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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岁月》(一—十)


作者:万润南


(一)赵大大

江苏铜山这个地方,人杰地灵。一九六四清华和我同班的就有三位。所以就称他们为“铜山三杰”。他们当中最可爱的是一位姓赵的同学,黑里透红的脸庞,一双明亮的黑眼睛总是充满了善意。当时有出著名的话剧叫《霓虹灯下的哨兵》,剧中有个“黑不溜秋”的赵大大,他就很自然地被叫做赵大大。因为我名字里有个“南”,所以成了“童阿男”。说实在,这还不算太委屈我们。可乐的是我在文艺社团同宿舍的两位:一位是物O的郑姓男生,大家就叫他“郑媛媛”;还有一位九字班的曲姓同学,东北人,黑而胖,却被叫成“曲曼丽”,那就有点委屈他们了。

三十多年不见了,总还记得他朴实可爱的样子。清华有个校友网,我偶尔也上去逛逛。发现他也常在网上出现。我就留了一个贴,跟他开玩笑:“嗨,我们还同台演过戏呐!”当然,我说的“演戏”,只是个比方。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人的一生就是一部连续剧。清华那几年,应当是人一生中难忘的岁月。赵大大的淳朴、善良,让我至今还想念他。人,都会有困难的时候。我也有过困难的时候,但我能感受到从他那里来的善意。也许,他并没有说什么,其实,也不需要说什么。

他很快就给我回了一个贴:“接着你‘人生舞台’的话题再谈一谈。任何人在‘人生舞台’上都会有所表演。我认为在‘演绎人生’这部戏剧中,作为舞台上的演员,你永远是受关注的主角,并不断演出诸多精彩的片段。我佩服你的记忆力。本人还有一个绰号,不知你是否还记得?……不过我对那个绰号还是接受的。随着疯狂年代的过去,有时回忆绰号的来历还挺有意思。”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还有一个绰号,叫“赵老机”。在那个年代,凡是对敌斗争不坚定的,就是机会主义分子。“老机”,就是老机会主义分子。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绰号,正说明他在那个疯狂年代并没有去紧跟,去说违心的话、去做违心的事。我想,这也是他人缘好,至今让人还想念他的一个原因。

刚到学校时,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件往事,是他们三位铜山老乡从家里带了一包煎饼。干得铁硬铁硬,甚至有点发霉了,他们还舍不得扔掉。每天晚上在宿舍里听他们解决煎饼的嘎崩声。让我这个“城里人”很受教育,一下子找到了同他们的思想差距。后来我在文革后期的学习班上再三“斗私批修”,始终也过不了关。当然,这是后话了。


(二)《蝶恋花》

我们班上本来有机会诞生一位超级巨星的,可惜生不逢时。她的名字很美,叫肖蝶,她的歌声更美。第一次在宿舍里听肖蝶唱歌,我的感觉是好像被雷电击中了。纯得像银子一般的嗓音,悠扬、抒情、漂亮。我尤其爱听她唱那首“蝶恋花”。苏州评弹的柔美、嫦娥的寂寞、吴刚的殷勤、人间伏虎的悲喜,肖蝶唱得如泣如诉,我们听得如痴如醉。听肖蝶唱歌的时候,我都不敢抬头看她,仿佛多看她一眼,就会亵渎了那么甜美的歌声。

可惜我们赶上了那个打打杀杀的时代。

后来我有机会接触一些港、台的歌唱明星,我心里都会感叹一句:她们哪里比得上我们班上的肖蝶啊。八九年我到美国,湾区的侨界请我吃饭,同桌的有梅艳芳。她是香港演艺界的大姐大。听她唱歌,说实话,我很失望。华丽的服装、浓妆艳抹,却掩盖不了歌声的单调和干涩,既没有肖蝶的甜美,更没有肖蝶的清纯。

在巴黎的时候,邓丽君请我们吃过饭。我喜欢邓丽君,在我的潜意识里,她有点像我们班上的肖蝶。邓丽君因为六、四屠杀而拒绝去大陆,让我们这些因为六、四而流亡出来的人对她更添了一份敬重。她是在眷村长大的,饭局上给我们讲了许多小时候在眷村的故事。她也来参加我们的聚会,还给我们唱了一首“小城故事多”。那时候的邓丽君,歌声还是那么甜美,但已经少了一些当年的清纯。

最近我看国内闹得轰轰烈烈的“超级女声”,真是大倒胃口。那个长得不男不女、唱得也不怎么样的第一名,居然还拥有成千上万的“玉米”。联想到我们班上的肖蝶,我心里很是不忿。我想我这一辈子还没当过什么人的FANS,要当的话就当“蝶迷”。我建议我们也成立一个“蝶迷会”,并推荐我们班上的老魏出任“蝶迷会”会长。推荐理由是老魏当年在香山英雄救过美,而且四十年了,还念念不忘。

哎,什么时候再能听到肖蝶的歌声啊?


