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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的收音机


作者:波波


  我父亲作为老一辈“海归”,在我的心目中永远都有一点不入时尚。他是二战后留学美国, 四九年就匆匆忙忙赶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的那一拨人。小时候总看见他坐在书桌前写东西, 有时候他会停下来拉两下计算尺,然后再接着写。那时候还没有计算器, 比起算盘来,计算尺就显得挺“洋”的了。

  在我眼里,我们家从生活方式到用具摆设,都没什么“洋”的,比较简易凑合的样子, 好象总是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儿得等着做, 这些对付对付就行了。 所以我后来经常调侃说, 我们家,怎么就象我们的国家一样呢?

  家里不多的洋货里,有一台电唱机和不少唱片。我爸爸这个人很古板,虽然他对人很和气,但是他不愿跟人分享的东西,是不会随便拿出来的。他不训人, 也从来没有打过我, 生气了顶多就是不理人。但是他板着脸不讲话还是挺可怕的,家里的气氛会变得很紧张。他一不讲话,你就闹不清怎么了。要是一连几天这么沉闷,大家就更难受了。所以他不给我们动的东西,我们也不会闹着跟他要。印象里我只见过这台唱机两次,都是大舅妈从上海来玩儿的时候。她是德国人,嫁到中国以后,在四川呆了很长时间,讲中文带四川官话口音,喜欢在我们楼后面的树林里散步。爸爸拿出了我从来没见过的唱机,他们一边喝咖啡一边听音乐。我跑去看热闹, 大舅妈用手指放在噘起的嘴前, 示意我不要出声音。我发现这个唱机很有趣,放唱片的时候不是听完一面再翻过来的那一种,而是将一套片子一起放上去,等到唱针走完一面到了中心的时候,会自动抬起来,然后有一个装置从下边往上一顶,最上边的一张就滑到旁边,唱针又落回来放下一张唱片。所有A面听完以后再全翻过来听B面。家里有这么一个好玩的东西,却从来没见爸爸用过。他们静静地坐在这架机器旁边听音乐,就象去音乐厅听人演奏那么严肃。望着那精致的机械一圈一圈地在这布满神秘纹路的唱片上划过,我在想:爸爸还藏着什么好东西,没给我看?

  搞不懂爸爸为什么那么谨慎,其实他把唱机开在那里,成天放着古典音乐,象背景声那样熏我们,也不会怎么着。对于我们这些屁孩子,好玩的事情多着呢——粘蜻蜓,捉季鸟,打绷枪仗,夏天游泳,冬天划冰车,才不会为了这点看不见摸不着的声音走火入魔的。古典音乐这点修养别说影响,就是你强迫孩子下苦功学,也未必能学出个样来。东西买了不用,还不如没有。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没等人家来抄家,爸爸那些唱片就被自行处理了。看到和洋唱片一起清出来的,还有一盒子一盒子的京剧唱片,才知道原来爸爸的这些东西,全是给爷爷娱乐用的,听说爷爷在世时爱听戏。爷爷在我没出生以前就去世了,估计有的东西,压在箱子底下就一直没人动过。我对那些百代胜利的老唱片不感兴趣,希奇的玩艺儿有的是,旧衣服,旧首饰,还有面额大得吓人的旧钞票。外婆结婚时候的一对大炮丈让我们激动了好半天,象小干面杖那么大个儿,真想点燃了听听响,犹豫了多少次,还是没敢。够乱的了,万一炸出点事来可不好。

  别人家抄出来的东西可就厉害了,清华里办了一个“抄家展览”,有国民党青天白日旗,日本军刀,北洋军服,大清朝服,地契,委任状,书信,象金银首饰,唱片,香水什么的表示封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东西,都没人要看。要是这个展览能保存下来该多好,那就是一个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史的博物馆。

