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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庞书记的大谈共产主义辅导报告


作者:邵靖宇


那是继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之后的第二年,“大跃进”刚开始上马时的事,距今已有近五十年了。当时全国刚经过了反右派运动,知识分子受到极大的震慑,接着全国就开展了热昏似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即所谓的“三面红旗”的政治运动。全国“敲锣打鼓”地进入了社会主义。农村里成立了人民公社,后来报上报导说出现了亩产万斤粮、十万斤粮,喊的口号是“放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城市里则是解放初刚出现的公私合营企业的全面收归国有。发明了小高炉,好好的铁门、钢窗都拆去重新炼铁,城里城外都烧得一片通紅,脑子发热的年头。唱的是“赶上那个英国用不了十五年”,而其实离大批饿死人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只有一步之遥了。就在此时还开展了大谈共产主义的学习活动,想象着共产主义的美景就要到来,要大家讲出自己对共产主义的想象和信念。当然右派分子都已被剥夺了人民的身份,没有幻想和议论共产主义的资格,但仍须参加学习听取革命群众的发言和议论并联系自己在大鸣大放中“向党进攻”的言行作检讨、自我批判自己过去的错误言行。右派们(包括我在内)参加学习是为了受教育、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和“挽救”,转变自己的反动立场,争取人民的宽大,回到人民队伍来。我们是敌我矛盾被宽大地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应该对党和人民表现出诚心的感激。因此在小组会上我总是最后才发言,内容也就是联系自己在“大鸣大放”时“向党进攻”的“反动言论”再痛骂自己一顿,表个态认罪,今后要“夹紧尾巴做人”。不那么表态是通不过的,会被认为还在负隅顽抗和翘尾巴。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右派应该像个右派的样。

不过我所处的位置也有好处,因为我实际上对大谈共产主义活动是个局外人,正好可以冷静地观察和看待周围发生的一切,不必去对谈论共产主义浪费精神。其实我也从来没有对自己能见到共产主义抱过任何幻想。回忆起来当时有些“革命群众”的发言实在天真得很。从我看来他们中的某些人好像有一种逃过了反右派运动那一劫的轻松感——从我看来他们有点轻骨头——那么严峻的形势,说话的自由都没有,还幻想着要什么有什么。几乎所有的革命群众的发言都想象到了那时要什么就有什么,不论要多少都可以不必花钱就到手。因为不是说了按需分配了吗?他们想的是只要我感到需要,到了共产主义就应该能够得到。有人天真地问“假如我想要个照相机,就能分配给我一只吗?”那个年代把家里有只照相机看得神乎其神,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事。于是就有“正人君子”出来开导说:“你又不会照相,你要那照相机干什么呢?那就不是需要,而是浪费。说的是按需分配,是要有真正那种需要的才分配。而不是……”。那意思似乎是说到了共产主义要求分配个什么还要有个申请和审批的手续?要按当时人们的穷想法衡量一下理由是否充足,是否真正有此需要。也许还需要“走走关系”才能分配到。而没有想到今天虽然离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自由平等的“共产主义”几乎还无限远,我全家已有了五、六只照相机,连小孩子也可以玩得上了。由于贫穷,当时人们的想象力实在太低了。讨论中还有一些人们意见不统一的想法,譬如,到了共产主义街上有没有商店?因为已经按需分配了,还要商店干什么?如果没有商店,街上是个什么样?如果有商店,商店收不收钱?那时还用不用得着货币?等等。这些问题谁也无法说得清,离开共产主义也实在太遥远了。而在大谈共产主义中群众所想到的主要是这类问题。想天天像这样不着边际地争论,说是能提高人们的觉悟,就能使共产主义早日实现,不知道是哪个聪明人想出来的。一位平时在看书、备课或批改学生实验报告时喜欢吃点零食的女教师还谈了她的有趣的想法,她想象到了共产主义每一家食品店都可以走进去拿起来吃就行,还可以带回家不必付钱。

正在人们脑子里对共产主义有不少搞不清的疑问时,上面传达说星期六下午——那个年代规定的政治学习听大报告的时间。校党委庞书记要在大操场上作一次全校性的大谈共产主义的辅导报告。全校的教师职工和各附属医院的人员都奔走相告,人们渴望着早点弄清这些日来争论不清的疑问,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样的,到时都来了。每人带只小凳子或就地捡两三块砖头衬张旧报纸当作凳子用。大操场里坐得满满的。大家都想听听这些日来大谈共产主义中有争议的疑问,对此书记又是怎么个说法的。几个大教室里还有全校的学生在听有线转播。庞书记从外单位调来不久,身材很魁梧,个子高高大大的,听说级别很高,气派也很足。他后来被戏称为庞大书记,那应该是人们觉得好玩,并没有挖苦的意思。而这个称呼是在那场辅导报告之后才有的。因为在那场报告之前人们大都还不熟悉他。

