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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于党、热爱人民的好党员”黄木财事迹出笼记


作者:韩振国


文革十年,真是荒唐的岁月,除了无中生有,颠倒黑白,造谣污蔑,将无数的革命干部、无辜群众打成反革命分子外(这已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人皆知的事了),还有一大荒唐事,就是通过移花接木的手法或凭空捏造事迹,塑造“英雄模范”人物,还大张旗鼓地号召大家向这种假英雄模范学习。其结果搞乱了思想,导致人们产生信仰危机,有损执政者的公信形象。诸如“忠于党,热爱人民的好党员黄木财”,就是我所了解的一个假典型。

六十七军一九九师师史《铁流雄师》有这样的记载:一九六八年八月三十日,在青岛市第十中学执行军训任务的五九五团二连排长黄木财,看到该校校办工厂装载硝酸、硫酸、清漆的大卡车突然起火时,为了保护学生和群众的安全,奋不顾身战硝烟,扑烈火,身负重伤,受到军党委表彰,荣立一等功。济南军区党委做出了“向热爱人民群众的好党员黄木财同志学习”的决定,并授予黄木财“忠于党,热爱人民群众的好党员”荣誉称号。(引自陆炜:《我的部队生活“黄木财宣传队”》)

黄木财事迹是怎样炮制出来的呢?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青岛十中校办工厂因制作毛泽东纪念章抛光的需要,进了一车用陶瓷坛子做外包装的硝酸、硫酸,卡车在拐进校园时,因道路狭窄,有一个前轮开上了马路牙,车身发生颠簸,一个装硝酸的坛子因碰撞出现一道裂纹,硝酸从裂纹渗漏出来,接触空气后冒出刺鼻的烟雾,并且这个有裂纹的坛子下面是汽车的油箱,见状大家十分恐慌。,担心渗漏的硝酸一旦和汽油接触会引发火灾甚至引起爆炸。校办工厂的同志们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把有裂纹的坛子从车上卸下来。十中教导处的刘忠厚(文革时改名刘勇)老师此时正好“全副武装”(头戴工作帽,口戴大口罩,身穿防酸工作服,手戴长筒厚胶手套,脚蹬高筒胶靴)在工厂进行带酸操作,闻讯后感到义不容辞立即登上卡车去卸车,他当时只想着赶快把冒着浓烟的那个硝酸坛子从车上卸下来,险情即可排除,没有多想,就站在车上,提起(坛子上部有两个提襻)那个有裂纹的坛子往地下放,卡车车厢离地面约有一米左右的距离,下面又无人接应,惊险的一幕出现了,当沉重的坛子(约有八十斤重)提离车身后就急速下坠,刘老师力不能支,连刘老师也从车上被坛子拽着一同坠落到地上,坛子撞击地面顿时破裂了,一股十分刺鼻的浓烟腾空而起。当时又引起一阵恐慌,以为会发生火灾。十中校园是沙土地,部分硝酸很快渗入地下,一部分很快挥发,在场的同志冒着刺鼻的硝烟,就地取材用沙土掩盖残留地面的硝酸,不久浓烟消散,卡车完好无损,险情排除了,一场硝酸泄漏可能引发的恶性事故化险为夷了。当时正值学校放暑假,老师们又都集中住在青岛丹东路小学办清理阶级队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校园里没有很多人,并且当卡车装着硝酸坛子,冒着刺鼻的硝烟驶进校园时,都避得远远地,无人敢靠前,自始至终在事发现场中心的是刘老师一人。他因为浑身上下包裹得很严,只是脸上裸露部分有几点被溅起的硝酸灼伤,旁观的群众也无人受伤。唯一受伤的就是军代表黄木财,他原来也站在一旁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当看到刘老师提着的坛子离开卡车很难够着地面的瞬间,想上前搭把手,但他动作很慢(这是我第一次到医院看他,黄自己亲口说的)还没有走到卡车跟前,刘老师和罐子已从车上坠落下来,于是溅起的硝酸烧伤了他两条小腿下部裸露的部分(他虽穿着军装,却因天热挽着裤腿)。黄木财自始至终在事故现场,也有过参与排险的愿望,但没有得以实施,就被飞溅的硝酸灼伤了双腿。

