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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杂忆(1951-1955)


作者:周志德


1951年夏,我考入清华大学。对大学四年的生活,我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50多年过去了,虽然记忆里大学生活的细节已经模糊,但却经常有一些挥之不去的事情清晰地浮现在眼前。现在把它们写下来,虽然许多细节已经记不清楚了,但写下来的都是事实,没有一点虚构。

1 入学

1951年夏,我从北京师大附中毕业,经过全国统考,考进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同时录取的土木系新生有150人之多(当时也算是扩招吧),其中北京和上海的新生各占三分之一,其它三分之一属于天津等地,河南省只有四位新生(李少甫,范崇仁,崔季栾,熊敦士,没有查找任何资料,不知记忆是否完全准确),有些省没有新生。当时一些大报将全国录取的新生名单全部登载,很容易就可以找到想要找的考生。

8月下旬的某一天,按照录取通知书的规定,清华在北京的新生都到骑河楼清华同学会集中,由学校派车将我们接到学校。我自己带着一个铺盖卷和一个小箱子,从西单坐三轮车去报到。到了那里已经有不少人等在那里了,不记得有学生家长送行。当时见到师大附中的一些同学,以及唐友一(土木系)和林连清(机械系),我与他们两位虽不熟悉,却因为足球而知道对方。没有料到,在大学的四年里我们成为清华足球队的队友。

2 住宿

进入学校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住宿。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大一男生全部安排在后体育馆住宿。要知道,全部大一男生有几百人之多。在日本占领时期,日本兵在后体育馆养马,把木地板彻底破坏了。抗战胜利以后,清华回到北京,无钱恢复木地板,就用水泥铺砌了地面。我们进到后体育馆,看到了摆放有序的一行行的双层木床,我们几个从同一中学来的同学就找了一个靠边的位置安顿下来。这时外地的新生还没到京,只有北京的百把名新生,后体育馆内还算安静。过了没几天,外地新生陆续入住,后体育馆里就变得热闹非凡了。特别是上海来的新生,他们比较活跃,又相互熟悉,在体育馆里打篮球(后体育馆设置了三个篮球场),拉胡琴,旁若无人。

过了几个月,我们土木系的新生被安排住进二院。那是一排排平房,听说有些房间原来是作教室之用。房间的大小不等,最小的只能住八个人(当然是双层床),最大的一间能住四五十人。房间是如何安排的已记不清楚。我被安排在十人一间的房间,同屋有北京的吴中,郝石心,上海的张受天,其他的已不记得了。虽然住的条件不好,却有工友每天给打开水,扫房间。厕所是很大的公用卫生间,只有蹲坑,没有坐便器。当时有两件关于如厕的轶闻。有几位从印尼回来的华侨同学,常常拎着小桶如厕。开始我们有些人不明究竟,时间长了才知道他们还保持原来的习惯,用水洗。另一位是我的足球队队友唐友一,每次解大手,他一定要到图书馆的厕所。原来他从小在家里习惯于坐便器,不习惯蹲坑,图书馆的厕所有坐便器,他就舍近求远了。但是,不出半年,他们就都习惯于新的环境了。

在这段特殊临时性的住宿期间,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周培原先生在大礼堂召开了大一新生全体大会,说明因为招生过多,超过了学校宿舍的容量,使新生的住宿问题一直没能很好解决,向全体新生表示歉意, 并介绍了学校正在加紧建设新的学生宿舍的情况。到了大一寒假后,新的诚斋,立斋和强斋同时落成。大一新生悉数搬进新的宿舍,八个人一间,双层床。据说,马约翰先生为了学生的健康曾反对八个人住一间(老的宿舍都是四人一间),囿于现实条件,谁也无力改变现状。土木系一年级的男生都住进诚斋,我与吴建銧,唐友一,郝石心,吴宗盛,吕植民等人住二楼的一间,同一层还有航空系的同学。二年级时调整了系,宿舍也做了相应的调整。我们水利系二年级的学生仍住在诚斋。三年级时又做了宿舍调整,水利系搬到明斋,这是老宿舍楼,四人一间,双层床,我与周泰斗,陈启美,吴宗盛同住一间,直到毕业。在大学四年,我与吴做了三年半的室友,很难得。

