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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

作者:柳树坪

我家的故事讲到这时候,终于轮到我的长辈中最重要的人物正式出场了,她就是我妈。从我前面讲过的故事里,可能有人会得出一些错误的印象。如果我说我妈跟着共产党干过革命,你们信吗?我爸是那么个身份,所以我家应该算是“黑五类”中最黑的一种,大家都还没忘那时候有个说法,叫“杀关管子弟”吧,我可不就是这种人?可是千真万确,我妈真的干过革命,而且还是个老资格呢!历史就是这么复杂,从她的经历中,能看出我们从小从书本中得来的革命史观念是多么虚假,国共两党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纠缠不清的关系。

我妈从小淘气,是家里出名的假小子,经常爬树上房,与别人家的男孩子打架。关于她的淘气,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她的二伯母,也就我的二姥姥是个很霸道的女人,她在我姥姥她们四个妯娌中间,是人人惹不起的。可偏偏是我妈这个晚辈制服了她,那时我妈还只是个五、六岁的孩子。当时我妈与其他几个小姊妹在院子里玩游戏,大概是在地上划上格子,玩“跳房子”吧,反正是吵了二姥姥的瞌睡,她跑出来骂了我妈她们。我妈当即就回了嘴。二姥姥哪受过这个?马上跑到我姥姥面前告了我妈的状。我姥姥对这位泼悍的妯娌很忌惮,为了平息她的愤怒,就当着她的面,把我妈打了几下。没想到,这下反而激起了我妈的倔脾气,她转身就又去找二姥姥报仇。二姥姥是小脚,走路一扭一拐的,本来就难以掌握平衡,遭到我妈的突然袭击,被一下子撞倒在地。二姥姥又去找我姥姥告状,于是我妈又挨了打。这个仇便结得深了,大约在一两个月的时间内,我妈只要一有空闲,就会去找二姥姥打架。她不是趁二姥姥不备撞她摔个大马趴,就是躲在墙角用石头砸她,再不就是突然冲到她面前,狠狠地一脚踩在她的小脚上,疼得二姥姥坐在地上抱着脚,呼天抢地半天爬不起来。二姥姥抓不住我妈,只好每次都去找我姥姥告状,而我姥姥也只好每次都象征性地将我妈打一顿,事后我妈却要变本加利地向二姥姥进行报复。二姥姥终于明白,我妈与她战斗到底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只得主动退让了。她再也不敢向我姥姥告状,远远地见了我妈的影子,就拐着小脚一扭一扭地跑开,嘴里还念叨着:“哎哟,可惹不起这小姑奶奶!”

我妈干过的诸如此类的事太多了,以致家人们把她原来的乳名“春”给改成了“蠢”,意思是说她净干蠢事。我亲耳听见我的四姥姥(我妈的四婶)管我妈叫“蠢”,当时差点把我的嘴给笑歪。

为此我姥姥常对她实行体罚。不知家里的什么亲戚为此说笑话,骗我妈说,你不是你妈生的,是捡来的,所以才比别的姊妹挨更多的打。我妈竟信以为真,以致与母亲的对立情绪越来越强烈。大约在我妈八岁左右时,我姥爷离开家乡,到天津去工作,全家随他移居到了天津。有一年春节刚过,离元宵节还有两天的时候,我妈从学校回家,不知又闯了什么祸,姥姥又将她狠揍了一顿。我妈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跑到自己念书的小学校,去求她的班主任,谎称自己是家里的童养媳,不堪虐待,请老师帮她做主。这个老师我不想提她的名字,因为此人是中共高干中太有名的人物,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应该是无人不知的。这位老师当时很年轻,又是非常痛恨封建旧礼教的新女性,马上被激起了义愤。她托自己的朋友将我妈带到了北京,送进香山慈幼院,以孤儿的身份当了该院的学生。那时我妈十四岁。那位老师还为我妈改了名字,连姓都给改了,这个假名我妈用了很多年。她还嘱咐我妈,一定不可以再与家里联系,否则怕孙家找老师的麻烦,告她“拐带人口”。

我妈到了北京慈幼院,果然不再与家里联系,更绝的是,她临走时在家里留下了纸条,写上:“你们不要找我,我已经跳了海河。”甚至在河边扔下了一双自己的鞋子。也不知道她这一套是打哪儿学来的?反正姥爷和姥姥悲痛欲绝,花了很多钱,雇了不少人,沿着海河打捞。据说确实捞上来几具无名的尸体,全都施以简单的棺木埋葬了,当然就是不可能找到我妈的踪影。姥姥为此十分后悔,责怪自己对这个女儿过于严厉了。她每想起此事就流泪不止,把眼睛都哭得半瞎了。说不定她后来的早死也与这次的悲伤过度有关呢。

我大姨很快也到北京去上学了。有一回,大姨的同学偶然见到我妈,误认为是大姨,喊她却没有答应。这人回去告诉大姨,说有这么一个与你如同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女孩。大姨多了个心眼儿,叫那同学领她到老地方去守候。她果然在那儿抓住了我妈。我妈见到姐姐又高兴又吃惊,她坚决不让姐姐向家里通报此事,她不愿违背对那位帮助她出走的老师的承诺。大姨竟然真的为她保守了秘密,而且不仅如此,从此把家里给自己的零花钱,按时分给我妈一半,可见她们姊妹俩感情之深。大姨信守诺言,将我妈还活在世上的秘密一直瞒着家里,直到我妈工作多年以后才重新与姥姥相见。

我妈是在北京香山慈幼院长大成人的。这里有必要略为介绍香山慈幼院的情况:这个孤儿院由湖南湘西凤凰人熊希龄创办,熊当过北洋政府的第一任国务总理,是民国初年的名人。我妈在师范部学习,可她在这里再次表现出不安分的天性,很快成为了一个CY(共青团员),并且当上了地下团支部的书记。我妈说她经常夜里爬墙出入学校,与联络人交接组织文件和共产主义读物。她的活动终于被校方掌握,受到了开除处理。

我妈离开慈幼院后,干脆直接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她那时不过十六岁左右,竟冒充家庭主妇,与两个地下党的同志组织了一个假家庭,这其实是个地下交通站。这个交通站很快就受到了注意,特务在周围布置了监视。我妈他们及时觉察了异常情况,提前逃走了,让抓他们的敌人扑了空。可我妈也就此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只好另行安排自己的出路。