  如果我说,所有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人物都有后代在清华,可能不太准确;但要我举出几个有头有脸的例子来,却是轻而易举。象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粱启超、冯玉祥、段祺瑞……等等,这些人的后代有的我只是知道,有的远远望见,有的则是天天在一起。著名史学家钱穆的孙子住在我们这个单元五层,当时还在上小学,他用绷弓子打唧鸟(知了)经常是弹无虚发。有一天我们在楼前边玩,另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孩子对他说:你知道吗,你爷爷是毛选里边点名的大反动派!虽然说童言无忌,多少反映了家长有意无意对孩子的影响。别说当时不上学也没书看,就是现在报纸上书店里到处都能见着国学大师钱穆,你问问有几个小学生知道钱穆是谁?不过残忍而又荒诞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我们照样玩。二楼的朱婆婆天天怕我们把楼前的一株玫瑰弄死,后来才知道,那是朱自清先生活着的时候同她一起种的。前朝旧人存一点物什留点念想,已然是挺凄凉的事情,但以当时阶级斗争的观点,这些都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企图推翻政权的证明。清华这地方俗话称为:物宝天华,人杰地灵;用大批判语却叫做: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

  在我的印象里,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一段,我爸爸还没受什么罪。亲眼见到的仅仅是他们系里十几个年轻教师和实验员来我家,其中一位是新年联欢晚会是带着我玩的。我跑上去叫他,他却没有理我,当时有点不知所措。他们在我家门上贴了一张大字报,写着“王补宣,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那时我上小学三年级,对这些时髦的词似懂非懂,但起码知道不是甚么好事。

  真的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家的另一件洋货:收音机。

  这个收音机是我爸爸从美国带回来的,样子很难看。因为是二战中美军用的,铁皮的外壳是橄榄绿颜色,侧面用白漆写着“P.H. Wang”,爸爸英文名字的旧式缩写。不象别人家外壳是木头的那种, 没有漂亮的胶木旋钮,光光溜溜,什么装饰感全没有。爸爸说这种军用收音机质量好,灵敏度高,能收短波,过去不拆附件装置的时候还能当收发报机用,还强调说回国进海关的时候填了正式申报单子的。从我记事起,这东西就放在玻璃橱上边,平常地就象家里那条美军毛毯一样,不是什么秘密,天天用。那条黄绿色的毯子,是二战后处理的军用物资,我们有的时候把它盖在上边,有的时候拿它垫在下面,除了毯子的角上有那么一块印着US标记,谁还会注意它是从哪里来的呢?每天中午我们都听“林海雪原”,“红旗谱”,也许我们用收音机的时间比爸爸还多。这个像鞋盒子大小的铁皮匣子里边一亮,照在收音机的面板上又温暖又柔和,侯宝林和郭起儒的相声,孙敬修老师的故事,还有“小喇叭”令人难忘的清脆号声,成了我们幼时平静的生活里非常美好的回忆。

  爸爸的收音机,在六八年底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突然成了一个罪证,有人揭发我家藏着发报机!

  本来武斗刚完,该下农村的插队去了,该上学的也复课了,一切都象折腾累了该歇会儿的时候,发现了这么一个玩艺儿,怎么能不让人激动呢?谁想得到我爸爸这么一个平时清心寡欲,为人和和善善,除了一门心思读书做学问别的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原来有发报机!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估计,这个消息,曾经教不少人肾上腺素分泌过剩吧?

  来抄家的那天晚上,气氛特别不一样,屋子里翻得乱七八糟,可是却安静得出奇。所有人都闷着头在那里翻,平时见着面得叫叔叔阿姨的,这会儿谁都不理我。爸爸的房间突然间大放光明。那间屋子白天都不怎么亮,从阳台缩进来一大截,前边有另一个楼挡着,日照的角度非常小。到了夜里一盏十五瓦的灯泡只够照亮我爸爸坐的地方。文革以后房子越调越小,屋里除了床,就剩下一条走道,更显得阴暗。反正那年头我们都不读书,外边热闹,我们几个孩子都爱在外边呆着,回家就是吃饭睡觉。自从合住的人家搬进来以后,爸爸老爱关着门,连热天都关着,好象关着门天下就太平了。现在祸从天降,一盏光秃秃没带灯罩的大灯泡吊在屋子中央,不知是我心里的错觉,还是什么人特地为这个不寻常的时刻换了灯泡,看上去足足有一百瓦。