清华园内草木茂密,还有小河,池塘,夏秋之际,蚊虫很多。学生没有蚊帐,不胜其扰。为了消灭蚊子,在夏秋时节,校方号召并组织学生灭蚊。教给我们的方法很特别, 将肥皂水涂抹在自己脸盆的内侧,用它到草地上去“粘”蚊子。我们常到体育馆南面的小河边去灭蚊,将脸盆顺草地表面轻轻一刮,果然有不少蚊子粘附在脸盆内面,每次都有收获。

刚到清华园不久就有一件终身难忘的事:每天的升降国旗仪式。当时每天在体育馆二层的平台(大操场的主席台)上举行升降国旗仪式,有两名小号手吹奏军乐曲为升降旗伴奏,要求所有能看到国旗的人都要停止其它活动并向国旗行注目礼。早晨升旗时,操场附近的人不多,印象不深。下午降旗正是学生的体育锻炼时间,只听军号声一响,操场上所有正在作各种锻炼的学生(常有几百人)立刻停下体育活动,面朝主席台立正,向国旗行注目礼。这是清华园内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有时校外来的客人正巧赶上降旗,他们不明就理,仍然继续活动,旁边的学生就会轻轻告诉他(她)如何如何,客人也就欣然从命,一起向国旗行注目礼了。

3.膳食

大一时的食堂是由学生会管理的,伙食分为五等:甲,乙,丙,丁,戊。每等的价格及主付食都不同。每月的伙食费从七万五千元(旧币,相当于现在的七元五角)(乙等)到十万元(戊等)。主食有的以大米为主,有的以面食为主,其中又分为细粮多的或粗粮多的。每个学生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当时是自费)及饮食习惯任意选择,而且在每个月末可以更改。大食堂根据伙食的种类分别布置,八个人一桌,但人员并不固定,自由组合。一般都是熟人尽量凑在一桌。主食不限量,副食一般是四菜(两荤两素),开饭前已放在桌上,由先到的人将菜均分为八份。为了显示公正,分菜的人总是等到拿最后一份。汤是所谓的高汤,当然不限量。食堂里没有座位,所有的人都站着吃饭。到了二年级,国家决定所有大学生的伙食费由国家负担,这个决定持续了三年,我在大学就有三年吃饭不要钱。这样一来,伙食标准也就只有一种了,每人每月十二万五千元。到了三年级,蒋南翔入主清华任校长,他很重视体育活动,对校运动队也很关心,其中一个具体措施就是提高运动队的伙食标准,午饭和晚饭在原有的伙食标准上增加一个荤菜。这样所有运动队就集中在一个食堂就餐。我是校足球队的成员,吃了两年的运动员伙食。

食堂的伙食常年无大变化,主食更是经久不变。只有遇到特殊的节日,才会有点不同,如除夕夜有牛肉粥供应。最难忘的是1953年“七一“,食堂为了庆祝党的生日,特地准备了打卤面,这一下不得了了,面桶被男同学围得水泄不通,最里层的人虽已盛好了面条,却无法出来,秩序一片混乱。记得当时从里面挤出来一位高大的男同学(建筑系55级的),身上挂了不少面条,狼狈不堪。从那次之后,食堂再不提供过面条了。

4 交通

清华地处北京西郊,1951年我们入学时,没有一条正式的公路,更没有一条公共汽车线经过清华。唯一一条距清华较近的公共汽车路线是由西直门到颐和园的,它经停北大西门,从那里有一条长约一公里的窄水泥路通向清华西门。当时清华南门外还很荒凉,没有公路通向城里。1952年以后,八大学院相继成立,由新街口豁口经八大学院,清华南门,清华西门,到颐和园的公路才开通,并有公共汽车行驶。这样清华进城的公共交通问题才有所缓解。(1947年初中春假时,我们几个同学应同班何小艇之邀到清华去玩,住在他在清华大学的家里。当时清华西门有农民牵着毛驴等待乘客,可以送到北大西门或颐和园)。

