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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连宾其人


作者:邵靖宇


一九五五年我调到杭州来工作不久,就听科室的同事对我说起那嘴巴尖尖的,戴着老式老光眼镜系着围裙在校园里打扫卫生奔走着的工人是个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叫李连宾。在我们学校算得上是个人物了。他有点驼背,显得黄瘦,大约有四十多岁的年纪了,穿了身土蓝布的袍裙,样子有点古怪,听口音好像是萧山人。出于对劳模的敬意,我转头望了一眼,他正在忙碌着,很勤劳的样子。但我当时也没有十分注意他。

不料我第一次与他的接触却不大愉快。大约五月初已可以穿衬衫的日子,那天早晨是个阴天,天还刚亮,我那位于集体宿舍朝北的寝室里天色还很暗,起床穿衣时发现长裤上的搭扣缝线脱落了。那时我还是“衣破无人补”的年代,于是开了灯自己拿出针线盒来,在灯下穿针引线准备钉搭扣。正在穿针,突然从窗外伸进一根粗竹杠来,敲得窗档嗵嗵地响,有人在外面大声喊着:“电灯打乌!电灯打乌!”。这“打乌”是浙江农村土话,意思就是把电灯关掉。因为那房子有个台基,虽是一楼我在灯下却看不见外面的人,走到窗前才见到下面站的仍在敲打的就是那个叫李连宾的。他抬头望着我,样子看去凶巴巴的,火气十足地对我还在喊“电灯打乌!”。我也没有好气,我住的是单身职工宿舍,又不是学生宿舍,他又不知道我在干什么,这人怎么这样自以为是。因为知道他是劳模,我不情愿地露出点笑容反问他:“你晓得我在干什么吗?”他更凶了,说:“不管你做啥,都不许开灯了!已经打过起床铃了!”我朝他笑了笑,拿起手里的针线给他看,对他说:“那么,你来帮我穿针好不好?我在穿针钉搭襻啊!”他朝我看看转身走了,嘴里还嘟噜着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怎么的话。我没有和他计较,心里却想着“资产阶级”还要自己缝穷的?起床铃声对学生是个号令,对住在校内的单身教职工来说,只是个时间信号。天暗,外面又有大树遮阴,看不见穿针也不许开灯吗?也感到奇怪,难道这李连宾就是凭这种表现当上了劳模和先进工作者的?还是因为当上了劳模就什么都要管?另外两位还没有睡醒的室友都被他那场闹吵醒了,都很不自在。

以后我时常在校园里见到李连宾,每次见到他时他大都在忙碌着。因为与我的工作没有什么关系,我也没有注意他在干些什么。后来一次与李连宾相遇是教研室的同事们一同在教研室周围搞卫生的时候,那次又是一次不太愉快的遭遇。那个年代所谓的搞卫生有两种任务,一种是搞室内卫生,大家拖地板、擦玻璃窗;另一种任务是搞室外卫生,大家把楼梯底下堆房里的刮子、竹丝扫帚和畚箕都拿出来到教研室周围的“包干区”去刮地皮除草和扫地。除草是解放后才兴起来的经典式搞卫生。因为领导上认定蚊子是长在草丛里的,这个认识不知道从何而来,也许是老解放区传过来的传统吧?可能那里没有草地。我有时纳闷怎么寄生虫学教研室的人不出来说说清到底蚊子长在哪里的?后来我曾有一次问过一位寄生虫学的教师,这蚊子长在哪里,你们怎么不给领导上讲讲清,搞卫生就是刮地皮除草,这有没有根据?那位寄生虫学教师有点紧张地只几乎看不出地轻微摇了摇头,低声说:“这不好讲。”看来他们感到为难。反正每次搞室外卫生就是浪费人力和时间,在校园里除草和扫地,校园里的室外环境都分片由各个科室和学生年级包干,刮得光光的。我猜这种搞卫生的办法或许是作为改造知识分子的措施而持续下来的?也许不管那有没有必要,让他们动动也是好的。而围绕教研室教学楼的一圈矮冬青树篱笆下面种有一圈书阶草,长得郁郁葱葱的。那可是“绿化”的需要,当然不能搞坏了。如果蚊子是长在草丛里的,难道那里就不长蚊子?其实虽然杂草早已刮得精光,蚊子仍是那么多。没有人去想想每隔一个星期的刮地皮除草搞室外卫生有什么实际意义,而也没有人敢于议论这样做对不对。说多了话就会扯上所谓意识形态的问题。因此那个年代谨小慎微的人很多,都默认了没有杂草就是卫生的观点。而知道那与蚊子无关的人从来就回避说这除草搞卫生有什么意义。

