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存真》     回二闲堂  回目录




时尚和风气的演变


作者:邵靖宇


我从童年起就开始观察这个世界,但我懂事较晚,当时只把周围的那些事都当稀奇看而已。但回忆起来过去的所见与今天相比已有许多的不同了,令人感到人世的沧桑。回忆那些过去了的所见所闻,我感到有些怅惘,若有所失,好像这世界变化得太快了些。看现代人演的电视剧,我总感到现在人其实已经不知道多少当年的真实情况了,五十年代的事还勉强能演得像,解放前的事就演不大像,抗战前的事就更不像了,由得那些浅薄的导演打扮古人。其实从我当年之所见,觉得许多都是在按现代人的想象在演古人。就说最简单的事,人与人说话的姿势、模样和神态,尤其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与过去已有许多不同。那些戏我总觉得很不像当时。以前的人与人说话是很谦恭知礼的,不像现在的演员所演的那样粗鲁和轻浮,在尊者面前会肆无忌惮地动手动脚、大声嚷嚷。至于女演员也显得除了穿着,其实不知道当时的妇女的内在精神形象,即使是穿着其实也不是很像。国民党的军人也很难演得像,因为那时的军人都是光头的并且在长官面前是肃穆的。要演更远些,清朝的戏要容易些,只要拖根辫子穿上马褂就让人感到大致上像了。因为现代人很少有还见过满人的形象的,不过神态仍很不像。因此我很少看现代人演解放前的戏。《宰相刘罗锅》这戏应说演得还是不错的,演员的素养都比较高,虽然故事是虚构的。但刘墉会提他的“一桶姜山”去讨皇上的欢心,用的是个白铁皮的桶,那位导演就显得也太粗糙了。乾隆皇帝那个年代(十八世纪中叶)大概还没有白铁皮(镀锌铁皮)吧?当时电镀还没有发明。他至少应该提个红漆描金的小木桶。须知当年大户人家有所谓大户人家的傢俬。过去的人物形象的消逝,换来了新的一代人物。几十年来社会有进步但也有失去的好的方面,并不都是新的胜过旧的。但总的趋势人类在进步,中国在前进。回想起这些方面又让人思索世道的变化是否都代表着进步?

随着时代的变迁,知识阶层中的人际关系也在演变。从古书中能见到古人的交友和待人,对朋友的真诚是感人的。譬如清初顾贞观的“金缕曲寄吴汉槎宁古塔以词代书二首”中对朋友的真情曾使纳兰性德(出身满族,当时的统治阶级文人)十分感动,是他向他父亲纳兰明珠,当时的太傅,再三的恳求,终于在五年之后使得顾贞观的好友吴汉槎能从宁古塔释放还家。顾贞观的这两首金缕曲是这样的:

金缕曲 寄吴汉槎宁古塔以词代书二首

顾贞观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搏人应见惯,料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 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

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宿昔齐名非忝窃,试看杜陵穷瘦。曾不减夜郎僝僽。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兄剖。 兄生辛未吾丁丑,共此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归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观顿首。

一些古人的人际交往从文字记载所见是十分感人的,甚至有人因情同手足的穷朋友潦倒落魄、半生飘零,会把那穷朋友接到家里来住,而自己出走三年,央求妻子和那位穷朋友同居,为那穷朋友生个儿子。因为古人把无后看得很重,不是说“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因此帮知己朋友留下后人,不至绝后断了香火,成了古人心中对待知己朋友应尽的责任。他没有钱,无力帮落魄的知己成个家,就想到央自己的老婆帮知己生个儿子。当然今天不会有那样的人际关系了。这个故事说给现代人听,也许有人会笑话:“哈!看这只绿帽乌龟!”毕竟时代和社会都不同了,想法也不同了。我在回忆和比较现在和过去的人际关系时,总觉得时代的变迁有条沟,后来就变得难于交上真心的朋友,与人往往不敢深交。怕自己对人无意中流露了的内心想法,会被拿去“交心”,而其实我当初说那话并没有那样的意思,被人误解或被用去邀功,以至后来我无法自白。这是令人害怕和痛心的事。人与人之间要重新恢复彼此真诚相交,推心置腹的忠恕的时代还需要时间,也许不是两三代人就能修复的。

