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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滔《伤害》书序


作者:朱 正




《伤害》书影



           赵文滔先生历年留影


今年是反右派斗争的五十周年。许多人都在反思这一历史事件。像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启立就上书要求对此重新评价,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朱厚泽撰文论证反右派斗争对中共自身也是一场巨大的伤害。在民间,更有一些自发的纪念活动,好些地方都有当年的受难者发动签名,或者要求经济上的赔偿,或者要求对这事的是非“给一个说法”。正好在这时候,赵文滔兄的这本回忆录脱稿了,赶上了这五十周年纪念。

文滔兄写的,是他个人几十年间的遭遇、见闻,以及他对这些的思考,却生动而且深刻地反映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主线。书中写的第一个政治运动是反胡风和紧接着的肃反运动。这是反右派斗争之前的一场对知识分子的最大迫害。这一场运动打击面广,(据胡乔木撰写的《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八日社论提供的数字,立案审査达一百四十万人),错案率高(据前引社论,错案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四以上)。到了一九五七年整风鸣放期间,对胡风一案和肃反运动的质疑就成了一个议论纷纷的热门话题,而那些诉说冤苦的肃反对象,就成了右派分子的一大来源。

那时,文滔兄在第二机械工业部教育司工作。那里的肃反运动是怎样进行的呢?一位在美国留学,学兵工专业的留学生,回国以后分配在二机部所属的学校里任教。肃反运动中被定为“特务分子”,关起来整了好久,和他一同从美国回来的妻子经受不起这折腾,抛下丈夫和两个年幼的孩子,自缢身亡了。在机关宿舍里,还发生了跳楼自杀的事。

就说他们这个教育司,不过三十来个人,就“肃”出两个“汉奸”来。文滔兄当时就提出了质疑: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前才会有汉奸,日本投降以后就不能再有汉奸了。现在的这一名肃反对象,在一九四五年才十岁,他能当什么汉奸呢?可是党支部书记却认为文滔兄的这发言“对运动起了极坏的作用”。

在肃反运动中,有一些在校大学生也受到审查。二机部决定,所属六所院校里学生中的肃反对象,一律强行转学到其他非国防性质的院校去学习。有的已经三年级了,专业课都差不多学完了,也不管。这不但对这些学生是一大损害,对于国家的教育资源也是一大浪费。

就是文滔兄自己,也是很有成为一名肃反对象的危险的。教育司的党支部书记就一心想把他做成一名胡风分子。他看见文滔兄在看契訶夫的小说,就追问:这齐合夫同胡风是什么关系?你看过胡风的书吗?你认识和胡风集团有关的人吗?

文滔兄躲过了肃反运动这一关,却没有能躲过反右派斗争这一关。就凭了整风期间他写的三张大字报,给他戴上了“极右分子”的帽子。读者可以在本书中看到这三张大字报的存底,他都说了些什么啊?他批评了高级干部的特权,如用大笔公款装修自己的住宅,考不上大学的子女可以免试入学,小干部因“流氓行为”开除团籍者有之、判徒刑的有之。而一名副局长诱奸了二三十个女人却还有人为他辩解。他批评了教育司肃反运动的偏差。就凭着这三张大字报,文滔兄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在这以后二十二年的漫长岁月里,成了可以任人欺凌侮辱的政治贱民。

这顶右派分子的帽子虽说只戴在他一人的头上,那重量却是必须由全家分担着的。第一个受到连累的是在北京师范大学二附中任教的妻子,学校里给她开了几次批斗会,贴出了批判她的大字报,还把她的教研组长职务给撤了。正在天津大学机械系二年级的弟弟也受到了株连,一份黑材料放进了他档案袋里跟随了他二十年,使他要调动工作都找不到愿意接受的单位。还有原来在太原教书的姐姐,也因为弟弟是右派的缘故,在文革中下放农村,小孩跟着下去,学业也荒废了。

