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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碎片


作者:杜欣欣


一、


祖父李肇甫
我原姓李,祖籍陇西。李氏家族不知何时迁往广东嘉应县永乐村并入籍客家。因此我父亲称他的祖父为阿公,祖母为阿婆,称我爷爷为阿爸,称母亲为阿眯(后来到北京才改称“娘”)。明末清初王朝更迭,其间混战近半个世纪,更有张献忠入川杀人如麻,因此“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四川通志》),康熙因而下诏,“湖广填四川”,我家就在那段时间里迁居巴县冷水场。虽然诏书是鼓励移民,但实际上很多地方是强迫移民,移民们被捆绑着,因此上厕所方便有“解手”这一说。

大约一九三八年,由我祖父李肇甫(字伯申)带领,李氏全家曾前往巴县冷水场祭祖。当时那里除了我曾祖父李凤九中举时所立的石头牌坊,还有李氏祠堂。祠堂内存有族谱,共计六代人。李氏家谱是四个字一排,我曾祖父至我这一代为“克肇显达”。因此我祖父是“肇”字辈,我父亲是“显”字辈。素描家李克瑜也是这个家族的,从名字上看,虽然她年龄不大,但辈份很高,算来她该是我的曾祖母辈。

我曾祖李凤九的家境应为中农或上中农,念私塾之后中举,然后就到山东济宁府做官。我父亲并不知道他做的什么官,却知道他开过几家盐店,当时官盐很赚钱,以现在的观点就是官商。后来李凤九调至北京通州,任直隶省通县知事(注一),于是全家迁往北京,我父亲那一代人都在北京出生。据我故去的大伯李显京说,李凤九还做过京兆尹(相当于北京地区的太守),因此他的小名为“小兆子”。


祖母江伯鸾在北京
听说以前做官的都买地,但我曾祖父在北京只置房产和一块坟地。房子除了出租,其中的两处,一为曾祖父以及祖父居住,另一处居住着我祖父的妹妹李小鸾一家。李小鸾十九岁时嫁与陈家,生育了六个孩子。此外,陈家还另供养着无依无靠的亲戚。陈家姑爷是读书人,在外地做文员,其收入很难维持这样的大家庭。曾祖父只养育了两个孩子,李小鸾幼时随哥哥一起念私塾,兄妹关系很亲密。在北京居住时,祖父经常送东西去陈家,有时相当于供养两个家。后来曾祖去世分财产,因家境大不如前,祖母提出姑奶奶已出嫁,但祖父还是决定兄妹对半分。

我家旧宅位于西四北大街太安候胡同三号(今西四北七条五号)。太安侯胡同为东西向,我家在胡同的东口,大门朝南。这个住处的院子很长,前门在太安侯胡同,后门就是武安候胡同。我父亲是幼子,他有两个哥哥--李显京和李显同,二个姐姐—李显华和李显宜。

据我父亲说,当时李宅的大门口坐着一对石狮子,文革中狮子的头被砸掉了。门口挂一铜牌,擦得很亮,上书:“蜀东李寓”。宅院的门槛很高,但可以抬起它来让黄包车出入。一入大门即是一条门道。门洞很长,过了门洞,右手即为门房。门房之后又是一道绿色描金字的二门,自此整个院子分为东西两部分。向东经过游廊和月亮门,就是我曾祖父母居住的东院。那里建有南北两栋小楼,曾祖父母分别居住在两栋楼里,楼间架有长走廊,廊上镶有带暗花的玻璃。院内还有花园,假山和鱼池。鱼池很深,邻居家小孩不小心跌下去,好不容易才救上来,后来那孩子的祖母还到鱼池旁烧香祷告。南楼屋檐上的雕塑主要是鹤和鸟。在北京建设高楼之前,我乘无轨电车经过,还能看到那些雕塑。


两位姑母李显华、李显宜在北京
我祖父母一家都住在西院,那个院子又分成前后两院。前为青砖漫地的大院子,父亲小时候可以在院内骑自行车。除了种植芍药牡丹的花坛,前院还有一带回廊的客厅,厅前挂着很多鸟笼子,里面养着鸣禽,这个客厅是用来接待一般客人的。父亲有个六公,大概是李凤九的六弟。他没什么学位,但清朝可以捐官,曾祖父为他捐了官。不知为什么孩子们都不喜欢他,不仅给他取了外号叫做“法国洋钱带刺头”,还毫无来由地嘲笑他是“胡子脏官,审案子审不明白就把人装麻袋里了,扔到河里。”有一次六公站在鸟笼下,鸟儿把他的头都啄出血了。我猜那些调皮的孩子看到了一定很兴灾乐祸,否则不会在父亲记忆中保留七十多年。

西院的后院建有北房和东西房。我父亲那一辈都住在东西房。祖父母住在北房,屋前立着很粗的柱子。柱子上挂着泥塑描金的对联。虽然我父亲不记得写的什么,但知道都是曾祖父过整生日时收的寿礼,送的人一般是都督一级,下面还有他们的签名,比如李列军,黄郛等。北房的堂屋还挂了很多人像,父亲也不知道都是些什么人。每到年夜,全家就在这里祭祖磕头--祖父向曾祖父母磕头,父亲那一辈再给长辈磕头,然后放花踩岁(碎)。踩岁是踩某种植物,比如芝麻秆之类的,取芝麻节节高的意思。

堂屋右边是饭厅,左边是我祖父母的卧室。穿过饭厅向东又是客厅。这个客厅比较重要,那里挂着孙中山的照片,还有许多议会开会的照片,最尊贵和亲近的客人才请到这里。当时的厕所是马桶式,下面是定期清理的粪池,但上面设有木头座。家中还有一个木制的冰箱,里面分许多格。夏天有人送冰来,可以在格子间存放肉类。

