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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红旗”真好玩


作者:亦远


我小学最后三年(1957-1959)是在住家附近的兵马司小学。这是一个至今还存在的小学,尽管已经搬离了原址。



兵马司小学旧照
这个兵马司,顾名思义,不是个等闲的地方。明朝迁都北京后建立了相当于外府和县那样的管理机构,主要是五城兵马司。北京兵马指挥司始设于明永乐二年(1404年),于永乐七年(1409年)设为东城、西城、南城、北城、中城五兵马指挥司。每个兵马司均为独立机构不受县官约束,目的是彼此制约,防止政变。我这里说的兵马司就是西城兵马司。明代的兵马司隶属于兵部。清代的兵马司隶属于都察院。钟阿城对我说过,北京不是一般城市,北京古代就是一个兵营。看来是有些道理的。

兵马司胡同西口就是我的兵马司小学。在它的西面是赵登禹路,在它的东边有个能仁胡同(原来叫能仁寺)。这里过去估计是王府,但是查不出来是哪个王爷的府邸了。从大院里种了很多松柏来看,北墙紧邻着能仁寺,也可能是能仁寺的一部分。

学校大门朝南,门两侧有高大的槐树,门口高台阶两边各有一块上马石,门槛两边还有一对石刻的狮子。进大门迎面是一块影壁墙,原来有龙凤之类的雕刻被抹平。进院后向左是一个很大的四合院,院子里有藤萝架。再往西是一面院墙,墙的靠北一点有个月亮门,过了月亮门就是操场。操场南面有个大门,对着赵登禹路和政协礼堂。北边有几件房。操场是黄土地,操场的北边有个水泥砌的高台,开全校大会的时候那是主席台,上课间操的时候体育老师在那儿领操。

大操场的北边是音乐教室和学校的仓库,往东又是两进院落,有教室、图书室、食堂,最北边还有个小操场,好像是过去的后院改建的。大门正北是一间很高大的正房,大概有一百多平方米,屋内铺着地板,这也是一间教室。正房两侧各有间耳房,是老师的办公室。东面有六七个院落和夹道,里面大概有二十多间教室,教室基本上都是老式房子,高大宽敞,只有东北角的几间房是后来新盖的。学校的各个院里种满了树,主要是松树、柏树、杨树,也有几棵枣树和葡萄散落其中。

学校西面的大街叫赵登禹路,以抗战胜利后纪念在北平抗战牺牲的将军赵登禹的,是少数几个解放后没有改名的大街。赵登禹的另一面就是当时中国重要的会议场所,政协礼堂。一九五六年建成。在没有人民大会堂时,许多重要会议在这里举行,其中最重要的活动当属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历届人大政协会议也在那里举行。

这里原来是清代的顺承郡王府,民国十年(1921年)时顺承郡王府卖给奉系军阀张作霖。张作霖入据北京时,占用王府作为大元帅府,张学良与赵四小姐也曾在其中居住数年。1949年后,王府正门拆除建起政协礼堂,据说中路主要建筑基本保存完整。东路前后数层院仍保存原有格局。1984年定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但这不是我们寻常百姓能去得了。现在某房地产公司按原样、原比例整体在朝阳公园东面重建了顺王府,外表很像回事,就是别看质量,让王爷知道了,承包商肯定被砍头。



政协礼堂
我记得开中共八大,那时一九五七年九月,我刚转到兵马司小学。我们小学的操场被征用为临时停车场,停了很多救火车。可能是为了防止汽车突然开动打滑,把好好的黄土操场垫了很多碎石子,我们就没有出操和上体育的地方了。

就在这个操场,学校请过当时中央台讲儿童故事最有名的孙敬修老先生来给我们讲话。我不记得他讲什么了,但记得,那天他穿一件呢子大衣,站在水泥砌的高台上。校长搬把椅子请他坐。他对我们学生说:“你们都站着听,我也站着讲。”

我还记得在那个操场头一次听政治传达,好像是针对私人企业,当时叫地下工厂。校长念了个文件,说有几个人私自开汽车修理店,非法牟利人民币四千,五千不等,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所以我们从小就知道搞私有企业是弥天大罪。

我还记得,就在这个操场,校长用讲小道消息的方式对我们说,在良乡有人看到正在试飞三角飞机。我们都朦胧知道这是最先进的飞机的标志,感到无比兴奋和自豪,就和今天有人听到中国航空母舰的消息一样。可暑假到天津,和我小表哥提起,他说:中国连米格都要从苏联进口,哪能造那么先进的飞机呢?我当时的反应不是辩驳为什么制造不了,而是心里颇不以为然,觉得他大约受大舅的影响,思想比较落后。因为我认为舅舅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民革是一个被统战的组织,其成员思想就必然落后。在我当时的心理,凡是说中国有些地方不成的人,就是思想落后的人。