(三)花样年华

前几天我上清华校友网,看到班上同学贴的两张照片。一张是青翠欲滴的新芽,一张是含苞欲放的花蕾。看了感慨良多,我们也有过这样的花样年华啊。就是在人生这样的阶段,我认识了苇。(我这里怕给人家添不必要的麻烦,故隐去了真名。)

第一次见苇,我这样解读她的名字:“你经常是伟大的”,其实我心里想说的是:“你经常是美丽的”。苇漂亮,善于展示自己的美,也懂得如何留住自己的美。在那个年代,就知道给自己拍一组照片,把自己的花样年华留一份永久的拷贝。这类现代女孩子才玩的一套,苇那时候就懂。而我,也有幸成为她的专任摄影师。

北京的秋天,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那时候的蓝天白云,就像我们逝去的花样年华,再也无法寻回来了。我们的摄影之旅,就在这秋高气爽中从西校门开始。西校门是我们那个年代最像样的校门,大理石的方方正正的大门,上方嵌了“清华大学”四个大字。学校迎新的车队就是从西校门开进来的。可以说,这里是我们清华岁月的起点。后来到二号楼,梁思诚大屋顶建筑风格的杰作;到大礼堂,罗马式的圆拱和每一块砖,据说都是从美国运来的,支付的是“庚子赔款”;到二校门,清朝皇家园林的遗迹,后来在文革中历尽沧桑;在这几个“封、资、修”的典型建筑前面,她摆出各种POSE,或玉树临风、或婷婷玉立,我想专业模特也不过如此。

当我们转到图书馆前时,发生了一幕我终身难忘的场景。一位高年级的女生走过来,可能是苇在代表队的学姐,她笑嘻嘻的朝我瞟了一眼,然后对她说:“来,我给你们俩照一张”。我心里一阵慌乱,紧张地准备听从召唤。只见她娇嗔地推了一下学姐,但当面对我时,不,是面对镜头时,已是一脸严肃。我不得不从慌乱中平静下来。

前几天,一位在巴黎熟识的四川女孩来湾区看我,说要在我公司前面留个影,于是我照办。她说还要同我合个影。我略为有点犹豫,她就一下子把我拉过来,紧紧地挎着我的胳膊,小鸟依人地贴着我,把脑袋往我肩膀上一歪。这时候,闪光灯亮了……

那一刹那,我脑海中又浮现出当年学校图书馆前的场景。


(四)婚配概率

介绍了我班女同学中唱得最美的和长得最漂亮的,今天再介绍两位:最能干的和最聪明的。

最能干的叫崔佑民。文革后期我们去门头沟清水涧劳动,她是我们的班长。在那个年代,她属于天生的领袖人才。首先,她的生日是12月26日。因为时差的关系,那一天在西方是12月25日——圣诞节,也就是说,历史上的这一天先后诞生了三位人物:耶稣基督、毛泽东、还有崔佑民。其次,我记得她脸上也有一颗痦子。相书上说,人有异相者贵。如果这颗痦子长在下巴中央,那就贵不可言了。再看她的名字,“佑民”对“泽东”,对得多工整。虽说我的名字“润南”同他们也有一对,可惜我早生了两天,而且脸上也没有痦子,所以只好出局。

最聪明的是张绮荔。我记得她的学号是640031,恰好排在我的前面。64是我们的入学年份,清华土建系那年从上海招了29个人,学号从640031排到640059;在同一地区学号是按高考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列的。也就是说,张绮荔是那年从上海考到我们系的女状元。清华那时候实行因材施教,数学和外语两科她都在提高班上。

我们班上后来成就了两对夫妻,就是以她们俩为主。

我的一位作家朋友,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婚配概率》。大意是说:大部分中国男人多少有点大男子主义。所以找对象的时候,眼光会下意识地向下俯视。如果把男、女各分成上、中、下三等,那么上等男人就会找中等女人;中等男人就会找下等女人。最后上等女人和下等男人便没有出处。前者往往会成为“第三者”;后者有办法的便会去红灯区;没办法的就会倾向性犯罪。这都应当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课题。

