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旻姑


作者:周绍昌


        

  我的旻姑,是叔祖支山先生的大女儿。

  起先,父辈都叫她大蓉。她自己不喜欢蓉字,嫌太女气,而哥哥叫周昀,弟弟叫周昕,遂也从“日”字取名旻。旻是秋或天空的意思。这很合乎她那颇有豪侠之气的男孩子性格。旻姑有个弱智的妹妹,我叫她二姑,但从没关心她的名字。你待她和善,她也发自内心真诚地呵呵笑出声来回报。

  叔祖支山从庚子事变后就移家在北京,住在和平门外的香炉营五条,租了一套大四合院,大门框上钉一块铜牌,竖写“天津周寓”。他是清末官派赴日留学生之一,据说学的是军人生产。与他同学的有国民党元老商震,有成为军阀的齐燮元,最知交的是陶孟和先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我父亲和六叔在北京当小职员,每逢休息日就到三爷(支山先生)家去,常常带了旻姑和昕叔(乳名小秃)去吃小馆子,到戏院子听戏。所以旻姑姐弟对四哥、六哥特别欢迎。

  京津两地虽相去不远,但见面的机会总是很少,一直到一九四九年春天,我读到高中三年级的时候,才利用到北平春游的机会第一次清清楚楚地和旻姑促膝而谈。她问及我考大学的志愿和对生活的打算,谈到我们共同的对文学的爱好。那时,昀叔夫妇已迁回天津,且生了大妹。昕叔从辅仁大学毕业后先在天津一个香皂厂当技师,又转回清华大学当化学系讲师。只旻姑、傻二姑和三爷老两口在一起。我来去匆匆,对旻姑的工作、生活一概不甚了了。及至这年秋天我考入燕京大学中文系,长年在京,却城里城外,仍是一年见不了几次。三爷因为中风在床,已不能到中华书局办公(他一直是总经理),且蒙周总理特批准许给一些鸦片,维持他的嗜好。多半那时还在名义上给老先生一个第一届政协委员的荣誉。第一是支山先生在文化界资深,第二是他为人重气节,虽然是老一辈留日人士,却不肯在北洋官场追附军阀。抗日战争期间甘于清贫,拒不任伪职。而胜利后又不为蒋政权的官禄所动。他一方交往除陶孟和先生外,则有齐白石、程砚秋、苟慧生、陈半丁等名士。他的座右铭是不求闻达,但求无愧于心。

  受三爷的影响,旻姑性格中多了些敢于直言的风骨。在一九四七和一九四八年间,眼见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她支持并且掩护昕叔参加学运活动,曾经和警备司令部的官兵当面抗争过,一时在昕叔的战友中盛传她是“侠女”。她说:我认为该做的就做,不图什么。她给我的整体印象是充满乐观与洒脱。

  一九五三年秋,我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人民画报》当编辑。办公和住宿都在西华门外的南、北长街,刚好旻姑在女一中执教,我们同住在养廉胡同,只隔一两个小院。于是,我除了上班和晚上睡觉,几乎业余时间都长在旻姑家。其时三爷二老已相继过世,昕叔婚后住在夫人韩玖芳的娘家,二姑被送到天津的昀叔家。

  旻姑的丈夫是学内燃机的工程师,却因为参加了傅作义军担任了什么辎重团的技师,而且有了校官军衔,所以在傅作义将军率部接受改编和平解放了北平之后,姑父吴楚三就被收编送到军管会下辖的什么地方集中“学习”去了。一直到一九五四年,他才被安置在京北清河镇的一个劳改机械厂“就业”,也才被准许回家。为此,昀叔、昕叔和我专为姑父在西单的湖南馆子曲园置酒接风,庆祝他们夫妻团圆。但旻姑对这一切并不露什么声色,不喜不悲不愠不怨,十分豁达,依旧和同事、知交、学生谈笑风生,待酒酬酢。似乎姑父在她的生活里属于有无之间,作为子侄晚辈,我从不敢更不忍去触动她的内心隐密。

  养廉胡同北口离中南海东门不足百米。估摸着有皇帝的时候,这种地段的住户没有不是皇家亲戚或奴仆的。共和国成立之后,党中央、国务院就在中南海办公,而且当年毛泽东主席就住在中南海的丰泽园。每年五一、国庆,逢大典之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车队就从中南海东门出来,而后经西华门南边的侧门穿行到午门前南路,再往南,过端门,沿西马道登上天安门检阅游行队伍。所以,南、北长街的居民必须尽可能地纯良,不能有碍治安。养廉胡同进口西侧第一家就是旻姑住的小院,甲一号旁门。这小院是正院隔出来的,没有正经的大门和门阶,只就地铺一块条石,门是四扇木墙板拼装起来的。大门坐西向东,院子只两米宽的一长条,旻姑住屋在进门的右手,三间北房。另一家程仲伦先生夫妇带一个男孩住在西房两间。仅此而已,南墙前面搭起两间厨房,似乎还有一间厕所。别看这处院子小,却有很好的下水道。据建筑学家考证,从元明两代大规模兴建北京(大都)城,就修下了很周密科学的下水道系统,而且沿用了几百年,直到二十世纪后期而不废,也称得起具有世界水平了。