一九五七年五月开始大鸣大放,这是毛主席施展阳谋的时候,到了收网之时,我是小学四年级学生,并没有涉及到运动,也不知道老师中谁被划了右派。但赵老师的一件事却令我当时百思不解。赵老师是个年轻的男老师,教我们自然。有一天上课时,突然讲:“我们今天不上自然了,请同学给我提意见,我虚心接受。”其实我们对他没有什么意见,所以一开始颇为冷场,后来同学就开始举手提意见了,事隔五十多年,记不得都提了些什么,想来不过是鸡毛蒜皮的事。但到后来似乎意见越来越尖锐,赵老师的脸色也越来越不好看。这时我身边的一个同学举手站起来又问了赵老师一个问题,好像是问他为什么偏向女生之类的敏感话题。赵老师一下就哭了出来,大步迈过来一把攥住提问同学的衣领高声说:“我带你找校长评评理。”说着就把这个同学拉出了教室。我们隔窗看,他拖着同学的胳膊直奔校长室而去。那时把学生送到校长室对我们来说是最可怕的事情。我们都惊呆了,全班鸦雀无声。直到下课铃声响了,赵老师还没回来,我们就一哄而出,直奔校长室门口。

下面情节如何,我再也回忆不起来了,好像无论是那位同学还是赵老师都没有什么事。但赵老师在同学中原来很不错的威信就此失去了。我现在琢磨,赵老师那时一定是个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的好青年,要紧跟毛主席的脚步也试试大鸣大放,但最后由于没有听反面意见的习惯和文化修养,恼羞成怒,抓了个发言激烈的“右派”学生。毛主席当年反右是不是也为这样个心理使然呢?好像又不是,毛主席自己都说了,是阳谋,是预先有部署的,看不出赵老师有这个计算。再说毛主席比赵老师高明不知多少倍,怎么会自讨苦吃呢?这个问题多年自问而不解,却是我对大鸣大放的唯一见闻。

跟着而来的反右虽然不涉及我们小学生,但还是在我心上留下个阴影。事缘我看的一本儿童月刊,名字忘记了。上面有一个女孩子写的文章说如何识别她父亲的反动嘴脸并和大右派的父亲划清界限的故事。据她说她的父亲是疼爱她的,是个民主党派人士,所以她开始很难看清他的坏面貌。我看了心里很沉重,因为我的舅舅是民主党派的,我觉得这个故事就是在写他,如果他要是右派我怎么办呢?幸亏,他不是。那时对亲人的批判是要彻底否认其人,是要认识到他时时事事和处处都坏,而不仅仅是否定他们的哪些话哪些事。这严格批判对孩子是最难的,因为整天和亲人生活在一起,就是希特勒也有他笑容灿烂的时候,怎么会认识到他们一无是处的人呢?由于我的出身,这个问题由反右开始就一直缠扰我。

我从石驸马大街小学转到兵马司小学上四年级的主要原因是这个学校离家比较近,家长比较放心。但我很不情愿。因为这个学校的设施和石驸马大街小学相比差了很多。学生的课桌是一排四个人的长椅,木条钉成的,经常因为钉子突出来,把裤子挂破了。

但是兵马司胡同本身确实个了不起的地方。就在兵马司的东口,原来的九号,是民国时期的著名科学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所址,该所成立于1913年。这是一个地质多学科机构,是当时中国地质学,矿床学、石油地质学、古生物学等学科的学术中心。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就是在这里被发现的。不仅如此,从“兵马司九号”还走出了一批科学学科的开拓者。有考证说,其中有院士25位。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裴文中、李四光等中国地质科学的奠基人和早期优秀学者均在这里作过研究工作。



中国地质调查所旧址
当时这个西洋式的建筑也还属于地质部,我在六年级学习自然课时,有几堂讲到矿产,这使我对矿物很有兴趣,到处找矿物标本。我意外发现这里不少地质标本都给扔了出来,种类繁多,我就捡了回去,也学人家缝在硬纸板上,在下面注明是什么矿。我捡到至少有十几块。现在想,可能这些矿物标本就是那些大师当年的心血。可惜我也没有保留下来。

兵马司胡同东西走向,大约长五百来米,所以我们体育比赛时跑百米,二百米和四百米的跑道就是这个胡同了,自学校大门口西边向东跑。我就是在那时学到两个电线杆子的距离是六十米,我也才对百米和一里(五百米)有个基本概念。现在一谈到这样的距离,我还是在心里用兵马司胡同来衡量。

