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存真》     回二闲堂  回目录




这件事怎么会导致了那件事


作者:乔治·克莱恩、爱娃·克莱恩, 周惠民 译


乔治·克莱恩写道:

这个故事是从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开始的。当时,我身上带着伪造的证明文件,从布达佩斯郊外的一个地窖里钻了出来,那是我在德国占领的最后几个星期里的藏身之处。照耀在雪上的阳光,坍塌的房屋,冻硬了的军人、平民、和马匹的尸体,都给我一种全新的感觉;我怀着复杂的惊恐、内疚和喜悦,突然意识到十九岁的我是活下来了,因为我有80%的几率早已死在毒气室或者军事奴隶劳动营里了。这个首都仍然被围困着,但我是在它解放了的地区。我匆匆地走动着,想着,已经耽误了两年,现在是我该开始学医的时候了。在我从中学毕业后的第一年,犹太人的孩子是无法进入医学院的。在德国占领之后,除了活命,什么也顾不上。

我们终于自由了,但那是个错综复杂的自由。没过几天,这个城的东区佩斯就完全在俄国人手里。我四处活动还算比较自由,但是我被逮住了两次,其他的年轻男人也是这样,因为这样的人都自然而然地被看作是脱了军装的军人。和早先我从纳粹的劳动营里逃出来相比,从那些贫乏、组织松散的俄国巡逻手中逃脱出来就是简单稀松的事。我有几个朋友出去找片面包,多年之后才从俄国转回来。

在可以到街上走之后,我就去了那个大学,看看那时它是否已经为我开了门。我看到的是荒芜的大楼、破碎的窗户和军人的尸体。和另外一个朋友一起,我们决定应该设法去塞格德(Szeged)。

那段三百多公里的路程,我们用了五天多。我们长途步行,搭乘马拉大车和其他能够搭乘的交通工具,包括了一辆俄国的军用卡车。在二月四日那个美丽但寒冷的早上我们到达了塞格德。那个城市完整无损,当天就让我们进了那个大学。那是个奇怪的地方。所有的教授都逃去了西方。头像基督、眼神十分凄凉的一个法医助教,他一个人教我们解剖学、病理学和法医学。学生不断从过去的各个战区、劳动营和非法躲藏中回来了。尸体是大量的。解剖科的解剖大厅挤满着人。福尔马林的气味,解剖了一半的尸体,制备好了的肢体器官标本,甚至仍然醉醺醺、晃晃悠悠的技工,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魔法般的迷人景色。这个禁地、乐园,现在全都是我的了。

两年就像是一场热病的浪潮那样过去了。在塞格德的三个月,我读完了三个学期的阶段。当布达佩斯的大学重新开始的时候,我回到了那里。我希望开始做研究,但是那些科室都还瘫痪着。他们没有资源,也没有日常的工作来使所有的教师消耗他们的精力。即使如此,我还是首次得到了组织学教授Tivadar Huzella有决定意义的启发。他是匈牙利数目不多的国际知名科学家之一,也是在他那一代的医学教授里少数几位真正宽容、开明、博学的自由主义者(liberals)之一。尽管他一直持有反法西斯的立场,在战时强烈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但是在新统治者的眼里,他是个可疑的人物。他那毫不妥协的个人主义和民主价值体系,招致了那些政治投机分子的敌意,那些人想要一个比较妥协的人就任他的职位。他有个积年的敌人,是个解剖学教授、政治投机分子、科学上的无名之辈,多年来妒恨Huzella的国际声誉。这人给“人民法庭”递交了一份指控Huzella的单子。全体学生都同情Huzella。 那个有决定意义的审判立即就驳回了那些荒谬的指控(例如控告Huzella吃了做组织培养的鸡蛋),但最后却是以悲剧结束的。主持审判的那个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法官,问Huzella是否还相信他在战争时期写的一句话。Huezella曾经声称(在那时这样做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希特勒、斯大林和撒拉扎(Salazar)都是令人厌恶的独裁者。如果他愿意不把斯大林放在里面,承认自己的“错误”,那么他就可以被宣告无罪。但是他坚持自己的话语。就这样,他被草草地开除了职务。他在几年后故去。今天,为他“平了反”。他的家和他的实验室现在被保存为公共纪念物,匈牙利领先的一个免疫实验室也设在那里。

Huzella有特别的能力把自己对生物学的深厚兴趣传染给他的学生。他坚信,生物学从“形而上的推测”,转成像物理和化学一样精确、神圣的自然科学的时刻已经到来。他相信:组织间隙的生物学会在几十年内变成一种详尽的生物化学,但是,在那个世纪余下的时间里,细胞的内部仍然会是个黑匣子。在说他缺乏远见之前,我们必须知道,那时大多数生物学家甚至都还不愿意接受关于结缔组织的“乐观”观念。 我学了一些组织培养,但是我只有很初步的实践经验;唯一的屑少补救是在仍然相当贫乏的图书馆里贪婪地阅读。在Huzella去职后,我知道我在那个当时已经大部分瘫痪的科里学不到更多的了,所以我就转到了病理科。没有几个星期,我发现自己已经完全沉溺到病理尸体解剖里面。那里有大批的尸体,但是病理医生却很少。战后医学生的班级很大,需要尽快培养。教给学生我的那点知识,和对临床医生说明他们的病人是怎么死去的,这两个任务都给了我很大的欢快。

一九四九年开春的时候,“我的”一个学生在一次尸体解剖之后,来找我,说了些感谢我做的示教(演示)的话,然后问我愿意不愿意参加一个学生团体去瑞典看看。我觉得他天真烂漫,很好笑。谁不愿意去瑞典看看?又有谁不知道去外国旅游是有钱人、有特殊关系的人、重要的官员们独占的特权?

他说他正在为学生组织一次旅游,他愿意把我包括在内。那时,匈牙利仍然有个选举出来的联合政府,弄到护照还有可能。但是要离境出国单有护照并不行,需要有“盟军”(也就是苏联军队)发给的特殊离境许可证。很难得到这种许可,而且几乎不可能弄到外国货币。

我把我的文件邮寄给了那个有意去瑞典的学生,完全忘掉了我们那次的谈话。

一九四七年六月,我的老板Balö教授告诉我,下个月要我负责尸体解剖,实际上是要我独自负责。我高兴、骄傲、但是有些怕。我那时才二十二岁,离开医学博士还很遥远,但是一位外科教授那天晚上睡得好、睡不好却会取决于我会发现些什么。是我自己在主事、加上恐惧的感觉,使每个解剖都成了一个激动人的侦探故事。在我很少的“闲暇时间”里,我也开始了我最初的一些试验。我坐在实验室的角落里,有个小水浴和一个(表面张力) 滴重计(stalagmometer),试着追随我上司开创的试验。


有决定意义的那个夏天

对我未来的命运最为重要的信使,似乎是在7月中的两个油漆粉刷工。他俩在重新油漆粉刷我们的实验室。我被从这间屋子赶到了另一间,我仍然带着那个水浴,而不放弃。最后我被挤进了一个没有窗户的壁龛凹室里,我还是不离开。油漆粉刷工向Bal?教授告了状。他生气地说“你可以去休两个礼拜的假了”,命令我离开我的乐园。一个高年的同事去负责了解剖。我既生气又失望。在那整整两个礼拜里我该做什么? 事有凑巧,我听说药理科的两对学生计划要到巴拉顿湖(Lake Balaton)去过一个星期;说他们还请了另外一些朋友,也欢迎我参加。允许我们使用一个炸毁的避暑别墅的平台,睡在铺在平台上的床垫上。8月头一个星期已经相当暖和,而且平台还有顶棚。犹豫再三,我决定和他们去,但是我觉得情绪矛盾,兴趣不大。

意想不到,那个地方很舒适,我的那几个同学在私下生活里,比在大学里要使人愉快得多。第二天,另外两个男生到火车站去和药理科另外一个学生见面,然后来和我们会合。我不知道那是谁。由于在匈牙利的语言里,他和她没有区别,所以我不知道我们是在等个男生还是个女生。不久之后,我看到他们和那个新客人走上了山坡。那是一位肤色黝黑、奇特、漂亮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女郎。从她的眼睛里我体验到了欢乐而忧伤、严肃而又游戏三味的不寻常的混合感情。那就是Eva,我未来的妻子和同道,直到今天。

