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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一按:读了惠民先生这篇令人唏嘘的文字,得以再次了解一位长者多舛的运命,我们这些躲过“三反五反”,“反右、四清”,并在“文化大革命”里逃得性命的後生就愈加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是“生正逢时”的一代了。




终于找到了李鸿举


作者:周惠民


我终于找到了李鸿举。

这完全是现代电子网络的赐予,也是“二闲堂”带来的喜讯。

那是二OO六年年中。李鸿举亲属的朋友看到了从“二闲堂”转录的《魂断蓝桥》(参见周惠民:《老北京的电影说明书—“魂断蓝桥”和歌曲“天长地久”》)一文,去信二闲堂,告知了老李亲属的电话和地址。再经辗转,我给住在天津的老李去了电话,大家一阵唏嘘和兴奋。住在洛山矶的姜学儒也给老李电话,我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不过一定也是唏嘘一场。过了半年,我从西雅图回到北京,立即去天津看他,带去了学儒寄来给我、让我带给老李的小礼物和问候。

老李已经不是当年的老李了。家中只有两个人,他和他的义侄女(从年龄上说,更应该是孙女)。他自己不能下床,因为下肢不能活动,在床上翻身变更体位,也需要别人的帮助。多亏他的义侄女照顾他日常的起居生活。他的脑力思维依然异常犀利,但是他已经不再写作了。

他的义侄女最早是他请来的外地“保姆”。他见她做事认真,性情温和,就资助她到学校读书。在照顾他的同时,她完成了学业。毕业后找到了职业,但是仍然一边工作,一边照顾老李的生活。

正像他教给我魂断蓝桥说明书里的词句:思往事,愁如织,不堪回首旧时情。六十多年前我们三个北京中南海游泳队的队员,一起从沦陷区的北京来到了抗日前线的洛阳。姜学诚和我有了着落;健壮无比的李鸿举在那里举目无亲,大学招生已经过去,他只好应聘到河南卢氏县的一所中学教书。怎么现在卧在床上,行动不灵,情景成了这个样子?几次电话,一次见面,使我知道了他经历的梗概。

从一九四三年开始,他在卢氏教书。一九四四年日本人扫荡河南,卢氏已经不守。老李那年去了西安,找寻继续读书的机会。西安是国共统统、战战的前沿。双方都在那里布有明暗网点,监视、联系、诱导、或指引不谙政治或早已从事政治的年轻人的活动。(记得四六年我从四川铭贤中学回北京经过西安时,在大街上不巧或太巧遇到了原来在洛阳的一个国军军官。他知道我去了航校,所以他问我:你不是在航校吗,怎么身着便衣在这里?我慌忙说我开除了。他跟了上来:是人家开除你,还是你开除了人家?你是不是CP?这不是化学纯chemically pure的CP,而是共产党communist party的CP。那个年头,一顶红帽子是要人命的,何况我还是开小差出来的!。我被吓坏了;赶快找话设法逃脱了他的好奇。)老李告诉我,他到西安后,遇到了麻烦(请看下文),他参了军,去打日本,在军队里面做文书的工作。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他实现了自己强烈的上大学愿望,去了盛世才的新疆学院,学了工程。他一九四六年回了北京。重新考试,进入燕京大学,主修了学制为五年的国际法。

入学的时候是中华民国,一九五一年毕业的时候,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被分配到天津的检察院任职。

靠着他在国际法上的专长,在这个机构里,一直工作得很出色,直到反右派的汹涌激流冲击过来。他大约是在法律建设方面提出了什么意见,而别人则把他在国民党军队的历史和那“反党反革命的言论”焊接起来,把他定为极右分子。从此开始了十年的劳改。十年劳改后,并没有放他回去,而是把他再送去农村监督劳动十一年。前后这是二十一年的劳教和劳改。他的妻子不得不为了自己和三个孩子的日后而和他离异。从此他就孑然一身支撑着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在那苦难的炼狱里挣扎。

在多年的劳改之中,他的腰腿不断受伤,继而逐渐不能如意活动,最后竟然不能站立。他是怎么度过了那段悲惨的日子的?他没有细说,我也不敢多问。过去的就让他飘渺太空“如烟”遁去吧!或者深深埋葬在暗无天日的地底吧!不然又将如何?!

他活了过来。“平了反”,回到了天津的检察院。妻离子又散,他孤身一人,下肢基本瘫痪,日子还是要过。

开始的时候,他仍然继续研究、探讨、写文章、写书。但是在一九九O年,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他截然、痛苦地下定了决心:要完全淡漠地过日子。从此,他就不想(能做得到吗)、不写,只看看报、听听广播、看看电视过日子,直到现在。

假设日本人没有打到卢氏,他没有去西安,没有参军打日本,没有去盛世才的新疆大学;假如他没有去燕京,不去读法律,不曾被分配到公检法的机构里;他是否能够躲过家破人残的苦难?人的一生是那么无法凿磨(琢磨),谁知道命运让人今天走的这一步,会在日后留下什么样的未来?

