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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谈大公报


作者:刘自立



一段时间里,文坛发生一个有趣的现象,人们不断地谈论一家在内地已经不复 存在的报纸——大公报。这种谈论渐成公议,以至许多学者(含老中青),都对此 一话题倍感关注,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虽然迄今为止,不能说大功告成,但是 结了硕果。大公报的历史是中国近代史的一面镜子,研究其“镜像效应”当然工程 浩大,指日待成,谈何容易,因为历史的机遇未到,我们和这家百年老报重逢之日 ,尚摇摇无期。人们在回忆中憧憬,有乐观,也有悲观。于是,至少谈论,也是化 开块垒之一招。

大公报研究的热潮或许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中叶,而此前一段时期,大 公报问题虽然不是绝无人谈,如一些大公报的老前辈李纯青先生、唐振常先生等, 已经谈过此话题——非但是老生常谈,而且有惊人之谈——但是,他们的见解多不 为人知。那个时期以后,也就是在社会形态呈现“多元化”、舆论一律的老式禁锢 已被稍稍松动以后,人们发现谈论大公报历史者由少渐多,形成了一个规模。究其 原因,是因为要研究中国近代史之真面目,不可不涉及大公报;要倡导今天的新闻 改革,也不可不涉及之。而媒体更新的讨论,其实也就是研究第四种权力的产生与 发展,对这种权力通常的解释,就是舆论监督的权利。

稍加回顾,我们看到,在大公报研究勃然兴起以前,在80年代末、90年代 中叶,李纯情先生关于大公报问题的言论已经极为尖锐,他的文章是为大公报翻案 而来,而非一般的人云亦云。其主要论点、论据,已经涉及到如何看待大公报的所 谓历史反动问题,如:小骂大帮忙问题、大公报的国民党政学系问题、大公报的所 谓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云云。李公的文章一石千波,关注此事的人倍感振动。文章 当时是在香港发表的。这个先例一开,人们看待大公报就很不一样了,这份报纸在 66年被迫关闭以后,一直被一种模糊哲学所笼罩——大公报是否定文革后,唯一 没有恢复的官方报纸——虽然,李公们其实不是在谈北京永安路那张报纸。也许更 早,台湾学者,前大公报人陈纪滢先生撰写的关于大公报人的长篇文章,也是这个 研究的重镇,如他写的张季鸾,胡政之,徐盈,子冈的传记,就很有份量。

90年代初期,唐振常先生由于抑郁、苦闷而发的随笔文章里,写大公报人的 篇章不在少数。他为后来结集的书命名为《往事如烟忆逝者》。书中写了大公报的 主脑人物王芸生及张琴南、李纯青、刘克林等人。唐先生的写法,已经和所谓“正 统”评介文章很不一样。他的书,没有做关于大公报的正面历史评定,但却给人一 种大公报人人性洋溢的画面,如报馆中人都唤总编辑王先生为王芸老,由王芸老而 唤王老芸者,亦不乏其人;对张琴南先生,则称为“蔼然长者”;唤那时刚进入报 馆的谭文瑞先生为白孩、刘克林先生为黑孩等。相比之下,报纸中人最可怕的,就 是没有人性,像报人中的败类张春桥、姚文元那样,只有一些冥顽愚忠之气。笔者 将此称作“为大公报人恢复人格形象的大手笔”。后来人写大公报,都无出其右。

不久,周雨先生的《王芸生传》有幸面世。他的附录里,更刊印了王先生的文 章,有些是文革时被看成很“反动”的文章。

到了90中期,以王芝琛先生为主将的大公报研究,开拓了一个崭新的格局。 紧紧跟进的学子,有志于大公报研究者不乏其人,如谢泳、智效民、丁东等诸位实 力派学者都是。而王芝琛为王芸生先生子嗣,家事国事融为一炉,更有其研究优势 。他的几十篇文章后来结集成书,即《百年沧桑》,可以说是恢复大公报研究的一 大业绩。王的书大多是在为一些大公报的历史积案作辩护,他的课题在此之前或者 是被禁止的话题,或者以讹传讹,都是错误的表达。他的课题在任桐那里也有更为 详尽的说明,如西安事变大公报立场问题、抗战时期张季鸾的国家中心论问题,以 及他关于鲁迅之死讣告问题、中条山战役问题、内战未起时期重庆谈判问题、“另 起炉灶”问题、“沁园春·雪”一诗问题、小骂大帮忙问题,以至现在尚无人详尽 提及之“可耻的长春之战”问题,等等。

