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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岁月,艺术—读『大师访谈录』


作者:刘自立



硕果仅存者言

俄罗斯作家爱伦堡写过一本书叫『人,岁月,生活』;现在我们读到的这本书『大师访谈录』——是『中国书画杂志』主编曹鹏先生等诸位记者,对一系列当代书画大师的采访——虽然和爱氏的书不尽相同,但也有异趣同功之妙;就是,接受『中国书画杂志』采访的当代名家们,也是在岁月和生活中思考其艺术并完成其人格之塑造的。他们悠长的生命,在外形上,呈现出历史的美感和痛感。美感,是他们的睿智和洒脱;痛感,是他们对于逝水年华和一度饱经摧残发出的慨叹。然而,正像歌德所谓,“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为痛苦而忧伤。。。。。。”

在我们采访的十多位名高德重的艺术家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战胜生活,战胜苦难的精神。这个精神在笑谈中,竟然也使得强橹灰飞烟灭!邵先生燕祥近有诗云:“莫道高堂悲白发,镜中强半尚红颜。”直指采访中人之今日风采。

当然,笑谈之中,他们的忧患意识随处可见。他们或者以诚相待,直面这些问题;或者一笑置之,化为一种辛辣之讽,或者娓娓道来,以期分析之,化解之。他们的名字是人们耳熟能详,闻之肃然之辈:饶宗颐,吴冠中,周汝昌,黄苗子,启功,。。。。。。从谈吐的风格上判断,他们个性各异,或信而执着,或笑而谑之;谈话的侧重点也不相同,或言惯中西,或古今纵论,但是他们有一致处,就是,在他们的头脑中,既有宏观的关照,也有细节的深思;宏观之大,大到如何对应今天于历史,如何解析中国文化和西方文之碰撞,如何解释理智和信仰之终极关怀;细微之处如,如何解释书画之审美,如何安排诗歌之平仄,呼吸。使人们读此书,有面见大师之宜,实在难得。书中被采访者,大都是进入八九大秩之龄的文坛大擘,其言一出,当必反响于世,泽备后人。


传统和信仰

大师们屡屡谈到的,是如何保持和延展中国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

他们的忧虑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确凿的判断,是他们生活经验,艺术经验在概括,在论证。因为,在其漫长的艺术实践里,他们往往比常人更加了解和体悟上述问题。虽然旧问题没有结局,新问题接踵而来,可是,这些夕阳尚红的老人们,一贯以来,就是些童颜鹤发,天真深邃之辈,他们永久的好奇心,是与日月同光而光的。这样一来,他们的谈话就显得有言他人不能言之可贵处。

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是一个事务的两面,还是一个事务的一面,近来多有争论。一般而言,说传统文化好,和说其有精髓者,是和说文化传统糟糕,两相呼应的。但是这个本来在政治层面上争论的问题,其实是可以涵盖政治文化的。因为文化之大,本来就可以涵盖其子目,如经济文化,政治文化等。所以,这个大前提不解决,下属问题就无法对应。听听大师之言,或可让人解颐。在这个方面,我们看到的,多是大师们呼吁恢复而非否定传统文化的言论。他们担心的,不是鲁迅先生说的,传统文化皆为“吃人”者,而是担心,如中国人没有文化情结,没有历史感,没有道德涵养,倒是会变得一无是处(他们几乎无一列外地追溯自己在那个年代的遭遇)。

这个问题当然是一个老话题。自十九世纪末叶,就有打倒孔家店和卫孔之争。当然,马列主义一声炮响,孔家店也轰隆一声倒塌了;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我们在前几年看到的中国学者反思那时情景的文章,好像唤起了一场结果是未完成的讨论(中国有多少未完成讨论啊!)那时,王国维为中国文化之殉难,和陈寅恪先生为之所做之悼词,流行一时。那个悼词,是对中国文化之哀悼——多数学人持此看法。也许,过了十来年,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就又对之不得而知了。

是的,陈先生是这样写的——

“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我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

此所谓文化神州丧一身者,就是他对后来辜鸿铭所戏称之民主为民疯的预言(辜将democracy 改为democraze。——见唐振常文『从中西文化冲突看五四之反传统』)。这个陈大师当时的哭泣,是有其回声的。在我们的采访中,许多学者,画家都从自身的角度,来呼应这个上世纪初叶前辈大师的悲歌。



现在无大师乎?

