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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移民到吉林


作者:夏至雨


作者按:北京市在一九五八年根据当时主政的某位领导的指示,向东北吉林省移民。我家就是有幸在一九五八年被移民到了吉林。虽然这次移民的人数不是很多,约有一千余人,毕竟也是关系老百姓生存、生活的一件事,被移民的人的生活乃至命运毕竟受到了一定影响。至今我未见到有人写过这件事,于是简略写下记忆中当时的情况,以备一格。


一九五八年我十一岁了。我家住在朝阳门外,那时这里虽然环境显得比较陈旧,但确是很繁华的地方,商业和生活设施很齐备,食品、百货、餐厅、茶馆、照像、银行、影院、剧场、书店、医药、住宿一应俱全,也算是北京一处适合老百姓居住的地方。

我当时上小学四年级,全家三口人,住在朝外大街旁的一条胡同里,离大街不远。父亲原来摆小摊卖些食品、小杂货,实际是连家铺(这条胡同有不少这样的小铺),母亲除了洗衣、做饭操持家务外,也帮忙经营小摊。1956年全国搞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资本有点规模的私营企业都搞成公私合营了,剩下一些小商小贩因本小利微,搞公私合营不够资格,但是也不能像以前一样个体经营,也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于是由十几家类似的小商贩,组成了集体性质的“联营商店”,有点类似于农村的互助组。我家的小铺就成了联营商店的一个小“门市部”了,父亲成了联营商店的采购员,母亲成了“门市部”的售货员,当时两人的工资加起来每月共六十元。

一九五八年六月初的一天,父亲回家来说,组织上(联营商店大概是归区商业局管)根据上级要求动员一些人到东北去“支援农业”(其实这就是按彭真指示搞的往东北移民),他已经报了名,没说是自愿报名还是怎么报的名,过几天全家就都要走了。此事不知父母亲有没有商量,有没有不同意见,因为这几天我照旧上学,家里的情况不太清楚,至于父母是怎么想的就更不知道了。总之,全家就这样匆匆准备去东北了:小摊停业,我办转学,家里迁户口,变卖一些东西,准备行李。虽然很多亲友来劝父母不要去,说到那边生活不习惯,体力活重等等,但是我们还是去了。

六月十五日的清晨,一辆大卡车把我们三口人和几件行李(一个三屉桌、两个木箱和衣服、被褥)一齐拉到前门火车站。车站里人声鼎沸,大部分是像我们这样拉家带口,携带行李,举家迁移的。不一会,行李装上了行李车,我们都上了客车,这个车就是普通的硬座绿皮车,但却是为送移民而开的一趟专列。(这是往东北移民的第一批,据说原计划共三批,但是不知何故第一批走了之后,另两批没有成行。)

随着火车的移动,我们离开了北京,向那未知的地方前进。我因为年纪小,是第一次坐火车,所以感觉很新鲜,和几个小孩在车廂里乱串,还到列车员休息室去玩。在火车上吃的是自带的食品,路过一些大的车站在站台上也有卖吃食的。晚上我就躺在铺了报纸的车廂座位下地板上睡觉。大人们就只能倚靠在座椅上休息了。

火车开了两天,第三天早晨到达了我们要去的地方——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又叫郭前旗。郭前旗在吉林省西部偏北,离长春市约三百多里,当时从长春到郭前旗不通火车,从北京来是绕道白城子到达郭前旗。下了火车,所有的移民被分到了远近不等的各个乡村。我们在站台上找到了自己的行李,也找到了我们要去的村里派来接我们的大车,于是一家人和行李又上了四匹马拉的大车向最后的目的地——吉拉吐乡粮窝屯进发。和我们分到一个屯子的共有五户,这五户虽然都来自北京原来却互不相识,不知为何给分到了一个屯子。除我家外,一户姓宋,两口大人,三四个孩子,最大的孩子是女孩,和我差不多大。一户姓孟,就是五十多岁的老两口,还有两户是两个单身汉,姓什么就不记得了。

