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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高考经历


作者: 任富田


去年(二OO七年)是恢复高考三十周年,我也进入花甲之年。回想三四十年前的追求上大学的经历,很值得回味、探究,从中可以看到社会、思想、政治的艰难的进步。

我是一九四七年出生的,在北京市西城区石驸马大街第二小学上了六年小学,于一九六O年九月进入北京四中初中学习。那时北京市没有这么多人口,四中虽然是好学校,也不像现在这样受人瞩目。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听别人说四中好,说四中有游泳池,就报了第一志愿。实际上,当年四中并没有游泳池,我也不会游泳。

一九六八年七月,我下乡到黑龙江省八五二农场。一九七七年,由于我母亲得了脑血管疾病,成了植物人,我便留在北京,照料她。好像是九、十月份,开始出现恢复高考的传言。虽点燃了上大学的希望之火,但几个不易克服的困难,仍让我兴奋不起来:“政治审核——出身——红五类”的政治标准;年龄限制(传闻有的省限制到二十八岁,将老高三老高二的人排除在外);我能忍心放下瘫痪的母亲不管,回黑龙江准备高考吗?她现在这个样子,极左路线“功不可没”!

家里人都支持我参加高考,对于我这样三十岁的下乡知青,困退、病退无门,这最后的机会,一定要抓住。一方面,争取在黑龙江农场报上名。这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年龄超限”,“人不在不能报名”,都是堂而皇之的理由。这些彰显社会旧思维的巨大惯性,人心不古的自私本能。另一方面,我父亲请单位代为打听,下乡知青可否在北京参加高考。一开始,我觉得根本不可能。没有户口,若算北京考生,万一考上了,岂不是挤占了北京人的名额?若算黑龙江考生,黑龙江省能同意我在北京参加考试吗?这其中复杂的手续,对一介草民,有谁会为你办理?

出乎我的意料,北京市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还真有一条“人性化”的规定:有正当理由长期在京逗留的下乡知青,如果有单位愿出面为其办理招生的相关手续,就可以在京报名参加高考。直至今天,谈及此事,我仍对当年北京市高招办的有关人员怀有深深的敬意。这一“人性化”的规定,在今天看来,极普通,极自然,可在三十年前,在冲出“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红色恐怖万岁”的阴霾刚刚迈出第一步的一九七七年,制定它需要勇气,执行它让人感到温暖。

我父亲的单位愿为我办理高考的相关手续,使我们一家都很感动。我也开始复习。数理化的教材是我姐夫给找的,政治、语文就靠自己收集材料了。刚刚结束“焚书坑儒”、“破四旧”的文革,相关的书不好找,也不像现在有很多辅导班。每日里,除了做饭买菜,给母亲喂药喂饭,洗尿布这些日常必做的事以外,抓紧点滴时间读书复习。

大约在十一月底,海淀区招办让一星期内交考生单位的政审材料。算算时间,通过邮政信件办理此事,时间上来不及。我父亲决定他自己拿着四机部办公厅的介绍信,亲自去黑龙江八五二农场办理此事。六十二岁的老人,到数千里之外的零下二、三十度气温的八五二农场去,这一路上要克服多少困难呀。父亲匆匆办好边防证,带上一个小马扎(火车上不一定有座位,更不用说卧铺了),就出发了。我则在家中,焦急地等待,心里没有底,不知他能不能顺利、按时回来。

终于拿到准考证了!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十一日,在海淀区育英学校,在高中毕业的十一年半以后,我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后重新恢复的第一届高考。

报名时,我谨慎地分析自己的不利条件,第一志愿报的是北京工业大学工业水处理专业,好像还报了无锡和郑州的粮食学院(因为我在八五二农场当过粮食保管员)。实际上,这样低的报考志愿我都没有获得的机会。我心里的底线是什么学校什么专业都行,只要能跳出八五二,最好能回家!

一九七八年,可能在一、二月份,有人收到录取通知书,大部分是年龄小的那些人,偶尔也有一两个老三届的人。我又在心里嘀咕起来:政审不行(还是要求红五类)?考的成绩不行(老高三的都不行,谁能行)?户口问题?“无产者最无畏”,已经在社会最底层了,还怕什么?只是心不平!

三月初,接到海淀区招办的传呼电话,让我去一趟区招办。是好事,还是坏事?总不会是通知我未录取或因户口问题不能录取吧?可是你们同意我在京参加高考的,我也没有隐瞒我是外地户口的事实啊!

到了区招办,已有几个同龄人在那里询问着什么。办事人员解释说,志愿学校招生名额已满,未被录取。北京市打算新建一个“北京师范学院分院”,征求你们的意见,是否愿意上。发给一封《北京师范学院分院招生征求考生志愿通知书》(此件我保存至今),如果愿意上此学校,要在三月六日前,将“志愿申请表”,交到海淀区高招办。拿着那封信,我急急忙忙往家赶,希望早一点让父亲和其他家人知道此事,分享喜悦!

没有北京户口是我的一块心病。收到北京市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签发的录取通知书后一两天,我去西城公安局户籍科询问如何办理户口进京,我这样的情况,户口落在家里还是落在学校。我从户籍科的墙上看到公安部有“中等以上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即是户口准迁证”的规定。“准迁证”,是下乡知青朝思暮想的东西啊!我还去了一趟白广路十八号北京师院分院。办公室的老师听了我的情况后不知如何回答,因为此处的前身是宣武师范,没遇到过外地户口的问题,让我第二天来听答复。

没想到第二天到那里,一盆凉水泼过来,让我透心凉:无法解决外地户口,录取你是错误的!还要收回我的录取通知书!我惊呆了。太不讲理了!报名、录取时你们都没说外地户口不行,我也没有隐瞒我是黑龙江户口的事实,怎么现在说不录取就不录取了?如果当初你们不让我在北京报名,我还可以回黑龙江参加高考,现在已无法补救了,凭什么让我承担后果?三十年后的今天,你可能不相信那样的事会发生,可是在三十年前,它就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很多人可能就得忍气吞声。我没有退路,我已在最底层,所以我要奋争!我说,准考证是北京市录取我的证据,我不能交还你们,我要拿着它去上访,应该有一个讲理的地方。

我在一位同学兼“荒友”俞**的陪同下,到北京市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上访。排队等了两三个小时以后,我把自己的遭遇叙述给一位老师,他要我留下准考证,明天来听他的回信儿。我想让他写个收条,人家说“你不相信我?我姓肖。”,我不敢再说什么了,但心里不服:这么不讲理的事都做出来了,我怎能谁都相信?我是一个“外地人”,很自然地把“北京人”当做一个整体看待。

一天后,得到回音:你尽快去黑龙江办户口。办不出户口我们就管不了了。对此结果,我基本满意。因为我知道原则:录取通知书就是准迁证。

我立即准备回黑龙江。到了八五二农场,文教股的干事说我在北京参加高考未得到农场的批准!我说请示过生产队的领导,再说我也没占黑龙江的名额!干事说我们可以不给你办手续。我赶快回到生产队,副指导员告诉我,他接到文教股的电话,生产队领导把责任揽过来了:说我请示过生产队领导,并得到批准,生产队不知道还得报到农场并需农场批准。那位干事说了,不为难个人。

我赶快办理各种手续,收拾行李。四月底,告别了流血流汗苦干了十来年的北大荒。一九七八年五月初,我坐在北京师院分院的教室里,开始了上大学的人生新阶段。此时的我,已年近三十一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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