为了方便群众进城,学校雇用私营的宝隆车行开辟校车(收费),从二校门到东华门,中间经停西单(新华书店门前)。每天定点开行(这个校车直到1957年后才停驶)。平时并不算拥挤,但在周末和节假日乘客很多。有一次校车出了大事故。某一天下午,一辆校车从东华门出发,车內挤满了人,汽车在景山前街附近转弯时,车门突然大开,四个乘客掉下了车,摔在马路边,有一位乘客当场毙命,而其他三位却无大碍。校车本来就都是旧车,质量不佳,出了大事故,当然要很好整顿一番。另一件关于校车的逸闻是小偷如何利用校车的。清华的学生有坚持体育锻炼的习惯,一般是在下午五点左右开始,锻炼一个小时。当时学生浴室都在体育馆,锻炼之后很多人就在那里洗澡(免费)。有一段时间,许多人发现在洗澡时经常丟东西,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有关方面。校卫队经过仔细侦察,终于发现了一个小偷。这个人经常从城里坐校车到清华作案。时间一长,他发现下午的体育锻炼时间是很有利的作案时机,浴室外到处放着洗澡学生的衣物,无人看管,他就顺手牵羊,然后坐六点左右的校车回城里。有一个下午,当这个小偷带着赃物,坐进校车后,已经准备好的校卫队员不费吹灰之力,人赃具获,他也只好束手就擒了。

当时校内的自行车不多,我们班150人还没有10辆自行车,当时自行车还接近于奢侈品。唐友一拥有一辆,利用率很高,他每个周末都骑车回城里的家。有时在校园里看到周培原和梁思成两位教授各骑一辆英国黑色26吋凤头男车,很令人羡慕。鹤发童颜的马约翰教授则骑一辆大把自行车在校园内穿行则很让学生佩服。

校园里有几辆客运三轮车,也以二校门为集散地。校车下来的有些人,如教授夫人,有时会坐三轮车回家。有时有人在二校门等不到校车,又急于进城,也可能乘三轮车到北大西门去乘公共汽车。我在二三年级时入选北京市足球队,有时为了赶进城去赛球,也不得不乘三轮车到北大西门。有一位老三轮车工人喜欢看足球赛,经常看校足球队比赛,我坐他的车时,他常常谈起清华足球队的逸事及一些名队员,使我与他更加熟悉。

从西直门到张家口的京张铁路经过清华园,在清华南门外有清华园站。在丰沙线修建之前,这条铁路利用率是很高的。每逢“五一”,“十一”,清华学生都要到天安门去游行,在一二年级时,我们曾由清华园车站乘火车到朝阳门附近的车站进城去参加游行。二年级暑假的教学实习地在官厅水库工地,我们两个班约60名学生及教师和后勤人员就是从清华园车站乘火车经京张线去官厅水库的。我们班的同学有一段轶闻与这条铁路线有关。我们班的两个男女同学正在谈恋爱,一天下午,他们信步出了南校门,漫步到铁路线上,然后就沿着铁路线散步。突然间,他们发现一辆火车停在了他们身后,司机下车问他们为什么不躲避火车。原来,火车司机在很远处已经发现了有人在铁路线上走,一再鸣笛,谁知这两人居然没有听到。好在司机及时停车避免了一场事故。为了弄清事情的原委,司机请他们两位乘这辆火车到了西直门火车站,经过车站人员的询问,并与学校有关方面联系,知道他们都是好学生,就把他们“放”了。

5.教学

(1) 大一时期:1951年,清华大学仍是综合性大学,文理农工科俱全,当时国内的许多大学都是这种类型的。大一的课程有政治,微积分,物理,体育,工程画与画法几何,没有外语课,据说是因为我们入学考试的英语都达到要求,不用再学了。实际原因是当时不让工科学生继续学英语(我们中学都学英语),而又没有俄语教员,无法开俄语课。到我们二年级时,学校请到了俄语教员,就给我们开俄语课了(我们班的俄语老师曾任驻苏领事)。

政治课是全体大一学生集中在大礼堂上大课,好象是每两周上一个下午的课。几百个学生济济一堂。主讲的是张岱年先生,当时并不知道张先生是著名的哲学家,讲的具体内容早已记不得了。但张先生常常讲起的“既有周公之理,也有周婆之理”却永远铭记在心。可惜我没能用先生的思想指导自己的实践。

物理课是土一一百五十人的大课,授课教师是夏先生,物理实验课则是分散进行的,由物理系四年级的学生指导我们作实验。

画法几何也是土一一百五十人的大课,由楮士铨教授授课,楮先生是江浙一带人,口音很重,不易听懂,加以这门课的内容有些抽象,学生就将画法几何戏称为“头疼几何”,代代相传,使这门课更蒙上了一层阴影。