粮窝屯在县城的东南方向,距县城大约十二里,坐上大车,离开车站,看到吉林农村的景象,田野是十分的辽阔,放眼看去见不到人家,虽已是六月,却还有人马拉犁在地里耕作,看来是要种大秋作物。大车沿着土路前行,大约一个多小时,车已经进到了村里。这个村子很大,估计有几百户。我们北京来的五户被分到不同的人家住。在北京的时候,据动员移民的工作人员讲,到农村,你们的吃饭、住房都安排好了。原以为会有自己的住房,结果是到老乡家借住。我家被分到本村西北角的一户人家,这户人家的院子很大,院墙就是土坯垒的,院门是用木板条钉的,没有门楼。(这个村的院子好象都没有门楼)进院门到屋门有二、三十米远,院里种了一些蔬菜,院墙是土黄色的,房子也是土黄色,房顶是用泥抹的,没有铺瓦,这里的房子大多是这样。院里北房三大间,中间是堂屋也是灶房,四个墙角有四个灶台,东、西里间是卧房,也是起居室,各有南北两个大炕。这户人家是哥两个和老父亲及孩子共三代同住,东屋是老人和二儿子一家住,西屋是大儿子一家住,我们来了就借住在大儿子住的西屋。从堂屋进到西屋,左右各有一盘土炕,炕上铺着苇席,炕很大,可以睡五六个人。屋主两口和三四个孩子睡南面靠窗的炕,我们一家就住在这个屋的北炕。在北京没见过一个屋子里有两盘炕,住两家人的。但是到了这里,没有别的办法,尽管非常不习惯,也只好先住下来再说。

这家人对我们还是很热情的,一进来就问寒问暖,二儿媳给我们送来一碗菜粥和几个咸鸭蛋,还说,你们咋从北京到这疙瘩遭罪来呢?我们也不知如何回答。我和妈妈想到外面看一看,就从院里出来向北一拐,来到了村外。但见空旷的原野,一望无际,只有庄稼地,还有稀疏的的树木,几乎没有人影,显得有些荒凉,不知怎的,心里一阵悲伤,于是我哭了起来,妈妈也陪我流下了眼泪。过了一会,心情慢慢平静了,又回到了屋里。

安顿下来以后,农村生活开始了。当时是高级社阶段,村里分为几个生产队,我父亲当时已经五十七岁了,所以被分到副业队又叫老头队干活,也算是一种照顾吧。虽然是在老头队,但是也有很重的活,记得有很长一段时间父亲是到工地上挑土,可能是修什么水利设施,每天干完活回来都是很疲劳的样子。母亲分到什么劳动组织我记不清了。我是到小学校去上学,在学校里,同学们很友好,几个男生围着我这个新来的问长问短。但是到校后只上了不到一个星期的课,学校就放“农忙假”了,这一放就是十多天,学生都回家去帮助干农活,还要在学校参加集体劳动。农忙假结束没多久,上了不多日子的课就又放暑假了。总之,我在这个学校几个月,上课的时间不太多,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是参加劳动。暑假时我们的任务是深翻土地,每人都有一定的定额,每天大概要翻一分多土地,各人自己从家里带铁锹。我家里根本就没有劳动工具,没办法,就和房东借,结果借了一个大平锹,这个锹是装卸煤炭、石灰等用的,锹口是平的没有尖,面积较大,把也很长,几乎比我还长,根本就不适合翻地用,可是没有别的只能用它。我本来就个子小,从来没干过这样的活,又用这样一个工具,所以每天都完不成定额。快到傍晚,别人都干完活回家去了,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地里笨拙地用力翻动那巨大的铁锹,有时房东家的女儿会来帮帮忙,给翻一些,直到天黑,我干得的成果仍是全班最少的。

在这里的日子,吃饭还是不成问题的,开始的一个多月,生产队里给我们按人口发粮食,也不用交钱,先记帐,大约是等秋后收成了再算帐。粮食有玉米,高粱,也有一部分白面,而且都能吃饱。大约到了七月份,这里成立了“人民公社”,又建立了公共食堂,全体村民都到食堂打饭,回家去吃,吃的主食有高粱米饭、大贴饼子,副食还有炒菜,如妙洋白菜、土豆、胡萝卜等等。打饭的量还不小,我记得有人一顿能吃三碗高粱米饭,那米饭是两个平碗合在一起算一碗,三碗饭的用米量至少有一斤半。吃公共食堂的时间不是很长,可能是这么放开肚皮吃食堂坚持不下去了,又让各家各户回家自己做饭吃了。