在大学里我曾经见到过她,但是我对工作的着迷使得我对她和其他女生都没有怎么注意。我还很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是怎么见到的她。我到塞格德学医的第二天,在院长办公室里等着拿我的文件,她进来了,穿着滑雪服,像我一样从布达佩斯经过了长途、惊险的跋涉。她问我怎么能够拿到文件。我看到她漂亮异常。她对陌生的男生直截了当的谈话方式(匈牙利女生那时一般都不这样做),使我感到新颖、动感情。在后来的几个星期,在一些课堂上我见到过她,但是她又消失了。后来我在市剧院的海报上看到了她的名字。在皮苒德罗(Pirandello,意大利人,一九三四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和莫里哀的剧里扮演次要的角色。半年后我在布达佩斯又见到她。她又回来学医,有时来看我解剖的演示。我知道她和我在药理科结了婚的朋友和临时的东道主属于同一群学生。这一群人对我友善、宽容,尽管在他们眼中病理学是“死的形态学”而有点“异议”之外,对我的“知识”甚至有些尊崇。我尊崇他们的智慧,他们动态的试验,所以可以原谅他们对病理学和临床医学的无知。

可是这一次一切都不同了。在那个毁坏了的别墅里只有一张桌子、三把完整的椅子,但是我们是六个人。我们只好在每把椅子上放一个木板,坐两个人。Eva和我被放在一块木板上,我们要协调我们的活动,不然另一个就会摔下来。这个微小的问题在几个小时之后,就把一个接触启动成了激情,这个激情以一种自然的力量,占领了我全部的意识。所有其他的兴趣、问题都无影无踪、消失殆尽了;似乎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任何兴趣和问题一样。我在湖那里度过了八天,陶醉着、激情难言,和过去所有的现实都断开了联系。 在第七天来了一封未曾预料到的电报。去瑞典的旅行全都安排好了!我过去的那个病理学生(后来不久我们就称呼他“我们的领导”)战胜了所有的困难。他倔强、机智、按他的计划进行,取得了所有十七个学生的离境许可,这十七个学生是他自己独立自主、武断挑选的。我们来自不同的科室,作为那里犹太学生俱乐部的客人,去参观斯德哥尔摩和哥德堡,为的是看看那个没有受到侵扰的国家。

这时,我一点去的意思都没有了。我觉得离开迄今在我生活中无比重要的人,那是极其痛苦的。在巴拉顿湖的那一周似乎是永恒的,在那以前的任何事情都是不真实的了。但是模模糊糊的责任心和预感促使我上了路。我在星期天一早离开了。Eva后来告诉我,她半睡半醒地听到火车鸣笛,心想这个美妙的夏日插曲现在算是完结了。她不相信我会从瑞典回来,也不相信还会再见到我。


一九四七年的细胞生物学

我到斯德哥尔摩的时候,正值第一届国际细胞生物学大会闭幕。我听说Torbjorn Caspersson是那个大会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刚刚建立了为固定的细胞做紫外显微分光光度测量的方法,引起了很大的重视。这个方法根据的是他1936年用德文写的博士论文,在战争期间很多英语读者没有看到过它。那是第一次把形态学和细胞化学结合起来的尝试。在标准的条件下,用单色的紫外线给细胞照像。建立了一个半定量的方法,去查看不同类型的细胞里面核酸和蛋白质处在的位置。J. H. Morgan最后的的一位学生Jack Schultz,是第一个看到这个新方法潜在能力的美国遗传学家。他在战争爆发前不久,去了斯德哥尔摩,去和Caspersson工作,他给这个生物物理学导向的小组带来了遗传学的概念。他和Caspersson对昆虫多带性涎腺染色体的分带型式的工作,第一次得出了核酸和染色体蛋白质分布的知识,并且为三十年后Caspersson和Zech建立染色体分带技术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

在斯德哥尔摩细胞生物学大会的那时,遗传物质的化学还是个未知的事物。大多数生物学者相信只有蛋白质能够提供所需要的多样性,认为那些核酸是些重重复复、单调沉闷的分子。在1930年代,Levene和Bass已经为核酸有编码的能力做了死刑的判决。错误类比了核酸的“四个字母字母表”(“4-letter alphabet”)和音标字母表(phonetic alphabet)就成了一个路障:用四个字母怎么能够建立一个语言?Caspersson对不同细胞器所做的核酸和蛋白质的半定量测定,使他结论说,在核酸和蛋白质的合成之间有个确切的关系,而核酸可能实际是在管理着蛋白质的合成。但是,普遍是不相信这个远见卓识的领悟。完全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概念:核酸可能携带着能够翻译成蛋白质的遗传信息,即便Caspersson也是如此。普遍都忽视了Avery, McLeod和McCarthy 1944年发表的关于肺炎球菌由DNA介导(mediated,中介)的转化,再不然就是把它看成是人为现象而抛到了一边。

卡罗琳斯卡研究院的细胞研究部刚刚迁到城北边的新院址;那是我度过了我全部科学时光的地方,直到今天。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是1947年的8月,正是度假季节的高峰,也是参加那个大会的人刚刚离开斯德哥尔摩的时候。那个细胞研究部的、凑巧还留在城里的人,都急切忙于设法在新楼里安顿下来。在我进到楼里的时候,高个子、37岁、金发的Torbjorn Caspersson穿着一件蓝色的罩衣、躺在一个大机器下面,正在整理一些联线。我以为他不是个电工就是个技术员。我不知道他是谁,也没有人把我介绍给他。几年后我知道了他为了躲避那些不邀自来的访客的艰难技巧,我才懂了那些缘故。1947年当我知道他第二天要离开那里、去美国的时候,我感到十分凄凉。几经周折,几个星期之后我才和他联系上。但是我和他第一次的交谈是有决定意义的。感谢两年前我在Huzella的实验室学到的基本、但大部分是理论性的细胞培养知识,我得到了我一生中待遇最高(如果考虑薪金是重要的话)的职务。我被雇用为低年研究助理,月薪是500瑞典克郎(约为100美元)。

我仍然记得那若狂的欣喜和巨大焦虑的混合感情。我的情况似乎完全是毫无希望的。我实际上什么都不知道,离开医学博士还很遥远。我不顾一切爱着的,是我在暑假里只认识了8天、远在越来越不可逾越的政治壁垒那一边的一个女孩。瑞典文我一个字也不懂。但是,我坚决抵住了在匈牙利继续学习的更为舒适的未来。

瑞典的大报Dagens Nyheter持续刊登的一系列文章加强了我的动力。我的临时主人翻译给我听。匈牙利的总理、佃农党(Smallholder’s Party)的“Ferenc”纳吉(Nagy,不要和“Imre”纳吉混淆)刚刚逃到西方,瑞典的报纸对他做了一系列访谈。我在布达佩斯的朋友都对匈牙利会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十分乐观,而这个纳吉的陈述则正相反,摇着不祥的铃声。他说共产党的影响在幕后不断地增长。斯大林主义党的党魁拉科西(Rókosi)在俄国武力的保护下正在行动。

其他政党的政治人物惊恐万分。有几个领头的代表受到虚假的指控而被逮捕、不知被流放去了何处。留下来的,越来越屈服了。党员渗透进公安警察部门。Nagy一点也不怀疑共产党的接管迫在眉睫。我青年时代的一个偶像、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化学家Albert Szent-Gyórgyi有个类似的信号,间接传达到了我。他那时在匈牙利仍然保有许多高位,他有个侄甥是我的朋友。他对他侄甥说,自由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数。你如果想在科学上有前途,你应该尽快取得学位、离开这个国家。


别了,我的故土

9月中,我决定回布达佩斯,设法永远离开那里。最重要的是,把我返回瑞典的签证和继续在Caspersson的部门里工作的许可,安全地放在我上衣的口袋里。我的护照还有几个月才失效。

和Eva的重逢使我们两人都再次确定了我们早已知道的:我们要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我回去后的第二天,一些朋友到我家来,我告诉他们纳吉的报道,以及铁幕就要笼罩匈牙利了。反应是复杂的。那些已经准备离开的人相信我所说的。那些想留下的,则希望我是在夸大其词。有一个(现在还是我的好朋友)说,我可能是对的,也为了这个缘故,他要和我断绝所有的联系。这是他的祖国,匈牙利语是他的母语,他历史的老根在这里。如果我觉得该那样,我就应该离开,但是他要留下,做他所能够做的。今天他是匈牙利顶尖的医学史家。

我没有他那历史的观点。我只有一个目的,结婚,离开那个国家。

我怎么才能够结成婚?那必须是秘密的,因为没有人能够理解两个22岁的学生,互相认识了没有多久,没有收入,为什么要结婚。我未来的妻子怎么能够去到我那里?她没有护照,而且一天比一天更难取得护照。我俩商定,我在护照到期之前先回斯德哥尔摩,想法子给Eva弄个邀请函,帮助她弄到护照。

在我离开的最后的那个工作日是星期五。Eva和我在药理研究所的外面见面,去听那天的讲座。我提出不要去听演讲,而去找行政官,问问怎么办结婚。我们拿到了一个单子,列着需要的那许多文件。看来是毫无希望了。我提出我们去取得第一个文件,那是无犯罪记录。我们去了警察局。“那只少要花三个星期”。突然间,我按着我的冲动行事起来。我总是听到人们说这样的事,但是我自己却从来也没有见过,也没有做过。我从口袋里掏出数额相当不小的钞票,把它放在那位警察的手里。“对不起,你说要多久?”他回答说:“我马上就给办好。”

那是上午11点。我们从这个办公室去了另一个办公室。

哪里都是一样的回答:一个星期,四个星期,六个星期。一张小小的钞票在手,几分钟就办好了一个证明。我平时面对权威人士的那种腼腆、胆怯,一扫而光了。我学到了动力的重要性、和意想不到的潜在机会,能够使人超越自己的限度。

到下午3点钟,还差一个文件:一个医生的证明,证明我们两人没有性病。这些试验要好几个星期。这下子该怎么办?