她伪造了中学毕业文凭,去报考国立艺术学院西画系。这所艺术学院就是现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我妈竟顺利地考上了。当时艺术学院中许多教授都是后来在中国美术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如徐悲鸿、齐白石、刘海粟等,可我妈并没专心习画,这个阶段,我妈又与在艺术学院活动的地下党联系上了,继续参加了一些学潮运动。那时正是日寇占据东北以后,又觊觎华北的时刻,学生们在中共地下党的暗中领导下,发动了“一二.九”运动,我妈与她的一些积极参加学运的同学们(其中既有地下党领导人,也有同情中共的份子)一起,又被学院开除了。于是我妈终其一生,事实上连中学带大学,一张毕业文凭也没拿到。我妈他们虽然已被开除,但仍参加了卧轨截火车上南京请愿的行动,在南京,他们与国民党军警进行了激烈的冲突,砸毁了中央党部、中央日报等要害机构。我妈有个同学亲口对我说过:“你妈那时可真是威风八面啊!我们艺术学院打大旗的!砸中央党部的时候,一手一只椅子腿儿,横扫千军啊!连一只灯泡都不放过!”可我听着怎么就跟文革时我们这辈人干的没什么两样?甭管怎么说,他们那是有历史定论的,叫爱国学生运动,咱们只能算受蒙蔽打砸抢,这案咱是翻不了了!

还是倒回来说我妈他们吧:学生们终于被武装押送回北京了,我妈已经被艺术学院开除,也不能再赖在学校里了,她终于要跟那帮地下党铁哥们儿分手,去奔自己的生活了。

……

老笨告诉我说,有网友问我妈的事儿我怎么会知道这么多,不会是加了工的吧?我一着急就说了个“向毛主席保证”,又引来网友们一阵笑谈。其实我是真没编,我妈就是这么个人,大大咧咧,不修边幅,说的好听是有丈夫气概,说的不好听,就是港台词儿“男人婆”!罪过!愿我妈的灵魂在九泉下能够安息,好在我们母子历来相依为命,无话不说,简直就像是朋友,她老人家不会对我拿她说笑话怪罪我的。我为什么对她的事知道得这么详细呢?这除了她生前对我亲口说的之外,我还掌握着一份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她写的自传。那可不是只说自己过五关、斩六将,不说走麦城的那种自传,是写于社教运动前夕,向组织上事无巨细地交代自己历史的“材料”!那里面有她一生的编年史啊,你们说我还会有什么事不知道?

下面接着说她的故事吧:我妈在河北、热河(承德)、河南教过书,到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她在河南开封遇到日机轰炸。她的东西全被大火给烧了,知道这地儿没法儿待了。她犹豫了好几天,到底往哪儿走。就在这儿接到我大姨的一封信,叫她到南方去找她。其实就是这封信决定了我妈的后半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妈离开开封两天之后,就有她闹学运的哥们儿来找她,是邀了一伙子人一块儿上太行山找共产党去的。那里面还有跟我妈有点那个意思的小伙子,你们说,他们要是在那种战乱中碰到了一块儿,能不走上另一条道路吗?这大概就是命吧?我在文革家里特倒霉的时候跟我妈说过:“你怎么就不在开封多耗几天呢?跟着李叔叔他们上了太行山,不就成了老革命啦?”你们猜我妈怎么说?她把脸一耷拉:“就我这脾气,真干上共产党,不跟日本人拼死,也得让共产党自己给整死!还能有你?!”我一琢磨,真是这么回事。我妈能给我这条生命,就注定我沾不上她闹革命的光。算了,我还是要这条命!好歹能阅尽人间啊!

我妈往南边这么一走,可就如社教前组织上对她作出的历史结论中所说的了:“前半生光辉灿烂,后半生污点不少。”她首先落脚在湖南,在很多学校教过书。那时候没有铁饭碗,每个学期终了,不知道下个学期能不能续聘。我还见过我妈那时候的一张聘书,顶上有个国民党徽,长着十二颗牙的太阳,下边写着,聘某某某先生担任本校某学期的国文、绘画教员,然后有校长签名,民国某年某月。这种日子她混了有好几年,之所以没迅速入川找我大姨,是因为长江一线已经被日军占领,没法儿坐船进四川了,而从湖南入四川全是崇山峻岭,那不到万不得已,不是人走的道儿啊。

可不是人走的道儿,逼急了也得走。日军1944年终于突入了湖南,先是占领长沙,继而围攻衡阳四十余天,守军弹尽粮绝最后投降。从广东包抄过来的另一股日军,则占领了广西大部,终于使日军占领区勉强贯通了中国大陆。我妈随着难民潮,日夜不停地向贵州方向逃难。沿路先是坐火车,车走走停停,还时常遭到轰炸。难民中瘟疫流行,沿途尸积累累。我妈逃到贵州独山时,日军的先头部队几乎追上了她。日军占领独山时,我妈就躲在附近的山中,听到的枪炮声近在咫尺。可日军这时也是强弩之末了,他们的战线拉得太长,后勤供应不上,只得后撤。说实在的,日本人在咱中国真不是被咱打败的,是被咱这巨大的国土给拖垮的。而且要是他们不跟美国人开战,全力以赴地打中国,咱恐怕真顶不住!大伙儿别不服气,看看赵无眠的《假如日本战胜了中国》就明白了。扯远了,还是回头说我妈。

等我妈从山里重新回到独山,看到的是一片焦土和遍地横尸。她遇上了国民党招收青年军,就是当时很有名的“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怎么也叫个“知识青年”?闹半天咱们这名儿早让他们给用过啦!)一横心报了名。她那时候已经身无分文,一边打着摆子一边沿途乞讨了若干天了,而且入冬以来,连身上御寒的棉衣都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你们说她还能有什么选择?她被集中转运到重庆,进了训练营,还因为比较年长成熟,被委了个少校队长的衔儿,带的是卫生队。

