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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杂忆(首章节选)


作者:徐山珏

一、我 的 家 世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六日(民国廿三年农历九月卅日),我出生于河北石家庄大兴纱厂的经理公馆。祖父徐松滋(字生茂)是该厂经理,父亲徐敬珩(字中本)亦为该厂职员。我家原籍湖北武昌,当时尚无武汉市的建制,武昌是省会,与汉口、汉阳分别为不同市县,三城鼎足而立举世无匹。大兴纱厂前身是湖北的楚兴公司,它原为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建的布、纱、丝、麻四局,由于官办企业弊端多多,几乎连年亏损,不得不改由商家承办,几经转手仍无起色。辛亥革命后,军政府首脑黎元洪,将承租权交其金兰之交徐荣庭接手。荣庭公是我祖父的族叔,武昌南郊阚家河人,早年弃农经商,为人有见识、有魄力、喜交游、重然诺,时在川帮巨商刘象羲开的德厚荣商号任副总经理。此前武昌南乡多匪患,徐曾拜托一位管治安的新军军官关照家乡,这位军官便是日后成为民国“开国元勋”和大总统的“黎黄陂”。黎受托后便派一支小部队常去那一带巡逻,数年如一日未曾间断,二人遂结义拜盟。军政府成立后,黎即委任徐为湖北官钱局总办,徐乃商人不谙官场酬酢,很快便坚辞官职,仍旧回到他熟悉的商海中纵横驰骋。凭借德厚荣的雄厚资本和徐黎间的特殊关系,几经较量甚至遭到竞争对手所雇杀手的手枪狙击,终于取得四局的十年承租权(1912——1922),成立了楚兴公司。这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无暇东顾,而日本的实力尚不足独占中国市场,民族工业乃得以飞速发展。几年下来,楚兴公司获利白银逾千万两,为承办资金(70万两)的十余倍。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钱,发了财的人有些不知所措了,有人花天酒地、狂嫖滥赌以至送了性命。德厚荣的东家也转向进出口业,并投靠帝国主义充当买办,很快便在投机事业中连遭失败迅速破产(1923)。军阀当局也看了眼红,在租约未满(尚差三个月)时便勒令交割。以荣庭公为首的一批在楚兴办厂中尝到甜头的人,不甘心就此罢手,同时也要为他们手中的资金寻找出路。他们有资本、有能力、有经验、有志气,集合在一起准备走自己办实业的路,先祖父便是其中之一。

松滋公出身贫寒,早年丧父(曾祖父据说是村学蒙师),幼年虽读过几年书,但因生活所迫很早便跟随荣庭先生到德厚荣学生意,并将家由石嘴迁往阚家河。他为人勤恳敏于任事,工作又到过许多地方,跑过不少码头,从而学到丰富的经商知识和经验。祖父的干练及忠诚深受荣廷公的器重和赏识,日后成为其最亲信的得力助手,祖父也从未辜负荣庭公的信任。祖父在家为长子长兄,必须养活妻子弟妹等一大家子人,因此我祖母陈太夫人,便长年留在乡下从事各种劳作。即使寒冬腊月,也要在冰天雪地里干些桃水、推磨、做豆腐等繁重劳动,由此种下病根,晚年下肢瘫痪长年卧床,我们都叫她“瘫子奶奶”。她对我们非常慈祥,模样虽已失记,但还记得抗战初期回到武汉时,常去床边向她讨铜板买花生米吃。两三年后,她在日寇占领下的武汉去世,我们远在大后方重庆,她一定是在无穷的惦念中寂寞、悲伤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决定自己办厂后,祖父于1921年受命赶赴石家庄筹建纱厂,仅七个半月就完成了厂房建设和机器安装,这在今天看来也是高速度和高效率了。1922年十月,大兴纱厂正式开工生产。首任经理是从上海聘请来的实业家张英甫,到石家庄设厂便出自他的建议。石家庄地处平汉、正太铁路的交汇点,交通便利,既有煤铁之利又靠近产棉区;与沿海大城市也相距不远,容易得到信息和设备;加之接近内地和农村市场,产品不愁销路,同时还避开了力所不及的竞争,实是独具慧眼的高明选择。但张先生也有致命弱点,一是刚愎自用;二是迷信外国。在选厂址时已有重大失误,又对一些改进和提高生产效益的合理化建议拒不采纳,致使一些机器设备不能正常运转,工厂面临倒闭危险。人们对他的一意孤行啧有烦言,特别是在技师石凤翔(后成蒋介石亲家)改造机器成功,生产走上正轨以后,张先生感到面子难堪坚决请辞,虽经再三挽留也不改初衷。公司终于接受了他的辞呈,并以五千银元厚酬其功,做到好合好散。张先生走后祖父顺理成章地接手经理职务(石凤翔不久也升为厂长),一直做到抗战爆发石家庄沦陷。