报告一开始书记就讲了大谈共产主义的重要意义。说了些这段时间通过大谈共产主义的学习大家的认识都普遍有了提高,但也暴露出一些思想问题之类套话。然后他要求大家坚定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他可以保证每个在座的人(除了右派分子和管制分子)在有生之年都能见到这一天的到来,过上共产主义的幸福生活。但要求每个人都要自觉地有为了早日建成共产主义宁愿少活十年的忘我劳动精神贡献自己的力量。“少活十年”这话大概不是庞书记的发明创造。那之前报上已有文章提出过这样的口号了。据报上说是一位农民(人民公社主任?还是人民公社书记?)提出来的,而《人民日报》的社论只是支持那口号。我十分困惑这少活十年如何算法呢?人非阎罗王能自己说了算?到时给他墓碑上刻上个“曾为建成共产主义少活过十年”?“赶上那个英国用不了十五年”,那就算要用了十年吧,但那离共产主义不知还有多远,英国肯定够不上共产主义的边缘的。再少活上十年也都还能见到共产主义?当时在座还有些六、七十岁的老教授、老干部,他们也都能看得见?那个年头老教授、老干部不多,也还没有正规的退休制度,他们几乎都是要最后“死在任上”的。我直觉地感到这口号提得不高明,要人早点去死总难受人欢迎。何不就提,要求每个人在有生之年多干出十年的活?那要让人心里舒服些。我怀疑,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早年是打过很多仗的,他们打惯了仗,每个战役都事先计划要准备死掉多少人。这大概成了工作习惯和传统的思维了吧?因此要搞一场运动,想到的就是计划着要人都少活十年,也就是准备要像打一场战役那样先准备要死掉多少人。我当时就想到一边去了。

庞书记接着又讲了他自己那段时间在“省里”参加学习也在大谈共产主义。不过他声明他们谈论的问题性质有所不同。言下之意他那个档次的干部考虑的问题非同一般,不是一般群众所能考虑得到的,档次和水平都不一样,并且不仅是想象,而是研究如何实施的问题。大家听了都肃然起敬,书记的形象就更庞大了。接着他就谈了些他说是他本人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和想象。不过我后来回想起来他当时所讲的那些离奇的想法或许并不见得都是他个人的创见吧?听来也许是有所依据的。大概就是他说的他们那个档次在省里学习的干部高谈阔论过的吧?或者是上面下达的指示精神?因为后来听说别的单位的领导也讲了类似的话。因此,我猜或许他的报告就基本上可以代表那次有资格到“省里”参加学习的中层干部们的认识或者就是他们所听到过的上级传达了。他讲到过的一些奇怪的设想,譬如男归男、女归女分开住民兵营房,后来据说还确曾在省里某些县城和农村试行过。

接着书记就开始介绍他的共产主义狂想,或者说传达他所理解的共产主义是如何实施的。他首先说,到了共产主义每人都有一张沙发样的椅子,坐下来就是椅子,只要靠手边上按一下就可以飞起来,想到那里就到那里。到那时开会听报告大家就飞了来,不必端着凳子走来了。也用不着捡砖头坐了。会场上顿时热闹起来,当然没有任何人敢于表示怀疑有那种可能,而都是顺著书记的说法瞎扯一气,大声争论着各自的幻想。幻想着到那时天上和地上是个什么情景,享受了一阵人民内部的心情舒畅的言论自由。主持会议的干部对着话筒大声喊了好几次“安静!”才静下来。