  那时候大批判的语言是非常形象的,常听说:将×××揪出来,将他的反革命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回我爸爸的乱七八糟东西,真的是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连二十年前妈妈写给爸爸的信也抄出来了,要说不好意思,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不好意思的呢?话又说回来,那些抄家的人也很辛苦,找点东西哪那么容易,把那些摞在一起的箱子一个个打开,比换季的时候捣腾衣服还累。翻桌子开抽屉也麻烦,写满了字的纸片,信件堆得到处都是,打都打不开。不要说外人,就是主人自己都害怕收拾,更何况这么胡猜瞎琢磨。其实他们就想找那个听说已经拆掉的收发报装置,只要一发现这个部件,特务的罪名就算坐实了。

  我刚上初一,正是好奇心最重的时候。看到家里出了事,又惊讶,又激动,急着要看个究竟。无奈屋里屋外全是人,等了半天最后还是睡着了。他们怎么离开的,我一点也不知道。搜出了什么我也不清楚。究竟有没有象“密电码”那样的东西?收音机他们是拿走了,因为很明显,原来的那个地方已经空了,只剩下尘土。

  往后的几个月里,爸爸天天受审查。很多次看见他的单位里有一男一女两个年轻教师送他回家。也许安排每天送我爸爸回家,是担心玩过了火,闹出什么意外吧?虽然没有专政机关那些有震慑力的仪式,也没有穿制服带行头的出现,天天让人逼着写交代材料的日子,一定很不好过。爸爸很少讲话,看得出来他的心情并不好。老实说,比他倒霉的人有的是,起码他每天还可以回家。但这并不等于说问题不够严重,就在那一段时间里,先后有许多人想不开而寻短见的,我们楼就有两个教师跳楼自杀。楼后边本来是我们经常玩的地方,玩踢锅电报(捉迷藏),踩堡,闯关,热闹的时候能聚上几十个小孩玩游戏。现在死了人,谁也不敢去了,到处长着半人高的野草,扬树林子里面小风一吹,就是在晴天,听声音也总象在下雨,阴森森的。据说过了一年还有一块死者的脑浆干在地上。

  六九年特别冷清。

  哥哥姐姐全插队去了,一个在陕北,一个在内蒙。到了夏天,妈妈主动报名第一批去了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按她的估计,一家人不可能全不下乡,呆在城里,不如她先去干校。虽然爸爸的审查已经结束,还不知道怎么给他安排工作,如果家里已经有人去干校,也许他就可以留在北京。万一全家都得走,她先适应一下外地乡下的情况,将来也好有个接应,不至于闹得措手不及。很快,爸爸就被下放到北京郊区的工厂劳动锻炼,一周才回来一次。家里幸亏还有老保姆留下来照看生活,虽然大家各奔东西,北京的这个家总算保住了。我开始一个人睡一间屋,奢侈地躺在爸爸的双人床上,月光下物影分明,屋子里静得能听见我自己的呼吸声,因为担心半夜起来解手而一遍一遍跑去上厕所,总是为搞不清哪一次才是睡前最后一泡尿而苦恼。

  象大多数十来岁的孩子一样,我希望成为社群里受欢迎的一员。在我的生活中,家庭的重要性正在被社会所取代。我渐渐陷入了对现实世界的困惑之中。我的朋友圈子,开始超出同一片楼房居住区的范围,认识了体育学院来的孩子,还有周围农村的学生。我想受表扬,甚至还想加入红卫兵组织。当时的红卫兵已经完全不是文革中造反派组织的意思,实际上相当于过去少先队共青团,是校方奖励给听话孩子的一种荣誉,只是换了名字而已。连着两批都没有发展我,这本来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我爱讲话,不专心听讲,尤其是劳动中从来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直到有一次,平时和我挺好的朋友突然告诉我,他们班的老师不让他和我玩了,说我是一个特务的儿子。他要想加入红卫兵,应该跟我划清界线。我相信他讲的全是真话,他家在体院,对清华的事不会太了解。看着他一付对不起我的样子,一定事先没想到我的反应会这么剧烈, 我的愤怒当然是冲着那个女老师, 可是我一急起来,都不知道跟他说什么了。好象我真的隐瞒了多大的事情不能告诉他似的,可是叫我怎么说呢?我爸爸在美国留过学,我们家有一台难看的美国收音机?要是这么简单,那为什么人家要说你爸是特务呢?有一次放学的路上,一起玩的孩子问我:哎,听说你家有发报机呀?ⅹ你妈!我回骂道,你家才有发报机呢!他说,不就是问问吗,别急啊。我怎能不急呢?突然间觉得有一个巨大的阴谋围绕着我,我们家。我都快被吞没了,可是还说不清楚它是什么。

