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存真》     回二闲堂  回目录




《戒石铭》与皮场庙


作者:老木匠




二OO八年在武夷山发现的戒石铭碑,高175cm,宽65cm,厚15cm,花岗岩质地


作者按:

上一次和克明兄讨论古代的衙门里的戒石铭,提到过自己在大学时代曾经写过这个题目。后来到老房子里整理旧物,居然翻出来一本当时年级同学们编的《萤光集》,一九八O年十月。已经过去二十九年了!

里面有自己写的三篇习作“札记三则”,落款是自己当时的笔名“牮之”。敝帚自珍,输入如下。

说明:二十九年前的文字,这次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改。





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整套完备的封建官僚体系。为了保证这套庞大的官僚机器正常运转,历代统治者总是从文武两方面入手加以整治,并且随着封建社会的日益腐朽没落,这两方面的措施也就愈加完备、醒目,来防止地方官员因贪污侵吞吃得太饱而转动不灵。

据清代学者赵翼的考证,对官吏颁布种种劝慰、勉励的箴文,其由来很早。《尚书·商书·伊训》就有“儆于有位”的说法;汉朝大文豪扬雄就写过《卿尹州牧箴》二十五篇,以后崔骃、胡广又增写《百官箴》。[1]现在据考古发现,湖北云梦出土的秦代竹简中就有一篇叫“为吏之道”。[2]隋初有个叫何孚的官僚,有点文学,是隋文帝的宠臣,以后被“下放”到龙州当刺史,“又为《刺史箴》,勒于州门外”。[3]这大概是在官府立戒石的开始。然而这些都是流传于一时一地的。流传时间最长、地域最广的就是所谓“戒石铭”了。它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后蜀主孟昶(934—965在位)所撰写的,颁发给各地州府。当时全文共二十四句,九十六个字。以后北宋灭了后蜀,宋太宗赵匡义又从中选了四句十六个字“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亲自抄写颁给地方官吏。到了南宋高宗时,又命令诗人黄庭坚书写,“命州县长官刻铭座右”。[4]从此这十六字铭文就被一直沿用,经历了宋、元、明、清四朝,长达七、八百年,戒石成了官府衙门前面必不可缺的一个点缀物了。

以上是文的一手,而武的一手似乎起源还要早。据说在舜时创立的五刑中就有“鞭作官刑”。[5]从云梦出土的《秦律》来看,对贪赃枉法的官吏处置也极严。两汉对贪官赃十金以上均处以“弃市”的死刑,并禁锢其子孙不得为官。魏晋南北朝时北魏太武帝规定“贪赃三匹者皆死”。唐时赃吏,“多于朝堂决杀”。宋朝发誓不杀士大夫,可是对贪官赃吏仍处以“弃市”。元朝也对赃吏“轻者杖决,重者处死”。[6]然而历史上最有名的是明太祖朱元璋,他出身寒微,深知贪官赃吏欺压百姓、激起人民强烈反抗的道理,因而对赃官处罚极其严酷。据元末明初人叶子奇写的《草木子》记载:“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衙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高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叶子奇本人就曾为小吏被牵连下狱过,对这场面有亲身经历,大概不会吹牛。如此看来,明初官府前面是一文一武、一德一威,双管齐下,官吏们胆战心惊,政治还算比较清明。明朝陆容写的《菽园杂记》中说一个太仓老和尚智暕谈明初:“洪武年间,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受多少惊怕,与朝廷出多少心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清赵翼在《廿二史剳记》中认为,明初“崇尚循良,小廉大法,几乎两汉之遗风,且驾唐宋而上哉”!洪武时期简直比得上“文景之治”,比“贞观之治”还要好很多。

