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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议帝王口语


作者:常罡

  时下古代题材的文艺作品,或主角或配角,常有帝王出场。其语言风格大致有三类:四字一组为基本构成的板强的成语体,随口道来的白话体,二者的混合体。既是艺术,假模假式总在所难免,无人会去苛求“真实地再现”。然而云龙缭绕、高高在上的帝王们,也像我们一样,曾是骨肉发肤的一体生命,吃喝拉撒、走动周游,其说话的声音确确实实曾在这个世界的某一局部震动鸣响过。他们开口讲话到底是何样腔调?不惟观今之影视,自儿时阅楚汉、三国连环画、便每生幽思遐想。

  实则史学家们,如陈寅恪先生,也对史料的原汁原味颇为重视。晚明钱谦益与枊如是之间曾有一段床帏戏语,后人记叙多经粉饰。惟有顾公燮《消夏闲记》中所录:“宗伯尝戏谓枊君曰,我爱你乌个头发,白个肉。君曰,我爱你白个头发,乌个肉。当时传以为笑。”寅恪先生以为“乃保存当日钱柳两对话之原辞,极可珍贵。所以知者,因其为吴语,且较简单,甚合彼时情景之故。”

  历代官修正史中记载的帝王语录,经史官们加工润饰载之正史,如原本散放自在的山石,被研磨抛光后砌成规整方形,语意或可信,但在语音上往往失真。古时没有录音机,何以窥闻当年帝王的唾余舌韵?幸而历年猎读稗史野录,偶于浩淼书海中得见雪泥鸿爪,莫不钩沉拾零以记之。这有些类似为古代琴曲或词曲打谱,虽不敢说完全可信,至少可以说是“下下真迹一等”了吧。兹条列于下,资好事者谈助。

  如唐太宗,唐人段成式所撰《酉阳杂俎》中记有旧闻一则:“贞观中,忽有白鹊构巢于寝殿前槐树上,其巢合欢,如腰鼓。左右拜舞称贺。上曰:‘我常笑隋炀帝好祥瑞。瑞在得贤,此何足贺!’”

  正史《旧唐书—太宗本纪》亦有唐太宗反对求神醮仙问道事的记载。“上谓侍臣:‘神仙事本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遂为方士所诈,乃遣童男女数千人随徐福入海求仙药,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归。始皇犹海侧踟蹰以待之,还至沙丘而死。汉武帝为求仙,乃将女嫁道术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

  比读之下,同斥迷信,《酉阳杂俎》中的引语,平实简朴,虽不能定为口语,大概也是十分接近原话的。

  南唐后主李煜,其词章高奇无匹,而他的口语呢?宋人王铚《默记》上卷和宋人毛先舒《南唐拾遗记》有南唐旧臣徐铉奉宋太宗旨意往见故君一节。“老卒往报。徐入,立庭下。顷间,李主纱帽道服而出。铉方拜,而李主遽下阶引其手以上,铉告辞宾主之礼。主曰:‘今日岂有此礼?’徐引椅稍偏,乃敢坐。后主相持大哭,乃坐,默不言,忽长吁叹曰:‘当时悔杀了潘佑、李平!’”

  听来除语句、虚词及节奏有文言书卷气之外,就是南音白话。

  宋太祖赵匡胤,祖籍为涿郡,即河北涿县。但他本人落生于洛阳夹马营,成了河南人,其龙兴之地亦在河南,口音自然也是河南话。宋仁宗时僧人文莹在《湘山野录》中记述:“太祖皇帝将展外城,幸朱雀门,亲自规划,独赵韩王普时从幸。上指门额问普曰:何不只书‘朱雀门’,须著‘之’字安用?普对曰:‘语助。’太祖大笑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这位瞧不起文人酸腐的行伍皇帝,说话河南味儿十足,尤其那“甚”字。