祖父有三子一女,父亲是次子(大排行第四),早年就读于家塾,念的不外是四书五经。以后进了武昌文华书院,这是湖北有名的教会洋学堂,后来发展为华中大学和文华中学。父亲的学历究竟算高中还是大学?未敢动问;毕业与否也不得而知,估计前者可能性大,但他国的学基础确实比较深厚。由于大伯父(中立,号伯诚)不大成器,祖父一直把父亲作为其事业的继承人,很早便安排在厂里工作,以后家务也由我们这房掌管。母亲张淑珍,只比父亲小一岁,早年外祖父凤山先生在陆军大学作军需官,曾在北京安家,所以母亲幼年在北京生活多年。陆军大学是北洋军阀办的高级军官学校,许多民国时代的军政要人如李济深、贺国光、徐永昌、吴化文等都出自该校。贺因湖北同乡的关系(贺蒲圻人)结识了我外公,在国民党政府迁台时,他还带走了我的一位舅父(张杰,字乐群)。以后母亲回到武汉,进入武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这是一所开风气之先的女校,送到那里上学也是开明进步的表现。中共倡始人之一、共产党一大代表陈潭秋就执教该校,但是否教过母亲就不清楚了,据母亲说当时的确有一位陈老师。母亲幼年性格就很开朗外向,据一位舅公(外公次妻之弟,当过段祺瑞的卫士,我在武汉医学院上大学时他是教材科职员)告诉我说:“她自小就和男孩一样,爬树、上屋都敢”,逢事也敢于出头。十岁左右曾碰上王占元部下的一场兵变,她公然敢和哗变的大兵抗辩几乎遭到杀害,大约见其年幼才放过了她。母亲是很能干的,相夫教子、奉上驭下、待人接物都很有一套。对子女的教育尤为严格,有时甚至近于苛刻,父亲反到不大过问。 父母结婚很早,据母亲说,就在过门成亲的前一天,外祖母还从她衣袋里,把一些玩耍的东西搜去,可见还未脱孩子气。他俩婚后感情甚笃,其结果是频频生儿育女,由于家道殷实请得起奶妈和保姆,母亲差不多一年一个地频频生育,据粗略估计,至少生下十二个孩子。最大的男孩名叫沪生,顾名思义是在上海出生,估计是北伐军攻占武汉时(1926~1927)避居沪上所生,还未来得及取学名(大约不到一岁)便夭折了。第二个也是位兄长取名山钟(小名延伢),据说聪明绝顶深得祖父钟爱。由于他自幼喜欢书籍,大人怕他读坏身子不许多看,他便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七七事变后逃难回到武汉不久,他不幸得了肺炎(有人说是“童子痨”),这病当时无特效药,尽管住进条件不错的天主堂医院(现武汉市二医院),还是没能挽救这位兄长的性命。他的死给全家带来莫大的悲痛,多年后家人谈起他时还是万分痛惜,这笔人命债恐怕还应算在日本鬼子头上。此后生的九个子女(五男四女)全都存活至今健在,依次名为琼、钧、珏、皕、瑛、瑜、琪、川、辉。最后生的小妹妹名山珣,不幸夭折在广元。与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还有最小的叔叔中继(号赓棠,与大姐同年而月小)、最小的姑姑中纪(与我同年而月大)和最小的舅舅张乐惠(长大姐两岁)。他们虽是长辈彼此却以同怀视之,所以我们小时不仅不乏伴侣,而且在学习、品德、兴趣和爱好上互相影响获益殊多。

说起我们的家世,最早可追溯到明朝开国元勋徐达。达字天德,与朱元璋同乡里(濠州,今安徽凤阳),是最早跟随朱起义的人,后以大将军的身份,率兵打下大半个中国,名列开国功臣之首,生封魏国公,死赠中山王,谥号“武宁”,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军事家。徐达去世后长子辉祖袭封魏国公,三子增寿因勾结燕王朱棣(其姐夫),被建文帝杀害(史书上说是手刃于朝堂)。燕王(即明成祖永乐皇帝)篡位登基后,封其子孙为定国公。这样徐家便成为历史上少有的“一国两公”,分居于南北两京并与明朝共始终,为有明一代仅次于皇室的最大贵族。明朝灭亡后清兵入关,北京的定国一系辗转千里定居于湖广武昌府,这便是我们家成为鄂人的来龙去脉。我们家族的堂号为“中山堂”,五十多年前清明扫墓经过祠堂时,见门上高悬一快黑底金字巨扁,上书“徐中山堂”四个大字,落款系“八方风雨会中州”的吴佩孚“大帅”所题。徐家的辈分也是按一定的文字排下来的,其中有“独(笃)生中山,懋昭文德”等字句(我即山字辈)。五十年代初,曾在徐荣庭旧居的藏书中见到一册简本家谱(原本在武汉沦陷后被日本人收罗了去),仿佛记得荣庭公是徐达二十世孙。如果不错的话,那么到我这一代应该是第廿三代了。抗战初在重庆时,有一位南京来的徐老太太,经常到我们家串门,家人都尊敬地称她为“南京太婆”优礼有加,想必是魏国一支的人吧,看来彼此是相互承认的。史书记载徐达赤面高颧,我们家的人面虽不赤,颧骨却普遍偏高,这也许是遗传特征吧。这些如果还不足以证明我们是徐达后人的话,那就只好等到十三陵的长陵(明成祖朱棣和徐皇后的合葬陵墓)发掘开来以后,咱们老姑奶奶(徐皇后系徐达长女,一位文武双全的出色女性)出土重见天日,届时再用DAN来加以鉴定了。