可我妈就是我妈,她又开始对上司看不惯了,大概是出了点错,被关了禁闭。军人嘛,禁闭就禁闭吧,可她不干。我妈夜里趁哨兵没留神,爬出了禁闭室的窗户,溜回队里,跟她的一姐们儿(副队长)一串通,又悄悄回去爬进禁闭室睡觉了。第二天可就出大漏子喽!那副队长还串连了另一个队的女兵,两个队共上百女兵,冲进总队部要救出我妈。总队长是上边派来的正规军人,竟让这帮小女孩给打了个鼻青脸肿!事儿闹到这个份上,我妈差点挨了枪毙。那个副队长和另一队的队长队副全关起来了。这一关起码是大半年吧,等这批青年军全部被编入战斗序列开拔了之后,她们这几个才算不了了之,赶出军队了事。我妈说,她一辈子净是这种歪打正着的事,这批青年后来都去了缅甸,对那段历史有兴趣的人一定都知道,他们绝大部分都惨死在无人区野人山中。

这之后就是我妈重新当教书匠,然后认识我爸那一段啦。那我已经在《我的父亲》中说过了,没必要再重复。可我妈的人生故事却还远未结束,我得喘口气,明天再接着跟大伙儿往下讲。

……

以上说的那些我妈的故事,都是她多年后对我讲述、或是读她写的自传得知的。而我并不觉得那与我朝夕相处、相依为命的妈妈与这风风火火的形象完全重合。我记事是从住在北京西城区太平桥按院胡同时起的,那时我妈已经历尽千辛万苦带着我回到北京好几年了。

姥爷跟着我们住,我妈一人里里外外全得张罗,她通过我的一个姨父谋到了一份教书的职务,是教银行的职工业余学校,相当于现在的“成教”。她每天去上班,一大早就得离家,家里只剩下我和姥爷这一老一小。姥爷啥也不会干,只能请保姆,不然我们祖孙俩连口吃的都做不出来。我妈那么点工资,几乎全用在养活我和姥爷上了,她每天在班上仅仅吃个窝头,就点咸菜。而家里我和姥爷却由着保姆做好吃的,据说每顿饭保姆只问我吃什么?我懂什么?张嘴就是“饺子”。保姆乐不得,连馅都是净使香油拌,其实我和姥爷都吃不了多少,倒是把保姆自己吃得又白又胖。这个保姆后来我妈赶紧算了工钱让她走了。每天到了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我就会闹着到胡同口去等我妈,哪怕是刮风下雨也劝不住。远远地见了我妈的身影,立刻张开两只小手猛往前跑。我妈说,一见了我那个样子,就把什么苦啊累啊全忘了。她立刻跳下自行车,蹲下将我紧紧地抱在怀里。

我印象中按院胡同当年好象连路面都是土地,晴天会飞扬起很大的尘土。胡同里的街坊们五行八作,干什么的都有。我记得最令我感兴趣的是有好几条驴,每天黄昏时,主人会牵着出来“溜”。驴在地上反复打滚,还发出“呜哇,呜哇”的长鸣。

我们住的院子有前后两进,我家住前院,有两间房子,一间我妈带着我住,另一间里住着我姥爷。院子里的邻居们我已经印象不深了,只记得有一家每天将一辆自行车擦得锃亮,擦车时我会蹲在旁边,一看就是半天。

那时常有挑着担子走街穿巷的小贩叫卖,我最记得的就是卖臭豆腐的,也就是腐乳。小贩的吆喝声是这样的:“臭豆腐,酱豆腐,王致和的——臭豆腐!”这“王致和”是做臭豆腐的老字号,北京现在还有这个牌子的腐乳在食品商场出售,前两年我上北京出差,为了怀旧买了一瓶,带回长沙请老婆和儿子品尝,一开瓶盖真是臭不可闻!他们俩谁也不肯吃。我只好自己独自享用,可说实话,真难吃!后来全扔了。胡同里也会有挑着担子卖小菜的,有一回,就是卖小菜的到我们门口时,我险遭不测。那是我仅三、四岁时的事,那天门口来了卖小菜的,大概是星期天我妈在家,没去上班,她出去买菜,我牵着她的后衣襟,跟在她身后。就在这时,胡同里来了一辆很大的马车,两匹马拉着一车青砖,“忽拉拉”跑了过来。我觉得好象背后被什么使劲扯了一把,倒地滚了几个圈,停下来时正好是四肢着地,蜷身俯卧着的。那马车就从我的头顶轰隆轰隆地驶了过去,两个车轮就在我身子的两侧闪过。我妈没注意到身后发生的事,等听街坊喊起来,说是轧着孩子了,才回头看我。她一见我趴在地上,魂飞魄散,以为我被马车轧着了。我妈上前拉我,我吓得两腿发软,站立不住,她狂叫:“你倒是站好啊!”我哭着说:“我站不住。”我妈疯了似的扑上去扭住了赶马车的人,强迫他与我们一起去了医院,照了片子后,我的腿没有任何问题,那个倒霉的马车夫才得以脱身。我妈说过,一辈子老天爷就许给她我这么一个儿子,我要是遇到什么不测,她准是没法活了。

我妈对他们银行的领导有意见,因为银行领导说我们家是“反属”,不让我进银行办的幼儿园。我妈只好把我送进了私立的幼儿园(那时还没搞公私合营呢),这又加重了她的经济负担。我六岁多的时候,家里突然来了一个湖南人,那是我妈抗战时在湖南教的学生,此人是湖南省话剧团青年导演,这时到中央戏剧学院,进苏联戏剧专家开办的进修班,他得知我妈的下落,前来看望老师。此人说起湖南省话演员们的台词很成问题,演出时曾被观众戏称为“湖南话、剧团”,力邀我妈调去当团里的台词教员。我妈随口答应了,其实并未当真。没想到不久湖南省话剧团的团长就亲赴北京,来谈调动的事了。我妈一生漂泊,家乡观念早已不强,她就这么轻率地决定了迁往湖南。她甚至没有听从亲戚们的意见,当时那个为我妈谋到教书职务的姨父说,以后户口制度会越来越严格,你们消掉了北京户口,将来孩子再想回北京可就难了。这个姨父是北京市政府的高干,按说他的话我妈该听吧?嘿,人家愣是说走就走!这就是我妈!