风气和时尚的变化最敏捷地反映在妇女的装束上。首先应该提到中国的国粹三寸金莲。这种式样的女子形象大概是为了使她们显得弱不禁风而娇小,走起来袅袅婷婷。这种残酷的审美观害了中国妇女一两千年了。缠脚这种残酷的文化实际上就是把除大脚趾以外其余四个脚趾往下弯曲使其成为畸形,以后用大姆趾和四个小脚趾的背面走路,这样着地的脚就小了,走起来好像水上漂似的。古人大概认为女性应该像那样的形象。而我见了就感到恶心,不理解古人怎么会欣赏那样的畸形。女子缠足始于何时众说纷纭,有说最早周幽王的褒姒就是缠足的,但缺少证据。以后又有说是六朝时开始的或隋唐时才有的,最晚有说与五代的南唐有关。赵匡胤把李后主的小周后掳到宫里去了,就此宋王室就继承了缠足的风气。反正缠足的历史悠久,不过都说是首先始于宫中,然后流向民间的。但唐朝时的仕女能骑马出游,看去好像不是小脚的。如果今后考古学家在发掘古墓时发现女尸的骸骨,多注意一下足部骨骼的形态有无畸形,应该可以断定缠足始于何时。我小时候还见到过许多缠足的妇人,我的祖母和外婆都是小脚的,但我的姨外婆们(外公的妾)都不是小脚,我母亲也没有缠过脚,而许多邻居家都有小脚妇人。后来得知当时有些女子缠过脚而在开始放脚——不再继续缠脚而把它放还原。不过那种放还原的脚不同于天足。民国时起开始禁止缠足,在城市以后就不再见到有年轻女子缠足的了。但农村,尤其是北方农村,仍有不少妇女缠足。抗美援朝开始,学校组织学生下乡搞宣传,那时就在北京近郊我们亲眼见到过十多岁的大姑娘还缠了脚,同学们都很诧异。这种陋习今天已见不到了,这是很大的进步。

我还在儿时,常听见那些太太们在议论些什么呢?那时的女性的胸部明显比现在低平得多,即使是照相馆橱窗里的电影明星大幅照片也能看出如胡蝶、阮玲玉之类大明星都只是胸部微微隆起而已。当时流行着束胸,要把胸部裹紧,不让它显得突出。我大了才知道生理卫生学里讲的是束胸有把乳头压陷的可能,那样会造成以后不能哺乳的情况。太太们所议论的是哪家的女人奶大被她们鄙夷地嘲笑为“像个奶妈”,对比今天的世道有很大的反差。今天妇女们忧心的是自己的胸部不够挺。我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见到了这种变化的苗头,那时中国还处在最严峻的时刻。上海淮海路重庆路口的妇女用品商店大概就在困难时期之后开张的,许多城市还没有这样的店家。我曾陪我新婚的妻子进去过。那里有卖海绵橡胶做的中空的锥形胸垫,女士们如感到自己的胸部不够挺,可以买那垫子把它撑高些,大大小小都有。那大概就是女性开始以胸部高挺视为审美的标准的开始了。今天又进而发展到用外科手术把硅胶袋塞到乳房里面去,来个以假乱真。妇女们为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承认自己的美宁愿受这么多痛苦,甚至置有发生乳腺癌或乳房坏死的危险于不顾,那种牺牲精神实在令人感叹。不禁要问,她们为了什么呢?今天女性的胸部已成为审美的重要指标,并且越来越多的生有豪乳的年轻女子特地穿着得出众,穿很低的露胸衣服,要露出大面积的胸部,甚至穿半透明的上衣,有的还有意让人看见有一条挤紧了的乳沟。那大概就使她感到光荣和骄傲?真令人叹息今天有人就为了这种模样活着。她们的暴露超过了男性,大概为的是要显露她们的身段和胸部吧?我很怀疑中国女性的乳房近年突然发达起来了,她们早先不都像中国黄牛那样奶子不大的么?怎么一下子就都像外国来的奶牛那样了呢?都是货真价实的?还是她们原来都是那些“像奶妈样的”养的?

