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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的日子


作者:高芒


前 夕

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到第五个年头了。虽然“右派份子”的帽子已经摘掉,但仍是“摘帽右派”,并且是“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晋升为“现行反革命”也有兩三年了。晋升的原因很简单:在一次“学习”时,桌上有一张报纸,又有一只圆珠笔,我随手将报纸右上角的毛主席语录那里原有的黑线框外加了一道蓝边;“学习”完,有人拿着这张报纸去告发了。我就成了“涂抹伟大领袖的语录”的现行反革命。承蒙革命群众宽大,虽然多次在批斗大会上强烈要求送公安局严惩,但始终没送;也许是想送,公安局没收。也许是沾了性别的光,单位虽有专职的打手队,但没有专门打过我,这是我深感庆幸的事;如果我当时在学校工作,必定会被打死。

我的丈夫孟虽也是右派,在“文革”中却“逍遥法外”,原因是早在1966年初“四清”时,他疯了。“四清”时他单位去了“工作组”组长叫马述祯。孙建华写了 一个小说,马说是一篇“反党”小说。孙在写这篇小说时曾多次请孟帮忙,书出版后还給了孟十块钱(当时孙得了八百元稿费)。孙经不住反复批斗,卧轨自杀了。领导叫几个右派去收尸,他们去到自杀现场,把散落在铁轨旁的血淋淋的肉块收到棺材里。回到家里,他说是他害了孙;要不是他帮孙写了小说,孙就不会受批判,也就不会自杀了。他整夜的睡不着觉,总觉着自己是罪人。去参加公判大会,公审奸污幼女犯,他说领导叫他去,一定是认为他也强奸幼女了。

“我还是去坦白好,争取从宽处理。”他说。我说如果你真强奸了幼女,是应该去坦白交待,光说强奸过幼女不行,还得交待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强奸的哪个幼女是谁;人家还要去查对,而且那个幼女还得说的和你一致。他沉默了。还有一次他说机关里丢了一份儿党内文件,他们肯定认为是我偷了;因为机关里除我之外都是好人,我要去坦白。我对他说,你光承认不行,你得说出在什么时间、在哪儿偷的,你还得说出文件的内容、页数,最重要的是你得交出文件来。他又沉默了。他就这样折磨着自己,直到苦苦的思索:我把自己的左手钉在墙上,怎样钉自己的右手呢?医生让我带他去精神病院去看病,被诊断为“妄想型精神分裂症”。 “犯罪妄想”,他住进了精神病院。文革开始后,不断有病人被揪回单位批斗。红卫兵说,精神病人全是装病,在“棒子队”面前都很老实,于是大部分病人被撵出医院,他也回家了。机关里的人都忙着“革命”没有人理他。

我的大女儿是70届初中毕业生。上了三年初中,没学文化,上课只带语录去“革命”。上学时虽然学习好但处处受到歧视,如在工厂“学工”,有记者去照相,老师就叫他避开,不能露面,不嫩、不能出现在照片上。“毕业”后几乎全部同学都分配到工厂当了工人,她是专政对象的子女,没有资格当工人,只好闲在家里。在等待分配的日子里,她每天都去学校。看到一个个同学都分配了,只剩下自己,她心中的痛苦可想而知,但她从没表露过,从没抱怨过。小儿子刚上小学一年级,在学校里日子也不好过。老师经常训斥他:你知道你的父母是什么东西吗?他见学校走廊地上有一口痰,他拿纸擦掉了,被有的老师看见,表扬了他。他的女老师知道了却说,这种好事怎么会是你干的,真可惜!照她的逻辑,我的孩子只能是小偷、强盗和杀人放火的罪犯!十五岁的二女儿曾痛苦的大哭着质问我:“你们为什么要生我们!为什么要生我们!”我的心都碎了,无话可说。而我自己,对“批斗”虽已习惯,却仍是惴惴不安,每当新的一天到来之前,都心怀恐惧:不知今天会怎样“整”我,会出什么新花样,等待我的将是什么。

至于生活的贫困,就不用说了。每个月供应的粮食都不够吃,供应的食油和和白糖都没钱买,家里经常断顿,不到月底就已钱尽粮绝。我开工资那一天,大女儿一大早就在我单位等着,到十一点左右工资一到手,我叫他马上去买几个烧饼拿回家去和弟弟妹妹们每人一个当午饭。我最喜欢的月份是二月,希望每个月都像二月一样只有二十八天,那样还能少挨几天饿。家里没有錶,自从生老大时买的那个錶坏了以后,就再没钱买錶。全家六口人没有一把雨伞,当时雨伞三元多一把都买不起。无论下多大的雨,都冒着雨去上班上学,最多找块塑料布给孩子披身上。我自己则在包里装上鞋和一件衣服,赤着脚抱着包跑去上班,到了单位再脱下湿透了的衣服,穿上带去的衣服和鞋。冬天,我买一大块白细布(当时叫“大双龙”),花两毛钱买上两小包染料(一毛钱一小包)把一部分白布染成紫红色,一部分染成蓝色,给孩子们做棉袄。没有床单,没有枕头,孩子们睡在地板上。孟的单位的几个人到我家看到这种情况,有个干部(潘鲁杰)痛斥我们给“社会主义”抹黑。好心的李富顺跟我说,你去贮水山(我家后面的山现在的儿童公园)上划拉点干草,给孩子续个褥子铺吧。

这就是1971年之前我们家的情形。

到了1971年,“革命”初期的狂热已经降温,不再批斗了,我的日子略微轻松了些,孟的病也不大犯了。


布 告

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快到家时,看见街上贴出了一张新布告。布告头上有两条语录,一条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另一条是“要准备打仗”。布告正文的意思是,帝国主义要发动战争,攻击的目标首先是城市,因此为了备战就要把城市中一部分人疏散到农村去。疏散的对象是无业人员和×类分子,先在部分街道试点,下面列着试点的街道,不幸的是,我住的那条路也在其中。

回到家,孟已先回来了。他说领导已找过他;可能是街道上已和机关打过招呼,咱家得下乡,就是“疏散”。领导叫写个申请,我已写了。你也和单位说说吧。我问他怎么写的。他说,他写道干部队伍也要“吐故纳新”,他这种人不能再当干部,自愿退出干部队伍,去当自食其力的农民。吕斌看了,说写的很好。这消息并不让我感到意外。我总有一种预感:我们的生活不会安定。大批大斗虽然结束了,这个“革命”还没完,我们的未来就还是个未知数。我们明知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也想知道命运将把我们带到何处。这一夜,我们一直谈论这件事。孟说,到农村去也好。你在这里受了这么多罪,下去,离开这里,也是一种解脱;再说,当农民也没有什么可怕的,这些年咱们什么活儿没干过?什么苦没吃过,什么累没受过?只要能劳动,到那儿也能生活。是的。劳动我是不怕的。我拉过大车,拉煤,连装代卸;做煤餠(把伙房烧过的煤灰掺上黄土用手团成煤餠晒干,);当小工推过小车;在仓库里搬包、码垛;有人说,厕所里的大便用水冲掉太可惜,晒干了是很好的肥料。于是,我每天还要把厕所里的大粪挖到桶里,提到马路对面楼顶的平台上,摊成鉼,晒干、收拢(这个“工作”干得时间不长)。总之,单位里的脏活儿、累活儿,我都干过。还有没完没了的批斗。每个夜晚都睡不安宁,不知道明天有什么样的花样折磨你;再加上深夜里不定什么时候,砰!砰!砰!的敲门声把你从梦中惊醒,女街道主任铁着脸挨着个儿点我家的人口,看是否有人深夜出去作案。有时半夜醒来会忽然看见一个人影,幽灵般站在窗外脸贴在窗玻璃上向屋里窥视,看你是不是趁夜深在家写反动标语或干其他反革命的事。我不怕劳动,只是为孩子们担心。我们这辈子当农民,孩子们怎么办?也跟着我们去当一辈子农民吗?。如果早知道命运是这样,我绝不要孩子。这是我一生最后悔的事,一个无法改正的错误,最最对不起人的事儿,就是我生了他们。跟着我们,他们受了多少委屈、多少屈辱、他们的痛苦藏在他们小小的心里,无处诉说!他们有什么罪?

这期间,我妹妹从成都来接女儿(因为成都武斗的太厉害,这两年她的独生女儿一直住在青岛我姐姐家)。听说了我的情况,提出让我的二女儿跟她回成都。我们夫妇商量了一下,考虑到她家生活比我们安定,经济条件也好,也愿意这样,孩子也愿意去。但是事情有了变化,街头的新布告措辞严厉地说,疏散对象的子女不得转移、藏匿,必须全部下乡。如有隐瞒、转移,一切后果由家长来承担。这则布告,让想留下一个孩子在城市的幻想彻底破灭了。我想起不久之前,一个将被疏散的人要求把自己幼小的孩子留在他的大儿子处(政策规定有固定工作的子女可不用随家庭疏散),接待他的那干部竞说:“我们就是要剪草除根!”

“疏散”的事紧锣密鼓,真正做到了“雷厉风行”,所有疏散对象的子女都不给就业,街道和工作单位联合起来,完成这项“战略”任务。

我和单位领导说起疏散的事,领导上说我们已经知道了,(瞧瞧,在这种事上这台政府机器运转得多块,工作效率多高!)你写个申请把。我当即写了申请。马上就批准了。

“疏散”:分散,离散。把集中的人员,装备,物资分散配置,目的是防敌袭击,保存力量。(辞海)。

“遣返”:“遣送返回”的简称。破四旧活动之后,一些“黑七类’d的家庭和个人,根据当时的某些政策被赶出城市(镇),遣返回原籍,原籍本来是城市的则被遣返到农村。(见1992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流行语词典》)另外还有派遣,使离去,放逐的意思。(见辞源第四卷)。

这两个词儿现在已经不常用了,偶而在报上见到,说的也是让战俘回家和家人团聚,是好事儿,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可不是这个意思。疏散也好,遣返也好,都是把你和你的全家赶出城市。如果夫妇一方是“好人”,党员或群众,而不是什么“分子”,也有工作。领导会告诉你:如果你能和对方划清界限,离婚,你可以不走,孩子也可以不走。有的人就这么做了;更多的人没这么做,我们单位就有一家,女方没有任何问题,并且还是个党员,就因为不肯离婚,就全家都走了。

“遣返”和“疏散”的结局虽然都一样,但在操作上还是有区别的。

”文革”初期的遣返是由红卫兵们押解着,被遣返人员脖子上挂着用木板或硬纸壳做的写着身份和姓名的大牌子,拉着装行李的大车,旁边跟着老婆孩子,不管你在这个单位工作了多少年,把你赶走时一分钱不给。到火车站直奔原籍,生产队接收后红卫兵就回去了。现在的年轻人不懂这种事,看看京剧林冲发配和苏三起解,大致就是那样。只不过把解差由董超薛霸崇公道代换成红卫兵就是了。遣返不需要申请,自己一点准备没有,一道“勒令”,就走了。古代被押解的是在押犯人,押解者是政府工作人员,持有合法文书,由一级政府递解給另一级政府,是政府之间的行为。而遣返则是民间行为,是某一个单位一帮抢了权的人,随意剥夺一个人的生活、工作、居住权利。不用经过任何司法程序。疏散则文明、人道得多了。不用“勒令”这种字眼儿,(在这之前对被专政的人下命令都叫“勒令”)单位和街道决定后,还要你写申请,表明是你自愿,是你要求疏散的,和别人无关。最后还给你按退职处理。

两个单位给我们办了退职手续,,是按工龄一年給一个月的工资,每人领了一千多块钱。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拿着它,心里很难过:这就是我们工作二十三年的血汗钱,从此再没有了。回家的路上,我花了兩毛钱买了半斤猪头肉(这钱是最后的收入,不敢乱花),算是给孩子们改善了一顿生活。我们两个大人一口没吃。

疏散和遣返应该是送回原籍,而原籍若是城市或较富裕的农村,是不能回去的,一般都是送往穷乡僻壤。孟的老家是广东中山县(后改为市),他的母亲、弟妹都在原籍。我的老家是江苏吴江盛泽镇,是有名的丝绸之乡。这两个地方都不能去。我们只知道快要离开这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了,未来的家在何处,却是茫然不知。几次询问得到的回答都是:到时候就知道了。直到临走的前几天,才告诉我们要去的地方:潍县泊子公社。我们从地图上找到了那个地方:在山东北方的一个小黑点,旁边画满了横线,地图上的标志是盐碱地。告诉我们的人说,把你们送到那儿去是照顾你们南方人。那儿出大米。我们当时还信以为真。

我是个好奇心很重的人,从未当过农民,对“新”生活,总是充满幻想。入城前虽在农村工作过,那是住在机关里,和当农民是两码事。孟哪,是个“不知道害愁,也不知道害怕的人”(单位领导的话),没有想不开的事。对未来的生活我们满怀信心,积极地做准备。想到在农村需要挑水吃,还得有东西装粮食,先去买了三个大缸,每个都有一米多高。一个小马灯、一个手电筒,二十多个咸菜疙瘩和一些常用药,水桶和扁担也不能少,还有大铁锅、锅盖,给每个人买了新胶鞋,又把煤证上的煤买了。为了装媒,我去单位想买一些用过了的蒲草编的袋子,这些袋子本来都是随手扔掉的东西,因为编的稀稀拉拉很不结实。当我捡出十来个较完整的袋子和十几根草绳和管事的人说时,那人郑重其事的找来秤和算盘,称了称草绳和草袋子。旁边有人说,算了吧,他都到这个份儿上了,还要什么钱;再说都是些废物,要不也是要扔的东西。管事的(他叫王德海)没搭腔,噼里啪啦打了一阵算盘,让我交三块五毛多钱。我付了钱。这是我最后一次到单位去。

在这方面孟的单位也不甘落后,那个吕斌,把刚入城时分给我们用的几件旧家具:一张三屉桌、两把椅子(其中一把早成了劈柴)、两个条凳,四页铺板和一个三合板小橱计了价,要了三十六块钱。(这两个人在我们回来之前就都得癌症死了)。

“疏散”开始了。隔着我们家两个门的姜家走了。这家人的家主解放前在国民党的市政府工作,解放后不久就死了,剩下老太太和两个儿子。小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工作。大儿子上大学时因恋爱受挫得了精神病,回家后养了几年病,娶了个农村媳妇,据说是他家的亲戚,有了个小男孩,现在就他们四口人在一起生活。那大儿子长得高高大大,很斯文的样子,戴着眼镜,总是笑眯眯的。他媳妇在街道上扫马路,他也和她一块儿扫,那小孩就在路边玩。老太太很少出来。他们住的是自己的房子,小儿子按时寄钱给他们。那天早晨,我看见他家门口停了一辆大卡车,街道干部领着一帮青年帮他们往汽车上搬东西,又把颤颤巍巍的老太太架到车厢里,坐在司机旁。那两口子和孩子都爬上后车厢,坐在一堆旧家具和锅碗瓢盆旁边。三个大人都怔怔的,那神情让人想起被送往屠宰场的猪羊,只有那四岁的小男孩兴高采烈地就像要去公园那样。卡车开走了。围观的人中不知是谁叹了一口气说:“’这一家人,下去怎么活啊!”这是走的第一家。没过几天,就通知我们:明天就走。头天晚上,我们两人一宿没睡,一趟一趟地往外搬东西,还不到早晨四点,全部东西都已经堆在马路边上了。六点,街道干部带着青年们来了,大卡车也开来了。看到堆放在路边的东西和我们两人精精神神的样子,有个干部说,这样的人到那里也能活。大家正往车上搬着东西,当时马路对面斜对着我家的一家门口,也有一帮人在往卡车上搬东,。忽然,那家门口一阵混乱,我们这边的人也往那边跑,就见从屋里边抬出一个人来。干部们忙着找汽车,把人送医院。原来是那家十六岁的女孩喝了敌敌畏。我们家的人已经全上了汽车。送我们的王桂云(文联干部)坐在车厢里,我们全家爬上车厢顶上。孩子们的“宠物”那只小猫跟我们一起。临走前孟把一个装肥皂的木箱改成一个装猫的木笼。猫就趴在木箱里。街道干部發给我们每人一套“红宝书:毛泽东选集,一朵纸扎的大红花,叫我们戴在身上。我们没戴,接过来随手扔在了车上。车下,还有人敲了几下锣鼓。车厢两边贴着“下乡光荣”的大红标语。这一天是九月一日,(写到这里,我的手颤抖起来)。”是孩子们开学的日子。路上很多背着书包的孩子,他们是我的孩子的同学,他们看见了我的孩子,他们的同学,有的还过来打招呼。我的孩子们一个个低着头,像示众的犯人。(每想到这些,我都忍不住痛哭。有人劝我别再想这些,可我怎能忘记!怎能忘记!)