我当时在学习班里并不在现场,但我是了解事情经过最清楚全面的人。因我是学校宣传组成员之一,校办工厂出了这次事故,并说有个军代表还受了伤,时值“八·一”建军节前夕,革委会的负责人就令我回校了解情况,写一篇颂扬解放军的通讯。我回校后向当事人刘老师及在场目击者(那天未见到黄木财,因他住院了)交谈后,就了解到上述情况。我当时就构思通讯的主题是军民团结携手战硝烟排险情。内容基本依据事实,其中突出黄木财两点英雄事迹,一是他负伤是为了保护在场群众,以自己血肉之躯挡住飞溅的硝酸,他受伤了,群众安全了;二是在负伤后没有立即离去,仍忍着伤痛坚持和大家一起冒着刺鼻的硝烟掩埋残留地面的硝酸,直到战斗胜利结束(其实这两点也是牵强附会杜撰出来的),奏响了一曲军民团结战硝烟、排险情的凯歌。稿子完成后送给革委会审查,被告知稿子不能用,说把军代表写成次要人物,主要人物是刘老师,这怎么行?刘老师家庭有问题,根本不能和军代表平起平坐放在一起歌颂,并且军代表受伤是他造成的。这是阶级感情和对解放军态度问题。我立刻想到在了解事故经过时,有一个红卫兵曾对我说“黄木财受伤是刘老师搞阶级报复,当黄走向卡车时,刘故意提着坛子从车上跳下来,用硝酸伤害军代表。”我听了这个说法觉得太离谱,太幼稚,没当回事。这个说法估计刘老师也听说过,因为一次和我交谈时曾带有检讨的口气对我说:“那天我太慌了,竟提起坛子就冒冒失失往车下放,结果坛子跌破了,还伤了军代表。我要是把坛子挪到车边上,人先从车上跳下来,站在地上再去转移那个坛子,就什么事也没有了。”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故竟也存在复杂的阶级斗争,看来这个通讯我没法写了。这时已七月三十一日,我就说时间来不及了,算了吧。