祝他能够静心沉默下去,安心守命,像入禅一般,清心寡欲地过好他的夕阳时光。

二OO七年三月三十日星期五,西雅图



我写完上面这“初稿”(在这里我已经把很失真的地方略作了改动)之后,从西雅图寄给了天津的老李,请他看我关于他的“作文”是否可以让别人看,并且请他修改其中的文字。

我在寄给他的“初稿”前面简单说了几句:

老李:不会写,但是有人想知道我多年失散的老友的近情,所以写了下面的内容。其实,应该由你来写写你的过去。不过,翻翻伤疤并不是很让人惬意的事情。我只能写的干干巴巴。奈何。请你改,请你写。然后寄给我。

                       小周,二OO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信稿发去后,等了些日子,我又给他电话。他说他没有修改我的文字,而是自己写了一些,已经寄回给我,让我等。等了将近二十天,收到了他的信。照抄如下:

我的简历,说给惠民(代改正)

一九四三年夏,我在洛阳右腿长疮,不能行走(周:这么严重的情况,我竟然一点印象都没有留下,真是该打!那时,许多从“沦陷区”到“后方”的学生,在“战区学生招待所”里,等候安排,一天两个馍,两碗菜,一间屋的地铺上住十几个人。不少人因为“水土不服”长这病、那病。),是在马背上驮到卢氏滦川镇耕莘中学的;一路上山清水秀,我自心旷神怡。几天后的一个夜晚,马匹踏上山坡弯弯曲曲的小路,脚下两旁草丛中飞出一簇簇流萤,迎接我们到达一座山门,那就是学校的门口。学校是曾任河南省财政厅厅长常X箴在他家乡刚刚创办的,聘请一些难区青年执教,只有初中,没有高中。

一九四四年,日寇南下,我们几个教师徒步逃亡西安,住在一间小旅馆之内。日机轰炸来了,我即跑进防空洞。同屋两人也到了防空洞,但只在洞口闲逛,警方怀疑他们打了信号枪,被捕。我为他们伸冤,并且保证他们都是爱国青年,不想我也进了狱所。后释放,无保,失去了自由。为了摆脱无端的羁绊,只有从军,开赴哈密第29集团军总部,充文职。文牍书画,全能应承,不断晋升,至少校。在此期间,我多次签呈,退役求学。有关长官终被我精诚所动,允诺战争结束后即任我离职。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那时盛世才封锁新疆,我只好去迪化新疆学院,入土木工程系。仰卧在学生宿舍,冥想开发大西北,也不枉此一生。这时又逢张治中到新疆,改变了我的生活旅途,由迪化转回了北平。

一九四六年考入燕京大学,攻国际法,勤奋学习,心无旁婺。第五年级曾选修梅汝敖博士的〈国际犯罪与国际审判〉一课。毕业后此课停办,连燕京大学也不复存在了,难怪当代国际刑法学家认定世界上首先开设国际刑法课程的大学是六十年代的德国某校。

一九五一年统一分派到天津市人民检查院(独立于法院)。顺应形势,努力工作。不想在一九五七年反右(不是肃反)中错划为极右分子,一九五八年执行劳动教养。判刑有期限,劳教无期限。一九六O年摘去右派帽子,仍留劳教场所,称就业职工。一九六九年因一级战备(针对苏联)疏散城市人口,被送到农村继续改造,至一九七九年“改正”,落实政策。在农村期间,从事劳动,没有工资收入。我虽悟得家传中医,为人治病,小有名声,但不能以此糊口,义务服务,聊以自慰。落实政策时我想正式从医,但有关单位说我没有医学院学历,不要。我只好回到检察院恢复工作,至一九八九年退休。

至于我的离婚,基本上是因为生活困难,与政治没有直接关系。

请代问学诚(周:实际是学儒,学诚已经飞行失事多年不在了)好!

             李鸿举 二OO七年四月十一日


在后来的电话里,知道他的义侄女刚刚回了她遥远的家乡。老李一人在家。问他他怎么过日子。他说他还可以自理一般的生活,一日三餐由楼下的饭店送给他。(昨天,二OO七年五月二十四日给他电话,知道他的义侄女已经回到天津家里。这让人放心了一些。)

我不看京剧,不懂京剧。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会记得(或者自己以为记得)那个苏三出台的时候长声哭叫“苦苦苦苦苦啊啊啊啊!!”

                       二OO七年五月二十七日,西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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