我们去了比我们稍稍大一点的同事那里,他刚刚读完了医学,刚刚在儿童医院得到了他第一个职务。我们告诉他我们的处境,让他严守秘密。他大笑不止,用医院的信笺给我们开了证明。到4点钟,我们又来到了行政官那里。我们有了齐全的文件,要在那个时刻结婚。发誓一定保密的两个朋友陪我们去,做证婚人。我们匆忙闯进去的时候,那位官员刚刚结束了那天的工作,已经把佩带在他肥胖胸前的匈牙利宽宽的三色国旗取了下来。我们听到他在电话上对太太说,他就要回家吃饭。在这个时候给我们登记结婚?没门儿!礼拜一再来!

我开始求助于他的人道感情。我必须在星期天出国。如果我们结不成婚,我怎么能够单独撇下我年轻的新娘?可以看出来,他很生气,也怀疑我们会有全部的证明。在翻看那些文件的时候,瞥见到儿童医院那个医生的证明。他笑得眼泪都流到了嘴边。在他一生的工作中还没有见过这么滑稽的事。国旗又在他那庞大的身躯上复了位。我们允诺至死都会相亲相爱。

之后,我们和我们的证婚人一同在走廊的板凳上赴了我们的结婚宴席。只有一道菜,那是我母亲仔细包好的鹅肝三明治。晚上,我们回到了我父母的家,没有人怀疑发生过任何事。

那个星期天我独自回到了斯德哥尔摩。经过了许多曲折,Eva在1948年3月来到了我这里,那时,铁幕早已落下,笼罩了那个国家。


George和Eva写道:

遗传学大会

我们高兴地租了房、安顿了下来、Eva也开始在Caspersson的部门里工作了之后,1948年8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国际遗传学大会。大会主席J. H. Muller的致词是严厉谴责苏联对遗传学的肆虐。科学界大部分人还不知道李森科那个骗子的“学说”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布为“正式、官方、法定、权威”的“学说”,意思是做任何遗传学方面的科学工作基本上都是不合法的。Muller是把果蝇遗传学引入俄国的第一人,他那时仍然是苏联科学院的院士。他说李森科“是个偏执狂,受过半拉子教育的幼稚、煽情、蛊惑人的政客,做过一些培植植物的工作,但是他无视科学的原理,也无法弄懂那些原理。”他还说许多卓越的俄国遗传学家失踪了,有些死得不明不白。他的演讲最后以辞去苏联科学院院士做了结束。第二天来了莫斯科的反应。他们不接受他的辞职,而是把他开除出去。

大会最后一天,保加利亚的代表要求在闭幕大会上做个陈述。他以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的名义,对Muller的开幕演说做了强烈的抗议,说那个演讲是“不适于、不利于国际间的理解。”他的抗议被收入了大会的文件。

大会结束后,匈牙利的代表来找我们,他不大懂英文,我们以前曾经帮助过他。他想知道保加利亚的代表说了些什么。当他听了我们的翻译的时候,他心烦意乱、极其不安。斯拉夫的代表们把匈牙利人抛在一边是很正常的!他需要参加谴责,他要考虑他的家庭!如果他没有签字,他怎么能够回家!他的运气太糟,大会闭了幕,他什么也办不到了。他的惊恐告诉了我们,在我们刚刚离开才几个月之后的匈牙利,斯大林主义加给那个国家的恐惧有多大。它也使人想到在哈泼思伯(Hapsburg)王朝的废墟上崛起的那些国家之间持久的冲突。

在大会期间,我们知道了微生物遗传学惊人的进展。细菌学一直是拉马克主义最后的堡垒。那时,认为蛋白质是遗传信息的载体,对细菌的核还存有很大的怀疑,诱导的酶适应和抗药性广泛被认为是获得性的遗传。但是克隆变异和达尔文选择的证据迅速增多,也的确在发展普及,使得微生物学和生物学的其他部分整合到了一起。我们对癌症的认识还很粗浅,但是我们开始疑惑微生物群体的动力学是否和癌症的现象有共同的地方。癌细胞抵制着机体对生长的控制。它们是否可以和微生物的抗药性相比拟?癌症是否会是由于一系列突变而发生的?这些幼稚的设想在我们后来的工作里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细胞研究部

回到实验室,我们发现环境使人兴奋,但是我们面对着另一个难办的情况。我们都还是半途中的医学生。我们拼命设法进入瑞典的医学院去完成学业。开始的时候,看来毫无可能,但是后来我们成功了,我们俩分别在学校和实验室工作之间轮转。比这个更糟的是,给我的项目看来难以办到,Caspersson的方法学根据的是固定的细胞吸收单色紫外线。在我们来到这里之前不久,它受到Barry Commoner和其他生物物理学家的猛烈批评。他们提出,Caspersson的光学系统记录的不是由于吸收,而是由于变性的蛋白质使光散射造成的。由于这个人为现象,没有被吸收的光就不能进入目镜,错误地结论成核酸和蛋白质的定位。它们在活细胞中的分布可能和Caspersson测量所提示的完全不同。

我们的任务是测量活细胞的光线吸收。但那说着容易做着难。那时的组织培养在遵循着Alexis Carrell的教条。血浆凝块和胚胎提取物被认为是不可缺少的物质。有健全头脑的人都不会想在玻片上(更不用说在石英玻片上)直接培养细胞。紫外线穿透不了血浆凝块。后来才知道我第一次和Caspersson谈话后意想不到、马上被雇用,是由于我在胶原上培养细胞(这是Huzella最喜欢用的方法)有些经验。胶原所含的芳香族氨基酸少,因此,预料它对紫外显微镜检会带来较少的问题。

我们拼命地要取得些结果。我们没有经验,没有助手,而且实际上没有仪器。在我们还没有能够为细胞照像之前,紫外线早就把细胞杀死了。洗刷、消毒玻璃器皿,制备胚胎提取物,特别困难的是用一个原始的涂布石蜡的套管从我们唯一的一只公鸡的颈动脉里抽血做血浆,这一切都是没完没了的战斗。最后,我们终于在细胞死亡之前照了几张相片,但是离开做成一个谱系的单色曝光所需要的数目还差得很远。看来我们的前途暗淡。两个事件援救了我们。一个是海德堡Hans Lettré所做的Ehrlich腹水瘤报告,他用腹水瘤做生物化学的研究。Eva马上就指出,我们可以从小鼠腹腔里得到同质的大量活细胞,一点也不用做什么组织培养。但是我们第一次试着繁殖Lettré送给我们的一只小鼠的瘤细胞的时候,完全失败了。我们第一个接种的小鼠腹部膨大得很好,但没有预期的瘤,里面是一窝8个娇小的胎鼠。但是第二个小鼠长出了瘤,我们就能从事工作了。在我们准备好摄制紫外线照片时,苏联的Brumberg和Larionov发表了一篇文章。他们使用了一种新的、在紫外线曝光的时候能够避免杀死细胞的反射系统。他们做了我们计划要做的全部试验,表明了Caspersson是对的,那些批评是错的。紫外线显微镜镜检的确是测量了核酸,那些核酸也正是位于Caspersson在固定的细胞中发现的那些细胞器里。我们的研究项目一夜之间就过了时。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期待着最糟的前景,但是Caspersson建议我们继续用腹水瘤进行工作,试着设计我们自己的项目。那个遗传大会的早期经验来搭救了我们。为什么艾利希(Ehrlich)腹水瘤那么特别?其他的瘤为什么不能繁殖成游离在“液体”里的型式?是否大多数的瘤都需要固态的基质和/或实体组织的微环境?对于如何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我们有一些设想,但是我们的小鼠和工具都很有限。那时在瑞典对纯种小鼠还是毫无所知。

又一次来了未曾料到的救援。1950年夏天,我们参加了巴黎的国际癌症大会。那一周我们用了疯狂、无可比拟的热情来熟悉整个的癌症领域,中间还插上和在我们之后离开匈牙利的老朋友会面。在那一周的末尾,我们的确再次证实早先两个全然不同、但是重要的结论是对的:1)我们极为幸运、适时地离开了匈牙利,因为斯大林主义的制度现在已经牢牢地在控制。2)可以确实将瘤细胞看成是遗传上的一些异质的群体,有极多的亚克隆变种。我们也对George为大会做了贡献而感到骄傲。

George在第32分组用蹩脚的英语非常缓慢地做了演讲。那是最后一天下午的末尾,有6个听众(1)。但是,后来这件事却变得极为重要。Otto Warburg的一个助手是听众之一,他带回去信息,说小鼠腹水瘤细胞和这位大师使用的著名的Chlorella algae(小球藻)同质的细胞群体是同样好的工具,同样可以用于大规模的试验。Warburg马上就来索取那些细胞,后来他也十分帮助、支持我们。1956年他在一封信里说,我们做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因为我们送给了他的那些细胞,使他能够解决癌症的问题。上面所有的管理人员、领导当局对这个都印象深刻!