汽车终于启动了,离开了市区,面前已是绿色的田野。我们很想把孩子们从悲哀中引出来,就指着地里的庄稼告诉他们哪是地瓜,哪是玉米。汽车开的挺快,旧日的生活已经越离越远了,新生活还在前面,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儿。汽车走完了柏油路又走上了土路,司机不断地下车打听路,不断地走错了再转回来重走,就这样四个钟头的路整整走了八个钟头,直到下午六点才到目的地:潍县泊子公社南仲寨村。


新 生 活

村口,男女老少大约有五六十人,站在道上迎接我们。为首的一个矮个的中年男人,村支书,走上前来握住孟的手说:’干革命四海为家,这就算到家了。”

这句话,让多年来只听过训斥没听过好话的我们受宠若惊。这群人拥簇着我们,把我们领到村西头,早已为我们准备好的一座空房子里。村民们为我们端来了早已做好的饭、菜:炒鸡蛋、炒青菜和一大罗单饼。后来我才知道,鸡蛋和这种又大又薄的单饼,在当时当地是极珍贵的待客的食品。

我们吃饭时,王桂云已经跟书记到大队部去办交接了。听说是给了大队一笔钱,让大队给我们盖房子(所有权归大队),和给我们一年的口粮。详细情况我们一无所知。我们一家六口人就像是一件东西,从一方交给另一方。交代完了,没跟我们见面,王就回去了。

有人帮我们把带来的东西抬进院里。有人在议论:就这么点东西?看见那三口大缸,缝纫机时,都露出羡慕的样子。当他们看见那些煤,那些装在破蒲包里的一千多斤煤时,惊叹起来:这么多的煤呀!见我们把煤堆在院子里,也惊讶,那意思是;,这么贵重的东西,就放在院子里呀!(他们的想法是对的,后来,我们的煤果然丢了不少)。一个中年妇女从地里摘了一个茄子咬了一口递给我,有人说,人家嫌脏,不能吃。我犹豫了一下,接过来就吃,并不难吃。这是我第一次吃生茄子。

接待我们的人和看热闹的人都走了。我看了看这个新“家”。这里是一溜四间屋和一个挺大的院子,没有院墙,没有大门。屋前的空地上还种着些茄子、豆角什么的。房主去了东北,把家具锁在东头两间屋里,我们就住西头那两间。其中一间屋的五分之四是一盘大土炕,另一间是空的。我在空屋里用带去的铺板搭了一张床,给两个大女儿睡,两个小的跟我们在大炕上睡。

夜里很静。在汽车上颠簸了一天的孩子们都睡着了。只有那只从青岛带来的猫在屋里窜上跳下,抓们抓窗,不肯安静。它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它想回家。可怜的猫,它不知道,我们一家已经像一只破球,被踢打的破烂不堪后,最后一脚給踢倒这儿来了。没过几天,猫就不见了。

我睡不着。我不知道明天,以后和将来的日子怎么过。多少年来,我们就在饥饿。贫穷和屈辱中挣扎,没有理想,也失去了希望,苟活着。看着这几个熟睡中的孩子,我深深地感到对不起他们,并为他们未来的命运担忧。他们原本都是聪明好学的孩子,也写过“我的志愿”那样的作文,有过童年的梦想;但是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被命运抛在这陌生的地方。如果说我们两个人有“罪”,是“罪有应得”,他们又是为什么呢?是的,我不该生他们,除了痛苦,我还能给他们什么呢。

这里是位于胶东半岛的北部的一片平原,没有山,甚至连一块石头都没有,再往北走几十里就是大海了。据说北边原来是一片荒草甸子,五十年代初,在这里建了劳改农场,犯人们开发了这片土地,盖了房子,修了公路。场部除了有关押犯人的监狱,还有饭店、商店和刑满人员做工的工厂,俨然是一个小城镇。南仲寨紧靠着公路,在泊子南边离泊子公社所在地有三十多里,,离农场场部只有十五里路,离分场则只有八里路,离南边的固堤公社有八里,人们赶集、购物都是上固堤,也去农场。村子东边有一条“河”,是条人工修成的灌渠,河水很清,沙底,两岸种者一墩一墩的棉槐;上游水库放水时,水就大些,平时水很浅,也就到腰以下,最浅时刚没过脚踝。“河”里有两寸来长的小鱼,水大时,也能有从水库中冲出的稍大一点的鱼,河中间有道水闸,当桥,河对岸的村子叫东横沟,属于固堤公社。这里离着县城寒亭三十里,离潍坊六十里,论说不远,车程也就一个小时,生活状况却相差几百年。这儿没有电,夜晚一片漆黑,如果有哪个小窗口还闪着昏黄的灯光,就能听到有节奏的咔嗒咔嗒声,那是女人们坐在木头织布机前织布(这种织布机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见到)。中老年人穿的大多是手织布的衣服,只有黑白两色。一个人一年那几尺布票全给家里的年轻人用了。人们冬天棉裤夏天单裤里面没有内裤,队长的老婆曾说,现在的年青人多有福啊,哪个都有几条裤头,咱们哪有啊。二队赶大车的泰占穿着在外村供销社当售货员的儿子给买的秋衣,引起全村人的羡慕。节俭的生活起源于贫穷。保管家人口少,劳力足,全家点灯一个月用不了一斤煤油。我问为什么用那么少?他说,有月亮的日子我们不点灯,晚饭就着月亮的光在院子里吃。我问一个有四个劳力的六口之家,,每个月的生活费用,油盐、煤油,肥皂等得多少钱(口粮不算钱),他想了想,说,得两块钱吧。我在供销社买了两块肥皂装在网兜里,一路上都有人盯着看,还有人惊讶:“两块!一下子买两块呀!”农民们平常吃的饭,就是地瓜干面掺点玉米面做的窝头,就着咸菜。劳动强度大时,也擀饼,是地瓜面掺白面在熬子上烙的很大很薄的那种。一般是在来客、盖屋、或下洼割草时才做的。因为缺油,(可以换油的黄豆都拿去换了地瓜干了)农民家很少炒菜,除非盖屋也从不买菜。菜园分的菜,萝卜、一种茎很长的青菜、从大蒜里抽出的蒜薹都腌成咸菜。盐也不是买的,是从北洼里的又咸又苦的河沟里捞出的带着泥沙的盐粒。看到我去供销社买了一斤盐,传厚说,“盐还用花钱买吗?”给我提来了半口袋咖啡色的带着泥沙的的盐,并教给我怎样用水澄清。酱油?没有。队长去潍坊看亲戚,回来说,“人家做的那鱼真好吃”,特别强调“还放了酱油。”有人在河边支上一个网,顺水而下的寸把长的小鱼时而会蹦到网上,收集起来,回家煮成一锅汤,抓上一把切碎的辣椒,放上一大把盐,撒上一堆切碎的大葱叶子再勾上高梁面,一锅又咸又辣,又腥的黑乎乎的汤,叫“鲜美的鱼汤”。什么时候提起来什么时候还咂着嘴说:“真鲜啊。”还加上一句:“美食不可多用!”

这里的妇女勤劳、能吃苦,地里的活儿,从下种到收割,男人能干的女的都能干,特别是十八九岁的女孩,因为能割草,挣的工分比男的都多。中年妇女大都会编。秋天,砍了高粱,把撕光叶子的高梁秸散放在公路上,让过路的大货车压扁,剖下外皮,编成席子、篓子和方的园的不同大小的盒子。利用不同颜色的外皮,编出各种图案和简单的文字如米,田,等。这里的炕也有特色,叫扩间炕,它不像别处贴着窗户只占半间屋子,而是整间屋子就是一盘大炕。这样的炕不仅是全家人睡觉的地方,冬天,做完饭的炕被烧的暖暖的,门口挂着门帘,女人们坐在炕上作针线,幼儿就在身边爬来爬去。炕上铺着的和围着墙边一圈的花样精美的席子,都是自家编的。上园下方的篓子,女人背着装菜,装猪草。漂亮的盒子还可以做嫁妆,到集上也能卖个好价钱。

因为是一姓村,每个人都沾亲带故,这里的“阶级斗争”的弦绷的不紧。就是原先划成地主。富农的,人们仍是称叔称爷。人们只知道有四类分子,对“反右”、“右派”一概不知。曾有人问我们:“你们是地主吗?”“是富农吗?”我们一一否认,说是“右派,”他们一派茫然。初到时,大队开四类分子的会,叫了孟去,以后再没叫过。村里人只知道我们被“下放”,准是犯了错误,看来我们的情况只有大队或公社甚至县里才掌握。村里也有犯过错误受到处理的人,一个是早年的书记,(那时叫指导员),大跃进时每个村书记上台表态,有说能亩产伍千斤的,有说能亩产七千斤,轮到他,他说我们打不了那么多,结果受了处分,撤了职。至于戴的什么帽子,老百姓们并不清楚。还有一个人叫凤吉,原在县里卫生部门工作,文革一开始就给弄回来了。有件事可以证明,这人虽懂点医道,但绝不会是医生。书记的老婆怀孕了,想生个男孩,去问他怎么办。他说,女人怀了孕,坐成胎不是一个,像鱼子一样,肚子里有很多小孩,有男有女。他给了书记一包朱砂,叫用红纱布包起,捆在肚子前,子宫处。“朱砂能杀死胎儿”他说“能把子宫里的女胎杀死(女胎没有男胎强壮)光剩下男孩,生时就只有男孩了。”书记家腰上捆着朱砂直到生出一个女孩。他带回来一架缝纫机,这是村里唯一的缝纫机,他还会做衣服,村民有需要时,他收钱服务。我带来的缝纫机是村里的第二台,妇女们找我给他们轧鞋帮,做书包。孟说咱们为贫下中农服务,不能要钱。他们也不空手来,有的拿着一个馒头,有的拿着两颗青菜。我搭上功夫,搭上线,又不要钱,来找我做活儿的人就多了。衬衣、外衣、还有一家拿来整整一包袱布料,让我给她要出嫁的女儿作嫁衣。直到我给人做坏了一条裤子,就再没有人找我做了。

来到的第二天,一大早,书记就来了,说是带我们到村里转转。在村里坑坑洼洼的大道两边,伸出一条条小胡同,房子全是麦秸草苫顶的土坯房,有的房子靠地面的部分有几行砖或石头,屋顶的麦秸草经多年的风吹雨打早已变成黑色,间或有一家新修补了屋顶,在一片黑色中的一块金黄色就像一条破裤子上的一块新补丁那么显眼。道路两边的墙下有一堆一堆的粪土,鸡在上面刨食。胡同口上几个脏兮兮的孩子,好奇地看着我们。

书记叫居常,当过兵,在朝鲜打过仗,见过世面。他一边走一边介绍村里的情况。

这个村(大队)共有八个生产队,每队大约三十户人家,全村共有一千来口人,都姓刘,是一个老祖宗传下来的。“八个队中属一队富,”他说,“一队有马子(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管马叫马子),到年底还能分点钱。你就上一队吧。”由此,我觉得这书记对我们还不错。路上迎面过来一个挑水的老人,大约有七十来岁,独眼,他的担子挑的一头是个木桶一头是个大瓦罐,一歪一歪的像个跛子。他看了我们一眼。居常说,这是个烈属。他一个儿子打仗时负了伤,一个儿子在战场上失踪了,现在由一队养着,一队还不愿要,嫌是个负担。我说,全村就你们队富,你们不要谁要?再说他这么老了,也养不了他几年了。我问,既然是烈属又这么大年纪了,就没有人帮他挑水吗?他说,逢年过节有学生拥军优属,他有儿子和孙子,平日里就没人管他了。我记住了他的名字:刘传厚。

那天吃过晚饭我们打听着去了传厚家。肮脏凌乱的屋里,炕上挂着的蚊帐几成黑色。两个蓬头垢面的老人正吃饭。一碗咸菜,一个小碗里是捣碎的鸡蛋拌大蒜,就放在土地上,两个人拿着黑乎乎的不知是什么面做的卷子吃着。看到传厚的小腿上长了一片疮,孟回家拿来土霉素软膏给他抹上。没想到这次造访引起那么多的议论,人们劝我们不要上他家去 ,说他的腿长的是“脏病”(性病),会转染我们。我们第二次去是给他送去一盘饺子 ,人们劝我们别要那个盘子了:太脏了。村里人把不知名的皮肤病都叫“大疮”(性病),人们害怕传染,没人上他家去。传厚的老伴是后娶的,有哮喘病,听人说癞蛤蟆头上的蟾酥能治这病,就吃癞蛤蟆。村里的小孩抓了癞蛤蟆,一角钱一个卖给她,她煮着吃,吃了很多,结果吃成傻子。从此这个女人头不梳脸不洗,大小便失禁,整天坐在大门口,浑身臭烘烘的,谁也不理她。传字辈辈分很高,没有再高的了,人们应该叫他爷爷甚至是老爷爷,但很少人这样称呼他,都是直呼其名,背后则叫他的小名“大龙”。他的大儿子一家人住在村东头,紧靠着公路。因为打仗时受过伤,直到如今脑袋里还有块子弹皮,影响的头疼眼花,不能劳动,但丝毫不影响他娶妻生子,一连生了五个孩子。因为是“荣誉军人”,全家人都由队上养着,吃平均口粮。他经常对人讲,当年打凤凰山时他是机枪手,是如何地勇敢,如何冲锋陷阵,看电影《南征北战》,他指着影片上抗机枪的战士说:“那就是我!”

