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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在心里


作者:孙昌龄(一九四O~一九四七年二附小校友)


我们的母校,世纪名校师范大学第二附属小学,被无情地拆了。作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校友,悲凉痛恶之感油然而生。我们就像浪迹天涯的游子,无家可归了。这倒激励我提起久违的笔,记录不可磨灭的回忆。


校 庆 歌 和 校 歌

第一首是一九四五年每逢校庆必唱的歌。一九七九年校庆,女附小时期的王光美学长,北影演员师伟学长和众多四十年代校友曾齐唱此曲。词曲作者是尹荃老师(尹老师侄女尹以璋学长提供)。歌词如下:

九月十九日,特别要注意!
我们受得教育就从今日起。
祝我学校万万岁,也从今日始。
今日关系真非昔,
大家要注意!

第二首是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校歌。它成为当时学生的座右铭,此后受益终生:

伟哉我校,与民国同庚,年年代代出干城。
礼义廉耻,我辈服膺,师生共勉乐融融。
勤恳读书,努力劳动,人生趣味在其中。
严守时间,精神振奋,少年光阴须珍重。

这首校歌的词作者是我五年级第一学期的级任左荫庭老师,曲作者是当时著名音乐家,师范大学音乐系主任老志成先生。一九七九年校庆,就在我班的五甲教室里,和几位校友专为左老师唱了此歌。

就以这两首歌开头回忆母校吧!来不及征得同意,回忆中涉及的人物都用了真名实姓,为的是得到校友们的广泛关注,别因校园被拆而失去记忆。让我们珍惜远去的往事,找回久违的母校---我们的那个二附小,把失去校园的母校深藏在心底。


幼 稚 园 点 滴

一九四O年秋,我考入二附小幼稚园。园址坐落在学校西头,是个方形四合大院,东西南北面都是宽敞明亮的教室。南教室的后面是个长方形院落,课间课后在那儿玩滑梯,压板,秋千,滚铁环,也喜欢坐在沙坑里“拍燕窝”。

初入学的前三天,学校怕孩子不适应,允许家长进教室站在外围。我跟着上小学一年级的小哥(只大我两岁,故如是称之)一起上学,没人陪着上课,对此我很自豪,觉得我比别人强。可是我家刚到北京,一口东北话总被小朋友嘲笑:“她说话真侉!”加之一身小哥穿小的男孩衣服和“马桶盖”头发,算得上是个丑小鸭,又让我隐约有些自愧不如。幸而老师经常发现我的长处,使我信心百倍,快乐成长,最终脱颖而出,幼稚园毕业时就开始名列第一了。二附小校风良好,从幼稚园起,老师就一视同仁对待每个学生,鄙视倚仗权势的势利眼。他们为人师表,兢兢业业,受到无比信任与尊重。家长放心地把孩子交给学校,知道在那里既学知识,又学做人。

那时二附小学生跟老师叫“先”。幼稚园里有纪先,许先,厐先(其姪女是我同学厐玉昕),沈先,顾先,还有代课老师刘先(其姪女是我同学刘文焘)和臧先。纪先,许先和厐先教过我,纪先是我第一位启蒙老师。

后来只见过许先,是在一九七九年校庆时。一见许先,不惑之年的校友们不约而同说起了捉迷藏的歌谣:“老猫睡觉醒不了,小猫时时偷着瞧。原来小猫好淘气,偷偷跑到外面去。”许先笑了:“你们还记得这个呀!”年逾花甲,声音还是那么好听。幼二的级任厐先仅十九岁,却已是位优秀教师,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她坚决而不失礼貌地拒绝家长送礼,这事儿我亲眼所见,送礼的家长是我家房东的三弟妹。当时的学校叫做清水衙门,老师校长皆两袖清风,与当今教育界也染上的的不良风气大相径庭。

寓教于乐是二附小的一大特点。早在那个年代,我们幼稚园就有三架钢琴。高素质的老师使我们从小就得到良好的音乐启蒙。每天一上课照例先唱问好歌:“老师你好,小朋友你好,——。”放学前唱再见歌:“再见众小友,——。”歌词旋律至今记忆犹新。老师教我们许多动听的歌曲,并以优美的舞姿表演出来。最矮的女生毛淑筠和刘绍怡唱歌很好听。男生王燕樵不爱说话,可是唱歌天赋突出;后来我注意到有个作曲家叫这个名字,听说就是我们小时候的这位同学。

那些歌舞令我难忘,二OO一年外孙出生后,我每天一首接一首地给他唱,是很好的启蒙方式。女儿怪罪地问:“这些好歌居然被你压了这么多年,怎么没给我唱过?”我说:“你小时候只能唱革命歌曲,谁敢教小孩‘四旧’啊!“那时只能翻来覆去地听八个样板戏。家里放过一次天鹅湖唱片,不满两岁的女儿听着不顺耳,扭头离去。解放以后没人提起那些老歌,文革后更不敢提,令人欣慰的是,2004年遇到的一位加拿大幼教专家如获至宝,说那些歌是珍贵的中华文化,应继承发扬。作为中国人,我自愧不如,倍感责任在身,义不容辞地向她提供了自制的词曲录音磁带。二附小老歌走出国门,我由衷地为母校自豪。

幼稚园阶段,只做过一道算术,用竖式算1+1=?也没认过字,但也不限制你认字。课堂上,老师发下许多书,识字的可以读,不识字的看图也能理解其意。我因在学龄前有兴趣主动认了些字,常悄悄地给同学们唸,回家一说,姐姐往往给指出错别字。现在的幼儿园孩子一周要上好几个‘班’,上小学后反而会失去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家长应及早觉醒,强制孩子上各种班是得不偿失的。

有件趣事我一直记得。学校里十分注重个人卫生,经常让最整洁的学生负责检查。翁祖璋常被选中,他的表哥许念云则往往通不过检查。每当表弟检查时,表哥总是紧握双拳,拒绝出示他那人称“黑月牙”的指甲。此情此景,别说小朋友们了,就连我们的庞先都忍俊不禁。老师不厌其烦地强调讲卫生的重要,让我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幼稚园毕业那天,二姐接我回家。她看到成绩单上我的分数比上届第一名的高,让我问老师到底谁考第一。那时我不懂排名次的事,也不爱说话,找到庞先,低着头不太情愿地问:“二姐让我问谁考第一。”(二姐比我大八岁,也还是个孩子,事后怪我不该把她端出来。)厐先俯身微笑着对我说:“就是阁下您呐!”接着笑得前仰后合。我第一次听说“阁下”,不解其意,不过厐先用来说考了第一的我,一定是好字眼,老师玩笑之中告诉了我她是多么为我高兴。我以第一名的成绩保送小学,从此保持不败纪录。

我至今保留着幼稚园的毕业照,遗憾的是其中有三个人的名字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小 学 散 忆

