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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的高考故事


作者:毕航通


我是一九六五年参加高考的。

中学六年自己发奋攻读,刻苦学习,门门功课都是优秀。高一时全校评选出一男一女两名“满堂红”(各课成绩均在九十分以上)学生,我作为男生当选。然而,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学习好并不是什麽好事。因为父母解放前信过基督教,出身中农的我成了“只专不红”的理所当然的“嫌疑人”。

高三毕业时,为了提高名牌大学的升学率,学校按惯例在毕业班中搞突击入团,指定几名“又红又专”的准备报考清华、北大(结果一个也未考取)等一流大学的学生,毕业前加入团组织。由于绝大多数同学认为,被突击入团的同学不符合团员的标准,带有明显“走后门”的性质,学校的这种做法引起了毕业班同学的强烈不满。大家议论纷纷,怨声四起。学校怕事态扩大,影响升学率,决定将此事弹压下去。于是一场抓“阶级斗争新动向”的运动在毕业班开展起来。

由于我本来就是“只专不红”的嫌疑人,加之我对学校这种弄虚作假,不实事求是的做法也表示了尖锐的不满,查来查去,我竟成了破坏毕业班安定团结的“罪魁祸首”,本着“打击一小撮,解放一大片”的政策,学校在高考前把我被揪了出来。

在教务主任的主持下,毕业班召开了对我的揭发批斗会,事先规定:与会的同学都必须发言,否则就是立场有问题。就连平时和我最要好的同桌,也迫于压力揭发我借给他两元钱(买饭票)以应急,是“收买人心”。平时慈眉善目的校长也在会上讲了话:“该生一家子都信道……”。

批斗会结束时,主持人问我:“服不服?”,我说:“不服,毕业班之乱不是我的责任,根本问题是突击入团引起的”。由于我态度顽固,批斗会后被学校隔离审查。此时,距高考已不足一周。

我在隔离室想:像这个样子还参加什麽高考,就用反省的纸和笔给学校领导写了一份“自愿放弃高考,回家务农,请求开释”的报告书。没想到学校的答复竟是:不行,就算每科考下来继续写检查也得上考场。对学校的这个答复,当时我是百思不得其解。

事隔多年后,从知情的任课老师那里我才明白,学校为达到整人的目的,但又不愿遗人无故剥夺考生高考权利的话柄,学校私下的说法是,反正已把他的思想搞乱了,让他考,谅他也考不上,岂不两全其美(人也整了,也让他考了,考不上是他自己的事与学校无关了)?

高考前夕,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做最后的冲刺,我被关在隔离室,独自一人反省,连饭都有人送,直到高考的前一天才把我放出。

我就是这样参加了当年的高考。

高考结束后,其他同学都返回各自的家乡,我再度被隔离,继续反省。半个月后才允许回家。

家乡的父老乡亲纷纷问我考得如何,我无言以对;母亲问紧张不紧张,我亦无言以对。

当其他同学在考场上紧张得双手发抖,汗湿衣襟时,我却出奇的镇静,因为我知道答也枉然。只是像机器人一样机械地应付着试卷上的每一道题,会的,就写出来,仅此而已。然而,这种超脱的心态帮了大忙,竟比平时的考试发挥得还好,当然,这是后话。

那时的高考填报志愿是在考试之前。我被隔离时志愿早已填过了。因不是团员也不是红五类,第一志愿填报的是东北地区一所大学的铸造专业。心想:抬一锅铁水,铸一颗红心,总可以吧?其余的志愿都是听天由命式地瞎写的。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首都的一所国家重点大学给我发来录取通知书,直到今天我也回忆不起当年是否填过这所学校。

离开冀中的中学后,我心中始终有个疑团:学校既然那样蛮不讲理的整人,为什麽还允许我上大学?

一九九三年母亲病重,表哥从家乡来探望母亲,在医院母亲的病榻旁,我和表哥聊起了这段往事(因表哥此时就在我当年就读的那所中学工作),表哥说回校后打问一下,你当年的数学老师现在担任校长了。这样我才知道事情的原委:最后对我处理时,学校有关人员意见不统一,少数人主张在该生的档案里加盖“政治不合格”的印章;多数人则认为,究竟为了什麽,非要无端地断送自己多年培养的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的前程,于心何忍?人家考上了,就刀下留人吧。经过再三斟酌,人道占了上风,我才得以成为首都高校的一名大学生。

这段往事已过去四十三年了。高考过后,我又历尽人间坎坷,并最终离乡背井来到这座小城,小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每年高考的时节,看到考生们走出考场的幸福身影,我都会想起当年亲历的高考情景,恍若隔世,真想晚出生四十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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