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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湘雅


作者:刘湘梅

读过苏炜教授的大作《那块刻镂着浮雕的铜牌》后,感到异常的惊喜与亲切。我不是耶鲁人,是布朗人(曾任教于罗岛的布朗大学)。由于我是医生,又出生湖南,对于早期耶鲁在湖南开创的医学世界,一直怀着很浓的兴趣。我只知道在一九O六年,耶鲁在长沙建立了一个小诊所,仅有一位名叫休姆(Hume)的传教医师。可是它后来竟然发展成为全国数一数二的医学中心——湘雅。我以前并没听说过比这更早的中美合作史。如今读到耶鲁与中国远在一八五O年就建立的文化交流起脉过程,与几位佼佼参与者的趣事,如获至宝。这篇非常生动的文章自然会使每位读者神往。而对我个人来说,这段古老的历史,更是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原来耶鲁与我的家族老早就结下了一段特殊的渊源。现在以下面的短文来介绍这个跨越世代的故事。这是我的姐姐刘湘兰(退休浙江大学化学教授),以她女儿汪彤的口气写的。


(一)外公的湘雅梦

我向来不喝酒,家中也难得备酒,但别人喝酒时,我喜欢凑过去,闻闻那股诱人的醇香,特别是烧酒。 那股富有刺激性的香味,常勾起我童年的回忆,使我联想起我的外公。

我从小是在外公外婆身边长大的。外婆在世的时候,每当华灯初上,厨房飘来菜饭馋人的香气,外婆探出头来,说:“今天有好菜。”

于是外公取出他自己设计加工过的,最得意的酒瓶(在方形的玻璃瓶上包着一层镂空雕花的锡皮),神气活现地说:“四两白干!”勤快俐落的舅舅马上接过酒瓶,一溜小跑,上了巷口的小酒店。不到五分钟,酒打来了,还带一包下酒的五香花生米。

外公最瞧不起啤酒、黄酒之类的酒,说那些酒喝起来像白开水,只有烧酒才配称为酒。那烧酒看来像是白开水,却真地会“烧”。有时我扭伤了脚脖子,外公会端来半杯烧酒,用火柴一点,扑地一下就烧起来了,满碗蓝朵朵的火苗。外公毫不犹豫,伸手进去捞了一把,连酒带火地在我脚脖子上搓揉。我一点也不感到烫,只是暖乎乎的,脚伤就这样治好了。当时,我觉得外公好勇敢,好神奇。

外公喝下两杯酒之后,脸孔就变得像关公一样红。他的大眼睛在厚厚的近视镜片后显得生气勃勃,于是就打开话闸子。他一面喝酒,一面讲,真是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他所讲的并不是什么神奇古怪的故事,只是他自己过去经历过的事情。外公有惊人的记忆力,几十年前的往事、时间、地点、人名以及一切细节,他都能点滴不漏地说得活灵活现,给人有如历历在目的深刻印象。他讲的故事,我们不知听过多少遍,却总也听不厌,愈是别人欣赏他的故事,他的谈兴也愈浓。往往人坐在饭桌旁,谈了半天,筷子也没有动,连饭菜也忘了吃。

外公出生于满清末年。他的父亲是小商人,母亲出自书香世家,对这个独生儿子期望很高,从小就送他到乡下他伯父家中,受严格的私塾教育。但是据说外公幼年时天资顽愚,常常被老师的戒尺打得遍体鳞伤,夏天连澡都不能洗。直到八岁时,他生了一场严重的痢疾,差点送命。奇怪的是,病愈之后,人好象像开了窍,忽然变得聪明起来,从此读书总是名列前茅,使他踌躇满志,毅然离家出走,到县城去上中学。不久他的母亲(当时不过四十几岁)突然病倒,只说是下腹部疼痛,四处求医都不知道得的什么病,只得祈神拜佛,弄些偏方、草药、香灰、“仙水”来试试。结果她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痛苦而逝世。他母亲的死,使他深深地感到医学的重要,从此扬言要成为一名好医生。可是谁也没有料想到,他中学毕业之后,居然考取了省城里洋人办的湘雅医学院。那里面的老师尽是些黄头发蓝眼睛的洋人,上课只是叽哩呱啦地说洋话。这在当时我们的故乡,那个偏僻的湖南乡下,在那些梳着长辫子和裹着小脚的女人中,引起多大的轰动是可想而知了。

可是年轻的外公考取湘雅医学院之后就有些得意忘形起来。加以乡下孩子一旦进了大省城,不免看花了眼,下了课就到处去玩,把功课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真是初生之犊不怕虎,堂堂的湘雅医学院岂是那么好读的。遇到考试起来,临时抱佛脚也来不及,只好叫皇天。第一年下来,几门功课不及格,就被学校淘汰了。从此外公作医生的梦想彻底地破灭,迫使他改学商务。但是这一段非同寻常的往事,直到外公白发苍苍时,仍然梦寐难忘。