我发现也有例外,就是上等女人找了上等男人,一般都是非常幸福的结合。但这需要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女方要主动。因为男方一般有上述的心理障碍。俗话说:“女求男,易如捅破一层窗户纸;男求女,难如推倒一座山”。但在我们那个年代,敢于采取主动的女生实在凤毛麟角,她们一般都非常出类拔萃,或者有杰出的领导才能,如崔佑民;或者是绝顶聪明,如张绮荔。

前几天在清华校友网上看到她们贴了一些全家的生活照。其乐融融、感同身受。尤其是张的夫婿在井冈山的留影,一派神闲气定的富态,同我记忆中的那个在有点雀斑的鼻梁上架付眼镜的小男生相比,几乎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这一切显然要归功于张绮荔的调理。我不由得暗自感叹:怎么没有第三个出类拔萃之辈,也来捅一下我的窗户纸啊?如有这样的机会,我的一生也许会是另外一种精彩。

机会这种东西,可遇而不可求。还是认命吧。

我的窗户纸,最后还是让人捅了一下。


(五)谁捅了我的窗户纸?

美国有个畅销书作家,斯宾塞.约翰逊,写过一篇非常有哲理的寓言:《谁动了我的奶酪?》。中国一位名导演的前妻、也算是大家闺秀,写了一篇《谁睡了我的男人?》。我没有前者的深刻、也没有后者的粗俗,所以就写这篇《谁捅了我的窗户纸?》。

我不喜欢悬念,所以先告诉你们答案:是王前。

我在文艺社时,负责《新清华》文艺副刊的编辑。编辑组有十位秀才,笔头都很来得,其中只有一位女生,叫付烈。她是自九的,和刘涛同班,也同宿舍。有一天我去她们宿舍找付烈借书看,恰好她们下课回来。仿佛众星捧月一般,刘涛在同班女生簇拥下迎面而来,那份雍容华贵、那种仪态万方,绝对是清华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看呆了,那傻样,就像蛤蟆仰头看到了天鹅。当年楚霸王见到始皇帝的车辇,很有出息地说一句:“大丈夫不当如是耶?”我却只会很没出息地咽口水。

后来文革了,刘涛家里倒了霉,就搬到她生母王前家住。付烈和刘涛算是闺中密友,和我则有姐弟之情,似乎不确切,这样比方吧:我们一起读狄更斯的《大卫.考伯菲尔》,她说我是那个考伯菲尔,而她要做安尼丝,是我的“吉神”。有一天,我的“吉神”向我通报:她打算不理刘涛了。我问为什么?她说班上同学都不理刘涛了,她再保持联系,压力太大。我说不可以。她问为什么?于是我说出一番道理来:“其他同学不理刘涛,对她没有太大的伤害;你要不理她,对她将是极大的伤害,因为你们原来是朋友。朋友就是要在患难时见真情。”

这傻丫头,一不小心把这话告诉了王前,后来她也为此后悔不已。那时候,付烈常去王前家,主要还是为了帮我借书。王前家有许多内部书,我读了一本又一本,仿佛掘到了金矿。有一天,王前问道:“小付啊,你老往我们这里跑,不怕别人说你同我们划不清界线吗?”小付老实回答:“我也怕过,后来一个同学对我说……”

王前非要小付带我去见她。付烈犹豫再三,才告诉我来龙去脉,还暗示我最好别去。我说没什么,而且很高兴能直接去借书了。王前家在社会主义学院(好像是在魏公村和白石桥之间)。当年,我那小样还说得过去,谈吐也不俗。王前见了,满意之情溢于言表,对我热情得不得了。有一次很晚了,还不让走,终于碰上了学院保卫处来查户口。

王前当时的丈夫是聂真,大名鼎鼎的北大聂元梓的哥哥。妹妹是大造反派,哥哥却是大黑帮,那时候已被专政在外。黑帮家里来了生客,那还得了。于是被扫地出门。很晚了,回学校已不可能。刘涛就陪我一起在漫天黑夜里寻找栖身之所。后来在西直门火车站的候车室,我们度过了第一个“良宵”。