当时小学分初小和高小。开始四年是初小,五年级和六年级是高小。在我之前从初小到高小是要考试的,两个级别的差异可能比今天初中和高中还要大。那时高小的作文是要用小楷来写的。但在反右之后,这个升学考试废除了,我就直接由四年级升入五年级。可这两年高小,正是中国大跃进之时,岁月很不平常。

兵马司小学操场的南墙里是沙坑,供学生跳高和跳远的,后来还新安装了一个攀登架,可以攀登到两米高的顶上,是我们男生最喜爱的设施,也是当年最新式的体育用品。那里还有几棵槐树,靠近南墙,爬上去越过墙头可以看到兵马司胡同的往来行人,马车,三轮和自行车。所以爬树上墙头是我们所爱,也是同学互相争夺的地方,当然也是老师重点检查的地方,这都是是绝对不允许的危险活动。

作为顽皮的男孩子,上房一直是我们的爱好。北京那时很少有楼房,民居主要是瓦房,两侧斜坡,都是鱼鳞一般的瓦,由上面开始一块压一块,直到超出屋墙成为屋檐。房脊也是一排瓦。上这种房子是要有些技巧和胆量的,当然也因此成为我们男孩子的最能显摆勇气的方式。

想想脚踩在斜瓦上,往上爬了两步近处的地面就被伸出去的屋檐遮住了,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有多恐怖,又多刺激。可是我们如果是爬着上到屋脊却是要被同学笑话的,必须挺起腰板走上去,骑在屋脊上,然后走下来。如果敢走到屋檐边,蹲下,用一手撑着,跳到地面,那就迹近英雄了。我这个本事就是在操场北边的房上练就的,因为那里的房子比较矮。

这个本事当然也要用到家里。我曾爬在南墙上看隔壁李太太家修房,连瓦匠都奇怪说:“这个孩子怎么不怕土呢?”因为北京的房子是在屋顶铺上苇席,堆上黄土,再铺瓦。所以老房子一拆就冒出一股股黄土烟雾,不亚于沙尘暴。

我在家还可以从这个南墙头攀到厨房的顶上,那是一个平房,在这里我可以维护我种的南瓜,是顺凉棚爬上来的。当然还可以偷吃一两个南院邻居的黄杏。然后我再到西屋的瓦房上。我在那里可以够到依房生长的枣树枝,在秋天就拉动树枝,用力一摇,枣就扑扑掉了下来。然后再用竹竿敲打,院子里会落满红色的大枣。落回地面,用搪瓷洗脸盆捡枣,能盛上几大盆。我外祖母仔细挑选一些没有一点破皮的红枣,洗干净,擦干,在白酒里蘸一下,放到封闭的罐子里,到了冬天打开就是酒香扑鼻的醉枣,很甜。

我在房上可以听到左邻右舍的话语声,可以看到附近邻居的生活。平时由于院子的隔离看不到,使我对邻居如何生活非常好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邻居们在夏天都是赤膊,不仅是男人,女人也一样,统统是无上装,在外面乘凉,扇芭蕉扇,吃晚饭。我那时还小,尚没有性意识,不仅不会借机偷窥,反而有点莫名其妙地不好意思。

家里的大人发现我上房,往往就会冲出屋来喊我下来,主要是怕危险,也是为房子着想,因为瓦被踩碎了,下雨屋子就漏了。所以尽管男孩子多有这种雅好,除了一年一度在大人监督下被允许上房打枣外,平常是绝不可以的。可哪想到这个家里和学校都反对的活动,竟然变成了公开鼓励的行动,为此还放了三天假,专门上房。这是在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即从五月十八日起,到二十日的三天。一生难忘的三天。这就是可以载入建党伟业的除四害运动。

除四害的全民行动开始了,为我们孩子创造了“合法”上房的和谐理由。1958 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剿灭四害的群众运动高潮。所谓四害是指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四种动物。苍蝇和蚊子,传染肠道疾病和疟疾,扰乱人们进食和休息,是显而易见的害虫。老鼠自然是人人喊打,不但可能传染致命的鼠疫还咬坏家具,衣服和食物,也非常讨厌。但是麻雀怎么成了四害之一,为什么要劳动毛主席亲自出面下令歼灭就连考证也得不出一个确切的说法。



无辜的麻雀
在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联合发布指示,要在十年内全国范围内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直到一九五九年七月十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讲话.当说到农业四十条要修改时,还讲到麻雀问题。他说:“有人提四害不行.放松了.还要搞,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可是到了次年三月,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除了一言堂,毛泽东不懂科学,不肯认错之外,还有一个中国文化的原因,就是凡事总爱凑个四字,除三害不如除四害过瘾,结果麻雀成了垫背的。