我妈临离开北京之前,正是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的时候。既然上边号召大鸣大放,我妈就把对领导不让我进银行办的福利幼儿园的事儿端了出来。她写大字报说领导是摧残祖国的花朵,凭什么把生在红旗下的孩子当成敌人对待。她大大咧咧地贴完大字报就领着我南下,全没想到这张出气的大字报,差点给自己惹下多大的祸。她后来跟我说,到湖南后就开始对右派进行“反击”了,她反正初来乍到,人还没认全呢,就每天在院里看大字报,越看越心惊肉跳。好多对领导说的话还赶不上她在北京贴的大字报呢,眼看着就一个个打成右派了。不知为什么,北京银行那边竟没通知湖南这边追究我妈,大概是顾不上了吧,反正我妈就又这么歪打正着地躲过了一难。我妈若不是及时离开了北京,估计是绝对难逃一顶右派帽子的,那我们这个家的命运将更惨得多。

我跟着我妈前往长沙时,是在前门火车站上的车。那时连现在的北京站(老站,不是西客站)都还没有呢。我们在路上走了将近三天,因为那时还没有武汉长江大桥。火车到达江北,我们要携带行李全体下车,登上轮渡过江,然后再坐上等在江南的另一列火车。我对长沙的最初印象,是这城市真小。那时长沙只有三十多万人口,没有什么象样的建筑,1938年的“文夕”大火破坏了这个古城的格局,到五十年代还留有痕迹。

我家在省话剧团住过好几间房子,但住得最久,印象最深的是一间“阁楼”。这院子解放前是个大户人家的公馆,房子很多,错落有致。而我家住的阁楼却是以前堆放杂物的地方,高耸在其他房间之上,四面都暴露在毫无遮挡的位置。春秋季节还是很舒服的,风可以无任何障碍地穿堂而过,十分凉爽。冬天就不行了,那时南方没有取暖设备,顶多只能烧个小煤炉子,还不敢将门窗过于紧闭,因为怕中煤气,而这样毫无障碍的北风就可以把我们的小阁楼迅速降温到冰点以下了。最难以忍受的还是夏天,长沙历来是中国几大火炉之一,炎炎夏日把小阁楼炙烤得象一个蒸笼,人在里面一动不动都会被笼得张嘴喘息。于是每天傍晚我妈都得向地板和四面墙上泼浇大量的水,水浇在墙上会“丝丝”响着,迅速化作白烟不留一点水迹。就是这样,也是通宵夜不能寐的,那时还不时兴纱窗,我们只能睡在蚊帐里。那时我还小,基本上是一丝不挂地睡着,而我妈为了让我入睡,往往自己是通宵摇扇不止,我在习习凉风之下,可以睡得无比的香甜。每想起那时的情景,我妈的音容笑貌犹如在眼前。

……

没想到我妈妈的故事又使号子姐觉得不真实了,真让我有点沮丧。这大概是我妈的经历太复杂了,大起大落令人匪夷所思吧?又可能是她的历史太具有代表性了,简直就是一部中国自三十年代以来的现代史,可不是像编的?我想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她的性格太强悍,一点也不像传统中国女性那么温良恭俭让,所以使大家觉得不太对劲吧?可我妈要不是凭着这种性格,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早死了八回啦。她就凭着自己的意志一次次身陷绝境又化险为夷,让我都觉得难以想像。可事情就是这么个样子,我只能顺着她的经历往下说:

我妈干上了话剧,那真是六十岁学吹鼓手,她哪知道专业的表演是怎么回事啊?原来调她来的时候,也只是说叫她当台词教员,给南方出生的演员纠正纠正不标准的普通话而已。可剧团就是这么回事,一演大型剧目,连看门做饭的都有可能被叫到台上去当群众,何况我妈那么标准的京片子,而且天生的一副浑厚的好嗓子呢?没办法,开始是被打着鸭子上架,弄着弄着就成了个半专业的演员啦。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她还真演了不少戏份不少的角色,什么老舍的《女店员》啦,《全家福》啦,还有《年轻一代》啦,《霓虹灯下的哨兵》啦,这事你们要是能问问湖南省话五十岁以上的演员,没不知道的。他们那时开玩笑说孙老师除了五音不全不能唱女中音之外,上台演个大妈大嫂地主婆什么的,简直没个比!

她演的那些戏,我都是从对台词就开始看,粗排、细排、连排、彩排,直到正式上台演出,我都跟着,谁叫我们家就我们娘儿俩相依为命呢?他们晚上上剧院了,家里就剩我一人,我妈就常常把我带到剧院后台去,让我在演员们的化妆桌上写完作业,然后就是我的自由看戏时间啦。我有自己的专用“包厢”,那地方一般人轻易找不着我——我悄悄地从舞台边上的楼梯爬上去,一直绕到正面天花板上边的“面光楼”,也就是往台上打主光源的地方,这儿一般只有使用特殊灯光效果,比如打追光的时候,才会有专管灯光的人上来。我就坐在聚光灯后面,脚踩着纵横交错的电缆,舒舒服服地从天上往下看。我敢说,没几个人有这么个角度的观剧经验!那已经排除了演员的表情,你看的是纯舞台的调度,最有意思的是你能看到演员们表演时不为人所觉察的另一面:有的人慷慨陈词的同时,手却很可能在背后悄悄地挠痒痒;站在后排不起眼位置的演员可能在互相说与戏无关的闲话。有一回我可看到我妈出了个丑!她大概是趁幕间上了个厕所,身后的裙子没弄好,把裙脚给掖在腰里啦!只见她神气活现地上了台,旁边的演员差点笑了场!直到有人蹭到她身边,帮她把裙子给拽下来,她才醒悟。可人家竟然一点没露出惊惶之色,照样高喉大嗓地把戏给演完了,回到后台才差点没笑叉了气。

