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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事春秋


作者:邵靖宇


狗可能是家畜中最先被人类驯化的小兽,我们的祖先在几万年前还过着以渔猎为生的穴居生活时,就在依赖狗的帮助了。在人类的进化史中狗有很大的贡献,也许可以说如果没有狗的帮助人类的进化不会那么顺利。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和助手,至少有几万年的亲密关系了。如果说人类与狗是共同进化的,这话应也不算过分。最初的狗可能是从狼窝里偷抱来的狼仔驯化得来的。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古人大都驯化过狗。因此今天会有这许多不同品种的狗。最初狗被人类利用来辅助狩猎和防卫。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父母亲带我去动物园,在那里见到了狼。看去那狼和街上的一些野狗几乎一模一样。我问过大人:狼与狗怎么区别?父亲指给我看,狼的两条前腿上端贴得很近,几乎是捱在一起的,而狗的前肢上端距离较宽。这大概是从外形上能看出的仅有的细微差别。因此有那样的话:狼是心胸狭窄的,而狗是心胸开阔的。这当然是对狗的赞语,不过看去似乎是有那么点差别。此外,父亲告诉我说只有狗会吠叫,而狼只会“嚎”。所谓狼嚎,狗有时也会那样,通常被人们称作“狗哭”。往往发生在深夜,听去很凄凉。民间传说发生狗哭的人家会有不祥的事,是人们忌讳的。如果黄昏时分独自一人在野外听见狼嚎,那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了。中国文学里提到狗的不多,早年大概只有纨绔子弟才是玩狗的闲人,所谓犬马声色,吃喝嫖赌。据说哈叭狗就是玩狗的中国人育成的,而后来却被人们称作“西洋狗”。其实在国外称作Pekinesis(北京狗),表明那是从北京传过去的。早年在中国除了猎户,多数人家大概只利用狗来看家而已,所谓六畜,马牛羊鸡犬豕中有它。我们的祖先对待狗只当看门防盗的工具,住在山区还用来防野兽破坏庄稼,很少当作宠物玩。中国文学中不大提到狗,如陶渊明的归田园诗中的“犬吠深巷里,鸡鸣桑树颠”只用来写景。《搜神记》和《太平广记》中有几则关于义犬的故事,都是对狗的舍身救主的赞许。而主人都是后来才知道是他的狗救了他。但故事情节真实性都较差。对狗称赞倍加的作家要数美国的杰克·伦敦。他让读者感觉到他是真正喜欢狗和熟悉狗的人。在他的(《荒野的呼唤》也译作《野性的呼唤》)里塑造了狗的英雄形象,强烈地对比了他心目中忠诚的狗和奸诈的人。对狗的描述似乎要丰富和真实得多。最后那狗离开了人世,回归荒野,成了狼群的头领。诚然,故事也有想象的成份。

狗的智力比多数家畜高出一筹,它能认识自己的主人并理解主人的意图,也能看出人的身份。人们熟悉的家猫就几乎认不得谁是它的主人。只要是在主人家屋里活动的人,它都会当作自己的主人缠在腿边讨吃的。其智力比狗差了好大一截。与狗的智力可以相比的大概只有马。狗的性格被认为是忠诚老实而机灵,遇事沉着冷静、机警、解人意、有义气,对自己的主人能不惜一切地效命。“狗不嫌家贫”是一句对狗的赞语。以前的人对别人称呼自己的儿子,用小犬来表示,那是谦词,言下之意自己是老犬,有效犬马之劳的意思。但大概也带有对狗的忠厚感到可亲的意思。在早年中国人心目中狗只不过是畜牲,并不当作什么宠物。一九四九年前可以在小巷中见到乞丐养的狗陪伴着它那孤苦零丁的主人逐门挨户讨饭,乞丐跪下,狗也跪下的情景。主人讨到什么就分些给它吃。那时的乞丐是真正的绝对贫困的可怜人。乞丐的狗从不因主人的身份而感到不光彩,也从没有过要想“改换门庭”或者“良禽择木而栖”那些只有人类才有的卑鄙的想法而悄然离开它那苦命的东家。不过狗也有令人厌恶的一面。狗显得势利,并且有狗仗人势的味道。穷人遇到狗吠往往心中不舒服。狗只对主人是忠心耿耿的。但人对待狗却从来不是那么有诚意。中国自古就有“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成语。人对于狗谈不上真情,只是利用而已。至少在中国是如此。据说有那么个故事:李鸿章当宰相时,曾有一位欧洲国家的使节献给他一条珍贵的名犬。过了些时,那位公使再次觐见李中堂时,顺便问了一句那犬后来怎么样了的话。中堂大人一时想不起来,大概还有点意外,感到蛮夷好不通道理,代表国家出使怎么问起这类琐事来了。后来总算让他老人家想起来了,淡淡地回答说:“味道也寻常。”一句话,中国人早年养狗不过如此,并无当作宠物的习惯。仅仅是用来管门防盗的,或者只当菜吃而已。玩狗的人不多。除了猎户带着猎犬上山外,很少有人平时带狗出门的。但狗也有它的识途本领,有些农村的狗跟主人进城去,几十里路跟着走到城里。主人东转西转买东西又看望亲戚,它走丢了。丢了也就丢了,主人往往并不在乎。但一两天之后它能找回来。狗在路上沿路小便就为了认路留记号。狗多的年代,能见到在同一个地点几条狗争着留小便而吵起来的场面——它们都要把自己的尿气味保持最浓。