那次是轮到搞室外卫生,由于到的人多,我因为手头的工作没有完,到晚了几分钟没有分到工具,只能蹲在地上用手拔草。即使很小的草根也要把它弄掉,嵌在石头缝里的马齿苋也得把它连根去除,那才符合要求。我蹲着拔草先是闻见附近有一股腐败的死鱼臭味,而后才见到在几株卫矛的灌木丛中有几只广口瓶横躺在那里,臭烘烘的,靠近去看,里面汤汤水水地有蛆在爬,还有一条小的死鱼已经腐烂了。当触动了那瓶子时还有苍蝇从里面飞出来。那瓶口塞了一块碎砖头,但有些缝,有很肥的蛆从瓶口滚出来。我当时感到不解,自言自语地问了声:“这是谁干的?”阿佟正在我旁边,他也蹲着在拔草,向我介绍说这些瓶子是李连宾的先进发明,说是用来消灭苍蝇的。那想法是用死鱼引诱苍蝇来生子,然后把蛆虫收走。而苍蝇因飞不出来会淹死在里面。他说李连宾还因为这个办法不需要用杀虫剂而很节约,得了省里的爱国卫生运动先进工作奬呢!我正在怀疑那瓶子能消灭苍蝇,李连宾恰好走了过来。他提了两只桶来换那瓶里的料,把那些瓶口的碎砖头拔下,然后把里面的臭水和蛆虫倒在一只木桶里。那桶里已经有一些腐臭的赃水、死鱼和蛆虫在爬。正在他倒那瓶中的蛆和死鱼的时候就有几只苍蝇从瓶子里飞了出来。然后他又给那些瓶里添上新换的水和死鱼,再用一块碎砖部份塞住瓶口放回原来的位置。我怀疑地问他说:“你这办法能消灭苍蝇?”我指给他看,刚才不是还有苍蝇飞出来了吗?他坚决否认,坚持说飞不出来的,都淹死在汤里了。接着他又说那些蛆他提回去就浇上开水烫死后再倒到厕所里去。那块碎砖头是故意留些缝好让苍蝇进去产卵,苍蝇就会碰到那臭水淹死的。他十分坚信他的办法是既节约又有效的。我指给他看那还在地上爬的粗壮的蝇蛆,他用脚踩了几下,说:“不要紧的,少数,少数,落在地上的活不成的,没得吃的都会饿死的。”我和阿佟都笑了。我指给李连宾看那些蛆都那么大了,钻进土里就会化蛹,以后就变苍蝇。我说他的办法不好,是在繁殖苍蝇。繁殖出来再把它们弄死,弄死了一大半,放掉的有一小半;放进去一只苍蝇生子,就算淹死了,其实还会飞出来,爬掉的蛆倒有几十条,你说那有什么意思?到底是消灭的多还是繁殖的多?旁边的人见了地上爬的那些蛆也来插嘴,有人劝他在里面加些六六六就好了;也有人建议说放敌百虫更好,没有气味——六六六气味很大苍蝇怕那气味……这下他真的急了,说:“唉呀呀!你们这些先生啊(那个年代学校里称呼教师还兴叫先生),怎么都是瞎三话四,黑白颠倒搞不灵清,都在颠倒黑白。苍蝇都在我桶里了,收回去都烫杀……加六六六、敌百虫就浪费了;我这个办法既节约又效果好,你们知识分子怎么搞不灵清,不需要用杀虫药。放了药就浪费了……你们知识分子……颠倒黑白,……颠倒黑白!”反正他自己相信他是在灭苍蝇、除四害,不和我们争了。一个人嘀咕着,还听见他一路在“……颠倒黑白!”又到别处去换料和收蝇蛆了。大家相互看看都笑了起来,觉得这人有点固执。因为当时大家都看见了事实是有不少蝇蛆在地上爬和有苍蝇从瓶子里飞出来。我们没有看见的,爬掉的蝇蛆和飞掉的苍蝇有多少就不清楚了。而他要坚持他的不用杀虫药灭苍蝇,放苍蝇进瓶子去产卵就能把它消灭是创新的有节约意义的新发明,大概这是他的发明精华所在。大家的议论触及了他的创新发明的要害,因此他急了。我怀疑怎么上面没有仔细考察一下他创造的办法和经验的效果,就肯定他是在为消灭苍蝇作贡献而授予什么先进的称号。好像只要出身贫苦、勤劳、肯干和听话就可以成为工作先进的榜样和模范。