我大伯李显京年轻时很左,他不但参与学生运动,还经常演戏。戏剧家余上岩是导演,白杨,蓝马都和大伯一起演过戏。父亲小时候也参加演出,他演的是车夫家的小儿子,白杨演那个角色的姐姐。

大概在一九三三或一九三四年的中秋,李显京因从事学生运动被捕。他被捕时,有一个陈姓的女同志突然跑到家里来告知他床下有两网篮共产党的宣传物。我祖母赶快找佣人转移出去,然后再把大伯保出来。保出来的当晚,祖母就给大伯化妆,将他打扮成一个老人。然后和祖母手挽手走出家门,坐火车去了天津的舅舅家。当时祖父已在上海,他在报纸上看到大伯被捕的消息,就决定让大伯和大姑去上海。祖父说:“我不反对你们革命,也不反对共产党,但你们要先念书。”

旧时的李宅还有两棵大树,一棵是开绒花的合欢,另一棵为紫藤,父亲对此记忆很深。紫藤树很大,花开得非常漂亮,待摘下藤萝花,厨房就会做饼吃。合欢树下围有花坛,佣人洗衣的铜盆瓷盆就放在花坛上。父亲儿时很顽皮,某次不小心碰下了一个瓷盆,落地就碎,当时院子很静,响声很大。他知道撞了祸,就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可震了我的心了,可震了我的心啦。”于是逃过一顿责罚。

我家的坟地位于现在的北师大附近,当时那里很荒凉,被称为暂安处。父亲还记得曾祖父的墓地已经修好,并竖立着很高的乌龟驮碑。当时看坟人是曾祖的妾贺氏的亲戚。贺氏原是李家的老丫头,因曾祖母身体不好,就收房服侍曾祖父。

我父亲生于一九二四年阴历七月二十日,曾祖父的生日是阴历七月二十三日。当时北京因土匪和军阀打仗,比较乱,曾祖父执意要去坟地避寿,他说:“除非少奶奶(指我祖母)生个男的,就不去避寿了。”结果,曾祖父的生日正好是我父亲的喜三。所谓喜三就是小孩出生的第三天,一般也要庆祝,并起名字。曾祖父说:“是小的把老的留下了。”正好那年是甲子年,因此我父亲名叫李显甲。对于这个名字,父亲自嘲道:“那是想让我显甲第,耀门庭。但我既没显甲第,也没有耀门庭,还被打成右派发配东北二十三年。”

父亲每次来北京都会找机会去看西四的旧宅。他极少描述自己青少年时代的住处,却对童年时代的景物记忆犹深。二OO四年,我陪他探访旧居,看到胡同口立了一个石碑,上面刻着胡同的历史。原来太安侯是为了纪念明朝的宁安侯,但明代有个皇帝的字也是“宁”,遂改为太安侯。我注意到旧居的门槛还是很高,但院内已是面目全非。住户的小厨房不但覆盖了整个院子,而且把走道切割得弯弯曲曲,门房和长走廊也都辟为住房。我们获准进入东院北楼一层,室内还能看到天花板上的大雕花。那里原是大客厅,后被隔为几间住房。月亮门,鱼池假山,大树已无踪迹,但老住户还清楚地记得带暗花玻璃的走廊,合欢树和紫藤。院内住户都很热情健谈,据说1949年之后,这个院子先是一个高官的宅院,后来归属卫生部,成为中医学院的家属宿舍。最初他们以为我们是来索要老房子的,当我们告知房子早在一九三五年就卖掉,他们齐声说:“卖了好,否则也会被拆迁,已经拆到前面的胡同了。”

虽然那处房子早已非我们所有,但看到损败至此,仍心有戚戚。离开时,我数了数院门口的电表,一共有十六个名字,估计院内至少住着三五十人。


二、

为什么李家要卖掉祖产?主要原因是祖父李肇甫不愿为官,为来维持家计而迁至上海做执业律师。

李肇甫(字伯申)生于一八八七年。据载其父“风九督教严,肇甫奉命维谨,自幼以孝闻。初入私塾,渐长喜读经史,不屑规规于科举业。时西学东渐,国内译述日多,肇甫搜求研习,尤浸淫于法学书籍,以为改革政治始基,非倡明无以建新邦也。”(同注一)一九O五年,李肇甫考取官费生进入日本东京的明治大学法科。同年七月,同盟会成立。李肇甫遂成为同盟会会员。

因我祖母江伯鸾(字为佩)并未去日本,祖父特别回国成亲。祖母是安徽徽州人氏,其父不仅与我曾祖同在山东作官,而且官阶高于曾祖,据说是看上李肇甫的人才而将女儿许配。直到入洞房,祖母才看到祖父戴条假辫子,由此猜出他是革命党。祖母形容祖父是一个光头的非常白净的书生。据说祖父回去成亲时还对曾祖父说:“我的头发还给你。”他的意思是“我把身子还给父母,而我去革命了”。很多年之后,他对我父亲说:“我们当时也是革命的,头别在腰带上去干的,革命总要死人的。比如去山东济宁府,给黄花岗运军火等。共产党来,对我如何,我也不知道。既然我那时候要革命不怕死,现在也没什么可怕的。”