最后再补充一点有关徐荣庭的事。由于办实业的成功,使他成为裕大华资本集团的首领(集董事长、总经理于一身)和武汉首富。虽然很早就脱离了官场,但与政界仍保持多种联系,北洋军阀时代与在湖北当权的王占元、吴佩孚、萧耀南等均不乏交往。在北方更是不得不与大小军阀广拉关系,一旦石家庄政权更迭,便打出得势一方头面人物的照片或题字来避祸。当然也有弄错搞砸的时候,但多花点钱也就“蚀财消灾”了。五卅运动爆发时,徐曾经以商会领袖身份,打着大旗走在游行队伍前头。大革命时期,他与武汉革命政府也打过交道(文革时刘少奇的专案材料中,就提到刘经常是徐的座上客),但终于走不到一块儿,很快便举家避往上海去了。

徐荣庭生前我曾多次见过,最早的记忆是抗战时期在重庆。为躲避敌机轰炸,我家搬到郊区冷水场,而荣庭公家住花朝门,两地相去不远。他老先生已经退休多年,常常坐了轿子或滑竿来与祖父聚谈,每当一抬进门,孩子们便欢呼:“太爷爷来了”。他是位瘦高个子的老人,一部银白胡须飘洒胸前,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小帽,这是那时有身份老人的常规打扮。此时他已是九十左右高龄,两眼浑浊视力很差,行动都须有人扶持。祖父总是把他迎进自己的房内,让他躺在铺有俄国毛毯的躺椅上陪他谈话。胜利后回到武汉,逢年过节我们都要到他在汉口胜利街同兴里的住宅向他致贺。这时他已是年近百岁的“老祖宗”了,而且双目失明,大部分时间都在床上。我们只能依次走近床边把手交给他握着,母亲在旁边逐个向他介绍,他也向我们说些祝福和鼓励的话。吃饭时他被搀扶到首席入坐,吃一点还嚼得动的菜,闲谈一阵便回房去了。他的头脑仍很清楚并且关心着时局的变化,每天都有专人为他读报,有次我在餐桌上吃饭时,就曾听到他对印度的圣雄甘地被刺发表议论。对内战的形势更是满怀忧虑,出于阶级本性,他当然不希望共产党获胜。那时的报纸上也出现了题为《徐荣庭在等死》一类的文章,这与其说是调侃徐荣庭毋宁说是影射国民党当局再无前途和希望。1948年秋冬之交,徐荣庭走完他将近百岁的人生旅途与世长辞,他的发达与去世正好与民国相始终。他老先生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人,并且称得上是时代的佼佼者,随着那个时代一同兴起一同消亡,也是很合乎逻辑的事。

荣庭公在我印象中是个正派人,并无声色犬马之好,也无吸毒、赌博等恶习(抗战期间,曾因父亲常和同事们打牌而叫至重庆加以训诫),他的长寿便可作为旁证。八十年代,作家徐迟曾以汉剧名伶陈伯华为模特写过一本小说(书名《牡丹》报上曾经部分连载),把徐荣庭描写成一个狡猾的胖子市侩。这完全是平空想象以意为之,不仅厚诬乡贤而且有失公允。荣庭先生的确纳过一妾,这与其说是好色不如说是为了照顾他晚年的生活起居,因为这位如夫人不仅身材矮小、相貌平平、而且精神还有点失常(我们背后叫她“疯子太”)。她一直伴随荣庭公度过晚年,荣庭公逝世时她已是五、六十岁的人了,解放后随荣庭公长孙节庵(字中亮)先生定居上海。


二、石 家 庄 的 生 活

我出生时正是我们家最兴旺的时候,加之又是孪生双子,借用《红楼梦》的话说,那真有点“烈火喷油、鲜花着锦”的态势。祖父在大兴纱厂做了十多年经理,早已成了地方上的名人,不仅社会地位崇高,而且家庭生活优裕。当时家中人口众多,三代人都住在一幢二层楼的花园洋房里,对这房子我唯一的记忆是客厅中一幅很大的西洋画,画的是一头非常逼真的大老虎。由于这匹“猛虎”,小孩子一般不敢单独进入客厅,一次睡中觉后醒来,发现自己正独个处于虎口之下,惊恐之余不由得嚎啕大哭大叫起来。喊声招来了我的乳母,立刻把我从沙发上抱出去,这次“虎口脱险”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最早记忆。

石家庄的生活自然是很有排场,家中仆人成群、亲友众多、酬酢频繁,但这些都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家里有留声机、无线电(即收音机,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设施);走廊架上还养着会说话的鹦鹉。一张有着对嘴鸳鸯图案(大概是蓓开公司标志)的唱片是我最爱听的,要人放这张唱片时就说要听“鸡鸡鸭鸭”,母亲多年后还以此来取笑。

祖父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使他有广泛的交游,其中不乏名公大佬,如北洋军阀时代的大总统徐世昌(曾和徐荣庭联宗认过本家),祖父就曾经带我伯父、父亲向他拜年;北京协和医院的刘士豪大夫(后成国内名教授)也时相过从,通讯录上有其大名;名伶李少春(或为李万春)曾拜在他的名下为螟蛉义子(李曾送给祖父一把自绘的精美折扇,可惜在战乱中丢失)。从祖父到我们这三代人几乎全是京剧戏迷,只要北京有好戏上演,无论什么时候去都会有上好的座位留给他。由于经理的喜好和提倡,大兴职工也成立了业余剧团,大伯父就是最积极的支持者并亲自粉墨登场。一次演出《失空斩》大伯父饰孔明,唱完《失街亭》和《空城计》后,他大爷的兴趣消失脾气却上来了,说什么也不肯再演下去。管事的百般央求无效,只好对饰马谡的解嘲说:“今个儿大爷免了你一刀之苦”,一时传为笑谈。

