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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二则


作者:黄纪苏


伤痕文学的前世今生

如果把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的历史游行般回放一下的话,那雄赳赳走在最头里的,是“伤痕文学”方阵;阵前举牌子的,是位穿蓝的确良上衣的青年;青年的名字,今天的青年大概不会知道了,叫卢新华;游行队伍浩浩荡荡,不舍昼夜,卢新华转眼就消失了。

转眼二十多年又过去,我们在新世纪的一个文艺名流方阵后面又瞥见卢新华,这次举的是一本《紫禁女》。据报上介绍(2004年8月3日《晨报》),这种女就是俗话说的“石女”,一出生下面就没口,注定跟人生至乐绝缘。又据报上介绍,年届五十的卢新华属于“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一代,这部小说虽然写“生命奥秘、男欢女爱、身体告白、异国情调、情色伦理”,却别有深意,也就是说不好跟铺天盖地的扒裤子文艺同日而语。原来作者用紫禁女的阴道象征了中国文明的阴道,其深度也就由区区数寸一跃而为悠悠千载。那么将口子扒开,所涉及的就不仅是某个人的“性”福了,而是具有譬如引进外资、走向世界之类大出大入的宏观意义。

据作者自己介绍,他在伤痕文学一举成名之后,投笔干了别的,获得“更多惊喜”:下海、出国、回国、积累了财产,买了房子。他那个方阵中人也都或直线或曲线,殊途同归,修得正果,如今酒足饭饱,发福得眼皮都抬不起来,目力所及,自然也就只剩了与“人性”相关的那几桩事,几个部位。面对深刻的社会危机,广大的底层苦难,这些一窍不通的石男石女只顾在亦真亦幻的嬉戏中欲仙欲死。据署名何东的文章(《作品与争鸣》2004年7期),一些年过半百的知名女作家,在王蒙创作五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纷纷嗔怪老人家对女性过于严肃,不肯对她们开“不健康”的玩笑——全不管这个岁数上的人开这类玩笑健康经不经得住。总之,无聊、无行、无趣是这些人的生活和创作状态。只是经过从思想解放到精英主义到下半身世俗化的全套洗礼,他们早就素面朝天,不以为耻了。相比之下,卢新华执意要把三角裤衩拿到纪念碑、世纪坛一带兜售,就显得老脑筋不跟趟——否则也不至落在队尾。他毕竟在美国赌场发牌,办时装公司,对当代文化思潮“封闭或半封闭”有年。

在改革开放的游行队伍里,由这些文艺名流所组成的方阵,是从书到人不看也罢的一群。不过,他们冲锋陷阵的前世和行尸走肉的今生联系在一起,会让人发子在川上的叹息;叹息之余再联想到他们对于这二三十年所具有的象征意义,那就真要发长叹息了。


微生断梦中的革命遗产

同事马君知我喜欢闲文随笔,遂拿来一本《微生断梦——舒諲与冒氏家族》。作者冒舒諲,80年代在报端读过他的短文,具体内容虽已不记得,但印象是位见过世面的老先生,神情淡远,语气从容,与亢躁的时代气氛泾渭分明,那感觉就像从车水马龙的大街转入浓荫旧房的深巷。

这本自传体随笔的面世是在世纪末。中国第一拨资产阶级,民间的也好,官僚的也好,买办的也好,都已过了直眉瞪眼、横冲直撞的初级阶段,开始讲求格调了。各种贵族教程和速成班如雨后春笋,从硬木家具到字画古玩,从西洋歌剧到清宫电视剧,从法国红酒到英美私立中小学校,取径各不相同,目的却是一个。至于格调的范本或模特,比较公认的,则女有林徽因、陆小曼、张氏姐妹诸位名媛,男有徐志摩、张伯驹、王世襄等佳公子。这一切出现在20世纪中国革命的废墟上,实在是理有固然。