在大公报成立百年前后,又有天津南开大学教授贾晓慧的《大公报新论》面世 ,加上现在我们看到的新近出版的任桐先生的新书《徘徊于民本和民主之间》,可 以说此类研究后继不乏人。这些书籍的出版,将近乎半个世纪对于大公报的禁声状 态一举摧垮,令读者和更年轻的人们,产生了大公报的正面形象、张季鸾和王芸生 的正面形象,实为功德无量之举。

当然,这其间,也存在大公报研究的某些不足。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的命 运,和新纪大公的命运深深维系,无可割裂,也是此类研究之重;而对于大公报在 二十年代以来的总体概貌,涉及者则少。所以,我们在深一步关注诸如王芝琛、任 桐、贾晓慧先生的断代研究之外,当可以期待有学者总持其史料,完成整部大公报 历史的复写。但是,只是开掘这一段历史,即二十年代末至抗战初开时期的大公报 历史,也是极为必要的。这个时期,正好是大公报凸现其自由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 的历史时期,也是她纵横捭阖,指点国内外天下事,文人论政,文章报国的时期。 在此其间,关于大公报的历史评介,将会同恢复其真实面貌两相呼应,泽被后人。

我们看到,在任先生的书中,开宗明义,就是确定大公报的自由主义倾向和民 营报纸的性质和性能。这一点极为重要。大公报不同于后来的报纸,用唐振常先生 的话说就是,时代变了,此一大公报,非彼一大公报,除了严复的报头题字。这个 话是言重而不错的。那么,自由主义本身的发展和变化,及其中国化之间、大公报 的自由主义及其同样首肯的某种社会主义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等等,书中有过很 好的回顾。任先生以历史现实主义之眼光来看待大公报的自由主义,他的论点虽笔 者不能完全苟同,但大体上是合乎逻辑的。仔细观察,任的观点可以大致分为三点 :一是,自由主义本身的演绎。也就是说,自由主义在融合了后来产生的社会主义 以后,其内容有了增值或改进。这个说法是事实,但是,这种演绎为整体社会主义 思潮在全世界的影响带来了怎样的后果,值得注意。

再则,自由主义本身,其实也是在和穆勒、边沁的修正有着否定之否定的变化 。穆勒等人对于社会主义的某种憧憬,使得边沁和后来的社会改良运动,有了辨正 社会主义的可能。“因为在哈耶克看来,弥尔(穆勒)是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导致了费边主义的兴起,扩大了边沁哲学的传播,对社会主义的因素渗透自由主义有重要影响,因此哈耶克认为,这一转折是错误的……”(【哈耶克传】)他主张回到原先的自由主义,即辉格党时期的自由主义。

何以有如此严格的对于自由主义的界定,是因为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发展路 径的不同。而这个不同,正好是被糅合在所谓的趋同倾向上。于是,大公报人如张 季鸾、后来肖乾等人,虽然都鼓吹过自由主义,但是,他们的看法很幼稚。

肖乾在关于自由主义那篇社评中写道:“(一)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是并重的 。我们认为列宁只写了一部民生主义,甘地只写了一部民族主义,杰斐逊只写了一 部民权主义。中山先生之伟大,伟大于三民齐重……(二)……我们在谈的自由主 义异于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主要在于(三)我们以大多数人的幸福为前提。如果人 类仍然逗留蒙昧在时代,则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无成为同义了。人们既集居一处且 分为国家省郡,个人自由与集体安全间必须求到和协。个人根本是集体的成员。在 经济上,我们赞成公用事业国有,也希望生产工具不归于个人。中山先生节制资本 ,平均地权的主张迟早要兑现……。(四)赞成民主的多党竞争制,也即是反对任 何一党专政……(五)我们认为任何革命必须与改造并驾齐驱……。”