早先在电影院里或公共汽车上等等公共场所是禁止赤膊或穿汗背心的,那指的是禁止男人那么穿,因为那样显得不文明。但从来没有禁止女的那样穿着的规定,因为没有人想到会发生那种事。而现实是似乎正在出现一种女子穿汗背心上街的时尚,并且是露腰的。那样的装扮今年夏天已经在西湖边出现过了,也许不仅是杭州吧?今后会引起社会怎样的反应呢?等着看吧!

社会审美观念的变化已经反映在宣传敦煌艺术的形象上。我从报刊上看见过现代塑雕艺术家制作的敦煌女神像,就是丰乳和穿的露肚脐的像汗背心那样的紧身短衣的,代表着典型的现代人的审美观所要求的古人了。这是历史唯物的吗?目前这种女子形象主要见于舞台演出或者百货大楼的玻璃橱窗里,我想也许正在准备进入现实生活中来。身体的暴露也许算是一种时尚?

西方社会提倡的以瘦为健美也推动着今天城市妇女减肥的浪潮。如果在汤加就不必如此,因为那里历来以肥胖为美。听说有好些女子为了去掉腹部的脂肪去整形医院抽油,由得为了赚黑心钱的医生在她们腹部打个洞,把一根吸管插进腹部乱捣,吸出带血的油脂来,听说有造成局部组织坏死的,至少在杭州还当场死了人。也有为减肥而禁食,得了神经性厌食症,后来瘦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衣着和发型也是时尚和风气的一个重要风向标。再早的事就不必说了,就以我上高中说起,我上的高中铭贤中学是美国奥柏林学院办在山西的纪念学校,为纪念义和拳运动时该校的几名来华社会服务的学生被杀而办的。抗战时期铭贤中学迁到成都附近的乡下办学,那时仍有四五位美国教师在校教课。应该说在抗战时期四川后方是十分洋气的了。那时全国几乎所有的中学都是男女分校的,或者男女同校而分别在两个院子里上课,平时男女生之间没有什么接触。独有铭贤中学因上述背景,是按照美国规矩男女同校并且同班上课的。不过男女界限仍很明显,上课时女生都坐前面一两排,男生坐后面,那时男女生之间的关系是腼腆的,平时彼此基本上不说话,没有什么交谈,甚至不打招呼。我们班是一直到高三临毕业之前,全班同学搞了一次聚会,去曾家寨后山上一户农家大家一起动手包饺子才打破界限的,后来才相互说些话。不过进步很快,一次国文课上,全班女同学大概商量好了,她们都先坐到最后面一排的位置上,使得后来的男同学只得坐到前面去。张鉴侯先生来上课,好像已是最后一课了,一走上讲台,就诧异地 “呵!”了一声,似乎要笑出来,而又立刻止住了,后来他没有说什么。我记得刘开伦原来是梳两条小辫子的,那天她把两条辫子合而为一,用条花手帕扎在脑后,显得要活泼多了。我估计陆智珠就在那时看上她的。那也很好,他们是我们班唯一的一对成了眷属的同窗。

头发的事,在抗战时期后方的中学里男生都得一律剃光头,这大概与蒋介石是光头有关。唯独铭贤学校允许男生留头发,这大概又与洋规矩的档次较高有关,也与铭贤学校与孔祥熙有关。孔祥熙毕业于奥柏林学院化学系,是奥柏林的校友会委托他在中国办纪念学校的,最初他自任校长,其实钱是奧柏林校友会出的,后来又改任董事长,为此教育部对铭贤学校的做法只好默许。但学校对女生的头发规定很严格,烫发当然绝无此事,留长发也是不允许的。听说大概有规定,女生的头发不许长过耳根以下两三个厘米。像现在中学女生那样长的头发是不可能见到的,更不可能有染发之类事了。而如果留辫子,就不计长短。留一根或两根都是允许的。学生一旦毕业,学校就管不着了。