在大会的那个星期里,我们也欣赏了欢快、具有色彩、堕落、振奋、略有腐味的巴黎。在巴士底日的晚间,坐在St. Michel大街的一个咖啡店里,我们惊叹道:“真美妙!真狂热!怎么能住在像瑞典那样不毛的国家?”一周之后在格格作响的三等车厢里,穿过由于罢工而被撕裂的比利时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能够回到安详、单一、洁净、有礼貌、有千湖、有无尽的森林、有光辉照耀夜晚的瑞典,那真是太好了!” 我们还没有打开在斯德哥尔摩租赁的房门,就看到一个新的奇迹,Caspersson手写的一个急件:“回来后马上和我联系。”

瑞典的一个私人研究基金会为纪念Knut和Alice Wallenberg,请Caspersson为一个急迫的任务挑选两个年轻人,要他们去美国几个月,汇报癌症研究的最新发展。Caspersson挑选了一个年长的同事和我。但是Eva必须留在家里,因为没有足够的钱。我的那个同事要从一个中心到另一个中心。我的任务是到费城Fox Chase的癌症研究所跟随Jack Schultz工作,做我自己的项目,访问近处几个重要的中心。

我听到那个消息时,混杂着高兴和悲伤的情绪。这是个激动人的机会。但是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和可能有世界大战,加重了我再次要和我年轻太太分别相当时间的悲伤和焦虑。我们都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幸存者的那种末日来临的念头。我们没有国际,这个情况给梦呓添加了燃料。但是,我知道我必须去。


自由女神像

那个癌症研究所(Institute for Cancer Research, ICR)是由于Stanley Reimann的远见、从Lankenau医院一个私人研究小组开始建立的。我到那里的时候,他们刚刚从一个科学家的小组扩展成搬到宏伟的新大楼里的一个研究中心。有几位显赫的生物学家参加到实验室里;主旨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研究癌症问题。我自己的上司Jack Schultz是位60几岁、生气勃勃的小个子。他有无限的好奇心,热爱生活,有巨大的人性温情。他接待了我,就像我是他失去多年、而最后找到的儿子一样。我在那里的期间,他经常开车带我从我租的住处到实验室去。

我对遗传学的知识,多数都能追溯到乘他车的那些时刻。但是在我们到达之后行程并没有结束。Jack的办公室是在一个长长过道的最远端。走着穿过走廊时,他会把头伸进每一个实验室,停下来和人们谈话,问他们各式各样的问题:孩子的健康,母亲腿的骨折,周末的远足,但是首要的则是关于最后的试验。人们看到他的时候,会露出喜色,总是停下来和他谈谈,或者请他进去,看看显微镜里的什么,看某个细菌培养皿,或者看看果蝇的一个后代。Jack看着,听着,做些讨论,做些解释,提议做某些新的试验。在他胳膊下夹住的手提包里,有他计划那天要完成的所有的文章、文件。有时,他在到达之前,半天已经过去了,而他的秘书却无奈地在办公室等着他!

25年后,他已经故去多年,我去访问了他的办公室。房间已经重新布置,成了一间会议室。以他命的名。在墙上挂着一个银质的牌子,使我们记得他为所有在他周围的人提供的无私的灵感。

Jack将生物学是最使人激动的科学的概念成功地传递给了别人。他告诉我我从来也没有听到过的各个领域。Barbara McClintock在玉米中发现的转位子(transposons)是其中的一个。懂得McClintock在说些什么的十几个甚至更少的人中,Jack是一个。在大多数其他人知道之前10到15年,他已经知道Barbara McClintock的发现会革新生物学。

Jack的走廊是我这个25岁的人的仙境。Briggs和King在为去掉细胞核的蛙卵移植细胞核。问题是那些细胞核是否在分化过程中保持住了全能性(全部的潜能,totipotent, totipotency)。这和癌症的研究有关系。癌细胞是否含有全能性的细胞核?几十年以后,还是那个研究所的Beatrice Mintz对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至少回答了二倍体畸胎瘤细胞的问题。在我和Jack经常走来走去的过道的墙上,有一个卡通漫画,画着两个耗子在交谈。一个耗子说:“我父亲是个癌,你父亲是靠什么为生的?”

Mintz的试验到目前仍然是独特的,它表明至少有些癌是能够由外遗传、后生的(epigenetic)改变发生的。但是,毫无疑问大多数是在DNA水平上发生改变引起的。

在费城的ICR(癌症研究所),我另外一个重要的大师是小鼠遗传学家Theodore Hauschka。通过他,我熟悉了纯种(纯系,近交系,自交系,inbred)小鼠。他对我的试验也有直接的兴趣。他在管理得无法再好的小鼠领地里给了我一个房间,我在那里没白没黑地工作,比较着不同的实体瘤(solid tumor,长成肿块的瘤)长成腹腔液体中的腹水瘤型式的能力。如果那些瘤不按我的愿望行事,我就设法挑选能够听我话的变种。在这个时候,我也开始设想,控制身体组织是否可以移植(可移植性tansplantability)的“组织相容性基因,histocompatibility gene”这个系统,是否会为在许多瘤细胞群体中的变异或选择证实我们的臆测?

尽管我没有和Eva在一起而感到孤单,我一天给她寄一封信也能略解寂寞,但是我很喜爱呆在美国。除了Schultz和Hauschka的友善态度之外,整个实验室的环境都使一个年轻人感到有人支持他。这和欧洲的那些实验室大为不同,在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上更是如此。丹麦生物化学家Lindestrom-Lang对此归纳了一句话,最能说明问题:“美国革命最大的成就,就是年轻、幼稚的学生有了提愚蠢问题的权力”。

在美国逗留期间,我部分地丢掉了移民情结。和我处于类似情况的一些匈牙利移民,后来评论说,美国的环境把我从最初的腼腆、畏缩转到了相反的方向。看来大概是这样。我再也不害怕问问题,在学识渊博的教授谈话时插嘴、怀疑什么、让自己被人看作是傻乎乎的,我都不怕了。我开始认为这不仅是我天生的权力,也是我的责任。


肿瘤靠变异和选择而进展

将实体瘤转化成腹水瘤是个很有意思的工作(2)。淋巴瘤和白血病常常马上就转成了腹水型,但是癌(上皮的恶性瘤)和肉瘤(非上皮的恶性瘤)在开始的时候不肯在腹水里面生长。但是,慢慢地,通过将脱落在腹水里面、游离漂浮的少数脱落的细胞转种,有些能够逐渐变成腹水瘤。使用简化的Luria-Delbrück波动检验(Luria-Delbrück fluctuation analysis),我就能够表明这个转化是自然发生的变异经过选择而富集造成的。

在美国呆了4个月之后,我带着200个小鼠回到了瑞典。在纽约旅馆过夜的时候,我不安地守护、监管着它们;在飞行的那24个小时里,同机的乘客对它们很不满意。

回到了斯德哥尔摩,腹水瘤的那些变种都很稳定。甚至让它们在皮下重新转成实体瘤、繁殖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它们仍然保持着在接种之后立即在腹腔液体里生长的能力。比没有适应的、原来的对应的瘤,适应了腹水的那些瘤转移性强,附着性弱,表面的电荷大(3,4)。和Leslie Foulds的 (5) 关于肿瘤发展的工作,以及 Jacob Furth的瘤从激素依赖性变为自主性的研究 (6)做了比较,使我们相信我们碰上了肿瘤增长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况(7)。它似乎有一定的临床意义,至少在理论上有意义,因为它表明瘤细胞的群体是异质的,不同的亚群可以有不同的转移性质。但是,从这里我们应该向哪里走?