与大兴纱厂关系最深的京剧演员要数孙盛普(甫),他是“富连成”科班出身的须生,功底扎实深厚很有才华,每年都要到石家庄和大兴纱厂演出,并带出不少票友。他的鸦片烟瘾极大,全部收入都消耗在这不良嗜好上,我听徐治平族祖说:“孙盛普搬起家来最是简单,走到哪都是一张席子一个罐子,席子用来睡觉,罐子用来盛饭”,可见潦倒之深。抗战时他流落逃难到了后方,余参谋长得知后,托我父亲央请他在利州大戏院献演几场,孙慨然答应,因此我得以看到他的戏,堪称唱、念、做俱佳,确实不同凡响。广元大华纱厂的职工许多来自大兴,对他当然不乏关照,但也不可能照顾其一生,可惜这样一位很有才华的演员,竟为毒品所害潦倒终身。

优裕的生活自不免孳生奢侈腐化,据我所知祖父至少娶过三房妻室,除原配陈太夫人外,一位是已经生有三个女儿的孀妇章氏。她在改适我祖父后,还带来一个最小的女儿(改名徐连棣),又生下一男一女,即我最小的叔叔和姑姑。在生小姑姑时就因围产期疾病(可能是大出血或产褥热)去世,因此祖父极不喜欢这位小姑姑而特别疼爱小叔叔,何况他老人家一向就重男轻女。另一位晁惠民女士,系北京协和医院护士长,十分崇拜美国向往西方生活方式,她肯嫁给我祖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将来能供她赴美游学。过门之后她便大力推行“全盘西化”,规定所有仆人一律改穿白色制服;孩子们解大便都要定在一定时间;叫小孩子生食鸡蛋;还让祖父购置一台太阳灯每天去照。诸如此类的举措还有许多,祖父也一一依她照办,但这些“改革”措施毕竟与传统生活反差太大,推行起来立即遭到上上下下的普遍抵制和反对。全身穿白被中国人看成是最不吉利的“戴孝”;家中孩子虽多毕竟不是幼稚园,况且各自都有奶妈或保姆,让她们在同一时间,每人陪着一个娃娃排排坐解大溲,不仅滑稽、而且尴尬、简直荒唐,还不说强制排便的哭闹和抗拒;生吃鸡蛋后来也证明既不科学又不卫生;太阳灯送来后祖父只照过一次就不再尝试,那设备本来是为在不见天日的矿井下工作的人发明的,根本不是什么享受。这位姨奶奶的“现代化改革”终因脱离实际而彻底失败,全家被折腾得鸡犬不宁,她也因此得到一个“洋宝贝”的绰号。晁女士不久便与祖父办了离婚,走时自然得到一笔补偿费,是否圆了她的出国梦就不得而知了。抗战时期父母曾在重庆看见过她,仿佛是在教会工作,大约没有出国,好象解放后还在重庆。无论如何,我还是佩服她的改革精神和勇气。

在那时一个人发达了,总会有亲友找上门来请求提携或帮助,这似乎已成惯例,祖父自不例外。他虽然也乐于用“自己人”,但却有他的用人原则,凡是找去的人都予以安排,并根据才能安插到各个部门。有文化或学历者,一般都从练习生和小职员做起;没文化的则派去做工匠学徒或茶房杂役等。试用一段时间后,能够胜任则继续留用甚至不次升迁;不堪造就的则给些钱打发回家,即便是自己的兄弟子侄也不例外。如祖父最小的兄弟徐惟善这一房,除了其长子坚卓(中和,大排行第五)留下来学机匠外,其他都打发回乡,并为他们购置一些田地当起了地主。这位幺爷爷仗着是最小的嫡亲兄弟,经常找上门来拍桌打椅向他大哥要钱。又如大伯父,虽然是嫡长子却生活放荡追求享乐,后来还染上阿芙蓉瘾,祖父就始终没有给他安排任何重要的工作,以至终身赋闲。