他媳妇也不参加劳动,每天不是赶集就是站在门口公路边上,一边磕着葵瓜子,一边看来往的汽车和行人。她赶集时先到他公公处,问有没有鸡蛋捎着去卖。就是三个五个也都拿去。但卖蛋的钱却从来没给过公公。不光这样,每逢上头给传厚發抚恤金时,钱一拿到手,还没捂热,她就来了。不是说孩子上学要买本,就是孩子要买鞋,总之 ,不能空着手走。传厚拿他儿媳妇一点办法没有,对政府可有办法。有时候他换上一套干净衣裳,就上县上去了。他径直奔向县政府的办公室,见屋里的干部或坐着办公或在喝茶、看报,他上前把桌子一拍,大喝一声:“我的儿子打仗死了,给你们挣来这样的好日子,你们坐在这里,一个个像个人似的,谁还来管我!”说着就要掀桌子。那些人忙安抚他:“大爷别生气。有什么事慢慢说。”都认识他,早知道他的来意,(他来过不止一次)有人去会计处拿来十块钱,有时是十五块。“你先回去。再有什么困难跟大队说,大队不管,我们一定管。”,拿到钱,像是打了一场胜仗,就得意地回来了。有时他也到公社去闹,也能拿到钱。一个烈属,又那么大年纪了,十块八块就能打发了,谁也不愿意惹他。

一队队长叫子辰,有三十来岁,他带着向客人展示财富的神气说“去饲养室看看吧。”一队的饲养室在村子中间,院子很大,靠西墙是一间棚子,里面杂乱地堆着些绳子,篓子,马套包子,和一辆没有轮子的马车。院子中央有一个大坑,坑里有半坑马粪,旁边有一大土堆,上面插着一把铁锨,两个小牛犊子满院子乱跑,几只鸡在土堆上找食。推开坐北朝南的饲养室大门,一股热腾腾酸溜溜的气味扑面而来,昏暗的屋里,一排柱子上拴着几头骡子和牛,看不清室内的一切,只听见一片喀哧喀哧的咀嚼声。院里的一根柱子上,拴着一匹马。

我在城市里见过马。那些被汗水和尘土弄得脏兮兮的牲口,拖着满装着石头或其他重物的大车,沉重地走着,遇到上坡的路,它们硕大的鼻孔猛烈扇动,大口喘气,肌肉紧绷,抻着脖子仿佛要挣脱身上的重负,趔趄不前。赶车人的鞭子在他的头上方甩动,发出叭,叭的声响,猛的一抽,随着马身上突起的一道印,马一个激灵,爬上去了。看到这儿,让人想起“当牛做马”的痛苦。

眼前这匹马可不是这样。这是一匹枣红马,身上的皮毛油光铮亮,像披了一匹缎子、他的臀部滚圆,鬃毛修剪的长短适度,脖子优雅的让人想起天鹅。

他站在那儿像一座雕塑,一件艺术品。一个衣着寒酸的、高个老饲养员正用一把铁刷子给她梳毛,那个小心劲儿,像伺候一位贵妇人。一个身穿黑色中山服,白净脸的中年汉子对他说了些什么。他走后,饲养员温柔的摸着马背说:这是咱们的聚宝盆哪。

原来,这个村没有副业,土地盐碱化,种下去的庄稼经常“碱死”,再加上不是旱就是涝,收成很少。工分每日一角二三,每人一年三百斤口粮,苦干一年到年底,大部分生产队都分不到钱。一队有马,马生了小马,如是骒马(小母马)可卖两三千元,社员就有钱可分了。分钱的希望全寄托在这匹母马身上。这马也争气,已连续生了四匹小马了,如今它又有孕在身,怎能不小心翼翼地照顾它哪。那个中年汉子叫怀平是一队的队长(子辰是副队长),大队委员。是个远近闻名的人物。据说他不是本村人,是他姥爷没儿子,过继过来的。因为怕他上了学将来留不住,因此不让他读书,让他每天放马,那时北洼是一大片草场。多年和马在一起,他对马有很深的感情。可以说一队因为有他才有马,才有能挣钱的马。在队里,他不用到地里劳动,就给它划着最高的的工分。平日里他去四乡赶集,当掮客,帮买卖牲口的人鉴定牲口的价值,收佣金。他能到内蒙去花很少钱买回一些有点缺陷的马,经过调养再卖出个好价钱。村里有句自编的歇后语:“怀平识了字——了不得。”他每次出门,一出村就从提包里拿出制服换上,打扮得跟个干部似的,坐上火车,从包里掏出一张《参考消息》看,谁也看不出他是个文盲。村民们敬畏他,崇拜他。有一次二队会计打老婆,那女人哭着说:“你这个半昏(方言傻子),你要是怀平,你一天打我三回我都愿意!”不去赶集的日子,他有时也去地里转转,去监督、指挥,却从不动手。有一年冬天,有人发现柴火垛里藏着一大堆萝卜,向他汇报了,他叫那人把萝卜推到他家去了。社员们形容盖房子的困难像“扒了一层皮”,可是他要盖房子,这家送砖,那家送麦子,还有送钱的;说盖就盖起来了。我和他有过一回遭遇,那还是秋天,苞米掰完了,去地里拔出苞米秸,一捆一捆的放在空地上,等大车来拉。我见这些放在地上的苞米秸有的头衝东,有的头衝西。就随意的放了。正在这里巡视的怀平突然走到我跟前,厉声说:“你这是怎么放的?你还想不想干?不想干了就走!”我低着头,一句话没说,抱起苞米秸按他指的方向重新放过。队里还有一个保管兼副队长刘传度,这人面相恐怖可憎:鼻子烂掉了只剩下两个小眼儿、说话齉声齉气,两眼下眼皮外翻红哧哧的,其中一只还不断地淌黄水,他衣裳大襟的纽扣上拴着一块脏乎乎的白布,不住地擦。据说当年国民党军队住在这里时,他老婆和一个军官睡觉被传染上花柳病(性病),国民党走了,他老婆又把病传给他,老婆的病是治好了,他却成了现在这幅怪模样。别看他模样不济,领导生产极有经验,工作极认真,秋收时,场院上打完豆子。他把地上的土渣渣扫起来,用箩在湾里淘。一遍又一遍,淘到最后箩里只有一粒豆,他小心地捡起这粒豆子。当时我就在他旁边,他的这个举动大大感动了我,生产队仓库的钥匙由他保管,没找错人!

大队对我们家的生活,工作,都做了安排:小女儿在本村小学读二年级,儿子在联中(小学和初中联在一起,学校在北边的高庄,离南仲寨四里)读初一,两个大的和我们夫妇在队里劳动。派人陪同我们去固堤买了生产工具:三张铁锨两个锄头一个二齿子和三把镰刀;而没有北方常用的镢。因为这里的土地从地面往下挖,挖多深也是土,找不到一点石头,用不着刨地,只需把铁锨插到地上再踏上一只脚用力一踩,土就翻起来了。还找木匠替我们打制小推车(独轮车)。

说像我家这些劳力,起码得有三辆才够用,我们没听这些建议,只定制了一辆。发给我们吃到麦季的口粮时,队上的保管说,照顾你们南方人爱吃米,多给你们些小米吧。给了我们三百斤谷子。事后才知道,农民不爱要谷子不是他们不爱吃小米,而是因为每一百斤玉米磨成粉仍是一百斤,而一百斤谷子,去了糠只出七十斤小米。每人每年三百斤毛粮,显然是不够吃的,一年里每人分三十斤小麦,留着“有事”(婚、丧、生孩子、有病,盖屋)时用,就连过年时,蒸几个白面馒头也是留着待客,自家人吃的多是地瓜面外面包着一层白面的馒头。

生活的每一天总是这样开始:天刚放亮,就听见驴子’咴,咴“的叫声;接着路上有人去挑水,响起水桶嘀哩咣啷的声音,鸡叫声、猪叫声,吃完早饭把刷锅水和猪食倒到猪食槽里唤猪的声音,然后扛上锨,女的还背上篓子,(干活休息时顺手拔点草回来喂猪),三三两两地来到饲养室门口,等着队长安排活儿。然后,扛着锨的、扛着犁杖的,挑着水桶的、推着小车的、也许还跟着马车,一行人就出发了。路上遇上打架的,挑桶的放下担子,扛犁杖的放下犁杖,所有的人、车都停下来,聚精会神地看,直到有了结果才继续行进。文化生活的匮乏(社员没有一个人看报,放电影的一年来不了几次,几部样板戏电影反复地演也看不够)使人们把看打架,出殡,婚礼都当成娱乐。有人喊我“老高,快出来看呐!”“看什么?”我问。“看出殡的呢。”我出去时看见,道上两边已经站满了男女老少,还有抱着孩子的人,这还不是出殡,是“报庙”,就是死了人去土地庙报到。一行穿着租来的孝衣戴着孝帽的人哭哭啼啼的走过来了,为首的拄着根“哭丧棒”低着头,弯着腰,哭得鼻涕流出老长蕩啷到地上,走一会儿,跪下,起来再走,旁边还有个人提着个高凳子跟着。队伍往西走出村子在路口停下,拿凳子的人放下凳子,被扶上凳子的孝子,面朝西举起“哭丧棒”指着西方,那人说一句他跟着说一句:“大路朝西…..”这叫“指路。”叫死人到阴间去别走错了路。“观众”们兴致勃勃地看着并逐个点评谁是真哭,谁是假哭。有个笑话,说的是一家人去“报庙”路上,队伍中有对夫妇,在恸哭着下跪时,女的看见前面有一滩鸡屎,就拉着哭腔告诉男人:“一泡鸡屎啊!啊!”男人也立即用同样的腔调回答妻子的关怀:“看啊——见啊——了!”如果是娶媳妇,则更能引起妇女们的关注,一帮一帮地跑到新人家。新娘盘着腿坐在床上,新郎在院子里陪着贺喜的人喝酒,女人们更注意的是新娘的嫁妆:摞成一大摞的、花花绿绿的被褥有几套?是什么料子的?来回地数。我问,为什么要这么多被褥?回答是,这是要用一辈子的,结婚以后,媳妇没有钱再做,婆家再也不会给做了。为了供人参观,陪嫁的箱盖是打开的,可随便翻看。有的还在屋里挂上一根晾衣绳,陪嫁的衣服、枕巾都挂在上面。看过这些情景,几天过去,都谈论不完。

我们一家人四个参加劳动,农民们担心工分都叫我们家挣了去,他们说,这么些劳力,年底得分一条马腿呀!他们的顾虑是多余的。我们四个人虽也人高马大,但无论怎么努力也干不过他们。第一次参加的劳动是我们母女三个和社员们一起去地里摘绿豆。队长说,要摘成熟了的发黑的,不能摘生的。成熟的绿豆很少,因为一成熟就裂开豆粒就落到地里了。只看见社员们动作快的很,半黑半青的豆荚很快就满了篓子,我们扒开每株翻看却找不到几个成熟的。散工时队长拿秤称每人的收获,社员们都是三斤兩斤,我们却都只有三四兩。这天孟干的活是跟着大车送粪。大车把粪肥拉到地头,孟管着卸车。他拼命一般挥动着铁锨,干完这一车,他的汗水湿透了小褂,满头虚汗,脸色苍白。当天下午就叫他去菜园,摇水车浇地去了。

菜园有四亩大,紧靠灌渠,水车的链条带动唧筒把水提上来顺着小水沟流到菜畦里。管菜园的人叫传增,平时有需要时,就叫队上派人来整地或摇水车,现在,孟就安排在菜园,在传增领导下“工作”了。菜园里种的菜主要是萝卜、白菜。葱、蒜、韭菜、黄瓜和少量的茄子辣椒等,主要是分给社员吃,也推到集上去卖。分菜时有人给我们送来一大堆韭菜,看到别人家分得黄瓜我问为什么没有我们的,队长说分到我们没有了,就多给些韭菜。(社员不爱要韭菜)。不知道为什么,这里蔬菜的品种那么少。城里常见的大头菜、油菜、茼蒿,这儿都没有,集上也没有卖的。农民甚至都没听说过。

下乡前我们就学会了针灸,头疼牙疼等小毛病常自己给自己扎针。下乡时,我们带了些家常用的药品,孟一心要“为人民服务”。看到有小孩嘴上长黄水疮就给人家抹金霉素软膏,治好为止。一个妇女牙疼,去问孟要药,孟给她扎针,她的牙不疼了,“菜园老孟会治病”的名声就传开了。从此,不光本村人连外村也有人来找老孟“治病”,因为不但不要钱,还白给药。有一次,我们去固堤赶集,一个老大娘拦住我们,从怀里掏出一个小苹果,往孟手上塞,说多亏孟治好了她的胳臂疼。大队干部找到孟说,你不是医生,你治好一个病人就得罪一回大夫,病人都不找大夫了。孟说,我这是为人民服务。大队干部说,这里是农村,不讲那个,你“为人民服务”了,大夫就不能“为人民服务”了。村里有卫生所,有个在县里培训过的“赤脚医生”,坐在那里没有事干。


朋 友

从我们成了“敌人”那一天起,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即使是过去很熟的人,见了面也像不认识一样,连看都不看你一眼,人们躲着我们,就像我们是得了传染病的病人。亲戚也一样。有些人内心是同情你的,但不敢表露,怕人说,不“划清界限”。到了南仲寨,我们才又有了新的朋友。

八队的 同吉可算我家的第一个朋友。他拿着三把磨秃了的小镰刀,两个自家编的小篓来到我家,说是给孩子割草用。这里的小学生上学都要自带凳子。见我家没有,拿来一个他自己做的三条腿的凳子,虽然做工粗糙且容易歪倒,也聊胜于无。他说他和我们一样都是外来户,在这儿生活困难就特别多。他本是这村的人,幼年时,爷爷欠了赌债,半夜里带着一家人推着小车挑着担子逃到广饶以北的黄河边上,那里有的是地,随便种,河里的鱼也多,随便打,一住就是几十年。老了,想叶落归根,这里是老家,哥哥一家先回来了,他也就带着全家推着小车走了三天回到这里。都是“外来户”,他很同情我们,说有什么困难找他,他会帮忙。他长的很高,头小,脖子长,一脸沧桑,村里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长脖子老道。他有五个孩子:三男两女,两个小的在村里上学,三个大的在队里劳动。他干活时和队长吵架,一气之下就不干了,仗着三个孩子都很能干,他就索性在家当甩手掌柜,生产队的劳动他是不参加了,村里谁家有婚、丧、嫁、娶,修房、盖屋,都有他的身影,他都去帮忙。他家在村西头一个大湾边上,矮矮的三间土屋,屋里黢黑。栏里一头猪瘦的像狗,他说是栏角不好(其实是没有东西喂)也许是“外来户”的原因,它在村里口碑不好,没有朋友,连他的亲哥哥都和他不大来往。他频频地上我家来,看我家没有咸菜,端来一小盆腌的大葱叶子,里面还有些生螃蟹腿,闻着又腥由臭。我整个给倒到茅坑里了,怕他看见,上面盖上了土。有人说,他上老孟家目的是想借钱。后来他果真跟我们借了三十块钱,但很快就还了。他行三,我们叫他三哥,教孩子们叫他三大爷。到我家来的还有一个人叫居安,他是本村小学的老师。他说他的命不好,本打算上完初中上高中,上完高中上大学,谁知道初中刚毕业就来了文革,学校停办了,只好回家当了民办教师。他对当前很多事看不惯,他说一个老师因为给领导提意见就弄到公社去批判,最后证明提的意见是正确的,公社说意见虽然正确但他犯了“不尊重领导罪”,还是受到批判。他很爱读书,但当时除了四卷红宝书,无书可读。离开学校时,他从被砸烂的学校图书室里偷出一本《野火春风斗古城》,村里爱看书的青年轮着班看,都快看散了。他渴望像城市人那样生活,特别是有那样的爱情,就像银环和杨晓冬。他向往着和女友在河边、树下约会,一块儿散步,谈心。这本来是很正常的想法,但在这里,这种美好的愿望却绝不可能实现。因为村里从老辈起就有不成文的规定:本村人之间不能通婚。 后来,居安总是晚上来,还躲着人,他说大队曾找他谈过话,不让和老孟来往。