  《续湘山野录》中宋太宗即位一则,为史家留下“烛影斧声”的千古之谜,却也能从中听到太祖口音。“至所斯之夕,上御太清阁四下望气。是夕果晴,星斗明灿,上方心喜。俄而阴霾四起,天气陡变,雪雹骤降。移仗下阁,急传宫钥开端门,召开封王,即太宗也。延入大寝,酌酒对饮。宦官、宫妾悉屏之。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胜状。饮讫,禁漏三鼓,殿雪已数寸,帝引柱斧斫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周庐者寂无所闻,帝已崩矣。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

  好做,意为好好干,今天的河南话仍有这种说法。

  同书中另有宋太祖一段俏皮的河南话。“国初文章,惟陶尚书谷为优,以朝廷眷待词臣不厚,乞罢禁林。太祖曰:‘此官司职甚难做?依样画葫芦,且做且做。’”之后陶谷在玉堂上题牢骚诗一首:“官职有来须与做,才能用处不忧无。堪笑翰林陶学士,一生依样画葫芦。”诗文相证,可知宋太祖确曾说过此话。

  无独有偶,宋人魏泰《东轩笔录》也记述了此事。“谷自以久次旧人,意希大用。乃俾其党与,因事引荐,以为久在词禁,宣力实多,亦以微词上旨。太祖笑曰:‘颇闻翰林草制,皆检前人旧本,改换词语,此乃俗谓依样画葫芦耳,何宣力之有?’”

  同样几句话,文朴大异。魏泰为宋神宗时人,比文莹“生也晚”。成于天佑九年的《东轩笔录》亦晚于成于熙宁中的《续湘山野录》。史料流传,讹误尚且难免,更不用说经笔墨修琢而渐行走样了。

  不过,《东轩笔录》中倒是留下宋真宗赵恒的原声,与他的伯父宋太祖一样,操河南口音。集贤殿大学士、参知政事向敏中的女婿皇甫泌“少年纵逸,多外宠,往往涉夜不归。”向敏中请求真宗批准女儿与其离婚。“一日奏事毕,方欲开陈,真宗圣体似不和,遽离御座。敏中迎前奏曰:‘臣有女婿皇甫泌—’语方至此,真宗连应曰:‘甚好,甚好,会得。’已还内矣。敏中词不及毕,下殿不觉汶泪,盖莫知圣意如何。”结果真宗误以为他要为女婿求官职,竟“传诏中书,皇甫泌特转两官。敏中茫然自失。”

  北宋建都汴京,诸帝至徽、钦二宗,讲河南话应属顺理成章。南渡之后,也是在汴京大内成人的高宗赵构,口音自不会有变化。宋人叶绍翁《四朝见闻录》载,“宣、政盛时,宫中以河阳花蜡烛无香为恨,遂用龙涎、沈脑屑灌蜡烛,列两行,数百枝,焰明而香郁,钧天之所无也。建炎、绍兴(高宗年号)久不能进此。惟太后旋銮沙漠,复值称寿,上极天下之养,故用宣、政故事,然仅列十数炬。太后阳若不闻。上至,奉卮,白太后以烛颇惬圣意否?太后谓上曰:‘你爹爹每夜常设数百枝,诸人阁份亦然。’上因太后起更衣,微谓宪圣(高宗吴皇后)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贵!’”

  又如,高宗背后批评大臣张浚说:“专把国家名器钱物做人情,不知官职是谁底,金碗是谁底!”

  高宗之后为宋孝宗,是赵宋皇帝口音改换的分水岭。孝宗生于浙西临安府所辖秀州,七岁入南京宫中教养。曾告洪迈说:“宫中无事,则编唐人绝句以自娱,今已得六百多首。”洪迈奏告,记忆所及,有唐绝五千首。孝宗惊道:“若是多耶!烦卿为朕编集。”虽支言片语,听来已全无河南腔,而是文绉绉的江浙官白了。

  宋宁宗赵扩为嘉王时,得知曾祖母宪圣太皇太后要他做皇帝,“惊惶欲走,宪圣令韩侂胄掖持,使不得出。嘉王连称:‘告大妈妈,臣做不得,做不得。’宪圣叱王侍立,侂胄从旁力以天命为劝。王知宪圣意坚且怒,遂衣黄袍,亟拜不知数,口中犹微道‘做不得’。”

