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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六岁开始写作:我这一辈子


作者:王淑容




作 者

人生一世有长有短,但是总有死的一天谁也逃脱不了。我活的时间不短了,从一九一一年就来到这个世界上,一直到现在整整九十六年了,想起来真惭愧,什么成就也没有。我的志愿是教小学,好好的给孩子打下个坚实的学习基础,哈哈,这个志愿不算大吧?其实也没有做到,白活了这些年。我也不是没努力,但是没成功。我唯一成功的事儿是我这三个孩子没有叫我们失望,女儿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大儿子是研究所总工程师也是教授级高工,小儿子是名牌大学里正教授博士生导师。三个孩子都是在战争年代里跟着这无能的父母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过来的。上大学时候正赶上共产党解放北京后,孩子上大学不拿学费,并且还补助贫困学生的时候上的大学呀,不然上不了大学,这是他们唯一的幸福,也是我们俩老年的幸福。

从头说说我个人的经历吧。我老家是在山东省安丘县的小城市里,现在改为潍坊市了,多年没回去过,这是听人说的。

我的母亲是书香人家的大家闺秀,因为年过二十岁了没出阁,就给我父亲作了续弦。那个时代都是早婚,我的父亲和我大哥都是十六岁结婚呀!现在听起来像个笑话。我的母亲一过门儿就有两个孩子叫妈,那就是我的大哥和大姐呀。我认为当后妈是个最倒霉的事儿,可是我母亲就能忍受一辈子,她说以好心对待人总会有好报的,现在我也相信了。听母亲说她来我家时我哥哥三岁姐姐五个月,在奶妈怀里吃奶,我哥哥三岁的孩子就娇惯得很大脾气,吃饭的饭碗筷子都得认定是他自己的专用餐具,错了不行,很难伺候。不论冬夏,每天夜里都要喝水。那时候别说暖壶就连个烧水的壶都没有,只有大锅小锅每天夜里我妈都得起来烧水给他喝,冬天她不敢脱衣服睡觉。

我姐姐三岁时奶妈走了,她跟我妈睡,冬天有时候鼻子不通气,我妈给她掏鼻子里的堵塞东西,轻轻的一手拿着煤油灯一手拿着棉球棒,在她睡着的时候掏出来她就能睡好觉了,常常是那样做。有一天我父亲回家晚了正遇到给他女儿掏鼻子的时候,他误认为后妈有害孩子的心,猛一开门帘大声问你要干什么?吓了我妈一大跳,近前一看是给孩子清洁鼻子,也就不发怒了,自己去睡觉也不说什么话。可是这一夜我妈整整哭了一夜,自己想想辛辛苦苦的快三年的时间了,还没得到自己丈夫的信任更不用说外人了,我这一辈子怎么过下去呀,自己还怀着孕,以后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哥哥六岁的时候作了一件不光彩的事,那年春天孩子们放风筝,他也很喜欢放风筝,就是没钱买,他就偷了父亲那屋里六个铜板去买了风筝到外面去放。父亲发现钱少了六元铜板就问我母亲,我母亲说可能是你算错账了,咱家没有外人谁都不进你的书房你再仔细算算就会找出来了。晚上哥哥放风筝回来母亲看见了就问他:风筝是谁给你买的?答曰我自己买的。多少钱哪?他说一共是花了三个铜板,你别告诉我爸爸呀,给我保密。我妈当时吓了一跳,这么小的孩子就会偷,怎么办哪?自己很为难。不告诉他爸爸是害了孩子,对不起丈夫;要告诉他爸爸他必定要挨打,又对不起孩子,左右为难。考虑了半天想起个主意来,先找了街坊隔壁的大嫂子和她商量好了这计谋,教她明天到我们家的南屋等着,听到孩子的爸爸大发脾气的时候你就从后门出去请孩子的远房奶奶(因为孩子没有亲奶奶了)我父亲对她很尊敬很孝顺,我妈事前就去和远房奶奶商量好了的这计谋。母亲一切都布置好了以后才对我哥哥说:好孩子感谢你对我的信任,不过你这个事儿必须得告诉你爸爸,到时候我保护你不挨打,他要打你我替你接受你放心。但是你得听我指挥:你拿着风筝拿着剩下的钱,我陪着你去你爸面前认错,保证以后永远不再干这事了:行吗?他点点头说行。第二天就出台演这场戏了,我妈对我爸爸说:今天我告诉你丢钱的事儿请你坐下在这里听着,是咱们的孩子拿去买了风筝,他还小不懂得这是个大错误,希望你用劝解讲道理的方式教育他,不要用武力。说完这话我爸爸立刻站起来骂我妈“放屁!”你把孩子惯坏了你还假装好人,他立刻凶恶起来,我妈回头进了房门把门闸得紧紧的,他用脚踢门还大声喊你不开门我要打碎窗户我也得痛打他一顿,我打完了他就送他到监狱里去!他连哭带踹门气势汹汹的时候,孩子的远房奶奶来了,大声问什么事使得你大发脾气呀?他一看是他的长辈来了更哭得伤心了,扶着老太太坐下,他说我的命怎么这样苦呀,霍乱病把我们家的六口人都丧命了,就剩下我和这两个孩子,没想到他竟成了个小偷,我还怎么活呀?怎么见人哪?老太太说你冷静点儿想想他才六岁呀正在接受教育的时候你们夫妻俩好好的培养和教育他会成才的,三字经里写的“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你教了这么多年书、培养出不少人材,难道你自己的孩子就是不能接受教育非打死他不行吗?问的他哑口无言,也不大怒了,房门打开我妈带着我哥哥拿着风筝和剩下的钱出来,先给爸爸鞠了个躬,叫声爸爸我错了,以后我再不敢作这种坏事了,我永远记着。我爸爸笑了,大家都高兴起来。这台戏演完了。我哥哥努力读书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当建筑部门的高级工程师,这是后话。

我就是那一年出生的,母亲处在这种地位,我自然得作出点儿牺牲。在重男轻女的时代,我是个女的自然不受重视,所以我从小就有自卑心,和哥哥姐姐之间有矛盾受批评的一定是我。母亲又生了一男两女,抱孩子干活儿等只要我能干的事儿母亲都是让我干,免得人家说后娘偏心,我们一共五个兄弟姐妹,都是和平相处,很少有打架的时候,如果打架母亲一定先教育亲生的孩子,对哥哥姐姐必须尊敬,时间长了我们也习惯这样做,我们也真的很有感情,小的时候我们都上过私塾念过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书,记得我五岁的时候,姐姐八岁,父亲给我们俩买了皮球,我们俩可高兴极了,在院子拍皮球玩,正玩的高兴的时候,我那一岁的小弟弟拿起姐姐的皮球就咬了一口,把皮球咬破了,姐姐就哭了,母亲领着姐姐进屋去,我就领上弟弟和三岁的妹妹去大门外边玩去了。离家不远的地方有个大水湾,夏天满满的都是水,很深,春天就干了,只有深坑里还存着水。经过湾边儿的时候正是春天,我没想到那里有什么危险,所以一点儿精神准备也没有。谁知我那淘气的小弟弟一把就从我妹妹的手中把皮球抢过来、一下子扔到湾里去了,这下子我可着急了,就像热锅里的蚂蚁一样,皮球是我最爱的玩具,可是看管孩子比什么都重要呀,我去捞皮球孩子一定会跟上去,小妹妹拉不住他、他要是掉下去就会淹死的,怎么办?把孩子送回家去再来捞球又怕皮球沉了底儿找不到了怎么办?紧急之时出了好主意,眼前就有个城墙溜子(专门用来下雨时往下流水的凹槽,它是比城墙凹进去半尺的地方),我就连忙把小弟弟塞在里边,叫妹妹站在口上用脊背堵住他,叮嘱妹妹“无论他怎么哭也不能起来,等我捞上皮球来就把他放出来,咱就回家”之后,我就到湾边上脱了鞋袜、卷起裤腿儿,下水捞皮球。刚下去时看见它离我不远,我就往前走,可是它也往前活动,晃晃悠悠的,总是让我抓不着,越走水越深,快到膝盖了,忽然听见岸上有人喊:你不要命了,快上来!我抬头一看,是我私塾老师的爸爸,我害怕了,他一定会告诉我爸爸,我一定要挨打了。我大声叫“爷爷!我马上就上岸呀”。这时因为我站着不动了,皮球也不动了,咦!我突然明白是因为我向前走推动的水力,皮球才向前飘动;而我站住它也停住啦。那么我就站住不动,用手臂轻轻往后推水,皮球就慢慢的向我这边晃悠,快到我跟前时,我一把抓住了它,心中的高兴难以言表。手紧握着球往回走的时候可费劲了,拔不出腿来,泥快到膝盖了,费了很大力气才拔出来,两腿泥,一手拿球一手拿鞋和袜,上岸了。把球叫妹妹好好拿着快把弟弟放出来他哭得泪人似的。可是我自己这副模样怎么回家呀,无可奈何只好先到远房奶奶家去洗干净穿好了才回了家,晚上偷偷告诉我妈这件事儿她大为吃惊说你这个傻孩子!皮球在水里不会沉底儿的,石头才会沉底儿呢!把孩子送回家再去捞就对了,那样作多危险哪,他要出来去找你,那你妹妹也得跟着,那就你仨人全得淹死,真可怕!以后别作这样的危险事儿了,好好记着。我说我记住了你放心吧。这事总算过去了,爸爸不知道。

我弟弟五个月的时候在床上躺着哭,正好大姐下学回来了,妈妈在厨房做饭,姐姐把她抱起来他马上就笑了。他的小手乱抓正抓着姐姐头发不放手,姐姐哭了。这时正赶上父亲回家吃午饭,他就打了小弟弟一巴掌,他也大哭起来,母亲赶快把弟弟抱过来一看,弟弟的小脸上有好几个指头印儿,。她心里很生气可是不敢说出来,从此她再也不敢叫姐姐抱孩子了,干活儿抱孩子都是我的事儿,到我上学的时候也是一进家门儿就不能闲着。