微积分课程的安排很特别,土木系和机械系一年级的学生混合编班,每个班两系的学生各占一半。这样安排有什么优点,我至今也没有弄明白。不过,这使我们两系的学生更熟悉了。我们班的老师是胡组织先生。院系调整后,胡先生去了北大。

体育课很正规,一年之中学习了多种运动方式,但终身难忘的一节体育课是马约翰先生亲自主持的体格检查。开学不久,在一堂体育课上,体育老师宣布,下一次的体育课将进行体格检查,并说明了注意事项,要大家作好准备。到时体育老师把我们班(大约40个男同学)领到体育馆南侧的洗澡准备间,要大家将所有衣服脱掉。我们就老老实实裸体鱼贯进入体格检查室(几个相通的小房间),每人依次量身高,体重,测肺活量,测双手握力,----,最后一项是由马先生目测每人的身体情况,当时对我的评价是发育正常,身体良好。事后有人对裸体检查颇有微词,甚至有些愤怒。

(2) 院系调整:1952年,学习苏联的教育体系,把国内的大学彻底进行了改造。清华的文理农等科都被合并到北京大学,而北大的工学院及被撤消的燕京大学的工科院系都合并到清华。当时还有成立不过经年的察哈尔工业学院(简称察工)也合并到清华,该院只有水利系一个年级的学生,悉数并到水利系。这样一来,清华成了纯粹的工科大学。不仅如此,后来又以清华航空系为基础成立了北京航空学院,以清华石油系为基础成立了北京石油学院,以清华采矿系为基础成立了北京矿业学院,北京地质学院也有清华地质系的人员参与。这样,清华也不成其为综合性工科大学,只能算是多科性工业大学了。这次院系调整大伤了清华的元气,到底损失有多大,没有人进行过评估,而且当时是不可能有任何公开的不同见解的。

(3) 大二:与“旧”大学相比,我们学生感觉到的不同首先是有人管了。1952年,清华建立水利系。我从二年级起,进入水利系,当时大约有180个同年级的学生。水利系有两个专业(旧清华只有系,系下不分专业)水工结构与水能利用,前者有四个班,后者有两个班,平均每班30人。我所在的是水五四班,即1955年毕业的水工第四班。讲课还是全年级一起进行。但是,这时开始设立了习题课,它是重点课程的辅助教学课。我们二年级的重点课程是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水力学。习题课就在小班上课,老师既重点讲解大课的难点,又用例题详尽说明该注意的关键问题,然后就布置作业(作不完可以在课后完成)。这样的辅导课在大一是不曾有过的,它的目的是使全班大多数人在学习上能够齐头并进,起到了督促学习的作用。

(3)大三:这年学习的课程有水利系水工专业的重头课,水工结构(张光斗教授主讲),水能利用(施嘉炀教授主讲),以及结构力学,钢筋混凝土结构等等。印象最深的是期末考试。这时采用的是口试。学生五个人一组,按事先规定的时间,在考场外面等候。主考官到场后,一个学生入场,从题库中抽取一张考题,做好准备之后,就向主考官讲述自己的答案,回答完毕后,主考官根据回答的情况,再提问,然后当场给出分数[当时称五分制,实际只有四个等级,五分,四分,三分和二分(不及格)]。一个学生大约需要一二十分种,一个班考下来要一天的时间。这种考试办法花去主考官很多时间,学生普遍感到紧张,,但对于学生的能力培养还是有好处的。最特别的一次口试是由两位教授考一个学生。我们有两门小课,内河航运与农田水利。虽然都是小课,但都由大教授主讲,前者由水利系主任张任教授主讲,后者由校副教务长陈士骅教授主讲。期末口试时,这两门小课安排在一起考。两位名家要化四整天的时间给我们口试,当时就觉得有点“大材小用”了。