如黄苗子先生和采访者问答中有一段——

问:尼采在上个世纪说过一句话“上帝死了,什么都是可以做的。”我认为现在是这个状况。也就是一旦没有信仰就什么都是可以的,只要行得通。

答: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就有这么一个感觉,以前中国人有信仰,后来信仰马列、毛泽东思想,现在谈不上信仰,这也是文革造成的严重后果。现在文艺界、学术界之所以有这些现象,根就在文化大革命。有一些人则是在极端的信仰之后没有了信仰。

。。。。。。

问:对,每个人都应该有个底线。上个世纪中国书画出现一批巨匠大师……

答:我曾经有这样一个说法,不知道对不对。齐白石、黄宾虹这批艺术大师是从清末培养出来的,不是民国也不是解放后,当时确实出了一大批各方面的人才,像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梁启超、章太炎、严复等。他们对于国家存亡、文化兴衰、民族前途都有看法、有主张——现代不大能产生这种人物。

问:就是说知识结构和文化基础是不一样的。

答:还有“五四”时期,比如蔡元培、胡适之、徐悲鸿等等。现在不再有这些大师。

问:“五四”以后文化上基本处在全盘西化。鲁迅其实也提倡西化。建国以后“苏联模式”,其实也是西化,是一个大西化的概念。会不会有这样一个结论出来:就是这样的一种文化环境或者是政治、社会、经济环境,不利于传统艺术或者是人文成果的培育?

答:也有关系,如果不是当时的气候,还是有一些思想家出来的。钳制得厉害,就万马齐喑了。

问:对!看了《洗澡》,你会感觉到那个时期的气候。

答:最后来个文化大革命。

问:那是中国文化的一场浩劫,也是前所未有的一场浩劫。有很多东西从基础上从根儿上已经给毁掉了,比如中国教育传统。

答:对!“五四”以来蔡元培等那些传统,“五四”时期的治学方法也消失了。”

他又说,

问:刚才谈到鲁迅,鲁迅的文章虽然是白话文,但里头是有典的,所以说典故你不知道,你就理解不了有多精彩,看上去平平常常的一句话,鲁迅这种旧学的底子还是非常之深厚。

答:可是,他反对人家学古文。现在的年轻人看鲁迅的作品就没办法全都看懂。

问:但他自己学得好着呢。

答:对。不通古文,中国文化的门开不了。古文、古书就是打开中国文化之门的钥匙。现在很多人都说有些大学的文科教授水平不行。

黄先生是谈信仰和传统的关系问题。给我们一个提示。

我们现在说,信仰真空,就是这个问题。而接下来的话题应该是,信仰必建立在文化上面。西方文化建立和基督教有关系。他们画坛早期作品多是圣经题材,就可以见得之。而我们的文化,和宗教的关系少一些。但是从分野上看,是以朝代之更迭为转机的。简而言之,如,清末民初的文化哀思,和明末清初的文化哀思,几乎如出一辙。我们记得,那些为陈先生寅恪所迷恋和敬重的遗民文化的写作者们,是怎样为汉文化的失落而痛心疾首。所以,出现在五十年代以后的,关于清代文化研究中,分身于两个朝代的当时的诗人们,就成为陈先生用“柳如是”——这个象征符号所代表的一班人物。(有关于斯,我们的采访也有涉及。)