我陪着姐姐上了两年私塾后,她十三我十岁就把私塾解散了,姐姐上了六年学就毕业了,哥哥十六岁就结婚了,但他结婚后又去济南(山东省会)考中学了,我在本县县立第一女子小学插班三年级。从私塾到学堂可有天渊之别呀,我那一年可真解放了,在私塾一天都不能大声说话,可现在下课就能大声说话,而且现在是念白话文,还有体育课,更是我做梦都想不到的事儿呀,更使我高兴的是我的座位靠窗户,操场就在我眼前,所以我上课时注意力全在外面,没好好听课,所以期末考试时大大的失败,榜上名列倒数第三名,这时我才大吃一惊,心里发愁,怎么回家给爸爸说呀?放暑假虽是个好事儿,我心里可是十五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呀,真难受啊,回到家也得厚着脸皮告诉了我的实情,父亲听了也没生气也没打我慢慢悠悠的说看你下学期的表现吧。一个暑假我不开心,老盼着下一次大大的北风雨,把墙上的榜冲刷的干干净净的多好呀,因为我们的榜贴在南墙上。暑假里,每次吃西瓜爸爸都给我切一块小的,一边递给我一边说给你块小的吧,你还考倒数第三名呢!不论吃什么都是这样说,整整一个暑假呀,我也一个暑假没高兴过。第二个学期我痛改前非,寒假张榜我考了第一名。

四年级的时候,开始很高兴,没有想到我在私塾的同学叫王仲秀的看见我从倒数第三名一下子跳到第一名心里嫉恨我,表面上没有看出来,那个时候同学们都买线球儿来打各种好玩的东西,像鞋上的花、小孩的围嘴儿帽子等,就像现在的打毛线活儿一样,不过那时是用纯棉线和钩针儿、而现在是用毛线和竹针或钢针而已,都是五颜六色的很好看,很多同学都会打,一下了课就拿出来打。我也很羡慕,可是我没有条件:第一没钱买线球,第二我没时间,一回家就得抱孩子或者干活儿,但我很快乐。尤其作值日生的时候,她们都不如我扫地干净,擦的干净而且快。因为我在家里天天干活儿。正在这快乐日子时候,不幸忽然出来个偷窃案件,一个同学刚买来一个红色线球放到自己书桌里被人偷走了,她告诉老师,老师说:我有办法给你找,到下午下学时间,咱们班同学都不许走,回到教室里去,我会相面,谁偷了线球谁的脸发红我就看出来了。到了下学时间,我们班同学都回到教室里去,老师相面,我心里怀疑老师这个办法真能有效吗?万一有的同学脸皮薄真的红了不就冤枉人家了?小偷反而大胆不脸红你能找出来吗?我可别脸红。看了十多分钟后,老师就说我看出偷线球的人来了,暂且不说,等她自己来找我,你们都回去吧。

从此以后也再没有音信。但是我感觉从此以后常和我一块儿玩的同学渐渐冷淡了,还有人常说:我知道那个偷线球的人姓三横一竖。我心想一定是那天我的脸红了,可也没法对人家解释。越来越少的人来接近我了,最后就没人理我。那种孤独的精神压力大的生活真难熬。我偷偷告诉母亲我不愿意上学了,情愿在家做活抱孩子,也比在学校里受冷落好。母亲说:“不作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咱没偷人家为什么不上学了?冷落是暂时的,早晚有真相大白的时候。咱不能不上学了。你就忍耐一段时间吧。

这个难过的日子快三个月了,忽然有一天,在上早操的时候,宣布校长要给全校同学讲话。在操场里我们各班都排好了队,静静的等着校长慢慢悠悠的走过来站在讲台上大声说:同学们我今天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在三个月前,四年级的一个同学丢了一个红线球儿说是被人偷走了,她们班里的王仲秀同学对我说,她和王淑容在一个私塾学校里上学时王淑容就偷过东西,因此我就跟踪王淑容,三个月调查她的一举一动。当她到校早时,一个人在教室里就是看书,从不去动别人的书桌;别人的书包挂在树上、扔在地上的,她也不去动一下。我问了和她在一起上私塾的同学都说没有发生过偷东西的事儿。我忽然想起来会不会丢到垃圾堆里去了?昨天星期日我找到收垃圾的来了两个人收这三个月的垃圾,我帮他们仔细找,还真的找出个泥球来,用水一冲洗就是个红线球。校长顺手拿起来给大家看,全场掌声雷动,就是我一个人心酸,我没哭,那时的感觉好像是个梦境。接下来校长又高兴的说咱们的同学全是好品德,只有王仲秀差了一点儿,不要无故的去诬告人,叫人家受了三个月的污辱和冷落,给人的精神压力很大。你去当众鞠躬赔礼握手道歉痛改前非。王仲秀低着头慢慢的走过来给我鞠躬握手。我给她还礼也给她握手但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难受滋味。

晚上回到家告诉母亲这件事时可是哭了一场,母亲也安慰了我半天,我才平息下来。过了不多几天,我哥哥从济南来信告诉我:他已经给我订了一份谢冰心女士写的一份课外读物叫《小朋友》寄到你学校去了,你注意接收。从那时起我精神就提起来了。

全校二百多人谁也没有订课外读物,连最有钱家庭的同学,只是穿戴的文明华丽也没有订课外读物,每次我到传达室去拿《小朋友》她们都争着要看。我不但不受冷落还成了个香饽饽了。白天她们传着看晚上放学时我得收回家来和我姐姐一起看。谢冰心的作品真好,我们都很喜欢读,直到现在我脑子里还记得一些句子:“小朋友康健复来的路上不幸多歧。我去美国的路上感冒了又晕船所以病了一场。”还有一个歌词也还记得:“今日里别故乡,横渡这太平洋。肩膀上责任重,手掌里事业长。汽笛高唱前进!国旗随风飘扬!回头祝我中华,万寿无疆!回头祝我中华,万寿无疆!”

这一段生活是我童年时代最幸福的一段儿,有时想入非非、想上大学,甚至想去留洋。自己下决心,学问深了才能实现理想,我必须下苦心好好学习。到六年毕业的那一年,忽然得了病,烧不退,那时只有中医天天吃中药三个多月才恢复了正常。在病后还未正常时我就去学校参加毕业考试,全凭我病前的努力,只考了个中上水平,总算毕了业。那年我14岁了。同学们很小一部分去济南(山东省会)考女一中了,或者考女子师范学校,都是六年毕业。考中学的是想考大学,考师范的显然是贫困生,毕业后急于工作的。因为师范学校不用交学费,而且连饭费都不用交,政府每月发给五元钱的饭费。因此贫困生把师范学校称作是“吃饭学校”。那个年代是重男轻女的年代,一般人觉得女孩子上学没有用,既不能做官儿也不能作大事,只会打算盘记帐本就行了,理家务不用学问。所以我和姐姐都在家学做衣服纺棉花做菜。这段生活过了五年,但在思想上总觉得这样的生活不能过一辈子。

我父亲订了份报纸叫《大公报》(天津)我和姐姐就从这里透进点儿外面的消息,像男女平等呀,婚姻自由呀,孙中山的革命宗旨等都知道一点儿,所以我的内心深处觉得没有文化是不行的。男女平等,女子必须得有独立生活能力,现在的情况是“夫荣妻贵”,平民则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这怎么能平等呀?所以我小学毕业在家里还是奋斗,毫无目的地奋斗,早晨早起温习小学里的功课,晚上和姐姐看课外书解闷儿,报纸总要反复的看它好像是我们黑暗的房子里透出的一缕阳光。我们看的课外书全是家里存的古老的书,唐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聊斋、西游记等。就这样过了五年。一九三O年七月,我哥哥暑假期间回家发现我这样勤学很吃惊,他问我为什么这样做?我就向他谈了我内心的想法,他就向我父亲说:我明年暑假就大学毕业了(他在天津上北洋大学),我可以供我二妹上中学,为了争取时间,今年我借同学的钱先送她去上学,明年我就还债,可以这样做吧?我父亲考虑了半天点了点头答应了。我欣喜若狂眼泪都流出来了,我这个同父异母的长兄真是像亲生兄长一样。那年的八月二十五号想去济南考济南第一女子中学,谁知那时是个军阀混战时代,胶济铁路不到济南只通青岛,没办法就去青岛了。谁知青岛的女一中已经考完了,只好找到个教会学校(文德女中)先读着。等到济南通车了再去插班。临走时父亲说:你要有一门儿课不及格就回家吧,不要白花钱。我说记住了。在文德考了第二名住进学校后,牢牢的记住父亲的话,所以就精神紧张起来、就怕考试。我们的数学老师姓祁,是将近六十岁的老人了,他先发现我的毛病。他的教学方法很好,除了学校规定的月考和半年一次的期考外,他自己定的每次学完一个算法就来一个小考。他发下一小片纸只出一个题,这个小考不给分,只考验你学的程度怎么样。有一天他上课时把一个刚学完的代数题写在黑板上,给我们仔细的讲,一边讲一边写在黑板上,写完后问大家学会了没有?大家一齐说学会了,他马上把黑板擦干净又重新写上那道题说:这就是小考的题。大家都笑了,以为老师在开玩笑,不多一会儿都交卷了。他收过去一看全班同学的卷子都算对了,只有我的错了。他也没有说什么就下课了。我心里忐忑不安,一听说是考试,我就心跳,脑子也糊涂了,不知道我算的对不对。