居安的父亲有个好朋友住在离南仲寨一里地的北仲寨,是个木匠,两人常在一块儿喝酒。木匠老婆早死了如今和独生女儿一起生活。女儿很能干,屋里地里的活儿都是好手;只有一点,是个麻子。这酒喝来喝去两人决定做亲家:把姑娘嫁给居安。回家一说,居安不同意。老子火了,说不愿意就滚出这个家门。

争吵了几次,弄得对方也知道了。居安想亲自和姑娘谈谈,让她同意取消婚约。这天,他鼓足勇气跑到北中寨,一进门,木匠抄起顶门的棍子骂着朝他打来,“我叫你退婚!我叫你退婚!”他一面躲闪着一面说:“我是来商议哪天结婚的”。木匠这才放下棍子。结婚后,居安不当教师了,跟着丈人学木匠;地里的活儿,大都是媳妇干。那天我去他家,媳妇正推着满满一小车地瓜进门,放下车把,顾不得擦汗先去洗手。院里老放着一盆水,洗手用,这是别家没有的。

传厚也常来我家,我做饭,他就坐在挨着炉灶的门槛上和我闲聊。经常的话题是夸耀他年轻时如何能干:“那时候,二百斤的麦个子,这么长的口袋”他伸开两只手比量着。“我一下子就扛起来了”。他要给我的两个女儿找婆家,说给他外甥。我总是和他开玩笑,说我女儿利害,光打人。“人家拿着她好,她就不能打人了”他很认真地说。这个善良的老人,辈分虽高,却不受人尊敬,没有人和他说正经话,当面背后都叫他的小名“大龙”。

女儿们也有了朋友,那还是刚分到一队的第二天,一大早,有人在门外喊:“走啊!”,我出门一看,是三个干干净净的、满面笑容的女孩,看样子都有十七八岁,是来叫女儿们去上工的。我问了他们的名字,一个叫“挑”,一个叫“兜”,一个叫“妹”,(好奇怪的名字。)他们嘻嘻哈哈的一点也不认生,我女儿倒有些拘束地跟着他们去了。后来,那个叫挑的成了大女儿的好朋友。大队说,我的两个大孩子算知识青年,县上开知青会,他两人也去了,认识了几个知青,有四个在东横沟,因为两个村相隔很近,(只隔一条河,)他们没事时常上我家来玩。东横沟属于固堤公社,是县里的“典型”,书记李德是县委委员,治村极严,定有很多村规。他规定村民结婚只能在每年的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有个女青年结婚,男方是外村的,定的日子不是这两天,婚后李德教团支部开除她的团籍。团支书很为难说开除团籍要上报上级团委,得有开除的原因,况且她嫁给了外村人,关系也就转走了,没法开除了。那女孩的娘是村里的妇女委员,最后撤了她的职。还有一条规定是村里死了人,抬埋等丧葬事由村里专职的人员帮助处理,但家属不许哭,只要有哭声,村里就不管了。村里有阶级教育展览室,其实就是李德家史的展览室,里面张贴者画着李德家史的连环画,上级发给他的各种奖状,有专职的女讲解员(都是挑的长的漂亮的)一面宣讲李德领导的事迹一面还打着竹板,说唱歌颂李德的节目;“说李德,唱李德……”李德借口要统一规划,先把村里地富家的房子拆了,自己家盖了新屋,屋里的地面都是用地富家房子拆下来的砖铺的。村民被管束的像犯人,不能和外人说话,只能按李德的指令干活。有几个参了军的人,在外面当了几年兵并入了党,复原回来后看不惯他的专制,给他提意见,他把提意见的人统统打成反革命,在这些人家的大门上贴上大字报,教村里的小学生一批一批的上门揪斗。村里安着大喇叭,每天早晨五点就响起来,叫社员们去下地干活。声音之大连我村都听的清清楚楚。听说扩音器就在李德的炕头上,他一睁眼就能对村民發令。知青们每天劳动,下雨天也不让闲着,离村必得请假,批准了才行。几个青年情绪低落,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就工”或’上调” ,看不清前途,,来了就发牢骚。听了这番介绍,我庆幸没下到东横沟去。在“疏散”大潮中,还有几家从青岛来的,离我们最近的是北仲寨的刘家。刘先生是天津人,原是青岛某企业的供销人员,。在一次学习时,他读报时读错了行,把“打倒刘少奇’读成“打倒毛主席”了,被打成“反革命”, 妻子早殁,于是带着病残的女儿和小儿子(大儿子已工作)“疏散”来了。刘先生说自己有心脏病,女儿是个类风湿病患者,手臂都变了形,二人都不能劳动,小儿子才十五岁,爱读书,古诗,<长恨歌>、<琵琶行>背的滚瓜滥熟,可惜中断了学业,因年龄小,只能跟着队里干点轻活。北仲寨还有一户姓牟的是南京来的。男主人原是一个区的检察院的领导干部,后来成了“右派”,这里是他的故乡,他就是从这儿出去参加“革命队伍”一直打到南京的。现在也带着妻子、女儿和两个儿子回来了。牟先生沉默寡言,很少和人来往,每天背着粪筐拾粪。十八九岁的女儿聪明伶俐,会缝纫,不断有人找她做衣服,没大有时间下地干活。她原是南京的下乡知青,是从知青点调回来跟着“疏散”的,当知青时就有了男朋友,男孩后来参了军,女孩回乡后,男孩不远千里跑到北仲寨来看她,她也去南京看他,正当难分难舍时,部队给男孩指出两条路:开除党籍、军籍或是立刻和女的断绝关系。经过痛苦的抉择,男孩选择了第二条。(几年以后,听说女孩和一个分配在固堤一个小饭店卖包子的知青结婚了)。她妈体弱多病只能做点家务,只有两个未成年的弟弟在队上劳动。冬天,部队拉练要来这村,事先村里做好准备:在×类分子家的大门上贴上白纸,避免战士们误入“助民”。×类分子则每人上衣胸前缝一块白布,上面写着姓名和身份,供战士识别,免得称呼错了,把“分子”叫成老大爷。我们去过刘家,本以为“同是天涯沦落人”,可以做朋友,可是刘说,我和你们不一样,我是“人民内部矛盾”,你们是“外部矛盾”是“敌我矛盾”性质不一样。我们也就不好“高攀”了。

这儿给孩子起的名字都很奇怪,而且有的有音无字。像“密儿”、“趁”,问她娘是哪个字?她说不出。男孩的小名多是地名,据说孩子生下后第一个进门的外人先问是哪里人?那人说是“兴尧的“孩子就叫“尧”。如果孩子的父亲在外地,那外地的地名就作为孩子的小名。因此,这个村里有叫“洛阳”的,叫北京、南京、四川、河南的都有。夫妻之间的称呼也很特别,有了孩子,男人用女孩的名字称呼妻子,女人则用男孩的名字称呼丈夫。外人叫女人,很少呼名子,多是叫“某某家的”,有时也是叫孩子的名字,初次听到有人叫我女儿的名字,看了看女儿并不在跟前,最后才知道那是在叫我。大女儿的好朋友’“挑”,是个健壮的女孩,圆圆的脸,圆圆的眼睛,两条短辫,全身透着青春的活力。他是全队最能干、挣分最多的女孩,可她家也是全队最穷的,原因是她的家庭。她爹是个赶大车的,不幸从大车上的草堆上摔下来,瘫了。挑她娘是个好女人,每天上工前都把他抱到屋外晒太阳,放工再把他抱回屋。照顾了几年,他死了。撇下了老婆和三个孩子,挑是老大,身下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家里没有男人,日子过的很艰难,书记很同情挑她娘,给她介绍了一个人:劳改释放后在农场就了业的老贾。据说老贾家都是干部,老贾是在部队上犯了“错误”,当了劳改的,刑满释放后家人和他“划清界限”不肯收留他,就在农场就业了。在农场老贾是在鞋厂工作的,学会了做鞋,他们结婚后,就离开农场搬到挑家来了。村里没给他落户口,也没分给他地,就没有他的口粮,好在他有手艺,每天穿着那件证明他曾当过兵的,洗得发白布满补丁的旧军装,骑着辆破自行车,四处赶集去给人做鞋,修鞋,也收购些破鞋洗刷干净修补好在集上摆着卖,从此挑一家都不缺鞋穿。挑她娘不认为这个人坐过牢算什么污点,她说老贾成分好,成分不好能当兵吗?没几年,挑她娘(这时已有人叫她“老贾家”了)就又生了三个女孩。老贾可以说是村里的“另类”,他说着一口外乡话,给孩子起名,不像这里人不是叫密儿呀就是叫塞(女孩名),他的小孩叫:“玲玲”和“莉莉”。村里人都管父亲叫爹,惟独他教小孩叫他爸爸,这也引起人们的嘲笑。每次他赶集回来(车把上挂着买来的烧饼),玲玲和莉莉跑着迎上去喊“爸爸”的时候。坐在胡同口的老婆们就说:“这里没有兔子,那里来的巴巴?(此地唤兔子的声音)”就是一阵哄笑。挑和他娘都很要强,再穷,再苦也总是笑眯眯的,从不诉苦,脸上看不见一点愁模样。挑有一件带黄格子的“的确良”衬衣,那时候是很稀罕的,很少人有。挑就穿着它上工,下地干活。回家洗了晾干再穿。老贾没能使她家摆脱贫穷,他家的三间房子现在只剩下两间,东头那间露着天:檩条和大梁都拆着卖了。为了挣钱,挑去外村拿回些尼龙丝干加工活:编网兜,也分给我女儿一些。拿原料和送成品都是挑去。他俩还一块儿去过农场,在照相馆照了张合影。

晚上记完工,有的人不想回家,留下打扑克。五州说他累了,就和老道一块往家走。老道是“背生”的,生他时他爹已经死了,怕不好养,他娘给他起名“道士”,也叫“老道”。五州家在公路东边离河不远处,在村子的边边上,他爹叫刘琪,土改时,他还在外村上学,回来后继承了家庭的“富农”成份,全家从原来在村里的大房子里,给撵到村东头紧靠河边的一个场院屋里住,(场院屋是场院里放农具的小屋)。 成份不好的人没有人肯嫁,娶不上媳妇,只能从亲戚里找,结婚后,一连生了五六个孩子,五洲是老大。刘琪聪明能干又有文化,孩子大了也都是干活的能手,全家人齐心协力地操持着,当年的场院屋大改样了。现在的刘琪家有一个大院子,院里一排三栋房子,两栋新盖的是为两个大儿子结婚准备的。房前的院里有压水井,有鸡窝,兔子窝,种着时令青菜,葱、蒜、西红柿什么的,收拾的干干净净,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如果不是被撵到这村边上,还住在村里面,是没有这么大的地方的。村里种水稻就是派刘琪去学会了,稻田由他管理的。什么时候该放水,什么时候插秧,什么时候除草,拔稗子;从种到收都是他在尽心尽力的经营着,种下的头一年就获得丰收,亩产一千多斤,家家吃上了大米。他两口子和两个儿子五州和五全,女儿妹都是劳动能手,是全队挣工分最多的。也许因为出身问题,这家人都寡言少语,不爱说话,终日里埋头干活。冬天,别人都坐在饲养室里喝水聊天时,刘琪家的人都没闲着,不是在家打绳、编筐就是背着粪筐沿着公路拾粪。五州他娘则给全家人缝衣做鞋,有一次我问她,五州穿多少号的鞋,她愣了,说不知道鞋还有号,因为从未买过鞋。这就是中国“富农”的形象。五洲和老道走过德收家的新屋,(就是我家前面那座房子,)新屋刚盖好,屋里空空的,窗户光安上框还没有安窗扇,里面用稻草塞着,有大门。老道说,我去记工的时候,看见飞进去一只鸟,咱进去捉鸟吧。说着推开那两扇虚掩着的大门,老道打亮手电一照,只见依偎在墙角的一对男女倏地分开,男的夺门而出,竟是五州的弟弟五全,五州见状扭头就走,女的却不慌不忙骂了句:“半昏!”(当地土话傻瓜,白痴之意)。不出一天,五全和挑相好(这里没有恋爱这个词,只叫相好)的事就传开了。五全他娘知道了很高兴,不愁因为成分不好娶不上媳妇了,何况这未来的媳妇又是挑,这个长的又好,又能干的女孩。托了妇女队长孙秀英和大队会计的老婆去说媒。那天在菜园里干活,挑她娘的三个小孩都围在身边玩,休息时,两个媒人过来叫玲玲和莉莉(其实这个名字只有老贾叫,村里人叫他们大妮儿和二妮儿)把小妮儿抱走,很严肃的和挑她娘说起和五全家结亲的事。他俩说,两个年轻人相好,你也听说了吧?你家人口多劳力少,生活担子重,刘琪家劳力多,生活好,两家结了亲,可以帮助你家。总之,说了一大些好话。挑她娘笑眯眯地听着,说回家去再问问挑的意见。这事一传开,又正式找了媒人,这事好像就有八分成了。两个青年人虽没有当众表示什么,但心中都默默认可了这件事。栽地瓜时,规定是女青年挑水,男青年推小车往地里运地瓜芽,年纪大的就在地瓜壟上挖坑,按芽,浇水。五全推来小车,见挑的水桶放在地上,放下车子就挑起空了的水桶替挑去挑水,让挑多歇一会儿。在村里道上倒粪,(把掺和着土的粪堆捣碎)太阳晒人,他娘叫小女儿回家去拿几个苇笠,特别嘱咐多拿一个给挑戴。傍晚,别的女孩去河里洗澡,挑不去。有一次我在靠公路的南崖头上坐着乘凉,有个人直冲着我走过来,原来是五全,到跟前见是我,扭头走了。我知道他准是把我当成和他约会的挑了。自古到今,不论中外,青年男女相爱是谁也阻止不了的,经过了文化大革命,老祖宗定下的本村人之间不能结婚的老规矩,也没有人理会了。老规矩虽然打破了,但是又有了新规矩,就是“亲不亲,阶级分。”挑她娘虽然没有文化,但这点还是懂的。她拿不定主意,就去找书记征求意见。书记耐心地跟她指明了和刘琪家结亲的利弊。刘琪家日子过得好,孩子也老实能干,可是就是这个成份问题,对你家的影响不能不考虑,和他家结亲,将来挑的兄弟就不能当兵,甚至连个民兵都当不上,当工人就更不用说了。挑她娘一想:对啊,刘琪家四个儿子,不但是当兵,就连民兵也没有一个。这可是影响全家子孙后代的事,不行,绝对不行。书记见她终于明白了,接着提起自己姐姐家的外甥,年纪和挑相仿,出身也好,愿意当这个煤人。挑她娘当即同意了,别忘了当初她和老贾结婚还是书记给介绍的呢。她和媒人说了因为刘琪家的成份问题,这个亲结不得。俩媒人说,你嫌刘琪家成分不好,你家老贾还是个劳改呢。你就不怕受影响了?挑她娘说,老贾虽然当过劳改,可是他成分好,要不他还能当兵吗?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后来,五全找的媳妇仍旧是他老娘家的亲戚,一个不相识的女人。)挑头一次跟着书记去到新对象家,一见面人家就给了二十块钱。此后,挑隔三岔五的去,每次去拿到钱后,有人就看见她去固堤供销社去买东西。这样过了一段时候,没有人知道她什么时候结婚,她突然到我家来了。她问我家有没有地图,她要找一个叫敦化的地方。我拿出地图并给她指出敦化的位置,“就这么个小点?”她说。不久她就走了。他娘说她上东北亲戚家去了。(后来,她在敦化结了婚,生了三个孩子,还回过老家给了她兄弟一笔钱,帮他盖了房子。)