于是,从民国末年到五十年代的文化变更时期,民国的文化人,是否也同样带有所谓的遗民色彩呢?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直接提出,但是,那些生活于上个世纪中叶的人们——正是我们采访的人中的青壮之年龄,他们谈起那时的文化生活,确有另类之心态。

之所以那个时候,文化人没有碰到后来的文化革命的灾祸,是因为一个比较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运数。


新就替代说

既然我们已经涉及到陈先生和王国维,那么,他们关于“自由之思想”的说法(现在对此有很大争议,一说,王,陈为自由主义;一说,他们是一代遗民),应该是可以追溯到自由主义之鼻祖如约翰。穆勒(新译约翰。弥尔)的。笔者新近于琉璃场书市上购得的他的自传。他在自传叙述了我们的被采访者关心的问题(是三十年代世界书局版,翻译资本论的郭大力译)。他如是说——

“ 。。。。。。但是这个过渡时代的特征,是旧思想感情已经动摇而新学说又尚未占得优势的时代的特征。在这时候,从事任何精神活动,已抛弃旧信仰,而不能确知所抱思想是否会动摇的人,都热心听新的思想。但这状态必然是暂时的。特殊的思想体系,将纠合大多数人在它周围,组织与这思想体系相适合的社会制度及行动样式,教育则将在无引导的精神过程时,以新信条传授给新时代的人。如是,渐渐的,新信条代替旧信条而取得同一的强制力。这种有害的力是否发挥出来,要看人类这时候会不会自觉,这种力的发挥,将妨害人性的伸张而使其萎缩。”

于是,穆勒结论道——

“『自由论』的教训,于是有最大的价值。也许,『自由论』的教训,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把这种价值保住。”

再于是,我们看到,新的思想,在民国初期,再后来易帜后的初期,都有一个如何看待之,施行之,如何避免,或者更本没有避免穆勒所谓“强制”,“有害”之结局。从政治,经济角度看,如此;从文化,艺术看,亦如此。在历史和今天中彳亍。彷徨,摸索而最终不惑而知天命,而不逾矩之大师们,是一些不会,或者最终不会,被强制而危害他人者——这种危害,往往不是用传统文化之杰作,而是所谓的新东西,其实是膺品危害之。

周汝昌先生这样看待这种所谓的新作品,老人家说道——

“一流人物二流堂”

在这些遗世独立的艺术家群落中,在这些“一流人物二流堂”中的一流人物,(也涵盖“堂”外之杰出者)身上,我们得以看到由回忆和向往引发的一系列真知卓见;配合他们发表的诗,书,画作品,让我们的心灵得洗礼,得享受。凡是文化得以发展,得以成就的时代,都有一个或几个团体,在其中起到一个支撑作用,古今中外概莫如此。苗子的著作《画坛师友录》一书就再现了这些文艺人的历史画面。曹鹏先生在本刊撰文,也论及此状。

而刚刚谈到的约翰。穆勒,也有他的社交圈子——人们现在叫这个圈子为公共领域或者公共空间。那些为后人瞩目的作家如托克维尔,卡莱尔,孔德,克勒律治和约翰。穆勒的父亲老穆勒等,都是其中之人物。

我们不知道这个时代是否也是一种旧死新未生的时代。但是,在这个圈子里,我们确实看到了活跃在旧时代的艺术家们的生活脸谱和思想花朵。记得有一位被采访者谈起贝多芬的艺术。是的,贝多芬是跨时代的。他是永远被演奏,被演绎,被试验的。我们的历史遗产,在一个新的接受者那里,应该是历史和今天,今天和未来同在。