等到上晚自习的时候他叫我去办公室,我心跳得快喘不上气来了,他和颜悦色的说:你平常的数学学的很好,在作业里你没有错过。为什么一说考试你就错了呢?我就把我的实际情况告诉了他。他笑眯眯的说:你的精神受了刺激、影响你的学习。我想了个办法,你看行不行。数学这门课,我保险给你及格。我知道你的数学程度很好,就怕考试。其余的功课我负责给各位老师讲清楚,都保证给你及格。这样你可以放心大胆的来学习,可以充分发挥你的才能是不是?我高兴的笑着说谢谢祁老师的关照。现在天气冷了您老人家不必天天晚上来学校辅导我们的数学作业。您就告诉同学们都来找我给她们讲解难题,我能负起这个责任来。他笑着说这回你不怕我考试了。我说您要不放心您就随时来抽查我,也可以问问同学。我们就这样定了。我们班里有个和我最要好的朋友叫于守琨,就坐在我的前面。每天晚上写作业她都在数学上下大功夫,有了难题都是回过头来问我,才能解决问题。但是她很要强,每逢有了难题她都是想自己解决,直到快到下课的时候才回头找我给她讲解,讲明白了她一边写、一边哭。她是班里的好学生。我们俩不是她考第一我考第二,就是她考第二我考第一。我是班长,有时我发现她数学题老解不开,我也不敢主动的去给她讲解,那样她就会生气。她这个人胸怀大志,一九三六年她考上北京的清华大学中文系。

我等到火车通到济南了,就赶快去济南女一中插班。因为官立学校学费少,家境贫困的学生都想去。我想插初中三年级,去报名时才知道:要插那个班就得先作那个班的旁听生,到大考时成绩及格就能跟上班。这个班缺几个人就就录取几个人。我要插的这个班只缺一个人,现在已经有十七个人在作旁听生了。我心里很紧张可也没有好办法,只有拼命去竞争了。那时我大哥已经毕业在济南的建设厅工作,因为他学的是建筑系。他也在那里安家了。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他,说我有困难,他告诉我:人生道路上总是会有困难的,你得学会克服困难才行呀。你不要怕,我可以帮助你。他这一打气儿我胆就大了。我刚去上课的时候,才三天,上数学课,也是个老教师,他一开始就拿起数学课本找到代数总复习最难的一道题,问大家谁会算这道题的请举手,全班五十多人(包括旁听生在内),一个举手的也没有,都在互相观看,鸦雀无声。那位老师笑着说:都不举手我要点名叫了,请新来的这位同学上黑板上来算,我真没想到他会叫我去算,一点儿精神准备也没有,我想他一定是怕来旁听的人太多了,想一拳把我打出去,我无可奈何地走上讲台,精神非常紧张。手里拿着粉笔,两腿却颤抖起来,膝盖都轻轻的碰到墙上了。我咬紧牙关一步步写出来,写满了一黑板,全班没有一点儿声音。我偷眼看了看老师的脸,他满脸笑容的在点头,我像在梦中的感觉一样慢慢地走下来坐在自己的位子上。老师走上讲台说:同学们,新来的这位同学是从青岛来的,她算的这道题非常清楚明白,比我教给你们的算法好多了!现在我重新给你们讲一遍。他讲完了也到了下课时间了,老师回到办公室里告诉校长说:我们班来了个算数大手,连我都没有想出来的算法她都很容易的算出来了,真了不起呀!这话是同学传给我的。到月考的时候,化学我没学过交了白卷,因为青岛的中学是先学物理,后学化学,而这边儿是先学化学后学物理,这就是我的绊脚石,怎么办呢?我哥哥说:我可以帮助你,我每天晚上下了班就就直接去你们学校的接待室里等着你,那个时间,下午的课也完了,正是个空隙,我给你讲一个钟头的课没有问题,一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跟上了。我很高兴,苦战了一个月,第二个月化学考试我得了满分儿。这门课程是校长教的,他觉得很奇怪,就问我,我照实告诉了他,他说:你们兄妹的感情真好。我心想:你还不知道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的感情呢!我的脑子并不聪明,全靠苦干。早晨六点半才打起床铃,,我是五点起床,轻轻的去做早晨的一切事情,打起床铃时,我已经在校园里读书了。校长起得早,他经常看见我一个人在那里读书,初三的插班机会就属于我了。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又在济南替我姐姐找到个出路,有一个女子职业学校不花钱还管饭,毕业后按照学生的成绩安排到他们的工厂工作。因此,我姐也有了饭碗!但是她的意志不坚强,被一个开煤矿的经理诱骗过去了,过了三、四年阔太太的生活,生了一个儿子就被人家遗弃了,那个煤矿老板另娶了两个老婆,没过四十岁就死了。我姐姐跟着儿子过了一辈子。

我在济南女一中毕业了,接着考高中的那一年前来报名的考生特别多,青岛一中的和许多私立学校的初中毕业生都来了,想上大学的都来了,报名的人数不下五百人,可是三十年代的济南仅有一个女子中学,高中仅仅录取一百二十名。我这个自知不能上大学的本来不想报名,可是说起这个情况来,我哥哥说:你也可以报名么,不就是花一块钱的报名费吗?我说,我又上不了大学何必去跟人家凑热闹呀。我哥哥说:你怎么知道你上不了大学呀?我说咱们家里穷,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哪里有钱供我上大学呀!我嫂子就在一边笑,她说:你就考女师吧,咱俩还是前后同学。我说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哥则非让我去试一试,给我报名费,结果我考了个第六名,又去考女师,考了个第三名,我就按自己的想法上了女师。我一个在初中时的朋友叫张苓秋,也是个穷人家的孩子,,她说她从我刚到一中去插班的那天就想和我作朋友,因为谈起话来两人的思想很一致。在考试时两人的名字又总是一前一后连在一起,,考高中时我考第六名,她是第七名,考女师时她考第二名,我是第三名。我也觉得她是个忠诚老实而且很有理想的人,。于是我们俩无话不谈,谈的都是肺腑之言。只有一点不一样处就是她比我聪明,有过剩的精力,上学时还有精神谈恋爱,我是全神贯注地去学习才能和她的成绩持平。在我上师范的时候我哥哥就到北京去工作了,工资虽然多了,可是我嫂子并不想帮助我家里的弟弟妹妹上学。她自己不工作了是因为有了孩子,但是也没有必要在家里摆阔气呀,一个孩子雇上一个奶妈,又雇做饭的、拉车的、打杂的,她什么都不干了。所以没有钱供弟弟妹妹上大学了。我弟弟高中毕业就自学成才在军械厂里当总工程师,因为那时正在抗日战争时期,妹妹也是女子师范毕业,我们家里出了两个小学教员。

我的好朋友张苓秋师范没毕业就患了急病,三、四天的时间就死了。我们从女一中来的同班同学都为此痛苦不已。出殡的那天我们五、六个人都去了,一直送到墓地才回来,而她的男朋友在墓地陪了她一夜,这是事后她父亲跟我们说的。过了两天,传达室里来人叫我说:一位男客人在会客室里等着要见你。我一愣,我哥哥调到北京去了,我这里哪还有男客人啊?一边走一边想,到了会客室一看,是苓秋的男朋友呀,见过面,他现在的神情可和过去大不一样了,灰溜溜的脸像个抽鸦片的人一样,说话却很客气:我知您是苓秋的好朋友,她过世的时候告诉我,她的日记本和信件存在您这里,叫我拿它作个纪念吧!说着话就留下眼泪来了。我说您请坐,我现在就去给您拿,您请坐。我到宿舍里打开箱子把她所有的东西都给了他。他接过去还一边道谢一边说着安慰我的话,弄得我不知怎么应酬好,因为我从小就没学过怎样应酬男客人,尤其是我也正在悲伤的情绪里,真不知说什么好,以至狼狈不堪。这是一九三四年事儿了,他过了几天又写信给我,全是劝我不要过于悲伤,要挺起腰来好好学习等,我只回了他一封信。因为他是在济南历城师范教书,他有时间写信,我是个笨学生必须得好好学习。三五年我一年只给他两封回信,可他仍然常常来信。三六年是我毕业的时候了,春天一开始是准备毕业考试,除了复习功课外还要到附小去考试教学实习的分数,教学实习的分数我得了第一名。原因是校外组织了个人义务教学班,叫我们到三年级时就轮流去教课,按照学校的安排每周每人教学实习两次,这是课外活动,老师不检查,好多人都不去。可是我一次也没缺过课,这使我在考试的时候上讲台讲课一点也不紧张,所以得了个好评语。考完了毕业的课程,按照惯例应该是组织学生,由老师带队去南方旅游,参观学习南方的师范学校。可是教育局来了个通知,今年的毕业生要到农村去培训三个月,梁漱溟老师提倡“乡村教育”,认为农村包围城市,主张必需首先提高乡村的文化水平,才能提高全国的文化水平。一九三六年的毕业生就得到农村去培训三个月。因此我们就到了农村去培训。早晨作早操,早饭后就上课,讲的多半是政治、国家的情况、农民的生活,有时也叫同学谈谈个人的生活和想法等,每个人都要谈一次,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只想在大城市里工作。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是南方口音,我这个笨脑子有好些听不懂的话,所以不能完全理解。三个月过去了,最后的考试题是写写你农村的女朋友。这个题目难不住我,因为我就是农村里的孩子,所以我就把我自己的生活写上了,结果梁漱溟老师竟给了我最高分。我进女师是第三名,出女师是第一名。这时苓秋的男朋友又来找我,直接向我求婚,这个难题把我难住了,一点儿精神准备也没有。坚决拒绝他吧,觉得他很可怜。他述说了自己的历史,拿出了他与包办婚姻决裂的离婚证书,而且我也看出他是个好人。于是我说,我需要和父母商量以后再答复你。结果他(她)们都不同意,只有我哥哥同意。他说:婚姻自由,我还想找个比我小十岁的呢,可恨因为工作逼的又没能自由。我父亲说:我们也不逼你,你自己作主吧。有了这个命令,我就自己做了主,七月二十三日就结了婚。我的丈夫叫卢俊青。