五月十七日是星期六,那时一周只休息周日一天,周六还是正常上课的日子,可我们都感受到不寻常的气氛了。下午坐在教室里就可以听见临近班级的欢呼声,我们都知道是老师在布置打麻雀,我们当然也坐不住了。我们的老师姓石,脸上有些麻子,已到中年,现在想也就三十五六,据说是老姑娘。她平时不苟言笑,总穿笔挺的西服裤和半高跟的皮鞋,我们都很怕她。

石老师看我们没心思听课了,也就停讲了,开始询问谁会爬房。这在过去就是追查肇事的前奏,可今天她也一反常态,非常和气地问我们。男生当然不甘落后,纷纷举手,好像红色电影中解放军战士争着上前线似的。于是石老师选了些常常为此挨批评的学生,当然就是艺高胆大的同学了,作为上房骨干。我平时绝不是调皮捣蛋的学生,可为了上房过去也被石老师当全班面批评过,她真是很担心我们摔下来。这次靠这个历史资历,我侥幸也被选中。当石老师手指向我时,有一种激动的感觉,就好象后来造反派被平反的感觉一样,因为上房终于光明正大了,我们这些为此挨批评的人终于扬眉吐气了。其他过去胆小慎微的男生和听话,爱告老师状的女生属于地面部队,是为我们占角助威的,显得有点灰溜溜的。我们则擦拳磨掌要打一场毛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战争,从心里支持除四害(当然讲卫生就另说了)。按照北京市的统一规定十八日,十九日和二十日学校停课,党政机关停工,商店基本停业,工厂也基本停产。全力以赴消灭麻雀。

五月十八日是周日,我三点多就起床了,天还很黑。我获准把家里最好的竹竿带到战场,那是一根约三米长的直杆,我一路挥舞从兵马司东口走到西口的兵马司小学。我觉得自己好像长山赵子龙,手持长枪,于是频频向树枝,黑影扎将过去,好不威风。想想明后天也不上课,正大光明爬三天房子,心里乐开了花。

到了学校,不少学生比我来得还早。由管体育的老师把我们这些获准上房的男生召集起来分配上房地点。兵马司小学的瓦房有上百间,我们基本上一人分配了一间。我上去才知道,这些大瓦房很高,几乎比家里或我们在操场北边爬的房高了一倍。说实在的,我那时十二岁,一个人吹牛没什么,但真上去了,我的腿马上就软了。我只好爬到屋脊上,在那里也不敢站起来,就骑着屋脊一点一点往前挪。到了房子的中间,左右都是斜斜的瓦垄,只能看到远远的院子里都是拿杆子和旗子的学生。天开始发亮了,我也不敢抬头。大凡在高处,抬头就格外害怕。我的任务是在发现有麻雀,或者说有鸟飞过的时候挥杆呐喊,使麻雀不能停下来休息。

这个全民动员、大兵团作战围歼麻雀的办法是由党和政府直接指挥的,必须在全国同时行动才可能成功。毛主席说只要有了党的领导,任何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这话可真不假。我想这也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北京从五月十八日起,大战三天,……男女老少,一齐上阵,用“轰、打、毒、掏”的综合战术,给麻雀以歼灭性的打击。在此三天内,每晨六时前,参战人员必须进入阵地,大街小巷、院里院外、楼顶、墙头、树上,鞭炮齐鸣,竹竿彩旗一齐挥动,处处吆喝,强迫麻雀飞翔。政府还组织民兵火枪队埋伏在市郊,阻击围歼,并在一些空场施放毒饵。中午和傍晚还进行掏窝搜索,不给麻雀以喘息的机会,使之累死、饿死、毒死、打死,以获全胜。据《人民日报》的一篇通讯报道,北京市在一天的突击行动中,累死、毒死、打死的麻雀就有83,200多只。

我在房顶上可以听到如浪潮般的呼喊声,由远及近,一阵阵传来。那必定是一只该死的麻雀陷落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还在挣扎。每到此时,我也就把竹竿挥舞起来。等到害怕的感觉逐渐消失之后,我又觉得骑在屋脊上呼叫就好像和张飞骑在马上手舞仗八蛇矛一样威风。我开始站了起来,在房上行走,胆子越来越大。到了下午五点,才恋恋不舍地下来回家。