在铭贤时,衣着方面学校不严格要求学生平时一律穿制服。这在成都城里的其他中学也是见不到的,在全国也是少见的。成都的初中男生四季都须穿童军装,女生下面是黑裙子、黑袜子和黑鞋的女童军服,高中男生四季都一律穿用黑白棉纱织成的军训麻制服,女生穿蓝布旗袍。铭贤的高中男学生正式的制服是草绿色的军训制服,但不严格要求平时必须穿,只有军训上操时须穿。平时学生的穿着都很朴素,但比较自由,夏天允许穿衬衫。这也是成都的中学生羡慕的。铭贤的男生冬天还兴穿长袍,当年所谓蓝布大褂。因为棉袍比较暖和,并且可以把手塞进袖口里而不必带手套。下面仍穿西装裤,加上一条大围巾,如果把两手插在裤袋里,看去就有些大学生的气派了。这更令成都的中学生无法想象和羡慕不已。冬天穿长袍还有一个好处,遇见熟人就缩着手用拱手的方式打招呼,不必去握别人冰冷的手。不过以前人与人交往,握手的机会比起解放后少得多,当年鞠躬是常规礼节。握手是洋规矩。解放以后遇人就握手其实没有什么好处,真还不大卫生,有时握到别人的脏手或汗手还真不是滋味,并且容易传染手癣、肝炎甚至流感。其实早年中国人见面相互鞠躬、作揖或拱手要干净得多,也符合卫生,而现在许多人已不会鞠躬了。握手是洋规矩,未必就表示了对人的真诚和友好,有时在路边见到一个大男人邂逅久未见面的小女子握着手捏啊揉的,还真感到恶心。不过话说回来,当年正式的中式长袍下面是不穿西装裤的,许多老一辈的人穿的是中式裤子。我记得小时候见到住隔壁的郁达夫先生,那时他基本上终年四季都穿长衫,冬天下面还穿扎裤脚的中式裤子,和他那位摩登的太太走在一起,显得不大相称。那时我总觉得他很像那个常来我家做衣服的老裁缝,因为冬天也穿那样的裤子。

我上高中时所见到的女同学一般平时都穿长过膝的蓝布旗袍,长到盖过小腿的一半。当年穿旗袍,即使在冬天也不能露出穿的裤子,好像那是很忌讳被人看见的。因此冬天女士们都只穿较厚的长袜和短裤,手里抱个热水袋,那是当年的时髦形象。女学生穿旗袍又穿长裤只在北方才见得到。学生旗袍的衣领都是矮的,只有一寸多一点高,高领旗袍才是太太们时髦的装束。那时的女学生穿旗袍是不能跑步的,她们上体育课就得换穿西装裤才行。穿了旗袍要跑,得用双手把旗袍下半截拎起来才能跨开步子跑。当年社会上的妇女所着的旗袍的开衩也都在膝盖以下。因此那时的女性走路步子都比较小。抗战胜利后,大学女生中曾时兴过穿短到膝盖的旗袍,但开衩也只有一两寸高,那已经突出地时髦了。现在餐馆门口迎接顾客的女招待和集会上的礼仪小姐所穿的开衩开到大腿根部那样高的旗袍,我只在早年经过武汉时见到过,在重庆和成都当年都没有见过那样的装束。我当时看去以为是些阔太太,后来听说才知道其实那些大都是窑子里的。显然正经人家的妇女不兴穿那样格式的旗袍,因为那个年代的女性的腿部是羞为人见的。香港的菜馆里的女招待后来也穿那样的旗袍,为的是招徕顾客。现在的礼仪小姐和餐馆迎客的女服务员也穿成那样的格式就让人感到有些不好说得。抗战胜利后从上海流传开来的冬季女装是上面穿对开襟的中式棉袄,讲究在于面料和钮扣,下面穿西装裤。考证起来妇女改穿长裤,我想也许与八年沦陷期间妇女出于安全的考虑有联系。抗战胜利后就被当作海派时尚看待,所谓“中西式”的棉袄也是那时出现的。以后城市女装就跟着海派式样变,解放后加上解放区来的解放女性的形象,后来就出现了女性穿长裤的格式,没有几年旗袍就消失了,甚至裙子也消失了。解放后城市人群的颜色就渐渐变了,后来男男女女都穿灰布制服,女装是开领的列宁装。城市里知识分子穿的长衫也渐渐消失,大约一九五五年后就基本上肃清了。但回忆起来解放前穿西装的男士除了在沿海大城市,其实并不多见,即使在上海西装客也不是平时常见的。不像现代版的电视剧里那样,把旧社会描写成有那么多的西装客。这又是误导。现在男士们穿的西装格式是改革开放后兴起的,和老式的西装有个明显的不同是现在西装里面可以穿毛线衣或毛线背心。早年的西装里面须穿西装马甲,所用的料子须与西装的面料一致,比较烦琐也昂贵。现代电视剧里演早年的西装客里面穿毛衣,那不符合当时的式样。