祖父加入同盟会之后即担任了执行部书记,后来他又担任过四川同盟会支部的负责人。另有说法是他担任过同盟会的文化部长,当时熊克武为军事部长,汪精卫为文化部下面的宣传部长。至于为何加入同盟会,李肇甫并未留下只言片语,但与其同时代的,后与李家结为姻亲的康氏家族成员康心如(一八九O—一九六九)曾在回忆中提到:“一九O二年,心孚兄(一八八四—一九一七)到西安应乡试回来,谈起戊戌变法维新的经过,谈得眉飞色舞,对康梁无限的敬仰佩服。我弟兄三人取别号,孚兄号素徒,康长素之徒也。我号希任,希从梁任公也。之弟号望复,仰望谭复生也。”(注二)康家当时地处四川,生活于北京的祖父想必更受变法维新的影响,从而成为一个热血的革命青年。

一九O七年,李肇甫与四川籍同盟会员雷铁崖、邓絮、董修武等在日本东京创办了革命刊物《鹃声》杂志,后被日本当局查封。在日期间,他购买运送军火运支持黄花岗起义。一九一O年李肇甫回国,在武昌起义中,他和另一个革命党人同去济宁府。李肇甫曾以手枪威逼济宁州府要求光复,并逼着知县知州挂白旗,向革命党投降。

一九一二年一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命李肇甫为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处总务组长,另一说法是任总统府秘书(同注一)。据吴玉章回忆:“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日,江浙方面的革命军队攻克了南京,于是各省代表决定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在南京临时政府的筹备过程中,各派势力之间又因为争夺权势,闹得不可开交。直到孙中山先生于十二月末回到上海,才打开了僵局。接着,孙中山先生被推为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一九一二年元旦正式宣告成立。但是,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规定,临时政府只设立五个部,粥少僧多,怎能容纳这么多要作官的人呢?这时,有一个叫李肇甫的同盟会员,在总统府秘书处工作,他出身于官僚家庭,懂得旧式官府的那一套组织,于是由他提出一个扩大政府组织的办法来,把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安置下来了,因此大家都很满意。这个临时政府,既有立宪党人,也有官僚军阀,但革命党人还是占着主要的地位。”(注三)后来李肇甫辞去总务组长,那职位则由吴玉章接替。据我堂哥回忆,李肇甫与吴玉章关系相当密切。吴到李家来,可以进入我祖母的卧室,揭开帐帘,直呼“李江伯鸾”。据我查到的资料,不管政治态度,各党派都一致赞赏我祖父为政清廉为人高洁。但只有一个例外,某与我祖父关系密切的人后来发达了,在回忆录中提及我祖父就颇为不敬了,一阔脸就变,看来是常态。后来我听堂哥说,那人曾在日本嫖妓,还曾为此找我祖父要过钱。

另有野史说,同盟会密谋刺杀宗社党头目、清禁卫军第一协统军咨使良弼时,原打算派我祖父去,但会上有人说李肇甫还没有后代。这时彭家珍站出来说:“我妻子已经怀孕了。”遂担起暗杀重任。他印制了与良弼相熟的崇恭的名片,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六日来到西四北大街红罗厂胡同良弼住宅。彭家珍递上名片,但良弼适至摄政王府未归。等候良久,未见良弼回来,他不愿再等,待刚离良宅走上街,恰逢良弼回家,便立即折回。良弼到了家门,门卫将崇恭的名片呈上,良弼看名片后却不见崇恭,“心知有异,忙向门内逃去。彭家珍立即将炸弹掷去,只听一声巨响,良弼被炸断左腿,仆倒在地。弹片触石反射,正击中彭家珍的头部,彭当场牺牲。同时殒命者还有良弼卫兵八人,马弁一人”。良弼炸成重伤后,不久死去。良弼在临死时哀叹:“杀我者好英雄也,真知我也!”“我死,清廷也随之亡也。”

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国民政府临时参议院成立,李肇甫由“蜀军政府选任为参议员。照参议院规定:设全院委员,以全院参议员充之,置全院委员长一人,其职位仅次于议长副议长,选肇甫任之。……同年四月,随参议院北迁。”(同注一)

在一九一二年的政治舞台上,李肇甫是“时春秋鼎盛,已誉重一时。”(同注一)他参与了国民党改组。“国民党之改组也,实系遁初(宋教仁)一人主持,而胡瑛、张耀曾、李肇甫、魏辰组及某某君等为之奔走密谋,皆与有大力。”(注四)

在第二次审查起草《临时约法》时,李肇甫担任审议长。临时约法的讨论涉及国民政府定都何处,因袁世凯不肯南来,谷钟秀和李肇甫提出定都北京,并在表决时获得多数票赞成,而孙中山和黄兴反对此举。据说孙中山和黄兴得知此事极为生气,当晚就把李肇甫叫去大骂一顿(同注三)。但据其他资料,此事标志着同盟会内部的分裂,反对定都南京的还有章太炎,宋教仁等,黄兴甚至要带兵去抓同盟会议员。

一九一二年八月张振武被杀害。这位武昌首义元勋没有为共和的创建死于战场,却死于起义成功后的政治阴谋,遂成为民国史上的奇案。张振武案发后的第三天,参议院开会,讨论相当热烈。大体认为,副总统以非罪要求杀人,大总统以命令擅改法律,均是违背约法。参议院认为此案关系国本,要求维护法律尊严。参议员联名质询政府,要求大总统袁世凯与副总统黎元洪给予答复,有些参议员甚至提出弹劾副总统黎元洪,国务总理陆征祥和陆军总长段祺瑞。在参议院的压力下,袁世凯为了保全自己,要黎元洪承担责任。黎不得不从湖北发来长电,命陆军总长段祺瑞到参议院答复。

八月二十三日上午段祺瑞登台答辩,声言按黎副总统来电,选择可以宣布的内容,只答复质询案所提的七方面问题。实际上他是以张振武为军人为由,不能捕送审判厅,犯罪的事实均在其任军务部时所为,无一事不关系军务,所以军法从事。他欲以军法为借口,绕过国法,其答复显然不能让参议员们满意,导致参议员追问迭至。

李肇甫追问道:“本席只就简单事实质问。请问杀张振武之先,曾开军法会议否?”