本来我是个留校的,因为丈夫在曲阜师范教书,我也到曲阜县立小学里去了。真可笑,我那班学生全都姓孔,点名册子上写的姓全是孔。教了一年书,三七年的七月二十三日就生了大女儿卢伟。当时正遇上七七事变在卢沟桥开火,医院的护士就劝我,把小孩的名字叫卢沟桥,因为她也姓卢,有纪念意义。她爸爸不同意。出院后本想回到曲阜继续教书,没想到十月份就听见大炮响,日本鬼子打进来了。学校停了课,把男教师组织起来到河南去培训,准备抗日。女教师年轻又没有孩子的一同去,有小孩子的回家。就这样各分东西了。我带着卢伟回到我们家。我们家里在房前挖了个地洞防炮弹,能容下十多个人。飞机来了我们就进洞里去。才住了两个月日寇就近来了,我们只好跑到离家十五里的姥姥家去了。在那里住到三八年春天,日本鬼子就开始大扫荡了。我姥姥家是芦洼村,离我们家太近了,很快就扫上了,村里的人都四散逃跑了,鬼子就把村里的鸡鸭牛马等都带走了。我们家里住的地方他们扫荡完了,所以还比较好一点儿,因此我们又返回家里来了。飞机有时在空中盘旋投下炸弹来,我们还有地洞掩护,但是日本兵还经常到老百姓家去找花姑娘,还是不能安居,住到十月份的一天晚上,来了一个老农民找我,他说是送信的,你看了信就知道了。我拿过信来拆开一看是孩子的爸爸来的信,他在河南培训完了,组成了一个抗日救国军,他当参谋,来到山东西部狮家沟村了,离我们不到三十里路。如果我在这里不安全的话还不如跟着军队呢!你要有决心来就跟着这位老大爷在天不亮时启程走比较安全。鬼子夜里不敢出动。我看完信告诉父母我决意带着孩子去从军。那时,卢伟就一岁三个月了。我的父母同意了,赶快做饭给老头吃,我也没睡觉,找邻居家帮忙。我们自己家有车有毛驴,收拾好了天也快亮了,马上就启程走出十几里路天才大亮。一路顺风,就是卢伟睡醒了要找姥姥,推车的两人都笑着说“这么点小孩怎么会知道方向呀!她就知道向东指着!”他们回到家告诉她姥姥这事,把她姥姥激动的掉眼泪。她把孩子的小红鞋摆在窗台上一直等到解放后我们又回家还摆着。

到了狮家沟以后还没进村就看见一个人直冲我们来了,我看准了告诉伟儿说:“你看见了吗?你爸爸来接咱了!”走到近前她就大声叫爸爸,他伸手把她抱在怀里对她说:“你出生还不到三个月咱就分开了,现在才见面你就敢让我抱你,认识我吗?”她点点头表示认识。我坐在车上进了村,他们也过来了。进了大门后,院子里有草,她要下地去拔毛毛,小手里握着一大把草毛像狗尾巴一样自己去玩了。我们住在一个炮楼上,第二天的早晨他们军队上就请我给他们的士兵讲话。可真难为我了!上讲台给学生讲课我不紧张,可是给三百多名荷枪实弹的士兵讲话可毫无准备,又没有经验。我只好摸着石头过河了,讲了些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目标,就是救国救民坚决和日本鬼子拼到底之类的话。说完了,他们热烈鼓掌,我就走下台来。回来后才知道他们这些军队是去投靠共产党的红军的。我们孩子的爸爸在这里当参谋,所以每天都需要赶路。因为自己的枪支弹药很不够用,所以必须躲开日寇走。每到一个村里,老百姓都给饭吃,而且还有青年农民跟上来参军。就这样,越走队伍越庞大。前面专门有人探路,才不会走弯路和碰上日本鬼子。就着样走了一个多月,每到一个村里老乡都热情招待,看见我带着孩子就叫我们住有热炕的屋子,给孩子送吃的,非常亲热。卢伟一岁多了还不愿意吃饭,全靠吃奶。人家给什么都不吃。有一个青年妇女看见卢伟走得很快,问我:你这小孩几岁了?我说一岁另五个月。她含着眼泪说:“我的孩子也是这么大了,因为我出去打水他跟在我后面走,来了个日本鬼子一枪就给打死了!把我的水桶一脚踢得远远的,就地把我摔在地上,就……”她哭得说不出话来了。我就安慰她说:“这个仇咱要报。你好好的保护身体,咱们现在就是要报仇呀!小日本该咱们的太多了,现在咱全国的人民都起来抗日,咱们一定能胜利!”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的天气非常冷,村里的孩子很多闹病的。我们的孩子也传染上了。那天晚上孩子正发着高烧军队决定夜间偷渡交济铁路,不许有声音和光亮。我们也得带着孩子跟着走。队伍才过去一半卢伟就哭起来了。我赶紧给她吃奶,她高烧难受也不吃奶。军队里的兵都奇怪半夜里荒郊野外怎么会有小孩哭声呀!就叫她闹得队伍才过了一半,怕惊动了日本鬼子,后一半就撤回去了。当时,找了个中医吃中药后,稍微退了点烧,但还是不吃奶。而军队还要出发,只好让我们三人留下给孩子治病,他们走了。如果留在农村会给人家添很多麻烦,这里离济南近,干脆坐火车到北京我哥哥家去给孩子治病吧!我们换了便衣去了北京(那时叫北平)。等孩子病好了他想去联系原来的队伍,但怎么也联系不上。老住在别人家里也不合适。听说一个当医生的朋友在兖州开了个小医院,他就去给人家当会计。过了两年到一九四一年,生了大儿子卢志立。那时最困难。平常老百姓吃老玉米就是家常饭,可是日本鬼子把粮食都弄到日本国去了,给我们吃的是混合面。在报上登的混合面是十六种杂粮混在一起,其中还有观音土(白色的),其它都是黑色的。蒸出来的窝头像鼻涕忸一样,吃了很难大便。孩子刚会说话时,早晨一起床就说要吃“鼻忸”!不给他吃会饿得难受。因此,他很小就患了胃病,因为吃的不是正经粮食,是掺了土的东西呀!他患的胃下垂病还不就是土吃的太多了吗?差一点要了孩子的命。

一九四二年秋天又回到了北平。因为我老公去北京买药遇上了他原来军队上的同伴,又是他学校的同事,都是教师。谈起来才知道他是来北平有任务的(当侦探),很需要有个家做掩护。因此,我们又回到北平了。回北平后,先在南草场住,后又搬到了后抄手胡同作商人。(因为在南草场发现日本鬼子有些注意我们,所以就搬走了。到了后抄手胡同后就安排的比较严密了)我们搬过去安置好了,他那两个同伴又转到别处了。临走叮嘱我们不要轻易相信人,工作要注意,一定要单线联系。他还给我们讲了一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一去就没有再联系过,直到解放后也不知他的下落。从此我们就做这个工作,把这边送来的消息写下来,等到外来的那个人拿走;外来的那个人带来的消息送给城里的人。开始的时候传递很困难,因为它是信,经常叫人家检查出来。后来想了个主意:把城里的信息用钢笔抄在一毛钱的钞票上,用米汤当墨水。到外面用碘酒一擦就清清楚楚的显示出字来了。因为米汤干了在票子上什么都看不见,带信的人就不怕检查了。一毛钱的票子谁也不太注意,所以后来很顺利。在这一段,我们生活很困难但地下工作很顺利。可是四口人的生活怎么办呀?当教员容易暴露身份,只好做点小买卖加上我哥哥帮助点钱渡过穷日子。哥哥到北京来工资虽高,我嫂子铺张的太厉害,孩子也多,都把钱花光了,自己连个房子也买不起。积累了十多年好不容易买到了个二手房,装修完了搬进去才一个多月,我哥哥就病倒了。到医院一检查是肠癌晚期需要住院手术。当时没有钱,就把房子卖掉了。前后做了两次手术,他还是死了。一家的顶梁柱就这样倒下去了,时年仅四十岁。我嫂子把两个大点的孩子(十岁、九岁)叫他爷爷带回老家去跟祖父母生活。她自己带上三个小的回济南她老家让人帮忙照顾,她自己找了个工厂办的学校教书去了。也过上了困难的生活。这是一九四五年的事了。我们早就过困难的日子了,可因为我们没有知识,不想要孩子偏偏有孩子要来,和他姐姐一天生日的卢志光来了。我们更发愁了。原来我们的计划是要有孩子必须叫他们上大学,因为我们都是想上大学但由于家里穷没能满足这个欲望。因此发誓要叫后代上大学的。看现在这个局面又要叫后代留下遗憾了!他爸爸考上复旦大学交不起学费才不得已回家到教育局工作。因为他是师范毕业,后来又到济南历城县立师范教语文。他的文学底子不错,因为他父亲是个私塾先生,他从六岁就跟着他父亲到大家人家去教书。他跟着吃饭也跟着学习四书五经之类的东西,没正式上过小学。到14岁结了婚,才去考曲阜师范。从那时起,他脑子里才有了新思想。什么男女平等呀、婚姻自由呀,才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有了印象。他的脑子不笨,英语学的很好,有些外语小说他也能看。象“茶花女”、“天方夜谈”之类的他都能看。在日本鬼子没来的时候他工作的不错。他加入了国民党在青岛当过党委委员。后来因为发现国民党员也是争权夺利的人,每次改选的时候张三来要求他投他一票、李四也来要求他投他一票,很叫人心烦,他当众拿出党证一把火把它烧了,声明退党,卷起铺盖卷打上火车票到济南历城县立师范教书了。我们两就是在济南遇上的。