一九四二年,我升入初小。脱掉幼稚园淡橙色滚边的白色大围嘴儿,换上小学校服,走在路上好不神气。男女生校服各两套:女生暖和天儿穿短袖竹布大褂,冷天穿深蓝色大褂(大褂即长衫,我不能提旗袍二字,因为它肥肥大大,完全不是现在电影里的那种)。男生的学生服也是这两种颜色,暖和天儿下装是短裤。校服领子上有一条红绦子波浪,后来改成两条直杠,表示二附小。三年级以上还有运动服,是白衬衫,冬夏下装分别是深蓝色灯笼裤和竹布短裤。

从三岁就羡慕大孩子背书包上学的我,终于如愿以偿。小学生活在朗朗的读书声中开始了:“一. 天亮了。二. 弟弟妹妹快起来。三. 早晨的太阳光好,我们来做体操。---。”这些课文说的是日常的事,每课书又都有结合课文的图画,孩子们只需由简到繁认字,不存在理解上的问题,可以很快学到手。(解放后,尤其是文革后,课本首先考虑政治因素,容易使孩子们困惑。比如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孩子们就会产生节外生枝的问题,万岁有多长?人能活一万岁吗?从而干扰了基础学习。)

上学是我最愉快的事,哪怕有点不适,也绝不耽误,差不多每学期都得精勤奖状。


我 的 级 任 老 师 们

3 李光彤老师是一年级甲班的级任,我们照例称呼李先。她身材矮小,短发,黑边眼镜,比幼稚园老师严肃许多。李先知识渊博,治学严谨,作为启蒙老师,让我们受益匪浅。

生平第一次作文是看图写话。图上画的是装满鱼的竹篮,小猫正要吃鱼,小孩跑来阻拦。我在学龄前就喜欢认字,能运用的字远不止一年级所学,于是编出一个不短的故事。李先把我的作文读给全班,表扬了我。得意之际,李先又读了邵光璐同学的。我一听就觉得她真聪明,那篇作文我记到现在。她利用刚学过的课文,大意是:小猴子摇树,小孩跑来说:“别摇!别摇!”邵光璐则写:小猫要吃鱼,小孩跑来说:“别吃!别吃!”经李先点评,我懂得了“学以致用”,自己则把老师教的新东西搁置一旁,用自己微不足道的“知识”胡编乱造。李先还在黑板上写了“言简意赅”四个大字,我恍然大悟,顿时明白了作文该怎么写。人说“虽败犹荣”,我的感觉大概应是“虽胜犹辱”吧!此后,言简意赅这四个字铭记心中,哪怕是写个便条,也会立刻想起。所以,李先不止是我一年级的老师,她是我一生的老师啊!我后来学的是理工科,但对语言十分在意,对语病极其敏感,这是在二附小铸就的习惯。

李先不幸英年早逝。二年级下学期的一天,我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追悼会。李先的遗像以及教我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高注国老师是二年级的级任,仍被称为‘先’。高先身材高大,比李先年长,受过缠足之苦,后放了脚。她们都是新女性,我喜欢她们的气质,崇拜她们的学问,又发现她们都戴眼镜,就老想长大了也戴,这个“理想”在高中二年级就实现了。

上小学后,虽然大考小考都是第一名,但因来的容易,我并没有什么竞争意识。爱读书只是出于兴趣,甚至没想过还要考试。二年级时,我常把小哥的四年级课本当课外读物,自己的功课却不大用心了。一次小考后,高先把我叫到讲台前低声嘱咐:“要努力啊!这次你没有刘彬生成绩好。”“我考的不错啊!”心里真的知足。高先认真地启发说:“为什么不能保持最好?”我被触动了,知道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并有了保持不败纪录愿望。小哥班里的杨敬时每学期考第一,证明保持不败纪录是可能的。此后我也保持了不败纪录,每学期学杂费全免,处于一片赞扬声中。但我始终佩服杨敬时,因为他高两届,比我多拿过好几个第一了。

刘彬生是功课最好的男生,他家里十分重视他和弟弟刘彬培的学业。一次课前,他从书包里拿出一本“高中化学”,着实让我一惊,以为他连这都懂,从此有了不能落后于他的想法。而我养成凡事尽量做到最好的习惯,最早的开导者当属高先。

王带震老师连任三四年级级任,教国语和算术。在我心目中,一二年级的李先高先是长辈,王老师则是大姐。比我高一届的杨秀月和王老师同住西单安福胡同35号院,带我和刘瑞芳[我最好的朋友,小学肄业因病休学,不久夭折。]同学去玩儿过。杨秀月跟王老师随便到不像师生,这就更拉近了我们和老师的距离,我们三人后来竟成了老师结婚典礼的座上客。

王老师注意发掘每个学生的长处。班里最淘气的男生张效成很不被人看好,自己也有点“破罐子破摔”,王老师有意调动他的积极性,让他代表全班在朝会上表演节目。张效成临场发挥绝了,他一个男生把个笨老妈子[女佣人旧称]演得活灵活现,充分展示了他的才华和潜力。同学们都为他高兴,从此喜欢他,信任他。他融入了集体,面貌焕然一新。王老师爱护每个学生,既严格要求,又笑对出格的淘气。我几次见她监督我们自习时,悄悄地独自面壁而笑[肯定发现了我们中的笑料],笑容里流露出对学生的喜爱。 一次自由命题作文,我写的是考试前的心理状态。大意是,人人怕考试,我也不例外,但我又期盼考试,考完试才能再得第一名[够狂的]。王老师把它作为范文读给全班,说文章短小精悍,词能达意,描述生动。小学老师的谆谆教导铭刻于心,使我对冗字赘句十分敏感,近十多年来常有给出版界或媒体提意见的冲动。

敌伪时期,王老师特别强调团结,说中国人不应是一盘散沙。她常常在黑板上画个圆,中间画一条界线, 半边写“男生”,半边写“女生”,批评我们男女生之间有隔阂,不团结,培养我们的集体意识。1979年重逢时,我和萧继锐回忆起六十多个同学的名字,其中绝大多数是三年级四丙班的。定居美国的杨达威与这个集体更是彼此挂牵,每年校庆日,他必打电话跟我一起唱“九月十九日”,回忆旧情老友。

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祖国光复了。高年级学生结队在西单马路旁欢迎抗日将士,低年级的没有资格参加。我们班几个同学悄悄地出了手帕胡同东口,看了士兵队伍和检阅车上的大官儿,听大人说那是何应钦。王老师十分理解我们的爱国热情,没有指责我们擅自离校的行为。抗战胜利了,挣脱了铁蹄的沦陷区中国百姓,不分老幼,都是兴高采烈,扬眉吐气的。二附小校园也在沸腾,小哥同班的林忠雄更赋了一首满江红“ 和平到来”,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一代少年对日寇的切齿痛恨,热情洋溢地歌颂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二附小原分初小和高小,读完四年级算初小毕业,学校请照相馆的摄影师在东操场给毕业班全体学生拍照留念。小哥那张初小毕业照我看了无数遍,盼望有朝一日自己也有一张。可是轮到我们这届偏偏不分初,高小,上完五年级我又考了中学,所以只保留一张幼稚园的,而没有我所羡慕的穿制服的小学毕业照。