“昨天晚上我作了一个梦,又梦见在湘雅医学院考试。考卷拿在手里,却一个字也看不懂,那个紧张呀!真是急死人!……醒来时,满身大汗。”外公在端起酒杯时,常跟大家说起这个“湘雅梦”。

“那湘雅医学院的书就那么难念吗?”我总是难以相信,像外公那么聪明的人会考不及格。

“湘雅医学院可不是一般人能念完的。四十几个人考进去,一年一年地被刷下来,到毕业时只剩下一两个人。这种人是天才呀!”外公谈起湘雅毕业生时,总是怀着无限崇拜的心情。

“外公,你如果那时用功点,在湘雅读完毕了业,现在会怎样呢?”

“那还得了,那时代的湘雅毕业生现在都成了医学界的权威了,全国也没几个。我要是读完湘雅医学院,早就是赫赫有名的大红人了, 现在还会坐在家里自己打酒喝?别人请我喝的酒都喝不完呢!哈哈。”外公摸着他的白胡须大笑起来。

显然,学医未成是外公的终生遗憾。他只得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他是新派人物,并不歧视女孩,在培养两个大女儿时曾下过不少功夫。我母亲(刘湘兰)是外公的长女,他时常对我说起在她童年时期,外公怎样耐心地教她和二姨妈(刘湘梅)学英文和古文的故事。后来她们都没有辜负外公的期望,都考上了大学。可是真正继承外公的志愿而学医的只有二姨妈。

但是二姨妈在求学的中途跟随她的未婚夫去了台湾。台湾医学院毕业之后,她去美国行医,这一去三十多年没回来。虽然她不断地托人寄钱寄信到大陆家中,但是外公思女之情难以释怀。尤其当外婆卧病不起时,外公常向我叨念着:“要是你二姨妈在这里就好了。她是医生,总会有办法治你外婆病的。”可是外婆得的是什么怪病,这里的医生都说不清,也没有什么药可吃。开始是手指不灵活,不能扣扣子,渐渐地不能端碗吃饭,不能走路。后来大小便失禁,只能躺在床上靠别人服侍,还重复说着一些稀奇古怪的话:“我这是睡在哪里?我的床原来不是这样放的,窗子不是开在这里,是开在那里的。”“这怎么搞的?我怎么会睡在洗澡盆里而不是睡在床上?”从头到尾外婆生了七年病,其中完全瘫痪在床上有四年。在这期间,母亲也是想尽办法,什么新针疗法、推拿疗法、耳针疗法、鸡血疗法、卤碱疗法、气功疗法、全都试过,终于无法挽救外婆的生命。

外婆离开人世之后,外公的胃口也随之而去。他变得不仅滴酒不沾,而且连饭都不要吃。他说他现在吃饭只是为了活命,无论什么好东西吃到嘴里都没有滋味,不仅没有好味反而有一股怪味。他剩下的唯一嗜好就是谈天。常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去,坐在他的躺椅对面的矮凳上,听他聊天。这时他除了讲湘雅梦之外,还讲一种新的梦。“昨夜我作了一个好梦,梦见我的胃口又回来了。我又坐在桌边大吃大喝,吃得好香啊!一觉醒来,嘴里还回味无穷……。你现在当然体会不到好胃口是多大的享受。”原来外公梦见的都是他失去的东西。

大陆实行开放政策之后,二姨妈从海外万里迢迢赶回探亲。此时,她不仅是美国医生,还是神经病理权威。但是她未能利用她的医术为自己受尽疾病摧磨的母亲减轻痛苦,再看到离家时还气宇轩昂的父亲如今也已到了风烛残年,不禁悲从中来。二姨妈临走时,外公要求她给他作一次体格检查。过后还满怀希望地问:“你看我能不能活到九十岁?”为了安慰他老人家,二姨妈用肯定的口气说:[没问题!]可是六个月之后,外公却死于突发性心肌梗塞。在此之前,从未有一个医生说过他的心脏有问题。

在外公的影响之下,我一直对医生这个行业十分敬佩,但是我不是学医的材料。我从我母亲那里继承了对艺术的爱好。她自己未能学成艺术,却把我推向了她的梦想,使我闯入了艺术的象牙塔。在中国大陆的美术学院毕业之后,二姨妈又帮助我来美国深造。我选择了这所闻名的耶鲁大学。

有一次在图案设计课上,教授给我出了一个作业题目,令我设计一份「耶鲁在中国」的年表,也就是用图表简要地表示耶鲁在中国的活动历史。我查遍了耶鲁大学图书馆,终于找到一本《耶鲁与中国》的书。看了这本书之后,我恍然大悟,才知道湘雅医学院的来历。