亲友中最出类拔萃的应该是鲁绍猷先生,他是大伯母的姐夫,一位颇有才干的知识分子,据说我和我那孪生兄弟的名字,就是按他的建议取的。我们家原本以金童玉女的规则给我们这辈人取名,男孩用金字旁的字,女孩用斜玉旁的字。如两位兄长分别叫山钟、山钧,大姐叫山琼就是本此。我们的降生被认为是喜庆吉祥的大事,必须用成双成对的字来纪念,于是我被命名为珏(可写成两个王字相并的玨)弟名皕(音必),从此就乱了套。此后虽然女孩仍从斜玉旁,男孩就只好随机而取了。从这两个生僻的字(尤其是皕字,仅见于藏书家所取的“皕宋楼”,意为拥有二百部宋版书的书库),可知鲁姨父的学问非同寻常,而且他还能谱曲,大兴纱厂“厂歌”,便出自他的创作。抗战前他已经是厂里的交际科长,日寇的铁蹄即将踏进石家庄时,他奉命留守;沦陷后由他与日本军部派来的人周旋、交涉、应付。总公司的决策人物是有爱国心的,他们似乎看准了中国必定不会灭亡,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和坚决不当汉奸的决心,命鲁绝不可与日方合作,就连作价收购也不同意,祖父还特地从汉口取道香港北上天津,在租界内就近策划指挥。最后日寇恼羞成怒,干脆把厂子没收了,鲁姨父只得设法逃亡,最后也来到四川。最有趣的是他似乎命中注定还要扮演“临危受命”的角色,石家庄临近解放时他又一次充当留守。大军进城后,他作为资方代理人很吃了些无产阶级的苦头,而且还坐过一段时间班房。以后随着城市工商业政策的颁布和执行,他终于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从此因祸得福。五十年代初就以河北工商联副主席的身份当了全国政协委员,举家迁居到北京东单外交部街遂安伯胡同。五三年和五七年三弟和我先后赴京观光,都受到过他的盛情接待。

富贵人家的子女在婴幼儿时期接触最多的人,不是父母而是奶妈。我的奶妈姓什么我不知道,模样也不记得了,仿佛她不同于其他奶妈和仆妇的是未梳发髻,而留的是分覆在面颊两边的齐肩短发。仆人们管她叫“老郑州”,说明她是郑州人或从郑州来的。大兴建厂初期由于缺乏熟练工人,曾经秘密派人到纺织工业基础较好的郑州,用优厚的待遇挖别人工厂的墙脚。“老郑州”大概就是这类工人的家属或者她本身就是一名女工。我当然不知“郑州”为何物,便根据谐音以为她叫“老枕头”(不过河北省还有个叫镇(振)头的地方,她可能是镇头人,“老镇头”与“老枕头”读音更为相近)。不宁唯是,就连三弟的奶妈,我也根据同样道理以为是叫“老点心”。其实她只不过是井陉人,家人叫她“老井陉”而已,多年后我们还以此相互打趣。仆人和奶妈之间彼此以外号相称是很普遍的现象,大姐和大哥(或小叔叔)的奶妈因为体格粗壮,便被赠以“大土匪”和“二土匪”的不雅“雅号”。

被奶的孩子对自己的奶妈其实是不能随便乱喊的,一般都得叫妈妈。她们的待遇常比其他女佣高,为保证奶水质量,饮食营养也另有照顾,衣被也会整洁光鲜一些。她们与人当乳娘多半都有一段辛酸史,或是自己的孩子过早夭折;或是家境十分困难必须出卖乳汁养家,不得不狠下心来把自己生的婴儿交由家人用糊糊或米汤喂养,这些孩子常常由于营养不良而早逝,这些情况我们自然无从知晓,但也不难推测。奶妈与被奶的孩子之间也会自然而然产生感情,这也许或多或少能弥补一下她们失落了的母性吧。

大妹山瑛“命苦”,似乎没有一个较长久固定的奶妈,有位谈(或谭)奶妈也只短期授乳。再下一个妹妹山瑜的奶妈名贾桂兰,但上上下下却都叫她“瑜奶妈”。日寇打来时山瑜尚在襁褓之中,“瑜奶妈”成了少数跟随我们逃难的女仆之一。从石家庄跟到汉口、又到重庆、再到广元,最后嫁给一位姓赵的北方人才离开我们家。胜利后复员回武汉途径西安时,她还跑来看望我们,并引导大姐她们去武家坡参观王宝钏住过的破瓦寒窑(天晓得怎么考证出这麽个“古迹”来的,据说至今仍存在),她大约就住在那附近。小妹山琪是在重庆市生的,奶妈姓扬断奶就走了,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八弟山川生于重庆冷水场,奶妈是当地人,夫家姓伍本身姓谢名瑞珍(或贞),大家都叫她伍奶妈。她是在我家做得最长的奶妈,四零年也随我们到广元。约在胜利前后她回重庆以便照顾家里,经母亲推荐给总公司重庆办事处姚应徵处长家帮佣。四九年我们再次去重庆时,她立刻辞去姚家工作从新回到我们家来做,直到五一年我们离开重庆。九弟山辉生在广元,奶妈姓姚也是从夫姓。她是广元下西坝的乡下人,大约三十岁出头却是一双小脚,与她颇为庞大的身躯甚不相称。她来我家时有个儿子已经在县立中学上学,却比我们兄弟都大。她父亲常进城看她并给我们家送些玉米、瓜菜等新上市的农产品,似乎家道还过得去至少是户中农。伍奶妈曾经把她的弟弟谢瑞琪(或其)引来我家帮工,从厨房打杂做到厨子,是个不安分又不招人喜欢的壮汉。姚奶妈不知怎的和他勾搭上了,老谢后来和另一个厨子斗殴被双双辞退。他也不回重庆,就在广元街上摆摊卖水果,大约是与姚的情缘难断吧。有次我经过他的摊前,他还免费削了一只梨请我吃。谢走后不久姚奶妈也辞工了,由于在我家做了几年,见过些世面并养成一定的卫生习惯,很快就被当地有名的袍哥大爷赵朗如找去带他的小女儿莲英,她也就由奶妈变成保姆了。最后的也是最差的奶妈是十妹的尹奶妈,她来我家奶十妹时还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儿子,小名叫桂娃子。他们母子俩经常出去丢下婴儿不管,饿得孩子在摇篮中大哭不止,十妹的夭亡未必不与她的失职有关,我可怜的小妹妹。奶妈虽多但各有专职,在家中并不起多大作用。真正有影响的是那些做的年头长,忠诚能干深得主人主妇信任的高龄仆妇,也就是俗称的“管家婆”或“管家奶奶”,我们家的陈婆和张妈堪称这种人的典型。