关于美的课题

这个哲学式的命题是否脱离了我们关心的艺术事件,艺术人物呢?我想没有脱离。

之所以将某种哲学,其实是美学,融入我们的艺术,是因为我们采访的大师,在谈论艺术,书法和绘画的时候,口径一致地宣称,艺术不能没有底蕴深厚的思想积淀;这个思想积淀,是其创作和鉴赏艺术的前提。虽然,文以载道,或者艺以载道之道,在今天,其内涵何在,人们争论不休;人们也许要说,像西方现代艺术家颠覆古代艺术家的创作意旨一样,也许,人们,艺术家们,会像杜桑一样咒骂且抛弃美和崇高。虽然杜桑是极端的反惟美主义者,但是,西方艺术之创新,的确是一个本质的创新——当我们看到,前如毕加索,后如玛格丽特和艾舍尔的作品时,美的范畴和历史之崇高的介定,的确被打破了,跨越了。他们,玛和艾们,的确走出了他们前辈的柩穴,而真的做到:走向正,负两面以外的新世界。这是西方艺术和艺术家提示给我们的范本。如果我们走在真正创新的台阶上,那么,以不可取代之新,来融合不可取代之旧,就会有新,旧合一的新结构出现;反之,新,旧,就是不可融合,互相对峙的;新,不成器为新,旧,永远失之为旧。


情结中西文化

这是问题的一个着眼点;另一点是,我们如何看待西方绘画乃至西方思想作用于中国文化。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其中,像吴冠中,熊秉明,乃至潘天寿,林风眠诸公,都是受益法国绘画营养的大画家。在他们身上,发生了如何西学中用,中学西法之问题。像熊先生,他就将似乎拟古不变的中国书画艺术,变成了一个新事务。在其居室大堂中,就亲自手书一副横写的新诗横幅,以示创新。依笔者拙见,作为书画的中国艺术——周汝昌先生说,就连大英博物馆馆长,也拿他无可如何——倒是和西方音乐中的奏鸣曲法有成就上的雷同。这是指构思上的雷同。其快慢,轻重,侧重与省略,乃至整体的呼应等,取法很是相似的——这一无声(胜有声)之艺术,不是在现实一个架构立体的追求吗?

至于同样泼墨作画的现代派画家波洛克,当他在画布上泼洒油彩,而形同舞蹈的时候,的确,不能不说也有中国人舞字成墨之艺术。

哲学大师兼书画家饶宗颐先生,是熟谙西学的。他其实不但懂得西洋,还是和著名学者如季老季羡林,金老金克木一样,也懂得东洋之术。在我们的采访中,饶先生对于印度等国家的文化娓娓道来,让人“听”而观止。他说道——

问:钱仲书也受他父亲影响很大,他算是真正有家学的。您后来在香港曾经和一个使馆的秘书学习梵文。

答:哦,巴郎基吧,他是普库那人,是印度驻香港的一等秘书,以后他做过韩国的大使,他现在还在。他原来在中国留学的,是唐兰的学生。我跟他交换的,我教他《说文解字》,他教我梵文。

问:哦,那你们基本上是对等的。

答:我代价很高。他的父亲是普纳大学的一个伟大的教授,后来我到印度也跟他父亲念过,父子都是我的老师。

问:那您当时跟他交换有多长时间,有一年?

答: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

问:这也是很大的一件事情了,一个浩大的工程。

答:一个礼拜一次,我们住得很近,每次他到我的家里来,他告诉我很多印度的事情。

问:有很多人都对梵文很感兴趣,有一位老先生叫朱季海,也是无锡国专的,学问非常好,几个月前我还见到他。

又说道——

问:您好像对梵文在内的好多字母都研究过。

答:都在研究。

问:希特勒的那个“万(符号)”字。

答:我有一篇文章谈到过,印度叫“所斯卡”。

问:是从梵文来的?

答:不止,这个早得很。印度文到处都是所斯卡,像我们的“福禄”,是表示吉利的。现在我研究西亚史,就是古代的伊拉克文明。

问:古代伊拉克就是巴比伦文明吧?