肿瘤免疫学

要想研究瘤细胞群体的变异和选择,显然必须先研究变异。我们在寻找能够在细胞水平上查得到、由已知基因决定的细胞标志物。George Snell刚刚开始提供他最初的H-2同类系(congenic)小鼠种。我们在H-2杂合子但是此外都是共基因的F1(杂交1代)和孤立的单元型丢失变种中(isolated haplotype-loss variants),通过移植到亲代品种中诱导出肿瘤(8)。能够得到一个单元型丢失变种(single haplotype-loss variants),但是在不同的肿瘤之间,变异的频率有很大的差别,即便它们是由同一种物质、在相同的基因型的宿主中诱导出来的。我们在遇到过腹水瘤转化能力的变异之后,对这种生物学上的变异性已经不感到惊奇。丢失两个H-2单元型是极为少见的。

大约是1950年代中期,一位医学院过去的同事开始过分地扬言用免疫学来预防、来治愈人类的癌症。他用汇集起来的肿瘤组织去免疫一匹马,并且坚决认定他的血清能够和全部的肿瘤抗原起反应。他鼓吹马上接种抗癌症的疫苗。报纸上溅起了大量的水花。有个最有势力、但对癌症毫无经验的微生物和病毒学教授支持他。他在电视上给自己注射了从HeLa细胞(一种癌细胞)得出的“癌瘤疫苗”。公众把他看成了英雄,特别是在报纸开始谴责“癌症事业”由于既得利益而完全忽视癌症预防的时候。

我们几个真正研究癌细胞的人却十分怀疑。这不可能是真的。但是真实的情况又是如何呢?肿瘤是否会以它自己开始的纯种族群引发免疫?

过去我和Hauschka一同做的工作感染了我,使我对早先肿瘤免疫的研究抱有健康的怀疑态度。使用非纯种小鼠做试验、错误地解释了那些人为的现象,这些主宰了那个领域。在那个世纪之初,在移植免疫和肿瘤免疫之间,总是在混淆着。只是在Little,Strong,Tyzzer和McDowell等人已经建立了纯种小鼠几十年、以及在Snell表达了“移植法则,transplantation laws”之后,才逐渐明白超越了组织相容性屏障(histocompatibility barriers)的所谓的“可移植性肿瘤”,是由于连续的同种移植把它们选择得超越了排斥(排异,rejection)反应。如果使那个平衡向有利于宿主那方面倾斜,例如用减弱的瘤细胞先做免疫,它就能够排斥那个肿瘤。这个容易取得的免疫,在用纯合子(homozygous)小鼠中产生的肿瘤,以及在它们自己的族群里作检查的时候,就重复不出来。但在奢望不是那么大的时候,会发生些什么?免疫是否会保护同基因的(syngeneic)宿主抵御接近阈值数量的瘤细胞?临床医生和病理学家总是在说:播散的瘤细胞,只有少数能够在病人身上生长成转移瘤。是否那个免疫反应足以保护宿主排斥播散的细胞,但是不足于对抗那个已经定居、建立起来的肿瘤,就像是在抗寄生物反应中的伴随免疫(concomitant immunity)那样?

我们刚刚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Foley(9),Prehn和Main(10)提出,化学物质诱发的小鼠肉瘤(而不是自发的乳腺癌)能够在同基因的小鼠中诱发免疫的状态。这些资料有说服力,但是仍然不能使人完全信服。化学物质诱发的肿瘤真是具有它们自己特殊的抗原性?还是这些试验只反映了在这些纯种小鼠中仍然残留了杂合(heterozygosis)的现象?如果可以表明原来的宿主可以通过免疫来对抗自己的肿瘤,那么这个问题显然就可以断然解决。

我们诱发肿瘤、手术切除、用照射过的自体瘤细胞免疫、再用一定数量的活瘤细胞攻击,使用了这样多重的安排。我们发现甲基胆蒽诱发的肉瘤确实可以在原来的宿主中诱发真正的排斥反应(11)。不同肿瘤引起免疫的能力(致免疫性,immunogenicity)不同,细胞的量要多于5的对数,才能够打破免疫的状态。这是在生物独特性中肿瘤抗原的单个特殊性的、另一个甚至更为惊人的现象,Prehn,Baldwin和Old也发现了它(12-14)。一个肿瘤只能通过免疫来对抗其本身。交叉反应很少,也没有规律。还不知道一共有多少专一性。我们在20多个肿瘤里没有发现有交叉反应。Hellstrom没有能够用几十种混合的肿瘤免疫小鼠来对抗甲基胆蒽的致癌作用;而Old则报道了使用认为能够加强宿主自己的反应性的非特异性免疫调节物,起到了一定的预防作用。

致癌剂(carcinogen, 致癌质,致癌物质)的性质在决定化学物质诱发的肿瘤的免疫性上并不重要。在芳香族碳氢化合物MC, BP, DMBA等诱发的各种肉瘤中,它们的免疫性是以这个顺序递减的。用埋藏玻璃纸诱发的肉瘤,几乎一点也没有免疫性(15)。Baldwin发现大多数偶氮颜料在大鼠诱发的肿瘤有很高的免疫性,而乙酰氨基芴(acetylaminofluorene)诱发的肿瘤和自发的纤维肉瘤则毫无免疫性(16)。 这些发现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是化学诱发肿瘤的肿瘤特异性移植抗原(tumor specific transplantation antigen,TSTA)的本质,到目前仍然是个谜。


病毒诱发的肿瘤的抗原性

1958年我去安大略的Honey Harbor参加加拿大癌症会议。Stewart和Eddy开创的多瘤病毒工作那时还非常新颖。对于在新生小鼠中接种那个病毒能够产生那么多数量和种类的肿瘤,大多数参加会的人都惊奇万分。Burnet是其中的一位。“Sir Mac”那时刚刚从病毒学转入免疫学,并且对病毒在癌症和癌转化中的作用抱有非常消极的看法。他认为病毒诱发的所有的肿瘤都是实验室的人为现象。他认为病毒实质上是使细胞发生病变的,在诱发真正的肿瘤中,他看不到病毒有什么地位。面对多瘤这个情况,他立即形成了一个新的假说。它根据的只是Stewart和Eddy的观察,而那却是错误的。他们声称多瘤是不能移植的。但那是由于意外地使用了杂合子的小鼠。

Burnet提出,多瘤病毒可能会破坏某种未知的、调节多种不同组织中细胞更新的“生长控制中心”系统『它可能像是“类下丘脑”稳态调节器(homeostatic regulator)』。这就可以说明那个病毒为什么能够在多种不同的组织中引起肿瘤。这些肿瘤不会在没有经过被多瘤病毒类似处理过的小鼠中移植成功。Hans-Olof Sj?gren那时刚刚开始和我们工作。受到Burnet想法的激励,我让Hans-Olof Sj?gren试验在没有经过处理的、和多瘤病毒感染的同基因小鼠中移植多瘤的那些肿瘤。得出的结果和Burnet的假说恰恰相反:虽然接种了病毒的同基因小鼠会排斥少量的瘤细胞,但是那些瘤可以移植到没有处理的小鼠里(17)。可以采用淋巴细胞(但不是血清)来传递病毒感染过的小鼠的抵抗力。Karl Habel和我们的小组后来都表明在引起排斥上,不需要抗病毒的免疫,而且抗病毒免疫也不足以造成排斥。多瘤病毒诱发的那些肿瘤或转化了的细胞,不论它们是否释放出病毒,都能引起排斥。

免疫过的小鼠能够排斥多瘤病毒诱发的所有肿瘤,而不论是从哪种组织发生的,但是它们并不排斥其他病毒或化学物质诱发的各种肿瘤。我们因此得出了一个设想:在多瘤病毒诱发的所有肿瘤中,都存在着多瘤特异性移植抗原(polyoma-specific transplantation antigen, TSTA),而其他物质诱发的肿瘤中则没有这种抗原。我们和其他人后来在其他病毒诱发的肿瘤中也发现了类似组特异性诱发排斥的抗原(group-specific rejection-inducing antigens)(18)。在研究体液中介和细胞中介的反应中,逆转录病毒(retrovirus)诱发的白血病特别有用,这在Old等人(19)和我们小组的研究中看得很清楚。 Moloney(莫洛尼)病毒诱发的淋巴瘤在这项研究中特别有用,因为用预先免疫过的同基因的小鼠血清和它们作用,会在膜上得到鲜艳的荧光。但是它不能区别那是诱发排斥的抗原还是聚积在表面上的病毒糖蛋白。在同一纯种小鼠里诱发出来的不同的Moloney淋巴瘤,它们诱发排斥的潜能有不同。这个系统能够使人区别免疫力和免疫敏感性,我们能够表明它们是独立的变量。免疫敏感性和病毒释放不相关,但免疫疫力则和它相关。


肿瘤生物学部

在我们从H-2抗原向肿瘤免疫方面转移期间,我们的部门发展得很快。最初那是1957年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建立的。在这之前,George(1951)和Eva(1955)都在Caspersson的细胞研究部里成了助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但是任期最多限于5年。一个人除非能够得到终身的职位,否则这人就要离开研究的系统。但是过去在瑞典的大学里并没有这个领域的终身职位。