好容易盼到四五年日本投降了,我们又搬到苏萝卜胡同去了。因为鬼子走了,国民党的首领们坐着飞机来北京争占地盘,随后带家属的军队都来了。我们住的是大杂院。有一个军人带着家眷把这个大杂院买了下来。房主下令叫我们快搬家。这时,全院里的住户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东奔西跑、投亲靠友都来不及找房子,可是他那时作小买卖到内蒙去卖估衣去了。在北京买点估衣到内蒙换点钱或者换点粮食过生活,还没有回来呢。我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干着急也没有法子通知他。我也没有亲朋好友来帮忙,眼看着四合院的三面房都腾出来了,就只有我们住的南房没腾出来。房主去赶了一回,以后不来了。新房主搬到三间北房里住下了,东西厢房住着卫兵。晚上去厕所时经过这里常敲我们的门或者窗户,去骚扰我们。我们也只好把门窗关紧。有人天天来催我们搬家,我也只好陈说我们现在有困难,求他再等几天。一共晚了一个星期。有一天下午,我刚做完晚饭,他们带上七八个卫兵有抗长枪的、有腰里带着盒子枪的一涌而进,逼着我现在就得搬出去,如果籁着不走现在就把东西扔出去,马上给腾出房子!小孩被吓哭了,我也着了急。我说:“你是中国人么?日本鬼子来了实行三光政策,你看看现在天这么晚了,外面还下着雪,我们到哪里去?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你现在开枪把我们打死;另一条路是我抱着孩子领着孩子去找你们的上司给我们解决难题,只有这两条路。”他慢慢悠悠的说:“你真厉害!莫不是共产党吧?”我正言厉色地说:“你不要血口喷人!有本事咱上你们领导那里去解决。把孩子吓病了你得负责!”他站了一会摆摆手撤退了。等到孩子的爸爸来了找到了苏萝卜胡同一间小北房、一个只能做饭的小东棚子。但好歹有个小北屋藏在小东棚的后面很严密,来人说话方便,这才算又安居了。住了四年没断下作地下工作。一九四九年一月,组织上派人来告诉我们共产党要包围北京解放北京城,预期一个月能完成计划。先包围准备打仗。但是为了保护古迹先讲和平解放,免得人民和财产的损失,不到万不得已时不开枪。问我们城外有无亲朋好友能够暂且躲躲。我们说没有,老家是山东,原来我哥哥在这里工作,我们来这里也工作了几年。我哥才四十岁就死了,他的家属都回山东了,这里没有熟人。他们给留下30元钱叫我们买下点吃的,一个月后另有办法保护你们。

后来真的和平解放了。我们来往通信的人都来我们家大聚会。我那个上小学的女儿回家很生气的说,妈妈是放羊的孩子会骗人!过去说国民党好,现在又说共产党好,到底是谁好呀?惹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说:“这么点小孩就关心政治了!”我说她也干过地下工作,不过她自己不知道就是了。在查的紧的时候就叫她提着个小菜篮子,里面放着鞋底鞋帮,请人家给她绱鞋去。这里面就有信送过去。

一九四九年四月份,组织上在平民中学举办一个中小学教师培训班。我高兴极了,赶快去报名。我是师范毕业还受过梁漱溟老师的培训,很想好好的干一番事业。但没想到我一九三六年毕业而一九三七年就叫日本鬼子闹得乱七八糟,我没法教书了。抗战八年我才又有这个好机会,而且地点又在紧靠着苏萝卜胡同的平民中学。这个机会不能错过!我老公干的是公安工作日夜不回家。我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老大上小学。家里还有两个男孩,八岁的因病休学,小的四岁。我勉强留他们在家里不许出门,我就可以去上课。晚上多做点饭够一天吃的,中午饭就能解决了。实在不行就吃凉的。天气热了好对付。培训三个月,那三个月里我虽然很受累,可是获益匪浅。因为离家近我又要照顾孩子吃饭,又要去上课。听了领导人讲马列主义我心胸开阔多了。陶行知、吴含、梁漱溟等人都给我们讲过课。回家天天晚上看书,看到深夜,真想马上就去教给孩子们打下个坚实的教育基础。不是只教他们认识几个字就满足了,必须培养孩子的好品德、好习惯,将来才有建国的好人才。基础巩固是主要的。这是我的理想。事实上没有实现。主要原因是我的能力不够,次要原因是环境不允许。刚解放的时侯叫我们住在国民党时候的公安二处,在北京北池子骑河楼蒙福禄馆胡同。没有一个月又叫搬到羊肉胡同。住了没几天又叫搬到长安街,不到半年搬了十多次家。公安部门的领导对家属安排摸不着门儿,上级怎么指派他就怎样安排。好在他们有汽车,搬家也容易。最后又叫我们搬到原来的地方公安二处家属宿舍楼去了。在那里住了两年。我没能去小学教书,孩子太小没人给照顾。我只好去教工人夜校。白天做饭、干家务,晚上大孩子在家写作业照顾两个弟弟。我去夜校上两节课,晚上八点到十点下课,再回家照顾他们睡觉。那时夜校是个义务学校,没有工资。工人上一天班,晚上不怕辛苦都来学习。有扫盲班,也有四五六年级。我教六年级的语文和数学。晚上灯火通明,学生老师都很多。校长是个年轻小伙子,教务主任是四十岁左右的老教师。其余的教师有一个是北大学生,家住在学校对门是盛锡福帽店的掌柜的儿子。他每月都拿学校的津贴来请客,买些好吃的给大家吃。那时的工人真用心学习,不怕风雨,很少缺席的。有一部分女生是解放前跑到台湾去的(军人的)妻子,想学习文化好和她的丈夫通信。有时候白天她们来到我家,问写信怎么写。也问一些不会写的字。有人还抱着孩子来问,主要是年轻人多。一年后就改变面貌了,因为工作有了工资。政府不断招考中小学教师,他们大多数去招考去了,夜校校长这个担子就压到我身上了。我只好晚上教课白天如果区委会开会,我只好带着孩子去开会。我勉强担任着过了几个月,又把妇联代表的重任压在我肩上。去政协礼堂开会回来,我就去找区委会领导说了这个情况,就把妇联这个担子退了。可是夜校缺乏教师没人帮我解决,我就只好四处去寻找人,问学生、问街坊邻居。学生给介绍了几个老年闲散人,我去找到了几个资产阶级的有文化的太太们,劝她们为社会贡献点力量、争取男女平等。劝说她们出来活动活动精神也会更爽快。后来,找到一位信耶稣教的大姑娘。她原来有精神病才在家休息了好几年。她家人也没有告诉我。因为她在家没犯过,我还很高兴。找到这么个既有学问又没有家务或孩子牵扯的人,可以帮学校的大忙,很高兴。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她突然在学校里犯病了,又哭又笑嘴里不住的说些乱七八糟的话。这一闹可把学生吓坏了。我才知道她是个病人。我费了好大劲才把他送回家去了。这个夜校坚持到一九五二年初就停了。

我那最小的孩子也快到七岁了。我也去考了小学教师,我要求教育局派我到郊外去教书。他们都觉得我奇怪,人家郊外的教师来请求往城里调,还没见过城市里的请求往外派的,你是怎么想的?我说,我师范毕业的那年(一九三六年)受过梁漱溟老师培训了三个月,知道要提高中国的文化水平必须要先从农村开始,我要实现他的愿望。第二个原因是我爱人的工作是昼夜不能离开的,家里的事都是我一个人负担。三个孩子大的刚上初中,我叫她去住校,两个上小学的我带他们到农村去过过农村生活锻炼一段时间,城里没有农村宽敞,学校又离家太远,租房也困难,学校里没有食堂,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不如到农村就和孩子同吃同住我也放心。他们很同意我的主意,就把我的档案发到丰台去,叫我自己拿着到了丰台教育局。他们又把我发到更远的长辛店陈庄子小学去了。我把档案给了校长陈立达。看样子他也是个新手,年轻豁达,马上就请我在学校里吃饭。十几个老师都在一个食堂吃饭。我说了我家的情况并且告诉他我需要回家整理一下行李过两天才能来上班。他很爽快的答应了。我说我这是未上班先请假!他哈哈大笑,说没关系,我先替你上班。吃完饭他就把九月份的工资发给我了。我说,我还没上班呀你就先发工资?他说学校里都是每个月一号就发工资呀!我说可能政府里知道教书的都是穷人吧。大家都笑了一阵子。下午我坐长途汽车回到家就黑天了。卢伟在家做完饭等我回家才一起吃饭。我把一天的情况告诉他们,大家都很高兴。卢伟说:“两天后我请一天假去送你们。”带那么多行李坐火车从北京站到长辛店站下车,还得再雇车拉到学校里去。我说你能办这么多事么?她说:“我能办,先雇好了车再取行李。”这是最大的孩子,能替我办事了。她才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我还怕她离不开妈妈呢,我心里很高兴。