从解放初直到文革结束,社会上对人的形象是要求人人都像清教徒那样,生活极其简朴。男的一律穿中山装,但风纪扣(衣领最上部的褡扣)须畅开,那是解放区传过来的风尚,看看延安时期的照片就知道了。大概那象征着革命,也是一种时尚和意识形态。而民国时期风纪扣是严格要求扣上的,马路上会见到宪兵检查军人的风纪扣,甚至包括普通行人。自解放后起男士们连夹克衫也很少有人穿了。五十年代的女性连太花的衣服,甚至头发留个刘海也引人注目,会引起领导注意要受警告的,自己也会感到有压力而不敢穿或不敢留。衣着和发型都受到社会舆论的约束,听什么音乐也受邻居注意。但解放初期交谊舞有很大的发展,听说那是延安风,又当别论了。一九五八年下放农村的干部中就有些是因所谓“生活作风”问题而下放的。所谓的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在当年是会受到处分的,不过这也有级别上的不同对待,中国历来有“法不加于尊者”和“刑不上大夫”的传统。国外来的电影首先要在政治上通得过,然后要剪去一些被认为是老百姓不宜看的镜头(某个级别以上才许看),然后才能进电影院让老百姓看。另一个可以自豪的是解放后的新中国没有妓女,甚至医生不识得性病。现在什么性病都全了,报载某大学开出性病课,旁听的学生挤破了门,令人颇感到“不可同日而语”。