  大妈妈,南方无此称谓。当是汴京宫中沿用的惯称。做不得,却纯是南音。

  以上均见《四朝闻见录》。值得一提的是,宪圣是河南开封人,宋光宗慈懿皇后是河南安阳人,书中记下了她们的河南话。立嘉王前,宪圣对嘉王的弟弟说:“我思量万事当从长。嘉王长,且教他做。他做了你却做,自有祖宗法。”又责嘉王:“‘我见你公公,又见你大爹爹,见你爷,今又却见你。’言讫,泣数行下。”慈懿则喝叱拉着光宗袍裾苦谏的中书舍人傅良及百官:“这里甚处?你秀才们要斫了驴头!”(元修《宋史》记载这句话时便文雅多了:“此何地?尔秀才欲斫头邪!”)与孝宗宁宗的江浙官白迥然不同,可证《四朝闻见录》记录语音的真实性。

  明代皇帝有十七位之多,只举洪武、万历、崇祯三位。

  《明史—太祖本纪》中,洪武皇帝朱元璋是这样说话的:“山东则王宣反侧,河南则扩廓跋扈,关、陇则李思齐、张思道枭张猜忌,元祚将亡,中原涂炭。拯生民于水火,何以决胜?”颇似电视剧台词。明太祖出身贫苦,后靠积年勤学,能吟诗做赋,可撰写四六骈体,然而却绝不至于张口即工整对仗如此。

  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诏令考》收录了不少非常口语化的太祖诏令。如致大将李文忠:“说与保儿、老儿,我虽这般说,计量中不如在军中多知备细,随机应变的勾当,你也厮活落些儿,那里直到(知道)我都料定。”又如致大将徐达:“我的见识只是如此。你见得高强便当处,随你意见行着,休执着我的言语,恐怕见不到处,教你难行事。”此外,亦可参见已被视为书法珍品的《大军贴》等明太祖亲笔书信。如其中一封写道:“教总兵官将各营内新旧见在马疋数目报来,毋得隐瞒,就叫小先锋将手抹来回话。”

  但这些均属于明太祖提倡并力行的白话行文或军使转述的白话谕令,仍不敢遽信是这位安徽凤阳人的口语。

  明初时人刘璟,是明太祖肱股谋臣刘基、即刘伯温的次子。他著有一部《遇恩录》,竟原汁原味地记下了明太祖与他的谈话,使我们听到了明太祖的一口凤阳话。“刘伯温他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吃他每(们)蛊了。你休道父亲吃他每蛊了。他只是有分晓的,他每便忌着他。若是那无分晓的呵,他每也不忌他。到如今,我朝廷是有分晓在,终不亏他的好名。”据传,刘基是被丞相胡惟庸毒杀的。明太祖还对刘璟说:“后来胡家结党,吃他下了蛊。只见一日来我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怛,谅看不好。我着人送他回去,家里死了。后来宣得他儿子来问,说道胀起来紧紧的,后来泻得鳖鳖(瘪)的,却死了,正是着了蛊了。他大儿子在江西也吃他药杀了。”

  《明史-刘基传》后附有刘璟小传,称太祖思念刘基,每年召刘璟和其他一些功巨的后人“入见便殿,燕语如家人”。由此可证刘璟所记,当是明太祖语音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明成祖朱棣于洪武三年受封燕王;洪武十三年藩居北平,即皇帝位后亦迁都北京。依家族口音嬗变的一般规律,从他的长子、生于洪武十九年(藩居北平的第六年)的洪熙皇帝朱高炽起,明代的皇帝们就开始讲北京话了。

  有明一代,传宣谕旨是太监的职权。据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四十七:“凡文书由御前发票,司礼监令小奄抱黄袱箧送阁门。”所谓票,即司礼秉笔太监从旁笔录下来的皇帝口喻。崇祯年间相国文震孟之子文秉“转就友人处借神宗邸报阅之,参以家庭见闻”,编成《定陵注略》十卷,记叙万历一朝政事,其中引用了诸多口说笔录而成的万历喻旨。仅举一条,可了解万历皇帝口语风格。给事中李沂上疏请肃查不法太监张鲸,并说“数日前都市流传鲸广进金宝,多方请乞,故皇上犹豫未忍决断。”万里皇帝发话说:“这事情已有了旨了,这廝(指李沂)每欲与张居正、冯保报仇,私意不遂,故捏污君父,好生无礼!着革了职,锦衣卫拿送镇抚司好生打着究问了来说!”