(4)大四:这一年的第二学期全部用于毕业设计。每个学生领到一个虚拟的工程项目,根据设计任务书的要求进行工程设计,成果包括设计说明书及十张左右的设计图。可以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对设计的要求是很高的。有专门的辅导教师,每位教师指导几个学生,我的辅导教师是沈之良先生。经过一个学期的努力,每个学生都有了丰富的成果。我们这一届是实行正规毕业设计的第一届毕业班,系里宣布要进行正式的毕业设计答辩,由校外专家与本校教授组成答辩委员会,成员有水利部的高镜赢(资深的老专家),天津大学水利系主任杜镇福教授等名家,本系则有张任系主任等。为了安排学生的答辩顺序,老师们花了不少心思。因为没有人经过这种训练,谁也不想做第一个答辩的学生,都想看看前面答辩的情况,吸取点经验,自己可以准备得好一些。就在这时,我的指导教师沈先生找到我,要我第一个答辩。虽然我也算是班里功课好的学生,但我自知我的制图水平差,比起班里画图好的同学,我的设计图没有他们的漂亮。但我对于口试却不怯场,过去历次的口试我都是第一个,这样我就答应下来。答辩时,前半段一切都很顺利,对委员们的提问都能应付自如,但到快结束时,有位委员的问题比较难,使我开始冒汗,这位委员看到我用手絹擦汗,说了一句一语双关的话,我觉的是一种提示,我就顺势回答,看来我的理解还不错,这个问题就算圆满回答了。最后一个问题更难,我的回答过于空泛,我注意到有位旁听的同学直摇头,当我想再补充时,大概主席(系主任张先生)估计我不会有更好的回答,答辩时间也足够长了,就宣布答辩到此结束。事后,系主任告诉我,答辩委员们对我的设计和答辩都很满意。最后评分时,我的毕业设计指导教师坚持评我良好,而非优秀。

6.体育运动

(1)启蒙报告:刚入学不久,全校新生齐集大礼堂,听取马约翰教授的报告,动员我们参加体育锻炼。马先生是大名鼎鼎的体育家,我们这一代学生知道他的名字大概始于1948年的全国运动会,他当时是运动会的总裁判长。在这次报告会上我们第一次见到这位鹤发童颜精神矍烁的长者,他上身着西服上衣,打领结,下身着半截的灯笼裤,脚登皮鞋。报告时嗓音洪亮,两眼有神,讲话清楚有力。他讲了锻炼身体的好处,锻炼的方法,并以他自己为例,说明体育锻炼给他带来的好处。同学们对马先生的报告很感兴趣,反映很好。据比我们高一届的同学说,他们入学后不久,马先生也给他们作过类似的报告,不同之处是在讲话中夹杂不少英语词汇,开头就是“YOUNG FELLOW”,还有“年青人最重要的就是“BIOOD”,等等。而给我们作报告时,马先生已经不用英语词汇了。

(2) 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清华学生的体育锻炼开展的好,我们刚进校不久就感受到学生锻炼身体的热情。一到下午五点左右,操场上和体育馆内有数不清的锻炼人群,跑步,打球,练器械操等不一而足。体育老师和一些学生体育尖子在现场进行指导,对于进行器械操锻炼的学生还进行保护。当时有学生劳卫制(劳动卫国制的简称)锻炼标准,虽然不是强制性的,但校方还是希望学生能够达标;同学们也都希望自己能够通过体育锻炼既强健了身体,又能达标。在这种情势下,学生们的锻炼积极性普遍较高。同时,每个班都有体育干事,负责组织班上的体育活动,到了锻炼的时间,体育干事负责召集督促本班同学进行锻炼。劳卫制的项目包括3000米长跑,引体向上,劳卫制体操等(其他几个项目已记不清),其中的3000米长跑,一般都要通过较长时间的锻炼才能达标(标准分为及格和优秀),而这个锻炼过程一般都是班体育干事组织全班同学每周定时跑一次长跑而完成的。大概在1953年,学校提出了“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口号,很自然地得到学生们的响应,学生锻炼身体就成为更加自觉的行动了。