狗很伶俐和通人性,对人的帮助也很多。我的一位在加拿大定居多年的长亲回国来探亲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她女儿有清晨带她的长毛大狗到附近山林去散步和遛狗的习惯。一天早晨散步时,四周十分宁静,只有她和她带的狗在一起。突然看见远处有一个人朝她跑过来,她感到那人好像不怀好意,就带着狗朝反方向快步离开。那人就追。她害怕了,带着狗拚命地跑,那人就拚命地追。没有料到当那坏人逼近的时候,那狗突然挣脱她手中的皮带一下就向那家伙扑了过去,那坏蛋吓了一跳赶快逃跑,那狗足足追出几十码,最后在那人的屁股上咬了一口,那人拼命逃窜再也不敢来了。从整个过程看,那狗显然很理解发生的是什么事,它应该怎么对待。我那表妹太感激那狗了。后来那狗老死了,她很伤心,在后花园里给它修了个墓。说心里话,今天我们身边也最好能有那样的狗。

我还曾见过一篇文字记载:一户人家,大人出去了把睡着的婴儿关在房里。突然起了火,幸亏那家的狗机灵,衔着那婴孩从窗口跳了出来。狗显得比人想象的要聪明得多。甚至地震救灾,从废墟中寻找被埋着的幸存者也用得上受过训练的狗。狗有很灵敏的嗅觉和听觉,能闻到被埋在瓦砾堆里的活人的呼吸气味和听见还活着的受难者的声音。

我对狗说不上特别的爱憎,连狗肉都无爱好,但也并不怕狗。早年家里曾养过狗,我不过有空喜欢和狗玩玩罢了。我对狗的习性大致了解,知道怎样对付它,也懂得怎样和陌生的狗攀交情。抗战时期逃难到成都上初中,为了避空袭,家住在近郊农村。上学去须经过一个恶狗村。开始我很害怕,总要大人护送一段路。后来见的狗多了,感到狗的本事不过如此。带根手杖样的短竹竿就能对付。后来不带棍子就路边捡几个碎石子也行。我从未被狗咬过。其实真正会下口咬人的狗是少数,多数狗只不过是空吠而已。但是人越是怕和奔,狗的劲头就来了,感到占了威风,原本不敢咬也咬上一口的事我听说得多了。我曾遇到过一户人家四条狗的围攻,只得退到墙边应付。但后来它们只不过围着我吠叫而已。乘它们松懈之后,我起脚踢中一条狗的下巴,那狗惨叫一声,我再乘势蹲一下,装个捡石子的动作,它们全吓跑了。去年杭州玉皇山顶灵霄宝殿新落成,我们去瞻仰。到达山顶已近黄昏时分,家人都去看大殿边上一个高台。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休息,忽然窜出一条狼狗来。那狗吠叫着并有准备进攻的架势——它有蹲下准备起跳的动作,那样子很难看。幸亏我带有手杖,并不担心。我伸出手杖指着它鼻子。它不敢跳了,被我拒于数尺之外,就一面吠叫着想转到我身后去偷袭我。我就一直面对着它,它转大圈子,我就伸着手杖指着它原地转小圈子。转了两圏那狗没有能靠近我。其实我满可以乘势给它一棍子,或者把手杖的头捅进它嘴里去——那是致命的一招,如果一直往里捅,可以要了它的狗命的。这有记载:二战时期一名同盟国的情报人员在偷越德国和瑞士边境时,被德国兵放出的军犬追上了,他捡了一根破篱笆的枝条,那狗张口咬他时,就捅进它嘴里,一直往里塞,把那军犬搞死了。但这狗一定是寺里养的,天快黑了刚放出来。“打狗看主面”,伤了它还要发生纠纷,我才没有揍它。后来赶来一名道士,带了根棍要打那狗,它逃跑了。我的家人们站在远处紧张地望着,她们都是怕狗的,为我着急而又不敢靠近。其实我当时只感到讨厌,并不心慌。

