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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纪念二姐



作者:王呈


我有两个姐姐,大姐王毓华,二姐王毓真。大姐性情善良,长得也好看,二姐文静而聪慧,相比之下,母亲更偏爱大姐。大姐因病而早逝,母亲为她的死而悲恸伤心,因此过了两年,母亲也去世了。亲戚们当时对她说“您还有二姑娘呢”,但母亲仍然难以释怀失去大女儿的心痛。

我的家庭是一个普通的中产家庭,但因为国家战乱、经济崩溃,作为一个社会的小单元—家庭,也是每况愈下。在那个时代一切人都希望通过变革有一个政治清明的国家,和一个安定的社会,作为当时的知识青年,我的姐姐和哥哥,他们不例外地受到大时代的感染和冲击,追求新的思想和道路。

二姐的性格从小很要强,对自己很严格,做事有条理,因此后来她的工作能力很强,是顺理成章的。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是成绩优秀,从来没有落后过。小学北师附小——中学幼稚师范(后来的女一中)——大学辅仁大学历史系(全部免费)。以至家里留着她上学时得过的奖状,整整装了一个小木箱。当时的辅仁是教会学校,有些课是用英文讲,世界史就是英文的一大厚本,书中有很多精美的插图、名人像、世界各地的艺术品、绘画、雕刻、建筑,我常看它。以至后来我到艺专去学习雕塑,都是由此而引发的。

二姐非常能够苦读,每天早晨我还在被窝里(当时窗前有一个大炕,母亲带着我们,她睡中间,哥哥和我睡在母亲的右手,姐姐睡在母亲的左手)躺着时,她已经在桌子前面读书,念英文……。念得甚至我也能背出几句来。不过我的英文并没有因此而优秀,二姐对我英文成绩不好而不满,可是对此她也是无可奈何。

二姐因为年纪比我们大,因此思想成熟和接触新知识、新思想也早。她常读一些新文学小说。如万象书局出版的鲁迅、巴金、沈从文、徐志摩……的选集。矛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春.秋以至张资平、张恨水的小说我们都看,由此我们也养成了读书的习惯。

小的时候二姐和我及哥哥的关系是和谐的、快乐的。冬天的夜晚,外边天气寒冷,为了节约不点灯(过去用煤油炉)我们围坐在火炉旁,唱着学校里老师教给我们的歌。夏夜便搬了藤椅,坐在院子的树下煽着扇子纳凉,任凭萤火虫在身边上下飞舞。秋天的晚上对着月夜星空听秋虫和蟋蟀的叫声,直至深夜。春天她带着我们约了同学一起到中南海去照相。回忆起当年荒凉的中南海和空静的北海,我们姐弟同学在一起的欢聚,是多么美好的时光。

二姐在家中基本上是一个只读圣贤书,不管家中琐事的人,父亲很喜欢她,因为她是我们家中唯一上了真正大学而且毕了业的。哥哥去解放区后,她也在假期中去了解放区,至于她后来怎样入的党,我不太了解,但我知道家中经常聚集着一些进步青年,这些人后来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在这种影响下,我也和他们一起完成了许多工作。平津战役结束前,夜晚上街贴“告全市人民书”,给各学校送“解放军将要进城,各校负责人等候人民政府来安排”的通知。的确也忙的不亦乐乎。

在这时由哥哥的同学介绍二姐和顾传淦认识,不久他们就结了婚。解放后他们从家里搬出来,到西单东铁匠胡同去住。二姐的工作总是很忙,我们见面的机会也就少多了,她一直在教育系统工作,先是教书,后来又到教育局,然后去四清,文革前又回到女一中,但只要有机会,她总要抽出时间来看我,我则在星期六和胡勤婉去看她,直至文化大革命。

二姐和顾传淦的死对我是很突然的,因为我认为她是一个坚强的人,即使在文革初期她挨了打,被剪了头发,在接触中都没有感到有消极的情绪。但后来事情有了变化,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二姐成为了学校里要被清理的主要对象,这对二姐的压力就太大了。因为什么呢?她是一个思想真实而单纯的人。多年来培养起来的信念—对党组织和毛泽东思想的相信是很深的。凭了它而参加了革命队伍,而参加了抗日救国,反对国民党的行动,这一切都是太清楚不过了。

革命成功了,日子好过了,天下是我们的了,但没多久这一切都变了。一起干革命的人,情同手足的人都变成了敌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都翻了个个儿。昨天的同事今天就成为了陌路人,人世间甚至没有了亲情。儿子可以带人打自己的老子,孙子可以在奶奶的脸上贴大字报。最亲爱的党和领导都无踪影,天上没了日头,人们都掉进了黑暗的冰窖里,真理、正义、伦理、道德、尊严都躲在了厕所中,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早就被鞭子、棍子、打跑了。

假如我设身处地,也遭到这种境遇,我会如何?我不知道。但我可以想象当时二姐他们在寒冷的夜晚徘徊在河边,无路可走,无处可投,无家可归,无理可说,这时她所依赖的组织在哪里,英明的党在哪里?我不想把他们说成英雄,也不想把他们说成弱者,我觉得他们是实在的有血肉的,有自尊的人,我不知道是什么使他们遭到了如此的待遇,但我了解,当整个社会的良知都被泯灭的时候,我们也许都要选择那美丽的的火坑,使我们永远安息的冰冷的泥沼。”

音乐界当时上海有个女钢琴家顾圣婴,文化大革命中自杀。因为什么?因为不许她弹钢琴,不让她再弹和听她心爱的肖邦,没有了钢琴和肖邦,她的生活也就没有了意义。

北京中央歌剧院的指挥小提琴家黎国荃(也是我的老师)他在文革中也自杀了。他是一个极其和善的人,尊重别人甚至于对学生也很客气,从不伤害人。运动来了,平常他最熟悉的人让他跪在地上,污辱他,他善良的心被彻底地打碎了。他头脑中美好的世界变成了地狱,世上没有同情心,爱心,没有了是非。 他们和二姐、顾传淦同样是真诚的、善良的、他们热爱生活、热爱自己周围的所有人,他们热爱这个世界,但他们到最后也不清楚,为什么这个世界不容纳他们。

他们的遭遇是我们这个时代国家的悲剧,也是人类的悲剧,和奥斯维辛同样的悲剧。


                  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日晨五时


参见 维一:读王呈先生《为了纪念二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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