到了学校接了个最乱的班。这个班的组合是铁小招考完了剩下来的,学生年龄还有个二十岁的男生连话都说不清楚,还专门捣乱。有几个十五六岁的也都是些捣乱鬼,好学生也有一小部分。工人和老百姓家的子弟比较好些,知识分子的孩子有三两个,还有摆小摊的娇儿一个。这个班是从四年级升上来的。接这个班的的有三个人都是为了难维持纪律而没能坚持下去。这话是后来才听说的。校长给我介绍说:“带这个班的人是个高中毕业的女生,现在提升到区政府去工作了,这班虽然年龄不整齐但有觉悟性,正适合老教师来带,希望你带的更好。”第一次上课校长先上讲台做了介绍,看着秩序还不错,我就点了点名相互认识一下就下课了。第二天我去上课学生就现了原形了,教室窗户靠大街,街上卖东西的乱叫喊。正上着课他们竟敢打开窗户买糖葫芦吃,更不用说随便乱说话了。这怎么能讲课呢?我真发愁。头一次看到这样的学生。第三天去上课因为天热把教室门开着,他们原来的班主任走到门前往教室里一瞧,就有两个学生说:“你敢进来?”她转身就走了。我心里奇怪,怎么会对班主任这么大仇啊?我在办公室里对同志们说了这个事才知道,她上课时全靠校长压阵才能讲课。别人接不了这个班,三个人都没有接下这个班,你是老教师可能有办法。我说原来如此呀。我虽然年龄老,资历并不深,教学经验太少。我1936年毕业1937年日本就开始侵略中国。当教师的都去河南培训抗日救国了,一直等到日本投降后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才重操旧业,哪里有教学经验呀,还得求大家帮助我走出这段困难,把孩子们教好才对得起教育事业呀。大家都说咱们合作共同努力。我发现这一班的捣乱孩子不怕别的就怕挨打。年轻高大身材的老师他不敢捣乱。老师年轻的他都不怕,老的就更不怕了,所以他敢上课时买糖葫芦吃。有一天我在办公室批改作业,进来四个学生来问我毛主席的诗“红军不怕远征难”,叫我给他们讲解。讲完后又拿出了数学上的几道难题叫我给他们讲解。我心里想,这几个小家伙是怕我没有学问教不了他们,故意来考我。所以,我也故意的详详细细的、明明白白的讲给他们听,看样子他们非常满意。我心想从知识上开头,我很高兴,一定叫你们心服口服,我就好依靠他们带动全班了。他们走后,我觉得很高兴,有这样几个学生很好。别说你们是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就是初中生来问这两门课的知识也难不倒我啊!我办公桌对面的周老师说:“你这一枪打响了,这几个学生的家长都是有文化的人,叫孩子考考老师的文化水平。你不但给他们讲的清楚明白,而且还赞不绝口的表扬他们的好学精神,看起来你真是有办法的老教师呀!”我说你过奖了,以后还希望你们随时指导我点。他说咱们共同努力吧,我这个班也不是个好对付的班,不过我是年轻男人,他们怕挨打呀!我们都笑了。我说下一步我想从家访开始。这些孩子缺乏家教,尤其摆小摊的娇儿。他说做家访并非容易的事,你须费很大精力。我说不怕累,就怕家长难对付。

从此我就努力去做家访工作。还有个工作是开队会,虽然少先队员人数不多,我发动他们带动全班维持纪律,保证上课纪律。他们的工作渐渐生效。摆小摊的老两口我去了七八次才说服了他们的老思想,惹得她们哭了两次。他们老两口有一个儿子十九岁就死了,这是他们唯一的儿子了,舍不得管教。我就给他们讲道理,说明管教不是打骂他,而是给他和颜悦色的解说道理,应该怎么做人才好,怎么作就不好。解释明白了,你就会走那条好的路。根本不教育他等于害了他,你花钱叫他上学的目的就是想叫他走那条好路,老师是这样教的,家长也这样教不是力量更大吗?老师比家长多教的一部分就是文化。咱的教育目的是一样的,对不对呀?工人家庭比较容易接受,娇儿的父母不愿意接受。后来总算明白了。又很感激我,叫他儿子送来糖块或者小玩具,我一看全是他们摊上摆着卖的货。我给他们送回去,又磨了半天唇舌才算完事。渐渐的进步了点,上课时还是不大守纪律不专心听讲。那个二十岁的学生经常捣乱。我也没好办法,心里很发愁。晚上睡觉时,我十一岁的大儿子说:“妈妈,咱们为什么到这个学校里来呀?学生真野蛮,还打人。我又没有惹他们,他就随便打人和疯子一样,咱们回去吧!”我说:“在城里的学校里没有老师宿舍,在这里有老师宿舍还有食堂,咱三人一起睡觉,一起吃饭,我天天看见你们。要在城里,咱们离家很远,怎么吃饭呀?我就没法上班了。咱住在这里慢慢找到个离学校近的房子租过来住上就也有家了。这些孩子缺乏教育,咱慢慢的教育他们,以后他们也会变好的,咱忍耐一点,将来会变样的。你们俩好好学习给他们作个榜样。我好好的教育他们将来也会变样的。”那时,我虽然这样安慰孩子,其实我心里也没有信心。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就下决心改变这个情况。先下手做家访,又接着发展少先队员,叫孩子有个奔头,把几个小队干部团结起来讲明道理鼓励他们发展队员扩大队伍大家一起前进。

一九五三年的春天去春游。坦克学校给开来好几辆汽车给学生送去北海公园。学校里公布不许学生划船,我就在教室里千叮咛万嘱咐,叫同学们可以看很多好的景点。因为划船没有练习过,会有很大的危险!万一失手就没命了!以后的机会还很多。结果我的话等于零,下车后他们都不听我指挥,等我走到海边一看,飘飘摇摇满海都是我那班的学生。我一看心就凉了,这次我非坐监狱不可了,无法挽救了,只好坐在一边生气,一句话也不说。心想,我去坐了监狱,这两个孩子依靠谁呀?他爸爸在公安二处干这个离不开身的工作怎么办?这边没有亲戚也没有可靠的朋友,苦了这两个可怜的孩子。他爸爸要不工作了,他们吃什么?我呆呆的在那里胡思乱想。过了一个多小时他们都把船还给人家了,一个船也没翻。他们知道我是生气了,走到我面前我也没有表情,也不说话。班长过来说:“老师,你别生气了,我们只玩了一个小时就把船还给人家了。”大家都上来围在我身边说:“老师,您别生气了!”这个情景弄得我哭笑不得,我只好慢慢的说,虽然还没遇险,这是侥幸,但是你们这样做也是不守纪律的表现,以后再不要这样做了,你们看别的班都没下水吧?他们都说下次不这样了。五三年的第二学期,一开学我就告诉同学:咱们可是六年级的学生了,是小学阶段最后的一年了,再不提起精神来学习可就难考上中学了。好像最后的冲刺了!大家提起精神争取时间努力吧!这个学期我就专心研究教学方法,过去学的是旧教学方法,先范读,再讲解。重点提出生字,生词讲解完了叫学生读。现在我从杂志上看到苏联的问答教学方法。我试验一下觉得我这班学生不是笨而是不专心,也可以说是精神不集中。问答方法如果你不专心,老师提问你就答不上来。我试了几次效果很好,所以就用上了。我用旧的教法喊破了嗓子他们也不听。新方法是先提问,你要不注意阅读就答不上来。现在用的新方法就轻松多了。我先把这课的生字生词写在黑板上,然后注上汉语拼音叫学生齐声读一次定准了音,我再讲解。因为我有点山东口音怕读不准确。然后让学生默读课文。我的教案上全是问题,一个个提出来讨论。我看谁不注意就叫谁回答。这样全班学生都不能走神,所以效果比较好。做了一次观摩教学,有人同意也有人不同意。只要我轻松效果好我就这样做。