其实我妈说过,我哪儿会演什么戏啊,只是琢磨那个人物该是个什么样,然后就比划呗!我想啊,她那就叫本色表演,反正导演也绝不会让她演那种细声细气的角色,她演的都是“老旦”一行里豪放那一路的,她本来就是那个样,可不是拿出来就挺能象那么回事?后来湖南的艺术学校要办个话剧科了,为话剧事业培养后备人才嘛,我妈就被调去,成了创始人之一了。我妈在艺校那两年,是有名的老积极。说她老,是她这时已接近退休的年龄了,说她积极,是她无论在教学上还是关心学生的生活上,都是事事走在前面的。我记得每个星期六我回到家(我在中学住校,平常不回家),总是得等到天黑才能见到她的人影,她不是又给说不好普通话的学生“开小灶”去了,就是领着学生打扫卫生、给厨房帮厨去了。有几个学生的普通话怎么也说不好,N和L不分,“奶奶”永远说成“赖赖”,她天天逼着人家练,一个星期下来,好不容易有点长进了,可那学生回去过个星期天,跟家里人说上一天长沙话,到下星期回校又一切照旧。我妈干脆就不许人家回家了,星期天学校食堂不开伙了,没关系,上我们家吃!我儿子普通话标准,你们就跟他说话好了!得,我竟然也得跟着她当二老师!还有的学生家不在长沙,是下面地市召来的,没说的,星期天更得在我们家混了。就这么着,我妈连着当了好几回先进工作者。这样一来,她那积极性能不进一步发挥吗?学生们也跟她特别亲,除了嘴上叫老师以外,看着就像她多了一群儿女似的。后来文革一闹,学生们全变了脸,我问过她,你当初干嘛那么待他们?她说,我一辈子对学生就这样,解放前的学生你是没见过,来了例假,我还给过买卫生纸的钱呢!唉,你们说,拿她有什么办法?

我妈是在文革爆发前夕退的休,其实她身体还好的很,据说是艺校要腾出一个编制来,有年轻的老师要安排。退休是退了休,可她那门台词课却没人能顶,还得让她继续上课。领导找她谈话,说您的退休金比原来工资少了,我们给您还补足原数,行吗?你们猜她怎么说?她说,别!就这么着,我拿的已经不少了,感谢党感谢人民!请领导把要补给我的钱转交给越南人民吧,算我支援他们打美帝!我妈她真不是装的,她虽然摊上我爸那么个丈夫,解放后的政治地位一直受影响,可她就是真心拥护共产党!我想这既有她年轻时干革命打下的那点思想底子,又有一重终于不再受外国人欺负的民族自豪感。她说过一件事:还是在北京的时候,就是电影《国庆十点钟》里几个国际特务要用迫击炮轰击天安门,炸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那回,几个外国人被抓住了游街示众押去枪毙,她跟着追了几条街,嗓子都喊哑了,眼泪就那么刷刷地淌自己都不觉得。她是激动啊!心想,TMD这帮鬼子咱也真敢拉出去给崩啦?中国人真的再也不怕他们啦?唉,这会儿我说到这些,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我那一根直肠子的傻妈妈呀!

这时,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风雨欲来了……

……

老笨兄说我讲我妈的故事是一发而不可收了,确实是这样。关于我妈的故事就要说到最关键的段落了,那当然就是她在“文革”期间的遭遇。她一辈子好强(她自己说“要强”,不爱用“好强”这个词儿),而且总能逢凶化吉,但那是没碰上“史无前例”的这一段,到这儿别说是她,对谁都是个难过的坎儿。她那脾气,还能有个好儿?提起这一段,我的心情已经不能像讲前面那些事时那样的平静,因为这些已经几乎全有我参与其中,而我妈经历的苦难也几乎全在我的眼前发生。

“十六条”一公布,我在住校的中学里立刻被卷入贴大字报的高潮。反右的时候我还太小,见过大字报但印象不深了,而且那时候还不认识几个字,更加不可能有什么兴趣。这回可不同了,大字报上写的都是自己身边的某某老师怎么怎么,不是过去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历史问题,就是在课堂“放毒”了。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孩子能不兴奋莫名吗?可当时我心里就有一层隐隐的担心——那就是我妈。她在艺校当老师,那儿的学生很多都是小学没上完就招来的(特别是几个戏曲班的),他们会怎样对待象我妈这样的老师呢?担心马上就成了事实。

星期六我一到家,邻居就悄悄告诉我,我妈被隔离审查了,人就关在学生宿舍下面的一排平房里,门上还贴了两个大字:“牛棚”。我还得知艺校的教学楼里有好多关于我妈的大字报,连忙赶去看。不看不知道,一看真吓一跳!最显眼的一张大字报从教学楼进门的大厅天花板上挂下来,一直垂到地上,标题是墨汁淋漓的一行大字:“把老特务某某某揪出来!!!”我心都跳得快从嘴里蹦出来了,只觉得太阳穴在突突直跳。等我把这张大字报看完了,心情反而平静了许多,因为上面说的太离谱了,我都不觉得会有人对此信以为真。那上面说我妈是军统的潜伏特务,这可能与我大姨的经历有关吧?说我妈的本事何等了得!能在黑暗中拆卸装配任何种类的枪支,能飞身骑上光背马,双手开枪,百发百中,甚至还说她牙齿上装着照相机!只要一呲牙就能把秘密情报给照下来!你们别笑,咱得承认,这种杜撰首先有合理想象的成份在内,是符合我妈这个人物的性格的,可见写大字报的人懂得起码的“编剧法”:那就是在事实的基础上再加以大胆想象是最能令人信服的。我看到这大字报后面的署名,写这大字报的人也是跟我妈一块儿从省话调到艺校来办话剧科的一个老师。他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呢?如果说他是瞎编,又是为什么呢?我一时想不明白。

我当然知道这是胡说八道,我从小相依为命的老妈,她牙齿上有没有照相机我总该知道吧?我发现周围有不少艺校的学生用异样的眼光在打量我,还在窃窃私语。我屏住呼吸,尽可能不露声色地离开了贴大字报的教学楼大厅。我想了想,暂时没去我妈被关押的地方,为的是不让艺校的学生们有什么借口,怕对我妈有什么不利。晚上,我第一次一个人睡在家里,屋子突然显得空荡荡的,我当然很难入睡。没过多大一会儿,竟有人敲门,我一蹦就起来了,还以为是我妈回来了呢!开门一看,却是我妈教的话剧班的一个女学生,还有另一个女生却不是他们班的,据她自我介绍,是舞美班的。我只得穿好衣服,放她们进屋。

这两个女生是代表艺校的革命师生的什么临时组织(那是运动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红卫兵”这个名称呢)来找我谈话的,她们叫我揭发我妈的反革命事实,说了一大套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什么的。我低着头等她俩把话说完了,仍不吭声。她俩看冷了场,又劝我,我终于忍不住了。