一九七九年校庆,我向王老师报了姓名,问她是否记得。她立即无比激动地叫我“大班长”,两年朝夕相处的深情厚谊彼此难以忘怀啊!体味着与老学生久别重逢的欢乐,王老师显然想到更需要这种慰藉的同事,很快带我们找到当过右派的左老师,自己却一旁倾听我们共叙师生情谊。王老师就是这样善解人意,先人后己,同情受害者,她的品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

一九八九年,我和同班的许曾骞,萧继锐,郗绮霞,陈同贵等同学一起看望王老师。她和老伴儿赵先生住在安定门后河沿一个小单元里,两位饱经沧桑的古稀老人热情欢迎我们。赵先生与六十多年前判若二人,英俊潇洒的新郎变成了瘦弱驼背的老者。我感慨道:“不是在您家,真不敢认了,印象中赵先生是高个子。”王老师不解我的“印象”,我提醒道:“我和杨秀月,刘瑞芳参加过您的婚礼啊!”两位老人异口同声:“在电讯礼堂。”我说:“对!小六部口中间路东。”王老师高兴地说:“你这记性是真好!”就像小时候夸我一样。历经天翻地覆的时代,师生阔别六十载,山南海北重聚首,每个人都历经曲折艰辛,不知从何说起。不过,二附小岁月培育的坦诚直率,熏陶的性情品格,使我们能在三言两语之间重相知。

老师年逾古稀,却仍关心着她旧日的学生。看到我,她联想到我的好友刘瑞芳,为其英年早逝叹息不已。对许曾骞的关怀更是无微不至。许曾骞经历坎坷,大学期间被打成极右分子,下放工厂劳动改造。直到一九七三年,才借海外亲戚回国探亲的光,摘掉右派帽子。文革后期,被调到北京继电器厂,为了工人们能养家糊口,他接受了厂长职务,使濒临倒闭的工厂一跃而为国家二级企业,事业有成但始终单身。王老师多次关切地对我说:“你是大班长,帮他找个合适的人成家吧!”不论学生离去多久,老师总是牵挂着。 大约是一九九四年,我从海外归来方知王老师和赵先生已双双辞世。一九八九年那次探望竟成诀别,只能寄哀思于心中了。

左荫庭老师担任五年级级任。分到五甲班的学生很幸运,因为能够从师于全校闻名的左老师。他个子不高却阳刚神气,话带口音但铿锵有力;我喜欢他雷厉风行,要求严格的作风。我班每晨提前到校自习,下午放学前照例训话,早出晚归全校尽知;定期大扫除,天天做值日,教室一贯整洁明亮,连课桌腿间的三根横梁都一尘不染;班风积极向上,堪称二小最佳。更重要的是,左老师教国语和算术两门课,他教课必须用精彩二字来形容。

打小儿听说四则难题让人头疼,什么鸡兔同笼,什么相向,相背,同向而行,什么水槽里的水边灌边漏,如此等等,似乎令人生畏。左老师深入浅出的分析和生动的讲解却引发好奇心,让你心甘情愿地钻进去,饶有兴趣地解决难题。他教的是思路,是方法,是举一反三的能力,决不采用题海战术。所选的课本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灰色封面教科书,薄薄的,但内容丰富,叙述透彻。记得这书里有个特别之处,规定数目字四位一撇截,后来都是三位一撇截,个中原因也就忘了。左老师的算数课有个规矩,每次考试都评一份模范卷,得主必须满分。如果不止一人满分,那就水涨船高,好中择优。一次测验,看过题目,心中有数,于是突发奇想地,用印刷体字答题,交上一份正确无误,横竖成行的卷子。左老师高兴地夸奖说:“这是唯一的一百分,也是历来最好的模范卷。”其实,我的举动“蓄谋”已久,少小的我早就注意并欣赏老师的完美主义,伺机效仿,以便脱颖而出。在左老师的班里,优秀是一种习惯,我对优秀行为习以为常,似乎变成了第二天性。

5 左老师讲国语课感人至深。一次给师大毕业班示教,讲胡适的诗“母亲”。老师真情流露催人泪下,我不禁想着自己的母亲。水泄不通的教室里鸦雀无声,大小学生都被吸引了。左老师不局限于课本内容,这首诗就是他亲自刻印的补充讲义,显然是为了启发我们珍惜母爱。我想这也是他一贯因材施教的作风使然,相信我们已有能力接受胡适的作品了。讲武训传那一课时,左老师由衷颂扬武训身为乞丐热心兴办义学的可歌可泣。自此武训的伟大铭记我心,以致后来难以接受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那个年代少有小学生办墙报的,左老师与众不同,他指导我们办了墙报,既辅助了国语课,又沟通了班集体。我投过一篇题为“趣味日记”的短文,写的是课堂上发生的事:左老师带读课文,读到“武训,奇男子也”,刘一达同学举手发言:“我也是”。大家以为他调皮,老师则会心微笑并不介意,他对每个学生了如指掌,深知刘一达玩笑背后的秘密。原来刘一达家在旗,又是男生,理所当然是个“旗”男子。老师称赞了我的短文,说我感受到汉字的魅力并且词能达意。1989年杨达威同学回国,共同回忆上述片断后,他说刘一达早在去台湾途中因沉船不幸罹难。我们万分惋惜这位朝气蓬勃,颇有教养的同窗。

短暂的五年级上学期是小学阶段最充实,最重要的时光。我们从稚气儿童成长为进取少年,初步懂得人生意义,开始树立信念理想。

左老师博学多才,不仅国语算数教得好,还胜任多种工作。兼课的刘老师离校后,左老师受命教自然课。不仅要讲授领域广泛的知识,而且要指导涉及颇多的实验,需要从事全新的工作。后话曰,他是干一行爱一行,干好一行。晚我七届的侄女最喜欢自然课,就是因为左老师教得好。我在后来的教学生涯里,总是信心百倍地适应不同门类的频繁更换,不断接触前沿学科,不在乎“改行”。我的努力得以奏效,有赖于从小的根基,和左老师这样的榜样。这位不可多得的好老师也被打成右派,所有学生都为之不平。

一九七九年校庆,就在当初的五甲教室里,许多老校友围着左老师,阔别之情溢于言表。一一报名之后,老师指着我说:“这个我记得”。老师历尽艰辛,饱经沧桑,竟还记得我这个久远过去的学生!不胜荣幸之余我带领校友们唱了老师作词的校歌。听罢,左老师说:“你们还记得,我都忘了。”声音里流露出欣慰与酸楚。面对与三十余年前判若二人的老师,不难想象他所受的不白之冤和折磨之苦。

一九八九年校庆典礼在民族宫举行,手执母校请柬的校友排队等候公安人员从头到脚地搜身,我等一干子人则因不愿接受而被拒之门外。幸而当时布满我们足迹的手帕胡同校园还完好无损,到那里度过校庆岂不更利于忆往事念故人!于是一行人等径直来到母校,传达室的老工友亲切招呼着我们。遗憾的是,从他那里知道了左老师早已谢世。我在一个教室的黑板上留下了那首校歌,并不指望有人关注,为的就是缅怀我们的左荫庭老师。