我再去王前家的时候,她先道歉,说有件事没有先征求我的意见,她已经做了。王前给学校领导,当时的工宣队,写了一封信,宣布我是刘涛的男朋友。

我的那层窗户纸,就这样让王前给捅破了。


(六)偏向绝处飞

窗户纸让王前这么一捅,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要说让人“跌破眼镜”,那时清华园里应该满地都是眼镜碎片才对。我却不得不面对如山的压力。

首先,我必须解释清楚为什么要找最大走资派的女儿?应对稍有不当,我便可能被置于万劫不复的绝境。我冷静地评估了一下局势,认为最恰当的应对是披上灰色外衣,作消极状。我从《红楼梦》里挑了一首《好了歌》,来做自己灵魂深处的挡箭牌。但党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哪里混得过去。一次又一次斗私批修、触及灵魂,都过不了关。我则死守《好了歌》的底线,不敢后退半步,因为退一丁点,就会是万丈深渊。就这样一直僵持到毕业分配。

想知道我当时的灵魂深处吗?我从来就不相信刘头上的那三顶帽子。我读过《斯大林时代》,序言里有这么一段:布哈林等被斯大林处决的反党分子后来都平反了。平反的理由就是当年安在他们头上的那些罪名,因为那些罪名太荒谬了。(全凭记忆,所以不加引号)当时我对刘涛和她的弟弟、妹妹说:“不会超过二十年,你们父亲的问题肯定能平反”。这多少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安慰,但更多的是对我说法的怀疑。

我的那些异与常人的判断,大部分来源于读书。我读马恩列、毛泽东、鲁迅,也读《史记》、《通鉴》、诸子百家;读《红楼》、《老残》、巴金、曹禺,也读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雨果、巴尔扎克、狄更斯、司汤达、欧.亨利。在王前家里,更可以读到当时所谓的内部书:《第三帝国的兴亡》、尼克松的《六次危机》,还有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我还发现了延安时期出版的《毛选》,一下子就看出新版时动了哪些手脚。还有《曾文正公全集》,还有上百本的《文史资料》……我读书的速度极快。有人读书是逐字扫描,那叫精读;有人是逐行扫描,那是通读;我是逐页扫描,这是古人所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其实一本书里精彩的亮点,就那么几处。书读多了,这些亮点就会自己跳出来。我看隔壁班级的网页上正在玩3D画,我眼睛一眯就能看到海豚亮亮堂堂地跳出来,那都是读书炼出来的本事。

友谊宾馆前本来有一块三角地,大约在王前家和学校的中点,那是我和刘涛初次相约的地方,后来我们常在此处交换我要读的书。刘涛的女红极佳,她会把我尼龙袜上的破洞织补得天衣无缝,还给我织了一件明黄色的线衫,算是赏了我一件“黄马褂”。周末,我就去王前家,她会用黄油烤馒头片招待我。那个年代,居然还有黄油!这些点点滴滴的温馨,多少缓解了我所承受的压力。

王前十七岁嫁给刘少奇,十八岁生刘涛,所以当年也就四十出头。她年轻时一定极漂亮,那个年代,还一头乌黑的长发,皮肤白皙如玉,精巧的鼻子稍有一点鹰钩。她待我极好,还迫不及待地安排我们生米煮成熟饭。本来是天鹅折翅,现在倒害怕起癞蛤蟆长翅膀飞了。唉,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她和刘涛还喜欢写点小诗、联首绝句什么的。我不太懂平仄、韵律之类的规范,但偶尔出手,倒也让她们不得不刮目相看。我填过一首词,“偏向绝处飞”,调寄《冰调歌头》,这是我自创的曲牌,因为比《水调歌头》多两个字,故名。

昨怨鹊桥短,今恨银河遥。
寒夜漫天雾绕,初会三角岛。
同是混世先知鸟,比翼何必曾同巢,双飞上九霄。
偏向绝处飞,心比天还高。

相聚欢,别离恨,虎狼嚎。
狠心相逼,一腔怒火冲天烧。
痴情两相依偎,无语泪湿双襟,驿站度良宵。
谁言冬夜长,神鸟啼破晓。


(七)疯狂年代的荒诞故事

现在的年轻人,大概无法理解我当时所受的压力。那是个疯狂年代,充塞了诸如此类的荒诞故事:一个人随便在一张废报纸上打一个叉,让人拿起来对着阳光一照,背面恰好是领袖像,立即就会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抓起来,先批斗一番,然后交群众专政;阎连科的中篇小说《为人民服务》里,打碎了一尊毛的石膏像,那就是天大的政治事件。阎先生却把荒诞演绎成男欢女爱的荒唐,那是在痛定之后,对疯狂年代的嘲讽和调侃了。

而在我所处的那个疯狂年代,在荒诞的后面是恐怖。和最大的走资派攀亲,最起码是政治上划不清界线,更可能是包藏祸心。如果我那首小词爆了光,那就死定了。什么“混世”、“冬夜长”,那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污蔑!什么“虎狼嚎”、“狠心相逼”,那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丑化和诋毁!什么“偏向绝处飞”、“心比天还高”,更是自绝于人民、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反革命宣言!