  活脱脱是明人白话小说语言。

  皇帝在内廷私阁用日常口语。而在朝殿之上,与百官议政又是怎样讲话呢?从明末清初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十八所记崇祯帝与朝臣的对话中可见一斑。

  “上御文华殿,诸臣于门外行叩头礼,讫。上寻命:‘卿等进来。’诸臣肃班入,东面鹄立。上首召王志道,玉音甚厉。都察院协理院事、左副都御史王志道出班跪。上曰:‘遣用内臣,原非得已,屡有谕旨极是明白。如何又有这番议论?昨儿王坤疏,有旨责他率妄,大体如何又存了,牵扯许多?说内臣参的处了,参内臣的又处了,但处分各官,都为内臣。这等朝廷之上,别无政事,全是内臣了。种种诬捏,不可枚举。总是借一个题目,凑砌做作,只图落于史册好看,一味信口诬捏不顾事理。但凡参过内臣,就是护身符了,随他溺职误事都不诛处,这是怎么说?’时志道说谬误二字语音不朗。上问辅臣:‘是说什么?’辅臣延儒代奏曰:‘谬误。’上曰:‘有这许多谬误来!你在朕前便说谬误,书之史册就不谬误了?尔前疏只说王坤应管兵马钱粮,不该轻意侵及辅臣。这就是了,如何有许多话说?不论该处不该处,一概都是为内臣。难道朝廷政事都是内臣做了?只因内臣在外不便作弊,恰好有王坤一疏,便张大起来,你可谓奸巧之极!’多顷,上曰:‘年前敌薄都城下,那是谁致的,诸臣就不说了?文武各官,朕未尝不信用。谁肯打起精神来实心做事?只是一味朦徇诿饰!不得已才差内查核,原出一时权宜。若是参来不行,差他做甚么?你们外臣果肯做事,朕何必要用内臣!’”

  读来如闻其声。

  清代,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在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等创制满文以前,文字为蒙古文,口语自是满语。自顺治定鼎北京后,“近汉官,习汉俗”,如乾隆帝所说:“自我朝一统以来,始学汉文”(见《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四十三),口语讲汉话,即北京话,满语反倒渐渐废驰了,以至乾隆曾训谕诸皇子:“若能熟谙国语,习弓马,方为正道。”

  入关后诸清帝,一口北京话非常纯净地道,遗存的语音史料亦多如山积。至于末代宣统皇帝,很可能还会在中央档案馆找到他的发言录音呢,因此只举一、二为例。如清宫医案所记,康熙帝劝喻患毒疮的大学士李光地:“坐汤之后,饮食自然加些。还得肉食培养,羊、牛、鸡、鹅、鱼、虾之外无可忌。饮食愈多愈好,不可减吃食。”以及雍正帝在官员引见单上批朱:“丫头是的一个人。”或“人甚伶透,可怜见儿的。”诸如此类,足以类推。

  行文至此,复思陈寅恪先生关于钱枊对话原辞的议论。对于治史论人者而言,所有纤纤细节,不惟古人原话,能助人翩翩浮想之趣,更具有潜隐微妙的功用,即有助于复原历史的“彼时情景”。如亲检遗物,添身临其境之感,时时提示今天的历史学者,不宜勉强与为难古人,须设身处地、通情达理地解读历史。惟如此,或能少一些偏执粗简,少一些评史论人“不论其世”以及事后诸葛式的高宏挥洒。这也许就是陈寅恪先生所云“极可珍贵”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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