曹老师于五年级下学期接替左老师的工作。他年事偏高,体态微胖,像我想象中的私塾先生。我们不了解曹老师,又动辄与左老师时期相比,心中不免失落。我虽仍是班长,却变得不听话,更不愿当老师的助手,还故意跟老师较劲,不时地捣捣乱。我是表里如一的,心里想什么,曹老师一目了然,对我印象肯定不好。一次,事情终于弄得一发不可收拾。

听哥哥姐姐说四月一日是愚人节,这天跟谁都可以“play tricks”。我觉得太好玩儿了,就带领全班女生佯称男生踢球打破了礼堂的大玻璃窗。曹老师毫不置疑我这个班长,急忙跑到礼堂。女生各个得意忘形,异口同声:“今天是愚人节!”老师挨个审问,终于查出主谋,责令道歉。我非但不从,还怪老师不懂外国规矩。僵持到暑假,我的操行分得了乙等,不保名列第一的纪录了。

我不愿接受这样的结果,就孤注一掷去讲理。老师被激怒,责令我“不道歉就别来这个班”。顶撞无效,就打算换班,心想自己是全校老师都会欢迎的高材生[别人都这么说]。不料,别班老师都好言相劝婉言谢绝。

与其在二附小受挫,不如转学彻底离开。无奈另一个好学校一附小不招插班生,父亲又不让上别的小学,我只能考中学了,那么多中学,总能考上一个。一打听,所有市立学校都已考完,我盘算着私立的也行,最好的大概是贝满女中。父亲发出最后通牒:“不许考私立学校!”那就只剩下最好的国立师大女附中了,有逼上梁山的感觉。幸而赶上女附中最后一天报名,家里没人支持我这个犯了错的孩子,我也决不求人,径自报名去了。

6 姐姐厉声相问:"要文凭你怎么办?”我犯倔,头也不回地站在那儿。姐姐耐着性子喊道:“填同等学力!”填写报名表时我傻了,后悔没问清是哪几个字,好再顾名思义地蒙对了,顺利地报了名。离考期只有一周时间,谈不上准备,姐姐给讲了几道六年级才学的四则例题,权当临阵磨枪。

考场设在中国大学破旧的逸仙堂,考中不时有乌鸦光顾,飞来飞去好不热闹。我不知紧张,学过的认真作答,从小哥课本里看的尽量用上,没学过的也不放弃,连猜带蒙。作文题目“我最敬爱的人”让我高兴得差点儿笑出来,刚看过电影“居里夫人”,不愁没的可写。许多年以后,姐姐回忆说她接我回家的路上,问及作文情况,我的回答是“连分号都用上了”。

发榜那天也是自己去的,家里没拿这当回事。大榜张贴在女附中门洞的西墙上,榜上的名字是手写的,很好的书法。匆匆看过就败兴而归,溜着墙根儿往西走,觉得走投无路。“嘿!你托门子[走后门儿之意]了吧?”应声抬头,是六年级的李德。“我们六年级的没考上,你五年级倒考上了。”家里一贯鄙视托门子,我忙说没考上,好像澄清自己比考上更重要。李德忘了她的“不平”,执意说我考上了,拉着我就往回跑。再一看榜,我的名字神奇地出现了,还挺靠前,是公费班。李德真是好人,她帮了我,才没错失良机。谢过李德,急忙回家报喜,自以为大功告成。问及哪天交费,我一愣,哪天呢?不知也罢,应该赶快回去弄清楚,我却鬼使神差地说了个27号。姐姐带我去交费时,校内空无一人,原来26号截止。感谢总务处郭主任通融,否则前功尽弃。我如释重负地悄然离开了二附小,没向任何人告别,更没去见任何老师。毕竟犯了点儿事儿,不想弄得满城风雨。

近年低班校友打来电话,我抱歉说不认识她。问及怎么会认识我,她说:“谁不认识您呐!您不是跟曹老师打架的吗?”臭名远扬了!我不好意思:“曹老师大概一直怪我吧?”对方不以为然:“谁说的?曹老师以您为荣。我们班两个男生老跟曹老师捣乱,曹老师老说'你们就会跟我打架,不会学学孙昌龄,人家跟我打架就跳班考上女附中了。”我惭愧不已,悔不该当初不懂事捉弄老师,又拒不道歉。现在我完全理解,曹老师不能接受愚人节,正像我如今难以接受听不出旋律的流行音乐一样。更自责的是我一直误会老师,没能理解老师对我的一片好心和谅解之情。多想弥补小时的过失啊!可是曹老师已逝世多年,再也不能接受我道歉了。不过,虽然太迟,我还是真诚地道歉,以慰老师在天之灵。


唱 遊 课和 汪 树 良 老 师 二附小一二年级设唱遊课,三年级以后分设音乐,体育。我二年级的唱遊是汪树良老师教的[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先”的称呼改成“老师”了,好像跟汪老师没叫过“先”]。唱遊课每周仅一次,却传授了真,善,美。那时候不兴什么特长生,唱遊课给所有同学打下初步的音,体基础,寓教于乐地陶冶情操,培养品德。汪老师恰当地选择世界名曲,填上适合的词句,使我们从中受益。例如

可爱的家

我的家庭真可爱,美丽清洁又安详。
姊妹兄弟很和气,父亲母亲都健康。
虽然没有好花园,月季风仙常飘香。
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
可爱的家庭啊!我不能离开你,一切恩惠比天长。

我曾告诉汪老师:“歌里说的就是我家!”它让我感到自己的家是那样值得珍惜,想必其他同学也多有同感。我班表演过这首歌的二部合唱,汪老师教我们用声,听主旋律唱低声部,从小就体会和声之美。后来遇到有些合唱队员竟然要用棉花堵住耳朵,以防其他声部干扰,在我看来就很可笑了。

“友谊地久天长”一曲的填词是:

我自从到这世界来,感幸福且愉快,
承国家为我辟园地,更尽力为培栽。
赖父母朝夕忙扶植,劳师长勤灌溉,
使我得滋长与发荣,望我有好花开。

唱这首歌,会情不自禁地感恩父母和师长,牢记他们的期望。2006年,师大男女附中歌咏团聚会时,我和从小的同学潘民德重逢,还一起唱了这首歌。

有一首催人奋发歌词:

我和你是少年,精神好身体健,
热烈烈似朝阳,活泼泼比春天。
奋志气高无比,阔胸襟大无边,
为人类谋幸福,为自己求安全。
踏着光明大道,趁着黄金时间,
向着光明世界,勇往直前!