还知道中国大陆上曾发生过多少起令人不能想象的狗的悲剧的人可能已不多了。毕竟年代久远了。读者们听说过么?早年人们从革命的实践出发,曾把与人类共同生存了几万年,被视为人类最忠实的朋友的狗当成了自己的敌人。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了。当年为了推翻反动派的统制,地下工作者和在山野间活动打游击的革命者,为了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有时需要利用夜色隐蔽活动或转移,穿巷过村时往往首先被警觉的狗发现而暴露。可以丢点吃的给那狗,有些狗就不叫了。但也有些狗就是不被收买,给它吃的,它仍要大声吠叫和撵人。作为狗,它不能理解革命是正义的,它应该支持革命。而革命者是把阶级斗争放在首位的,在革命者看来,是阶级斗争推动了人类历史前进的。狗的行为简直等同于反革命行为了。因此革命者不能饶恕它们,狗统统都被斥之为“地主家的恶狗”。其实当年贫农和佃农家又何尝不养狗呢?狗就此成了“统治阶级的帮凶”。狗能看出人的身份。家养的狗当有衣衫褴褛的人走近时往往就叫得凶,那是事实。因此狗常被穷人视作“势利狗”。从乞丐养的狗对主人的忠诚,可理解到狗很有义气并不只有势利。只不过狗有相当强的警觉性,能看出人的身份。“狗眼看人低”是说狗往往对穿着破旧的人有敌意。但它是在为它主人家的安全着想。狗在过去主要是用作辅助门卫用的。对于门卫的要求就是有警觉性和有责任感,从这点讲狗很称职。革命者的仇狗大概就是这样开始的。

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就是革命者的天下,可以对狗算老帐了。许多现成的理由都可成为对狗不利的口实。譬如狗会咬人、狗到处大小便、狗会传染狂犬病(其实猫和许多动物也会传染狂犬病),甚至二八月闹狗,它们在大街小巷当众交配影响市容,等等。还有一条更大的口实就是因为经过连年的内战后,新中国初建,创伤未愈,生产也还没有得到发展。开始实行了粮食配给制度。尽管从未给狗发过粮票,狗被认为是与人争粮的。因此在贫穷社会主义的年代,城市居民养狗被扣上了“资产阶级玩狗的恶劣习气”的帽子。加上当年北京流行乙型脑炎,那是一种由蚊子传播的传染病。一位权威微生物学家在当领导者向他询问时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他说在狗的血液中检测到了乙型脑炎病毒的抗体。这其实只不过表明狗曾被带有乙型脑炎病毒的蚊子叮咬过,并且在它体内已经产生了抗体。但那话也可被理解为狗有可能是乙型脑炎病毒的宿主和传染源。这话就被用作口实,使狗处于更不利的地位了。遗憾的是那位权威人士当时没有多说一两句,譬如猫、鼠、猪、驴、马以及鸡、鸭之类动物是否也有类似情况。其实狗是否有能传染给人的乙型脑炎病毒并无实据。而乙型脑炎的真正的传染源现知其实可能只是人类自己。狗又一次冤枉替人受过。今天已很少再听说乙型脑炎了。因为多年来使用杀虫剂,蚊子少多了。现在城市里的孩子从小都接种了乙脑疫苗,而并不是因为狗少了的缘故。但当时这些罗织的罪名加上旧恨新仇就足以置狗于死地。