回到家,发现地质部的工程师就在我们家的房顶上战斗,我连忙爬上去。没想到人家大机关装备得就是比我们小学好。他带到房顶上一盒子爆竹,有麻雷子(一响)和二踢脚(两响,第二响在空中爆炸而成)。看到我这个孩子上来,他就统统给我了,这是平常家里过年都舍不得花钱买的宝贝,现在交给我随意放,我的兴奋可想而知。尽管在旁晚,麻雀和其他鸟已经基本绝迹了,我当然不管有没有麻雀,把爆竹一个接一个地放了。北京有句土话叫撒欢,就是随意取乐的意思,那时我们孩子真是撒了欢。

三天下来,学校战果辉煌,一共抓到三只麻雀。我亲眼看到的一只是累死的,先在墙头上喘息,几十个学生在下面呼喊,麻雀实在飞不动了,一头扎了下来,活活摔死,嘴角出血了。当时流传的一句顺口溜是“老鼠奸,麻雀坏,苍蝇蚊子像右派。吸人血,招病害,偷人粮食搞破坏”。我们孩子在这样的教育下,对飞鸟根本没有同情心。我们觉得无论什么苍蝇,蚊子,老鼠,麻雀还是右派分子都是死有余辜。其实不光是麻雀,这么大的阵势,什么鸟也活不下来。

消灭老鼠采取的是另一种战术,就是要求每一个成年人上缴老鼠尾巴。无论是毒死的还是老鼠夹子打死的,都需要把老鼠尾巴剪下来,用报纸包好交到所属的学校,工厂或单位,作为战绩的凭证。看起来是无法造假的,因为毕竟还没有人看到过两条尾巴的老鼠。可是世上的事就是出乎想象。一天我查看厨房的老鼠夹子,竟然发现只拍到一条老鼠尾巴,断尾的早已抱头鼠窜了。结果在上缴的压力下,我的一个表哥就把这个还活着的老鼠的尾巴作为战利品上缴了。

消灭蚊子是另一种全民战争。那是在规定的一天晚上,西城区所有居民在室内把事先领到的六六六粉用烧红的煤球点燃呕烟,全体人员一律在院子里和大街上等候两小时。时间一到,记得是夏天刚蒙蒙黑的八点来钟,烽火四起,辛辣刺鼻的白烟冉冉升起,十来分钟之后,院里,街上就笼罩在毒气之中,聚集的百姓,扶老携幼当街咳,咳声直上干云霄。

我们孩子当时一跑就口干喉痛,无法尽兴,站在外面无所事事,觉得时间过得格外长。两个钟头后回到家里,一进屋们,味道很大,眼泪立马被熏了出来,一晚上都昏昏沉沉的。印象中这样的会战有不少次,有时好像属于一个街道委员会管辖的范围也会放毒一个晚上。

什么是六六六呢?六六六的成分是六氯环己烷。英文简称BHC。分子式C6H6Cl6 。查网上说六六六和敌敌畏(DDT)均系有机氯农药,化学性质稳定,难以降解,却很容易通过食物链在人体蓄积,残留期长达五十年,中国到一九八七年才禁止使用。人体长期摄入含有有机氯农药的食物后,主要造成急、慢性中毒,侵害肝、肾及神经系统,对内分泌及生殖系统也有损害。掐指一算,说不定除四害的余毒还在我的体内。

我们灭蚊的另一个活动是由学校组织到城外割除杂草。我们班就到过阜城门外的护城河,大约就是今天阜成门立交桥西北金域假日旅馆那个地方。我们在小学班主任石老师的带领下,用自带的小铲,镰刀和剪刀把护城河岸边的野草统统除掉,留出赤裸裸的黑土。据解释,这些草是蚊子和苍蝇栖身繁衍之地,只有斩草除根才能“消灭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可那时主要的问题是护城河太脏,本身就是个阳沟,死猫烂狗比比皆是,腐烂的垃圾,人畜粪便到处可见。我们这些孩子不但要赤手干活,还要在现场吃自己带的午饭,多是馒头咸菜,也要用手拿来吃,根本不可能找到自来水洗手。这好像大兵团作战,歼灭了有形的敌人,却被无数无形的敌人,即病菌和病毒污染了祖国的花朵。用今天生态的观点看,裸露的河床在下雨时,更会把两岸的腐烂物质推向护城河,使河床成了长长的垃圾处理场。可那时候,喊脏喊累是资产阶级少爷和小姐的表现,是要被人瞧不起的,是会被批评的。

唯独消灭讨厌的苍蝇没有既定的方针搞大兵团活动,这大约和苍蝇的生活习态有关。我记得我们主要是人手一个苍蝇拍,见苍蝇就打,还有一个是苍蝇诱扑器。这是一个木条制成的正方形,外面和顶部围上纱布或铁窗纱。下面是空的,却有一个倒扣喇叭形的网子。这个诱捕器下面放上吸引苍蝇的东西,例如臭鱼肠子,腐败的肉皮等等招引苍蝇。苍蝇从底部进来,食饱腐殖质之后向上飞,就由倒扣的喇叭口进入正方形的网子里出不来了。那时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卖鱼卖肉的摊子上都有这款装置。应当说是个很聪明的设备,就是这设备在商店食品旁边看起来让人觉得恶心。