舒諲先生家世显赫,祖上出过如皋冒襄(辟疆),其《影梅庵忆语》记述了与名妓董小宛从太平到乱离的一段因缘,笔极凄恻,文极婉转,为几百年来的读书人所爱不释手。他的尊人冒广生(鹤庭)先生是清末民初的名士兼学者,曾被毛泽东接到中南海切磋诗词之道。他的兄长冒效鲁(叔子)据说就是《围城》中诗人董斜川的原型,即令方鸿渐一见而“绝望地嫉妒”的那位。以这样的家庭出身到贵族T型台上走一回,该不会发生“人造美女”所遭遇的资格争议。又按书中所述,舒諲先生幼承家学,后入教会学堂,非但文章焕然,能评剧能作剧;人也生得玉树临风,曾驰马潇洒,曾粉墨登场;曾和不少窈窕淑女缱惓低佪于情天恨海,欠下累累风流债,以致暮年回首,“深悔自己做了一场荒唐梦”。与这样的人物这样的经历相比,那些走兽般出入“top级派对”的“白兰地男人”及“名门痞女”,虽然稍窥贵族门径,尚未得其中三昧。

舒諲先生生于1914年,民国、抗战、新中国、改革开放,一部中国现当代史几乎阅尽。在社会文化的光谱上,他从同光诗人之子一路走来,经圣约翰大学毕业生、左翼文人报人、新中国首批金融专家、右派分子等等,走过洪波接天,走过海水扬尘,最终走到佛教居士(网上有此一说,未知确否)。他这一辈人,生长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愁云惨雾的年代,社会主义像雷电撕开一角青天,不但让没活路的底层民众趋之赴之,也让有良心的上层读书人向之慕之,众人联手,居然轰轰烈烈造就了一番别样的天地。只是后来经历种种坎坷崎岖,九九八十一难,又大都归于幻灭。

此书属于“我的前半生”,写到新中国诞生的前夜。那时作者与妻子乔装打扮,从国统区辗转间道进入解放区,他们在德州换乘火车西行,“一夜未曾合眼,兴奋地就车厢明亮的电灯下,一口气读完毛泽东的《目前形式和我们的任务》及其他学习材料,不知不觉间曙色照人……”。此情此景跟后来知识分子的遭际联系在一起,让人心头隐隐作痛。听说舒諲先生晚年还写过其他一些回忆文字,可惜无缘读到。不知道他在衰年与亲旧相对,会为自己与这场革命的关系下什么样的判定。悔不当初远走欧美、撤退台湾?还是一声浩叹无话可说?还是都作水月镜花看——他后来毕竟亲近了佛门?

经历反右文革种种忧患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他们的幻灭和“悔悟”,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这场革命欠下的债务,只能由革命来结帐,亡顾左右不算负责任的态度。不过,除了债务也还有债权,“社会主义遗产”也应不论巨细认真清点。书中有一段文字,放在1960、1970年代都不算套话,写在世纪末更有一种异彩:

“我从小养尊处优,习惯了少爷的臭架子,脾气很暴躁任性。有一次,男仆给我添饭时,大拇指掐在碗里,我一见大怒,呵斥他:‘你的手爪这样脏,怎么掐在我碗里!’说时,我随手把盛得满满的饭碗狠狠摔在地上,命令他赔我一只新碗。可怜他吓得面如土色,嗫嗫嚅嚅,弯身去拾地上的碎碗片和饭粒,一句也不敢吭声。我站起身,饭也不吃,走了。第二天,他拿来另一只碗,却是旧的。我心气未平,又责问他:‘为什么拿旧碗来骗我?’我又要摔,被大嫂劝止。我小时候就是这样蛮不讲理!这个男仆吃不消我,不久自行辞退了。事过若干年,我还在镇江马路上迎面遇见他。他低着头闪身躲开了。朴实的农家子弟,受了屈辱,还是如此懦弱,好像自己犯了‘天条’似的。我竟然也没有些微悔意和对这位善良的“奴役”有任何抱歉的表示。我不隐讳我这种家庭出身的少爷,是不会自觉地背负起时代的十字架,悔悟自己的罪戾,一直迟至进了大学,受进步教师和同学的启发与教导,我才明白穷人为什么闹革命,为什么揭竿而起推翻那个人压迫人的封建旧秩序。”

像这类记录在微生断梦中的心性改造、道德升华,也许比某些盛大的节日更值得磨洗和珍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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