(3) 足球队:我从小学起就喜欢踢足球,一直踢到中学,为踢球化去了不少时间,初中一年级时还影响过学习成绩。中学时我一直是校足球队队员。进入清华后本想不再参加校队,专心念书。大一第一学期,学校组织校队选拔时,我自己没有报名。谁知到了足球队选拔的当天,我们班的体育委员通知我,他已替我报名(我们是中学同学,他了解我的情况),要我为了年级的荣誉一定要参加,我就按他的意思去了。不料我竟被选中,而且被任命为队长。从此,开始了我在清华足球队的四年生涯。同班的唐友一与我同时入选,我们同队四年。一年级时我是队长,二年级时唐是队长,三年级又换成我,四年级时按照学校的规定,毕业班的学生不再担任这类社会工作,我们两人就都只管踢球了。我们的指导有翟家钧先生(一,二,四年级时)和王维屏先生(三年级时,其时翟先生任校摩托车队指导)。他们两位后来都被聘为国际裁判。在这四年里,我们的最好成绩是在二年级时获得了北京市大学联赛的冠军(亚军是北京师范大学,教练是大名鼎鼎的足球界元老级人物李凤楼先生)。同年,刘福生(石油系一年级),刘静远(机械系二年级)和我入选北京市青年足球队,学校体育教研组在接到我们三人的入选通知后,让我们到校教务处去办理批准手续。我们一起到教务处,接待我们的办事人员说,我们到校外集训和比赛时间要一个半月,而且不能参加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只能回来补考,这件事只有教务长才能决定,与我们约好时间见教务长。到了约定的时间我们见到钱伟长教务长,他说“在我的学生时代(1930年代)清华常有学生被选中参加国内的比赛,当时我们(包括他本人)很少去参加这种活动,都要集中精力读书。这次你们可以自己决定是否参加”。我们当即表示不会影响学业,愿意去参加比赛。他当场表示同意,这样我们就参加了1953年2月在上海举行的第一届全国青年足球赛(20岁以下,即现在的U20)。(大三时,在校运动会的一次颁奖仪式上,钱伟长教授将他保留多年的一件清华大学运动队的队服送给当时最优秀的一名学生长跑运动员,曾是校足球队队员的王兆钰)。三年级时唐友一,刘静远和我入选北京市大学生队,这个队当年获得了北京市足球联赛冠军。

大三时,蒋南翔入主清华任校长,他很重视体育活动。他到校后不久,曾专门召集学生会的有关人员和校队队长听取大家对学生体育活动的意见。此后,学生体育活动开展的更加活跃,这给我们足球队队也带来了不小的影响。一二年级时足球队的训练还不够经常化,当时的训练还能够在体育馆前的足球场进行训练。三年级时,足球队在足球场训练与学生的体育锻炼互相干扰,体育教研组就决定足球队的训练改在下午自习时间(学生锻炼时间之前)进行,这样一来,虽然解决了锻炼场地的问题,但时间一长,对足球队员的学习可能造成影响。于是学校就在校园西北角的外面开辟了新的运动场,还专门为足球队修建了一面混凝土墙,面积相当与球门,以供练习射门。这样,足球队就可以在学生的体育锻炼时间进行训练了。

蒋校长到校后对校运动队的另一个影响是改善运动员的伙食,前面已经讲过了。

(4) 马约翰先生:在体育馆南侧二层的体育教研组的大办公室,马先生的大办公桌坐南朝北正对大门,左右两侧是沿折线排列的其他体育教师的办公桌。这间大办公室真个是窗明几净,很有气派。马先生端坐中间很是威风。有一年学校当局为接待重要外宾,还用这间大办公室作接待室,可见它当时在清华的地位了。

据说,早些年马先生有时骑自行车进城,而且只要看到前面有自行车,就要尽力追上去,用他自己的话是“我的前面不能有人”。那时,清华到西直门的路上骑自行车的很少,我的一次经验也许能间接说明马先生所言非謬。1953年,有一次我在先农坛体育场看完匈牙利国家足球队与中国足球队的表演比赛后,下午五点左右,骑自行车返校;出西直门后,路上的人已经极少,到了农科所(现在的农科院)附近,只有我一个骑车人,我与一辆公共汽车的平均速度几乎差不多(因为公共汽车要停站),车上的乘客很少,有两位年轻乘客从车窗辨认我的校徽,我听到她们大呼:是清华的。

我因为是足球队队长,与马先生逐渐熟悉了。他对我们的训练有些建议。如他在指导校足球队时,用两个足球训练守门员,这对于培养守门员的反应很有好处。马先生有一种永不服输的精神。他有时在体育馆北侧二楼的手球室打手球。我与足球队的守门员偶尔也去打手球。当我们遇到马先生时,他就邀我们一起打。起初我们经常赢球,他就要一直打下去,直到他取胜为止。以后,我们与他打手球时,少赢多输,他会非常高兴。(那时他已经60多岁,体力不能与大学生相比了)。大概在1956年,马先生与清华土木系的一位讲师参加了北京市网球比赛,获得男双冠军,从而成为一级运动员(可能是我国是最年长的一级运动员吧)。