苍蝇诱扑器
过后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有一个除四害展览。劳动文化宫在天安门城楼东侧,原来是太庙,张艺谋导演的《图兰朵》就是在这里上演的。叶剑英的孙女叶明子2009-9-9也是在这里成婚的。我记得那里展览了成堆的麻雀尸体和用老鼠皮制造的各种模型,例如坦克,汽车,加农炮等等,看了很不舒服。

我二表哥不知从哪里听来的消息,说一只麻雀的成本是十元人民币。其实这还只是踩碎的房子修理和动用的鞭炮,毒药等等直接消耗。那时没有计算人工的概念。如果按我现在做项目经理的头脑算人工,以平均工资三十元一个月计算,一个人赶三天麻雀就是三元的成本。全北京市至少有百万人参与,就是三百万元。按人民日报的数字,就算每天都消灭八万麻雀,这人工的成本摊到每个麻雀上也要12元以上,加上十元消耗,二十二元一只,几乎是普通人半个多月的工资。这还仅是成本价,还没计算产值。多贵的麻雀呀,多可恨的麻雀呀!别忘了当年高贵的食品是活鸡,一只也只要两三元钱。可是这样的议论在当时是属于落后话,特别是在反右之后,是很严重的政治问题。

我现在想还会有人为此丧失了生命,跌死,跌伤,特别是孩子。只不过我很侥幸,我的同学也很侥幸。事后我也没有听后说过这样的事。但那时这样的事是要保密的,传播这样的负面消息就被认为是诋毁党的成绩,也是很严重的政治问题。

1958年8月17日中共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该决议规定当年中国钢产量要达到535万吨,第二年, 1959年要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为此毛主席决定开展另一个全民战争, 即土法上马,全民炼钢。

那时我已经上六年级了,因为学校还办了初中班,我们小学生不用上炼钢的小高炉,我们只负责提供原料。炼钢的原料主要是废铁和耐火砖。前者要到护城河边,垃圾站,胡同的几角旮旯去找,也要动员家里把正在使用的铁锅,熨斗,铁簸萁,甚至铁窗,铁门, 钢丝床,铁栏杆贡献出来。我们家就有两个钢丝床,我二姨胆小怕事,想早早交出去,但真交了就没有床睡觉了,只好落后了一下,等了些天,结果高潮总算过去了,床保全了。 兵马司胡同还有中央直属机关档案局,他们正面对着丰盛胡同,北面有两个后门在兵马司胡同一侧,是铁栏杆的大门,就拆下来炼了钢。

还有就是耐火材料,据说普通的砖耐受不了炼钢的高温,砌小高炉就要耐火砖和耐火粉末。我们就在附近的家家户户寻找,发现有的人家门口用耐火砖铺路,就告诉他们要支援大炼钢铁,贡献出来,没有人敢反对的。我们抠出来就搬回学校,受到表扬。耐火粉末是用来和泥砌高炉的。据说水缸就是耐火材料的,只要把缸打破,砸碎就有了耐火粉末。当时几乎家家都有水缸,不是用来冬季乘水,就是用来腌酸菜的。很多人家只好把这些水缸交出来,听凭我们打打碎。

炼钢需要大量燃料,当时是夏天, 除了煤之外就是木头,为此不少木制品也贡献了出来。听说有的学校把双杠都支援出来,上面的木杠是燃料,下面的基座和支持柱当然就是最好的炼钢原料了。

可仅用燃料,获得温度还不够高,还需要一个鼓风机,这在当时就是很难找到的,所以我们兵马司小学只有一个小高炉。但温度还是不够,废铁不能完全融化,怎么炼钢?看来这是普遍的问题,于是上面传达了炒钢的技术。

据考证在西汉中晚期,中国出现新的炼钢技术“炒钢”,这是在生铁冶铸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炼钢技术。其基本方法是将生铁加热成半液体和液体状,然后加入铁矿粉,同时不断搅拌,利用铁矿粉和空气中的氧去掉生铁中的一部分碳,使生铁中的碳含量降低,去渣,直接获得钢。 在《天工开物》中炒钢又叫生铁炒热铁。