我说开了头就煞不住了,她俩肯定绝没想到我会说这么一些话,一时竟也被镇住不知该怎么答话。我说,我妈是我从小相依为命的唯一亲人,我自认为对她是很了解的。她给我的教育绝对都是正面的,我不知道她有什么反革命的事实。我说了艺校师生全都有目共睹的我妈积极工作的那些事,还说了我妈说过的解放前对日本鬼子的仇恨,和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她俩反应过来了,开始反驳我,说那些很可能都是我妈制造的假象,为了掩护自己的特务活动的,现在既然有革命师生站出来揭穿了她的假面目,你就不能再受她的欺骗,应该大义灭亲,跟她坚决划清界限。那么两个小女生,哪里辩得过我?那是我第一次发现自己很有点口才,能够迅速抓住对方的话中间的破绽和逻辑不清的地方,反驳得对方哑口无言。我说,我妈在我跟前制造假象有什么用?她当特务能从我这儿弄到什么情报?这场辩论大约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她俩草草收场,临走说,我们是代表艺校革命师生来的,你不要把我们的话当成耳边风,一定要好好想想,不要再被你妈蒙蔽了。我站在门口一声不吭,看着她俩走了。这下子反倒心里平静了,踏踏实实睡着了。

后来才知道,这两个女生虽然拼命跟我辩论,其实却因为我说得那么振振有词而有点“二乎”起来。她俩从我家出去后商量了一下,决定不把我说的这些话告诉艺校的别的同学,特别是男生们。我想还是我对我妈坚决维护的态度,使她们有了几分潜意识中的佩服吧?后来我妈教的那位女生已经当上省话的一级导演了,我们因为工作上的事多次见过面,还在一起当过评职称的评委,她就拿这事当成过笑谈,说我要是告诉了男生,你绝对逃不过一顿饱打。我真得感谢她俩,在那种时刻还没彻底泯灭同情心,但我更以自己的坦率自豪,那种时刻,你软一软,局面就可能完全不一样了。

我妈被关押期间,挨打、劳动当然都是常事,这些凡是文革中挨整的“牛鬼蛇神”概莫能外,没什么新鲜的,可以略去不提。倒是后来有与她一块儿挨整的老师说过,你妈当时让我们觉得,她要不是完全受了冤枉,那就是货真价实的特务!为什么呢?因为她一点不像别的人那样,拼命检查自己,挖思想根子,除了给自己上纲上线低头认罪,绝不敢与革命师生对着干。我妈却除了把自己的一生竹筒倒豆子似的说了以外,抵死不认什么当特务的账。审她把她审烦了,她就大哭一场,哭完了说不定立刻又笑了起来。弄得审她的人还以为她疯了。我妈却心里说,你才疯了呢!她晚上和七八个女“牛鬼”睡一间大教室,别的人都心事重重睡不着,她却脑袋一沾枕头就打呼噜,搞得这些人都想,她怎么会神经那么坚强?不是受过特务的专门训练又是什么?要不就是没真睡着,装着打鼾呢!可到第二天搞劳动时,见她体力很充沛的样子,明明不像是没睡觉。这事我妈后来跟我说过,她说我这人就这么没心没肺,一想你们想让我活不好?我要是再自己闹心正好趁了你们的愿!我干嘛那么傻?啥也不想,睡个样子叫兔崽子们瞧瞧!于是就睡着了,就这么简单。

没多久,毛主席的那张“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发表了,撤工作组了,批“资反路线”了,学生也分两派了。艺校也出了造反派,攻击原来掌权的受工作组支持的什么委员会,这就把原来挨整的一帮牛鬼蛇神短暂地解放了一段时间。这时运动初期的掌权者,包括校长、书记、人事干部什么的,全被“揪”出来了。这么一揭发,我妈才知道,那个同事贴她的大字报,材料来自于管人事的某校领导。大概是运动初期需要找几个运动靶子,所谓正确引导革命师生的斗争大方向吧,于是就把我妈的材料给悄悄“抛”出来了,而那位和我妈一块儿从省话调过来的老师,得到这些材料,又加上了一些过去听说的,添油加醋给弄了那么一张大字报。我妈这个气啊!在造反派斗争那几个校领导的大会上,她可干了一件不怎么样的事:她突然冲到台上去,把脚上的鞋扒下来,没头没脸地把那管人事的给抽了一顿!唉,你们说她干嘛这么沉不住气啊?就不说得饶人处且饶人给自己留点退步,我妈千不该万不该在自己受了损害之后再用损害别人出气啊!可她为人处事太冲动、太感性,她要是会思前想后也就不是她啦!

这气是暂时出了一口,留下的后患可就不是一时半会儿消除得了的。运动再往后发展,这个派那个派,你方唱罢我登台,可我妈这样的身份,谁也不能把您当块菜不是?那挨打的校领导又造了反了,被“三结合”啦,得,我妈还能有好果子吃?这后来整起来可就没个头喽!她挨斗的时候,让人家给打得更惨:有个学生用铁链子吊着个铁锁,一下子甩在我妈的额头上,血流得糊了满脸。而这次还只是看上去最血丝糊拉的一次,结结实实地打却不露外伤的远不止一次!大家还记得吗?我前面说了,我妈是文革前夕就办了退休手续的,她的退休金早已划归民政局发放了(文革后期是区革委会管),可艺校就是不解放她,一直整她,不把关系交给民政局。直到武斗都结束了,办省会文艺界“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了,她还被弄去关在专政班。而且到学习班结束,文艺界全体下放锻炼了,她竟然还不能真正进入退休状态,竟被与一些有问题没解放的人一起,送到下面一个县里的“五七分校”去继续查清历史问题。说到底,这恐怕全是跟她那一顿鞋底子抽的脱不了关系!文革后我为我妈去找上面落实政策,得知全省她这是独一份拿着退休金下放干校的!咱们都得记取我妈的教训啊:别为了出一时之气,得罪了哪位说不定日后能掌握你命运的大爷啊!算了,我这话说的不一定对,没准儿哪位又得批判我有中国人逆来顺受的劣根性。

我妈是被押送到干校去的,那时我已经随着学校上山下乡的浪潮到了洞庭湖边上了。我妈被限期离开艺校,家里并没有多少值钱的东西,但老话说,破家值万贯啊!哪样也是过日子要用的,能随便舍得扔吗?可舍不得也得扔,我妈跟着去干校的车走,随身能带多少东西?而艺校已经宣布,她是已经退休的人员,一去干校从此与艺校无关了,住房艺校得收回。我妈一个人大概也就半天的时间,在附近找了个居民,把家里的家俱卖了几十块钱,然后就带着两只箱子去了干校。说起来令人心酸,她带走的箱子中间,有一只竟还是当年孤身背着我从四川回北京时用的,就是那种柳条编的……

