事,想来有可能是他胞兄得了什么急病。只向那女知青关照了一声把屋里管好,就一个人匆匆赶到苏州去了。到了苏州见到他兄嫂都好端端的,他感到奇怪。他乃兄一见面劈头一句话就教训他说:“你是想死还是想活!?”他一时摸不着头脑,后来才理解了兄嫂是为了那女知青的事把他叫来的。接着他乃兄为他分析那女知青她家里想把女儿嫁他图的是什么。说穿了是看中了他的钱财,反正看他年纪已那么大了,估计活不了几年,希望他早点死,好得了他的钱财把女儿另嫁人。说他如真的和那女青年结了婚,可能还会死得快些。一席话说得他如惊梦方醒。但他还说他已经答应了那家人家了。据说他被他胞兄狠狠训了一顿,说他糊涂!说如果他想结婚的话他那里有个人,有一位对他很合适的女子,那是位苏州某高校教师的夫人,丈夫几年前在文革中含冤去世了,那家和他乃兄是有来往的朋友,他们对那位夫人很了解的,说对他一定合适。问他觉得怎样?到了这个地步周老先生也只好表示同意见见面。当见了面,对面是一位年纪不足五十、有文化而又端庄和蔼、谈吐文雅的女士,周老先生大概当时就倾倒了。认识了没有几天,大概半个月吧,双方都觉得合适,谈得来,就定下来了。周老先生对他胞兄说,他得先回杭州去把那女知青的事处理掉,然后再来苏州成婚。他长兄坚决不同意,告诉他说如果他一个人回杭州去,他对付不了那家人家和居民区的干部的。一定要他就在苏州结了婚再回去。这样所有的事都由他兄嫂操办,就在苏州成了婚。又在苏州住了个把月,此时木已成舟,由兄嫂陪着把新婚夫妇送回杭州来。就此打发那女知青回家去了。那家想把女儿嫁给他的人家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文革后我见到周大渭教授已是一九八○年之后了。一次在孩儿巷(那时仍保持着文革初期改的名,叫枪杆巷)公共汽车站上,他由他的太太陪着大概是准备到哪里去玩。他那时已是衣冠楚楚,穿了一身新的黑呢中山装,新皮鞋,换了付新的金丝边眼镜,人也好像胖了些,精神了许多。站在他旁边的应该是他夫人,确如老尹所说的那样一位端正大方的中年女子。他们两人正饶有兴致地在谈论着什么。周先生在他夫人面前看去显得有点像个天真活泼快乐的老孩子。后来他们可能是移居别处了,没有再见到和听到过有关他的消息。如果他现在仍健在,应是已过了九十的人了。



《来稿存真》     回二闲堂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