后来我才知道所用旋律是歌剧“弄臣”中的“女人善变”。歌词显然与“女人善变”大相径庭,可是当初唱时却真的很豪迈。歌声荡漾在校园里,沦陷区的少年向往光明,向往世界大同---。

学过的好歌不胜枚举,表演唱“小麻雀”尤其难忘。一次全校汇演,汪老师伴奏,我和刘达民演麻雀,杨达威演小孩,吴可琴,刘瑞芳,王玲,关晓如等很多同学在台下帮唱。杨达威穿紫红色短裤西装,她妈妈说我的彩条毛衣不像麻雀,特地把刚织好的浅褐色新毛衣裤拿来给我穿。故事讲母爱,夸奖诚实和知错必改。老麻雀打食去了,小麻雀饿的难受,跟着小孩儿回家。老麻雀焦急地找小麻雀,担心有危险。小麻雀“小青豆,小虫肉,吃了一个饱”之后,就想家了。小孩儿将心比心,不忍令其骨肉分离,把小麻雀送回家并道歉。老麻雀夸奖小孩儿:“仁慈心,诚实话,你的品格真可嘉。”我一直珍藏着剧照,还在背面写了“弹钢琴的是我最喜欢的汪老师”。杨达威1948年去了台湾,又成了美籍华人,特别怀旧,我很理解因而忍痛割爱把保存完好的一张送给了他。刘达民是汪树良老师的外甥女,三年级分班后失去联系,1960年在公共汽车上巧遇。她告诉我,汪老师也莫名其妙地挨了不少整。文革后,帮唱的关晓如告诉我,她因为给胡耀邦写信反映情况而挨整。若干年后,听说她离开人世。

与此同时,汪老师给一年级排演的节目是“飞 飞 飞,蝶儿飞”。红,黄,白蝴蝶兄弟三人“趁着好天,结伴而往庭前,”不料,“大雨下起来了,真是不能飞,”于是找到红花和黄花:“红姐姐,黄姐姐,请你快把瓣儿开,---,我们兄弟都进来。”可是红,黄花执意不让白蝴蝶进来躲雨,红,黄蝴蝶婉言谢绝对他们的接纳,宁愿与白蝴蝶同甘苦共患难。白姐姐则同情他们,让三兄弟一起躲雨。雨过天晴,他们告别白花儿,又一起飞绕花间。饰演白花儿的是詹道义,她典雅大方,很好地表现了温柔善良的白姐姐。白蝴蝶的扮演者叫武相梅,就是后来的名演员向梅。

我上五年级时,王老师教一年级在运动会上表演的团体节目颇受好评。

快快醒来,快快醒来,小毛虫。
草儿青青,风儿微微,花儿红。
世界多么可爱,已不是寒冬,
别再贪睡,快快醒来,好做工。
春风吹动,小小毛虫醒了梦,
脱了旧服,换上彩衣勤做工。
小鸟歌唱婉转,玫瑰花儿红,
大家都做好朋友,欣欣向荣。

这首歌在二附小传唱开来,高年级同学也百唱不厌。

二附小非常注重形体训练,受过培养熏陶,形成良好习惯。上大学后有一次校际体操训练,北京市知名的林教练在二十多名运动员中,选我示范,称赞我的体操素养。不过,我只通过了国家二级体操运动员。高一届的王忠忆成绩凸出,是1954年的高校女子体操亚军(当时她在北京钢铁学院读书);而小哥同班的男生吴树德更是我国首批体操运动健将。我时常想起汪老师和后来体育课的邢老师,赵老师,想起老师们一丝不苟地为我们纠正姿势的情景。诸多课程中,我之所以较多的回忆唱遊课和汪树良老师,是因为从中所获远远不止唱歌和遊戏。


教 过 我 的 其 他 老 师

尹荃老师是校庆歌的词曲作者,我和小哥一年级的唱遊都是她交的。她身材修长,短发,干练而和蔼可亲。一九四O年我上幼一时,在李阁老胡同师大二院开全校运动会,尹先指导一年级的团体节目最受好评。全体男生带着假脸儿扮演猴子,连唱带演,生动活泼。尹先作词曲的“我是猴”我记忆至今,二OO三年介绍给加拿大幼教专家,她很喜欢。尹先是二附小早年的音乐老师,结业典礼和开学典礼唱的歌,大概也是她的杰作。歌词都是令学生终生受益的至理名言:

暑假结业式唱的

尺璧非奇珍,光阴惜寸金,春光归去暑降临。
求学莫荒嬉,修养在精勤,须知温故以知新。
努力崇明德,循序做新民,假我岁月始于今。
同堂幸聚首,休业暂分今,相将重语叙伦问。

秋季开学典礼唱

长夏悠悠,始到新秋。久别乍逢,执手问候。
大家可好,大家都好,日月去如流。
知识无穷,快来研究,一堂聚首,藏休戲遊。
大家努力莫停留,从今是开头。

[以上两首非我课堂所学,是听会的,错误在所难免,欢迎指正。]

另一首开学歌

赤日炎炎暑气蒸,家中休养四五旬。
今日开学一新新,精神格外亲。
新旧同学一堂中,研究功课要辛勤。
学无止境古人云,牢记在我心。

寒假结业歌

学生小,读书好。新知能,添多少?
隆冬风雪寒,转眼假期到。
今天放假回家去,假期作业要做好。
要做好呀,要做好,莫把光阴空过了。

[以上两首是俞静堃回忆的]

尹老师会作曲弹琴,是那时为数不多的新女性,却兢兢业业安于做小学教师,堪称教师楷模。这位理应倍受尊崇的好老师在文革中惨遭不幸,含冤而逝。一九八九年,尹老师的亲戚,我的同窗许曾骞在万安公墓为她立了衣冠冢,寄托后辈哀思。

李慎纯老师与尹先相比多了些威严,这或许与她极深度的黑边眼镜不无关系。透过厚厚的近视镜,她的眼睛依然很大,学生怕她,可是背后偏偏要叫她“大眼儿李”;不过并无恶意,大家都很敬服她。李先教常识,是我们科学和礼仪的启蒙人。她也会弹风琴,给我们代过唱遊课,还排练“五个渔夫”,上台表演。我戴着借来的巨大草帽,已经引起一阵哄笑,收竿清点人数又每每不数自己,木讷地重复着:“怎么少了一个?”

9 观众乐不可支。解放后,她和尹老师一起住在石驸马大街东口的当铺胡同(她们都是独身主义)。文革中与尹老师先后冤逝,我由衷地怀念这些老师。

一九六O年,我母亲遇见尹,李两位老师,她们还清楚记得我和小哥的名字。母亲很受感动,老师倾注全心于学生,才会有这样的记忆力。学子莘莘,我们又离校二十余载,老师记得,真是我们的荣幸。两位老师文革中卒于非命,令人恨憾痛惜!
汪琦老师教三年级的说话课和四年级的美术。她的绘画书法都很了得。团体表演“我是猴”上百个猴脸儿,还有“小麻雀”的两对翅膀都是汪老师的杰作。一次说话课,我被叫到讲台前做练习,刚刚看过“天方夜谭”,有些字还不认识呢,就敢瞎讲!汪老师纠正错误后,我恍然大悟后悔不该那么冒失。好在汪老师和蔼可亲,让我不觉尴尬。她朴素大方举止典雅,是我非常喜欢的老师。一九七九年,汪老师在纪念手帕上给我签名,字迹劲秀不减当年。

刘老师是大学讲师在二附小兼课,教五年级自然。虽是兼课,但教书认真负责,绝不来去匆匆。东操场东厢的自然教室里,墙上各类正规的挂图,应有尽有的模型教具,一台台精密的显微镜,---,一切的一切被刘老师治理得颇具水准。在那里上课简直觉得一下子拔高了,有学问了。刘老师严格要求我们正确使用显微镜,到了中学,二附小毕业的都会睁开双眼看目镜。我们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都习惯于高班传下来的称谓“斜眼儿刘”(老师有些斜视),然而绝非恶意,刘老师学识渊博作风严谨无人不服。我这届以后,刘老师离开了二附小。