热闹一阵之后,转入了认真和严肃的话题。书记接着讲到了建成共产主义的核心问题是解决财产的私有——统统没收!因为共产主义一切都是公有的,是没有私有财产的。接着又说家庭是财产私有制的基础,因此为了要建成共产主义就必须首先取消家庭。进入共产主义后,家没有了。到那时日子怎么过?按书记的说法将是男归男、女归女都住基干民兵营房。老人进敬老院,小孩归托儿所,孩子生下来都归公家所有。做父母的到时可以去看看,也有照顾的义务。但孩子不是属于私人所有的。把孩子与财产等同看待当时我感到真新鲜。书记接着又说现在每家每户都自己开伙,一家一个煤球炉,每天要浪费大量的燃料、时间和劳动力,这些都很不经济。不利于发展生产力。家没有了,以后大家都改吃集体食堂。除了花色品种多之外,还可以解放大量的劳动力和改造人们对家庭的旧观念和旧感情。至于对那些右派分子、管制分子怎么办?按书记的说法就把他们夹在基干民兵中间加强监督,强迫改造,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他们当然没有资格享受共产主义的幸福生活。我当时就想到如果到了共产主义建成之后有那么幸福的日子不要过,还要反对当上右派,那右派就太该死了——那么美好的日子,要什么有什么,还不满足?宁愿被排斥在外受监督劳动?而像书记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的幸福生活又体现在哪里呢?我当时已感觉到,书记的说法实际上已经透露了一种每个人都已处在随时有失去人民的资格和自由的境遇。实际上已经不存在革命群众与右派、管制分子的明显界限了。只要有人骨头发酥,说了句出格的话,随时就可被认为是在乱说乱动,也就会立即失去人民的资格,够得上被管制起来了。只有三缄其口,句句按照上面的规定讲话和照办的人才够得上是“人民”。从此我已经理解到按书记的说法到了共产主义是没有言论自由的。稍一不慎就会失去人民资格。

书记接着又举例来阐明他对共产主义生活用品的供应办法。他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时每天早晨刷牙用的牙刷是公家配给的,牙刷的所有权仍是属于公家的,个人只有使用权。如果牙刷坏了要把坏的上缴再要求分配一支新的用,因为那坏牙刷仍是属于公家的。连坏了的牙刷还要上缴,我实在无法理会那共产主义的“富裕”和“幸福”体现在哪里。接着他又批判母爱,说母爱其实是一种最自私的感情,是家庭和私有制的根源。当时场上已是议论纷纷,但经过了思想改造、反胡风、肃反、反右派等一连串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严紧的政治运动,调子一次比一次高,并且那时还正在运动中。人们都学乖了,懂得了为了保存自己绝对不能暴露心里真实的想法。即使在亲密的老朋友、老同事之间也都已经不敢讲真心话了。怕别人在“向党交心”时揭发补划上右派或反革命。因此人们的议论多半是转弯摸角、如履薄冰的。他的那段话使那些坐在一起有了孩子的女同胞们听了相对苦笑了。也有的一脸有种说不出的表情,她们感到委屈而敢怒不敢言。她们内心绝对不能接受母爱是自私的说法。只是没有谁敢于表示不同的意见罢了。我当时就想到了这位大书记也太莫名其妙了,或许是从小死了娘的?他可能从未得到过母爱才会说出那样的话来。书记还继续发挥,说为了要清除自私的母爱的消极影响,今后孩子生下来就由专职的托儿所抚养。让他们从小就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只知道集体而不知道母爱是什么、家是什么。一句话,人的本性要从根本上改造。我慢慢向侧面转过脸去想看看旁边的听众的表情,正好看见一位坐在我斜后方的,附属医院的女医生一脸的怒容,眼睛里好像饱含着泪水,而她又不敢用手或手帕去摸,那会暴露她的情绪。接着书记又讲到姓名也是私有制的标志,并且说那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因此,到了共产主义姓名将被取消。到那时人怎么称呼呢?据他说“现在正在研究”。听那口气仿佛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不久就要付诸实施的样子。我猜也许每人给个编号?到了共产主义那个年头人都不再有姓名,连父母都不让认,会发生这样的事吗?对于书记的这些奇特的狂想人们只好报之以笑声。