  房子是瓦房,室内吊顶,窗是大格扇纸上富,下扇镶有大玻璃,十分明亮。说是三间,实际只两间半,全敞,不打隔断,充分体现了主人坦荡开阔的个性。迎门正中和西半间是客位,置沙发、圆茶桌,正后墙是四架黑漆镶玻璃门书柜,里面是多半部《四部备要》。左壁有一幅半丁老人的花卉条屏,镶在一个浅棕色木镜框里,再旁则历年换挂一本新月历。东间是旻姑起居室兼书房,临窗是写字台,山墙下一大衣橱,身后一大床。是否还有其余字画和陈设,至今已全无印象。我第一次踏进她家只觉得窗明几净,却毫无脂粉气。尤其在门旁小茶几上供着的一大瓶金银藤花的浓浓的药香,突然令人神清气爽,一下子冲进心肺深处去了。

  旻姑好客。养廉胡同离女一中特近,只相隔一个路口。她一个人住三间大屋,有好茶,几位要好的同事常来闲坐。几乎每个星期天,她总要邀请大学的老同学来家小聚,她做东,派我到西单菜市场去采买,再由她主厨。而且大多时候有肴有酒。她从来没醉过,朋友们比她为李易安。她喝酒却不纵酒,平日也不动酒,酒后也不使酒。所以谈诗论文之余都赞她是女中丈夫。旻姑教高中二、三年级语文,据学生们告诉我,她讲课生动、细致,辅导作文尤其详明入微,极有助于升学,不用死记硬背自能得要领受真传,在全市高中作文比赛中屡屡有人夺魁。我见过旻姑备课的札记,娟秀的小字,条理清晰,重点突显,以平日她评点古今作品的妙语,可知她的课堂效果一定很好。许多中午,当几位老师在她家午休,往往从院门口传来一阵女孩子们的笑声,接着屋门被拉开:“先生,我们来啦!”同时喊叫着涌进一伙姑娘。进得门来,又一个个静下来,规规矩矩向在座的师长笑着颔首问好:“马老”、“王老”、“张老”。既不是鞠躬行礼,而且老师的“师”中又不出音,半含在喉咙里。礼数过后,她们又喊叫欢笑起来,有的拥向旻姑,把已经批改好的作文簿子取走,然后呼叫着,一阵风似地刮走了。

  不久,我与老一辈小一辈的客人都熟稔起来。其中张寿康、王问渔、李祥仲、马俊生诸先生,我一概呼为叔叔,而那历年历届的学生则称我为小周先生。其中王、李二位是旻姑大学的同学,都在原北平中国大学师从顾随、俞平伯、孙楷第、刘盼遂诸先生,推为知己。而寿康先生当时是语文教研组组长,是罗常培先生和陆宗达先生的高足。

  一年,旻姑因腹膜炎发病休息,由寿康先生代为上课,作文则由我代为批改。我就每天早晚在家照顾晏姑起居,在灯下小心翼翼给学生改文章。我竭力细批细改,且摹仿她的字体,很费了一番工夫。后来,旻姑病好了复课,当晚她见我就大笑着说:“你猜,今天有什么发现?”不等我回答,她接下去说:“这些孩子真精细。她们看了作文,先前以为真的是我批改的呢!后来是谭玉荣,你知道她吗?那个高个子黑黑的烟台女孩,很仔细,发现是你小周先生改的!”我认识这个女孩,反问:“是从字迹发现的?”“不,是她闻出有一股烟味儿!”我也恍然大笑了。那时,我的确吸烟,居然被这位弟子“侦破”,露了马脚。

  中学的师生关系与大学截然不同。那些女孩子活泼、欢快,甚至大胆放肆。一个冬天的中午,马先生、王先生、邵先生和我在旻姑家闲谈,忽忽啦啦,姑娘们神情诡秘地忍着笑,在我们四个人身后各站了一个人。“开始!”当中有谁一声口令,她们各把一条羊毛花头巾扎在我们头上。“哈哈哈哈!”顿时,姑娘们纵情笑弯了腰,拍着手跳起来,“哈哈哈哈!”我给他们弄得很窘,可马老却“嫣然”笑对着自己的学生们宽和地说:“谢谢,你们帮我找回了青春!” 旻姑高兴地拉着几个学生连连赞叹喝彩。