为了规避大学系统的僵硬情况,为个别的一些科学家建立了“个人教授职位”(“personal professorships”),但是在那时的几年以前,政府决定停止再给予这个类型的职务。他们说对于只有800万人口的一个国家,科学是过于费钱了;而且把学医的人招来做研究的传统也不宜于再继续下去。医生的缺乏使得当局对这件事很敏感,特别是所有的高等教育都是由纳税人出钱负担的,而且进入医学院的竞争又非常激烈。

费城的ICR(癌症研究所)要给我一个很好的职务,我们也很认真地在考虑搬到美国去。这时,卡罗琳斯卡研究院(Karolinska Insti?tute)、 医学研究委员会(Medical Research Council)、和瑞典癌症协会(Swedish Cancer Society)致力推动议会通过一个议案,要求创立一个肿瘤生物部门,由George Klein担任它首届的主任。4个主要政党的代表都支持这个议案,不过没有说服政府。但是关于经费要由议会做决定。1957年4月30日由议会的一个委员会处理这件事。优势不在我们这边。那个委员会有执政的工党委员13人,3个反对党有12个委员。当时预料这个议案会以至少1票的多数被否决。但是事实上,发生了相反的情况。一个工党的委员(我们不知道是谁)决定参加了反对党投票的一方。在1957年7月1日成立了这个部门。很多对研究感兴趣的医学生和哲学博士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靠着美国的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NIH)和瑞典癌症协会的支持,这个部门迅速扩大。从那之后,愿意共同从事研究的许多夫妇,云集到这个实验室里,成了实验室的一个特点。在早年,Hellstr?m夫妇、Mbller夫妇、Sj?gren夫妇、Nordenskj?ld夫妇、Nadkarnis夫妇、和Ozer夫妇就在其中。有一次,我们同时有7对夫妇在那个实验室里工作,这一定是个世界纪录。

在1950年代末,房舍空间成了压倒性的问题。再说,对所需要的支持资助也是没有准备、没有先例的。我们那时面对着要把已经得到的第一个NIH重要项目资助退还给它们的可能性,那个项目是属于病毒癌症计划的。我去找瑞典癌症协会,但是没有抱多大希望,因为这个主要是私人的机构明确地不赞成资助建筑设施。但是它的主席Hilding Bergstrand教授穿越了所有的反对意见,得到了肯定的决议。1961年有了新建的试验大楼。到目前,那个部门还在里面。


Burkitt淋巴瘤

在1960年代中期,Eva提出我们应该借鉴我们在病毒诱发的小鼠淋巴瘤上的经验,来检查可能由病毒造成的人类淋巴瘤。我们是否能够查到组特异性抗原反应来帮助追踪一种病毒?显然应该选用Burkitt淋巴瘤(BL)。近来描述的这个在非洲呈地方流行性、有气候依赖性的肿瘤,很支持考虑它有个病毒性的来源。

我给非洲的许多医院和国际组织写了信,说明我们的项目,请求他们给我们肿瘤、血液和血清标本。我收到了一些客气的回信,答应给材料,还有使我儿子高兴的漂亮邮票。但是说是要来的材料就是不来,来到的只是偶然寄出的、接到的时候不是破碎了就是污染了的标本。这时候,有人(我忘记是谁)建议让我给内罗毕的肯尼亚国家医院耳鼻喉科医生Peter Clifford医生去信。我既没有收到回信,也没有邮票,但是标本材料却源源不断到来了。它来得日期准确,那是星期二傍晚唯一一次从内罗毕来的直航。几个大大的盛着干冰的匣子,里面有几百份血清,和一个特殊的冰袋,盛着新鲜的活检标本。里面总是有Clifford自己手写的一个长单子,列出了所有主要的细节,还有一封简短 “祝你好运” 的信。

我们和Peter合作了10年多,共同发表了45篇文章,第一篇是在1966(20),最后一篇是在1974(21)。我们合作、发表文章几年之后,我们才有机会第一次见面。这让我们取得了一个新经验。为了协作、共同研究,我们要设法找到一个有动力研究那个问题的同事,而不论那人是在什么地方。但是我们要赶快说,我们从来也没有遇到过另外一位像Peter Clifford那样的临床同事。他对Burkitt淋巴瘤有很深的兴趣,自那时起,他对这个病进行化学治疗(化疗),倾倒于使大多数病人的肿瘤明显消退。它们长远的存活情况是:有15%到20%的人完全痊愈,包括一些接受了不完全化疗的人。这和对其他B细胞性淋巴瘤的化疗很不同。Clifford相信病人的免疫反应是有决定意义的。如果有效,即便是不完全的化疗也能引起完全的和长期的消退。如果不是这样,即便是更为有效的化疗型式最后也不能成功。Peter希望我们最后能够从他的病人里找到抗肿瘤反应的证据。

我们改变了工作的习惯。每个星期二的夜间都成了“Burkitt之夜”。我们用新鲜的肿瘤制备活的细胞悬液,用病人的和其他人的血清对它们进行反应,尽量马上看那些试验的结果来找出如何继续工作的线索。动员我们的人员每个星期二通宵工作并没有什么困难。

后来,很多美国、英国和日本的其他实验室来要标本材料,其中有些参与了协作的项目。我们在一些(但不是全部)Burkitt淋巴瘤的培养物里检查到了膜抗原(20)。1967年在纽约的Rye的ACS大会上,我报告了这些资料(22)。Werner Henle在同一个会议上做了演讲,报告了他的结果。那是用他和Gertrud Henle近来建立的Burkitt淋巴瘤的固定的细胞,用免疫荧光试验得出的,后来它被称为病毒衣壳抗原(viral capsid antigen,VCA)(23)。他们已经知道那个反应是由于Epstein,Bar和Achong在电子显微镜下发现的一种新疱疹病毒的结构抗原。Henle发现它在抗原性上和过去所知的疱疹病毒不同(24)。 我们决定将它称为EB病毒(EBV)。

Henle夫妇的病毒衣壳抗原试验和我们膜抗原试验显示了一定的一致性。同一些细胞不是显示两个反应,就是都不反应。在Rye会议上,我们同意合作。这就开始了很有成效、持续了20年的协作,直到Werner Henle在1987年去世为止。

在这个工作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得到了确切的证据,证明膜抗原是由EB病毒编码的(25)。现在知道它是一种病毒衣壳的糖蛋白。它是在制造病毒的那些细胞的膜里面装配的,在病毒释放之后,它也可以附着到同一培养里、具有EB病毒受体的细胞上面。和Jondal,Yefenof,和Oldstone一道,我们后来检测到B细胞特异性C3d(CR2)受体是病毒糖蛋白附着的位置(26,27)。

在1970年间已经很清楚:Epstein,Henle夫妇和我们在观察病毒颗粒、VCA或者膜抗原的时候,只是看到了冰山的尖顶。它们只见于制造病毒的细胞株,而且只是在某些细胞里。但是,在1970,我们和Harald zur Hausen一起发现,90%的非洲Burkitt淋巴瘤(BL)和所有低分化(未分化)的鼻咽癌,不论那些细胞是否制造病毒,一个细胞里会含有多重的EB病毒基因组(28)。在1971年,我(GK)和Beverly Reedman发现,所有的EB病毒DNA阳性的BL活检标本中的细胞和细胞株里,都含有EB病毒编码的核抗原,我们决定称它为EBNA(29)。今天我们知道EBNA是至少包括6种不同蛋白质的一个族群(30)。

这时,其他人做出了几个重要的发现。Henle夫妇,Pope等人以及Nilsson等人发现,EB病毒可以在体外使正常的B细胞长久存活下去(31-33)。Henles夫妇(75)在一位实验室助理身上,意外地发现了EB病毒是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infectious mononucleosis, IM)的病因。我们和Svedmyr一起,在IM病人的外周血液里查到了EBNA阳性的细胞(34),Henle夫妇和George Miller发现这些病人的唾液里含有转化病毒(transforming virus)。因此,转化就是病毒的一个天然的性质,而不是由于偶然分离到一个有缺陷的病毒株造成了实验室的人为现象,就像我们同事在溶解疱疹病毒方面最初猜测的那样。Miller和Epsteinn也发现EB病毒能够在没有免疫过的狨(一种小毛猴)和大眼猴(懒猴)引起致死的淋巴增生性的疾病(35,36)。

单核细胞增多症就像是在经过了千百万年和EB病毒几乎有共生关系、已经有了选择性适应的“免疫准备”的人类宿主中,针对被病毒转化了的B细胞发生的一个急性排斥反应。我们在急性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的病人外周血液里,查到了能够溶解含有EB病毒的和其他靶细胞的活化的杀伤细胞(killer cells)(37,38)。此外,在EB病毒转化的B细胞株和同一个正常供体的T细胞之间,自体混合的淋巴细胞培养能够产生增生和细胞毒性反应,其强度和MHC不相容的同种异基因的MLC相当(39)。后来,Rickinson,Moss和Pope发现在反复多次刺激下,自身混合培养能够产生特异性I类MHC限制性CTLs(40)。Eva的小组,特别是Sigurbj?rg Torsteinsdottir,和Maria Grazia Masucci,发现CTL反应是异源的(heterogenous,异种的),直接针对不同的表位(epitopes,抗原决定部位,抗原决定基)(41)。目前对相关靶的性质和特异性都还没有以已知病毒编码的蛋白质的名称把它说清楚,但是近来Moss等人和Thorley Lawson的证据各自表明EBNA-2和LMP抗原决定基可能起这个作用(42,43)。