妹是刘琪的大女儿,五全的妹妹,她长得不是很美但是很秀气,很文静,从不和别人说笑打闹。就是这么一个沉默寡言的女孩,竟然怀孕了,据说怀的是民兵连长金秀的孩子。金秀是有老婆有孩子的人,这还了得!家里很快给她找了婆家,是北乡的一家人家。这里的人们素有“宁向南挪一千,不向北挪一砖”的说法,因为南边富,北乡人穷地薄生活苦。刘琪老婆的娘家就是北乡的。妹他娘领着女儿到县城的大商店里买了各种颜色的条绒,找人做了几套条绒衣服,临结婚前,五全骑着车子,后座上带着妹去了趟固堤,有人说是去了卫生院,几天之后妹就结婚了。正是我们从广东回来的第二天我看见妹穿了一身红衣裳,骑着大马,脸上还带着一副蓝眼镜,看起来怪模怪样。有一次妹回娘家,正好赶上村里放电影,在去看电影的路上,妹走在前面,我听见后面两个女的指着妹说,这就是那个结婚前三天才流产的人。挑和妹这两个可爱的女孩就这样离开了南仲寨。

“看”是我二女儿的好朋友,也叫“小看”,是二队太华家的孩子,和我家老二同岁。太华夫妇极其善良,他们有七个孩子,拿我女儿跟自己孩子一样。太华家在我家对面盖了新屋,和我家门对门。小看一个人在新屋睡觉,教我女儿和他做伴,正好我家也窄巴,隔着又近,就去了。她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现在,快四十年了,还有来往,经常通电话。


工 分

“ 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工分就是粮,工分就是钱。虽然十个工分才值一毛二三分钱,可就指着这些钱过日子呀。队里规定,整劳力每天八分,妇女七分,老年人每天六分,除此之外还有机动分,就看队长怎么定了。队长子辰说过“分多分少,有分没分都在我肚子里”就是说,根本没有定数。譬如有一天干完大田的活儿,回到村里经过场院,子辰说,有要回家做饭的可以先回去,剩下的人把场上晒的东西收起来。一些女人回家了。剩下的人用了半个钟头把场院收拾干净了,子辰说,这个活儿每人二分。那些早回家做饭的女人听说后后悔不迭。第二天,又是这样,这回没有一个人先回去。干完大田的活儿回来又把场院上的活儿干了。完事后,子辰说:“今天是义务,没有分。”你就干生气去吧!有的老社员好心地嘱咐我,干活跟着队长老婆,吃不了亏。这是实话。

下来的第一年,全家的口粮费用,来时单位已经支付了,干活先不计分。如果计分,我们肯定挣不出吃来。我们不惜气力,但实在是不会干。我很佩服农民,他们能长时间地蹲着干活儿,我却蹲不下,腿痛,只能弯着腰干。锄地时,我不会“倒步”,(两腿分别用力),一个姿势向前撵,就特别累,草没有锄掉几棵,庄稼倒锄断不少,队长不让我干了。豆子成熟了,摊在场院上,套上骡子拉着石头辘轳辘碡碾压。队长交给我的任务是端着个脏铁盆,跟在骡子腚后接屎接尿。队长说,你紧跟着它,看它一撅尾巴就赶紧接住,别让它把屎尿拉到豆子上。我害怕骡子踢我,不敢靠得太近,只盯着骡子的尾巴,跟着它转了几圈,忽然它尾巴一撅,我以为它要踢我,吓得我直往后退,队长抢先一步夺过我手里的盆,还没凑上去,骡子屎尿都拉到豆子上了。队长嘟囔着收拾了那些沾上屎尿的豆子,并没有责骂我。其他社员也从未因我不会干农活讥笑或“欺负”过我。想到这儿,直到今天,我都很感激他们。但是,生活是残酷无情的,对他们对我们都一样,只是他们已经适应了而我们尚不适应而已。我也想适应这“新”的生活,并努力去做,想和他们一样。干活累了时,不管脏净,就地躺下;渴了,看见小水沟,不顾沟边上的牛蹄子印(牛刚在这儿饮过),扒拉开水面上的草沫,捧起来就喝;和社员一样,也生吃路边长的豆角。但就是像水和油一样,怎么也融合不到一块儿。走到那儿,不用开口,农民一眼就看出你是“外人”。去固堤赶集路上,公路边不远的地里,一帮青年正在劳作,忽然停下了,指着我连说带笑,好像看一个怪物。我也停下脚步,瞪着他们,对峙了一会儿。我是一个人,他们是一大帮,我感到孤立无援,那时的感觉,就像一个人落到了动物群中,和一个动物落到了人群中一样。还有一次,队长叫我去打地瓜垄,那块地不大,就我一人去。那地离我们村有五六里,离另一个村更近一些。我用心地把土坷垃打碎、打细,壘成一道道垄,我干得很细,很慢(农民说我干活“像绣花”)。从我一开始干,隔着大路另一个村正干活的人就直看我。我刚打了几条垄,从路对面跑过来一个女青年,在我打好的垄上,来回的踩。我几乎是哀求她说,你别踩了,我好不容易打了这几条垄,你踩坏了我还得重打。他一面踩着一面说,“你好不容易?我就是要叫你重打!叫你重打!”路那边的人有说有笑地在看,连活都停下了。有一天,说是要放电影,放映员已来到,正在大队吃饭,天还没黑,“银幕”:两根长杆子撑着一块白布,就在南北仲寨之间刚出完地瓜的一块空地上树起来了。“看电影去喽!”有人在喊。孩子们找着各自的伙伴去了。我顾不得吃饭,披上一件破棉大衣,抓起两个煮地瓜塞到口袋里,提着凳子直奔场地。人已经来的不少,“银幕” 两面都有,有坐着说话的,有站着四下里找人的,吆吆喝喝乱成一片。村干部拿着树条子在人头顶上抡过来抡过去,一面喊着“都坐下!都坐下!”人们怕打倒头上,才纷纷坐下。我不愿和他们挤在一块儿,怕招上虱子,就在银幕背面稍远的地方坐下并掏出一块地瓜吃着。这时,从北仲寨那边过来一帮半大孩子围上了我。有的说,这是野巴珍!(这里管疯子叫野巴,珍是东横沟的一个叫珍的女疯子),有的说,这不是野巴珍!有的撇着怪腔问我:“你是谁?”“你是从哪里来的?”见我不做声,只闷着头吃地瓜。“是哑巴吧?”“拿手电照她!”,“照她!”他们都拿着手电,却都怕费电,叫别人“照”,自己都不“照”。嚷嚷了一阵,见响起了音乐,电影快开演了,才散去。最后离开我的那个小男孩把脸凑到我脸前,做了个鬼脸,故意压低了嗓门说;“过一会儿就来一个马虎(狼)吃了你!”说完就跑了,我又好气又好笑。这时,一个中年妇女走到我跟前,亲切的说:“你冷不冷?上我家去暖和暖和喝点热水吧.”我冰冷的心被她这一句话给融化了,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幸亏天黑,她看不见。还有一次,我牙疼,过去牙一疼我就上医院请医生把病牙拔掉,这次又疼了,正像俗话说的,牙疼不是病,疼起来就要命。试用了几种方法:在手上的穴位上扎针、含一口烧酒,歪着头,让牙泡在酒里,都止不住疼,我想还是拔掉最彻底,就去了固堤的公社卫生院。卫生院和兽医院紧挨着,中间有一道矮墙。一边的院里柱子上拴着病牛、病马,另一边院子里靠墙根坐着几个病歪歪的人,看样像住院的病人。我进门找到挂号处,交了一毛钱,说我要看牙科,里面的人说,没有牙科,要看牙你去外科吧。外科诊室里只有一个大夫,他看了看我,问,“你是那里的?”我尽量撇着腔,学着当地的口音说“仲寨。”“那个仲寨?”,“南。”我只想用最少的话来回答,怕他多问。但是他还是问“南仲寨?我怎么不认识你?”露馅了。我只好说,我刚来不久。他“哦。”了一声似乎明白了,不再问了。我请他给我拔掉那颗病牙。他说这里没有治牙的设备,不过可以凑付着拔。他把一把椅子靠墙放着,椅子背斜倚着墙,后两条腿着地,前两条腿悬空翘着,让我坐在上面,这样我的脸就仰起来了,给我注射了麻药,少过一会,他从玻璃橱里,挑出一把钳子,他用钳子夹住那颗牙后,就往外拽,他仿佛用着全身的力气,“嗯!”“嗯”地,嘴里也在使劲,钳子一下子滑脱了,再夹住,反复几次,牙没拔出,他已是满脸通红,满头大汗了。他喘着粗气说:“咱俩都累了。歇一会儿吧。”我也出汗了,就点了点头。心想,当个牙科医生不光是脑力劳动还是重体力劳动。过了大约有十五分钟,他说,开始吧。,我说,过了这么长时间,麻药已经失效了吧?他说,对,对。重新打了麻药。这次他改变了办法,他从玻璃橱里找出一个凿子,先用凿子在我那颗病牙四周凿了几下,把牙床豁开,(这让我想起人们在刨树根前先把周围的土挖松),然后才用钳子夹住牙,很快,牙就拔出来了。他举着夹在钳子里的那颗牙,像举着一件“战利品”:“你看,怪不得这么难拔,它有三个根呢。”我交了五毛钱,嘴里咬着一团药棉,往回走。快走到菜园时,看见全他娘,问我:“老高,咋去咧?”我吐出那团浸透血的棉花。“去医院拔牙去了。”“拔牙还用去医院,要钱吗?”“花了五毛钱”。“哎呀,还花五毛钱哪!俺拔牙从来不去医院,也不用花钱。”“那怎么拔呢?”我问。“全(她儿子)把一根马尾栓到俺牙上,接上根麻绳,把麻绳的一头栓到门上,使劲一踹门,牙就拔出来了。”

队长领着我们去地里给庄稼施肥,把粉末状的化肥撒到地里。我看到化肥袋子上印着不能在雨天使用,雨水会把化肥冲走。而当时天阴得利害,眼看就要下雨的样子。我要去提醒队长,今天不应施肥。一个年纪大的社员阻止了我。他说,要当个好社员就要不提意见,不悖文。化肥被雨冲走了,再撒一回,不是还能再挣一回工分,那不是更好吗。他不去想,那浪费了的化肥会使工分贬值。这些道理没法对他们讲,讲不明白。结果还真是施了第二遍。

这年秋天雨水多,涝了。从泥泞的地里挖出的地瓜比手指头粗不了多少,水唧唧的。好在我们还有退职金,能去集上买粮,吃的不愁,而且明显比农民吃得好。村里有家人家做酒卖,也卖酒糟。我用酒糟发面,蒸馒头。没有菜,我也把黄犀(生长在盐碱地上的一种野菜)的嫩叶用盐和醋拌了吃。肉食是没有的。八队饲养的一头牛受了伤没法治,杀了。牛肉拿到集上卖,下货就在场院上“叫庄”(拍卖)。那是头母牛,肚里还怀着小牛。同吉花一块钱买了那个没出生的小牛,鼓动着我们买那胎盘。我想既然人的胎盘(中药叫紫河车)是大补的东西,牛的胎盘肯定也一样。买回家煮了一大盆,很难吃,又切碎红烧,最后还是请农民来吃掉,他们倒是吃的津津有味。同吉家煮了小牛胎,请了孟去喝酒,孟回来说粘乎乎的,没有肉味。有一个队里的马在饲养室院里跑动时,被一个尖头木桩戳破了肚子,,也杀了。这次我们买了一套“上水”,就是心、肝和肺。这三样东西整整装了兩水桶。我把马肺送给农民,把心和肝煮了,让孩子们像吃干粮那样拿着吃,吃不完又切了晒成干。马的心肝吃起来和猪的差不多,只是肉粗一些。这回同吉买了下水,就是马的大肠和小肠,整整一偏篓。他在湾里洗了,加上些萝卜,煮熟了给我们家送来一瓦盆,还说“我净给你们挑了些肉”。我见汤面上飘着不少草渣,一看就是马肠子里还没排泄出来的东西,没敢吃,偷偷地倒了。除此之外没吃过肉。小女儿写信给姥姥:“您来吧。您来时要是队里再死一头牛就好了。”我们还吃过黄鼠狼。农民打了黄鼠狼只要尾巴,(卖给供销社每个三块钱,)身子就扔了。孟捡回来,剥了皮,切块煮了,吃起来味道和鸡差不多,就是有股骚味儿。见我们吃,农民打了黄鼠狼也主动送来。

我在前面说过,这儿离劳改队(潍北农场)总厂十五离地。农场有电,夜晚站在南仲寨的河堤上,对着北方一片朦胧的灯光,小队的会计本祥跟我说:“那就是农场,一个小城市啊!”那种赞叹的口吻,那种响往的神情,仿佛那里是天堂。普通农民的生活和劳改队,和农场的关系如此紧密是怎么也想不到,恐怕在全国也找不到第二处的。