陈婆是武汉人,抗战前后一直在我家做事,她具有一定文化(能教我们认方快字,是我第一个启蒙教师),又懂得许多规矩和礼节。逢年过节婚丧喜庆如何行礼,如何避免禁忌,怎样书写和张贴条幅都由她来指点。什么“姜太公在此诸神回避”、“大地回春”、“迎春接福”、“童言无忌”等等,都是由她口授,由字写得很好的小叔叔写在红纸上,张贴在不同地方。她不管其他仆人(这是主妇的权力)但却可以管我们,甚至可以用戒尺或巴掌敲打(当然一般多是威胁一下极少付诸行动)。家中一些较为贵重的东西(如宴客时用的细瓷餐具、象牙筷子以及山珍海味等名贵食品)也都归她保管,厨师要用时得向她去领取。每当父母亲出远门时,整个家都交给她管,一切都井然有序不会出错。她还具备一些医疗常识,差不多的小伤小病都是她用成药给我们治疗,诸如鹧鸪菜、万金(应)锭、八卦丹、十滴水、六神丸、七厘散以及二百二(红汞)、碘酒、如意膏、安东氏软膏等,都是她常备的法宝。有次我鼻梁上生疖子,她一直等到脓肿形成以后才为我挤排出来,可见她的治疗是很有分寸的。夏天我常常为痢疾所苦(多是玩苍蝇之过),没少看医吃药,但疗效总是很慢。有一年她弄来一种铁皮罐装的西药,很像罐装咖啡,说是痢疾特效药。这药用量很大并要和灯心草一同煎煮,极为难吃。但服用后效果奇佳,至今我都不明白哪是什么药?如果我们得病较重不得不请来医生,也是由她向医生介绍病情并问清禁忌。药取回来后她要一一察看辨认,然后煎好过滤(中药),或记准时间、剂量(西药)督促我们服下,而且从不忘记准备漱口水和压药的糖果。如果有人食欲不好,她会叫厨房熬上一锅“糊米水”让孩子们喝(的确可以消食)。冬天经常烤火,她会切上一大盘生萝卜片,强令我们吃,说是可以解煤气之毒(这却不大科学)。

陈婆也有令我们难堪的事,那是在得到祖父去世的消息后,父母还在重庆料理丧事,她就开始每天行“敬饭”之礼。也就是在开饭时先盛上一碗饭,上面放一双筷子供于首席,并要我们呼唤“爷爷吃饭了”,供上几分钟后撤去并倾回饭桶这才能开始吃饭。这种仪式每天奉行从不间断,一直到“满孝”(即到第三个年头)为止。最初“敬饭”时,我刚从外面回来,一见我的位子上已经盛好了饭,不由分说端起就吃。陈婆连忙呵止并要我对着座位道歉说:“爷爷,我错了”。更令人难堪的是这年春节时,她给我们每人肩上(男左女右)挂上一本皇历和一根青蒜,说是用来辟邪,其实很可能是怕我们在热孝期间胡乱走动,触犯人家忌讳。果然,这种古怪打扮使我们十分丧气,既然当面抵制不了,只好躲在家里不出门,唯有山瑛依旧到别人家去玩,终于落下世交们的笑柄。还有更让我难乎为情的事,有次她不知怎么和一家有一对双生女儿的人家认识了,还把人家请到家里议论起我们的“终身大事”来。这虽然成不了事实,而且还让大家常常以此取笑我们,但也可见她管的事有多宽。还有许多繁琐规矩也都出自她的“教导”,如不可从晾晒的裤子下穿过,否则要触霉头或不肯长;给乞丐剩饭时不可把碗倒空,否则乞丐会从碗底看到家中钱财藏在那里;换牙时脱落的上牙要丢在床底下,下牙要抛到房顶上,而且丢时两脚要立正站好,否则不但出牙慢而且不整齐,我们都一一奉行不误。陈婆并不是孤老,她的女儿嫁给一位报社校对改行的商人,家道可称小康。抗战时夫妻俩也逃难到重庆,在李子坝开了个餐馆,因见其母年事已高,多次来信要接她去养老。抗战后期,盟军掌握了制空权,重庆已无轰炸危险,她才离开我们回到女儿身边。四九年我家再到重庆时她仍健在,经常被接来家里一住经月,她已苍老许多完全失去往日的威严,只是一个矮小的普通老太婆,对我们不光是客气简直近于恭敬了。陈婆有时也抽点水烟,喝点橘子皮浸泡的酒,和我母亲及外婆一样,她也有一具精致的白铜水烟袋,经常用炉灰擦得锃亮。吸水烟者多为妇女,吸时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颇有情趣,而且烟从水中通过,其过滤效果恐怕比今之过滤嘴更佳。