(5) 室内游泳池:1950年代初期,北京市内还没有室内游泳池,只有郊区的清华与燕京大学(1952年后成为北大)有室内游泳池,可以有温水。1953-1954年间的天气寒冷的季节,有时清华体育馆会临时闭馆。我们足球队的更衣室在体育馆南侧。有一次我到体育馆去,正巧看到蒋南翔校长在体育馆南门附近踱步,体育馆南门紧闭,附近也没有其他的人。当我快要接近南门时,有人过来问我要干什么,并告诉我体育馆今天下午闭馆。后来,从体育馆的工友那里知道,是毛主席正在体育馆游泳。

7.政治运动

1951年秋入学后,在一年里先后经历了三反运动,五反运动,忠诚老实运动。到了1955年夏,四年级末临近毕业时,又赶上了肃反运动。

(1) 三反运动:在清华,三反运动的目的是进行教师思想改造。在1950年抗美援朝运动开始的前后,当时的说法是高级知识分子普遍存在“崇美,亲美,恐美”的思想。而对于清华这样从留美预备学校发展而成的大学与美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教授都是美国留学生,他们的那种思想就更为严重。帮助他们认识自己错误思想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让他们将自己的思想在群众中暴露,得到群众的帮助,以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这样就要求他们在公开的场合作自我检查,再由群众进行帮助(批判)。批判会按照批判对象的身份,分为两级进行:校级和系级。校级的大会都在大礼堂举行,由全校师生参加。我参加过三位教授的批判会:叶企荪,潘光旦和金岳霖。

叶企荪先生时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学校的第一把手(周培原先生任副主任委员)。叶先生是物理界的泰斗,只关心物理事业和教学科研,对于行政工作毫无兴趣(文成之后才了解到叶先生在解放前曾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并曾任代理校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在大会上叶先生略带口吃地宣读了自己的检讨(据物理系的同学讲,叶先生用英语讲课时一点也不口吃)。然后有人发言批判,说叶先生不管学校的工作,将自己的印章交给秘书掌管,由秘书根据情况盖章,属于不负责任,而叶先生对于中国古代小说非常感兴趣,经常手持线装小说阅读。记得只开过一次大会就算过关了。

潘光旦先生:潘先生的批判大会进行了不止一次,留下的印象是潘先生解放前的所作所为无一是处,问题似乎非常严重。有一次,张奚若先生特地从城里赶到清华参加批判大会,义正词严地作了长篇发言。(张先生原在清华任教,与潘先生是同事,解放后,张先生到政府任高级公职,好象是政务院政法委员会的副主任)。潘先生年青时因伤失去了一条腿,用单拐帮助走路,但非常自然。潘先生作检查时,不用拐,“金鸡独立”式地站在讲台上,岿然不动,让人不禁有些同情。

金岳霖先生:金先生时任清华文学院院长。他作检查时,提到曾有友人之子,考清华文科,因分数不够标准而找他想办法。他设法让该生进了清华。在随后的批判发言中,有人讲,在梅诒琦主政清华时,他的女儿因分数不够都没能进清华,云云。

除了学校一级的批判大会,各系也都有各自的批判会。我们土木系的施嘉炀先生是系的重点对象。施先生早年留美,回国后一直在清华任教,1949年前曾任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是土木系的名教授。他作检查时留给我们的突出印象是他的开场白。这次运动是教授们生平第一次作自我检查,当时还没有形成检讨八股,各式各样的说法都有。施先生开头就说,“今天,我面对我的群众,----”,下面的学生几乎捧腹,但又不敢笑出声来,让人忍俊不止。

体育教研组三反运动的重点人物是牟作云先生(马先生的女婿,篮球界名人,后任中国篮协主席)。他当时除教学外,还负责体育馆的管理(不记得头衔是什么)。这项工作要与各方面的人员打交道,其中包括体育馆的工友(当时的称呼)。在帮助牟先生的会上,有一位工友声色俱厉地发言,批判牟先生不能平等待人,看不起工人,并举具体事例说明(为了节省篇幅,不再详述)。