五年级这一年的时间下来,我头发都白了。他们都叫我老大姐,包括校长都这样叫,其实我才四十一岁。六年级我们师生之间就有了感情了。我家喝水都是两个孩子从西上坡大街的水管子接到水桶里抬到家里来,现在我班的学生枪着来打水。晚上下了课就给我打满了缸。我两孩子也和他们很友好,不想回城里那个家了。有一次我那个小儿子突然发起高烧来了,将近四十度,医生来诊断是重感冒。从刚发烧就吃药,不但不退烧还更高了。我怀疑他是脑膜炎,要到儿童医院里去治。晚上都到了七点多快八点了,我们班的四五个学生不回家,等着给我帮忙,背着孩子上汽车。校医又去请了三个医院的好医生来会诊,都说不是脑膜炎,这才把学生打发走了。不会珍他们怎么也不走。这次事就说明我们师生之间的情意有多深了。这班学生考中学时升学率百分之九十六。一九五四年的第二个学期就换了个新校长叫李忠诚。名字很好听,其实他既不忠也不诚,私心很大,他上任就带了他弟媳妇来叫她教三年级,还吹嘘她得过奖。叫我接六年级,我是个实事求是的人,我和他说明学校的情况,我不是偷懒,你给我个五年级我有时间调理孩子的纪律,可以保证升学率。六年级时间太短,我没有能力保证他们的升学率。他不采纳我的意见,一连两个六年级都失败了。以往的制度是如果老师有病假时,都是班联去代课,因为那样方便,都是教一样的课。可是后来又改变了制度,改为谁去替他上课谁就拿他的那份上课的钱。这位校长看上这点钱了。都是他亲自去代课。有一次一个六年级老师有病,他得去上课。正好教育局来电话叫他马上去开会。他就叫他的弟媳妇去代课。他弟媳妇只会教三年级,这次教六年级她摸不着头脑,叫六年级的学生轰出来了。这个局面教六年级的老师谁也不好意思主动出来替她,因为有钱。这位忠诚的校长就这样做事情,会拍马屁的人吃香。我是一九五六年底得一次先进工作者奖,一九五七年底就打成右派分子了。那个运动真是荒唐至极。有人看了大字报笑了也打成右派分子。十八岁的师范毕业生头一次参加工作就遇上这个运动。他笑了笑就成了右派。他们称他小右派。我这个老右派是校内的马屁拍子造谣生事,写了些无事生非的大字报叫我承认,我不承认,外号叫刘猴的马屁拍子献上一计,叫他们在大操场里开批判大会,把我的小儿子从儿童医院里接回来参加大会。在这个天寒地冻的天气里,她一看见她儿子在眼前她不就招了吗?他献的这个妙计有多凶狠毒辣呀!幸亏有人来告诉我说,明天就开会了,今晚你快去总部签字承认了好免去你儿子的灾难。我大吃一惊,晚上我就去照办了。他们也怀疑是有人送信了,可我一口咬定我自己觉悟了才承认的。一九五八年的春天打麻雀的前一天我们这四十多个右派就下乡劳动了。从丰台出发到丰台路口向左拐到五里店汽车站,再往前走不到二里路就到小屯村了。这就是我劳动改造的地方。这个村种菜是主要的,种粮食很少,中央的指示是右派分子下乡是和社员一样待遇,所以我们和社员一起吃饭一起干活儿。右派分子又按罪恶轻重来处分和表现来惩罚,有降一级的两级的三级的,有一个表现好的拿原来的工资不降级。我降了两级,会计也是个马屁拍子,主动给我们撞行政级往下撞,所以我等于连降三级。那时没有理可讲。在农村干活儿,我们女的跟女社员队长干活儿,大半是菜园子的活儿,捆韭菜、载葱、除草、摘西红柿等。夏天是在西瓜棚里铺上大席擦西瓜,晚上收工后去给社员记工分儿,男的也要我们去记,记多少是听队长的发话。右派是罪人,老老实实的低着头干活儿,社员们是说说笑笑的干活儿。刚下去不久,是春天,载葱的时候我们去干活儿,那块地靠着汽车公路而且还抬头就看见五里店站的牌子了,我心想,这车正是去陈庄子的车,从这里上去走五站就到我们家了,我小儿子患了肾炎去住了儿童医院,听说是出院了,我要能去看看他,多么好呀,哪怕是看半小时呢!第二天又在这块地里干活儿。我大着胆在休息的时候到小队长跟前说了我的想法,她说这也不耽误干活儿也可以,只要早上不迟到就行。我喜出望外,晚上收了工,记完了工分儿,人家都回去吃饭去了,我就往五里店车站跑,上了末班车,下车后就很晚了,走到家时就十点了,孩子睡着了,我看见他睡得很沉没敢动他一下,我就和他爸爸说,我是偷着来的,明天早晨我得天亮前就赶回去上班啊。他说你快睡吧,他没问我吃没吃晚饭,我也没告诉他,这时忽然起了大风,我说这么大的风,我睡一会儿到四点就得走,不能等坐早车了。他说我送你到公路上去有路灯就好走了,从后山坡近。我说这么大的风咱那个大门儿又不能反锁,大风刮得噹噹响叫房东听见不高兴,还是我自己走吧。租房得受房东管哪。到了四点我出发了,我也从后山坡走因为近,但是对这条路不熟,天又黑,就走到野坟地里去了,一直向着汽车路的方向走,远远看见路灯的亮儿了可就是找不到上汽车路的道儿,两手摸摸全是坟,还有荆棘和深深的草,哪里也找不到路了,心里又慌张、又忙乱、又后悔。天黑到伸手不见五指,我站住了伸出手来看,真的一点儿也看不见,心想这就是黎明前的黑暗。一瞬间天就亮了,我定睛一看,我眼前有一堵墙,是军队上的仓库呀,外面罩着电网,我一抬手就能碰上,我心中一亮,这是个大自然替我造的个好几会呀,举手之劳就把我送到快乐的地方去了,不用受折磨了。转瞬一想,我的父母和我的孩子怎样感觉,我不能只考虑自己呀,这样做太自私了。这么多思绪,也不过是一二分钟的时间。我转身就往公路上跑,豁出去了还是回去受折磨去吧。到了工地她们也是刚到,我走到小组长面前说:我迟到了你处分我吧。她说你没迟到呀我们也是刚来呀还没开始干活呢,因为风太大早来了也没法干活儿,不如先吃完早饭来还暖和点儿再干活儿,你来的正好。我顿时如释重负长出了一口气去干活去了,虽然两顿饭没吃肚子有点饿,可精神上还是畅快的呀。

我在那里干了四年多的活儿,每年的暑假我的三个孩子都帮我去干活儿,早去晚归多干了活儿也不记分,社员们凭公分给钱,右派是拿工资的不记分,我的孩子是义务劳动呀。那时生活很苦,六零年更苦。社员们都有自留地还能贴补点儿粮食,我们没有。那时吃大锅饭,食堂里发饭票,我们也靠发饭票吃饭,社员有自留地的粮食补贴,所以女社员就觉得我可怜偷偷给我饭票,我不要,她们保证不给外人说,向天发誓谁要说了如何如何。我说这样做不是爱我而是害我。每月都帮食堂里算帐发粮票这个工作就有嫌疑,你再给我粮票不是更有嫌疑了吗?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可是万万不能收这粮票。学校里的学生有肉票一月三两城里的学生半斤。我们右派每隔一个星期日休息一天。有一天我休息在家里买了六两肉,大孩子在城里上学,这是我那两个儿子的票,我也沾光,吃饭时炒了个肉炒芹菜,大米饭,娘儿仨在院子里的槐树底下吃饭。共总六两肉炒出来我又盛出一半儿来留到晚饭吃,我那大儿子从小就孝顺对人也宽厚,他的碗里发现了一片肉,他一下子就放到我碗里去了,我说就这么点东西你还给我,我顺手就放到他碗里去,过了一会儿我没注意他又偷偷的放到我碗里,他站起来走开了,我那个时候情绪很不好,我把那片子肉一下子扔在地上叫房东家的鸡叼跑了。我发现他的脸表情像要哭、同时我也心酸了。像一分钱的钢蹦大的一片儿子肉引起我们娘儿俩的深情,他说妈怎么这样儿呀,在外面没有一点儿肉,回家这一点你都不吃。我说你吃比我吃了我更高兴。你就知道孝不知道后面还有个顺字,等你长大了才能知道为人父母的心情。在外面对社员的这样的事情我回到家也对孩子们说,叫他们知道社会上的事情,知道怎么为人处事。孩子从小就要接受教育,为人父母的有责任随时教育孩子,而且得以身作则才行。我们这个家庭处在战乱时期孩子们受了不少罪,解放后他爸爸在公安二处上班,白天黑夜都不回家。我一个人照顾仨孩子,大孩子去住校去了,我带着两个男孩子离开城市在长辛店陈庄子小学教书。我被打成右派到农村去劳动改造了,家里只剩两个孩子。我在学校时吃食堂,我的两个孩子一个七岁一个十一岁,都和大人拿一样多的饭费,我不在学校上班了,孩子就不能在学校里吃饭了,两个孩子自己做饭吃,星期天他爸爸回家给他们安排下的油盐酱醋买点菜蒸一锅窝头,两个人凑合着吃,到大儿子上中学了,学校里有食堂但他也还得回家给他弟弟做饭。

转眼到了六二年四月第五个年头儿时,把右派调到丰台中心小学去学习一个月,重新分配工作,就把我分到幼儿园里当保育员了。教养员是管上课做游戏等教育工作,我是管卫生工作,上课时维持纪律。孩子的衣服脏了被褥脏了都得拆洗。在那里干了十年整。七二年退休了。和小孩子在一起工作很有意思,你只要喜欢他,他就也喜欢你,而且还特别听话。有的教养员认为孩子小就威胁他他反而更不听话了。有一次幼教师范生来我们幼儿园实习给孩子们上课,我们幼儿园的教养员保育员由园长带领到城里一个幼儿园去参观学习,我们以为来实习的人很多可以全盘托给她们了。到了中午,园长想起来说:咱们一个人也没留下,不知孩子们睡午觉时听不听新来人的话呀?你们选个人回去看看。选谁谁也不去。有人提老王老师最会调理孩子了,园长就叫我回来了。我回来一进门儿就看见满院都是孩子叽叽喳喳没有一个去睡觉的。我是大班的保育员得先管大班。我一吹哨大班孩子都来了,我说大班的小朋友给弟弟妹妹作榜样,先排起队来去上厕所,然后去宿舍睡觉。中班小班也都来排队,叫我看看哪个班最听话最守纪律我就最喜欢哪个班。这时实习生都去食堂吃饭了,我一个人看着三个班睡觉,全园安静了,我才去吃饭。她们说今天你要不回来我们也吃不了午饭,孩子也睡不了午觉呀。我说小孩儿也会欺生,我刚来时也是这样。不过,他们也知道谁是对他好谁是对他不好,心里都有数。只用压力他会更和你捣乱,时间长了就摸着他们的脾气。她们也会心痛喜欢他的人。有一次中班的保育员请假,我到中班去替她上班,上午主班带孩子在游戏场里玩,有一个孩子从攀登架上掉下来,把门牙碰掉了一块儿,中午饭他都疼的不敢吃了,别人吃完饭睡觉了,他还坐在那里哭,我就安慰他不要哭了,我去拿饭来喂你。我就到厨房去用菜汤泡馒头挤成烂泥状一口一口的用小勺喂上了一碗。让他漱完口后,我用小勺掀起上嘴唇仔细一看才知道并不是碰掉一块而是碰得门牙往上凸出一块儿来把牙花插破了还露出一块儿来,是从根上断了。我告诉了主班必须得到医院去看,主班告诉园长派人带他到医院去看。告诉他家长后,他家长来幼儿园三次都是我接待的。主班不敢接待因为他家长很不讲理,说话很野蛮。我三次都是给她细心讲道理才能打发她回去。过了很久才有人打抱不平,对家长说:人家替班儿一点儿责任也没有,费心喂孩子费心检查病情,到头来还来了三次给人家赔礼道歉,园长不出面、主班不接待,叫人家替班的为难,这叫什么事儿呀?就看着人家戴着右派帽子好欺负。过了一个星期了那个孩子的母亲又来给我赔礼道歉说:我那孩子回到家里才说明这件事儿,你耐心的一口一口的喂孩子饭,我还对你发脾气,我要向你赔礼道歉呀。我说那倒不用,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儿。我在幼儿园里是年龄最大的也是命最不值钱的人,像对人有害的、有危险的工作都是我做。夏天用浓烟熏蚊子、孩子有病(例如群发甲肝)去隔离室值班,都是不分白天黑夜都是我一个人护理;还有夜班儿的人请假都是我代替。白天上一天班再接着上夜班,如果夜班还没来我就得接着上两个夜班儿、两个白班儿,那可真累人。不过这种事儿不能常有。看护病孩子是常有的事儿,每年都有。在那里工作了十年,七二年退休了。我是六八年从长辛店搬到丰台的黄楼上来的,直到七九年才给平反了不受别人的歧视了,我的教小学的计划也成了泡影,我这一生什么事儿都没干出点成绩来,我最大的成绩最可以叫我骄傲的就是我那三个好孩子。