封建帝国用这软劝硬逼的两手整顿吏治的目的,一是要官吏们依法守法,不要过度剥削超越朝廷尺度,避免“土崩”的现象、迅速激化阶级矛盾。二是要避免对方官员腐化堕落,使封建官僚行政体制不能正常运转,造成上下隔绝、尾大不掉之势。第三是为了欺骗人民群众,造成“天子圣明”的思想,传播“好皇帝”的理想。第四,也是“家天下”的守财心理,“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7]根据《北梦瑣言》记载,后唐明宗李嗣源审理一个赃官,“侍卫使张从实方便报之,上曰:‘食我廪禄,盗我仓储,苏秦复生,说我不得。’”连赃官带说客一起砍了头。然而,帝王、官僚本身都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都是靠压榨农民以维持寄生生活,它们没有根本冲突。封建帝王的第一要务是防止有人篡夺天下,而吏治的贪、清并不马上直接影响到封建统治。因此历代惩治贪官总是前紧后松,雷声大雨点小,最多只是在建朝之初大张旗鼓的搞上几年,以后很快就以“道德感化”为主了。如东汉虽然规定赃官要禁锢其子孙,才过了五、六十年,到了安帝时,刘恺援引“《春秋》之义”,“吾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要求停止禁锢。[8]以后就以陈忠的建议而废除了这一条。唐宋订立弃市之法,但实际很少,一般都得以特敕解除。宋朝建立三十多年后就停止实行弃市法,改为流放。而杀贪官最起劲的朱元璋一死,“皮场庙”、“皮囊袋”之类就听不见了,贪赃官仅仅流放而已。到了六十多年后的宣德年间,又改为出钱赎罪,等于宣告无罪了。

另外,作为“道德感化”,劝慰勉励的“戒石铭”,也遭到了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的猛烈抨击。认为是“儒术不明,申韩杂进,夷人道之大经,蔑君子之风操,导臣民以丧其忠厚和平之性,使怀利以相接而交怨一方者,皆此言也。”首先,说官吏的俸禄是民膏民脂,“则天子受万方之贡赋,愈不忍言矣”,把皇帝是最大的吸血鬼说穿了,“是之谓夷人道之大经也”。其次,皇帝要对官吏说,“吾取民之膏脂以奉汝。辱人贱行,至于此极”,是侮辱了士大夫,“是以谓毁君子之风操也”。再次,这个说法推而广之,小官认为大官和自己一样是吸血鬼,而儿子也可以说老子是吃他的膏脂了,这样就动摇了整套封建道德,于是“趋利弃义,互相怨怒,而人道夷于禽兽矣”。又次,戒石铭又公开了“下民”与官吏谁养活谁的道理,“倡其民以嚣陵诟谇之口实,使贼其天良,是之谓导臣民以丧其忠厚和平之性也”。这在王夫之看来是最大逆不道的了。最后,“上天难欺”四个字,正说明皇帝无法控制贪官,而只能恐吓官吏。而且“敬天,而念天之所鉴者,惟予一人而已,非群工庶尹之得分其责也”,与天打交道的只能是天子一人,怎么可以把这个权力下放呢?因此,王夫之认为,“君天下者,人心风化之所宗也,而可揭此以告天下乎”?[9]可惜他只是个“在野派”,否则一定要砸烂而后快的。

总之,戒石铭与皮场庙都没能阻止历代封建统治的腐败,而贪官赃吏倒是一代“胜”过一代,而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的金银化,贪官污吏的胃口也越来越大,行贿、贪污、盗窃、敲诈也越来越方便。唐宋的贪官,一般的赃物还是以实物为主,除田产外,如“元载(唐代肃、代两朝宰相)胡椒八百斛,蔡京蜂儿三十七秤,王黼黄雀鲊堆至三楹,童贯剂成理中几千斤,贾似道果子库内口糖霜亦数百瓮”。[10]而到了元明清时代,则以追求金银为主了。元朝阿合马利用职权,侵吞大量金银,夺取民产。到明朝的严世蕃,据说“埋金于地,每百万为一窟,凡十数窟”,[11]抄家时“黄金可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他珍宝服玩所至又数百万”。[12]明武宗时太监刘瑾抄家时,“大玉带八十束,黄金二百五十万两,银五千余万两,他珍宝无称”。[13]可比起起清朝的和珅来,只抵得一个零头。和珅家产达八亿两白银,抵当时国库二十年收入。有人在戒石铭每句之下,各添一句:“尔俸尔禄,难称难足;民脂民膏,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来的便著;上天难欺,他又怎知?”[14]戒石铭成了封建统治的罪证。清中叶以后,戒石铭和皮场庙一样销声匿迹了。


注释:

[1] 《陔余丛考》卷27。
[2]见《文物》1976.5。
[3] 《北史·列传七十》卷82。
[4] 《七修类稿》卷31。
[5] 《尚书·虞书·舜典》。
[6] 以上参见《日知录》卷5。
[7] 《明夷待访录·原法》。
[8] 《汉书·刘恺传》。
[9] 《宋论》卷10。
[10] 《万历野获编》卷8。
[11] 《廿二史剳记》卷35。
[12] 《明史·奸臣传》卷368。
[13] 同注11。
[14] 《吹剑续录》。