她在干校种过田,养过猪,还干过所有能够想象的南方的农活。那时我们娘儿俩没有自己的家了,我想见她只能辗转倒车倒船,到干校去住几天。可那地儿实在让你待不下去,那不是家啊!母子见了面也没有任何可以谈谈心的私密的空间啊!她在干校一直不是正式的学员,一方面是因为挨整的身份没改变,另一方面也因为她是已经退了休的,连工资都不在干校拿。她的退休金是每年一次从民政局转到干校代发的。我们母子过这种无家可归的日子有将近三年,直到我妈得了一场大病,那正是令人闻之都要色变的癌症啊! ……

别看我妈在文革狂潮中仍秉性难移,敢顶敢拼,还大显神威打了不该打的人,可要说她真是没心没肺啥事都不过脑子,那就太把“史无前例”当儿戏了。还是运动初期她被关在艺校“牛棚”的时候,一起挨整的一个教戏曲的女老师(解放前出身于旧戏班子,不识几个大字,好像是被什么当大官的收了作过一段姨太太)实在不堪欺侮,从我妈她们一块儿被关押的大教室里跳楼自杀,结果砸在楼下的一棵盆栽松柏树上,人没死却落了个高位截瘫。我妈是眼看着这人跳下楼去的,当时她想,怎么这么傻?要是我就脑袋朝下跳,准死得痛快!我妈她可不光是这一闪念,她后来告诉我,她真有寻死的想法!我妈是想到我才打消了这念头的,她想到儿子还仅仅是个初中生,离长大成人还远着呢,自己一死倒是痛快了,儿子今后怎么办?一咬牙,天大的冤屈也扛啦!

可她心里不能不觉得委屈啊!再说已经年过花甲的人了,还要山上、田里干那么重的农活,能吃得消吗?我妈先是患了很严重的高血压,继而突然反常地来了一次大出血。干校的保健医生认为她这年纪出血很有可能是较严重的病症,向干校领导汇报了,准了我妈的假,让她到长沙作检查。我妈独自拎一个小包上了班车,这是她自文革开始以来首次单独自由行动。她到了长沙,就到湖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现在改回解放前的名叫湘雅医院了)去作详细的妇科检查。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宫颈癌中期!医生对她说:“叫你的家属进来,我要跟他谈谈。”我妈早明白了七、八分,坦然答道:“家属不在长沙,您有什么就跟我说什么,我不害怕。”医生就对她实说了。我妈马上要求作手术。医生说:“你这么大年纪了,血压又这么高,我们没办法保证安全,不能考虑手术。你作放疗吧。”可当时长沙的医院里没有针对我妈这种癌症的“钴60”,只有“镭”,于是叫她转院到广州去治疗。我妈从医院里走出来,在大街上站了一会儿,心想,就这么完了?可儿子还在农村,因为出身问题还不知什么时候能招工呢,自己死了儿子怎么办?不行!还得鼓起劲来跟这病斗一斗!她在这之前已经相当长时间食欲不振,其实就是这病的一种反应,这时我妈决心一旦定下,立刻毫不犹豫走向马路对面的小吃摊,一下子叫了四根油条一大碗面条,强迫着自己吃了下去!讲到这儿我的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我妈她不是怕死,她是怕我还太稚嫩经不起乱世的风雨啊,她只想用自己已经衰老病弱的翅膀再尽可能地为我多遮挡些时日啊……

干校派了专人将她送到了广州,进了中山医学院的附属医院。我妈在这儿又跟医生展开了软磨硬泡,直到医生答应了给她动手术,这时我妈才给我写了一封信。我收到这封信时正在区里临时组织的文艺宣传队里排练节目,马上准备到县里参加全县的汇演。那时我已经下乡四年多了,招别的工是一点希望都没有,唯独县里的剧团却一直在打我的主意,没别的,我能讲普通话,那时不管什么剧团都要移植革命样板戏,靠那些农村出身的老演员,生能把《沙家浜》的台词说得本地人听不懂,北方人更听不懂。这年是1972年,林彪已经摔死了,据说对我这样的“特殊人才”可以在出身问题上略加通融了。我正一门心思盼着汇演完了被县剧团招工当“革命文艺战士”呢,我妈得了癌症的消息简直如同晴天霹雳!

我妈在信中向我交代了她有几百块钱、几十斤粮票存在谁谁手上,干校的箱子里哪件衣服是专为我买的,钥匙找谁要。万一她手术遭遇不测,我应该到长沙民政局去领取多少丧葬费用,还有她已经向哪几个亲戚寄去了“托孤”的信,今后我遇到难处可以向谁求援等等。(老笨兄可以从我儿子带给你的书里找到这一段)可她就是不让我去广州,说不要打乱了我对前途的安排……那时我真是心如刀绞啊!我就这么一个相依为命的老妈,她生死未卜之时我还能有什么事情比守候在她身边更重要?可我又确实面临那年头改变命运的一线希望,过了这村说不定就再也没这店啦!我又怎能不犹豫呢?区宣传队的头儿也不让我走,因为我在这台节目中兼的角色太多了,离汇演的时间已经很近了,我若一走全都得重排,拿名次的希望就很渺茫了。但我还是走了,义无反顾。

我得先坐船一天一夜到长沙,再上火车近二十个小时到广州。我赶到广州医院里时,我妈正在手术室里。我就站在手术室门口的走廊上七个小时,才把我的老妈等了出来。她睡在担架床上,由护士推了出来,脸色竟然红润如常,一见我就笑了,说:“怎么?你还是来了?”

那年我妈64岁,那也是她最后一次抖擞精神奋起与命运抗争。她居然又赢了。她开刀割除了肿瘤后,竟又整整活了二十年,算得是尽了天年了!