后面他又讲到了一个礼拜休息一天是资产阶级好逸恶劳的作风,不适合共产主义的生活节奏,也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到了共产主义将不再是一个星期休息一天,而可能是一个月放一次风。他使用“放风”两字使我立刻联想到监狱里的犯人。他说到时已结了婚的夫妻就找个地方“会会面”,单身汉就搞搞卫生……。我那时还是个单身汉,对书记的那段话的理解就好像在说到了共产主义,大概要一个月才能洗一次澡、理一次发吧?又想到那么多结了婚的人到了放风的日子又是都没有了家的,夫妻都要找个地方“会会面”,到哪里去会面呢?都去找旅馆?那样的话,共产主义的大街上大概全是供夫妻们每月放风会面用的旅馆了。也许此外就是澡堂子和理发室。那就是幸福的共产主义生活么?书记也没有说明他自己是否也和群众一样,愿意和他老婆分开住,每个月只见一次面,每天用公家配给的牙刷刷个人的牙齿。身上穿的是公家的衣服。又想到既然家都没有了,母爱也批判了。人们还要结婚干什么?结婚原就为的是建立家庭。这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繁殖方式。既然家都没有了,姓也不要了,都批判了。生了孩子以后都没有姓名归托儿所养,还要夫妻关系干什么?又何必男归男、女归女分开住呢?那不都是自相矛盾的么?这些怪诞的想法代表的是进步呢?还是历史要倒退回去?看来这些都只不过是包括庞大书记在内的,那批有资格在“省里”学习的干部,在学习时不高明的胡思乱想罢了(或者是他们听过的传达中的高级胡思乱想?)。以后没有了家庭,但男女之间仍要求严格的遵守共产主义道德规范,要男男女女都规规矩矩。书记没有说起那些还没有“成家”的未婚男女今后怎么办的问题。而从后来见到的情况,那些高级的胡思乱想还真的造成了社会上的混乱。后来听说有些地方真的照办了。做到了男归男、女归女都住集体营房——把他们都管起来,家里的锅灶都拆了一律吃食堂,铁锅都砸了送去炼钢铁。当时真是狂飙的年头,拿那么大个几亿人口的国家来做试验,这影响太大些了吧?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就是书记说的那样?

书记接着讲道,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白天工作,晚上学习毛主席著作、时事政策,或者开生活检讨会,或搞集体活动、做集体游戏,都是集体共同的生活——书记没有提到未婚男女可以在什么时候谈恋爱,看来只要把年轻人都管起来就行了。共产主义是没有属于个人的生活内容的。建设共产主义的核心问题就是要从根本上改造人的世界观和旧习惯。要把人的世界观、性格和习惯改造成为适应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那时才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我在想那样的生活究竟是个天堂呢?还是一座要让人人都少活十年的劳改营呢?书记又说对那些对共产主义有抵触情绪不好好改造的人,就把他们放到基干民兵连押起来,戴上帽子,强制改造(按:那样的话,右派和反革命分子的数量还要大大增加,同时人们就可能不止平均少活十年)。对书记的那些说法我当时都感到费解。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要那么多基干民兵干什么?既然是那么理想的美好。那“幸福”又体现在哪里呢?如果幸福已经来到,还会有人有抵触情绪,还需要把他们都放在基干民兵中押起来,那就太该死了!我当时十分怀疑书记本人头脑中是否有一幅清晰的共产主义的图像,那是什么样的?而不是在说梦话。我隐隐地感觉到书记所讲的办法实际上是要把人们分次、分批地都管制起来,让他们都少活十年去。而他本人是否也在少活十年之列?

除此之外书记的报告中完全没有提到作为教师、医生、技术人员,他们经常性的业务学习、知识的更新放在什么时间进行。至少晚上已没有时间能用于业务学习,科技人员和作家都没有个人的时间去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因为已都被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各种集体活动占满了,而那些又都是为建成共产主义改变人的本性所不能少的。如果平时的业务学习和思考都只能放在上班的时间来完成,晚上都必须参加集体活动和学习毛主席著作。那么共产主义的效率就不会高。看来那些在“省里”学习的大干部的头脑里都没有考虑到这方面的内容,也许他们所听的传达中就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从来也没有这类经验,从未想到过除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时事政策之外还有什么需要学习和思考的。他们也许无从理解有那种必要,在他们看来那些都是属于私人的,或者资产阶级的。没有那些,照样可以拍拍胸脯,保证也能建成共产主义。他们甚至没有想到知识在人类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和科学研究在人类社会进步中的重要性。以为只要按照他们的瞎指挥和蛮干就能在有生之年让大家都过上共产主义的幸福生活。而什么是共产主义的幸福生活呢?应该所有的人都还没有体会过,大概就是书记前面所讲的。也许从那些在省里学习过的干部眼中看来,只要把人都押起来,在他们的指挥下干这干那,绝对服从而不许有任何议论就是他们最大的幸福。即使搞得一塌糊涂、一败涂地、不可收拾,那也是够过瘾的了。后来所见到的大跃进的后果不就是那么回事么?