过了几天“红代会”的军代表,接手写“黄木财的英雄事迹”,文中就只有黄木财一个英雄人物了,并且写道:黄木财看到一辆装载硝酸、硫酸冒着熊熊烈火的卡车驶进校园,为了保护学生和群众的安全,就大喊着“危险!闪开!我来!”奋不顾身冲进火海,抱起冒着火焰的装着硝酸的陶瓷坛,转移到安全地带,扑灭了火焰……黄木财身负重伤……并且有一张按这段描写画的宣传画,这张画儿《人民画报》上还登载过。显然“师史”中的那段记载就是从这篇通讯中概括出来的。这段描写不仅把刘老师的表现完全嫁接到了黄木财的身上,而且“高喊危险,闪开,我来!”,“冒着熊熊烈火”“抱着冒着熊熊火苗的陶瓷坛”“身负重伤”等描写完全是虚构的,因为硝酸接触空气后只冒烟,根本不会自燃、冒很高的火焰,黄木财没有接触过坛子,他受伤完全是被动的(革委会的负责人说黄木财负伤是刘老师造成的,一位红卫兵说黄木财受伤是刘老师阶级报复所致)况且如果黄抱着四周冒着火苗的陶瓷坛,应该腰部以上身体各部位都有严重灼伤,而黄的灼伤偏偏在小腿下部,其他部位毫发未伤,竟夸大为身负重伤。一九六八年八月底六O三七部队党委给黄木财记一等功,并授予“忠于党,热爱人民群众的好党员”的荣誉称号。接着就大张旗鼓地宣传黄木财“战硝烟,扑烈火”的英雄事迹,在十中召开过由本市各单位负责宣传工作的领导参加的黄木财事迹现场会,十中指派一位副校长作为黄木财事迹宣讲员,到全市各单位巡回宣讲。十一月一日青岛市革命委员会发布《关于开展向忠于毛主席、热爱人民群众的支左模范黄木财同志学习的决定》。六O三七部队五九五团的宣传队,从一九六八年秋天起专门宣传黄木财的事迹(内部戏称“黄木财宣传队”)。曾在该宣传队参加演出的陆炜同志在“我的部队生活”一文中有这样记载:当时部队里也有人反对树黄木财这个典型,一次军部宣传处长张震林特意向宣传队的演出人员阐述了黄木财事迹的重大意义是:“一抱,一让,一等”,表现了黄木财奋不顾身,热爱红卫兵的崇高境界,一抱就是黄木财发现红卫兵正要搬下车的一个坛子已经有些破裂,一步冲上去把坛子抱了过来;一让,就是坛子缓缓放下,接近地面的时候裂开了,硝酸四溅,黄木财和身边的红卫兵都沾上硝酸,这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大量的水冲洗,可是旁边水龙头只有一个,黄木财让红卫兵先冲洗;一等,就是当救护车来到的时候,黄木财没有自己上车赶紧走,而是叫救护车等等后边没有上车的红卫兵。可是连他们宣传队的同志也觉得这位处长说的和“师史”的记载有出入。那位写材料的军代表还曾对我说:“我向军首长汇报了黄木财的事迹,军首长说黄木财的事迹比王杰的事迹还过硬”,其后黄木财荣立一等功,提升为指导员,被六十七军党委和济南军区党委授予“忠于党,热爱人民群众的好党员”的荣誉称号,一九六九年当选为出席党的“九大”的代表,《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都登载了黄木财的照片和英雄事迹。我就奇怪,不用说这“一抱,一让,一等”的事迹,都是虚构的,就算是真的,就比王杰的事迹还过硬?就可以立一等功?就可以获得如此多的荣誉? 这份黄木财的英雄事迹虽不是出自我之手,但我作为最了解实情的人,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我也做了一些违心的事。在十中召开宣传黄木财事迹现场会,校园墙上张贴的黄木财事迹的壁报,是我写的;办黄木财事迹展览会,“前言”也是我写的;当“红代会”的军代表指示,英雄既然出在学校,红花要有绿叶扶,就应该有几个优秀红卫兵,他选定了三个红卫兵,让我给他们写优秀事迹,我也只好照办。可笑的是我和这三个人交谈让他们提供点素材时,发现有人竟然那天根本不在学校,在学校的连事情的经过也不太清楚,更谈不到参与排险了。我被迫无奈,只好为他们杜撰了一份和黄木财战硝烟,扑烈火有关联的优秀事迹。他们的“优秀事迹”也在青岛市红代会办的《红卫兵报》上登载过。

我记得红代会的军代表还对我说:我们到黄木财老家去做过调查,他从小“路线斗争”觉悟就很高,他在一九五八年上初二时因抵制资产阶级教育路线退了学,当木匠去了,他本想向我表白黄木财表现一贯优秀,他写的事迹都是经过调查研究、真实可信的。我听了觉得太可笑,我可明白一九五八年退学抵制的才是毛泽东的教育路线,因为那年春天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从此打乱了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动辄停课,学生不断下厂下乡参加义务劳动,秋天就全民大炼钢铁,造成大量在校学生流失。因为他们想与其在校不上课白干活,不如退学找个活干,还可有点收入。青岛那年在校生退学就业的就有千余人,而黄木财在一九五八年退学当了木匠,却是抵制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路线斗争觉悟高的表现了,这不分明在颠倒黑白吗?

这就是“忠于党、热爱人民群众的好党员黄木财”事迹出笼的前前后后。文革结束后,虽然邓小平同志提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做了大量拨乱反正的工作,但像这种弄虚作假的现象由来已久,流毒甚广,并且也不是个别现象,至今恐怕也未灭绝。这也不属于“平反”对象,其负面影响却不可低估。我冒昧地写出来以正视听,还刘忠厚老师清白和公正,以告慰刘老师的在天之灵。(刘忠厚老师已于一九九四年病逝。他本人参过军,是五十年代从部队转业到十中当老师的,原来教政治,六五年以后调教导处工作)


(注:作者一九六一年—一九八一年在青岛十中任语文教师,一九九七年在青岛教育学院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