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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告密”和“卧底”想到的


作者:姚小平


近年,章诒和写下一系列“往事并不如烟”的回忆文章,无不洛阳纸贵。二OO九年三月十九日和四月二日,章诒和在《南方周末》连抛两枚“炸弹”,震得人脑袋发晕。“炸弹”是《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和《卧底》两篇文章,沿袭其一贯风格:文采斐然、敢爱敢恨。揭斥对象是画家黄苗子和翻译家冯亦代。章文指认,黄苗子是导致作家聂绀弩入狱的告密者,冯亦代是“卧底”右派章伯钧家的密探。情节之离奇,谜底之意外,堪比电视剧《暗算》和《潜伏》。

我与章诒和仅有“一饭之缘”,感觉人与文相近,只是惊异其对细节和人物对话的超强还原能力。与黄苗子、冯亦代素未谋面,他们文章我读过,是值得尊敬的文化老人。如今,尘封几十年的往事被翻腾出来,无论对相关生者还是死者,都很残酷。然而,历史惟其真实才有价值。此事无论真假与否,都要靠确凿证据说话。章文所列证据尚有疑问,需要进一步核实,期待有关档案资料和当事人回忆陆续披露。笔者由此想到的是:今人应如何看待当年频频发生的知识分子告密、检举和揭发现象。

三月三十日《广州日报》刊登评析文章说,“在知识分子人人自危,没有制度和法律为屏障作为个体人身安全和基本权利保障的情况下,以告密为手段,换取自身的安全感也就有了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话说的不错。在这种情况下,告密与被告密,检举与被检举,揭发与被揭发,监视与被监视的现象被视为常态,导致朋友断交、夫妻离婚、父子反目。

不过,细想又感觉言犹未尽。试想,在国民党时期,许多知识分子投身新中国的解放事业,为民主自由奔走呼号,成为批判旧制度猛士,真是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为何新中国建立后,这些知识分子却几乎一边倒大唱赞歌,丧失批判精神与独立思考能力,成为赵树理《李有才板话》里张得贵式吹鼓手。以至达到“恒元说个‘长’,得贵说‘不短’;恒元说‘不方’,得贵说‘不圆’;恒元说‘砂锅能捣蒜’,得贵就说‘打不烂’;恒元说‘公鸡能下蛋’,得贵就说‘亲眼见’”的程度。这种变化,除外部压力外,应该还有内在心理调整与心理支撑。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推崇忠义,红脸关公是代表人物。笔者一九五一年生人,按时髦说法属“五O后”。虽未赶上延安整风和建国初历次政治运动,却躬逢文革盛会。此时,经过一系列“运动”冲洗,人们不但要遭受外部生存空间挤压,而且在“革命理想”感召下,还要进行灵魂深处自我批判。“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冷酷无情”、“亲不亲,阶级分”,这些警句早已溶化在血液中。学校和社会长期进行的“红色教育”没白费心血。“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为忠于毛主席,不要说朋友之义,就是父母之情,一旦需要也毫不犹豫,六亲不认。文革初,笔者不但亲眼目睹旧中宣部大院一些孩子公开声明与父母断绝关系,而且自己也曾给打成“黑帮”的父亲贴大字报,声称划清界限,促其彻底交代问题,早日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父亲在内外夹攻之下,只好以自杀了结。后虽经抢救复生,此事却成为父子间心底永远的痛。我甚至怀疑,正是我的无情,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笔者后来曾重提此事,父亲沉默半晌,只轻轻说了一句话:你们当时还太年轻。

文革尚且如此,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应也大致相似,抑或过之。因为他们亲身经历新旧两个社会,当时共产党清正廉洁要求民主的愿望与国民党的专制腐败恰成鲜明对比。许多知识分子由此将热爱转为崇拜,崇拜到盲目程度,即变为无条件服从的愚忠,从而丧失独立审视和思考能力。这种愚忠充满宗教式狂热,以至自己被斗的半死,还以为将凤凰涅槃,陷亲朋好友于不义,反认为是无私拯救。因反“左”而在文革中被枪杀的北大才女林昭,解放初为表达对党的忠诚,与曾任国民党官员的父亲划清界限,写下“与家庭生不往来,死不吊孝”的决心书,甚至“大义灭亲”揭发母亲。她不会想到,最后正是母亲代交了那枪毙自己女儿的五分钱子弹费!

笔者以为,所谓告密者往往有不同动机:或惑于名利;或迫于压力;或缘于愚忠。惑于名利者可耻,迫于压力者可叹,缘于愚忠者可悲。我们如果不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去具体分析告密者不同状况,结果必是“洪洞县里无好人”,恐怕没几个人配在这世界上活着了。因胡风集团案而在解放初入狱的贾植芳说过,自己一生都在努力把“人”字写端正。一九九五年,贾先生到北京开文代会,我到宾馆拜访了这位值得尊敬的文化老人。他的坦直、睿智、谦和及对邪恶的不妥协,为我们应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人,树起了标杆,笔者虽不能至,心向望之。

中国政治历来吊诡,客观评人论事不易。笔者以为,对章文所述黄苗子、冯亦代“告密”与“卧底”之说,首先应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不宜胡猜妄评。其次,即使确有其事,也无损对两位文化老人的基本评价。因为他们与文怀沙流把肉麻当有趣截然不同,与国民党密探的卧底与告密更有本质区别。从冯亦代去世前发表自己写下的《悔余日录》,就可窥知其自省与勇气。黄苗子已年逾九旬,我们最好不要再去打扰这位已步入残年的老人,让他在极为有限的最后一点时间里多几分宁静,这既合于理,更合乎情。对有良知的人来说,沉默并不等于不受良心煎熬,其自谴常比世人对他的评判来的更严厉,巴金老人即是明证。

尽管章文写道:“告密是一个人内心里阴暗成分的表现,实质上是人性的扭曲。冯亦代的性格是在那个年代的制度性黑暗中,一点一点扭曲……他的政治观念在一系列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彻底转变了。觉得自己真的错了,组织是对的。所以,一旦让他为组织做事,自会感到无比荣耀。即使告密也光荣,因为那是‘保卫党的工作’。”章文同时指出,“我想,个别人的检举揭发,无非是配合有关部门的作用。有关部门起意在前,由谁来配合也就无甚要紧了。”但两篇文章题目与对冯、黄“告密”和“卧底”主动性的渲染和评议,却易误导读者,引致仅对个人道德的追问和评价,从而把罪与罚的板子打偏。

俗话说,“人死了,帐不能烂”。我们还原历史真相,既为警醒当事者,也为教育后人。对每个人来说,当你在审视历史的同时,历史也在审视着你。整体把握每一具体历史背景下人物的行为特点与复杂的内心活动,可以使我们在分析和对待前人行为时更合于情理,更多几分宽容。


二OO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完稿于平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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