村里几乎没有一家没有劳改队的东西,水桶、扁担、镰刀、锄、锨、绳子,藤子编的水斗……什么都有,可以说见什么拿什么。农民说了,拿农场的东西,不算偷。去农场拾柴火,能把场里捆好没拉走的秸秆装上车推着就走。路过农场的菜园,西红柿啊,黄瓜啊,茄子啊,连吃带拿如同自己家的一般。有的女人,在农场的菜园里偷菜,见有人来,解开裤子蹲下,装着拉屎撒尿,或干脆脱掉裤子。看园的犯人不敢靠近,怕被诬为耍流氓。因为这些人都是“贫下中农”,领导只信他们的,犯人就会受处罚。村里梅生他爹偷农场菜园的菜,被管教捉住了,他说是看园的犯人跟他要了一块叭咕(窝头)叫他拿的。那犯人被带回监狱受处罚去了。村里人知道了他干的这件缺德事后(他和别人说起这事时很得意),给他起了个外号:“恶鬼”。受他连累,他弟弟就叫“二鬼”了。就连话语也离不开农场,在田里干活,抬筐时,说一声咱们劳改抬筐,就是说筐绳放在正中间,谁也不让谁。干完活儿,队长喊一声“拔旗喽”,就是散工了。乍听“拔旗”,不懂是什么意思。经社员解释才知道,原来农场的犯人出来劳动时,除了队伍两旁有骑兵押送,有监管人员监视着。在干活的地区四周,还插上小旗。犯人的行动只要越过小旗的范围,就被认为是逃跑,战士立马开枪。什么时候监管人把小旗拔了,这天的劳动就算结束了,犯人们整队,在马队的押送下回监狱。“贫下中农”什么都不怕,在农场拾柴,遇上犯人收工,成心往人家队伍里钻,路上,监管人发现队伍里多出一人,见是农民(问他,总说是“贫下中农”)也就算了。因为生活太苦,农民们甚至羡慕犯人的生活,羡慕犯人不用为吃喝犯愁,羡慕犯人麦季里吃细粮;羡慕犯人星期天不用干活。有的人说过“当犯人挺好,就是那顿打不好挨。”他们看到过犯人劳动时因一点小错,被监管人员摁到沟里用皮带抽打的惨状。对服满刑期、留场就业的人,就只有羡慕了。有的人和他们成了朋友,去他们宿舍玩,回来说他们点电灯,还吃包子,住的屋里墙上还糊着报纸。村里的女人嫁给这些“刑满释放”的人,也都被认为是“有福”,是嫁给“职工”不是嫁给“农民”了。

农民家里都有队里给安装的“喇叭”:挂在墙上的一个尺把见方的木头盒子。没有开关,播放的时间和内容你都说了不算。平时多半是播样板戏,也播公社的通知。最让人心惊的是深更半夜里你正睡的香甜,“喇叭”突然响了。“各大队,民兵,社员们注意了(连说几遍)。有犯人逃跑!有犯人逃跑!(详述逃跑人的衣着、体貌特征和逃跑的大致方向),请××大队、××大队、××大队派人把住村口、大路。”重复来重复去连播好几遍,弄得你不敢再睡,生怕那逃跑的犯人跑到你家来。

孟常说,我们离劳改农场只有八里(分场),一步之遥,如果我们真有罪,哪怕是一点小罪,他们也会把我们送进农场。没有把我们送进农场,可见我们没有罪。但我们仍是没有罪的“罪人”。这种“罪犯”还不如关在监狱中的罪犯,因为那只是一个人为自己的犯罪行为付出代价;而我们,是全家,包括未成年的子女——无辜的孩子们,和我们一同受苦受难。

儿子读书的学校在北仲寨,老师是当村的,是个复员军人。从儿子口中知道这位老师的教育理念:“什么你好、谢谢、再见,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都不能要。”他想吃鱼,上体育课就叫学生下河去摸鱼给他吃。晒干的黄犀草种子可以喂猪,他叫学生们把干黄犀铺在场院上,让学生在上面一圈一圈地跑步,代替碌碡把种子压出来。 我们下来不久,林彪就摔死了,学校黑板上有人用粉笔写了“林彪万岁”和“打倒毛主席”,毛主席三个字上还打着叉。老师问是谁写的,没有人吱声,只有我儿子指出了那个写字的学生,那学生是村干部的孩子。有人说写这样的字能打成反革命。这事很快就传到我们村里,有人跟我们说,了不得啦!敢得罪干部!你们还想活不想活?你的孩子不要命啦?一想到学校离家有四里多路,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越想越怕,就决定不让孩子上学了。

从此,我的十三岁的儿子就永远地离开了学校。

林彪摔死以后,全国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这里也不例外。一开始,小女儿从学校回来就跟孟说,爸爸,你快改个姓吧,(我的孩子全跟着我姓高)老师说要批林批孔,还要批一个姓孟的(孟子)。大队干部去公社参加批林批孔运动,生产队的干部就在大队批,这可难倒了这些“干部”。在会上叫他们发言,他们为难的说,不知道该怎么批。书记说,我也不会批,咱们就“噘”(骂)吧。骂人可是他们的强项、顺口就来的事,于是大家连爹带娘的把林彪骂了一通,算是完成了“批林批孔”的任务。大队批完了,社员们也得批,在社员大会上,有人问,孔老二是个什么干部?当听说是三千年前的古人时,有的老婆子就控诉:都是孔老二这个坏东西叫我们裹小脚,害的我们从小受苦,长大了没法劳动。还有人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这是古理。林彪叫我们女的和男人一样出力干活,受苦受累,不得好死。大队和我们说,你家得出一个批林批孔的墙报,我们就在炕头的墙上贴了一张纸,写了几句顺口溜,,用孩子们的口气写了几句口号,等于全家人都表了态。队里来人看了看,说是很好很好。这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附近几个村子里发现了大量反动图片和传单,我们村里也发现了。在田野里,居民院里和房顶上都有。这些东西是从哪儿来的,谁也说不清,有说是国民党的飞机空投的,可是谁也没看见飞机也没听到过飞机的响声,也有人说,可能是飘过来的气球撒放的,也没有人见到过气球,也许上级知道这些东西的来源,老百姓是不知道的。发现了这一情况,上级决定停止一切活动,学校也停了课,家家查看自家的院子,男女老少一齐去田间检这些传单,捡了交给大队,再统一上交。在田野上,人们一排一排的低着头顺着垄沟往前走,几乎每块地里都能捡到几张。那些宣传品和图片都是彩色的,,印在很结实的纸上,大的有半张报纸那么大,小的很小,像邮票那么宽的一长条,有相片,有标语口号。上级很重视,来人挨户查看、收取,我家院里没有捡到,别人捡的怕扩散,立即被收去,我们也没有见到。只知道队长子辰在自家院子里捡了一张挺大的彩色相片,贴在了正房的墙上,来检查的人见他把蒋介石的相片贴在墙上,问,“你这是从那里弄的?”子辰说是从院子里捡的。干部又问:“你怎么把这个贴墙上了?”子辰说:“这不是列宁吗?”

秋收已过,地净场光,就连棉花柴也拔完拉到了场院上,按户分成一堆一堆的,被社员领走了。本以为没事了,大队又有了新的“部署”,用队长的话说,是“叫老爹老妈为人民公社做贡献”:挖坟,把多年的老坟里的砖和木头挖出来搞基建。这些老坟分散在大田里,不知有多少年了,没有标志,连个土堆堆都没有,也不知是谁家的。好在埋的都不深,又没有石头,很容易就挖到墓坑了。墓里的尸体早已变成白骨,多数棺材也已朽烂,男劳力把尚未烂掉的棺材板搬走。清理了白骨,妇女们就去起墓坑里的砖。我跳进坑里,用手抠那些砖,递给地面上的人。砖缝里常有身上长着花纹的盘成一盘的蛇,有时还是一对一对的。这些冬眠的蛇像死了一般窝在那里,用锨把它挑到地面上,戳它都不动,不叫人害怕。我正抠着坟砖,上面的人喊“看着脚下!伸手把我拉上去了。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骷髅。砖挖完都堆在饲养室外的大湾边上。由妇女们用小铲刀把砖上的泥土刮净,再码成垛。这个活不累,坐着小板凳,一边说着话一边干。有人说,有个队挖出的棺材还好好的,里面的死人穿着蓝绸子大袍,抬出来一见风,衣裳就化成灰了。挖完了坟,又有了新的口号,叫”干到大年二十九,吃了饺子就下手。总之,不能闲着,要去大田里翻地,说是县里的领导还要来视察。为了造声势,通往大田的路上扎了个牌坊,插着彩旗,两边贴着标语口号,也发给每个社员一面红绿纸做的小旗拿着。队长特别嘱咐大家,干活时注意着点大路,见有人或骑自行车的往这边来,就使劲干,最好是把棉袄脱了。还叫猛他娘回家把在家看孩子的瞎眼卓(她小叔,是个盲人,叫卓。)换来,叫领导看看连瞎子都出来大干了。交了九的天,土地都冻透了,根本挖不动。只好先在一小块冻结的地上,打上一圈眼儿,再用锨一片片的往上起。半天起不了多大一块,深翻?根本没门儿。连干了两天,也没见领导的影,后来听说领导来过了,是坐着汽车从公路上看的,也就不用再干了。

冬天还有一种好活,就是炒料豆。人可以吃糠咽菜,牲口可不能光吃草,特别是马,有定量,每天三斤豆子,把炒熟的豆子拌在榨碎了的草里喂。能干这个活,挣这份工分的,一般是队长和会计的老婆,叫我去干,有人就说,队长对你不错呀!饲养室有一口大锅,把混合着高粱的豆子(混在一起是防备人们抓豆吃)倒进锅里,我坐在灶前拉风箱,往灶里续柴火,队长和会计的老婆轮着用大木铲子翻炒,翻炒的人不时地提醒我:“火大点。”或“不用续柴火了。”他们的小孩在院子里跑来跑去,不断的进来要炒豆吃。他们就铲出些豆子两手捯动着把高粱簸出去,吹凉了塞进孩子口袋,一边说:“快走!别叫队长看见!”孩子们捂着热乎乎的口袋跑了,豆子吃完,又跑来了。大人们也不断地吃。

没有活儿时,勤快人在家里用棉槐条子编筐编篓、打绳,或者背上粪筐沿着公路去拾粪;女人们坐在烧的暖暖的炕上纳鞋底,缝衣裳。饲养室里,牲口的哈气使得屋里暖暖的,不爱干活的人就来这里聊天,打扑克,还能在泥巴捏的小炉子上烧着苞米芯燎上一壶水,喝茶。

春节是一年最大的节,早早地就做准备了:打酒、买肉、蒸馒头(待客的馒头是白面的,自己家吃的是地瓜面外面包上一层白面皮)、拌饺子馅。然后包足够全家人吃三天的饺子。大年三十夜里就开始吃,一直吃到初二三,见面都问:“你吃了几顿?(饺子)”有吃了四顿的,有吃了五顿的。要饭的看好了这个时机,初一凌晨就端着碗挨门要,这一天不兴说“没有”,每家都给两个或四个饺子,要满了碗,飞快地跑到村口,把饺子倒进预先放在那里的布袋里,再赶回来接着要。我家和往年一样,做了几个菜,农民见了我做的萝卜丸子和油炸的花生米,大为吃惊,不知道萝卜和花生还可以这样吃。

“吃了饺子就下手”,初五,地里的雪还没化,队长就领着去干活了,在田里的大道兩边种蓖麻。

这一年队里发给了我们记工本,我们得靠工分吃饭了,一家人不敢懈怠,拼了命的干活,不管什么活,会的不会的都跟着干。每天晚饭后,派一个孩子拿着记工本到记工室,也就是饲养室里间的一间小屋,是饲养员睡觉的地方,里面有张三屉桌,有一个小马灯(饲养员夜间给牲口添草时用)。去记工的大都是青年人,记完工就凑着灯光打扑克。村西边靠着灌区的一块地,碱的不长庄稼,种玉米第一次下了种满地里只出了几棵苗,又下了一次种,还是那样,就派人去外地学了种水稻的技术,改种水稻。在泥水里拔秧苗,社员们能蹲着往前走,而且左一把右一把地两只手拔,我蹲不下,只能弯着腰一只手一只手的拔,比别人慢的多,还得时时提防着水里的蚂蟥。这种虫子在水里,体形不断变化,一会儿是长长的,飘在水里像一截鞋带;一会儿又变成圆形,想起它那习性:贴到人腿上吸血,伤口会不断的地流血,拽都拽不下来,只有使劲地拍打,或是拿鞋底抽打流血的上方,才能把它震下来。不要说被他贴上,看着就很恐怖。

春天是盖房子的时节,地里有人开始挖土打墼,大队部拉来很多新砖还有木料,有人说是给我家盖房准备的。年前同吉家从东北来了个亲戚,孟去陪着喝酒。亲戚说:这位是“五七战士”(东北对下放人员的称谓)吧?同吉忙说:“不是,不是,他们不是无期是有期,将来是要回去的。”这回,看来我们是真的要在这里“安家落户”了。

房子盖好了,在村子的南边,离公路不远,前面的房子也是农民新盖的,还没住上人。我们的新房子是四间,墙的上半部是墼,下边靠地面有几层是砖。东边一小间有墙隔开,其他三间是连在一起没有隔开的一大间。玻璃窗上的玻璃没有一块是整块的,全是由两块甚至是三块碎玻璃拼的,紫红色的窗框上刷的不是漆,像是水彩,屋梁、檩条全带着弯,没有一根是直的,两扇木头大门上面有虫蛀过的小沟,黑色象是用墨汁儿染的,屋里还有一种怪味儿。有人告诉我们,盖这房用的砖和做门窗的木料都是从坟里挖出来的。大队用那些新砖和木头盖了新的队部。不管怎么说,是有了房子了,我们找人来壘了炕和锅台,用秫秸糊上泥把屋子间成两间,院子里盖房时取土留下的大坑,得找人推土垫平。没有大门,用几根木棍和铁丝做了个栅栏,房子就算完工了。我用好饭招待这些来帮忙的人,他们吃的很满意,干得也很卖力。

村头来了赊小鸡的(先养鸡,秋后再付钱),有经验的人帮我挑了十只小鸡:一只公的九只母的。农民养鸡,鸡一长大就不喂了,每天一早就开门放出去,让它们去田里吃小虫,吃草籽。我用粮食喂鸡,它们很快就长大了,九只母鸡每天能下六七个蛋,给我们改善了生活。农民家除了生小孩是不吃鸡蛋的,鸡下了蛋就卖了换钱。猛他娘流产后出了不少血,头晕眼花,去卫生所要药。“赤脚医生”素梅说,那是你流了那么多血,身子虚了,该补养补养。猛他娘说,“我都喝了两碗面汤了”,素梅说,你光喝面汤不行,得吃鸡蛋。猛他娘说:“还得吃鸡蛋?”有一次我见队上宝生他娘提着小手绢里包着的几个鸡蛋,拐着小脚过“桥”。我问她干什么去?她说去东横沟卖鸡蛋,那里供销社收鸡蛋每斤比这里多一分钱。我说,为一分钱还要跑这么远。她说,“一分钱能买半盒洋火(火柴),一天一根还能划拉半个月呢。”有人要去走亲戚,听说我家有九只下蛋的鸡,上门来买鸡蛋。我说没有,她说,你都卖了?我说都吃了。她怎么也不相信,一再求我卖给他,说,“怎么能吃了呢?我给你钱!”见我确实没有鸡蛋卖给他,才走了。有一只鸡忽然下了一个小蛋,蛋皮的颜色特别深,就像个枣,里头光有蛋青没有蛋黄,一连几个都是这样,养着无用,又不舍的吃,就让儿子抱集上去卖。赶集的人见鸡的脸通红(鸡开始下蛋脸就变红了),给了一块钱把鸡买走了。这是我们下乡后做的唯一的一件缺德事。