《天工开物》生铁炒热铁图
但这和我参与的炒钢不同。我看到的是把砸碎的,剁碎的废铁片放入小高炉,开动鼓风机,然后用钢钎翻滚铁片,就和炒菜一样,据说这样铁也可以成为钢。 我记得求了初中大哥哥大姐姐半天,好不容易给我钢钎也来翻腾了一阵,自觉热得不得了,只好退了下来。

我们这样折腾几个小时之后, 废铁片就半融化了,聚在一起,成为一个铁坨子,若仔细看每块铁还基本保持原样。取出铁坨来,浇水冷却,然后在打磨的石轮上检验。教自然的赵老师告诉我,如果磨出来的火花发红,就还是铁,如果磨出来的火花发白发亮的就是钢。一但得到钢,就称了重量,用红绸子包扎好,放到报喜的双人轿上向党报喜。一大群人在钢轿子前后敲锣打鼓,吹喇叭,好像结婚迎亲似的到大街上游行(当然不用事先申请),《人民日报》上说这叫钢元帅升帐。回到学校之后,把炼出来的钢放到光荣台前,然后再炼下个铁坨子。大家都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吧?我想你们还是不知道钢是这么炼成的。

后来我在钓鱼台玩,看到那里堆了不少这样的铁坨子。这是无数可以用的铁制品,无数耐火砖,无数大水缸和无数木材和煤造出来的废物。

人民公社是在农村办的,北京城里没有公社,但同样有妇女参加社会生产的运动。我的二姨那时还不到五十,一辈子是个家庭妇女。也被要求参加工作。但家里的事还要她来主持,于是就参与了可以拿回家的加工业。 一个是制作朝鲜辣菜的原料桔梗。那是把干的桔梗根用水发开了,然后划成丝。干桔梗根很像人参,大约五六厘米长。泡在水里一夜就变软,用纳鞋底的锥子扎在一个木板上。使用的工具是捆在一起的十来颗针,绑在小木棍上,把针头插到桔梗根上,向下一划,就把桔梗根划成丝。完成了一个加工。我们放学回家也要帮二姨干活,因为每天街道积极分子都来收货送货,干不出来活,我姨觉得不好意思。那时人们都比较淳朴,从来没想到偷偷留下点自己吃的。

再一个是剥云母。云母是有点像塑料片的半透明褐色矿物,有很多层,加工就是分离云母。云母薄片是当时无线电真空管里面做绝缘隔离电极用的。这个活很简单,就是用大针或锥子插入云母层里分离。现在想这等于是破坏,因为这种手工分离,把大块的云母都掰碎了,再来会倒腾一番,还怎么用?可当时没有人想过,也许想过的人也不敢说。好像这些活不是白干,还有工资。但到底挣了多少钱,我就不知道了。

我还吃过食堂。那时丰盛街道办事处为了响应毛主席吃食堂的号召,派遣街道积极份子挨门挨户动员吃食堂。我记得,在我们傍边的大院胡同一个四合院里就办起了食堂。这个四合院和郭沫若先生的故居是斜对门1.但在城里的居民完全吃食堂不现实,也办不到,我那时总感觉上上下下有点对付的味道。我姨有时就给我两毛钱叫我到食堂买个红烧带鱼,她说做鱼太麻烦;有时不想蒸饭, 也叫我去买米饭。所以我印象中食堂还方便了我们。后来食堂的东西越来越少,大人也就不叫我跑腿去买了,食堂似乎无疾而终。

在大跃进时代,党提出的口号是十五年超过英国,二十年赶过美国。但到了地方,好像时间大大缩短,甚至有提出两年超英三年赶美的。我的一个同学叫李后强。他一天悄悄对我说:“我爸爸说在生活上也要超英赶美才成。”他的父亲李俊龙,三十多岁当过国民政府住美国纽约领事馆随习领事,是最后一个国共谈判的代表团顾问。谈判失败后留在北平。他是民革常委。反右后同属民革的舅舅告诉我,李俊龙成了民革四大右派之一,原来配备的小汽车也没了。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我那时几乎天天到他们家,从没听他讲过反动话,怎么也没想到他是个反动派。舅舅还把天津民革印的内部读物给我看,是揭发民革大右派的专辑。我印象最深的是一起视察的人揭发说李俊龙一次到农村视察,老乡的牛车溅了他裤脚管泥,他用湖南话呐呐自语地骂了一句,说明他如何仇视贫下中农。

我还参与过超声波运动和滚珠轴承运动。前者是用一截钢管,多数是截断的自来水管,大约有两三寸长来制造。我们把一端锤扁,镶上一个刮胡子的刀片,就成了一个神奇的设施。当时还要求对外保密,不能泄露给西方帝国主义。据说只要把这个秘密设备接到水管或喷气管上,由于液体或气体的流动,就会使薄薄的刀片产生高频振动,成为超声波。这股超声波所向披靡,对着人生病的部位就可以治病,消除肿瘤,结石;对着水,就会消毒水,对着火就能加强火力,好像无所不能。可惜这个活不好干,水管子不容易砸平,刀片更镶不上去,因为需要刀片震动,还不能焊在水管子上。我们做了很久,也没制成几个。等到风头过了,也没人来收,就不知丢在哪里了。