段祺瑞:“方才曾经报告,集合高等军官讨论数次。”

李肇甫:“是否开军法会议?”

段祺瑞:“军法会议亦系由高等军官研究罪状。”

李肇甫:“请问开会议之时,究系何日?”

段祺瑞:“本月十三日曾经开会讨论,十四日亦开会讨沦。且总统亦曾经在座。”

李肇甫:“请问开军法会议,大总统应否在座?”

段祺瑞:“系在大总统府开议,府中房屋皆系毗连,故大总统亦在座。”

李肇甫:“杀张振武之证据,除此湖北两电报之外,尚有何项证据否?”

段祺瑞:“所谓证据,不过即系他所犯之罪状,除此电报之外尚有公文。”

最后段祺瑞说:“总之,现在政府以国家为前提,自不能不以临时之办法。不然,于国家大有危险。至此危险之时,将若何维持耶?手续虽有错误,祺瑞身当其咎,亦未为不可。”

从以上一问一答中可以看出,李肇甫总想将张振武案纳入法律视野来探究,包括军法会议与高等军官会议的区别,大总统作为行政长官是否有权参与审判,杀张振武的确切法律证据等,都是直关法律问题。最后问得段祺瑞露出了破绽,承认“手续错误”。只得一再声明不依法杀张是以国家为前提,不得不如此,否则就有稍纵即逝之虞。段还表明态度,情愿自己认错,参议院如果能原谅政府就无须再三质问,不能原谅即行弹劾。(注五)

这是一场民主与专制的较量。而孙文在张振武一案中进退失据。“张案发生在八月十六日,孙文按原计划于十八日北上会见袁世凯。当时很多人劝他取消行程,他不但不接受,还说:“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总统,且他人皆谓袁不可靠,我则以为可靠,必欲一试吾眼光。”到了北京后,袁氏稍加解释,他便轻信了,而且力促颇有疑虑的黄兴立即赴京。……这些材料表明,孙文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支持还是破坏民主、法治制度的严肃斗争。只有把各方人士的政治活动都纳入民主与法治的轨道,让制度管着这些人的手脚,民主共和制度才有可能巩固。这是制度问题,而孙文却把它看作某个人“可疑”或可信的问题。因为认识停留在如此低下的水平上,他根本没有发表过谴责此案的任何声明,在这么重大的斗争中丧失了民主主义政治家应有的斗志。……没有在张振武案中受到应有教训的袁世凯及其追随着,半年后悍然刺杀宋教仁;孙文又一次处置不当,民主共和制终于被推到名存实亡的境地。”(注六)

一九一三年,李肇甫回到四川后当选为省第三区众议院议员。他“先后在临时参议院及众议院中,凡有主张,均桌然自见,倾动朝野。又以隶籍国民党,遂为袁世凯所深忌讳。”(同注一)同年,爆发二次革命,他与熊克武一起讨袁。我祖父和熊克武关系比较深,在日本时他们就认识,并同组“乙辛社”。乙辛社除作同盟会的核心外,兼厉学行。讨袁时,李肇甫任熊的军党代表,当时刘伯承为熊军中的一个师长,因此他与刘伯承也早就相识。二次革命失败后,熊克武则被迫解散军队,并化名陈颐丰逃往日本,“(袁)世凯拘捕国民党籍议员,肇甫亦与其列;时凤九正官通县,与世凯有旧,往避得免。”(同注一)

当时蜀军有好几个督军,夏之时是一个副督军,我祖父和夏之时也很熟,因此一九三四年董竹君在上海与夏之时离婚,祖父担任她的离婚律师。这件事在董竹君的《我的一个世纪》有较详细的记述。那本书后来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其中有祖父的镜头,我一看真是面目全非。父亲年幼时也与夏之时的家人相当熟悉,称他们的大女儿夏国璋为八姐。当时流行贺绿汀《秋水伊人》,夏之时的侄女夏国彬等特别喜欢听我父亲唱这首歌。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议会中分主战主和两派。马君武议员主和,而祖父是主战派。他们开始辩论,马君武辩不过我祖父,他就一边辩论,一边拿手仗打祖父。祖父边退边辩,马还追着打,后来议院的警察过来干涉。祖父说:“这是我们议员之间的辩论,你们不能干涉。”据说那时候,为了防止议员在辩论时动武,议院的墨合砚台都钉在桌上。祖父回家后,祖母打水给他洗脚,看到他的腿都是青紫色,一问才知是被马君武打的。