开始打狗的年头为打狗准备舆论曾经提出过一种说法,说是:翻了身的人民生活有了保障,社会治安问题也已经解决(这一点是专对狗有辅助警卫作用说的)。除了山区农村外,狗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这话就等于说在社会主义国家狗是多余的了,也意味着不能再容忍狗的存在了,无异于对狗们的死刑判决令。这话是当年我还在清华念书的年头,临毕业前,也是大专院校院系调整开始之前,听一位请来做报告的领导人对在场的全校师生作的报告里讲的。几乎与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粮食定量分配制度开始实行的同时,全国范围开展了大规模的打狗行动。这一点马克思当年完全没有料到,他的伟大学说传到中国竟然置中国的狗于死地。阶级斗争学说升华到了物种消灭的实践。真令我感到圣贤说话要当心。因为他们不可能知道自己的微言大意会被后人如何解释的。

开始打狗了,那可是真的往死里打。今天距离当年提出如此高明的理论已过去五十多年了,我不知道现在的人们是否能想象当年确曾有过这样一段罕有的历史。道理就是狗与社会主义建设是不相容的,若想建成社会主义必先消灭狗。当年无所谓立法,领导说的就等于法令。打狗的场面还让人记忆犹新,我当时正分配到太原工作,有一次同事们骑车去晋祠游玩,一出城门就遇见几起如此恶心的惨剧场面。狗并不知道自己的厄运已经临头了,往往还在路边、墙边倘佯。在这件事上狗显得对人很缺乏警觉性,它们对人太信任了。因为和人类共存的时间太长对人类失去了警觉性。这也显出了狗对人的忠憨。奉命打狗的人们被称作“打狗队”,他们都是明确狗与社会主义不能相容的坚定分子,往往两三个人一伙,积极性颇高。他们一般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用一个铁丝的圈套把狗套住随即一顿乱棍打死,往往打得一路血淋淋的,惨不忍睹。而不像在人口稠密的大城市里,由打狗队把狗捉起来关在笼子里运走,然后不让外人看见地处死。那要显得“文明”些。许多人家舍不得自己家的狗被打死,怎么哀求也没用。打狗的人们看去是铁了心的,并且有一种自豪感——是靠他们的行动在捍卫社会主义。油水也不少,顿顿有狗肉吃,有狗皮可卖,还发工资。也有一些养狗的人家知道狗一定得被处死,干脆自己先动手打了自己吃肉,免得被别人吃去。乘火打劫的人也不少,借打狗之令,打他人之狗吃肉的。人之对狗薄情大致如此。大约当年全国大中城市的狗几乎很快都打尽绝杀,一、二年后全国大、中城市中狗已绝迹,连小镇上狗都很少见了。后来连医学院校做实验和研究需要用狗也买不到了。为了建成社会主义,中国大概牺牲了几千万人,而当年枉死的狗大概至少也有几千万条吧?狗到底有什么罪?当年认为社会主义容不得狗,狗会与人争粮。但狗被杀绝了也未能减轻“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全国性饥馑。而自此以后城里养狗就成了犯禁的。一九五九年我在绍兴农村饥荒初起时,就见到了整个农村已是没有一条狗的景象。不仅没有狗,连鸡鸭都很少见。统统都被吃光,已经不再有“鸡犬之声相闻”的景象了。

其实解放前多数人家养狗只是用于看门防盗,利用狗的警觉性。很难扣得上“资产阶级玩狗的恶劣习气”的帽子。但当年民风淳朴,许多人家把养的狗还真当成是家里的一口成员那样对待。每顿饭都会想到有没有给狗留够吃的,逢年过节还想着给狗也吃点好的。但狗平时所吃无非是些残羹剩饭,桌上扫下来的肉骨头对狗已是奖励来。当年狗主要用于看门防盗,对此项工作狗们干得十分称职,虽然绝大多数狗见了陌生人来只不过是空吠。说狗都会咬人那是过分夸大。解放前大街小巷那么多流浪狗,又有那么多的人家养狗,有多少人被狗咬过?而狗吠的作用却也不可小觑,足以令窃贼止步并引起主人的警觉。这是许多人家把狗当作家中不可少的一员的原因。但在当年也并不把狗当作宠物看待。狗只不过是畜牲而已,并没有像现在有些人兴的要把狗亲昵地称作“狗狗”当作宠物饲养。说狗要与人争粮也有点夸大;如果建成了一个富强康乐的社会主义强国,却连狗吃掉点粮食都负担不起,这能称得上国富民强吗?但在过去也很少见到像今天被阔人们当作宠物养的名贵洋狗那样出门坐汽车,平时要喝牛奶、喂火腿肠,甚至吃专用的狗罐头还为“狗狗”准备狗玩具。听说那些狗罐头比供人吃的食物还贵。而今天的社会治安大概未必达到了当年宣传的那么理想,甚至更缺少安全感。这些年来我常做一种噩梦:一个带着尖刀的盗贼爬窗进来用刀子逼着我,吓出一身汗来就惊醒了。因为这些年用刀子捅人的事听得太多了。每当我回忆起那些梦,不由得不想起哪怕有一条只会吠叫的狗养在房里也是好的,至少给我壮点胆好让人睡得安稳些。不过我所需要的不是宠物犬,只是看家狗,土狗而已。