这个看法就是,主张自由和民主的同时,又主张苏联式的经济模式。这是中国 自由主义从三、四十年代以来普遍的主张。大公报记者曹谷冰的苏俄纪行,对于那 个模式没有多少批评。人们也未见大公报上有关于类似纪德的《从苏联归来》那样 的反思。这是一个方面;在另一个方面,由于蒋介石的经济在内战时期的崩溃,人 们期待一个大一统的强盛民族之崛起,也就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走到自由主义的 反面。正像书中所谓,连胡适之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也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社会主 义的远景。

任先生认为,关于边沁的争取大多数人的幸福问题,就是所谓的改革的成本问 题,是可以计算的。但是,其实这个计算基本上无法完成。但是,边沁的功利主义 倒是影响深远。

三是,大而言之,五·四的科学民主之倡导,没有关联到西方另外两个重要的 原则,就是自由和宗教。自由,是相对于民主而言,相对于平等而言的;宗教,上 帝,是相对于科学而言的。如果没有自由的总原则,平等和民主,就是一种虚假的 模拟和有害的试验;如果没有对于理性主义的宽容的限定,就没有理性本身的理性 ——最近,王元化先生对于理性启蒙的反思,很可以说明这一点——因为许多西方 学者并不是无条件地肯定理性和理性主义的启蒙和启蒙运动的。(在这一点上,社 会主义的革命输出和自由主义的战争输出,是否异途同归乎,很值得思索。)如果 人们没有苏格拉底和孔子的胸怀,就完全可能自称是理性的占有者而行非理性的暴 力;再就是,如果没有人们还看见一个比科学指向更为庞大的世界之对象,宇宙之 对象,就会走向一种科技至上主义和所谓的工具理性说(其实,西方现代哲学已经 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产生了合二为一的认同;工具说的性质已经非常可疑)。而今 ,谈论自由主义的源流,就不可只说其一,不说其二。当然,自由主义还有一个非 常伟大的思考,就是对于上帝的批判——这种批判和马克思主义者,如考茨基加上 尼采等人对于耶稣基督的批判相辅相成,是对一个事务的辨正思维。因为,如果没 有自由主义对于政教合一的攻击甚至毁灭之,宗教中邪恶的部分,就会站到宗教善 良愿望的反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应该注意到,大公报的创始人英敛之 的信徒身份——他和他的知交马相伯神父的交往,也是大公报办报宗旨,起码是一 种潜在的意志和诉求。

思考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我们感谢任先生把我们带入了这个思考。

在这个思考里面,人们可以多少看清楚,何以从一开始,从张季鸾那里,就有 对列宁的歌颂;何以王芸生,任先生称之为“自由主义最后的守望者”,会北上“ 招安”于社会主义,何以现在人们还是将自由主义看成是和社会主义水火相容的一 个期望,这些都是可以纳入思考之列的课题。

在考证社会主义及其原教旨和修正主义的历史时期时,我们看到西方社会主义 之一部分,从其原教旨中有所分离;在老“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学 说的修正版里,衍生出不久前产生的所谓“第三条道路”,这有同于王芸生的“第 三条道路”即“中道而行”,也有极大不同,王其实是在说,要在苏美之间中道而 行,即不同于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中道而行”——当然这种中道,就是毛泽东 说的那些自由主义分子的第三条道路……他们的宗旨,也许和自由主义有某种必要 的互补。而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和对于时局的看法,老实说,还停留在对于此一涵义 的朴素的诠释阶段。虽然,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大公报人的看法、王芸生的看法 ,已经磨合了自由主义的基本概念。这里就是我们通常注意到的如新闻自由问题、 开放党禁问题、军队国家化问题等等。就是说,大公报是在不完全否定社会主义的 前提下,主张基本的自由主义之前途。