早在一九O一年,耶鲁基督教会在长沙创立了「中国的耶鲁」。这个组织的宗旨是在中国发展教育、公共卫生、介绍西方文化以及耶鲁精神:勇敢、尊严、责任、公平、正义。

早期的耶鲁传教人曾经受过极端的排斥。那时由于外国侵略,中国人对洋人抱有很大的敌意。地方政府不许外国人进城,即使进了城也经常被驱逐出境。有时他们只好晚间睡在停泊在河里的船上,白天上岸传教。这种精神是非常可佩的,因为他们相信「殉道者的血是为教会撒的种」,有的人还真正成了殉道者。

耶鲁的第一位负责人索尔顿(Thornton)死于肺结核,另一位西伯端(Seabury)溺水而死。

一九O六年耶鲁人员在长沙成立了一个小诊所,仅有一位名为休姆(Hume)的医师。后来又成立了一个护校 ,校长是盖吉(Gage)女士。不久中国医学界先锋颜福庆医师学成归国服务。他在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去英国获得热带科学博士学位,并去非洲作过实地工作。耶鲁所设的小诊所,很快地受到老百姓的重视。

一九一一年按照当地绅士的请求,湖南政府与耶鲁人员签立了「湘雅合同」,举办一个完整的医学院和附属医院。湖南政府负责建设医学院、护校和宿舍,耶鲁方面负责用私人筹来的经费建立附属医院,购买医学仪器,并从美国聘请医护人员来湘雅服务。颜福庆成为首任湘雅医学院院长,休姆医生担任第一任湘雅医院院长。(颜福庆后来去上海医学院任院长)。

读完这本书之后,我非常敬佩美国传教人士的伟大精神和贡献。我首次了解「湘雅」这个名字的含义:「湖南的耶鲁」。我的外公是一九一六年考进湘雅的,应该是第三届的学生。该书中还附有若干早期师生合影的照片。我曾经仔细在那些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的中国人中辨认,希望能够寻找出我的外公来。啊!其中一位戴眼镜的人还真有点像!可是谁能证实呢!

联想起来,世上事情的因果关系竟然是如此的奇妙。我的外公在湘雅只读了一年书,这个湘雅却在我们祖孙三代人的身上起着如此重大的影响。试想,如果外公不进湘雅,我二姨妈也许不会学医,如果我二姨妈不学医,我也许不会来美国。如果我不来美国,就寻不到外公的这个梦根。

谁会想到经过了七、八十年的时光,跨越了半个地球,我却在美国与外公建立了校友关系。这事儿可以编入我们的家史,说起来倒真有些离奇呢!

(注:这篇以「鸥文」为笔名的短文,曾于一九八八年刊登于世界日报。一九八九年,我离美去台湾各地医学院教学,一九九二年终于有机会回到我久违的故乡。以下的一段采自我的回忆录。)


(二)梦寐以求的湘雅

北京的会议完毕之后,我乘飞机去长沙访问湘雅,这次的访问是通过「耶鲁中国学会」的介绍。在几个小时的飞行期间,童年的记忆像电影一般在我的脑中出现。「湖南」这个名称跟随了我一辈子,我是属于她的,可是我一直搞不清她是什么模样。如今我终于要去与她相会了!我心里充满了兴奋的期待。

到达长沙机场后,立即看到湖南医科大学派来的几位老师。他们手上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我们的车子在黄昏中驶入市内。

如果我父母能够见到今日的湘雅,他们会是多么地惊喜!将近一世纪前建立的一所简陋的小诊所,如今已成为一个庞大的机构。它在长沙有三大附属医院,其它城市也有小型的附属医院。整个湖南省的医护人员,差不多全是湘雅毕业生。可见湘雅在人们生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在湘雅创办时,它是国内最具权威性的两所医院之一,另一所是洛克菲勒(Rockfeller)所创办的协和医科大学。当时有「北有协和,南有湘雅」之说。中日战争时,湖南吃紧,湘雅迁校,先去贵阳,后来又迁去重庆。战后,学校的职员在战火的余烬中重新建立了医学院,并且加以扩大。学校改名为湖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仍旧称为湘雅医院。一九七八年,大陆对外开放之后,湖南医科大学与中国耶鲁协会重新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每年由耶鲁协会在美国征取几位大学毕业生,送他们来湖医教英语。可是未曾有过美籍医生来湖南工作过。