自此我就更感到李连宾这人有些古怪。但他也混得不错,天天见到他在校园里忙碌。听说他那时已评上了劳模,属先进工作者之列并且加入了组织了。不过后来校园里出现一种用塑料窗纱做的,类似玻璃的“诱蝇瓶”那样的原理的捕蝇笼是起过较大的作用的,能诱捕许多苍蝇,听人说起也是他搞的(?)。不过几乎同时,有一次我去上海办事,在徐家汇一个单位的院子里也见到过同样的东西。也许不会也是李连宾的发明吧?或许学校是引进了这种办法后,领导上叫他在管理的?不过管那些捕蝇笼的工作当然也是贡献,而且是有实际意义的贡献。自有了那办法捉苍蝇之后,李连宾也不再搞他那用瓶子引诱苍蝇生子的发明了。在大跃进年代他大概在“除四害”运动时还有些名声外,后来就不大为人所注意了。不过他仍是显得很勤奋,天天在校园里忙碌。一个勤杂工能那样也就不错了。

随后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校内和整个社会都乱哄哄的。我几乎没有注意到李连宾此时还在干什么,他也没有什么惊人的造反表现。那时无非革命群众(除去“黑五类”之外)都参加造反派手臂上套个紅袖套、搞派性斗争、上街游行、贴标语和贴大字报;各派抓不同的走资派开批斗会、抄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的家、武斗,还有就是当有最新“最高指示”发表时上街游行表示拥护。而环境卫生都改由“牛鬼蛇神”去打扫了,工人都参加造反或闲在家里的年头。听人说起文革初期造反派之间闹矛盾,李连宾所在的群众组织在文革早期就被定性为保守派,老李就此成了“老保”。老李成为老保我想应该是必然的,因为他对以前提拔过他的人有感恩之情,而对所谓形势其实并没有什么自己的见解。后来发生武斗,他所在的那个“保守组织”最先被打垮了。也许是这个缘故,他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失去了锐气成了逍遥派,就此没有什么为人所知的表现了。不过我想他其实也没有多少政治见解和理想,向来就是听话而已。到了见到早先的领导人物都靠了边,或坐上“喷气式”被批斗,他也就无所适从了。

一直到工农兵学员进校来“上管改”,校内派驻了工宣队和军宣队并成立了革委会之后,又恢复了教师归教学科室,课余要拿刮子、竹丝扫帚搞卫生打扫环境的老规矩。那时李连宾因为没有什么政治见解,又是老保出身,虽然早年曾是劳模,但也未能被结合到革委会的“三结合”班子里去,并早已失去了造反组织关系只是一般群众了。除了参加政治学习和开大会,也已经恢复了他的搞环境卫生的勤杂工任务。一次搞室外卫生,我们正把教研室周围的墙上那些贴了很久,过了时的,有好几层厚的大字报扯下来堆成一堆,准备点火烧掉。李连宾突然出现了,他气急败坏地奔跑了过来,嗓音变得有些沙哑地对我们怪声喊着:“同志啊!(勿)可烧!(勿)可烧!——这些都是钞票啊!”大家正在疑惑之际,而火已经被人点了起来,纸着火很快,火苗立即窜到近一米高。只见李连宾狂奔着冲了过来,跳进那堆刚生起来的火里,表演了一段大家都感到惊讶而为之喝彩的火舞——他快速地跳动着,用他那双破布鞋把火都踩灭了。然后借了只箩筐把那些烧焦了的废纸都装走。幸亏天气冷,穿的衣服多,他没有被烧伤。显然他需要那些废纸。反正有人代我们收拾,省了些事,大家都不在意。还是阿佟,他对小人物的事最清楚,他告诉大家,听说李连宾在卖废纸。文化大革命以来,他把那些无处不在的,过了时的大字报、大幅标语、学习文件、油印小册子和派性宣传品都当作废纸送到废品收购站卖掉,已经赚了不少钱了。接着阿佟又当什么新闻告诉我们,李连宾每天晚上到各家菜馆去捡鸡鸭骨头和肉骨头,把在饭馆菜馆吃饭的人们餐后桌上的骨头拾来卖到供销社去,一斤可值一角多钱,因为积少成多,那收入就很不错,据说一个晚上有时有一、两块钱的收入。他一个晚上一家、一家馆子地跑,到人家刚吃完的餐桌上和垃圾桶里去收拾,帮人家擦桌子,因此店里的服务员让他收。