  恍然如昨,虽说这已是五十年前的旧事陈迹,却依然鲜活。

  不久,大约在一九五五年,姑父被派到黑龙江密山县的一家劳改局下辖的机械厂当技术员。原本他在京时也只能两个星期回家一趟,所以他长期奉调并未引起大的波动,大可奈何而已。一九五六年春,人民画报社迁到现在外文局所在的阜外甘家口黄瓜园,我的宿舍也随着搬过去,只能每周回旻姑家去。她仍然快乐,我仍然快乐,政治生活是切近的,却并非能理解的。


        

  我和旻姑相处的三年多,正值她近四十岁开始发福的时候。

  五十年代还不兴减肥,加以她又是个名士自风流的性格,只要胖而不过,她笑着照穿衣镜,对我说:“胖,美其名叫丰映,杨贵妃就被赞为环肥,只要不蠢就行。”她胖得适度,又是朴素的教师打扮,方方正正的脸庞很白皙,只因遗传了叔祖父的眼睛,略嫌小了一点,却掩不住独有的英气。我们每每相与论文,她最赞赏饮服的古人只有司马迁、李白、苏东坡、辛稼轩,认为他们享承了大自然的大气势,愤激也昂扬,不会使人颓废、伤感。于李清照,旻姑极推崇她的情真、情深以及女性的襟怀坦荡,爱个死,恨个死。她说:“人生就应当爽快,不作兴不明不白。”

  昕叔夫妇俩都是真诚的共产党员,每隔三五个月就来看望这位性格不羁的姐姐。旻姑在京也只有这一个弟弟,当然欢迎。见面免不了追想小时候如何缠着三爷到广和楼听京剧,尔后到门框胡同吃爆肚、喝豆汁的种种。

  姐弟俩的话,开了头就天南地北,“那年,荀慧生唱《红楼二尤》,戏中串戏,老爷子看了不以为然,拂袖而去,还故意从台前走过去,是让台上的荀慧生注意到自个儿。后来荀慧生问他,三爷,您昨儿怎么半截儿就走了。咱爸笑了,指着鼻子说:‘你呀,都多大岁数了?还在台上装小妞儿,脸上的粉都快掉渣渣了,只能远看,不能近取,我看着不是滋味儿,还不走!’那时候,为了活下去,艺人混口饭吃不容易!”旁边一向口讷的二婶忍不仕插话,对我说:“旧社会,就是个剥削压榨人民的社会,你那时还小,不懂这些事。只有全国解放了才管唱戏的叫演员,不叫艺人,不算下九流!”

  听了老实人的实在话,旻姑冲我点点头,不无嘲讽地使了个眼色,把话岔开了。等昕叔走后,她不无感慨地说:“你瞧瞧,这两口子,都是好党员,事事离不开新旧社会大道理。多半谈恋爱也要做思想汇报吧!”

  确实,昕叔和后来当上北京女六中(?)党委书记的二婶都是真诚的,一九六六年她被武斗打成重伤,患了癫痫。昕叔在清华化学系任主任教授,主持开全校化学基础大课,一九六六年以后两进牛棚。但是落实政策后,他们毫无怨言。一九八O年,我也落实了政策,改正了错划,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工作。尔后到清华去探望他们。二婶韩玖芳陪我在校园散步,走在毛泽东塑像前,她仍切切叮咛,要我"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跟着党走"。她的那颗痴心,又让我想起 旻姑。

  在反右运动开始的时候,昕叔奉派到苏联进修副博士,他向旻姑辞行时已料定我必然被划右,很不放心,又极无奈,再三叮嘱旻姑要慎交游,要三缄其口。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这个弟弟深知旻姑性格中任侠仗义的一面,然而他始料不及的是反右竟然要定"指标",而且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层层加码。在一场灾难面前,许多趋炎附势之徒竞相登场,什么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栽赃诬陷,无恶不用其极,阴谋大出笼,祸国殃民。而且自此为新起点,中国的极“左”之害,日益惨烈。

  我没来得及向旻姑表白就被劳动教养,发配到房间农场去了。此去非上经年,而是漫漫长夜、妻离家散的二十一载。

  当年,旻姑因为在鸣放中给校长杨斌提过意见,再加上姑父曾是傅作义部下的军宫,正是“在劫难逃”,也被错划为右派。不过,只是监督劳动,仍留在学校里,而且在两年以后就摘了帽子,恢复了原职。直到一九六六年前,只有一次,与我同在农场就业的鲁虻(本名董锡拾,是国防体协的俄文翻译)到北京探视姐姐董锡玖(欧阳予精的秘书,丈夫是人艺的童超),我托他去看望旻姑。他回到农场告诉我,颇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旻姑搬迁的地址。旻姑极热情地接待了他,嘘寒问暖十分亲切。他说:“你姑姑十分健谈,性格开朗,虽然满头白发,却像青年人一样激进。她根本不相信咱们会是反党的右派!她不信!”