答:对,那个时候的苏美尔文化也有所斯卡,一直到中国来。你可以看一下我这本书,同书法有关系。

问:对,陶文肯定是跟书法有关系的。

答:我把中国所有的陶文列在一起,同西洋的东西进行比较,这个是有开创性的。


形而上问题

最有趣的是,饶先生与曹先生和谈到了如何理解形而上问题。请看一段短暂的对话——

“问:钱钟联先生对您的诗词评价很高的。

答:他给我吹得很高,他说我的诗超过陈寅老,但我不敢当。

问:但是陈寅恪的诗并不太高。

答:他是学晚唐的,他的境界有点崛,这跟他的身世有关。我的词他也批过,他说我是现代主义,因为我把很多现代外国人的思想用在词里头,我读过很多外国人的东西。因为我提倡一个叫做“metaphysics词”, metaphysics的意思是“形而上”,“形而上的词”是我的主张,这是我的词中最特别的,可以说是讲哲学、讲思想的。

问:在英国是叫“玄学诗”。

答:就是“玄学诗”。这个东西是新开拓的,我希望人家可以跟着走。

问:玄学诗在英国是很有影响的。

答:它同哲学是分不开的。”

他们谈到的形而上问题,是时下引起许多学人关注的问题。笔者有意将此话题扩展若许.也许会让读者中人一起讨论。因为,要谈论这个问题,还要继续将其问答看完。在采访的结尾,饶老回答了一个同样和形而上有关的问题——

问:在文学艺术里有一个概念叫“不朽”,那么对死亡学和艺术的关系您是怎么看的呢?

答:中国人有三不朽:“立言,立德,立功”,艺术主要就是“立言”,但这个宗教意味太少。中国人的宗教感是比较缺乏的。

问:对。在艺术这块,很多人都说“艺术是不朽的”。

答:西洋的艺术和文学都是从宗教里生出来的,这是和我们中国最大的不同。

问:但是从《诗经》往前,我们的艺术也是从宗教里生出来的。

答:也有。

问:有人说文字也是从宗教里生出来的。

答:当然。

于是的,这个没有展开的问题,一方面,说明了问答二者涉及思考之深,也说明,艺术涵养应该是和思想的深度相关联,尤其是牵涉到终极关怀的时候。

关于文字是从宗教里产生的说法,涵盖了中西方学者的世界观。这个观点就是,文字是神的创造。神创造文字这个符号,和神本身创造的世界有距离,还是很远很大的距离。我们在德里达的文章里对此早有领教。他引用了三位学者的话来解释这个神秘的现象——

拉比·埃利泽说:“如果所有的大海都盛满墨水,所有的池塘都栽满芦苇;如果天空和大地都是羊皮纸;如果所有的人都在实践书写的艺术,那也不会穷尽我所掌握的‘摩西五书’。差不多就像在大海里蘸上一笔,只会弄出一点儿水,上面的做法不会使摩西五书减少什么。7加利略:“它(自然之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

在休谟的《人类理解论》一书里,德米亚以自然宗教的名义,这样说道:“这一卷有关自然的论述,包含着大量无法解释之谜,它远远超过可理解的论证或思辩。”

邦涅:“对我来讲,可以假定,地球是上帝赋予的理智的一部分。它远远高于我们的作品,供我们阅 读。这里,人们可以深入钻研能显现上帝超人智慧的各种名目繁多的事物。这看起来更富有哲学意味。”(见德里达『书本的终结与文字的开始』)

他的意思很明显。上帝创造了一个文本圣经。

我们在圣经里读到的文字,是这个世界(的真理),又不是这个世界(是否是真理呢?)简单来说,基督教历史上的反偶像运动,是坚持基督无法成像的,但是,西方的美术史难道不是一部耶稣形象的历史吗?其实,中国也有伏羲造字,苍頡造字一说:“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謂之河图;又“苍頡为帝,南巡狩,发阳虛之山,临于无扈洛洞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之”。。。。。。中国人没有明确讲上帝创造文字符号,以领导其思想和信仰潮流,而是将形而上,下一贯以通,说是天人合一。如果人要涉及天,道问题,则大言不辩,大象无声也!

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了,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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