对于那些饭馆里的服务员来说,如果他们也能自己收集骨头卖钱,就不会让李连宾去捡了。只因为文革期间把这种行为看成是属资产阶级思想的行为、要“变修”的,而不敢去做。何况菜馆里的工作人员之间也有派性,会遭到对立面的妒忌和攻击。倒不如让外头来的人去收,李连宾还帮着擦桌子,省了他们些事。他们也许还有怕被人看成是不体面的事而不好意思做的心理。独有李连宾有早先的劳模头衔,文革中已没有什么作为,而又不在乎脸面好不好看。只有内心贪财的小人物才会去做那类事。加上李连宾也很会讨好,人家不讨厌他,容得他去拣肉骨头。他晚上去餐馆拣骨头,白天干活同时兼收废纸和废品,后来有些积蓄了。那段时间确实见到他脸色红润,好像还胖了些。听阿佟说起,那时他天天有酒有肉的,并且已经有好几百元的积蓄。那个年代的职工大多数每个月都只有几十元的工资,都是没有积蓄,每个月工资用光的。一名勤杂工每个月大约至多只有三十来元工资。几百元的积蓄那可不是个小数目了。只因为老李是一名工人,以前又有劳模的称号,又没有后来造反派之间的派性冤家对头,才没有人去计较他罢了。如果换了别人或者身在农村,他那样的行径肯定会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早先没有听说过李连宾家里的事,不大有人提起他的家小。他也许是个鳏夫?可能曾在老家时成过亲而老婆已不在了?想来不大可能五十来岁的人了,又是劳模,还是个没有结过婚的光杆吧?但他在当劳模的年头人们没有谈论起他家小的事,而自从他有了钱,就有了这方面的传闻。看来人们还是很注意他的一动一静的。这大概也就是闻人多逸事的道理。他也许感到一个人过得寂寞了,也想到家的温暖。我想这应该是很符合自然规律的,李连宾过去只是个劳模而已,并不是圣人。即使是圣人也应该是有七情六欲的。子曰:“食色性也”。饱暖之后有所思,是“人之常情”嘛!无可非议。

这事我又是听阿佟说的,大概就在文革后期那年头,他后来真还娶了一位年纪比他轻得多的夫人。据阿佟说给大家听的,那女人比李连宾小好多了,蛮像样的,白白胖胖真还有点福气的样子。但遗憾的是老李此举对他本人来说是他走向失败的关键一步。那女人命里的福气看来是靠在老李身上的。据说那女人自从和他结婚之日起就把他管得死死的,老李拣破烂、卖废纸、拣这拣那挣来的钱都必须上交给那妇人由她收起来;他以前积起的几百元钱也都得交给她保管。甚至老李的工资也得由那妇人来安排。自此他酒也没得喝,肉也没得吃,口袋里连零花钱都没有了。并且那妇人继续要他白天去收废纸和拣破烂,晚上去菜馆拣肉骨头,风雨无阻。“怕妻三分福”,老李样样都顺从着。回忆起来那段时间见到的李连宾重又回到又黄又瘦的样子,甚至比早先更瘦了。口袋里空空的,分文没有了,并且好像背也更显得驼了许多。我最后见到的李连宾几乎是九十度鞠躬那样地弯着腰而半抬着头在走路的,目光黯然无神,人好像矮了半截。他变得很快,几乎一下子就变了。那段时间,每当遇见他,我还真怀着恻隐之心,感到他怪可怜的,心里为他难过。他的抉择我当然没有必要发表意见,但总想着其实他何必走上那一步呢!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没有再见到过李连宾。大概那时他已过了退休年龄不再来学校了吧?好像也没有过多久就听人说起他已经死了。那个年代学校的布告栏出奇地混乱。除了有革委会的布告还有各级、各部门什么部和工宣队的布告,偶尔还有“勒令”和派性宣传物,也有时有抄写的最新最高指示——好像“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这条最新最高指示就是在那布告栏里看见的,大幅贴在当中和其他告示、广告挤在一起。刚刚贴上去的告示往往又很快就被别的告示覆盖掉,据说某些告示和标语是某些人有用心地用来覆盖掉某张告示或某条标语的,以至我没有能见到这位早年的劳模的最后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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