据我父亲回忆,祖父回家后很少讲话,自制力很强,年轻时他抽烟喝酒,但30多岁时,突然全都戒了。我祖母喜欢打麻将,她曾和张勋一起打过麻将。祖母还谈起过当时官员交际常去打茶围,其中有妓女出场。当妓女靠近时,祖父会用报纸挡脸说:“我喝醉了。”或许父亲是在家中最小,祖父有时会抱着他,坐在摇椅上,边摇边唱日本歌。家中原有记帐的折子,可以拉得很长,他还用折子舞龙给父亲看。父亲长大后,有时写些歪诗,半文半白,都是情诗,祖父也会读。祖父的生活简单整洁,非常讲个人卫生,也许那是在日本养成的习惯。每天清晨,他都在地上铺一张报纸,拿着梳子,头朝地,开始梳头,把所有的头皮屑都梳下来。梳好了,自己拿去倒入纸篓。收拾干净之后,他才吃早饭,早饭一般是牛奶蛋花汤,吃过早饭后坐下来读报,多年如此。祖父还有个外号叫“抠门大爷”,他虽穿得很整洁,但一顶呢帽子戴几十年。后来在上海坐黄包车,被人抢走帽子,他才买了新帽子。有一次父亲和伯父们跟着祖父外出,碰到站街妓女,祖父用四川话说:“你不就是要钱嘛?”掏出五块钱就匆匆忙忙离去,孩子们在背后笑。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杀害了张培爵,当时不许人收尸。张培爵是老同盟会员,也是乙辛社成员。祖父与他是否有私人交往已不可查,但据父辈回忆,当时祖父在北京,听说此事,就向曾祖借了五百大洋去天津为张培爵收尸。袁因此而悬赏一千大洋抓捕李肇甫,但他逃脱了。这是自二次革命之后,李肇甫第二次逃脱袁世凯的抓捕。

“袁世凯死后,国会恢复,孙中山同意恢复“国民党”这个党名,以后改组始终沿用这个名称,就是因为其影响深远。当时选出的干部更是一时之选,总务部主任干事魏辰组、殷汝骊,干事任鸿隽。交际部主任干事李肇甫,干事覃振、顾维钧。政事部主任干事谷钟秀、汤漪。选举科主管干事杨永泰,干事张东荪、沈钧儒、徐傅霖、罗文干、张耀曾、伍光建、仇鳌等。文事部主任干事杨光湛。政务研究委员会主任干事张耀曾、刘彦,干事冯自由、石志泉、吴铁城、张东荪。这些人学有专长,熟悉欧美和日本的政治、学术,不仅当时是佼佼者,而且在后来几十年复杂多变的中国政局中也都发挥了重要影响。”(同注四)

自一九一二年任临时参议员和一九一三年当选众议院议员之后,李肇甫于一九一六年和一九二二年恢复国会时仍任议员。“五年(指一九一六年)国会复会,肇甫声采哗哗得如故。”(同注一)一九二O年,李肇甫任参议会作议长。一九二二年“曹锟贿国会选举案发生,肇甫联合同志,反对无效,愤走上海……,遂留执律师。”(同注一)据我所知,祖父退出政坛之后,因曾祖父还活着,家庭仍在北京,家中排场依然很大,李小鸾一家仍不时需要接济。祖父虽为律师,他的事务所也颇有名气,但因普通话和上海话说得不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业务。因其收入无法维持家计,除了卖房产,一九二五年曾祖父去世后,还将住家的一部分出租。一九二二—一九三五年,李家主要靠卖房产维持家计。

自一九O五年投身革命至一九二二年,李肇甫已从一个热血青年变为四个孩子的父亲。虽未届不惑之年,但他已在辛亥革命和民国初创时期起过比较重要的作用,并在当时的政府中担任了一定的职务。“自民国十六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军政当局多肇甫旧友,乘时宦达,易如反掌。顾每约出任公职,辄以体弱不胜繁剧辞”(同注一)为何拒不为官?斯人早已逝去,其心态无人可知,我猜也许他看到了政治的黑暗和民主的倒退。

一九二二年之后,我所知道祖父的主要社会活动是参加孙中山移灵。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去世后,曾停灵北京西山,于一九二九年移灵南京。移灵时,李肇甫为持绋人之一。我父亲对此还有印象。他说当时祖父戴着大礼帽,穿燕尾服,孙的棺材是用青天白日满地红包着,有两条很长的黑缎子。据说有六十四个人簇拥棺材,包括抬棺的和持绋的。持绋人中还有吴玉章,谢无量,赵铁桥等,谢与李肇甫关系比较接近。我父亲还记得家中除了张善子的画,还有谢无量的打油诗。

据我祖母回忆,孙中山去世之后,汪精卫和蒋介石曾请祖父去北海公园仿膳吃饭,要祖父出来做官,但被他以“丁夫忧”(丧父)为由婉拒。虽然退出政坛,李肇甫依然被当作“有勋劳于国家资格的”。一九二五年,段祺瑞摄政,决定召开善后会议。段就此事于元月一日分别致电孙中山,黎元洪,同日又电上海分致唐绍仪,章炳麟,岑春煊,另电李肇甫(伯申)。这件事说明当时祖父的家仍居北京,而人常在上海。父亲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三岁时在北京得肺炎,当时何香凝来串门,看到我父亲高烧,当即抱他去德国人开的医院,父亲还记得医生的名字叫科里,从那以后,何香凝是我父亲的干妈。李肇甫在上海与何香凝,宋庆龄,黄炎培等关系比较密切。一九三二年,他与黄炎培,张耀曾等人组织了新中国建设学会,出版《复兴》月刊。

一九三五年,曾祖父母都已去世,祖父遂将北京房产全部出卖,举家迁往上海。这段时间,李肇甫除了做律师,他还去香港与赵铁桥一起搞实业。赵铁桥时任香港招商局长,正当祖父准备买一条船时,赵就被蒋介石暗杀了。