解放之后,社会上对人的称呼开始演变,一时使人感觉不知该怎么称呼人才好,后来就凡人皆称同志。这样称呼从字面上表示志同道合,有自己人样的感情,城里人在解放不久渐渐习惯称同志了。家里的女用人以前称张妈、王妈的,后来就改称保姆不兴叫什么妈了。早年在杭州,主人家的孩子都被外地来的用人称作“阿官”,那有吉利和恭维的意思。绍兴城里人对别人的孩子称“小官人”,鲁迅笔下写作“哥儿”,再大的孩子都这样称呼。因此有“大小官人”的说法,如果骂孩子就骂成“小棺材!”;绍兴人称女孩则统称“大姑娘”小女孩也得称“小大姑娘”,颇有地方特色。当年许多地方称呼别人的孩子为“少爷”,成都人用“老少”来替代;广西的叫法很特别,称“相公”。过去孩子们称呼父辈来往的朋友都称伯伯,相应地人与人之间都称别人为兄以示尊敬。后来就说不清怎么一来就反了一反,大概人与人之间改称同志后,就不计大小,孩子们被教着称来往的朋友为叔叔,也许有年轻些更好的意思?此外过去对朋友称呼自己的父母,如果仍健在的,称家父母,已去世了的称先父母。这些称呼现在人已搞不清了,有人父母已死,仍家父家母地乱称呼;我还遇到过有父母仍健在的人,学着抛文误把父母称作先父母的,颇感到骇然!过去称呼对方的父母用令尊令堂,后来也有人误用对人提到自己的父母称为“我令尊”或“我令堂”,那是笑话。夫妇俩对别人介绍自己的配偶,早先知识阶层的妇女提起自己的丈夫称外子,称呼对方的丈夫为某先生;对等的,男人对别人提到自己的妻子称内人或内子。文雅点,称作“拙荆”,而不称自己的老婆为太太。现在世道不同了,好些人对人称自己的妻子为太太,而对别人提到自己的丈夫也称先生,这也只好由他们去了。早年在农村里人际称呼也一样,不过粗俗些,男人对别人提起自己的老婆,称“屋里的”,村妇称自己的男人为“外头的”。四川农村妇女会对女伴说起自己的汉子称为“搞那个缸的”的习俗。第一次听说是还在铭贤时同班的钟泽人说的,大家大笑。早先商店里的店伙对顾客的称呼,男顾客比较方便,都称先生或“掌柜的”那没有什么问题;对女顾客的称呼就很有讲究,把未婚女子误称为太太会受到责骂,因此他们很当心,很怕叫错人。上海的店家在这方面较有经验,对女顾客统称小姐,除非看准了才称太太,不然年纪再大的也称“大小姐”这样就平安无事。解放后人都改称同志了,这方便了不少。1957年后社会上又有了“人民内部”这个概念,一部分人不再被当作人民对待了,需要有个有区别的称呼,最初就出现了把“先生”这个称呼用来专指那些不属人民内部的人,带有特定的标记。人民内部则可相互称同志。后来又明确了对教师须改称老师以示区别。“先生”的含义变成了贬义的辞,不久对那些不属于人民内部的人就不再客气地称“先生”,而是不加任何称谓地直呼其名。先生的称呼被彻底否定掉了。文革期间人际关系进一步恶化,对不同帮派和观点的人使用各种各样的侮辱性的称呼,一时真是斯文扫地!“先生”这称呼是在改革开放后才又慢慢恢复而被使用的,社会上相互称同志的风气随之也渐渐淡化了。但多数年轻人已不知道对妇女也可以用“先生”来尊称,而后来又被女士们用来专指她们的配偶。解放后社会上讲究用人的职位或职称来称呼人成为风气,如张科长、李处长,赵书记,甚至在某些大学里兴用朱助教、牛讲师、杨教授等来称呼人,现在又出现吕博导、马院士之类更高级的称谓,官场气息甚重,给人的印象社会上有些人很注重人的等级和职称,与“人民”的概念是不太相称的。相比起来,解放前统用先生称呼要更平等也尊重些。

近十几年来,身体的暴露也是进展很快的一个方面。我搞不清这到底算是时尚,还是属于社会风气的问题?欧洲社会很早以来就有身体暴露的习惯和传统了。东方文化中好像没有这种内容。我曾在慕尼黑的英国花园里见到过那些搞裸体运动的人们,男男女女都赤身裸体躺在一起晒日光浴的场面,有人还带了孩子也赤裸躺在那里。没有弄懂那有什么特别的乐趣和必要。在北部靠近荷兰边境的旅游小岛Sylt,那里的海滨浴场,裸体游泳的人也不少,他们男男女女上了岸就在沙滩上像亚当夏娃那样走动甚至走进茶座去。中国还没有出现那样的场面,以后不知是否会引进?不过据说在欧洲的中国女子已敢于学着裸奔了。在这方面女性往往是领先的。夏季在西欧城市的街上,年轻女子露腰就很普通,那是他们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里也没有就出现那样的装束。我印象中露肚脐的装束是一九九O年以后才在国内出现的,而那时香港也还没有出现露脐装。印象较深的在国内看见露肚脐的女子是一次省际生化学会的学术会上,会场门口有一些生产生化实验用的仪器设备和试剂的店家摆的展品和宣传资料发放的摊位,一个什么店家的员工站着在发放宣传资料,她那肚脐眼就很显眼地在广告资料的上方出现。我有点惊讶,意识到中国已出现露肚脐的装束了。但那肚脐眼好脏,里面是黑的,洗都不洗干净,恶心得很。那之后,清华老同学谦初凤鸣夫妇有一次来国内,他们来杭州看望我,谦初和我谈起说香港这两年也开始出现露肚脐的装束了。那时好像在杭州大街上露肚脐的女子已人多不为怪了,也许表明大陆的露肚脐是走在前面的,在这方面大陆领先于香港。