当时我把所有的留有文字的东西:日记、书信、手稿……统统烧掉了,不留一星半点残渣余孽。虽然这帮我练成了一付好记性,但现在老年痴呆了,没有片纸只字可供参考,写起东西来就分外吃力。当时我绝不是惊慌失措,血淋淋的教训就在身边。我们系一位青年讲师,因为老婆的一封同朋友聊家常的信,就被打成了苏修特务。

刘老师当年也算是出类拔萃的青年才俊,曾被选派到苏联留学,拿了学位、娶了苏联姑娘丽达,一同回到清华教书。育有非常可爱的一子一女,如果不是文革,他们一家的生活幸福得就像涂了蜜。文革来了,老婆是苏联人,那就可能是苏修特务。当时人们的思维方式就这样直截了当、简单明了。于是就被隔离起来办学习班,这有点儿像现在的“双规”。莫须有事,刘老师自然不会承认。于是就抄家,发现丽达和中山大学一位当年一起嫁到中国的同学有通信。于是内查外调到了广州,请那边帮了抄家,发现了丽达的一封信。非常普通的一封家常信,女人之间的私房话:如何相夫、如何教子。还交换点如何让丈夫听话的心得:适时地发点小脾气、床绨间使点小花招,让夫君乖乖的就范。专案组的人如获至宝。

下面的故事就十分丑恶、甚至是十分下流了。专案组把这封信掐头去尾,把丽达讲御夫经验的那一段拿给刘老师看:谎称这是丽达给她的KGB上司的述职报告,当时是如何把你拉下水的。丽达已经彻底交待了,苏修特务一案,已是铁证如山。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刘老师懵了,确确实实是老婆的笔迹、确确实实是夫妻间的那些不为人知的琐事,难道……

精神崩溃的结果,是竹筒倒豆子。刘老师开始怀疑老婆的一切。杯弓尚且能蛇影,更何况老婆还常去苏联驻华使馆参加Party。于是蛛丝马迹,成了苏修特务的铁案。专案组立了大功,其代价是刘老师一家的妻离子散。丽达被驱逐出境,带走了两个孩子。伤心欲绝的妻子临别时坚持要见丈夫。不让见就是不让见,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

我知道,这个故事同那个年代千千万万的悲惨故事相比,太不足道了。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我身边、也因为我的处境,所以就格外记得。后来见到解除隔离后的刘老师,那种颓唐和落寞,看了都让人心痛。那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刘老师一家破镜重圆没有?我在大洋彼岸,只有默默的祝福了。


(八)屁声像山炮那么响

前些天,“铜山三杰”之一的张祥林在清华校友网上发表了一首小诗《重游清华园》,文情并茂,相当有水准。我纳闷他当年为什么没有参加文艺社的诗歌组。他的诗,让我想起了另一首诗和另一个人。那首诗是《清华园之夜》,诗的作者是边国政。当年我在校刊《新清华》上主编《清华文艺》副刊,我个人认为在发表过的所有文章中,那首长诗是最出色的。边国政是水O三的,上大课时和我们在一起。有一天,他在大课开讲前选了我旁边的位子坐下,很谦虚地递给我一叠稿纸,轻轻地咕哝了一句:“写了点小东西……”。我匆匆把它们塞进书包,因为老师在前面已经开讲了。

课余,我翻开稿子一读,立即被深深吸引了。语言的优美、流畅;意境的廓大、健康,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难得的杰作。我知道我觅到宝贝了。立马就去找负责《新清华》编辑的孙敦恒老师。孙老师和夫人小张,都是罗征启的助手。(我这里插播一段:我刚在网上发《清华岁月》,有一位叫“一得”的网友就加了一个贴:“别忘了向你的罗老师请安”。他说的罗老师,就是指罗征启。看来“一得”很知道点我的情况。罗征启是对我一生都有重要影响的老师,也是共患难的生死之交。我的三部曲《清华岁月》、《四通故事》、《流亡生涯》里,许多篇章都会同他有关。这里先简复“一得”网友,其余且待我慢慢道来。)