后来我们娘儿俩回到长沙,由省五七总校(即省委党校)安排在招待所里暂住,因为他们不敢再将这么个癌症病人放在条件很差的分校继续劳动了。那间招待所的小屋大约仅五、六个平方,面对面放两张单人床,中间就只能容下一张一个人用的小课桌了,那既是床头柜又是书桌和饭桌,好在我们家反正已经什么都丧失殆尽,不愁东西搁不下。我不能再回插队的地方,就在这斗室之中陪伴着大病初愈的老娘。我妈作的是“广泛性切除”,医生说只需定期检查,不用化疗或放疗。而她此时健康上最大的问题已经转移到心血管系统上来。我妈因挨整时心理上的压力,加上长期强撑着进行力不能及的体力劳动,血压一度上升到骇人的地步,给她看病的医生往往怀疑血压器是否出了问题,因为汞柱升到了最高点才能测出她的血压。这是非常令人担心的情况,因为血压长期处于这样的高度,会迅速使她的心脏和其它脏器出现不可知的病变。

五七总校为了我妈的病情,只得出面向省知青办交涉,将我的户口从农村转回了长沙,不是他们同情我们母子的处境,而是若不如此,他们就只能派个专人照顾我妈的生活起居。我算是因祸得福,得以未经“病退”就重新取得了城市居民的身份。我的户口办回来时已经24岁了,总得找个饭碗吧,于是当代课老师、在居委会办的小作坊里修理电动机……反正什么都干过。同时还得管着我妈一切事情,包括吃饭、看病、甚至洗澡。我妈说过,那是她觉得一生中最舒畅的日子,因为终于确信大劫已经过去,与亲人重相厮守了。她老爱说:“我一辈子靠山山崩,靠水水流,总算最后有个好儿子让我依靠。”她还说:“不怕儿晚,就怕寿命短,瞧我四十多才生的儿子,也能当家主事啦!”相对她的快乐,我此时的心境却较为复杂,主要是觉得前途叵测,我还有整整一辈子要过啊!我妈也常会受我的情绪影响,伤心地说:“是我的病害了你……”她还没忘了县剧团要招我的那茬儿呢!

后来我好不容易进了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工厂,是烧制瓷器的,我成了一个烧窑工,一干就是四年。别看那瓷器是雪白晶莹的,我干的活却是最累最脏的,每天打交道的不是煤就是炉渣,再不就是做瓷坯的泥。再后来就是结婚生子,然后考入广电系统。我妈的户口也终于转回了长沙,正式成为了一个退休人员。后来我还为她的事找过民政局和文化厅,申诉她作为一个退休人员却被当作在职的挨了那么久的整,要求得到全职工资的补偿。当然这事受到各部门的推三阻四,谁也不承认是自己的责任。事实上也确实很难说清到底怪谁了,最后只好不了了之。这时我妈倒颇有些气不愤了,她已经不是当年给钱都不要,愣要支援越南人民打美帝的思想了。

我妈始终跟着我,我们母子再未分离过。她看着我一步步成家立业,工作上也小有成就,一定是万分欣慰的。可我却做了一件错事,使她再次经受病痛的折磨。事情是这样的:长沙是中国几大火炉之一,过去家家户户条件都差,夏天连个电扇都没有,只能一把大蒲扇过夏,晚上热得通宵睡不着是常事。北方的哥们儿恐怕不相信,这里最热的时候,摸着家俱都觉得烫手,人睡在竹凉席上,起来就是一个湿人印!等外边买电扇不凭票了,我头一个买了一台孝敬我妈。我妈可稀罕它了,晚上搁在床头,热了就开一会儿。她还舍不得多用电,过一会儿又爬起来关了。我教她使用定时器,一回可以开一个钟头,到时间电扇就自动关了。可长沙的夏天实在是太热了,电扇刚一停,我妈就又热醒了,她只好再爬起来开开。反复几次之后,她干脆不用定时器了,就这么打开电扇吹着风睡着了。没想到就这么一下子把我妈吹出了个脑血栓!其实主要还是她长期的高血压造成的脑动脉硬化,再加上电扇这么一吹就给诱发了。我妈从此落下个半身不遂的毛病,左半个身子感觉麻木,摸着她的左手都可以感觉得出来与右手的温度不一样。听她自己说,不光发麻,而且麻得骨头疼!唉,我怎么只想到电扇能给我妈送凉风,就没想到老年人会因此坐下病呢? 我妈得了半身不遂之后,不知道的人从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她照样声如洪钟,拿我们这儿的人说笑话的话来说,就是一听就知道是搞话剧的!可她确实是大不如前了,这只有我心里最清楚。我妈走路得依靠手杖了,而且行走能力越来越退步,逐渐不大常下楼了。要不是那台该死的电扇,要是中国提早点进入空调时代,我妈的晚年定能过得好得多。

我妈死于1991年,是我刚刚过41岁生日四天之后。那天本来没有任何异常的迹象,我全天在家,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我还跟我妈在饭桌旁边有说有笑的。吃完晚饭,我有事要出去一趟,我妈还嘱咐我,骑车要小心。可没想到我到家时,她已经早嚥气了。我夫人说,我妈说要自己洗个澡,叫小保姆打好水放在卫生间里。她总是自己坐在一张木椅子上洗浴的,从不让人过多的帮忙。突然我妈在卫生间里叫了一声,我夫人听着好像动静不对头,立刻跑去一看,她已经斜靠在墙上不会说话了。等找来保健医生,确定她已经死去,估计是突发的大面积心肌梗塞。天下哪有这样干干净净地来,又干干净净地去的人?临死连澡都自己洗好了!我夫人她们只是为我妈穿戴整齐就行了。我见到我妈的遗容时,她就跟睡着了一样,穿着一身家常衣服,脸上一丝痛苦也看不出来。我儿子从小就是跟着奶奶睡,直到她去世的前一天,这时他13岁,正要考初中,他站在奶奶的门外边,看着奶奶的遗体无声地哭泣着……

我妈的追悼会很隆重,湖南省话来了四十多人,从七十多岁的到四十多岁的,都是当年尊称她老师的几代演员。我夫人把家里的照相机带了去,里面本来还有半卷没照完的胶卷,她请朋友将追悼会的情况拍了下来作纪念。事后我惊讶地发现:紧接在我妈安祥的遗容之前的,竟是四天前我过生日时与她在家里的合影!我妈依在我的怀里,满脸灿烂的笑容……

我妈去世时虚岁84岁。她舍我而去已经九年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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