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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马云凤


作者:李敉功

我认识马云凤是在20世纪50年代,那时他20岁出头,是北京航空学院(现在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前身,简称‘北航’)的学生,共产党员,支部书记。当时北大和清华的名气不像现在21世纪时代那么突出,北航也不比北大清华差多少。在他的面前一片光明。料想不到的是发生了一件事,让他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1956年国际上发生了所谓“波(兰)匈(牙利)事件”。起因要追溯到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一个揭发他的前任的报告,他指责斯大林独裁专制,将政治反对派扣上“人民公敌”的罪名,使用秘密警察从肉体上加以消灭。报告是秘密作的,但很快由美国国务院公开发布,从而在国际上引发轩然大波。直接结果之一是二战后苏联和它所控制的一些东欧国家组成的华沙条约组织(与西方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相对抗,也称作“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些国家产生离心作用,他们企图脱离这个阵营。最突出的是波兰和匈牙利。他们的脱离行动就是所谓“波匈事件”。苏联当然不愿看到它所控制的东欧集团瓦解。于是派军队和坦克进入和占领了匈牙利,并且捕获领导那个事件的匈牙利总理纳吉。并将他处死。

“波匈事件”是国际间大事。对于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对此事件的态度。那时中共和苏共已产生裂痕。中共反对批判和否定斯大林,认为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头子,以至中国在“文化革命”中首先要打倒和清除的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但那时还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并承认“社会主义阵营”。所以当时北京的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在北京市党的干部大会上作报告,就说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赞扬苏联出兵匈牙利。同时也有一个插曲,他提到北京航空学院有一个学生、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贴出大字报,反对苏联出兵匈牙利。第二天这个学生又贴出第二張大字报,说前一張错了。不是内容错,而是匿名不对,应该署名。于是在第二張大字报署上名:马云凤。彭真还说这件事没有处理完,“但是支部书记他是不能当了”。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当时我也是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对党的领导绝对相信。听到这个插曲后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学生一定错了。但也认为他是个非常勇敢的人,很愿意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即使感到压力巨大,以至第一次大字报匿名,在经过思想斗争,深思熟虑之后,敢于在第二張大字报署上真名,是个有个性的青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后来得知马的姐姐是我大学同学,都是1952年毕业。毕业后又同在北京钢铁学院教书,还有一段时间内我们是邻居。因此有缘在到他姐姐家拜访时,见到过这位勇敢的青年人。次年也就是1957年,在“反右派运动”中,我到他家时,他正陷入群众反右运动的包围中,情绪低落,十分苦恼,可以容易地从表情上看出。在交谈时,他说苦恼在对他的批判不理解,想不通。这在“反右派”运动中是普遍现象:受批判的人几乎都不能接受,认为自己不是反党。更不是“向党进攻”。于是他想找一位共产党内水平高的人士谈谈,来解决思想问题。问我可否找北京一所很有名的大学的那位很有名的校长谈话。对那位校长我有些了解,劝他不要找这个人。后来证明我是对的,那位校长在反右运动中左得十分突出,在该大学打了五百以上的右派,包括不少知名教授和知名党员干部。我相信即使提出要求,那位校长也不会和他谈话的。可以看出马和当时许多年轻人一样,十分天真,相信共产党及其领袖的教导。如:要坚持真理;言者无罪;也许还包括“五不怕”(即为了真理,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等)。在共产党的整风“鸣放”阶段,他想为他在1956年贴大字报一事申辩。于是在反击右派阶段就获得“翻案”的罪名。他想要申辩,也说明他天真得丝毫没有觉察到有一个“引蛇出洞”的“阳谋”在等待著他。

再一次得知他的消息已经是处理右派阶段的运动后期。一天清晨我到学校上班,恰好在进校门时遇上马伯母提着一个包袱出门。我问她去哪儿,回答是马云凤已经关在监狱,她给儿子送衣服去。我大吃一惊,因为当时处理右派的政策是所谓“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政策,按情节轻重和“认罪”情况分六级处理,但一律不判刑,并且给予公民的“选举权”,以示“宽大”。于是问伯母:“不是说右派不判刑吗?”伯母回答:原来有反革命罪,此次又是右派的,一律判刑,并且关进监狱。这一条政策我自然知道,却没有想到马云凤仅仅因为贴出反对苏联出兵匈牙利竟犯了“反革命罪”。怎么样才算是“言者无罪”呢?虽然右派皆因言获罪,但究竟还是宽大为怀:“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判刑(那时我尚不知道:在六类处理办法中,有一种过去没有,而是这次反右派运动新发明的办法,叫做“劳动教养”。据受过这类惩处的人说,它比判刑入狱不见得惩罚得轻一些,也许尤有过之。不像有期徒刑,服刑的时间是有定期的;劳动教养的年数却可以任意增加,并且不需要经过法院审判。加上继1957年之后而来的大饥荒,有些人未能活到解除劳动教养的那一天)。看到马伯母带著凄惶神情,去探视狱中的儿子。心里有一股难以言说的悲哀和对这位慈祥母亲的同情。

此后不仅政治环境日益险恶,人际关系也日益紧张。所谓“亲不亲,阶级分”几达到六亲不认的程度。笔者本人也陷入罗网,我和马家自然不再交往,也就没有再听到马云凤的消息。直到文革后期,不记得从何处偶然听到消息:也不清楚他犯了何罪,总之最后判了死刑,并已经枪决。在那时这类消息不算罕见,人们的反应变得不敏感,未去追问详细情况。