张妈是河北正定人,由于做的年头长地位仅次于陈婆。抗战爆发便和主家一同逃难入鄂、入川,最后客死广元(在我家病故)。在照管孩子们方面,她和陈婆有一定的分工,陈主管三个大的女孩兼顾我们一对双;张主管大哥七妹也兼管我们一对,老八老九尚有奶妈不烦她们劳神。这样一来,她们之间围绕大哥大姐的利益不免有些钩斗,如各为两大搜集香烟中的画片等。陈为大姐招待结拜的姐妹出谋划策多方张罗;张为大哥的交游提供方便甚至从经济上给予接济。总的来说陈张之间虽谈不上亲密无间,却也彼此尊重从不争执。张妈没有陈婆那样多的礼法,很少对我们加以管束,这可能是圉于传统观念对男孩比较放纵,所以大哥在她的照管下,自小就有点大爷作风,诸如养鸽子、斗蟋蟀、打弹弓、射弩箭、放火铳、弹珠子、赌扑克、拜把子、学武艺、坐茶馆、听评书无不涉足。但对大哥的许多朋友就不一概欢迎了,往往呵斥他们,骂他们是“狐朋狗友”。一些很调皮的同学都怕她,私下对我们说:“你们家那个老婆婆好凶哟”。张妈依照北方习惯以“爷”称呼我们,管大哥叫“大爷”而不冠名,管我叫“珏二爷”,三弟为“皕三爷”大有红楼风味。陈婆则直呼我们小名,其他仆人都按排行叫少爷或小姐,这也显示出她们身份的不同。 张妈也认识一些字,能教我们背一些《三字经》《百家姓》上的句子,但更受欢迎的是她常给我们讲些北方的民间故事、笑话、顺口溜和谜语。如猴子的屁股之所以红,是因为一个猴精摄得一位民女做妻室,生育一儿一女后这民女便逃回家去了。猴精每天带着儿女上门呼唤:“孩子他妈,回去吧”!他既不进门也不动粗只是坐在门口的一块石头上不停地呼唤。这家人实在厌烦极了,趁他没来之前把石头烧得火烫,猴子不知一屁股坐了下去把屁股烧得又痛又红,从此再也不敢来了。这故事与孙悟空过火焰山的说法迥然不同却更有人情味,猴精的形象不像妖魔精怪而更像一个痴情的庄稼汉子令人同情。笑话讲的多是姜子牙卖面,遭遇种种不可思议的倒霉事。顺口溜至今还记得的如“小二姐(杰),会打铁,赚了钱,给他爹。他爹戴的缨子帽,他妈坐的花花轿,一对灯,一对炮,嘭!啪!好热闹”。谜语像“翘翘气,气气翘,站着没有坐着高”,谜底是狗。这些东西对儿童智力的开发无疑是有帮助的。她有时也向我们讲些正定家乡的事,说那里有一尊非常大的佛像被雷击倒了,人们在倒掉的碎石堆中找到那块镶嵌在佛头眉间的红宝石,足有洗脸盆那样大。我听了非常惊奇,以为那一定比当时从电影《月宫宝盒》上所见大佛更大,简直可与乐山和巴米扬大佛鼎足而三了(近来从媒体上得知,正定果然有大佛清末民初毁于雷电,但尚不足与巴、乐大佛相提并论)。