随着改革开放,慢慢地开始了新的一轮养狗热。这一轮养狗的人家大都是相对富裕的。因为中国大陆上狗已经几乎绝了种,现在所养的狗几乎全是从外国偷带进来的洋狗。一九八九年正是新一轮养狗开始的初期,我从欧洲经西伯利亚回国时,国际列车的软卧车厢里就遇到一名狗贩子,她算是一名教师,教外语的,有亲人在莫斯科也有亲戚在铁路上工作。从莫斯科上车时在我们那间卧铺车厢里就带了八条刚断奶的苏联产的纽芬兰名犬的幼仔,此外列车员还帮她藏了好几条别样的洋狗仔。那个年代,她跑那么一趟也许能赚上万元。那时的物价低,钱值钱。一个星期让我们三位同卧铺车厢的乘客旅途中过得很不方便。为了表示对我们的容忍和无奈的感谢,火车进了中国国境,餐车可以用人民币了,她一定要请我们去吃一顿。那顿饭她大约花费了百元左右。列车员会如此帮她的忙也让人感到他们的关系非同寻常。解放前民间所养的狗被称为土狗,现在是没有人家要养的了,也已经很少见了。八十年代养狗还是犯禁的,有些人家偷偷养的狗被捉去就立即处死。但慢慢有了些松动。狗的身份变了,开始被当作宠物对待。它们被装束入时的年轻仕女们抱在怀里招摇过市。但听说不少狗的身份仍是非法的,狗在那时仍属禁养之列。因为早先不是已经明确过了嘛,狗在社会主义社会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当时还没有宣布过在今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允许养狗。但听说如化个几千元钱可以给狗办个“户口”,狗就可以得到合法的身份。给狗办户口竟成了某些机构的“创收”。狗有了户口,就可以被牵着大摇大摆地在街上走了。在家里吠叫也不必怕居民干部听见了。但狗的身价太高了,一条小狗有的要几千元,办个户口也要好几千元,够下岗工人一家放心地过上一年了。这才真正成了资产阶级玩狗的恶劣习气!让那些等待雇主的打工仔和下岗工人心中很不平静。狗的身份需要化钱办户口也很滑稽,相当于早年的“捐官”,猫就没有要户口,驴也没有听说要有这个。倒与前些年农村户口转城镇户口有几分相似。

早年那种贫穷社会主义只重功利缺乏人情味的年代应该慢慢过去了,粮食配给制度大概也已过去了吧?还会再回来吗?狗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已失去存在的意义的革命大道理还会再次开讲吗?今天我们养得活自己也应该有信心能养得起狗了。几万年来人与狗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过来的。岂会因社会进步了,反而养不起狗了?但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制定的对狗的严厉的政策没有听说作废过。我想总有那么一天,对人忠诚的狗能得到彻底平反,狗应该仍是人类久经考验的朋友和助手。不过它们永远不能理解人首先是以阶级划分和狗在社会主义社会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的大道理罢了。