教过我体育的有三四年级的邢老师和五年级的赵老师。

邢老师和汪树良老师一样,身材都好,能优美正确地示范动作,所以二附小许多学生都有极强的鉴别力,能很快地在一台舞蹈演员中分出优劣。我们体操素养的基础是他们给打下的。邢老师排练的团体操不同凡响,动作优美队形新颖。

赵老师对学生要求很严格,立正时两腿用力。他能准确判断学生是否认真,发现怠懈者就从膝盖后给那么一下,毫无防备的人必然膝盖一软,甚至跪下,从此不敢偷懒。列队转弯时,要求每排内侧踏步外侧逐一加大步伐,保持排面平直。他为运动会排练的传统团体表演叫“长虫脱皮”,同学们排成纵队,前后按一定方式牵手,依次躺成一行,再依次站起来。

二附小一向长于团体表演,在比赛方面则往往比一附小逊色。赵老师对二附小开展田径颇有贡献。在他指导下,上一届的欧阳民得过两校跳远冠军。九人排球开展的也很好,小哥班的排球队相当出色,他打头排中,杨敬时同学打二排中。我受他们影响也喜欢排球,也打头排中。那时女排基本上是二次进攻,头排中其实是主攻手兼拦网手,起主要作用。拦网叫做关门儿,轻轻一点,球就落在网根儿下,即使是男生狠叩的球也很少因手形不好拦出界外。垒球也很普及,一个班在体育课上就能分拨比赛。小哥是很棒的后垒手,击球技术也不错。我的篮排球基本功能被后来的中学大学老师称赞,也该不忘赵老师的启蒙。一九五O年,我任队长的排球队大胜低一届的男附中队和师大体育系队,还参加了全国选拔赛华北赛区的比赛。一九五一年五四青年节,团市委邀请我们参加劳动人民文化宫的表演赛,对手是第一届国家女排。

鲍老师是我始终记得的国术老师。二附小盛传她能跺脚上房,我一直好奇。虽觉得不可能,但她体态精干,动作敏捷,拳脚地道,又着实让我希望这是真的。

陶淑范老师在三年级的一堂珠算课上叫学生一一到讲台前打算盘。她夸我打得快,沾沾自喜之际,中指“下了樑”,老师给了个“乙等”,我很扫兴,心想:“还不如打得慢点儿呢!”觉得老师太不留情。事后想来,老师做得很对,使我及早记取教训,追求完美。我家那时住在前王公厂,还记得出西口过马路就是陶老师家。解放后,陶老师成了知名校长,一九七九年校庆曾见到她,不久后她去世了。

李老师是五年级音乐老师,广东人,是我们乐理和美声唱法的启蒙者之一。一次歌咏比赛,她指导我班演出的合唱是关于珍惜时间的,第一句是“惜阴复惜阴,一刻值千金”。参加者有范丽玉,范君玉姐妹,贺思荣,尹瑞芝,高满同,邹德玲,关晓如,杨达威,潘民德,萧继瑞,许曾骞,汪国淦,陈国光,周铭生等许多同学。受老师的教诲,我们从小懂得合唱队员不能喊,要注意整体的和谐。

由于李老师,尹荃和汪树良等优秀音乐老师的培养,二附小学生中不乏优秀的歌者。六年级的何德志很会用声,曾独唱过一首好听的歌:“好像一轮--明镜,洁白又光明;好个纯洁心灵,是多么可尊。---。”杨家宁的声音淳厚,唱过的歌里有一句“小朋友啊齐努力,努力奔前程。为国家争光荣,为人类造大同。”她们都是美声唱法。许文敏童声清脆,台风纯朴,很受欢迎。我们班住在手帕胡同离学校几步之遥的吴可琴歌声甜美嘹亮,汪老师多次让她独唱,可是她一单独唱歌,明亮的大眼睛里就噙满泪花,无法继续;这让汪老师很遗憾,因为她太希望更多的人听到吴可琴动听的歌声。常更值得一提的是,二附小还出了歌剧演员。比我高四届的杨光江在师大男女附中星火歌咏团领唱“布琼尼骑兵队”,可谓余音绕梁;后来他和著名歌唱家李光羲同在中央实验歌剧院扮演茶花女里的男主角亚芒。

霍懋征老师和一位苏老师教过我劳作。解放后霍老师教语文算术等课,是非常优秀的教师和知名教育家。一九七九年返校时听说她得了重病,我们想去看望,她婉言谢绝。霍老师为人谦逊,从不张扬,我们十分理解,喜欢她的低调,衷心祝她健康。

贾泽老师教我五年级历史,端庄高雅,是我心目中典型的老师形象,我非常喜欢听她讲课。1979年返校时,她在教师进修学校任教,依旧美丽大方。

教过我美术的,除了汪琦老师,五年级时来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老师,印象颇深却忘了她的姓名。我画过一个日历,老师给了96分,因为底色不匀,同学们不以为然,我自己也没想到能得如此高分。老师说了两点原因:一是用鸡尾狗头表示鸡年与狗年的更替,画面有创意;二是年份“一九四六”的字体新颖别致。同学们心服口服,我也受到启发。老师总是抓住点滴事例,使学生有所收益。


记 忆 中 的 其 他 老 师

严琬老师是教导主任。印象深刻的原因有三。一是每周六的朝会上她必讲话,各班队伍要像瓦垄一样整齐,一次我违规回头说话,她训斥了我,还罚了站[唯一的一次];二是我一直当班长,每天早晨到教导处领取本班的出席簿,下午放学离校前还回去。一进教导处,正对着老师们办公桌摆成的马蹄形,严老师端坐中央;三是她家在石驸马大街路南,与我家斜对门。严老师身材瘦长,戴假发髻,黑边眼镜,令人肃然起敬;远远见到她,我必90度大躬。她严谨干练,治学有方,是个出色的教育家。

贾汝忠老师没教过我,但我知道他书教得好,有学问,随手一画就是一个中国地图(那时是秋海棠叶形状)。五年级时,他的弟弟也来二附小教书,是乙班级任,与我班级任左老师交情甚好,所以对我也很熟悉。此外,贾老师之子贾向荣与小哥同班,这也有助于我记住他老人家。

郑芸老师住在报子街,离学校很近,所以容易碰见。我只知道她严厉,可是她班里的学生都说她严而不厉。徐宝丽多次提起,一九四五年她家初到北京(当时叫北平),父亲虽是师大教授(解放后的体育学院院长徐英超先生),却无余钱剩米马上给孩子们置办校服。郑芸老师把自己的蓝布大褂给了她,她个子高,穿着还挺合适。她的一口西北话经常引起北京孩子哄笑,郑老师总是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鼓励她自信。和二附小许多老师一样,郑老师也是独身主义者,她真的把学生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才会如慈母般的对待他们。