我们家还养了一条狗。那还是冬天,孟从集上回来时,从怀里掏出一只小狗。他说半路上见这小狗蜷缩在路边上,冻得直哆嗦,很可怜,就把他踹在棉袄里带回来了。小狗一身灰毛,怕冷,爱钻锅底取暖,我们吃什么也喂它什么,很快就长成一条大狗。我们上工时,它趴在院子里,满院子跑的鸡跳到他身上,它也不动,也不咬鸡。院里的一盆鸡食,每天都引来邻居家的鸡来吃,狗懒洋洋的趴着半闭着眼,不理不睬。但一见我们收工进门,它一个蹦儿跳起来,满院子跑着撵那些外来客,叫你哭笑不得。它能看门,生人进门,它不咬不叫,只猛不钉的跑到你身后,站起来把两只爪子搭在你肩上,头和你的头一般高,能把人吓一跳。有一回,深夜,孟坐在小屋里看书,忽然窗外一只比猫大像猫的动物,隔着窗朝着他大叫。他刚开门,就见院里一个人跳过栅栏跑了,把栅栏都撞歪了。这贼是来偷放在院里的小推车的。第二天和别人说起这件事,他们说那个像猫的东西是个神物。有了这只狗,小偷是不敢来了。可惜这狗的寿命只有一年。冬天,人们劝我们杀狗,我们不干。他们又说,你不杀,只要它出了你家门,别人别村也会把它捉了去杀掉,到那时,狗肉叫别人吃了,你想要那张狗皮还得给人家五快钱。想想也是,就同意了。狗是农民给杀的,大部分狗肉被农民拿走,剩下的在菜园里煮了,大伙儿吃了。拿回家来一块狗肉,煮熟后我和老大都不吃,吃不来那个腥味,几个小孩倒吃了。

村里有个供销社的小卖部,负责人叫昭友,不知道他是哪儿来的,但知道他和大队干部的关系不一般。冬天他那里生了个炉子,屋里暖烘烘的,干部们都在那里,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玩得好开心。有一次我在菜园替孟看园子,昭友来买黄瓜。我到地里给他摘了两三斤黄瓜,他说先记着帐,拿着黄瓜走了。不一会儿,怀平提着那些黄瓜来了,气势汹汹地质问我为什么给了些老黄瓜,说着自己去到地里,捡那些最嫩的黄瓜摘了一堆,说不用记账,就拿着走了。昭友的小铺卖些日常生产生活用品,他卖的煤油打到瓶子里分两层,上层是油下层是水;他卖的醋没有酸味,村民们敢怒不敢言。村里人的来信都是送到他那里,由他转交,他扬言,全村人家的来信他都先看过。没有办法,我叫来信的人在信中写上几句警告他的话,告诉他私拆别人的来信是犯法的。但是在这里没有法可讲。 比如,一个村民在外边偷了东西,警察来村里抓人,先到大队书记家问这个人在村里的表现,书记说,这个青年是贫下中农,平日里表现很好,犯点小错,我们教育教育就行了。警察就回去了。

我们也养了兔子。兔子吃草,省粮,长大了还能卖钱。我们在院子里靠墙给兔子盖了个窝,小兔长成后繁殖得很快,一个月一窝,一窝十几只。小窝里地下挖了很多洞。下大雨洞里进了水,老兔子从洞里把小兔一只只地叼到洞外的乾地上,这种母爱叫人感动。小兔长大一点,就叫儿子放在篮子里㧟着,跟着老社员去集上卖掉,头一次两对小兔就卖了五元钱。兔子越来越多窝里盛不下,就在园里挖了个“井”,兔子在里面四面挖洞,自行繁殖。有一只大公兔子因繁殖能力强成了“种兔”,不少人抱着母兔子来配种。后来被一家人用三元钱买去。都说“笨的像猪”,其实猪并不笨,最笨的是兔子。养母猪的人头一年赶着猪去十几里外的配种站给猪配种,第二年母猪发情时在栏里又蹦又跳,你一开门它就窜出来,不用你赶,自己就往配种站跑,一年多了,它还记得路。鸡也认得路,白天把鸡放出去,让它满坡里找食吃,傍晚不用召唤,自己就回家了。兔子可不行,一出了门就找不着家。我家有几只兔子就是这么丢的。

搬到新家不久,我们带来的煤就烧完了(也丢了不少)。分的一点柴火:高粱秸,玉米秸,棉花柴等也烧完了。这里烧的本来就紧张,大女儿也曾推着车子跟着农民去洼里(农场)拾柴火,回来时别人是满满一车,女儿却连半车都不够,连筐底都盖不住。原因是尽管同去的人一再说,拿农场的的东西不算偷。女儿仍坚决不动农场的东西,因此就只好空着车子回来了,而且再没去过。队上發过一次煤票,可去煤站(在固堤)买煤,我们花了三元钱从农民手里买了一百斤煤票。煤站规定,每人每车每次只能买五十斤,想买一百斤就得推两辆车子去。还得半夜起身早早排上队,天一亮煤站一开门,就抢着去煤堆上装媒,煤不多,来晚的就没有煤可装了。本来一百斤煤,一辆车就装了,非让你去两辆,每辆五十斤。大女儿和儿子推着自己家和从别人家借来的小车,头半夜就出发了。来回三十里路,挨了一夜冻。第二天下午才推回那连沙带土的一百斤煤来。为了烧的,孩子们去收割过的田里挖留在地里的茬子,别人收工回家了,他们还在挖,连不经烧的麦茬都挖回来。农民也缺烧的。有的人家做饭馏干粮,刚开锅就灭了火,干粮热不透,下面的小米不熟,光喝那汤,锅里的小米做下顿饭时再接着煮。

儿子不到十四岁就给家里挑水,跟着老社员去赶集,去卖兔子,卖鸡,冬天也背着筐冒着寒风出去拾粪。有一回在干涸的河沟里捡回一条鱼,有半斤重,不舍的吃,也想卖掉。最后看着只有一条,又不大,不值得卖,就吃了。辍学后,年小,不能跟着大人干活。队里在村西头有一片苗圃,怕有人偷树苗,在苗圃边上盖了一间小屋,派我儿子和一个老头去值班,夜里就睡在那儿。

割草是最辛苦也是挣分最多的劳动,干这活的大多是中青年妇女特别是年轻的女孩子。半夜里睡梦中忽然被惊醒,从外面道上传来嘡,嘡的锣声,瞿,瞿的哨子声,夹杂着“二队割草的走了!”、“八队割草的走了!”此起彼伏的喊叫声,在静夜里听着格外清晰。接着是人、小车、大车走过的声音,呼呼隆隆好一阵才又恢复平静。第二天问邻居,夜里出了什么事?答:是去割草。割草是大事。头天过午,当娘的就和面,把面和的软软的,支上鏊子,擀饼,烙饼。女孩们找出割草穿的破烂衣裳,半夜听到队上的集合声(各队的集合令不同,有打锣的、有吹哨的,锣声哨音的节奏也不同),就拿上头天就磨得锋利的镰刀,(男人拿的是钐,一种长把的镰刀)秫秸皮编的大篓子,推上车子,跟着队上的大车,浩浩荡荡的直奔洼里。车子放上了大车,另一辆车上,睡眼惺忪的人披着破棉袄挤巴在一起,黎明前,天还挺冷,坐在车的上队长,不时地把手伸进女人的怀里,怕在青草过秤时克扣分量,被摸的人都不反抗。割草的地方在北边,原是一片荒地,自从建了劳改农场,早已变成了良田和公路,草场向更北的地方移去,现在离村子有四十里地(别处没有草)了。走到时天已亮。人们稍休息一会,吃点东西,换上带去的破衣裳,就带上镰刀、绳子,背上篓子,淌过一条河,到上回看好的地方去了。队长和赶大车的就在停车的地方等着,捎带着也在跟前割点草,添给自己的老婆或女儿。这里有长得丰茂的草,有一条条小水沟,过水沟时不小心能踩上在水里游动的小蛇。到天正晌,草割得差不多了,用绳子捆起,盛在筐里,背上往回赶。过河时,水漫到胸部,把上百斤的青草顶在头上,在水中无法放下休息,只能咬着牙背到停车地,赶上正来月经,身后的水面上就飘起一片红色。也不知是河水还是汗水,衣裳湿的透透的。卸下草,队长一个个过秤,记数、装车。割草的人像渴了八辈子似地,顾不得脏净,咕咚咕咚地大口喝河水,拿出饼、咸菜,狼吞虎咽的吃起来。跟着偏西的太阳,疲惫不堪地推着车子往回走,离村子还远,就有家人骑着车来接。筋疲力尽,蓬头垢面,破衣烂衫的割草人把手里的小车交给来接的亲人,骑上车子往家赶,满车的草直接推到饲养室去计分,这一天最多的就能挣二十多分,顶两三天挣的,再苦再累人们也还是争着去。这里的孩子从小就学着割草,小女儿在学校里劳动课也是割草,她用同吉给的小镰刀,草没割下几根,手就割破了,回家贴上“创可贴”,再割,又割上一道口子,一只手贴了几张“创可贴”。别的孩子小镰刀贴着地皮,刷刷地一会儿就割一小堆。长大了,那一个都是割草的能手,这是“童子功”,不服不行。我也就不叫两个大孩子跟着去了。

割下的草,喂牛喂马吃不完就晒干,留着冬天吃。冬天,集上的干草一毛多钱一斤。

喜事即将降临:母马的产期快到了。饲养室里已经僻出一块地方,用木头栏杆围了一圈,地上扫的干干净净,还铺上了一层黄土。饲养员如临大敌,日夜守着待产的母马,吃住都不回家,怀平也常去看望。社员们个个喜气洋洋,这些天的话题离不开马。有人说能生个骒马,有人说能生个儿马。说来说去还是希望生个骒马,一匹骒马到秋天可以卖到两千元,儿马子是卖不到这个价的。十八岁的女孩葵说,我要是个马就好了,就去卖上兩千块钱给俺爹。终于在一个早晨,人们看见饲养室院里的一棵大树上挂起一堆破布样的东西,那是马的胞衣,小马诞生了!是个骒马!人们高兴地去看。饲养室拦起的地方一匹小马站在那里,脖子上围着红布条。饲养员满面笑容(为这匹小马的降生他得了五块钱奖金)地撵越来越多的人“看看就行了,别惊着小马。”人们奇怪,怎么不见大马,大马那儿去了?原来母马产后大流血,一早就抬上大车,拉泊子兽医院去了。怀平叫人去买来奶粉、炼乳、白糖,冲了喂小马。第二天从泊子传来不好的消息,母马死了。看到拉回来的死马,他哭了。怕社员吃马肉,他让人把马分尸,切成大块的马肉撒上厚厚的六六六粉(防备社员挖出来吃),在空地里挖了个深坑埋了。为了养活小马,听说外村有头刚下仔的母驴,就连老带小一起买下。母驴个子矮,小马够不着奶吃,现叫木匠作了个高台,把母驴拴在台上给小马喂奶。带来的那头小驴,锁在仓库里,不理不问也不喂,饿的直叫,老远就能听到那凄厉的叫声,几天以后就饿死了。吃驴奶的小马的情况也不好,膝盖肿了,站不住,也送进医院。这时候,全队的人都脸色阴沉,不敢多说话,偶而有个女孩为甚么事笑了一声,就听见队长厉声说:“什么时候了,还笑!”小马也死在兽医院里,卖掉母驴,怀平就上内蒙买马去了。

我干不了重活,从地里往回运高粱秸,别人一车装六捆,推上就走。我只装了四捆,晃晃悠悠的推着车子,汗水顺着脸往下流,村里人见了怜悯地说:“看看!看把你累成这样,推不动就少装点吗。”麦收时,队里煮了绿豆水(水里有很少绿豆),队长叫我去给割麦子的人送水。麦田离村子有五里地。我挑着满满兩桶绿豆水,歪歪扭扭地,一路上水不断的洒出来。路上有去拉麦子的大马车,车上的人说:“你走快点,水就洒不出来了。”听了他的话,我赶快加快了脚步,水桶摇晃地更利害了,溅出的水也更多。又一辆车上的人告诉我:“你走的太快了,走慢一点水就洒不出来了。”就这样我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到地头时,兩个桶里的水都只剩下小半桶。最可恨的是几辆顺路的车都是空车,完全可以让我把水桶放在车上给捎去,但却没有一个这样做。割稻子是一人一方地,包干,什么时候干完什么时候回家,别人下午三点左右就割完回家了,眼看着太阳落到地面了,我还有一半地没割,急得我只好托过路的村民捎信叫孩子们来帮着干。打地瓜垄,我努力把土块打细,用手把垄做成几何课本上的梯形,人们说我像在绣花,别人打好五根,我连一根都打不完。真要是按数量计工分,我就惨了,根本挣不出吃的来。队长就把我分到老年组,和一帮五六十岁的老婆子一块儿干活。

这几个人个个头发花白,梳着纂,都缠过脚,走路很慢。去棉花地里给棉花打岔,一路上说说笑笑,有一个还会讲故事,讲“十二寡妇征西”什么的,和她们一块儿干活没有压力,再说干的活也不累,工分少就少点吧。夏天天热,热得路上的土都烫人,她们身上穿的都是手织布的衣裤,格外的热。走到东横沟外的灌渠时,有人说,天这么热,咱们也下去洗洗吧。都同意,教我给看着点人,有人过来时招呼一声。看了看四下里没人,就坐下来脱了鞋、袜,脱衣裳。光脱上身,穿着长裤就下了水。地边的灌渠就是一条小水沟,很浅,两米来宽,老人坐到里面,水刚没过肚子,露出瘦骨棱凌的胸部和干瘪的乳房。在水里,她们像回到童年,有的在水里把裤子也脱掉,一面浑身上下地搓着,还互相撩着水打闹着玩。远处有人骑着车子往这边走,我说,“来人了!来人!”了她们忙低下头把身子使劲往下弯。让水没到脖子,等人过去才抬起头来。洗够了,在水里穿上裤子爬上岸,就穿着湿漉漉的滴着水的裤子,坐在地上穿褂子,穿鞋。我说,你们穿着湿裤子多难受。她们说,不碍事,多沾上点热土,太阳晒着,叫风一吹,一会儿就干了。