庞大书记的报告足足讲了三个多小时。他似乎是有意回避了到店里去买(或者取)东西是否要付钱的问题,也回避了到了共产主义街上是否还有商店没有的问题。对人们关心的要什么有什么的美景也只字未提。辅导报告的后半段人们实际上都已经不感兴趣,不怎么在听了。操场上一片哄哄的交谈声,人们都在谈论不相干的事了。主持会议的人也已感到喊“安静!”、“不要讲话了!”不起作用了,干脆不喊了。人们发现所想象的美好的,要什么就有什么,幸福美满的共产主义在领导者的想象中竟然没有那回事。不过当时书记讲那番话的时候,他是以“个人谈看法”来讲那些怪诞的想头的。因此人们可能不是十分相信今后会出现没有家,孩子生下来不让认娘,老人都关进敬老院,男归男,女归女,都住基干民兵营房。厨房里的锅、勺都砸了送去炼铁,一个月放一次风,夫妻一个月会一次面,那么不近人情的共产主义。那就是所追求的幸福么?也许除了像庞大书记之类干部,人们从心里不希望有那样的“幸福”来临。但这些又都是书记亲口讲的,谁又能知道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人们听过了辅导报告后其实都有了更多的疑虑,并有一种压抑感。看来只有像庞大书记那类人和他们的志同道合者才会喜欢那样的共产主义。但人们都保持缄默,谁都不议论,以免招祸。可能我是在场听得最仔细的少数人之一。因为我想弄明白书记的共产主义狂想到底有多狂。

那段时间因是在政治运动中,学校停课,经常整天用于政治学习开会讨论或听报告。在小组学习讨论庞书记的报告时,党委派了一名干部来参加小组学习。他记录了每个人的发言并且常插话提出一些问题来试探人们是怎么在思考的。为了怕说错话,气氛显得有些紧张。没有例外,人们在发言中一致称赞了庞书记站得高,看得远,水平高。每个人都检讨了自己还是从旧的世界观看问题,就没有考虑到要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才是进入共产主义的首要问题。没有考虑到进入共产主义其实是一场艰苦的世界观改造过程。要脱胎换骨才行。带着个人主义的私心杂念只想着“要什么有什么”就想进入共产主义,那“比骆驼要想穿过针孔还难”,等等。有人检讨得非常深刻,仿佛真的把内心世界全掏出来了。对书记所讲的,他后来仔细想想就觉得每一点都很对。而他自己以前又为什么不是那么想的呢?归根结底是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还是旧的……。我听了实在佩服,但又感到难于置信,怀疑那是真实的感受和出自内心的想法。但就要像那样违心地说话的人才能青云直上,或者就只有像那样的人适合进入“共产主义”。

随后人们都交代了自己的“私有财产”。因为不是说要统统没收吗?一位比较富有住单身职工宿舍的教师领先开了个好头。说他除了衣服、生活用品和几本书外,值点钱的东西主要是有一只17钻英纳格手表,一辆七、八成新的自行车,一台上海牌的五灯收音机,还有一套新做的毛料衣服和三百多元存款。表态说为了早日响应书记的号召,早日建成共产主义,他愿意上交他的全部私有财产过集体生活。推磨似地每个人都发言表了态。除了检讨自己和颂扬书记的报告外,关于私有财产,基本上是单身汉说得爽快些,家有老小的琐碎些。一致表态愿意为早日建成共产主义添砖加瓦上交私有财产过集体生活住营房。一位女教师最后发言,重复了前面别人说过的话后,吞吞吐吐地说她有一只金戒指,那是她丈夫与她定情时送她的。她希望能保留它。但为了早日建成共产主义,如果领导上决定要上缴,她表示服从组织决定。派来参加小组学习的党委干部把这些都记在笔记本上了。

至于家的问题,基本上人们都是违心地表示今后不再要家了。都说愿意住营房过集体生活,吃食堂。有一位女教师还说得很生动,她说家对于她来说就是一日三餐要烧给他们吃,每天有一脚盆的衣服要洗,都是她的事。她说家对她来说就是给他们当老妈子。她表示以后不再要家了,坚决不要了!愿意住基干民兵营房过集体生活。说得慷慨激昂,斩钉截铁。但可能是过于激动了,嘴巴颤抖着,眼泪突然挂了下来,发言也就中断了。屏了好一阵总算没有哭出来。对此在座的人大家都默然,连那位党委派来的干部也出人意外地没有说什么。当时在座的人都有点不知这会怎么接下去了,党委来的同志提醒下一个人发言。等推磨似地每个人都发过言后,转入到关于到了共产主义是否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的一场争论。不过可以听得出来因为这个问题没有现实意义。一些人慷慨一通发表些高见多半为的是表现自己的理论水平和“觉悟”。也可能是因为几天来的学习一直很沉闷,人们借题发挥来活跃一下气氛。对此我没有发表意见,我不就是被当作阶级敌人对待的么?如果真的轮到我有看见共产主义的那一天,不还要把我夹在基干民兵中间严加管教、强迫改造么?这不已经表明共产主义仍是有阶级并由一些人在统治另一些人的么?并不是所说的幻想的那样平等自由的。不但有阶级,并且有大量的人被当作阶级敌人。只怕我们这些人中未必有哪一个能看得见各取所需的那一天,又何必多说呢!而我心中感到的不安是明白了今后的日子将是越来越严峻和阴暗的。