  不管怎么说,我也得找那老师讲理去!小孩不懂就算了,她凭什么说我爸是特务?老师讲话总得负责任吧?是的,我爸是到美国留过学,但新中国一成立他不是就回来了吗?要是他不爱国还回来干嘛?你诬蔑好人,你别有用心!我心里不停地酝酿着揭穿一场阴谋的斗争,血直朝脑袋上边涌。说我爸是特务,你有证据吗?工宣队、军代表、党组织有结论吗?有的话,你见过吗?拿出来让大家看看?拿不出来你就是造谣!你就不配当老师!连着好几天我都在想怎么找她说。平时我连在班上发个言还心跳半天,这事我就更没把握了。万一她不承认她说的话呢?这么一想,脑袋都快爆炸了。

  等到讲话对质的机会来了,事情却和我预想的全都不一样。我看见她从教室外边的走廊上过来,正好周围没什么人,我冲到她面前,狠狠地瞪着她,事先想好的那么多话一句也上不来,憋了半天,我说:我爸不是特务!

  那女老师居然不搭理我,别过身子就走了过去。

  爸爸的审查一完,他就开始惦记他的那些老同学了。文革前没有见他们有那么多来往。他是属于那种典型的书生,耐得住寂寞,能长久专注于他的课题,磨板凳的工夫一等。但经此一难,也坐不住了。受审期间被问及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爸爸说没有,经过翻来覆去多少回合,总算想到了大学毕业时,班里有一个自发的同学联谊会,叫晔社,取日照清华之意。尽管爸爸的记忆力奇好,无奈当年不曾积极参预,诗文词曲也非所长,加之一生秉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每日被强迫回忆几十年前往事,挖空心思,苦不堪言。原来外调人员从核工业部连培生先生处早已查获一份晔社名单,对爸爸的折磨竟然是为了考验他的态度。意外的收获则是拜回忆和外调材料之赐,爸爸了解到很多老同学的下落。自西南联大兵慌马乱之际,匆匆一别,渺无音讯,如今思念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王积涛先生与爸爸在联大和美国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有两度同窗之谊,他在美国时是中国同学会会长,虽然专业领域不同,但交情却很不一般。他诗书画无所不能,自幼上教会学校,英文极佳。王积涛待人平和,治学严谨,达观爽朗,与世无争,想不到亦遭人指控,被罩在一个更大的特务网之中,上了报纸,更是一夜成名。爸爸借着到天津出差的机会,跑去南开大学打听老友王积涛的下落,在传达室从门房那里得知他还在隔离审查。想着爸爸怅然折返的情景,真是凄凉之至。

  京津几乎一望之遥,但小的时候从没见他们来往,一般爸爸不找人到家来,更少去登门拜访故旧,真的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或者是君子不党吧。这个时候他那么想见朋友,一定是内心苦闷难忍。妈妈在干校,哥哥姐姐在农村,我年岁尚幼不入他的眼,总不成有话跟我家保姆说吧?虽然我家的保姆识字懂礼,人很精明,尤其不乏生存的智慧,对我们家也尽心尽力。记得我嫂子第一次来我家玩,看见老保姆手里拿着报纸,在读《参考消息》,吓了她一跳。

  渐渐地,来家里看爸爸的人多起来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总工程师励成豪先生,是爸爸联大同学里来访得比较早的。他说上学的时候和王积涛学自行车,结果王积涛控制不住,撞了一位穿旗袍的太太,没想到此人是警察局长的姨太太。等到王积涛后来到我家,讲了故事的下半截——原来,励成豪说好了教他骑车,帮他扶着一路护驾,可是一闯祸,他溜得最快,一转眼就跑没影了。当时警察局把王积涛逮住了。爸爸说励伯伯是跑去找校长扬石先,好把人保释出来。