三、

在上海,李肇甫与张耀曾,沈钧儒合办律师事务所,地点是英租界白克路大通里。据父亲回忆,虽然我祖父是律师,但他又不像一般律师,他不接昧良心的官司。有一次,一个流氓要打个官司,许愿说事成之后,给你一栋花园洋房,但祖父没接。当时李家在上海是租房子,祖母对祖父拒绝那个案子颇有怨言。再比如离婚官司,我祖父总先劝和。一九三六年底的一天,我祖父回家,全家当时已经坐定等候他吃晚饭。他走进来,边放公文包,边对祖母说:“今天有案子了。”我祖母问:“跟哪个打呀?”他答:“跟蒋委员长。”那个官司就是在中国历史上的七君子案。 七君子被捕后,被押至苏州。据张耀曾日记,一九三七年四月五日,张耀曾“午前至事务所,候伯申不至。午后始得通电,请其代余赴苏访衡山,谈辩护事。伯申快诺。朋友患难相扶,可感也。写一信,托致衡山(沈钧儒)。”当天李(肇甫)等几人就前往苏州探视沈钧儒。沈钧儒在四月九日给沈谦的信中说,“五日伯申偕张、俞、唐三位律师同来,并携有镕西先生函,附有意见,均甚切要。当日有几种决定……我的辩护律师除镕西、伯申外,已商定委任刘崇佑、秦联奎二律师,皆本来极熟之友”当时沈钧儒有四位辩护律师,虽然张耀曾大名排在其他三位前面,但在实际的辩护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却是李肇甫、秦联奎(注七)。

张元济日记中提到七七事变前后,李肇甫和张元济,沈钧儒,李公朴等人常有聚餐会,讨论国事。譬如一九三七年九月三日的聚会为“李肇甫做东,共十三人。”

八·一三之后,日本占领了上海的中国地界,祖父于一九三七年底离开上海回到四川。一九三八年夏,祖母带着孩子们辗转香港也去了大后方。一九三九年,李肇甫被选为四川省临时议会议长,一九四O年改任四川省政府秘书长。他的改任还有一段故事。 抗战时,国民党退守四川。最初四川地方势力大,国民党中央势微,因此蒋介石亲任四川省主席。后来蒋的势力渐大,遂辞去省主席。但国民党中央对四川地方势力依然不放心,蒋介石就委派当时的行政院长张群兼省主席。因四川军阀多,张群说:“如果要我做省主席,一定要李伯申当秘书长,否则摆不平。”

蒋介石给李肇甫打了三封电报,最后一封很不客气。电报中说你是党国元老,同盟会员,有什么意见你可以提,现在是全民共同抗战,你不出来不合适。于是李肇甫答应出山,但却有言在先:“只要抗战结束,我就辞职。”

当时“四川省既为抗战根据地,所负兵额粮食重于各省,”李肇甫除大力协调当时的中央政府与省政府之间关系,还于一九四O年二月与绅粮代表严昌龄等人联名致电当时的最高部门,对四川和省府当年预算高达一亿元以上提出抗议。要求”中枢体民疾苦,核实紧缩预算,将一切不急之务明令罢免,俾创痛已深之川人得已稍苏喘息。(注八)在此期间,祖父亦有若干兼职。时人兼职兼薪,他不但拒绝兼职公司,而且义务兼任四川省航空建设委员会主席等职。

因李肇甫道德文章都好,当时四川人相当敬重李肇甫,至今八九十岁的人提起他还很敬佩。我父亲说,全家都把他看作圣人。张群遇到棘手的事都让他去处理。一九四四年十月底,成都闹学潮。成都市长余中英派警察局长方超亲率警察数百名前去镇压。打伤学生三十多名,四十多人被捕。十一月十一日,爆发了学生万人大游行,抗议政府暴行。张群不敢与学生见面,遂派祖父前往。据说他的车子经过时,学生说:“李老太爷的车子来了,不要挡他。”当时四川开议会,有左中右,一些国民党右派经常挑衅欺压民盟,作为议长的李肇甫经常要求保护左派,喝止右派。李公朴和闻一多的追悼会也是祖父代表张群去参加。据说徐中齐密令特务混入会场收集黑名单,并在追悼会上打伤张澜,因此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压力。他就此事质问徐中齐,徐则以“中央指示”来搪塞并要求祖父设法“搁平”。李肇甫在任上,曾保释康岱沙出狱,并应杨淑明和罗宇涵请求,亲自打电话给有关部门保释罗广斌。康岱沙出狱之后,就去了延安,后来任职外交部,并派驻柬埔寨和罗马尼亚。一九八O年,北京十一学校一位张姓体育老师辗转找到我父亲原来的工作单位,其时,我父亲恰好来北京被落实政策。张老师说:“你父亲是我们家的大恩人,曾救过我父亲。”但我父亲自己的问题还没解决,也无心多问细节。

自回到四川之后,李家一直无钱买房子,先后借住租住于康心之(位于重庆领事巷),胡子昂,向传义(位于成都吉祥街)和张群的房子。据我九十二岁的姑父回忆:“我老丈人最清白。穿布鞋,蓝布大褂。一个普通办事员来找他办事,他都要亲自送下坡,再九十度鞠躬。我和你姑姑结婚用了他半天的汽车,第二天他就坐黄包车上班。有一次他发现听差写私信使用公家信签,就让他还回去。”对于祖父用车,父亲也有类似回忆。父亲是祖母最疼爱的小儿子,他在灌县空军幼年学校读书时,祖母坐祖父的车去看他,并把父亲带回家住几天。父亲回家后的次日早晨,就听到祖父问司机:“她到灌县去看我儿子,花了多少汽油。那么我三个礼拜不坐汽车。”当时称为一滴汽油,一滴血。

抗战结束,张群回南京,邓锡侯任四川省主席,又要李肇甫帮他三个月的忙,李肇甫于一九四七年离任。次年一月,国民党政府召开国民大会,李肇甫被选为立法委员。但父亲回忆,那并不完全是选举,而是被圈选的,然后祖父去了南京,居黄泥巷。同年八月,由蒋介石提名,李肇甫成为监察院大法官。