张妈令人怀念的还有她做的烙饼非常可口,尽管我们家雇请的多是北方厨师,做白案全是好手,但要吃烙饼还得非她莫属。此外她还为我们制作布鞋、棉鞋,也教我一点简单的剪纸。张妈性好整洁不同于一般北方农村妇女,常因为我们送衣服、雨伞到学校,同学们见了便问她是什么人?我们说是佣人他们全都不信,还说:“不要乱说,一定是你婆婆(奶奶)”。一位与我们家有来往的女教师也问:“你们家给多少工钱,请来这样好的婆婆”?张妈其实也胆小,躲警报她比谁都超前一步。只要日本飞机出动,城内的山头上就会升起一只灯笼,人们叫“挂球了”或“挂情报了”。大家经历得多了并不感到惊慌,因为这并不意味着敌机一定要来空袭或马上就会发布“空袭警报”、“紧急警报”。除了学校赶快放学生回家外,人们照样做自己的事,就连商店也不急于上门板。但张妈则立即提上早已收拾好的包袱,牵着七妹进防空洞去了。她这种高度的“警惕性”固然与小脚有关,但我们家小脚老太婆正多,谁也没有像她那样惊惶。 张妈同样不是孤老,她有个儿子张绍忠,是位兵工厂工人在山西工作,不时有信给他母亲问安。来信都写“徐山钧经理转张老太太收”,这大概是代她回信时是以大哥的名义落款,故有此误会。自从陈婆被女儿接走后,我们耽心她也会被儿子接走。在大哥的一再追问下,张妈保证即使“太平”(指抗战胜利)了,也不会离开我们。为此,大哥满怀喜悦当面向我们宣布她的这一承诺,大家都开心地笑了。不料此话竟成谶语,就在抗战胜利快要到来时她中风了。幸好常与我们家治病的中医刘绍洲先生不愧是广元名医,在他的精心治疗下得以转危为安。大概在发病初期病情就很凶险,刘医生并无多少把握,一次他出诊看过张妈的病后神情异常欣喜,原来他发现张妈的脉象、舌苔已出现十分有利的征兆。他老先生迫不及待要把他的发现和业绩宣示于人,以至忘了我们还只是些孩子,就拉着我们去看这些专业性极强的变化。随着病情的好转,张妈渐渐可以下床活动但不灵便,家里不让她再做任何事一心养病养老,她也在为肢体的恢复求医问药。不知怎的,一位本地妇女(可能是躲警报认识的)得知后告诉她有一种叫“金不换”的草药,可以治好她的病。时隔不久,一位年近半百的女人来到我家住地,向我打听一位“中风老婆婆”的住址。我见她手里握着一束刚刚采摘不久的草本植物,立刻意识到是找张妈的,便把她引进屋来。她带来的果然就是“金不换”,茶杯口样大小近于圆形的叶片上有着红色叶脉,把它看成价比黄金的“仙草”不免令人失望,但张妈却是郑重其事地将它捣汁服下。也不知是“金不换”的神奇还是刘绍洲的高明,张妈真的可以行动自如生活自理了。“施医送药”当时只被认为是行善积德做好事,并不要求任何回报,足见民风淳朴人心厚道,较之今日人情浇薄一切“向钱看”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1947年夏,就在父亲奉调回武汉总公司,举家准备还乡的前一个月光景,张妈突然于晚上七八点钟时感到不适欲呕,旋即不省人事很快便停止了呼吸。待到厂医张大夫到来时早已无力回天,只好宽慰父亲说:“副理,您算对得起她了”。这晚上厂里通宵送电(平常十点钟拉闸),大人们在料理后事,孩子们聚集在我们卧室有的哭泣,有的叹息,大家都很悲哀。母亲忽然问起谁记得张妈娘家的姓,结果无人回答得出。这也难怪,因为多少年来大家只知道叫她张妈,没有人去记她本来的姓,况且那时的妇女对外都只称夫家的姓,极少说自己娘家的姓。问姓的目的是准备给她立碑,以便日后其子来迁坟或祭奠时好辨认。当时也曾打电报给张绍忠却无回音,大约是山西国共两军内战打的正紧邮电不通吧。张妈的后事办得相当体面,一口黑漆棺材颇为厚实,寿衣也还考究,全套规格至少相当于中等人家标准。下葬时,当地人对这样一场不大不小的出殡竟无孝子跟随感到奇怪,其实大哥是跟了去的,这是母亲的吩咐。他回来时说在挖圹时,一个道士或阴阳之类的人不请自到,口中念念有词指指点点,说应该向某个方向移动几分等等,可是无人应答他的“善意”只好悻悻而去。我当时听了还真以为张妈人好感动了“仙家”前来指引,对家人不于理答颇不以为然。张妈临终前不断呕吐,口、鼻、胸前都是分泌物,大哥亲自给她拭去。这些事后来母亲都讲给荣庭公听,使得他老人家大为赞赏,逢人便夸奖不已,足见虽为大资本家的他,也并不认为仆人一定得侍侯主人,而主人一定不可以侍侯仆人。

石家庄家里虽然有照相机(柯达牌),但以后我所见到的照片却全都是请照相馆的人到家来摄的,照片都很大而清晰。其中有一张全家福照,背景是我们住的那幢西式楼房,五个孩子从大到小自左而右坐在石栏上。父亲身穿长衫手拿呢帽站在左边,母亲抱着山瑛站在右边,而且可以看出腹中已怀着山瑜,据此推算当是在1936年秋所摄。可惜这些照片都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抄家时焚毁了,真是一场浩劫啊!随着家道的兴隆,祖父有定居北平的打算,曾经派父亲他们去看房子。在所看的房子中有一所颇为中意,原来那是窃国大盗袁世凯的大儿子,曾经梦想当“中华帝国”皇太子的袁克定产业。见有人来看房,“太子”有点抹不下脸,匆匆打个照面便回避了。房子尚未谈妥,“七`七”芦沟桥的炮声,中断了我们做北京人的好梦。事变发生后,祖父鉴于“九·一八”以来的经验,以为事态不会扩大。当父亲他们感到大祸即将来临,石家庄就要不保,劝他老人家赶快决策南归时,他还不以为然地说:“如果石家庄都丢了,那中国岂不就完了”?但是战火是无情的,九月十四、十九日,敌机两次轰炸石家庄,大兴纱厂是主要投弹目标,特别是十九日的轰炸,命中厂房并有人员伤亡。此时日军(战犯板垣征四郎和谷寿夫的部队,都参加过对石家庄的进攻)已推进至滹沱河对岸,石家庄危在旦夕。幸亏当地守军激于义愤,慨然负起守土有责的天职,和日军打了一仗居然小胜,这不仅推迟了日军的占领,也使我们得以脱身,免了做“亡国奴”的奇耻大辱。石家庄的陷落是十月十日,我们家就在此前不久仓皇逃离,紧迫得几乎什么都来不及带。平汉路上的狼狈奔波已毫无印象,据大姐说,她的一个极为精美的洋娃娃也不许随身携带,大约成了侵略者的“战利品”;还说火车上的蛋炒饭十分可口,这显然是“饥者易为食”了。从此,我离开了出生地(此后再也没有去过),开始了流亡和抗战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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