今年反右运动已过去50年,经历运动的人多数已进入耄耋之年。随着年龄增长,经历的事件的增多,对于以往不免要重新思索,取得经验教训。记得1949年召开新政协,商议更改国号,决定国旗、国徽,原拟国名更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后来去掉“民主”二字。没有这两个字,我想也不说明就是“专制”。“人民共和国”仍说明人民是主体,是主人。在我们这个国家到处可见“人民”。如“人民”币、“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日报……。在各地所见,如广场、公园、医院……等,几乎无不冠以“人民”二字。这些都应该是显示人民地位高。按照《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论述,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是对敌人行使专政权的。但是,谁是人民,谁是敌人,由谁来决定呢?在我们这里却既不是由法律,也不是由作为主人的人民来决定,而是由“仆人”(人民的仆人,即通常说的公仆)说了算。就是由政府,甚至是执政党的干部来定。据以划分的准绳不是法律,而是毛的一篇文章中的所谓六条标准。特别是其中的两条:拥护还是反对党的领导和拥护还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定下来的数十万右派,几乎都可以界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更为严重的是,在界定什么是反党,什么是反社会主义时有很大的随意性。可以是对党的政策有不同意见,也可以是对政策的执行者,即党的干部,如基层党委或基层支部书记的批评意见,都可以界定为反党。特别是具体执行这种界定的人,恰好正是这些基层领导者,有这些批评意见的人也就很可能在劫难逃了。

还有另一种随意性。这里要说的是毛的重要文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划分敌我的六条标准中的第六条:“(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犯了这条而会陷入“敌人”的深渊之中的人不在少数。当时所谓“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最要紧的就是和苏联的团结。只要有反苏之嫌,很可能要划成右派。有名的顾准,为学界公认为思想家,两次划为右派。第一次就因为与苏联专家意见不同,以“顶撞苏联专家”,“反苏”的罪名划为右派。马云凤第一次犯的“罪行”也和反苏有关。但是这一条规定的有效性,未免持续的时间太短;“六条”于1957年公开发表,十二年后的1969年中苏两国的就在黑龙江和苏联边界河流的一个小岛――珍宝岛上打了一仗。打仗是直接兵戎相见,比“顶撞”苏联专家的性质可要严重得多。显然此时六条中的这一条已经失效。更有意思的是,1957年之后还发生过另一次苏联入侵东欧国家的事件。有人曾说“大的历史事件常发生两次……”。匈牙利事件十余年后,在捷克再次出现和匈牙利类似的情况,企图脱离华约,同样发生了苏联军队的入侵。不过这次主角变了,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已不是赫鲁晓夫,而是换成了勃烈日涅夫。中共对事件的定性也发生根本改变,认为是帝国主义的入侵,因为此时的苏联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蜕化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可是在常人看来,这两次事件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因为同是苏联军队入侵闹独立的东欧国家。那么,这一“定性”和马云凤的看法,以及他大字报中的观点也就没有多少区别。当然,可以有另一种解释:中共的前一次和后一次的定性都是对的,只不过苏联的性质发生了改变,由社会主义国家蜕化成“社会帝国主义”。这种解释很常见,因为中共领导总认为他们的前后两种不同意见,前一种是对的,后一种也是对的,因为对事物要用发展的观点来看。但在普通人看来,两次事件却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对于类似的事件你可以把它定性为“入侵”,可以反对;怎么别人也是反对入侵就成了“反革命”?要知道马云凤这个朝气蓬勃,勇敢善良的青年的一生就这样断送了。尽管我和他只有很少的几次接触,却在过了半个世纪之后,他仍然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面。虽然他后来的经历我不知道,也不知道处死的原因,如是否犯有刑事案件,但是无缘无故将人定为右派加反革命,长期的监狱和劳改也足以毁掉他的一生。

后来我逐渐醒悟到,做大事的,例如“君临天下”的人,和我们“芸芸众生”的许多想法是不同的。例如对待人,对待人的幸福、不幸和人的生命,常人看到的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是亲人、朋友,期待他们的幸福,对他们的不幸乃至死亡感到痛苦和悲哀。而做大事的,如指挥战争的人,打一个战役,要准备有多少人会在战斗中死去,如果他太过“温情”,他就难以成就大事业。又如筹划巩固他的政权和他的威望的人,在策划一场“阳谋”,准备打击对他认为实现其目标有妨害的人(他认为有妨害,实际不一定,甚至可能相反,对他有益)时,我猜想此时他想的主要是他的目标,而对于人的关怀则不一定占重要位置。现在改弦更张,要贯彻“以民为本”的思想,可能要下大功夫:不仅要健全民主和法制,对我们民族从帝制时代流传下来的某些思想文化传统中的糟粕,恐怕也需要批判和清理。

对此文记述的主人马云凤,我还不能算是他的朋友。现在能记起与他的交谈仅一次,听到说起他也仅两次,一次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到,一次听马伯母告我。虽然对他的遭遇留下深刻和强烈的印象,以至在我的晚年仍有强烈愿望,要把我的记忆留下来;但是毕竟了解很少,很肤浅。对这样一个为了寻求真理,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而走上祭坛的勇敢者,他的记忆不应该在亲友的心中湮没。我期待和他熟悉的亲友会写出更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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