自从Townsend等人(44,45)表明经过处理的内源性和病毒蛋白质的I类MHC相关的肽可能是免疫原和CTL的靶的之后,如果和生长转化相关的EB病毒的已知7种蛋白质也有的起CTL靶的的作用,那也不会使人惊奇。这个推理对于上面讨论的多瘤病毒诱发的TSTA也适用。近来Dalianis等人在我们实验室的工作,提示三个多瘤编码的T抗原都能引起TSTA型的排斥反应。

在我们和David Purtilo(46)发现大多数或者所有患先天性(例如有X连锁的淋巴增生综合症的儿童)和医源性(例如接受器官移植的)免疫缺陷病、有淋巴增生性疾病的的病人,都携带EB病毒的基因组之后,就更证实了那些T细胞中介的反应能抑制在健康的血清阳性的人和TM病人中携带EB病毒的B细胞的增生的假说(46)。Hanto,Ho和其他人后来表明这些最初是多克隆的免疫母细胞(免疫原细胞)的增生,会发展为单克隆的淋巴瘤(47,48)。

这些和其他相关的发现清楚地明确了EB病毒致肿瘤的潜能,这个病毒无害地终生潜伏在80%以上的人群里,这就提示,疾病的发生实属意外。甚至单核细胞增多症也是文明的一个“意外”。近代的卫生环境显然干预到在儿童早期感染无症状的病毒-宿主的生态平衡关系。

EB病毒相关的肿瘤“意外”已经在Burkitt淋巴瘤里大部分弄清了(下面要谈),但是最经常携带EB病毒的人类肿瘤——鼻咽癌的疾病发生学却仍然不清楚。


染色体易位激活癌基因

到了1970年,已经很清楚在Burkitt淋巴瘤的故事中还缺着一个重要的因素。EB病毒和一种地方流行的病的发病有关,因为在非洲的BL中,有97%携带着这个病毒的基因组,而其他非BL的淋巴瘤则不如此(49)。此外,Geser和de The的判断性研究(50,回顾)表明以抗体的滴度(浓度)来表示,负载EB病毒高的儿童,他们发生BL的风险,比他们负载EB病毒少的兄弟姊妹要大。

因为即便是高负载EB病毒的人,在这人的全部B细胞群体中,也只是小部分的B细胞感染着EB病毒;在大多数非洲BL中存在着那个病毒也只能够意味着:在非洲“BL高发地带”流行的那些情况下,携带EB病毒的一个B细胞,只是比EB病毒阴性的B细胞变成BL细胞的风险更大而已。这是说EB病毒参与了这个肿瘤的发生。但是,这仍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显然还缺着某个重要的因素。Burkitt淋巴瘤和EB病毒诱发的真正的淋巴增生性疾病(例如在器官移植病人中发生的免疫母细胞淋巴增生性疾病和致死性单核细胞增多症),它们的细胞在表现型(phenotype)上是不同的(51)。后面的一类是EB病毒转化的非肿瘤源的B细胞系(LCLs)。LCLs是表达着一组激活的标志物、持续增生的免疫母细胞,但并不是CALLA和BLA。而BL细胞则不同,它不像免疫母细胞,而类似B细胞,携带着表面抗原和糖蛋白标志物(52,53)。它们表达着CALLA和BLA,但是没有激活的标志物(除非它们在经过长期培养后,转变得更具有像LCL的表现型)。最近,Gregory等人在扁桃体的生发中心发现了有这种表现型的B细胞(54)。

为明了BL的发病机制,很需要记住:大约3%的非洲BL和80%散发在全世界的BL是EB病毒阴性的。在近来和艾滋病相关的BLS中,携带EB病毒的类型目前估计占40到50%。

开始发现“Burkitt淋巴瘤方程式”中“缺失的那个因素”的,是1972年Manolov和Manolova(55)报道在大约80%的这个肿瘤中存在着一个14q+染色体标志物。Mololov夫妇1970年从保加利亚的索非亚来和我们工作,那时,Caspersson和Zech发现了染色体分带的技术。我建议他们对每个星期二从Clifford那里来的、极其新鲜、还没有做过细胞遗传学探索的BL,用分带技术做做研究。他们相当勉强地同意了,因为他们原本是希望来学习免疫学的。但是他们的细胞遗传学工作很快就有了动力,特别是Albert Levan同意指导他们,为他们提供咨询。George Manolov在一个BL活检标本的一个14号染色体长臂的远端,发现附有一个多出的带,当他开始拿给我看的时候,我怀疑是个小问题,可能是体质的变异(等臂染色体,isochromosome),而建议他们夫妇查看那个病人的纤维母细胞的情况。他们查了,但是发现那个异常只存在于那个肿瘤的细胞系里。

Manolov夫妇回了保加利亚,之后,我们和Lore Zech继续了那项工作。她很快发现了那个“多余的小片”是从8号染色体来的。因此,那个14q+标志物是个8; 14的染色体相互易位(56)。后来有几个小组发现了大约有20%的BL没有14q+标志物,而是带有一个或两个变异的易位(见57综述)。8号染色体在同一个部位(8q24)断裂,或者和2号染色体的短臂、或者和22号染色体发生了易位。发现,不论是高地方性的、还是散发的,也不论是EB病毒阳性、或是阴性,所有的BL都带有三种之中的某一个易位。虽然14q+标志物常见,但是这个易位只是例外地见于非BL淋巴瘤;它们一般是发生在14号染色体和其他某个(最多是2号和18号)染色体的易位。但是,BL型的易位也发生在B细胞性的ALL(急性淋巴性白细胞);它的细胞在表现型上类似Burkitt淋巴瘤的细胞,它也常常被称为Burkitt白血病。

这时,在我们实验室里还进行着与此无关的另一项细胞遗传学研究,那完全限于小鼠的瘤细胞。它开始于1970年匈牙利-罗马尼亚的病理学家Francis Wiener来加入我们小组的时候。他至今还和我们密切合作。Wiener对小鼠15号染色体3体在T细胞白血病中的作用有了兴趣;他和Henry Harris一道(下面要谈),是在体细胞杂合研究中主要的细胞遗传学家。在1970年代末,Weiner检查了姥鲛烷油(pristane oil,朴日斯烷油)引起的一组小鼠浆细胞瘤(plasmacytomas, MPCs);他和一位日本访问学者Shinsuke Ohno一同工作,和NIH的Michael Potter的小组协作。我们1979年在Cell杂志上面发表的文章,说明了MPG相关的典型(12; 15)和变异(6; 15)的易位(58)。

大多数浆细胞瘤和Burkitt淋巴瘤很不同。唯一相同的一点是它们都是从B淋巴细胞系的细胞产生的。我们从来有也没有预料到在它们两个之间会发现任何共同之处。因此,由不同的细胞遗传学家进行的、两个显然没有关系的研究项目,根据的是几乎完全相似的染色体易位,导致发现了一个共同的发病机制,这是我一生科学生涯中最使人高兴的惊喜事件。更为使人惊奇的是,为试图解释染色体易位在肿瘤形成过程中是否有决定性作用而提出来的一个高度可疑(是否正确)的工作假说,后来会是基本正确的。 那个假说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即,接受从15号染色体易位片段的那些小鼠染色体,各是携带IgH基因(12号染色体)和kappa基因(6号染色体)的染色体。相同,人的14号染色体也携带着IgH基因簇。因此,我们怀疑在小鼠15号染色体、和人类8号染色体发生断裂处的相同部位有个原癌基因(proto-oncogene)。这个假定的基因偶然易位到一个免疫球蛋白的位点上,就可能激活这个基因,正像Hayward等人描述的,在鸡腔上囊(法氏囊)淋巴瘤时,插入ALV起源的LTR,使逆转录病毒激活了c-myc基因那样。

在1979年,我开始请同道对这个假说提出评论。一位卓越的分子生物学家,也是我的好朋友,说它是“令人毛骨悚然地用厘摩(centimorgan,基因交换单位)到千碱基(kilobase)的推断”。的确是那样。但是1981年Nature杂志还是发表了那个假说(59),不过它还没有完全说服我自己;直到1981年的夏天,我从华盛顿机场乘飞机到东京去的那个关键时刻,我才对它坚信不疑。候机厅满了人,大多数是日本人。在安全检查那里只有两台电话,总是很忙。已经在呼叫登机。终于有一台电话空起来,我要和NIH的Philip Leder通话。我想问他对人免疫球蛋白轻链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置可听到了些什么。Leder接了电话。他说他没听到什么;那还是个未知的事情。但是他的一个同事最近从在奥斯陆举行的人类染色体定位作图会议回来。如果我愿意等等,他就去问问那个同事是否听到了些什么。