孙敦恒老师的性格正如他的名字,为人敦厚、处事不温不火,是清华园里难得的好人。隔了一期,文章没有发,我急忙问孙老师为什么。老孙犹豫地说:“是不是太长了?”在我看来,边国政的诗字字珠玑,一个字都不应当删。但为了发表,我还是向边转达了孙的意思。边国政很痛快,立即动手压缩了几乎一半,反倒是我在旁边心疼得直跳脚。又隔了一期,文章还没有发。我跟老孙急了。孙老师这回不紧不慢地说:“能不能让他用一个笔名发表?”我觉得好没道理,但还是向边传达了孙的意思。为了缓和气氛,我用商量的口气对他说:“……比方说,叫‘边策’?”他好像很欣赏这个提议,就痛快地答应了。

边国政是东北辽宁铁岭人,身材魁梧,肌肉发达,大脑更发达。有棱有角的方脸,架一付有棱有角的方眼镜。有东北人的痛快和粗旷,又有诗人的敏感和细腻。光看外表,很难想象那些优美的诗句就是从这颗硕大的脑袋里流淌出来的。后来我在比利时鲁文大学广场同朋友喝啤酒,看到旁边有一座著名的雕像,一个上面打开了脑袋的青铜人,高举起啤酒杯往自己的脑袋里源源不断地灌啤酒,题名曰:“智慧从啤酒杯里流出来”。我当时就联想到边国政,“诗句从方脑袋里流出来”。

《清华园之夜》在《新清华》上用“边策”的笔名发表了,好评如潮。在我的竭力推荐下,边国政也调到文艺社团成为集中队员,和我同住一个宿舍,成为朝夕相处的朋友。后来在文革当中,我才了解到当时要边国政用笔名发表文章的秘辛。

老边的家乡,辽宁省教育厅曾发过一个文件,批评清华在招生工作中只重业务,不注意政治质量,举的例子就是边国政。文件中直斥边是反动学生。理由嘛,仅仅是因为一封信。我们初到清华,在大礼堂召开迎新会,校领导同新生见面讲话。就是在这次迎新会上,蒋南翔校长说:清华培养的学生,要在二十年后的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骨干作用。我们这些头脑简单的莘莘学子,听得热血沸腾。边国政对这一场景却有另类的描述,他把他的另类观察写信给他的中学同学。被他认为是朋友的中学同学,却把告发他作为自己晋升的台阶。于是就有了辽宁省的文件。

其实,边国政的信写得相当精彩。他是这样描述校领导走上主席台时的场景:“……这时候,全场奏起了军乐,校领导鱼贯而入,一个个肥头大耳,俨然中央首长一般。校领导就座之后,乐队停止了奏乐。全场鸦雀无声,安静得哪怕是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可以听得见。这时候我真想放一个屁,听听有没有山炮那么响!”

如此文才、如此叛逆,壮哉边国政!清华果然能汇集天下英才。有如此学友,不枉我此生清华走一遭也。离开清华之后,边国政果然成为有成就的诗人。十五年后,他写了《对一座大山的询问》,获得当年优秀新诗创作奖。

网上各位朋友,如能找到当年的《清华园之夜》和《对一座大山的询问》,请把它们贴在网上,我这里就先谢过了。


(九)老海归的生命空白

这年头,海归是一种时髦。我的儿子万方,也髦得合时,回北京当海归了。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个老海归的故事。不,这个题目太大了,是讲他生命中不见经传的空白期中的一个片段。而我,在他生命的空白期,和他朝夕相处过一年多。

陶葆楷先生,三十年代的海归,中国创立市政和环境工程教育的开山鼻祖,清华当年的一级教授,土建系的主任。如果他今天还在,恰好一百岁了。下面是官方资料上关于他的简历:

1906年生于江苏省无锡市。
1926年毕业于清华学堂。
1929年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土木工程学士学位。
1930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获卫生工程硕士学位。
1930-1931年在德国柏林理工大学进行研究工作。
1931-1936年 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
1936-1938年 任南京卫生署高级工程师兼公共卫生工程研究班教务主任。
1938-1940年任昆明西南联大土木系教授。
1940-1946年任昆明西南联大教授兼土木系主任。
1946-1948年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土木系主任并代理工学院院长。
1948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进行访问研究半年,任台湾大学土木系教授。
1949-1950年任广州岭南大学教授。
1950-1952年任北京大学工学院土木系教授,兼任卫生工程系主任。
1952-1954年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给水排水教研室主任。
1954-1956年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土木系副主任。
1957-1959年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兼系主任。
1960-1966年任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教授兼系主任。