我家来吉林后最开始就是住在本村西北角的那一家,和他们共居一室。虽然我父母都是五十多快六十的人了,我还是个小孩,但每天不分日夜两家人都在一间屋子里生活,可以想像得出实在是不方便。大约住了一个多月,我母亲在本村最南面一家租了一个小暖阁,这样我们就搬到了村子的南头。这家人的房子并不很多,只是两间北房和一间西房。北房分里外屋,里屋他们四口人自住,外屋有灶,还有一个小暖阁。这个小暖阁其实就是把一个炕用木板隔起来,形成一个封闭的小空间,面积也不过四、五平米,我们搬来就住在这小暖阁里。虽然面积小,但毕竟是分室而居,比原来总算改善了一点。西屋本来是这家的大女儿和女婿住,过了一段时间,大女儿一家搬走了,我们就租住了西屋,这间屋子大约有十平米,住起来比以前就好些了。

一九五八年的时候,这个屯子还没有电,所以每天晚上天黑了就只能点煤油灯。煤油灯是用小玻璃瓶做的,没有罩子,所以冒烟很厉害,油灯不太亮,所以要离得近才行,在灯下看书或是写字,完后鼻子里都被灯烟熏黑了。

在农村吃饭除了要有粮食,还要有燃料。这里没有煤,只烧柴草。刚到农村时,给我们分了一些柴火,过了一段时间就只能依靠自己解决烧火问题了。别人家有去年收的秸杆,我们没有,就只能由我母亲和我两个人到村外松花江边去打草。这个屯子紧靠着松花江,出了屯子东面过了大堤就是江边,江边有大片的草旬子,长满了野草。我们到江边挑那些比较粗壮的草用镰刀割下来,用绳子捆好,大约有三十来斤,我和母亲各打一捆,背回家来,要晒干以后才能用。柴草不禁烧,做一顿饭差不多要用多半捆草,这样,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去割草才行。

在吉林住了几个月,生活逐渐也有点适应了,但是还有不少问题。到了10月底,天气越来越冷了,过冬的安排还没有着落。农村当时是一年一结算,平时没有任何金钱收入,虽然吃饭由生产队借给粮食暂时还不成问题,可除了吃粮,别的花销都是靠从北京带来的积蓄,买油、买盐、买本、买肥皂、理发、交学杂费、交房租等等都要钱,原来的积蓄并不多,现在是越花越少。这点钱花完了怎么办?农村是靠工分吃饭,我父母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从来没干过农活,现在生产队里只能算个半劳力,工分肯定不高,我还未成年,到秋后算帐,我们家扣除今年吃的粮食,恐怕剩不下多少余粮,明年该怎么过?我父母白天干了一天活,晚上不由得盘算这件事,越想越觉得困难大,问题多,对前途没有一点信心。思来想去,觉得在这里是没有出路的,唯一的办法是回北京。

当初从北京来的时候,是办了正式户口迁移手续的,现在想回去就没有人给你办手续了,回到北京既无户口,也没有粮食供应,生活上肯定也有不少困难,而且这里生产队让不让走也不知道,如果不让走怎么办?这么一想,回北京也不容易。可是北京有亲戚,有熟人,在北京住了几十年,毕竟比在这里有办法,为了今后,还是回北京是条路。主意已定,我和母亲到郭前旗买了到长春的长途汽车票,因为这里没有到北京的火车,只能先坐汽车到长春再转火车到北京。

十一月初的一个夜里,我们三口人带着随身的衣物,来时带的其他行李就只能丢弃了,悄悄地离开了住了近五个月的粮窝屯,向县城方向走去。黑灯瞎火的路又不熟,不知走了多少弯路,三口人足足走了四五个小时,终于在天亮的时候赶到了县城的汽车站。上了汽车,心里踏实了。几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了长春。又赶到火车站,买了当天晚上到北京的直通车的车票。第二天的下午,我们一家三口回到了北京,看到了高大雄伟的前门城楼。

回北京后,我们没有户口,父母没有正式工作,我也没法上学。为了生活,父亲和母亲想尽一切办法当临时工,干点杂活、零活,父亲给冰窖拉冰,母亲给帽厂做手工活,亲戚朋友不时接济一点钱和粮票,特别是粮票,(当时还没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北京市在外面的餐馆、食堂买粮食制成品还不要粮票,粮食供应还不是特别紧张。)就这样凑和过日子。经过多次申请,又过了将近半年,一九五九年三月,派出所终于给我们上了户口,父亲也被安排到区副食品公司下属的副食基地当饲养员,每月二十五元工资,母亲被安排到豆制品厂当工人,每月三十元工资,我则在一九五九年九月又回到小学上学,只是念五年级(一九五八年九月就应该读五年级,结果到吉林去了一阵等于休学一年,低了一个年级)。一家人才又回到正常生活。


                    二OO九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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