今年秋天,已近深秋,天气有点凉了。我偶然的机会到江对岸萧山的饭馆吃了一顿晚饭。饭店里很热闹,没有想到这当年只有沿小河两岸有店面的小县城今天成了杭州市的一个区,现在变得如此繁华了。有那么多的高楼大厦。饭店里很拥挤,我们等了些时才轮到坐下。就在我们等候空位置时旁边站着的那些也在等位置的食客中有好几位时装女士,她们中有人穿的是短裙下面是赤脚穿的凉鞋,那显得太凉一些了;也有穿的是短裙下面却是高帮的靴子。这大概算是时尚?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时尚的东西往往并不符合实际的需要。后来轮到我们可以坐下了,隔壁一张大桌上有个女子背朝着我坐着,是穿露脐装的,不过当然我没有看见她的肚脐。她那装束又有发展,早先见到过的那种装束,大都还只是露出一两寸的腰。而她的穿着是露出达近一尺左右的一段腰身,没有一尺至少也有八寸。因为她那上装很短而长裤的裆也很短,裤腰已低到髋关节的部位,已可看出她里面是没有穿内裤的,如果裤腰松一点裤子就会垮下来。要穿成那模样儿才够意思?不怕受凉肚子痛?而她那位先生就坐在她旁边,若无其事的样子,似乎感到得意?后来那桌上的人吃好走了,临走时她先生替她递过来她的短外衣披上。接着又来了一伙食客坐下了,其中又一个露肚脐的。这显得萧山人现在比杭州人更开放也更赶时髦。季节已不适于那样的装束了,她们仍要作今年最后的拼搏。

也就在最近,我刚从中国新闻网上看到娱乐圈人士仍在进一步推动和引领新时尚和社会风气的转变。据说,现在已经不是仅仅露腰和露乳沟的问题了,现在时兴的是露股沟了,而那些人士被称为“无内裤一族”。我才知道那天在萧山见到的那位女士所穿的格式就是这种新时尚。从新闻图片中所见的,男男女女都有。把自己的屁股沟晾给别人欣赏,女的还可以理解——也许她想要什么。男的也献屁股给人看?这就有些费解。是给女的看呢?还是给男的看?还是留个影准备传给子孙看?

在新闻网上还能见到有些男士让自己的女友(大概还不算太太)脱得光光地躺在床上照个相放在网上显给人看。我见了也很感到困惑和不解,印象中炫耀自己女友的裸体甘当寿头,好像是一种外来文化。记得徐志摩的文章里曾记述过他在法国见过这类事。中国的传统习俗有所谓“外事不入阃,内事不出阃”的古训,与现代人把自己的女友的裸体照拿来展览的做法相去甚远了。大概也算是一种时尚?