马英贞老师在我刚上小学时是教务员,年仅十九岁。我第一次到教导处领取出席簿,端坐正中的严先低头从眼镜上方注视我的眼神,还有其他老师就坐的马蹄形阵势,让我有点儿不知所措。马老师坐在一进门处马蹄形阵的左末端,见状立即走过来关照。亲切的笑脸使我的紧张情绪荡然无存。一九七九年返校,马老师已近花甲,苗条身材依旧,温馨笑容犹存,只是人很虚弱。她总是那么谦和,尊长爱幼。我离开二附小后,马老师做我侄女孙镁的级任。

安凤徽老师是小哥三,四年级的级任,富态而利落,严肃而和蔼,一副无框眼镜,使我觉得她简直是个大学教授。她教学有方,循循善诱,使本来不大用功的小哥跃进前三名。另有一位安老师教他们历史,我不知道她的名字。

李玉印老师是小哥五,六年级的级任,可能家境贫清,不如其他老师注重仪表,学生往往喜欢跟他捣乱。可是,小哥时常感慨,说李老师语文,数学功底皆好,是个好老师。如今小哥他们已年逾古稀,奔向耄耋,但仍年年相聚,李老师所教班级的凝聚力可见一斑。

许德明老师是我侄子孙镭的级任。1952年的一天,侄子自豪地告诉我:“我是中队长,副主席。” 我那侄子淘得真能上房揭瓦,居然当上了小干部。可见,许老师对学生一视同仁,不抱成见。一九七九年返校那天,不知谁说许老师家就在手帕胡同西口路北,众多怀旧的老校友就一起去看望了。小小的院落里种满了瓜菜和花,言谈中流露出淡泊名利,与世无争,潇洒地颐养天年。

剧书素老师是我侄女的级任,也是执教有方的老师。虽未教过,我也清晰地记得她,她好像不穿旗袍,而穿西式服装,就像电影里的女先生。

关敏卿老师在我上五年级时来到二附小,担任一年级级任。她和马英贞老师给一年级编排的团体表演留下深刻印象。报童们唱着聂耳作曲的“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跑跳步入场,卖起报来;一群捡煤孩子接着上场,也唱着什么歌,捡着煤核儿;小学生们无限同情地唱:“卖报童子真可爱,捡煤孩子太可怜。同学们来,我们再不要贪玩,买书买纸大家凑钱,分出一些时间,教他们把书念。”最后,所有的孩子下跪祈祷:“但愿有一天,人间是乐园。孩子们都能工作游戏上学校,孩子们都能有吃有住有衣穿。但愿有一天,人间是乐园。”歌声感动了所有观者,东操场一片沉寂。在国民党统治下,毫不隐讳地喊出对社会的不满,直截了当地表露对光明的企盼,唤醒人们去尽匹夫之责。

我同班徐芳芝同学的妹妹参加了表演,她把那些歌带到班里,大家都为之动容,唱了好一阵子。

我离校三年后,关老师做我侄子的级任(解放后叫班主任)。

还记得有河北口音的单老师,住在察院胡同的钱老师,教导处哑嗓的韩老师(听说他在运动中也莫名其妙地挨过整),…。校医室的张大夫戴眼镜,医术高明。不能忘记的还有传达室负责摇铃的田义青大爷,风里雨里地忠于职守。1989年校庆拒绝搜身来到学校,传达室另一位年纪稍轻的工友(姓名不详)热情接待了我们,他竟然记得我们下一届的朱嘉禄擅长画画(据我所知,朱嘉禄后来从事建筑,是北京西客站的一名设计者)。


校 长 们

那时候二附小最高领导的称谓是主任。1940~1947年,经历了三位主任:孙世庆,石荫怀和孙钰。石主任任期极短,没留下什么记忆,只对两位同姓人印象颇深。

孙世庆主任矮而健壮,红脸膛,须发皆白,眉毛亦然。他慈眉善目和蔼可亲,俨然一个老寿星;如今想来,穿上那套白边红衣服,他简直就是圣诞老人。幽默风趣的讲话,地道的山东口音,听者开怀大笑之余,懂得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学生和家长无不尊崇孙世庆主任。不幸的是,抗战胜利前夕,日本统治者点将,让他当了伪教育局长。父亲深表遗憾,惋惜这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因此名誉受损。也许因为印象太好,我总以为他是出于无奈,而绝非蓄意卖国。日本人找他,也是想借他的声望。他是好人,没做过坏事。很久以后,听说他在劳改营里去世,我仍改变不了对他的印象。

我们的父兄,沦陷区的国民,为了养家糊口就得找事做,那时候老百姓也不可能都跑到重庆啊!至于延安,那时候我们都没听说过。

孙钰主任原是久负盛名的香山慈幼院院长,一到二附小就享有很高的威信。与前孙主任相比,他严肃了许多,现代了许多。他很有学问,解放后任师范大学教授,这怕是后来各校领导力所不及的。一九七九年返校时,见到孙钰主任及其夫人[幼稚园的顾老师,教过我的侄女侄子],孙主任风度不减当年。

陶淑范老师教我们珠算,说话等课,是解放后的知名校长。她不时离校,不是连续任教的。后来听说是随地下工作的丈夫去解放区。她在二附小来去自由,除了自身的教学能力,应该还有主任们的作用。如果他们是汉奸或势利小人,恐怕就是另外的结局了。


朝 会 ,周 会 和 校 庆

朝会是每天早晨课前在东操场召开的例会。朝会上要升国旗,唱国歌,背诵国父(总理)遗嘱。敌伪时期,升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国国旗,唱中国国民党党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小学生们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连学校周围的百姓也为之振奋。抗战胜利后,每天负责升旗的两个旗手是大我两岁的小哥孙昌祖和他同班的杨敬时。他们跑步到旗杆下,以一定方式缓缓升旗,很是神气。全校同学无不羡慕他们,用心学会他们系旗扣的方法,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当上旗手。

周会由严琬老师主持,讲一些与全校有关的事项,比如道德品质,校风校纪方面的教育;还有讲演比赛,表演节目等。我清楚记得一年级时的两次比赛,一次为纪念孔子,一次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这两次我都代表全班讲演,从此记住“孔子名丘,字仲尼”和“孙中山名文,字逸仙”,对他们的生平也略知一二。表演节目有合唱,独唱,相声,双簧,京剧清唱,短剧(小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四年级时,几个男生演过一个短剧“学官话”,说来到城里的一个乡下人变虚荣了,一味模仿城里人。他把学的几句官话(国语)用错了地方,结果招来大祸,让小孩们知道保持本色才好。大约十年前,在加拿大Manitoba的省会过春节,我根据回忆写了“学官话”和一个讽刺愚昧无知的县太爷读错别字的剧本,执导当地中文班的孩子们在晚会上表演,反响可称强烈。有家长说她在波士顿过了多次中国年也没看到这样寓教于乐的节目,当即要把她儿子交给我接受启蒙。我忙解释自己并不从事小学教育,而且只是匆匆过客,心中则得意地回忆着在二附小所受的良好教育。其实我做的这些不过是雕虫小技,由于二附小的熏陶,毕业生里有不少文艺界专门人才呢!高我五届的葛崇娴是北京人艺的演员,她的弟弟葛林曾任战友文工团团长,我同班的孙良冉曾是该团的节目主持人;更有王正方当了美国的电影导演;北影著名演员师伟就是二附小的孙宗珣。