秘密设备超声波发生器
滚珠轴承的制作方法是先由老师发给我们一个个立方的小铁块,大约半个厘米大,这是把方形铁条用钳工的剪子一个个切出来的。我们领到之后,就现在石头上,砖墙上把八个棱角磨圆,然后用砂纸一点点磨成圆球。听过李白小时看到老婆婆把铁杆磨成针的故事吧?那时《中国少年报》就刊登了这个故事,鼓励我们不屈不挠的磨制轴承。可我们孩子实在没有耐心花几天磨出一个小滚珠,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找不到了。

大炼钢铁是工业大跃进,还有农业大跃进。那时候有两份专门给孩子看的报纸,一份叫《中国少年报》,一份叫《中国儿童报》。两份报纸大约是按年龄编辑的。 在这些儿童报纸上,我看到这样一篇文章,还配了照片。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到农村视察,那个公社的干部向他汇报用狗肉汤施肥,效果好,玉米长得粗,长得壮,玉米穗显得大。这个创举得到刘少奇的称赞。听说不少农村狗为此绝迹了好多年,成为大跃进的首批牺牲。

接着《中国儿童报》又刊登了一个新技术,说只要把猪的尾巴切下来,猪就可以长得快,长得肥。我看完了老在想:“那猪疼不疼呢?”再听说把猪耳朵一条条切先来也有相同的作用。我的一个同学说:“那我们就吃不到猪耳朵了。”我却还是怕猪被割痛了。后来报纸上更刊出高科技,图文并茂,说如何割猪脖子下的甲状腺育肥。我还是看这个新闻才知道甲状腺这个名词的。但我那时老把甲状腺和扁桃腺混淆。一次得感冒,大人说:“这个孩子怎么老感冒,也许把扁桃腺割除就好了。”我听到非常害怕,怕一割掉就胖成了肥猪。



《人民日报》上孩子站在庄稼上而庄稼不倒的奇迹
我舅舅到北京来时,给我讲民革组织到农村参观亩产万斤的卫星。 舅舅说他们看到一块地,大约有三分,被挖成一个碗形,这样表面的面积就大了些。然后把周围十几亩的庄稼(麦子)全移植到这个大碗里。为了防止庄稼过密腐烂,在庄稼地里安装了一排排电灯,还在地头安置了十来个鼓风机。当时西方不相信中国可以搞亩产十几万斤的奇迹,说照片上站在庄稼上的孩子其实是站在玻璃板上。舅舅说,西方国家就是造谣,根本不用玻璃板,那就是个粮食垜,孩子当然可以站上去。

我听了说:“这样的亩产万斤能推广吗?这不是假的吗?”舅舅大为光火,叱责我说:“你这么小怎么就思想反动?有了这样的开始,明天就会大面积丰收了。”我当时很不服气,觉得你们大人怎么还没我明白。后来在大灾荒年代还很为自己的先见之明得意了一番。现在我才知道,我并不是神童,我明白的事,大人都明白。但我作为孩子不明白不能讲明白的话,而不是大人的智力退化得不如一个孩子。说皇帝新衣就是光着屁股的只可能是个不懂事的孩子。舅舅其实就是讲的真相,但讲这个真相太危险,所以他讲的很技巧,所以他要狠狠地骂我, 说一个歪理,目的就是要封了我的嘴。

小学就这样念过去了。我不记得到底学习了什么功课,我记得最深的是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我知道那是绝不容置疑的纲领性口号。我还记得很多事,是那么辉煌,又是那么愚昧;是那么好玩,又是那么破费;以后我还逐渐认识到大人是那么虔诚;又是那么虚伪,干部是那么勇敢,又是那么胆却。作为一个小学毕业生,当时最困扰我的问题是到底我们该不该说谎话?

注1:郭沫若的故居其实是在西四大院胡同东口。是一个西洋式的四合院,大门后有太湖石的假山挡住外人的视线,隐隐可以看到后面的楼房。 范曾先生就是在那个大门口等郭沫若评价他的毕业画,据说等了好几天。大约在文革前夕,就是六十年代中郭沫若才搬到现在称之为故居的什刹海那里。尽管郭老写过不少歌颂大跃进的诗歌,我倒是没看到老先生到我们的食堂打过菜和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