文滔兄所受的处分是“开除公职,劳动教养”。这使他深思了“劳动教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说它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条制定的,而《宪法》这一条的原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完全不能援引为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根据。国务院的这一决定是对《宪法》第一百条的文字和精神明目张胆的曲解。相反,《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劳动教养,就是绕开法律程序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手段,是完全违宪的。

文滔兄在书中记下了他在清河农场三分场和于家岭分场劳动教养的情形。每天劳动时间之长,劳动艰苦繁重的程度,书中都有很具体的描写。他引用了德国哲学家和法律思想家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的一段话:

刑罚是一种报复。罪犯劳动,实际上主要是以惩治和折磨犯人为目的的劳役、苦役。

……其劳动仍然是对肉体的摧残,也是对精神上的折磨。因此,仍然是不符合人性的,不人道的。

我可以以当年劳教人员的资格作证,黑格尔说得十分中肯。叫我们干的,并不是以创造财富为目的的通常意义的劳动,而完全是一种让你不堪承受的惩罚。

就在把这些右派分子送去劳动教养的时候,“大跃进”开始了。这两件事,不仅是在时间上是同时发生的,而且有内在的深刻的联系。可以说,“大跃进”是反右派斗争最直接的后果。毛泽东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事实正像他说的一样,这时,能看出点问题,敢提点意见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大都被划为右派分子,剥夺了发言权。种种离奇的幻想都可以付诸实施了。文滔兄的书中举了一个清河农场旱地改水田事例:把六千亩眼看就可以收割的小麦犁掉作肥料,不计工本地投入大量劳动把它改造成水田,播下一百万斤稻种。结果是颗粒无收!这不过是全国许多类似事例中的一例。“大跃进”造成了对农业、畜牧业的大破坏,跟踵而来的就是大灾荒,大饥馑,大死亡。在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们,除了苦役的惩罚之外,又补充了另外一种更加难以忍受的饥饿的惩罚,真是雪上加霜。当时饥饿的程度,人们在饿死边缘的种种反常的表现,书中都有极其具体的描写。在农场,没有病死的人,只有饿死的人。据估算,农场右派分子饿死的差不多有四分之一。这真是一叶惨绝人寰的历史。

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林林总总的人物群像。像郭荣昌,这时候他已经是山西省外贸局的副局长了。他经过许多周折找到了文滔兄,想帮助一下这个过去的同事改善一下处境,可是办不到。后来文滔兄作了木工,也遇到了不少好心人,像史建德、仲连顺、顾静华、张学禄、吴士孝,……他们正直,善良,有是非之心,都给了受难中的文滔兄不少的照顾和应有的尊重。这样的好心人,就是在农场的管教队长中也是有的。一位张姓的队长表示,知道这些右派分子“犯的是言论错误”,不过,“我当个队长,权限有限,有的事在我的职权范围内的,我会帮助你。”他还真说到做到,后来总场批准一批人回家养病,他就趁此把文滔兄放回家去了。

书中也写了另外一种人,那些丧尽天良的打手。这种人,在平日,业务工作什么也做不好,一到政治运动来了,他们就精神百倍,像疯狗一样,到处咬人。就凭着这种积极表现,升官发财。像当年划他右派的党支部书记,后来做到了中共郑州市委统战部长,一位反右时给他无限上纲的打手,后来做到了北京市高教局大学处处长,另一位打手在一个什么单位当上了人事处长。既然当打手有利可图,当然在运动中勇于冲锋陷阵,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都敢做了。这样他们也就成了这种体制今天的社会基础。腐败,低效率,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要治愈这痼疾,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辨明历史的是非。讳疾忌医,就无法救治了。

文滔兄是一位有历史使命感的人,发愤写了这本书,给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实的记录。写的虽然只是个人的经历,但是从一滴水可以看见一个世界,其中包含了许多治国平天下的经验教训,按其这一性质来说,也可以称为“资治通鉴”的。我希望有更多的难友也像文滔兄一样,写出各人的回忆和思考,作为我们对社会,对国家最后的回报。


                    二OO七年五月十八日于北京旅次




劫后余生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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