(2) 五反运动:全国范围的五反运动是针对工商界的。在清华,当时称为“打老虎”,对象是学校总务部门的人员。1952年初,学校贴出通知,某月某日在同方部召开批判会,“老虎”是总务部门负责煤炭采购的一位管理人员,学生可自由参加。那天我与几个同学按时到了同方部(门楣上方有这几个大字)。这是一间非常大的厅,大门朝西,靠近东墙摆了一条长桌,后面端坐几位主审人,为首的是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培原先生。我们到的时候里面已经有很多人,到了规定的时间,由两名管理人员将“老虎”从大门带进来,从人群中间留出的通道向东边的主席台走去。在这个过程中,有人带头呼口号(在批判教师时没有人喊口号),有少数人挥拳示意,极个别的人动了拳头。“老虎”很快走到主席台前,批判会就开始了。主要的内容是“老虎”在进行煤炭采购时,贪污受贿,侵吞国家财产等等。当时,“老虎”被专门看管,我们班有同学担当了这项任务。过了若干时间,听说这位“老虎”并没有什么问题。

与校内开展运动的同时,社会上的五反运动早已开始了。学校为配合社会上的运动,在学生中间开展动员活动,要求了解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中有不法行为的学生,大义灭亲,检举揭发有关人员的问题。为了启发宣传,特地在大礼堂召开了全校大会,由几位学生发言,检举有关人员。我们班的一位同学上台发言,揭露他父亲(上海某中学的行政人员)在五反中如何藏匿帐目的行为等等。校领导人在最后讲话中表扬了敢于公开揭露问题的几位同学,并号召全体同学向他们学习。

(3) 忠诚老实运动:在一年级的末期,在学生中开展了忠诚老实运动。首先由校党委书记作动员报告,要求每个学生对党忠诚,如果已往有哪些隐瞒的事情,可以在运动中向组织交代。党将按照既往不咎的政策,不管事情大小,一律不再追究。交代问题的人就可以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我们土一150人分成了几个小组,我们组有十几个人。当时,作为群众的我们只知道按要求讲自己的问题。同组的一位同学(隐其名)很沉重地讲他在中学时曾与几个同学一起偷学校体育组的足球和跳绳等,目的只是为了玩着方便。为这件事他一直很内疚,趁此机会讲出来,除去一件心病。我谈了自己的家庭出身问题,并说明过去从未隐瞒,只是再次说明自己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在几个月之前,学校要在一年级学生中选拔留苏(联)预备生,当时因为没有经验,采取了先由学生民主提名的办法(此后未听说再用这个办法)。我们土一有不少同学推荐我为候选人(我觉得可能因为我在入学考试时是土木系北京市的第一名,浪得虚名)。最后校方确定名单,我并没有入选。事后,班干部找我谈话,婉转说明我对家庭出身的认识不够。这次的运动我本来没有甚么需要交代的,但在运动中往往有一种身不由己的感觉,好象不讲话就被动。这样一来我就藉此机会说明我的情况。在运动末期,由校方派到每个班的负责干部(我们班是时任学生会主席的物理系四年级女同学,至今还记得她的名字)要与交代过问题的同学谈话。她与我谈话时说,你没有隐瞒什么问题,但在对待家庭问题时要提高觉悟,与家庭划清界限。最后全校在大礼堂听关于这次运动的总结报告,党委书记何东昌的总结报告受到了热烈欢迎。

(4) 肃反运动:四年级末即将毕业时,全校开展了肃反运动。运动按班进行,我们水五四班约30人,开班会时只有一位同学(故隐其名)讲自己在中学时曾参加过三青团,是一般团员,没有参加过什么活动。他讲完后,有几个同学发言,帮助他提高认识。大多数同学没有发言。由于他讲的是实话,我们班的肃反运动很快就结束了。当时要求不要打听其他班的情况,班级之间互相并不了解。直到毕业分配后,大家纷纷离校到各自的单位报道,才得知有极个别的同学因为问题还没有解决,留下来继续进行运动(但已经没有群众参与了)。

后记:还有一些关于教学方面的杂忆,特别是关于教学实习(在河北省官厅水库),生产实习(在辽宁省大伙房水库)和毕业实习(在安徽省梅山水库)的一些事情。可是它们与水利专业密切相关,一般人对它们可能兴趣不大,就不写了。


2008.12.21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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