以下是有关的资料:

戒石铭文:

【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孟昶《官箴》:

【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所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与是切,军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为尔戒,体朕深思。】

王夫之《宋论·高宗十》对于戒石铭的评价:

自宋以来,州县之庭立戒石铭,蜀孟昶之词也。黄庭坚书之,高宗命刻石焉。读者佥曰:“励有司之廉隅,恤生民之疾苦,仁者之言也。”呜呼!儒术不明,申、韩杂进,夷人道之大经,蔑君子之风操,导臣民以丧其忠厚和平之性,使怀利以相接而交怨一方者,皆此言也。孟昶僭伪亡国之主,无择而言之,可矣。君天下者,人心风化之宗也,而可揭此以正告天下乎?

夫谓吏之虐取于民者,皆其膏脂,谓夫因公而科敛者也,峻罚其锾金者也,纳贿而鬻狱者也,市贾而无值者也。若夫俸禄之颁,惟王所诏,吏不自取也。先王所制,例非特创也。小人耕而以其有余养君子,君子治而受其食以勤民事。取之有经,班之有等,民不怨于输将,上不勤于督责。天尊地卑,而其义定;典叙礼秩,而其分明。若曰是民之膏脂也,则天子受万方之贡赋,愈不忍言矣。率此言也,必天下之无吏而后可也。抑将必天下之无君,而后无不可矣。是之谓夷人道之大经也。

君子之道,以无伤于物者自旌其志,苟非人所乐与者,一介不取,弗待于人之靳之也。如其所受之禄,斥言之曰此民之膏脂矣,恶有君子而食人之膏脂者乎?上既酬而升之,揖而进之,寄之以民社,而谓之曰:“吾取民之膏脂以奉汝。”辱人贱行,至于此极,欲望其戒饬自矜,以全素履,其将能乎?是以谓毁君子之风操也。

易动而难静者,民之气也。得利为恩,失利则怨者,民之情也。故先王惧其怀私挟怨之习不可涤除,而政之所扬抑,言之所劝戒,务有以养之,而使泳游于雍和敬逊之休风,以复其忠顺之天彝。故合之于饮烝,观之于乡射,逸之于大蜡,劳之于工作,叙之以礼,裁之以义,远之于利,禁之于争,俾怨讟不生,而民志允定。今乃揭而示之曰:“凡吏之受禄于国者,皆尔小民之膏脂也。”于是乍得其欢心,而疾视其长上。其情一启,其气一奔,则将视父母之食于其子者,亦其子之膏脂;趋利弃义,互相怨怒,而人道夷于禽兽矣。先王以君子长者之道期天下,而人犹自弃,则克己自责,以动之于不言之化。今置其土木、狗马、声色、宴游之糜民财者,曾不自省;而以升斗之颁,指为朘削,倡其民以嚣陵诟谇之口实,使贼其天良,是之谓导臣民以丧其忠厚和平之性也。

迪君子以仁民者,教之有术也;进贤士以绥民者,选之有方也;饰吏治以勿虐民者,驭之有法也。仁不能教,义不能择,法不能整,乃假祸福以恐喝之曰:“上天难欺。”无可如何,而恃鬼神之幽鉴。惟孟昶以不道之身,御交乱之众,故不得已而姑为诅咒,为人君者而焉事此乎?

王者之道,无不敬而已。敬天,而念天之所鉴者,惟予一人而已,非群工庶尹之得分其责也。敬民,而念民有秉彝之性,不以怀利事其长上,务奖之以坦然于好义也。敬臣,而念吾之率民以养贤者,礼必其至,物必其备,辞必其顺,而与共尽天职勤民事也。天子敬臣民,臣民相胥以敬天子,而吏敬其民以不侮,民敬其吏以不嚣。无不敬者无不和,则虽有墨吏,犹耻讥非;虽有顽民,犹安井牧。畏清议也,甚于鬼神;贱货财也,甚于鞭挞。以宽大之心,出忠厚之语,平万族之情,定上下之纪,夫岂卞急刻峭之夫所得与也?君子出其言不善而千里违之,诅怨之言,何为在父母斯民者之庭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