我们也去河里洗澡。天热,干了一天活,出了一身汗,傍晚吃完饭想上院子里凉快凉快,一出屋门,就有一团蚊子在你眼前飞舞,你走到那儿,它跟到那儿,往你胳膊上、腿上、脸上叮,打都打不迭,只有泡在水里才能躲开他开它们,我们就去河里洗澡。村里的人,特别是女人,去洗澡的不多,有一个妇女去了,她婆婆就在门口大声抱怨:“洗什么澡?俺一辈子也没洗回澡,也没烂了。”河上以“桥”为界,男的在桥南边洗,女的在北边,两边人的说话声嬉笑声都听的见,只是看不见。我们在河边棉槐丛的遮挡下急匆匆的脱下衣服,顺着河岸下水。水没到胸部,稍一下蹲,全身就都在水里,清凉的河水缓缓地从身边流过,把一天的暑气和疲劳都带走了。回家后一头钻进蚊帐里,拍打净里面的蚊子,才能睡个安稳觉。

一天早晨,忽然听见道上有个苍老的声音喊着:“谁买我的柜子啊!”从村子东头到西头,一路上不住地喊。出去一看,是传厚。原来昨天他老婆,就是那个疯疯癫癫的女人死了。传厚痛哭了一阵,就上公社去要买棺材的钱,公社叫他让大队解决。他找到大队,大队没有钱,说:“你家里不是还有个柜子吗?你把柜子卖了,不就有钱了吗。”于是就出现了早晨那一幕。柜子还没卖出去,忽然从外村来了一帮人,还赶着一辆大车,直接到了传厚家,进门就把死尸往大车上抬。传厚听说后,柜子也顾不得卖了,急忙往家赶,赶到家,死尸早已被抢走,大车都出了村了。原来死者的前夫早就死了,当地的风俗,死人就是到了阴间也必需得有个老婆或丈夫,否则就成了孤魂野鬼。前夫村里的人一听说老婆儿死了,就来抢死尸,回去埋在前夫身边,和他前夫“团圆”。自打出了这回事以后,传厚像变了一个人,每天愁苦着脸,见谁都不说话了。直到听说上头(不知是县里还是公社)要来人调查老孟的事,听取”贫下中农“的反映,他才又活跃起来。他到处找人谈话,逢人就说:“老孟是个好人,上头来调查他,问到你,你可不能说他的坏话。”但是“调查”的事,他从没跟我们提过,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人们都说,别看他外表傻乎乎的,以前来了“运动”,不管上头来调查哪件事或哪个人,问到他,他总是说,“我忘了。”“想不起来了”。其实他心里一点都不糊涂,什么事都记得,但又什么事都不说。

秋收以后没有事了。传度的老婆跟我说:“走吧。”我问上哪儿去?“上南边去,,去要饭去吧” 她说“带上条布袋,一边要着饭,一边到那些收过豆子的地里拣豆粒,那一年,一个秋天我就捡了二十五六斤黄豆,还省了自己家的口粮。”她说得那样轻松,得意。仿佛说的是出门旅游。我没有去,她也没去因为她女儿年底要出嫁。她家四口人都干活,生活在队里算中上等。

这一年,我们全家都拼命的干,年底分到了九十八块钱。一队有钱分给社员,多亏了怀平从内蒙买回来那四匹马,四匹有点毛病的马,经过经心的调养,都成了好马,卖了好价钱。别的队就没有这样幸运了。

分的粮食吃到春节就没有了。大家都不够吃,但农民比我们有办法,一分到粮食,他们就推着车子到百里之外的、生活好的地方,把粮食换成地瓜干。

也把黄犀种子掺到地瓜面里做“叭咕”(窝头),玉米面都成了珍贵食品。坐在胡同口的传度的老婆,看见老贾家的莉莉拿着一块玉米面窝头,连说:“啧啧,1真能攉攉(挥霍),吃黄的!恁看看!吃黄的呐!”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到集上去买粮食吃。赶集也有学问。买小麦我们不会看成色,不会侃价。看着挺好的麦子,谈妥了价钱,幸亏遇见同村人告诉我们,这麦子不能要,全是叫虫子蛀空了的,用手一捏麦粒就瘪了,果然如此。

孟已经很多年没见过家乡的亲人了。很想趁着还有点钱,再说冬天也没有什么活,回老家看看。把这想法跟书记说了,书记说要研究研究。过了几天孟去问研究的怎么样了?说是还没研究好。问过几次,最后书记说,你的事村里说了不算,归县里管,我们请示了县里,还没有答复。听了这话,更证实了我们是“监外执行”的犯人,而且全家都是!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就是因为老家离着香港近,怕我们偷越国境往香港跑,就连探亲的自由都没有了!我们不顾他们的阻挠,在一个晚上,带着小女儿,上了火车回广东老家去了。后来听村里人说,我们走后,书记曾在会上说:“他们(指我们)走不了。他们一到车站,就会被警察抓回来。”我们走得也不安心,一路上小心翼翼,生怕出事,像逃犯一样。好在终于平安到家,和孟的母亲弟弟妹妹团聚了。我们在老家住了二十来天,回到南仲寨后,并没有人找过我们,一切平静如常。 从别村疏散的人家里,听到一些信息。说是要“落实政策”,有可能让这些人回去。为了落实消息是否可靠,孟回了趟青岛。回来后说,青岛已经成立了落实政策的办公室,专门接待被遣返和疏散下去的人,解答有关的政策问题。听见这消息,心里一阵激动:有希望了!有回去的希望了!更听说某某村一个女孩已经回青岛,户口也转回去了。去打听到底是怎么回事,才弄明白,原来这家人疏散时,是一个老头带着一个女儿和一个小儿子(他的大孩子都有工作了,不用跟着疏散)到了村里,老头说他会看病,就把他安排到卫生所,女孩安排到磨坊,小儿子上学。其实老头根本不会看病,在卫生所呆了几天,就不让他在那了。回家没有几天,他就中风了,偏瘫,半个身子不会动,只能躺在床上。有一天他躺着抽烟,不知怎末把烟掉在盖着的被子上,被子烧着了,女孩下工回家时,他的两条腿都烧糊了,赶快找到大队,大队派了辆大车,拉着他去了潍坊的医院,但是因为烧伤得太厉害,没两天就死了。家里只剩下两个孩子。女孩仍在给社员磨面,男孩上学,两个孩子回家就哭。终于有一天,女孩回家时看见十三岁的弟弟吊在屋梁上,自杀了。大队慌了,害怕万一女孩再出什么事,没法向人家的家属交代,商量的结果是给了她三十斤粮票、十五块钱,派人把她送回青岛,找他哥哥姐姐去了。这个悲惨的故事让人难过,本不该发生的事,因为“疏散”,发生了;本不该死的人因为“疏散”,死了。特别是那个小男孩,他才十三岁呀!难过的同时,觉得这个大队还是挺仁义的。事情发生的责任也不在他们,真是冤无头,债无主。让人无奈。三年以后我们回来时,我唯一感到庆幸的就是全家一个人都没死。不管怎么折磨我们,活着就行,还能有比这更低的要求吗?

因为有落实政策的希望,也因为这年发生的一些事,我对上工干活不再积极了。春天,麦子还没成熟时,家里一点面粉也没有了,我向保管传度借三十斤小麦。他说,你准备条口袋下午去仓库,我称给你。我下午拿着口袋去找他,他说现在没空,明天吧。明天我又去找他,他又推有事。他吞吞吐吐地不说不借,却又找各种借口不给我。我知道他根本就不想借给我,(也许这是队里的决定)。当他上我家来想跟我解释时,我说他在耍弄我,我叫他“滚出去!”把他撵走了。

秋天,我和一帮妇女正在苞米地里干活,妇女队长孙秀英把我拉到一边,说:“老高,你知道不,你们家出事了”我忙问:“出什么事了”。她告诉我,我的二女儿今天一早去大队把刘怀西给告了。“这个孩子,他怎么不跟你们说呢!”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女儿一直和泰华家小看在她家新屋里睡觉,昨天半夜小看跟着队里割草去了,删栏门没有锁上,刘怀西见割草的人走了,就悄悄进了院,又推开门摸到我女儿睡觉的炕上,欲行非礼。女儿醒了,在炕上和他打起来,正打着,泰华来看门是否锁好,怀西听见院里来人了,就跑了。泰华猛见一人从身边跑出去吓了一跳。隔着窗户问了问听说没事,锁上门走了。女儿和怀西在打斗时怀西的打火机从口袋里掉到炕上,天一亮,女儿就拿着打火机上大队告状去了。听说了这事,我立刻回家找到女儿并和孟商议怎么办?出了这么大的事,孩子竞不先告诉父母,这让我们很难过。她去了大队后,大队留下了那唯一的证据打火机,还嘱咐她不要将这事告诉我们,说大队会处理这事。刘怀西是大队的红人,是个电工。他有妻子儿女还霸占着别人的老婆,那老婆的男人胆小怕事,刘怀西一去,他就躲开,那女人生了个女孩长的和怀西一模一样。全村人都知道这件事。这回,大队找到他。他说,我女儿看好了他的打火机,他就送给她了。孟到县里去告状,又写了小字报散发。因为女儿还算是知青,涉嫌强奸知青(虽然是“未遂”)也是有罪的。大队始终没和我们谈过这件事,反而说我们进行阶级报复,陷害贫下中农。因为告到县里,有关知青,县里不得不来“处理”此事。“县里”来人那天,村民们说:“快去看呐,大队在审怀西。”我们不知是怎么“审”的,因为,当事人:我的女儿,和原告:我们,都没让参加。结果是不了了之。

连年有災,不是旱就是涝。全村都吃政府供应的每人每天八大兩地瓜干的救济粮。我学会了用地瓜面摊煎饼。粮食很少,苞米面窝头只给孟和小女儿吃,分了很多胡萝卜,大孩子们经常拿胡萝卜当主食,(从此,我的儿子终生都不吃胡萝卜)。生活越来越困难,缺吃少烧,有个叫单裕民的朋友,原是青岛国棉厂的工人,因为家庭出身是地主,文革中红卫兵去他家抄家,发现他家的咸菜坛子里有一本红宝书“语录”,(是他岳母盖在坛子口上,不知怎末掉下去的)说他:竟敢把毛主席著作当咸菜腌了,打成反革命,把咸菜坛子挂在他脖子上,批斗后遣返回高密老家了。他听说我家的窘况,来信说,他家还能吃上饭,可以让两个孩子去他家住些日子,我们就把二女儿和小女儿送去了。这一年,队上开了社员大会,宣布了一个大好消息:队里要买拖拉机了。因为要买拖拉机,今年就不分钱了。事情是这样的,村里有个当兵的回来探亲,说起他有个战友,老家是贵州山区,他村里有台拖拉机想卖。当时拖拉机很难买,听了这信息,队里决定去买。想的非常简单:带上个会开拖拉机的人去开回来。于是队长,会计,准驾驶员等一行五个人去了贵州。队干部们做着拖拉机的美梦,连未来的驾驶员都选好了,就是传度的儿子栓柱。一个月后这五个人空手回来了。据说那台拖拉机是翻到山沟里摔坏了的,不能用了。社员们问:“拖拉机呢?”传度说:“拖拉鸡?还拖拉狗哪!”没买回拖拉机,钱都花光了。这五个人还挺高兴,数说着他们逛过什么地方,吃过什么东西。

发生了这些事,加上有了落实政策的希望,孟不时地回青岛打听消息,这期间我也回去过一次。离开不到三年,却像是离开了二十年,从小在这里长大、在这里上学、几乎每一条路都走过的地方,却变得如此陌生。在这里,有我的母亲(养母)、弟弟,有我的同胞的姐姐。却都不认我们,拒绝我们,不让我们上门。在这里我们已没有朋友、同事、邻居和熟人,我们不仅已经成了外地人,更像是外星人。我不懂什么是“涤卡”,什么是“快巴”(当时的布料名);我的神情,我的衣着打扮,都已和这个城市格格不入。我去理发,理发的就问,你们是外地人吧?看到街上人来人往,匆匆走着的人们,或去上班,或去上学,想起我自己和我的孩子们的生活状况和他们的未来,心里说不出的难过。我们住在孟的姐姐家,这是我们唯一的可以落脚的地方了。他姐夫在肉联厂工作,原来当职校教师,五七年后,不愿再当“知识分子”,坚决要求下车间当了工人。他一人工作养活三个孩子,孟的姐姐在街道卫生所工作,挣钱很少,家里生活很困难,但还是热情接待了我们,供我们吃、住。白天若不去落实政策办公室,我们无处可去,没有目的的满街游荡,走累了,有时就在海边沙滩上躺下歇一会儿,下雨了,就到火车站售票厅里找个角落坐一会儿,还怕人家来撵。真像“丧家之犬”。在落实政策办公室大门外,每天都像赶集一样。来自各地的命运相同的人,互相询问,互相诉说自己的遭遇。一拨人进去,出来时大家都围上去问有什么结果?怎么答复的?什么结果也没有。只有等待,再等待。有一个女人右胳膊总弯着,伸不直,说是文化大革命时让红卫兵给打断了。她见着十八九岁的男孩就指着说,我儿子就像他这么大。原来,她的儿子在听到有关落实政策的消息。又听说十六岁以上的子女不能回来时,立刻跳水库自杀了 。她拿着几个本子说这是儿子写的日记,里面写的全是学习毛著的心得体会。

从青岛回来,我再没去干活。社员们来叫我:“走啊,老高。干活去啊。”我说:“不去。”“在家干什么呀?”“不干什么。玩。”

北仲寨的刘先生一家也要回去了。刘先生很有心计,请附近的一个医生喝了一顿酒,让医生给他的孩子开了有病的证明,这样他的两个孩子就都回来了。

我也想这样做,可是孟说,我们不能做这种欺骗人的事:没有病说有病,因此我的两个大女儿都不能回来,她两人的户口留在了当地,就是跟我们一起回来了,也是“黑人”。

终于等到了那一天,还是那个王桂云又来了,这次我们杀了一只鸡招待了他。还是不知道他和大队怎么交涉的,最后告诉我们,三天以后来车接我们回青岛。这几天,我们处理了一些东西,卖了三口大缸,小车,和自己找人做的屋门,粮食早就没有了,还有些胡萝卜以一毛钱十一斤的价格卖了。鸡也处理了。听说我们要回青岛,小看她娘给我们烙了一卷饼,还有几个熟鸡蛋。还有人送来一包饼干(饼干不知道放了多久没舍得吃,已生虫了)。汽车来时,送的人不多,没见传厚,这几天就没见他的身影儿。有一个青年喊着:“叫我当你的儿子吧!也把我带到青岛去!”

两年零十一个月的“疏散”生活结束了。1974年7月31日晚八点左右,,文化局派去的汽车把我们拉到我家原来的住处,卸下当初走时带走的那几件破烂家具,就开走了。我们下乡后原来的住房早就被“工宣队”的人占据了。我们无家可归,无人可找,原单位现在已经下班,找不到人。我们一家就坐在大门外的石阶上,吃着小看她娘给的饼。楼上住着我的养母,(我一出生就抱养给她了)声言不许我们进她的门。还是一位老邻居给我们送来一暖瓶开水,除此之外,没有人来问我们,没有人来管我们。那一夜我们全家就坐在石阶上直到天亮,陪伴我们的只有无边的、深蓝色的茫茫夜空和满天的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