于是,接下来的问题是,大公报如何面对中国的具体现实。书中援引了一位外 国学者的看法,提出了何以社会主义占了上风、自由主义占了下风。简单说来,是 因为社会主义为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这是一个事实。像张伯钧、罗隆基 、储安平这样的人物,甚至像宋庆龄、张澜、沈钧儒这样的大人物,不是也接受了 社会主义吗?遑论几个摇笔杆子的报人乎?是的,我们记得为边沁的书《政府片论 》作序的哲人蒙塔谷的名言,他说,一个民族的天才,可以创造一种天才的政治制 度,而这种制度,未必可创造政治天才。如果说胡适们、殷海光们也是自由主义者 ,那么,他们的实践,后来有了民主的报偿,这是制度还是天才的产物呢?

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大公报在所谓的两极决战中的倾向性是明显的,她在选择 国共两个党派的政治方向上,的确是倾向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她的小骂大帮忙,确 实是主张国民党进行政治改革的(见贾晓慧《大公报新论》),只是这个改革由于 内忧外患而功败垂成。所以,前几年我们将此课题只是放在大公报也骂过蒋这一点 上,是有历史局限的。

任先生说张季鸾的“国家中心论”是大公报之灵魂,也是大公报拥护蒋介石独 裁的一个证明。这个结论的历史定位,是内地作者迄今为止无法超越的局限。从历 史的脉络来看,孙中山的训政时期的长短,是夹在民主和独裁之间的一个模糊概念 ,孙中山和苏俄的联合,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他将中国的政治体制欧美化的努力, 这为蒋的独裁带来某种历史的机遇;再者,蒋的独裁和张季鸾眼里苏俄、共产党的 独裁,在程度上有所区别——也就是后来所谓的民主的多少与有无的差别。所以, 撇开战时的特点,只就国共两党,对于自由之空间而论,张季鸾没有考虑非蒋化于 西安事变之中,是有他的历史预见和感觉的,而王芸生后来容纳大量共产党地下党 员于报馆,和张季鸾的做法大相廷径,为后来他的北上,做了有意无意的铺垫—— 只是到了晚年,他才发现“枪杆子里面”出来的究为何物!

所以,大公报和蒋介石的关系,在其支持并拥护其抗战,张的历史选择没有任 何过错。也是大公报在西安事变时期正确因应的证明。

其实,张季鸾对于蒋是有着某种复杂关系的,他早年痛骂过蒋。二十年代末期 ,蒋统一中国后,他没有发现其他可以和蒋构成抗衡的任何势力。三十年代中期, 中国的经济发展有较好的表现;日寇还没有大举进攻内地身份;华北之大,尚可以 放下那张书桌。所以,张的态度是历史的态度,也是现实的态度。这个“国家中心 ”即便是到了抗战结束,也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以至毛不是也在重庆谈判时高 呼“万岁”吗?更不要说蒋介石的改革,后虽偏安一隅,但是毕竟是那场民主改革 的潜在动力。这个功绩,也应了张的历史眼光。

最后,我们不能把张与蒋之私交,看成是张对蒋的惟命是从。不,大公报在那 个时期的许多文章,是大骂而痛加诟病蒋的许多举措的。这说明张自有主张,说他 是蒋的诤友,也为尝不可!

话说回来。大公报的个人主义,主要体现在张季鸾、王芸生等人“一支笔”的 言论负责制上。除掉了他们的“一支笔”,大公报也就名存实亡了。简而言之,是 蒋介石允许这样一张报纸存在,而到了毛,大公报就寿终正寝了。

张季鸾死在四十年代初;胡政之是在易帜的隆隆炮声中辞世而去的,很像俄国 的普列汉诺夫;而王芸生的命运,在以后的时期,确实是滑向了以“公”代其私的 地步,“大公”的涵义也发生了耐人寻味的质变,成为一人之私下面的“公”了。 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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