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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死亡”右派的复活


作者:王铁生


这里讲述的是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原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讲师王铁生,即笔者本人,于1961年在北京清河农场三分场被饥饿送进“鬼门关”,又被拉回人间的真实故事。



1947年,作者(后排左三)20岁时与父母、姐妹、幼弟等摄于上海。
低洼不平的土地上,两个人在拉着一辆平板小胶轮车行进。其中一人两手把着车辕,肩套一条栓在平板前端铁环上的粗麻索,一步蹬一步,吃力地前进。另一人挽一条系在胶轮车上的长麻绳在前面拉。“这口子也够惨的,才三十出头就埋在这荒地上,听说还是啥子名牌大学的讲师哩,他媳妇和两个6岁和7岁的娃儿今后日子咋个过啊?”。驾辕的那人边喘气边嘟囔着。他显然是在说平板车上那口底层由活动拉板构成的薄皮棺材中的苦命人。“唉,也是,谁叫他大鸣大放说三道四多话呢”?前面拉车的那人带着半是同情,半是埋怨的口吻说着。

大约经过半小时,他们终于到了三分场坟地。大片泛白的碱地上,数以百计的乱坟堆无规则地遍布各处。他们把平板车停在新挖出的坟前,驾辕的那人弯下腰,把薄皮棺材的活动底板使劲往外一抽,只听得“嗵”的一声,尸体掉进墓穴。就在这一刹那,尸体竟发出“哎哟”的呻吟声。还好是在大白天,况且两名埋尸人也是“身经百战”的老手了,他们没有被吓得撒腿就跑,更何况他们也是劳教犯,对被埋葬死者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情。他们不仅没有逃跑,还把那命不该绝的苦命人迅速送到三分场医务室。这苦命人的确命大,终于活下来了,直到今天仍然健在。读者至此也许已能意识到,这名入土半截的苦命人就是笔者本人。几十年来,笔者的一些亲朋好友总是要笔者讲述这段传奇式的经历。和溺水、车祸、触电的暴死不同,我经历过的是一次新陈代谢功能逐渐衰竭的饿死过程。



1954年,作者与妻子摄于北京。
那是一九六一年初发生的事情,当时天灾加人祸,人们就连糠菜半年粮的生活也得不到保证。整个社会尚且如此,劳教农场的境遇也就可想而知了。我每顿饭只能以清水煮马齿苋充饥,(我当时在病号队,生产队比病号队的情况稍好一些,每天多少可以吃到一点粮食)。极度营养不良使我骨瘦如柴,形同骷髅,体重由一百二十五斤减少到不足六十斤。我的体能已衰竭殆尽,膝盖以下部位常年冰凉并带有麻木感,我不得不拄着木棍老态龙钟地拖着脚步走路,稍不留意,一块鸡蛋大的石头就会把我绊倒,没有难友们的帮助,休想自己爬起来。

终于有一天,小吴和小何——就是前面曾提到的两名埋尸人,他们是生产队派到病号队来工作的,除埋死人外,还给病号送开水、送马齿苋——在给我灌好一暖瓶后,对我开腔了。“老王啊”,小吴注视着我的脸,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我看该轮到你哥子上路了哩”。“冬至不出年外,总是个把月的事”。小何补充了一句。由于经常同死人打交道,小吴和小何积累了一种独特经验。在闲聊中,他们曾对我们讲起过,像我们这些因饥饿而极度衰竭的人,如果出现外眼角下垂,嘴角上翘,一般不出一个月就会死去。



1992年作者与妻子摄于杭州。
又过了二十多天,不祥的预言终于应验了。那天早上,当小吴和小何掀开用破麻袋缝成的门帘,进入我们病号队室内发出惯常的分发开水的吆喝声时,我发现我的四肢已不听我使唤,无法动弹,除了耳朵还能听到声音外,嘴巴说不出话,眼皮也像注满了铅似的,尽管我作了最大的努力,却睁不开。我左边和右边邻铺的难友发现我毫无反应,慌忙叫小吴赶紧去找潘大夫。潘大夫很快赶来了。(他也是一个劳教人员)。他马上拿出听诊器在我胸部移动,仔细地听诊。注射了一针强心剂后,他继续用听诊器不停地监听我的心脏。我还有听觉和一定的感觉,我知道周围发生的一切。我听到小吴和小何在商量什么时候来拉人,我也听到潘大夫在斥责他们不要瞎说,我还能有救。我突然害怕不要在我尚未死透时就被拉去埋掉,我拼命想睁一睁眼睛或动一动嘴唇,以表示我还活着,但就是作不到。

我神志还很清楚,我意识到我已步入生命的终结阶段。我并不畏惧死亡,说实话,与其在当时那样的悲惨境遇下苦受煎熬,死亡其实是一种最好的解脱。我曾经几次企图自杀。然而真正到了跨上死亡的门槛时,对人生的最后牵挂——拖着两个幼儿的妻子,年老体衰的高堂老母,他们今后将如何挺过这漫长而又险恶的人生!?——却一下子全都涌上了心头。

饿死的人与病死(比方说癌症死亡者)的人不同,饿死的人临终前不会感到有什么疼痛,毋宁说平时那种不堪忍受的强烈饥饿感,这时反而减轻了。我好象飘浮在风平浪静的水面上,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慢慢地,我觉得我似乎从水面上飘浮到了空中,越飘越高,越飘越远。潘大夫他们的声音也越来越轻,越来越远……终于进入了绝对寂静。突然,“嘭”的一声震动,把我从虚无缥缈的寂静中惊醒。……接着便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事后,潘大夫说,也许从棺材坠落墓穴的一击,歪打正着,正好起了使心脏再搏动的刺激作用。

这就是我被打成右派,在劳教农场——北京清河农场三分场,亲历的一次被饿死而又“复活”的经历。它使我永记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