  事情过去那么多年,如今我爸爸过得挺好的,我也还算成长顺利,而且我在美国生活居住的年头,比起爸爸留学和访问的时间加起来还长几倍。回味往事自然多了几分体会。我爸爸四十年代留美时的个人经济状况,不会象我们八十年代出国时那么一贫如洗,却也不会如富家子弟那样挥霍,买军用处理的收音机,无非是图个价廉物美。有趣的是我哥哥的岳父王积涛先生,回国时也带了一台同样的美军收音机,文革当中一样成了指责他里通外国充当帝国主义间谍特务的罪证。他们万里迢迢选两件工业品带回国,大概如同我们八十年代出国人员购买冰箱、彩电一样,选价钱选品牌皆是一时之时尚,原因都是当时国内的工业产品、经济水平以及商品供应尚不发达,至于日后惹出那么多麻烦,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现在很难想象,什么人会指着你十几年前买的电器产品,说你是间谍特务。

  那位不让她的学生和我玩的老师,后来还跟我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过。她其实挺善良的,除了比较爱唠叨,也没什么心机。我总也想不明不白,为什么有的时候人的判断力会这么差?设身处地想一想,谁愿意发展我爸当特务啊?他小的时候因为生病吃奎宁吃多了,造成严重的听力障碍,耳背的厉害,说话要音量很大才听得见。当特务起码要耳聪目明,手脚灵便,我爸首先在体能上就不合格。他连骑自行车都不会,每天走路上下班,象他这样只会读书做学问的人,很难想象他居然过着双重生活,背地里突然手脚麻利得很。他在社交上很有节制,连身边人的是是非非都搞不清楚,到哪儿去收集情报呢?他长期是党外人士,等文件传达到他的耳朵里,大概已是无人不知了。他除了读书做学问,基本上没有剩余的时间用来娱乐或者做什么其他的事情,就连文革当中他也一直在读书,很少中断。单位里的同事如果怀疑他私下里干了什么别的,只要把他读的书和记的笔记全拿出来看看,就全明白了。不要说有点成果或者创见,光是把那些东西读一遍,把公式推一推,这点时间没准还不够呢。如果批判他白专,还庶几近之,特务?太离谱了。

  等我年龄稍长,开始能理解五、六十年代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历次政治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他们最重要的政治资本不是苦大仇深,而是年轻。从肃反,镇反,思想改造,反右,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他们从老一辈学者、学长一直斗到“一二九”学潮起家的老革命,学校里的人,都让他们给得罪遍了。到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上有恢复地位的老一辈学者,下有在社会各个角落里憋了十年一涌而入的新学人,他们的存在让老一辈人的恶梦挥之不去,让新生一代莫名其妙。时代可以变,人却变不了。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当年比谁积极,比谁革命,就如同现在比谁有钱,比谁官大。时尚可以变换,主义可以不同,为什么非要置人于死地呢?其实哪一代人没有理想?只不过有的理想尚可用来激励新一代人,有的却注定要随着特定的历史环境的消逝而消失。可叹的,是何止虚掷了十年大好时光,更何止是浪费了一代人辛勤的忙碌啊!

  最让我想不明白的是我爸爸那股读书的劲头。在他无罪扛枷、厄运当头的年月里,他还那么起劲地读书,似乎从来没有动摇过。不要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与事实大违,那年代,读书得不到奖励不说,反而会招灾惹祸。他却一有机会就读书。抗日战争中有一句很有名的政治动员语:偌大的华北平原,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可是到了文革运动激烈的时候,不要说华北平原,整个中国,怕是也放不下这张书桌。爸爸对读书的偏执近乎宗教信仰,他从工厂回到家,就趴在桌子上写。有趣的是,他就写在那种牛皮纸封面上印着红字“工作日记”的小本子上,有很长时间,我都以为他写的是思想汇报或者劳动锻炼心得。他偶尔拉拉计算尺,用三角板很工整地写一些计算公式,这么陆陆续续记了有十几本。文革以后他出版了新书《工程传热传质学》上册,原来那些“工作日记”,是他为书稿预备的素材。一个人勤奋固然好,如果不仅有勤奋的良好习惯,并且有明确的方向,那就需要一点信念了。在大家都不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时候,没有一点“信”,怎么可能持久呢?