一九八六年我们结婚五十年的纪念日写了一首诗:

同舟共济五十年,
尝尽甜酸苦辣咸。
愧对祖国贡献小,
今日送上三状元。

这首诗的意思好像是我们俩都是贡献少的似的,其实他的贡献不少,他教了很多学生:济南的实验小学、历城县的师范、曲阜的师范和附属小学他都教过。在他老家当县视学到农村去察学,发现学生在庙里上课,许多泥塑的神像挡着学生的视线看不见黑板上的字,他就找来人把神像搬倒、拖到水洼子里去了。这下子惹恼了当地的农民,他们集合起来,拿着叉、耙、铁锨等武器,藏在高粱地里等着他,要在回家的路上打死他。事有凑巧,他回家时没从原路走,避开了这场灾难。他办的事有点莽撞,但是解决了学生们的学习困难。他的性格耿直,工作认真,虽然做了些地下工作,解放后没得重用,八四年才得到离休证。他六二年退休时退休费三十七元钱;我七二年退休费三十二元钱;七九年我平反后,日子就渐渐的好过了,仨孩子都大学毕业了,给分配工作的地方都很远,女儿在贵阳,大儿子在太原,小儿子在内蒙古,我们在北京就只是一个空巢家庭了,只有两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幼儿园的同事们说,人家的孩子派到远处去,他的父母都哭得鼻涕眼泪的,你怎么一个眼泪渣儿也不掉呀?我说:我哭也没有用呀!要有用我也哭了。那时的生活在经济上不发愁我们就知足了。在内蒙的小儿子从本地买了十斤驼毛来想着孝敬我们的,价钱很低,他是买的熟人的,我也觉得很高兴。可是我的一个同事叫金兰英的,她没有父亲了,只有母亲和一个弟弟,那时她弟弟高中毕业要到东北去插队,东北很冷,她弟弟没有御寒的衣服,到城里商店买点驼毛吧,太贵了买不起,愁得没办法。她那么焦急我心软了,我们老俩又不上班,冬天能凑合着过,我就把驼毛原价让给她了,她千恩万谢的说了一大堆,我这个人心肠软,儿媳笑我一定是等钱用,老伴儿知道我的脾气没说什么,儿子说下次来我再给你买。我说北京的冬天不会太冷,我们住在有暖气的房子里,你们就放心好了。

我在幼儿园还没退休的时候,六八年我女儿从贵阳来北京出差,就在她怀孕的时候还是第一胎在北京妇产医院里生的,我去医院看了看刚从产房推出来,大人和孩子在一个床上,我看孩子,孩子也睁大眼睛看我,护士们都笑这孩子真怪,一出生就会睁大眼睛看人,没见过这么精神的小孩儿,我心里吓了一跳,这样的孩子养不活,在农村里说是仙女下凡,过不了几天看看人间不如天上好,她就回去了,那是迷信。可这种情况确实是有,我不但听说过,还亲眼见过。我的亲侄女就是一出生就很精神,皮肤白嫩,不像一般的新生孩子在羊水里泡的肿胖胖的全身都红腾腾的,有的连眼睛都睁不开,那才是正常现象。医生也说过:有的孩子在医院里还很好,出院不几天就忽然死了,所以我害怕这个孩子养不活。幸亏是在北京妇产医院里生的,又遇上个负责任的医生,才能生存下来了。和她同时住院的产妇们都到了出院的时候了,我们也找好了车,去接她们母女俩,临走医生还给孩子检查一次,发现我们的孩子不能出院,黄胆现象明显,又多住了十天还是带着药出院了。要不是在北京妇产医院这个孩子也养不活。出院七个半月她妈就回到贵阳去参加文化大革命去了,我还没退休,家里就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耳聋眼花的姥爷和他的小外孙女。正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是个上班的人就得参加早请示晚汇报,街道上居民办事处也叫居民们也都参加,所以我家一个六十多岁的人抱着个不到八个月的孩子一早一晚都要去参加。天冷的时候,不是老人有病了就是小孩有病了,所以我不得不请假去给他们看病,去一趟医院来回总的费三个小时,有人觉得我不应该请假给他们看病,因为我“不是他们的直系亲属”,说“要是孩子的奶奶就是直系亲属了”,我说现在毛主席正叫我们学习雷锋呢,在这个情况下我就算学习雷锋吧。我平常在这里从来没计较过工作上的时间问题,即使连着三天三夜没睡觉我也没计较过。现在我处在这个困难时期,实在是不得已,等我女儿来把孩子接走了就可以正常工作了。后来孩子一岁多就接走了,我又恢复平常那种不论时间不论应该不应该的去工作了。春季里常有传染病,我在隔离室里给孩子吃药喂饭,夜里陪他们睡觉,照顾孩子的大小便……,一个人全包了。有时到大小不等的七八个病孩子,我一连三个星期没休息,新来的副园长说话了,右派也是人呀,一连三个星期没休息,你看她那脸都肿起来了。这才找人替我休息了两天。我去医院拿了点药又接着干了起来,一直等到病孩子都好了我才上正常班。七二年的六月份叫我退休了,我六十二岁,回到家来,我那个体弱的外孙女就四岁了,跟着她妈的同事来北京出差她也跟着来了,到了丰台车站,我去接她,还有个同乡姓刘的、在幼儿园认识的、她帮我一起去接她。一见面我认识她她可不认识我,老刘一把就把她抱在怀里从车上抱下来,车就开走了。她像小傻瓜似的看看我又看看老刘,不知谁是她姥姥。到了汽车上她看见老刘没上车才知道我是她姥姥,头一句话说:我有妹妹了。表示很高兴。第二句话是我以为那个黑头发的使我姥姥呢!现在才知道白头发的是我姥姥。表情有点失望。我笑了,她也笑了。住了三四天后就开始想家了,我刚办完退休手续就专门哄着她玩儿,带她找小朋友多的地方玩。她喜欢看书,常去书店看看有没有她喜欢的书,买来可以解除她想家的苦恼;还有天天带她去郊外散步,锻炼身体;晚上睡时给她讲故事,就给她讲小人书上的故事儿,有时我讲的不和书上的一样,她就说你讲错了,不和书上的一样。她就去拿书来指给我看,我才发现她认识字了。六岁时就常看她老爷的报纸,跟着她老爷去各家各户查电表,我们的楼上住户都是轮流查电表,后来她自己会去查,遇到不够一度的红字她还点上个小数点。邻居家有的人就笑她说:不够一度的小红字,我们都不理它,你不怕算起来太麻烦吗?她才恍然大悟回到家告诉我们,姥爷笑着说我也没教你点小数点呀。

到七岁时就给她姥爷读报,七岁那年我没叫他上学,因为她体质弱,体育课跟不上,受到挫折,接力赛跑受到同学们的讥笑。我没有医学常识,没给她检查过身体,只是知道她体弱。一直到她大学毕业在师专教课的时候,患了心肌炎,她妈出差去了,学校里给了三千元的支票叫去住院,她老爷那时已经去世了,我也八十多岁了,没法送医院,钱就放在桌子上,她就躺在床上。我只能在家做点简单的饭。有一个星期天,她的同事艾老师提着个菜篮子来看她,说今天是星期天,我爱人出差还没回来,我的孩子在家等着我买菜给他包饺子吃呢,我路过这里就便来看看黄老师出院了没有。我说艾老师你看钱还在桌上放着,我家没有人去送她上医院,听说住院处在杨柳青呀,她妈出差去了,我也无能为力呀。他很吃惊的说:有病不治不行,穿上衣服我送你上医院。这医院里我有个熟人。我很高兴就帮她穿好衣服一起走了。第二天艾老师又来了一趟,说医院里给她照透视看见她的心脏像块牛皮纸悬挂着一样,一点儿也没鼓起来,我才知道她体弱的原因呀,现在后悔也晚了。现在看来她也生了孩子、今年三十八岁了,我才放了心。现在我有五个第四代了,长久的住在女儿家,女儿出差或者出国看她的女儿我就住在儿子家,二OO二年在农业大学二儿子家住了八个月,二OO四年她出国我住在大儿子家住了十个月,除此以外小住也常有。人家说我是个幸福的人,我自己也承认我是个幸福的人。但是我内心里掺合着惭愧心理,我没有什么贡献不应当享受这么大的幸福,这个幸福全是孩子们包括我的第三代给我的。今年我已经九十六岁了,虽然没有大病,孩子们也百般的呵护着我,但是大自然的规律谁也脱离不了,我也一样。最近我感觉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所以给孩子写下点东西留个纪念吧。我另有遗嘱也写下来。

人的生死是自然规律,这是谁都知道的,所以古人云:人“生不足喜,死不足忧”,也就是这个意思。我希望你们不要把我的死当作大事来办,咱们既不信鬼神又没有虚荣心,不用花钱摆阔气给人家看,故提出要求如下:

一、不要给我买新衣服,不要收留骨灰。人死如灯灭,去白花钱买块地(一平方米)很贵,太愚蠢了。

二、不要放大我的半身像,底版我早已毁掉。

希望你们照办,才是我的好孩子。

二OO七年二月


附图:



作者的母亲刘氏



父亲王会卿,安丘县剪辫子第一人,私塾先生兼教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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