  确实,这才是旻姑。

  随后,我写了一封信给她,嘱咐不必回信。其中有一首七律,现在只记得“闻道天子尽白发,漫抆泪眼望京华”两句。

  行行重行行,人生是停不下的旅程。待等一九七五年春节后,我从流放的河北围场县鹿圈公社以一个公社社员的身份回天津,途经北京,仍旧拿了十几年前鲁虻留给我的地址,西单绒线胡同的大酱房胡同,急切想去探寻旻姑。因为几年前曾传言她已去世云云,而我,不亲见其事是不会甘心的。

  从承德来京的火车,在那时恰是夕发朝至,抵达北京站还不到8点。天色灰蒙蒙地阴冷,站前广场上人不多,只有走进路东的经济食堂才感到一些热乎气。食品简单、便宜,但要用全国粮票。我食不知味,只为暖暖身子,定一定神,坐稳了适应一下环境。人海茫茫,大地苍黄,随着人出人进,从掀起掀落的大棉门帘底窜进一股股寒风。从北京站乘车到西单,才一下车,正值电报大楼上的钟声"当当当当"报九点整。路上空荡荡、冷冷清清,那钟声格外显得凄怆。一种久别盼重逢的忐忑之情更增加了我内心的不安与惶栗。

  旻姑搬的地点在绒线胡同进西口不远路南的一条大胡同里,路西一个三进大院。打听了邻居,被指点到第二进一家门前,应声出来的是原先养廉胡同的老邻居程仲伦先生的夫人,我叫她婶婶的程太太。她依然保持着苏州女子清秀的神韵,见我先是一怔,随即惊讶地认出了:“呵唷,你不是大哥哥嘛!”“是我,程婶,您好!”“啊唷,快来,屋里坐!”连三间的堂屋很整洁,但家具陈设还是旧式的方桌、木椅,互相问候,叙旧,她叹息着告诉我旻姑去世的种种经过。

  因为旻姑是摘帽右派,在红卫兵造反的高潮期间又被当成牛鬼蛇神、黑五类拉出去批斗,被剃了阴阳头,交给街道监督劳动。后来相安无事了一段时间,可是她生病也没有医院自给看,曾经一度躲到清华大学听叔家去。谁知听叔被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又是“苏修特务”,被关进牛棚,韩玖芳则成了走资派被批斗,已是自身不保。旻姑只好再回城里,继续参加街道的劳动,响应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最高指示,每天去挖防空洞。程婶告诉我:“你家周妈妈是个好强的人,我们相帮了二十多年,她总是笑眯眯全不在意的。那年参加街道挖防空洞,居委会的大娘们个个喜欢她。她下到底下挖土,给大家讲故事,个个听入了迷。只要有人来检查,她们就背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她有学问,待人和善,又肯帮助人,人缘顶好的。可是谁也不知道她一直血压高。那天上半日,她就觉得头晕,在下边想了一阵,饭后好些了,还不肯请假。没想到下去就没上来,是脑溢血,一下子就倒了下去。等抬上来,已经抢救不过了。”

  “是我家老伦和大平父子俩帮你叔叔料理的后事。”

  “那,我姑父来过吗?”

  “老吴那时被遣送到湖南老家,接到通知回来一趟,把东西都卖了。再也没有了消息。”

  程婶指点着她家隔壁的厢房,窗子里面暗黝黝的,任什么也看不清,“那就是周妈妈的房间。”

  我告辞出来将近十一点钟。独自踽踽而行,走到宣内大街上,天阴得更沉,仿佛就要落雪了。脚下不知深浅,头脑空空的,似平接近麻木,只是没有伤痛和悲哀。

  只有本能地、机械地走在熟识却更陌生的北京的大街上……

  "当当当当……"电报大楼的钟声荡漾在冬末春初的天空,撞击着我的紧绷着的每一根神经……恍惚之间,仿佛闪回到一九五四年……

  那年,中秋之夜,旻姑带我漫步在北海公园的琼岛下,粼粼的太液池水泛着银光,白塔和树影清晰又朦胧。我们很少说话,各想各的心事,尔后,很晚才穿过树影婆娑,走过北长街。东边,隔着护城河,紫禁城头上的宿鸟被什么惊动起来,噪着。我送她走进街门,道过晚安,再回到单身宿舍去。至今,已是整整五十年前的事了。


原载《温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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