校庆的庆祝会就更盛大了,各班节目精彩纷呈。一年级时校庆盛会上,四年级的节目留下的印象极深。说的是两个小孩不畏艰险长途跋涉,最终找到仙子,得到宝物。还记得饰演坚强女孩儿的是殷宗文,饰演仙子的是宫莲,此外还有俞静和。后来,学电机的宫莲居然在清华大学开讲座,主讲海涅的诗,我以为这和二附小的全面发展教育不无关系。1978年,与宫莲在评阅研究生入学考卷时相遇,一同回忆起那个节目和 指导表演的汪树良老师。

二附小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方式,德智体美并重地引导学生全面发展,朝会和周会正是达此目的的有效手段。在老师的教育和影响下,我从小知道死读书,读死书都是愚蠢的,全面发展才是应有的境界。我们并不仅仅是从书本和课堂上学得知识,在二附小随时随地都有所收益。所以上学读书对我来说,从来都是快乐的事,二附小是我少小时期的乐园。

一年级的一次周会,严琬老师表扬了六年级的常燕玉。她家境清贫,点不起电灯,每晚在街灯下读书,还考了第一。听过匡恒凿壁借光,孙康映雪读书,还有头悬梁锥刺股之类发愤图强的故事,这些古人令人敬佩,但可能离的太远而未能产生太大的触动,常燕玉的事迹则听得我心潮起伏。二附小鄙夷权贵,从不管老子如何,推崇的就是常燕玉这样的好学生。我始终不认识常燕玉,但她一直是我心中的偶像。

周会和朝会是二附小教育不可缺少的部分。教育的成败不能只看升学率,五分加绵羊决不是教育的目的。教学的优劣不能单看老师灌了多少,而应看让学生受益多少。学校的责任是培养有用的人才,而不是书呆子。应注意挖掘潜力,让每个孩子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感谢父母为我选择了二附小,感谢二附小给予的一切。


铁 蹄 下 的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我曾旗帜鲜明地反对过“解放前谈不上爱国主义教育”的说法。岂止是解放前,就在日寇铁蹄下,由于二附小老师(也包括家长)的言教身教,小小年纪的学子无不痛恨倭寇,绝无“哈日”愚行!且不说老师们课堂上讲岳飞,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花木兰,秋瑾等民族英雄,激发了学生的爱国心和民族气节,只从一次运动会的团体表演就可看出二附小是正气凛然,不卑不亢,不畏强暴的。

大约是一九四三年,我上二年级时的一次春季运动会(在石驸马大街师大操场),唱遊课汪树良老师排练的“小兵队”绝对是爱国主义的。我们年级的矮个男生扮演伤兵(有周祖功,陈同贵,韩汝珊,顾巽祥等同学),上一届的高个男生孙凯扮演小兵队的司令,高个女生扮演战地护士(有俞静堃,韩慧敏等)。他们豪迈地唱:

枪 在我们的肩膀, 血 在我们的胸膛。
我们来捍卫祖国, 我们去赴沙场。
统一意志, 集中力量。
冲!冲破一切恶势力。 干!贯彻救国的主张(曾为“国父的主张”)。
抱定杀身成仁的决心, 发扬中华民族的荣光。

在日寇统治时期,这是针锋相对的誓言,大涨中国人的志气。学这首歌时,我们无不激昂慷慨;看表演时,更感热血沸腾。作为观者,我紧张地注视着钢琴伴奏汪树良老师。她神情倔强,投入而警惕,好像随时准备应对灾难。我特别喜欢汪老师,真为她捏了把汗。看到孙钰主任(校长)正气凛然地站在前来视察的日本官员旁边,我才略感放心,一旦出事,至少不是汪老师一人对付强敌。现代人难以理解沦陷区的恐怖,莫须有的罪名都能把人送进宪兵队,那是蛮不讲理的地方,以残害中国人为乐趣,进去了就出不来。

我由衷敬仰汪老师,孙主任和二附小的老师们。他们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身体力行地给了我们爱国主义教育。在我心目中,他们都是尽责的匹夫,忠勇的爱国志士。


温 馨 的 校 园

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从未认真回忆过母校校园,一听有人把它拆了,我倒有了前所未有的冲动。我们从那 里起步,多么应该常回家看看;阔别六七十载,多么希望能回家看看!然而如今无家可归,只能回忆,必须回忆了。最后回忆校园,为的是在心中留下一幅校园的蓝图。说到蓝图,我真希望学建筑的校友能绘制一份。这并非臆想,而是受人启发,原北师附小有位学建筑的古稀校友已经这样做了。该校现任校长特邀七十岁以上校友促膝谈心回忆母校,决心继承优良传统,把北师附小办成实实在在的好学校。甚至支持校友恢复校名的主张,只是因为北师已不存在,而未改成;不过西城区教育局已同意在校名后加上“原北师附小”。我十分敬佩这位校长,她是真正的教育工作者,不像那些急功近利的浮躁之辈,厚今薄古一味炒作自身“成就”,故意只字不提先辈铸就的辉煌。

母校位于手帕胡同中间,坐南朝北,不大的校门正对着通往报子街的南北向胡同。门洞左侧是传达室,田义青大爷每天在那里迎接我们。过了门洞,是个院子,抬眼可见一个双杠,那是我们玩儿“双杠追人”的地方(这个游戏在二附小不知传了多少代)。双杠旁边是教导处的北墙(上有几扇大玻璃窗),教导处的门朝西。院子西边月亮门里跨院内的北房是校医室所在地(东隔壁好像是一间教员休息室,三年级时在那儿考过日语),南边是幼稚园北课堂的北墙。从月亮门往东看可见一幢二层楼房,五甲的教室就在一层的西头。楼的后面是高年级上体育课的北操场,也在那里举行过校庆的集会;楼前对着礼堂几个大大的北窗户。从楼前往东径直可达东操场,尽头的东厢房是自然教室,北房是我四年级丙班的教室。东操场西南出口通到一个四合院,北房是教员休息室,前廊很宽,在那里拍皮球踢毽子不怕日晒雨淋。东西厢房分别是我在三丙和二甲的教室,南面是一年级两个班教室的后窗。教室门前又是一层狭长院落,对面的南房曾是教员宿舍,左老师和贾老师在那里住过。从一年级教室前往东可通到一个抱角廊子的小院,北房是音乐教室,其余的记不清了;西行北转又进一院子,北面就是礼堂。礼堂西端有个舞台,铺着黑色地毯,舞台两边的墙角各放一架钢琴。那不仅是全校集会的地方,唱遊课也在那儿上。礼堂所在院子的西侧,大体就是幼稚园的东墙了。

至此,我好像通过时间隧道回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母校,又与众多师长和同学聚首。校园的温馨依旧,没人能够拆毁。九月十九日将至,仅以此文略表我对母校,老师和同学的深情厚谊。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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