据父亲回忆,当时国民党政府设有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监察院内设有大法官委员会,大概有十二名大法官。大法官的地位很高,和美国有些类似,比如总统就职宣誓要由大法官监督,大法官权力有解释宪法的权力,并不直接审案,相对超脱于党派之争。大法官职位高,工资也比较高。当时李家的长子长媳长女都因病去世,留下一对遗孤,次子幼子还在上学,次女已经出嫁,家中的生活来源全部依赖李肇甫,因此祖父接受了大法官的职务。在南京时,陈立夫曾请祖父吃饭,用意是了解李肇甫是否会竞选立法院院长,其实祖父连立法委员都不原意做。有一回,祖父对我父亲说:“我现在要上庙了。”我父亲问:“去干什么?”他回答:“去当大法官。”

一九四八年,我父亲已从空军幼年学校毕业,按照租借法,空幼学员要送美国来学飞行。但因抗战胜利就不再送了,离开航校后,他想去投考民航,遂托祖父给戴安国(戴季陶之子)写封信。祖父问他:“为什么要去民航?”他答:“为了挣钱。”当时民航赚美金。父亲还对祖父说:“阿爸你没钱,咱们北京的房子已经没有了。”祖父听了非常生气。父亲说,他从来没见过祖父发那么大的火。祖父拍着桌子,骂父亲混帐,说:“你就知道钱,不想多念点儿书。还有几个月,你一定要去考大学。”李肇甫对子女管教很严,不许他们跳舞,但祖母溺爱孩子,每次出去跳舞都是祖母把衣服偷偷拿出去,让孩子们换上。

国民政府于一九四九年二月迁往广州,李肇甫从南京回四川。他想叶落归根,但归根谈何容易,他当时连回去的船票都没钱买,最后还是由卢作孚想办法,坐“夔门号”返川。回去之后,因无房产,李家先借住于重庆领事巷康心之家,后来租住唐式遵的房子,生活来源主要靠李肇甫做法官的工资。后来祖父担任了康心之主办的《国民公报》社长和唐式遵开办的南林学院院长,辅成法学院教授。在四川即将易手前,蒋介石又到四川,任命李肇甫当国民党非常委员会的非常委员,当时四川人,无论政客还是军人都非常敬重他,但李肇甫拒绝。蒋介石又要他去台湾,他也不去,甚至避入南林学院。后来CC派曾派人监视李肇甫,国民党要求我祖父做反共广播发言,他也拒绝,据说还要暗杀他。

四川易手时,祖父依然借住唐式遵的家。有一天家里来了两个人,其中的一位我父亲称为吕五伯伯。吕五伯的哥哥是吕超,曾为国民党参军长,相当于蒋介石最大的副官,而吕五伯的女儿是地下党。来人对李肇甫说刘伯承想与他见面。祖父回答:“刘伯承是共产党,我是国民党,虽然我不是蒋介石那派,但毕竟是国民党。共产党一来就见我,对你的声誉不好。”来人又劝了一阵子,但祖父还是拒绝。后来刘伯承带信请李肇甫去革大学习。李肇甫说:“我不去革大,我也不从政。抗日时,我从政,抗日胜利之后,我就不从政,我还是当大学教授或律师,或办报。”姻亲康心之迁往北京时对祖父说:“我有稀饭,也有你一碗。”但李肇甫仍决定留在四川。

共产党在四川掌握政权之后,胡子昂做了重庆副市长,曹荻秋是书记。当时还没有政协或人大,某次会议邀请李肇甫作为当地乡绅出席。会议完了,祖父回家对我父亲说:“今天我说错了一句话,我说联俄,容共,扶助工农。”孙中山的政策原本就是联俄、容共、扶助工农,后被改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次日报纸刊出祖父的发言,也被改为“联共”。除此之外,祖父就在家里,很少参加政治活动。胡子昂和我们家是亲戚,我祖父做秘书长时,曾邀他做建设厅长。但胡做了官后,脸就有些变了,后来在祖父被捕一事上,他起过什么作用,可想而知。然而,四川还有一些人对祖父不错,比如但懋心,邓锡侯,刘文辉等。唐式遵与共产党作战身亡,因此借住的房子要被没收,于是李家搬到俞际堂家。俞际堂,但懋心,邓锡候,刘文辉等人见李家没房子住,曾愿凑钱帮助买房子。后来,当局认为李肇甫太固执,不合作,就不太客气了。一天我父亲回家,看到两个解放军在门口。名义上是没收唐式遵的财产,但也抄了我的家里,抄走两本通讯录,旧账本,还有一张任命李肇甫为“非常委员”的信。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二日半夜,重庆全市戒严。十三日清晨,我祖父李肇甫被带走。次日父亲从报纸看到祖父的照片,他穿着长袍,手里夹行李卷,那张照片在镇压反革命展览中也展出过。当时的政策是在国民党时期做过区长的都是反革命,何况祖父做过立法委员。与此同时,我的二表叔陈延龄因涉嫌倒卖鸦片被捕。据过来人回忆,三·一三那天重庆全城气氛非常恐怖,很多人被捕。对于三·一三,茅于轼写道:“后闻李伯申,黄墨涵,黄仁中等,此次皆被捕。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三日,午饭时,闻众谈张宗芬疯病益增刮,甚为伤感。…… 但觉此少妇乃西师全校女员女生最美之人,又和雅而有礼貌。其幼子亦为最美之小男孩,(吴)宓极心爱之。……”