二○○三年春,国内发生了“非典”的疫情。当时瘟疫来势汹汹,举国人心惶惶,一时弄不清疫源来自何方。于是众专家瞎猜一通,有说来自果子狸的,有说是因为吃蛇吃出来的,有说是来自穿山甲传染来的或来自鸟类的,也有说是来自宠物的。尤其强调说狗有许多传染病,如狂犬病也是病毒性的,很有可能是从狗传来的等等。这些当然都只不过是专家们的猜测,其实多数可能都是无稽之谈。但就此引起许多养宠物的人家的惊慌。加上中国阔人对待狗本来就谈不上什么真正的爱,过去是利用,现在是学洋派,喜欢一阵,当作玩物而已;或者以此来显示自己的阔绰。一听说宠物可能会传染“非典”,立即划清界线,割爱弃宠,自己保命要紧。好多人家把好好的“狗狗”逐出家门,任其流离失所。于是街头一下子出现了许多流浪狗,它们被主人遗弃了。由于据说“非典”可能来自它们身上,因而很少人家敢于收留。除了少数被不怕得“非典”的人家捡走有了归宿外,多数不知所终。后来“非典”的威胁过去了几个月之后,报上和电视新闻中突然报导了浙江嘉兴冷库里查出三吨冰冻的含氰化物的毒狗肉。从电视画面看去,那些被杀的狗原来应该都是些哈巴狗样大小的“狗狗”。而都已被褪了毛、破了肚,看去它们生前显然拥有宠物的身份。把它们称作毒狗肉,表明它们是用毒剂成批处死当作食品准备上市的。用氰化物来处死它们不知干这事的人是不是考虑到要用以毒攻毒的办法来抵消“非典”病毒?如此处理,这狗肉就可以食用了?嘉兴发现毒狗肉使上海大为紧张。于是上海连夜查找毒狗肉,怕它流入市场发生误食。幸亏上海没有发现有毒的狗肉,暂时可以放心了。我想也许只是上海查到的狗肉都没有毒,并不是没有非典时期被逐而处死的狗?几天之后在浙江萧山又发现了两吨毒狗肉。八月十四日报载浙江省总共收缴并封存含氰化物的毒狗肉十四点七吨。未说明这些毒狗肉从哪里来的,也没有说明没有毒的狗肉有多少。这些狗肉大概不会是从国外进口的吧?如果按每条狗是十四、五公斤估算,那至少也有好几万条“狗狗”遭殃了。而怎么会被用氰化物处死后又当作狗肉卖呢?不好理解也不便瞎猜。这让人联想起一种动物或者一个人如是靠受宠而活着,尤其在中国,会是多么没有保证。某些人的所谓宠和爱是十分脆弱而自私的。令人寒心!一场“非典”枉死了那么多狗,但至今并没有弄清“非典”的源头。

本文即将结束之际,忽见报端又有狗事。我这狗事春秋不得不多写上几行了。黑龙江黑河市一名市领导官员,因为被狗咬过而有了仇狗心态。于是黑河市决定成立“打狗队”准备把全市,包括几个乡的狗全部杀光。这一决定引起一次震动。“打狗队”这中国特色的名词五十年前曾有过,难道历史又将重演吗?互联网上很快就有了议论。有法学专家受访答问,据称黑河市还没有资格立法,现在法律中有了立法法,规定什么级别的机构才能立法,如黑河市那样的地级市是没有资格立法的。况且打狗还涉及物权法的问题。人家养的狗作为市领导就可以侵犯别人的所有权去伤害吗?毕竟现在已不是五十年前了,可以由一个人或一撮人说了算。这应该承认是中国的进步。于是第二天黑河市对杀狗的事就作出了修正。意思只杀那些没有人家的流浪狗;也不成立打狗队了。不知那位被狗咬过的官员能否化解心头之恨?

我的老友可钦兄看了我这狗事春秋的初稿,给我发来了陕西洋县见狗就杀城市变屠城的报导。那里的几万条“狗狗”没有黑河市的狗幸运。最近又被当地行政按照五十年前的办法再次满城杀绝。但官方的报导不同,说是因为那里发生了狂犬病的疫情,只杀流浪犬和没有注射狂犬疫苗的狗。当地的狗民却揭露其虚伪,事实是他们见狗就杀。狗的悲剧仍在中国大陆上重演。已经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应该学会不再只会用大棒解决问题了。中国的进步是不平衡的,有些地区已在养宠物,而也有人还在坚持五十年前的认识。

允许养宠物也许体现了社会的人性化和和谐?打狗的人承认养狗的合法性吗?养宠物的人们也可以扪心自问有真的爱心吗?生活的逐渐富裕和多样化,应该是好事。宠应该出于爱心;但养宠物的人们想过么?弃狗和杀狗的反复出现,让人怀疑那些爱“狗狗”的人对所宠所爱有真正的爱心吗?也令人为狗叹息,为什么在中国做狗有那么难!?


(二○○九年六月三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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