“最后一次呼叫登机”。最后一个日本人走去登机,我也必须离开了。在我就要把电话挂上的时候,Leder的声音回来了:是的,在奥斯陆有两篇小的报告。英国的一个小组发现kappa是在2号染色体上。美国的一个小组证明lambda在22号染色体上。

我跑着去登了机。那真是个陶醉的感觉!我千真万确地知道了那个假说是对的。

在1982年期间,真像是雪崩那样,来了在分子上的确认和说明。从不同的方面,澳大利亚的Jerry Adams和Susan Cory以及纽约的Kenneth Marcu显示小鼠浆细胞瘤、 Carlo Croce和Phil Leder显示Burkitt淋巴瘤的易位是由于供方染色体(doner chromosome)来源的序列靠近了免疫球蛋白基因的序列。Mic hael Cole的小组证明置换的基因(transposed gene)是c-myc(综述见60)。

后来的发展导致了许多新的见解,但是它对myc的控制调节、激活的本质以及Ig基因重新安排的定时和调节细节,也都造成了一些困惑和矛盾不解(见65综述)。我们和Francis Wiener以及Janos Siimegi,还发现了第三个Ig/myc易位系统(61-63),那是在Hervé Bazin建立的Louvain大鼠的自发性免疫细胞瘤(RIC)上。对MPC、RIC和BL发的易位做了比较,发现在分子水平上,它们的类似性多于差别。事实上,在癌症生物学里,很难找到可以与此相比拟的情况:在三个不同物种、源于相同细胞系的三个病理发生学不同的肿瘤,在分子水平上有如此相似、接近的发病机制。

根据Ig/myc的靠近以及联想到在那里经常发生着两三个连续的遗传事件的隐蔽的易位和复杂的重新安置,可以推想出myc激活必然因果性(即限速,rate limiting)地参与了这三个肿瘤的发生(61,64)。近来一些精辟的试验进一步做了证实。Michael Potter和Francis Wiener表明(66),将构入一个激活的myc基因的逆转录病毒(J3)导进用姥鲛烷油(pristane oil,朴日斯烷油)处理的、不携带任何易位的Balb/c小鼠,只要它们表达插入的v-myc基因,就都能够诱发出浆细胞瘤。同时,Adams和Gory的小组制造了携带结合IgH促进物的myc基因的转基因小鼠(transgenic mice)(67)。90%以上的这些小鼠发生了前B细胞或B细胞起源的淋巴瘤。使用澳洲转基因小鼠,Francis Wiener近来发现,已知能够缩短姥鲛烷油(pristane oil,朴日斯烷油)诱发小鼠浆细胞瘤的潜伏期和发病率的Abelson病毒感染,能够在Emu-myc转基因小鼠中引起浆细胞瘤。这个病毒消除了对姥鲛烷油的需求,也解除了遗传上对MPC敏感的制约。这些浆细胞瘤也是没有易位的。

导入一个激活的myc结构物,能够对B细胞有致瘤作用,并且能消除对易位的需要,这只能解释为:Ig易位造成的自然发生的myc必要的激活,在致癌过程中提供了一个不可缺少的限速(rate-limiting)步骤。但它不是唯一的步骤。所有的肿瘤都??是单克隆的,即便是在所有B细胞和前B细胞的myc都已经被激活的转基因小鼠中,情况也是如此。顺序激活几个癌基因,或者丧失了抑制基因(suppressor gene),会提供附加的步骤。发生先取得优势的克隆反馈抑制(feedback inhibition)是另一条途径。

这时,Burkitt淋巴瘤的故事也在向前进展,并且提出了一些新的、迷人的问题。我们既为了理论也为了事实的缘故,提出来BL的远祖是一个长命的B记忆细胞。在这个情景下,原先是膨大的免疫母细胞变成了被抗原刺激的B细胞克隆,这些细胞将自己的表现型转为ALLA-和BLA阳性、激活标志物阴性的记忆细胞,此时当抗原刺激消退的时候,突然意外地发生了易位。由于myc和一个本质上激活的Ig位点的连接,这个细胞就无法离开那个循环的环境。

可以看到,带有易位的“悬置静止细胞(suspended resting cells)”有几个额外的性质,使得它容易避开免疫的控制。和EB病毒从正常B细胞转化了的B细胞系相比,有些I类MHC多态的特性在BL细胞中是被下调(down-regulated)了。那些BL细胞也没有表达在LCLs存在的某些粘附分子(adhesion molecules),或者表达的水平很低。甚至在EB病毒编码的、与生长-转化相关的核和膜抗原也下调了BL细胞,但EBMA-I是例外。这和BL细胞对CTL中介的溶解有相对的抵抗力相似(56)。

这样,看来myc/Ig易位促使BL细胞的恶性生长,是通过了几个机制。这可以说明在迄今为止研究过的所有典型的BLs中,它为何极为规律地存在在那里。


肿瘤抑制基因

最近我比较详细地回顾了这个领域(68),认为我们可能正在接近这样的一个时代:研究抗衡肿瘤遗传行为的基因,会和研究癌基因有同样的效果,也许有更好的效果。我们进入这个领域是10年前、和由Henry Harris在1969年提出而开始的一个长距离的协作(69)。我们将大量杂合的体细胞接种到遗传上兼容的和/或免疫抑制了的小鼠中,那些细胞是融合的恶性程度高的和正常的细胞,或者是高恶性和低恶性的融合物。这些杂合细胞是Harris建立的,Wiener检查了它们的染色体。这些研究牢固地使人理解到,融合会抑制致肿瘤性(引起肿瘤的能力,tumorigenicity)。丢失了的那些极为重要的染色体,后来由于正常细胞的提供又重新出现了。近来有些人将这项工作扩展到人/人的杂合细胞,并且得到了相似的结果。Stanbridge,Klinger,Sager和他们的同事已经识别了带有肿瘤抑制基因的那些染色体(70—72)。这个领域正进行更为简化的分析,杂合的微细胞(microcell)替代了整个细胞的杂合,用c-DNA转染(transfection)验证抑制基因和它们的产物。同时,也出现了肿瘤拮抗基因(tumor antagonizing genes)的证据,那是从对回复体(revertants)的研究,特别是从进展迅速的“隐性癌基因(recessive cancer genes)”的领域得来的(“隐性癌基因” 参与促发肿瘤是由于它们的丢失)(73,74)。还不清楚用这三个办法检测到的基因之间是否有关系,如果有关,关系又有多大。


肿瘤免疫要去何方?

经常有人问,过去十年癌基因领域的壮哉发展是否会(如果会,会在什么程度上)为针对抗肿瘤反应提供新的理解。根据癌基因是被调节的变化还是被结构的变化激活的,答案有所不同。在提供排斥靶的上,一个结构上正常的癌蛋白的上调,比结构变化激活的癌蛋白的可能性要小(譬如:以erbB或fms致瘤的变种为例,ras突变或截短的生长因子受体的产物)。在Townsend发现了细胞内、内源性蛋白质能够被加工成可以和I类(class)和II类分子结合的肽、这时能够起到免疫原和/或CTL靶的的作用之后,癌蛋白就值得受到认真的考虑。进展要取决于在非免疫原性瘤细胞(在那里有很多)中被突变激活的(和正常的比较)癌基因的表达,然后评估在同基因宿主中它们的致免疫性和排斥性。


后记

我们每一个人朝向暗处移动的时候,太阳永远也不会在广阔的科学海洋上沉落下去。很少能够有生活、工作在这样一个时代的这种运气,因为这时,遗传物质从蛋白质变成了DNA,细胞群体的适应改变(包括抗体的制造)被揭示为达尔文主义的变异和选择,产生多样性(generation of diversity,GOD )变成了免疫球蛋白基因的重新编排,违背了所有体细胞都有相同DNA的信条。当RNA肿瘤病毒变成了DNA前病毒的时候,另一个中心的信条也被废止了。紧紧跟踪着这个发现、激情万分、寻找癌症普遍原因的逆转录病毒学家,允许布谷鸟(癌基因)伟大的卵去孵化;最初几乎是毫无动静,但随着迅速增加演奏音量的力度,看到了细胞的调节基因、和它们的机能紊乱在致瘤过程中是个重要因素,这是欢乐般的强音。最初是几个小鼠遗传学家奥妙宠物的MHC系统,现在真是占据了遗传学各个方面的中心位置。过去是个伟大的时代,现在还是个伟大的时代,但是它仍然是使人困惑、吞吐不清的、位于前方那个事务的过早的预兆。我们甚至还没有揭开它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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