1981-1983年任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研究所所长。
1992年2月16日逝世于北京。

请注意,一九六六—一九八O这十四年,是他生命中的空白,或者说,是官方职务的空白。为什么是空白?众所周知的原因,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今年是文革四十周年祭,也是先生的百年祭。要跟现在的年轻人讲清楚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大革文化的命。吹响文革第一声号角的,是《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中首提“破四旧”,就是要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谁是牛鬼蛇神?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是反动学术权威。根据陶先生的资历,自然算不折不扣的反动学术权威,属于被横扫之列。当年是如何批斗陶先生的,我已经说不清楚了。一是因为当时我在文艺社团,不在系里参加运动;二是文革一开始,我就被革命群众归类为“小爬虫”,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机会。

是在文革后期,工宣队进校之后,才使我这个“小爬虫”和“老反动权威”有了朝夕相处的机会。我们专业的学生、老师、干部、实验员,被集中在给排水实验室办学习班,一天早、中、晚三个单位的时间在一起关起门来斗私批修。根据老毛的宏论:“知识越多越反动”,所以最没有文化的工人是领导阶级;次没有文化的实验员是学习班的各级领导。陶先生是最有知识的,所以最反动;我同最大的走资派有瓜葛,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属需要触及灵魂的重点批斗对象。学习班上每天要早请示、晚汇报。那是一种很正规的宗教仪式,要全体起立,右手举起红宝书,夸张一点的,还要用左手按着自己的胸膛,嘴里念念有词。这一段经历贻患无穷。后来我到了西方,始终不能得到神的庇护,就是因为到了类似场合,我就会毛骨悚然,把心里刚萌发出来的一点感恩心,吓到爪洼国里去了。

在这种场合,有时候我会悄悄地用眼角扫描周围的各式人等。用左手按着胸膛的,大多属于比较不要脸的,但陶先生从来不。他在我们学习班上最年长,站得却比许多年轻人还要直。陶先生是江苏无锡人,却长了那种广东人才有的前额。往后梳的已经花白的稀发,更显出额头的开阔。宽边的浅色眼镜,挺直的鼻子,有棱有角的嘴,宽而长的下巴,壮硕的身材完全没有江南人的纤细。后来在网上看到先生的雕像,形神兼具,是个好作品。在别人念念有词的时候,陶先生从来都是紧抿着嘴,厚镜片下那双深邃的眼,仿佛看着尘世以外的地方。他在琢磨些什么呢?也许,他正在琢磨如何提出适合国情的雨量计算公式?一九七五年,陶先生的这一科研成果被用于我国给排水设计的规范。七五年,正处在先生官方职务的空白期。职务空白了,但先生对事业的求索并没有空白,对科研和教学的奉献并没有空白。

给排水和公共卫生环境工程,实际得无法做意识形态的文章。对先生的批判,就沦为对人格的诋毁:陶葆楷,你这个反革命两面派!我们这里铁证如山!所谓铁证,说的是陶先生自己抽烟,也给实验员递烟。先生身上常揣着两包烟,便宜一点的劳动牌放在外衣口袋里,贵一点的大前门放在内衣口袋里。给人递烟的时候,从外边掏;自己抽烟时,往里边摸。这种小技巧,怎么能瞒得过革命群众雪亮的眼睛?于是就成了大批判的素材。

像这类荒谬的大批判,后来我还遇到过一例。摘帽右派李工,有三个孩子,老大李麦,老二李稻,老三小名豆豆。文革中被揪出来批斗,一位老工人对他的批判义正词严:“李ⅩⅩ,你满脑袋资产阶级臭思想,给孩子取名都是大米、白面,都是……细粮。”李工很有点幽默感,抬起被强按着的头,反驳了一句:“我们家老三叫豆豆,大豆可是粗粮。”全场粲然。