金戒指的事隔了一天就有了答复。早晨小组学习一开始,党委派来的干部开头就讲了一番大道理,足足讲了将近二、三十分钟。说共产主义的生产力是如何如何发达的,物资极其丰富,极为富有的等等。然后就对那位舍不得上缴金戒指的女教师说:“姬ΧΧ,你听着!哪里会要靠你那金戒指来建设共产主义!到了共产主义那时哪个还稀罕你那金戒指?列宁同志早说过到了共产主义,金子只好用来铺厕所。你自己留着吧!”然后告诉大家庞书记在报告中所说的没有私有财产,并没有说现在就要没收私有财产。为的只是要看看大家的觉悟,也只是表示到了共产主义时没有私有财产,并没有要大家现在就上交私有财产的意思。不要庸人自扰!但我回忆书记在讲话时确实说了私有财产要统统没收的,并没有明确要到了共产主义才没收。而如果真的到了共产主义还需要没收那些破烂货吗?而共产主义又有多富裕呢?谁也不知道,也想象不到。不过书记不是说连公家分配的牙刷坏了也要上交才能再发一支新的吗?也许庞书记的共产主义是需要收破烂的?后来听说除了我们那个组,另外还有好几个科室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一致表态愿意上交私有财产的。庸人也实在太多了。觉悟也太差,太愚昧了。离开共产主义也实在太遥远了。当时大家竟然都没有能听懂书记讲话的真谛。

听完庞书记的辅导报告后不久,我就被遣送到绍兴农村去劳动改造了。在绍兴农村的一年多的时间与我日常相处的是那些几乎终年生活在半饥饿中的老乡们。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这些年来,从来不曾吃饱过……”随后来了大饥荒,学校送去绍兴农村劳动的人,被学校召回另遣送到瓶窑山坡上去开荒办农场,为了立即种出粮食来度过饥荒。那无异于临渴挖井!后来我才知道我离开绍兴农村后,那里就开始成批饿死人,不少与我熟识的老乡就这样饿死了。这可是庞书记的充满幻想和激情的大报告中没有料到的。他只说了要求人们准备少活十年,大概已提前超额兑现了。而共产主义还不知在哪里。

庞大书记大谈共产主义的辅导报告已是近五十年前的事了。我对它印象极为深刻,至今记忆犹新。那场报告的实际意义,也许是让更多的人进一步认清了共产主义如果是按庞大书记讲的那么办,肯定是人们今生不愿意见到的,也应该是永远无法实现的。而不是如他所说的那样当时在座的人中除了右派分子和管制分子都能在有生之年享受的美景。人们心中想的是最好不要看见那样的共产主义的到来,那只能使人至少少活多少年。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已不大能理解当时的情景了。庞书记只在我们单位呆了很短的时间。两年之后就调走了。可能是升迁了。如果他今天仍健在,应该已是近九十高龄的老人了。不知道他对当年的大谈共产主义辅导报告今天自己作何评价?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不?也不知道他现在是否仍有信心,相信自己一定能在去见马克思之前见得上他想象中的共产主义?同时我也不知道他老人家后来有没有再细细想过,婚姻和家庭是人类在进化中选择的繁殖方式。结婚就是为了建立家庭,那样才能生儿育女,人种才能继续繁衍,才能后继有人。对偶婚是从原始的乱交和群婚进化来的。既然如书记报告中所讲的要取消家庭,那又何必结婚呢?而结婚不就是准备成立家庭么?不知他后来想清楚没有,他那些话其实是自相矛盾的胡思乱想。取消家庭就等于人类又回复到原始状态去,恢复乱交、群婚。结了婚又要男归男、女归女分开住,那样又能防止家庭私有的复辟吗?让人怀疑如像庞书记那样的胡思乱想来理解共产主义究竟是代表的人类社会的跃进还是倒退!如果这个怪想头是有本的,那又是哪些聪明人想出来的?而这过去的几十年人们所见到的可是贫富差距的增大,阔人越来越阔,穷人越来越穷,离共产主义理想越来越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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