  有一次我问爸爸,这些政治运动,哪一次最痛苦?他说,思想改造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我和爷爷划清界线,批判他,说他是地主剥削阶级,人都死了,还说他干嘛?说爷爷坏,我说不出口。我问他有没有想过自杀,他说想过,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他说再逼我,也就这么多可说的,总不能瞎编吧?把我逼急了,不如就象陈祖东那样,走了算了。陈伯伯是我们的老邻居,六八年秋天清队运动才开始不久,就在圆明园上吊自杀了。

  小时候,陈伯伯见我拿着一把木制玩具宝剑,兴致冲冲楼上楼下跑得欢,就问我愿不愿意跟他演戏?我问什么戏?他说京戏。京戏我不会,他说不会没关系,我教你。以前只知道陈伯伯会打太极拳,家里有真的宝剑,没想到他还会唱戏!我当时满脑子想的全是穿高脚靴,扎靠戴盔,背几面小旗会耍花枪的武生。此后我就一直追着陈伯伯学戏,最后他带我排了一折《三娘教子》,他演老家人薛保,我演顽童倚哥。我们化装演出了两场,一场为我们单元里楼上楼下的邻居,另一场是过年的时候给他的亲戚朋友。不知道陈伯伯后来以生命拒绝揭发交代的人,是不是就坐在这群人里。一个非常和善的老人,想不到竟这么刚烈。如今能有几个清华大学的教授,有耐心和邻居的孩子一同唱戏,并有雅兴在自家客厅办堂会呢?最难忘的,是陈伯伯那绵绵不绝的长腔和沙哑苍凉的嗓音。

  一个人信什么不是强迫出来的,政治学习,思想改造的形式不能说没有效果,但它对人的伤害却是有目共睹的。爸爸相信做学问是要老老实实地做,他的老师是这样做的,世界上其他同道也是这么做的。他信爷爷奶奶是好人,他信的都是值得信的。妈妈去世十多年了,每天早晨爸爸都燃一柱香,上一杯茶在妈妈的像前,因为他心存感激。

  过去经常讲努力改造世界观,因为大家都这么讲,所以也没加思索就跟着讲,其实连世界都不许你见到,观点更是没有,怎么改造?如今我已过知命之年,仍然不敢妄称对这个世界有了多少观点。小时候在工厂和农村劳动,干累了说腰疼,马上会遭到喝斥:你才多大点儿,七十二岁才长腰眼儿,你敢说腰疼?小孩子没腰!也许是让小时候的教育给搅的,现在如果征求我关于任何事情的意见,我的反映都特别慢,经常顾左右而言它。虽然心里也明白,我的一点破看法值不当去千锤百炼,用不着象外交家那么圆滑,我的看法除了我自己,谁也代表不了。在一个以改造思想维系的社会里,寻找绝对的道德至高点,成了人们不断追求而又达不到的可怕运动,将人坠入深深的失望与不信之中。一波一波的政治运动并没有净化我们的灵魂,轰轰烈烈的大批判也没能把每一个人都变成哲学家,无止境地拷问每一个人的动机耗尽了我们的能量,让我们沉浸在末日的恐慌之中不能自拔。岁月枯荣不再展示生命的喜悦,日月星辰却被赋予了丑恶的政治含义,山河丧失了应有的庄严,草木风景不再有情有义,难道这是现代化的必然代价吗?善良的愿望与丑恶的现实动摇了我对人的信任,破坏了我对国家社会的寄托。为了防止上当,也为了适应严厉的生长环境,我们变得目光短浅,缺少耐心。连我们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在和平的年代,我们一个个要活得如此胆战心惊?

  九十年代初我完成了在美国的学业,也找到了一份说得过去的工作,但爸爸却希望我回国去发展。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觉得他是想儿子和孙子想糊涂了。我爸还感慨道:我们过去留学、选专业,都是想中国缺什么?国家需要哪方面的技术和人才?现在的人,都想自己喜欢什么,哪一行出来好挣大钱,时代真是不一样了。难道他就不怕我们出一家子特务吗?不,他不怕,因为他相信,只有国家富强我们个人才能过得好。要说爸爸一肚子学问尽是洋货一点不假,但他的操守,却是地地道道传统中国文人的,他们一代的坚定与我们一辈的多变,恰成对比。

  前些天我打电话给哥哥,问他:爸爸那台美军电子管收音机呢?他说早扔了。我说:呦!怎么扔了,那是文物!


    一稿于无外庐,二OO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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