今天来说这些荒唐事,已有隔世之感。新海归们,又络绎于途了。希望他们一路走好,不会再遇到当年的荒唐,不会再有生命的空白。


(十)蒯大富和胖老头

蒯大富在清华文革中可是大大有名的人物。“蒯司令”的名头,在当年可说是“如雷贯耳”。在他“响当当”之前,我就认识他,还同他打过交道。

蒯大富是化九的学生,也是校广播台的编辑。我们一起参加过一次座谈会。主题是批“三家村”,这是文革这场大戏的序幕。“三家村”,本来是晚清小说《何典》中一个虚构的村庄名。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在北京市有点名头的人物,从一九六一年起在他们自己掌控的刊物《前线》上,开了一个“三家村”专栏,轮流发表了六十多篇文章。用谈天说地、摆龙门阵的形式,对老毛造成大饥荒的错误竭尽借古讽今、指桑骂槐之能事。我记忆其中有一篇“白开水最好喝”,讽喻老百姓穷得只能喝大锅清水汤;还有一篇“专治健忘症”,讽刺老毛忘了自己说过的大话,要用狗血淋头才能使之清醒。毛是何等人物,岂能看不懂这三人的春秋笔法,弯弯绕还能绕得过他?要收拾刘少奇,必须扳倒北京市委这个独立王国。先收拾了彭真门下这些“小爬虫”,出出心中隐忍了多年的这口恶气。所以未及文革正式开场,就先拿他们祭刀。

我们当时虽然闹不明白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但也闻到了一点味道。老蒯和我各写过一篇批“三家村”的文章,所以一同去参加座谈。《新清华》上要发会上的发言纪要,其中有蒯大富的一小段,我拿了校样找他核准。他非常认真,把这一小段扩充成一大段,看来他相当重视此类出头露面的机会。当时我有点看不惯他的那种“臭显”。也许,正是这种性格,所以他才能成为大造反派。

在我记忆当中,蒯大富之所以反工作组,纯属偶然。他原来是对工作组的光美同志无限信任和崇拜,希望有机会向她直接汇报工作。工作组随便派了一位女同志接待他。王光美当年也算是公众人物,许多人都看过刘少奇访问印尼的记录片,其中王光美的优雅风度倾倒了一大片,也让另一个女人妒忌得抓狂。老蒯这个土老帽显然没看过这个记录片,才会把随便一个什么女人当成王光美,絮絮叨叨、推心置腹地汇报了一大通。后来发现表错了情,一种受欺骗的感觉让他恼羞成怒,认定这是工作组的大阴谋,于是就反起了工作组。这一路反下来,又得到那个抓狂女人的利用和支持,就这样成了蒯司令。他们后来的一个合作项目,就是在清华园揪斗王光美。

工作组对蒯大富排山倒海的批判,则是把这小子太当回事了。老蒯当时的抗压能力和伶牙俐齿,确实也让我们佩服。我亲历过老蒯和一个胖老头辩论的场面。记得是一九六六年六月的骄阳下,我在大礼堂前的大字报区转悠。见到一堆人围在一起,伸头一看,见老蒯正吐沫横飞地与一个胖老头辩论。

“你叫什么名字?”胖老头气势凌人。

“蒯大富”,老蒯可不怯场。

“瞧你这个名字,就是资本主义的!什么大富……”胖老头先声夺人。

“不!我这个名字是社会主义的。”蒯大富理直气壮。

“?”老头瞪眼。

“资本主义是小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大富!”老蒯得理不让人。

“好!”观众中有人起哄。

“你认为自己是左派?”胖老头反守为攻。

“这我不能自封。”蒯大富谦虚了一下。

“革命者要勇于承认自己是左派。”胖老头开始设套。

“那我就是左派。”老蒯当仁不让。

“希望你不要做左派中的左派,左过头了,就成了右派。极左和极右是相通的。”老头这句话算有点哲理。说这句话时,他用双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圈,左手划到最高点,就和划到最高点的右手碰上了,还挺形象。

……

“你叫什么名字?”老蒯要老头留下姓名。

“不能告诉你,你以后会知道的。”胖老头耍赖。

后来大家都知道了,那个胖老头是薄一波,共产党里的千年老狐狸、白毛老妖怪。当年把阎锡山哄得团团转;后来出面把胡耀邦撵下台;临死前把儿子扶上马。

后来蒯大富得了女儿,据说取名蒯小穷。

我同蒯大富后来也有一点瓜葛。他的跟班、人称蒯秘,后来当了我的跟班,自称“老贼”的段永基,把四通的家业败得一塌糊涂。有人说是他的名字就注定了要断送四通永远的基业。老毛就懂得身边要安一个“东兴”。老蒯和我在这一点上,就嫩得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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