丧事上的仪式也是有时代标记的,谈不上时尚,但关系着社会的风气。解放前的孝比较重,有些人家真是重孝,除了全身缟素之外,头颈里还系着麻绳,在白布鞋面上还缝上麻布。叫做披麻戴孝。《论语》中有『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与其易也,宁戚。」』,确实是微言大义。早先内地风俗还比较淳厚,父母死了灵柩要停在家里若干年,那含义是舍不得先人离去。到最后送上山去时还得哭一场,尽管先人已经早走了。早年还有廬墓三年之说,我是没有看见过了。但社会上那时还兴戴孝上年,三个月不理发等。早年我祖母去世,我还确曾奉命三个月没有理发。这种习俗其实是表示父母、长辈或配偶死去无心于自己的容妆的仪式化。解放之后这些风俗都废弃了,说实在的那很不卫生,并且现在推行火葬已没有棺椁了。当年的孝很重,做孝子是很辛苦的。丧礼上有客来吊孝,孝子就要先陪同客人向灵位或照片磕头或行礼,然后要转过身来给客人磕头或行礼表示感谢。至于究竟是磕头还是作揖或鞠躬,就看客人用什么礼,孝子就得照样还礼。灵柩出殡,亲友和同僚会在送葬仪仗经过的路边设案路祭。当遇到那种场合,孝子一身披麻带孝,就得跪下来磕头答谢。官位越高,出丧的规模也越大,有些所谓的“大出丧”送葬的仪仗长达数里,一路都有路祭,甚至有走到天黑还出不了城门的,当孝子就很辛苦。尤其是那些大官僚家的大出丧,富贵人家的子孙又多半身子很重,往往还跪不下去,跪下了还爬不起来。因此两边要人搀着,或者不得不请人代为行礼。按孔夫子的说法,那就易而不戚,都由下人去代办了。家财越多,事情也就越容易办了。其实有些人家办丧事只是个仪式过场,紧张的事是要忙着争家产了。早先有些不肖子孙在外面吃喝嫖赌欠人家的债,答应的是老子死了就还,还真巴望着老头子早点死。礼仪风俗和人心是两回事。解放前的讣告也是有许多讲究的,什么关系的人在讣告上应该署什么身份种类繁多。《红楼梦》里贾珍因儿媳妇秦可卿早死过分悲伤,拄个拐棍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这话里面就有典故,因为讣告格式中有两种署名是有关死了老婆给老婆办丧事的:杖期生和不杖期生。杖期生指为老婆出讣告的人是已经死了父母的,允许拄个拐棍哭老婆;不杖期生则指为老婆出讣告的人是父母还在的,还不允许拄着拐棍哭得那么伤心。暗暗讽刺贾珍哭得像个父母都已不在,死了老婆的人。暗示贾珍与秦可卿之间有不正当的公媳关系。《脂批石头记》里就有“真杖期生也。”这样的批语。此外,早年的丧事上还有许多带有迷信色彩的活动,请风水先生选日子、看坟地,推算什么日子“回煞”(死者的灵魂要回来看看),等等。自己没有经过丧事是好事,看看别人家办丧事也就知道了。早年办件丧事真正是“当大事”。解放以后,这些旧习俗都改革了,因为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开个追悼会就行了。不过讣告的规格也是有新的讲究的,什么级别贴多大的讣告都有规定。尺寸和称呼都须按照级别和身份办,不过是仪式的一部分罢了。追悼会由什么人出面主持也是有讲究的,和当年法国总统戴高乐遗嘱丧事只需由家属数人参加,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差异。其实个人的丧事关公家什么事?无非表明现在所有的人都是处在组织之中而已。其实现在的人际关系已十分淡漠,甚至有些人见到熟人戴孝低头而过问都不问,连最起码的关心都很少了,说不上还有多少真情。个人的丧事其实也只要像戴高乐那样由自己亲属参加就够了。现在的丧礼就比较仪式化,易而不见其戚,其实有些死者家属也只是图个风光而已。现在北方还保留着给死者戴孝,手臂上戴个黑袖套的格式,沪杭一带已易化到家人只用别针别个三寸长半寸宽的黑布条意思一下,这大概也算时尚,第二天就除去了。任何事情到了后来仪式化了,就是到此为止,已没有什么真情可言,不再受人们重视了。记得当年我们一位老熟人的妻子因病不治走了。中年丧妻确实是一大不幸,追悼会上他伤心得站不稳了,哭得几乎晕厥过去,几个人硬把他架了出来。而他那小儿子,当时还不懂事,不感到失去母亲的悲哀也不懂得他父亲的悲哀。还因他家有那么多大花圈而感到光荣,那是别人家没有的,带着他的小淘伴到他家看花圈去呢!但三年之后我们那位老同事又结了婚,新婚燕尔,已经不再有多少悲戚了。轮到懂得失去母亲的悲哀的是那孩子。


写于二OO八年深秋霜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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