因关押的人太多,监狱已满,就把一些人关押在名为真缘堂的天主教堂里。后来天气越来越热,很多被关押的人就住在席棚里。我二表叔后来被释放。他出来后说,在真缘堂时,他们吃饭都是蹲着吃,而且不许说话。吃饭时,他看到我祖父,就悄悄地蹲着挪到祖父身旁。我祖父轻声问他为何被捕。得知原因后,祖父说:“你的案子没事,他们会放你。如果你出去就去找刘伯承。”待我二表叔出来,刘伯承已经去了南京。

自三月被关押,父亲曾设法见我祖父,但都被拒绝。祖母去找过熊克武,但熊当时在北京。七月的一天,家中来了一个专案员。他让父亲介绍祖父的情况,并要父亲和祖父划清界限。父亲说:“我没什么可划清界限。我了解我父亲。父亲参加了同盟会和二次革命。后来汪蒋都让他出来做官,他不出来。他做律师,还给七君子辩护。抗战时,为了民族利益才勉强出来维持,还营救过共产党人。”此人还问起“非常委员”一事,我父亲也如实说了。又过几天,那位专案员又来了,他跟我父亲说:“你爸爸病了,痔疮,流血很厉害。”并让父亲送药去,他就去了,但还是不让见面。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日,父亲正在演出,母亲还在台上独唱。我二姑姑找到后台,告诉我父亲祖父死了,让家人去收尸。

次日父亲去了真缘堂,进去一看四周都是席棚。他来到一个办公室,办事人问了姓名,然后出示法医证明,上面写着心肌梗死,并让父亲签字。父亲问尸体在哪里,他说在一个小屋里。父亲来到那个小屋,看到祖父躺在那里,眼睛未闭。父亲用手将他的眼睛慢慢地闭上,雇了滑杆儿,抬回家去。

“据同狱逃出者云:肇甫被捕入狱时,已病感不支,每日食量甚少,而ⅹⅹ反责以扫地等苦役,肇甫遂绝食。或有秘劝其进食者,则曰:吾固求死而不得也。逝世之晨,禁锢狱中者均起,点名独不见肇甫;ⅹⅹ方斥骂,视之则早已气绝。“(同注一)

祖父的遗体被带回家后,祖母见了,嚎啕大哭,边哭边说:“他清白了一生,就这么没有了。”父亲说,如果让他睁着眼睛回去,祖母看了会更难过。二姑父何仁出去买了棺材。祖父去世的第三天,家人在江北找了一处公墓下葬,墓碑上只写李伯申之墓。五十年代,父亲和堂兄去奠祭过,后来整个公墓都夷为平地。

祖母一生中,曾送走了我大伯大姑,后又送走了自己的丈夫。她在文革中死去。1984年,我去国前,父亲把她的骨灰带来北京,我们将她撒在北海的湖水中。

一九五八年,祖母生前最后一次来北京,我对她的印象只是照片上的那个面目严肃的瘦小老太太。

父亲告诉我:“我是在一九五八年二—三月份初被正式宣布为右派的,也知道要去北大荒。我不敢告诉你奶奶,只说我要去参加十万军人建设北大荒,何时回来还不知道。你奶奶想到北京来,她从抗战之后就没来过北京了。我很想你,不知道这一去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你,就要求你奶奶把你从四川带来。老太太来了之后,我强颜欢笑一个星期。那天是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日,我们这些人集中到前门坐火车,凌晨四点单位的吉普车来了。前一晚,我一夜没睡,娘也一夜没睡。娘那天要去送,我说你别送了。我看看你,再看看娘,就上了车。那天正好离你生日还有五天,当时你妈去朝鲜演出,离她回来还有十天。你妈回来时,我已经走了……。”

祖父死后,我二姑去北京,找到沈钧儒。沈听说我祖父去世,顿足大哭:“为什么不到北京来!到北京就一点事都没有啦。”其实祖父去世前,家里连去北京的车票都凑不出。一九五三年六月初,重庆中级人民法院来人通知说我祖父不是反革命,当时还问我父亲,你家有什么财产,比如土地可以全部发还。父亲答:“我家没有财产。现在可以还我父亲清白了。他一生清白,没有动产,也无不动产。但最要紧的事,我母亲很想不通,你们应该向我母亲解释清楚。”

回顾家史,我曾祖因官致富,而祖父虽在传统意义上是一个“败家子”,但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生前曾说:“哪个革命党一开始不是很好,后来慢慢就有变化。再看十年二十年,几十年看看它会不会变成像国民党那样的。”他一生充满理想,所以注定幻灭。

二OO五年初,我在印度阿旃陀石窟(200BC--450AD)内观赏壁画。因当地气候潮湿,那些壁画残缺破损。后来我去希腊克里特岛观赏克诺索斯时代(公元前2700-1450)的壁画,那些壁画原来也是残破的,但出土之后却被荷籍英人皮特·琼(1887-1967)修补重构。我记录的家世犹如阿旃陀石窟壁画那样,凡是记忆之外全部留白,后人读史,可自去想象。


注一:《 革命人物志》第十集,杜元载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委员会出版,1972年2月(原载于《四川文献》40期,1964年12月1日,台北)

注二:康心如:《我与报》,1968年手稿

注三:吴玉章:《武昌起义前后到二次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卷一,P120

注四:傅国涌:《从革命党到普通政党》

注五:余衔玉,高冬梅:《张振武案中的真真假假》

注六:袁伟时:《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的迷误看中国民主之路》

注七:陈夏红:《百年法律人剪影》——“沈钧儒私人记录的七君子事件

注八:孙挺信:《中日大决战》第四章——艰难岁月


二O一O年三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