医科大学与湘雅医院隔街相对,那条大街直通湘江。大学与医院的后面各有员工宿舍。傍晚时辰,大街上灯火通明,沿街布满了贩卖糖果、鲜花的小摊。通往宿舍的小道上挤满了骑脚踏车与步行回家的员工。他们大声打着招呼,说的是我很久没听到的长沙话。从宿舍窗户飘来一股股刺鼻的炒菜香味,那是很特殊的湖南炒菜味道。他们将红辣椒、葱、姜、蒜和黑豆鼓放在冒烟的猪油里爆锅,发出的又香又辣的气味,勾起了我儿时的记忆。我一面打喷涕、一面流泪不止。

我再次对自己说:[如果我父母在这儿,该有多好!]我记起小时读的一首诗: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未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我在长沙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故乡气息,使我心中充满了对童年的美好回忆与对父母的怀念。在这里我找到了我父亲一生响往的地方,他的湘雅梦。我想如果我回到湘雅工作,作出贡献,那真是实现了他的宿愿。


一九九三年,与湘雅同仁在耶鲁医护人员宿舍前合影。这是全院唯一保留下来的老建筑。


一个细雨蒙蒙的早上,我从招待所二楼凉台望去,看到一所古老的二层楼砖房。那是最早耶鲁工作人员的住宅,也是唯一保存下来的老建筑。想起昔日勇敢的美国传教士和医护人员,他们自愿离开本国舒适的生活,冒着风险来到这个陌生落后的国家,饱经苦难,只是为了他们对基督的信仰和对人类的爱心。他们辛辛苦苦所开僻的荒地,如今已成为良田果园。我虽然没有固定的宗教信仰,可是我从小受的家庭教育与那些基督教、佛教所提倡的基本道理完全相合。父母教导我做人的宗旨是:仁慈、尊严、勇敢。

再一次,我看到了我父母的面孔,我听到了他们的声音:“你一生幸运,多蒙祖先保佑,现在是你回报的时刻了。”

一九九三年,我回到长沙,担任湖南医科大学神经生物系教授之职。在以后的三年中,我培养了一批年青人,指导他们作动物实验,组织切片,免疫染色,用显微镜观察变化,并且帮助他们写了论文,投到美国权威性的杂志上发表。我还捐了一笔款在湖医设了一个以我父亲为名的纪念基金,每年的利息授予家庭贫苦的学生。

湘雅的教员与学生对待我非常亲切,有如自家亲人,又分外尊敬,因为我是第一名回湖南工作的美籍教授。由于我单人在外,外事处对我的起居饮食照顾得特别周到。处长杨栋梁也是药理系教授,他多次安排了车子,陪我去观光湖南名胜之地,并且还陪我去探访我的老家澧县。在那里我找到了我祖先的梦。

我一九九七年退休,离开湖南去到夏威夷的檀香山。在以后的几年中,将我坎坷一生的经历与不凡的遭遇,写成一本回忆录。开始是用英文写出,书名为[Grandfather's Microscope, by H. Mei Liu],二OO二年Xlibris出版。Websites: meiliu.i8.com,amazon.com。最近完成的中文版,名为《外公的显微镜:一个病理医师的奋斗史》,将由台北合记图书出版社出版。


(三)外公的显微镜——摘要



这篇回忆录的作者是两岸闻名的刘湘梅医师。她曾经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古老的中国和现代的美国。 作者出生于湖南一个知识份子家庭。她的幼年最深刻的记忆是她的三十九岁被杀的外祖父,与他遗留的一台德国显微镜。

作者生长于极端动荡时代,先是日本侵华战争,继之是内战。

一九四九年,她在青岛的山东大学医学院就读时,与情人一同离家远去台湾,成为流亡学生。他俩在台大医学院毕业之后结婚,同去美国留学。不幸婚姻破裂,她支身在异国将三个孩子养大成人,还在兢争强烈的医学界作了出色的贡献。

她在六十三岁那年,回到湖南(旧日的湘雅)医科大学教书,在故乡寻根,发掘了不凡的家庭历史。

作者的母亲是最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她十几岁就坐着轿子上街宣传妇女运动。作者的父亲曾在湖南湘雅医学院就读,可是他一年之后辄了学。 他一生的梦想就是希望他的十个孩子之中,有一人能够实现他作医生的愿望。

作者的外祖父于二十世记初去日本学法律及教育。他的两件遗物:一本莎氏比亚书和一台德国显微镜,给作者留下了深刻神秘的印象。直到她晚年回故乡时,才发现了祖父一生光荣事迹,与他在历史上所占的地位。她进而发觉,祖父的显微镜象征着他的希望和梦想,也是她个人终身的灵感。

作者在叙述她在美国的生活与医学生涯时,参入了家庭几代中国妇女的不凡遭遇,与她的两个美国女儿的见解。这本书包括她的家属所亲身经历的中国近代历史,冒险,命运,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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