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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窜子的回忆


作者:杜欣欣


一、胡同西口、灯市东口、东罗圈儿

一九六O年代,我寄居在北京史家胡同。当时我就读寄宿小学,周末才能回家,而我母亲一年中至少有三个月被派往外地工作,还不算在外地搞四清之类的运动,所以周末我常留守学校。这样的日子一长,我家以前的老保姆就看不下去了,她和当时的东家讲好,让我去她那里,那家人就住在史家胡同的东头。

这条胡同大约长两里,内铺柏油路,可以走汽车。胡同的西头是米市大街,东头是禄米仓。米市大街位于东单东四之间,这条街上胡同很多,史家胡同靠近灯市东口大街。据考证灯市口和禄米仓都自明清始,虽然当时早与灯火和米粮无关,但在一个小孩儿的眼里,胡同两头的街道还是有些区别。

我念的子弟学校周末有校车,其中一辆就停站于灯市东口。这条街虽位于王府井和东四之间,但当时街边多是机关学校,没有商店。我童年时,路南与米市大街交口处有一家小商店,卖糕点糖果,夏天也卖冰激凌。女十二中(前身是贝满女中,后改为一六六中学)和空政文工团位于灯市东口的同福夹道内,因此小店里常有些风姿绰约的青年男女在吃冰激凌。

当时米市大街也没有什么商店,行人稀少,现在想起来真不可思议。印象中人民艺术剧院曾设有展示橱窗,内放一些剧照和舞美图片。沿米市大街向东单方向去,路西有个红星电影院,距离东单更近的大华影院位于路东。红星影院最初只放映新闻纪录片,场子不大,观众不多,看起来老旧萧条。大华影院算是很现代的,进门就是大厅,挂着很多知名演员的照片,其中有赵丹,白杨,王丹凤等。虽是黑白照,但成像角度却非一般百姓的正面免冠照,相中人风度容貌俱佳,令人印象深刻。或许因为影剧院,街道两旁又无商店,从西口进入史家胡同后,也是清静的,还带些文化气息。

进入胡同不久,就是史家胡同小学。小学位于路北,从朱红的大门看进去是不大的前院和影壁。这里很安静,上下学时才见一群群学童。当时我没听说过重点小学,但这所小学的口碑非常好。一九六四年中国大陆为排演《东方红》大歌舞调集了全国知名的从艺人员,内部曾称周恩来是大歌舞的总导演。大歌舞后来被排成电影,影片里没有少年儿童的场面,但演出时确有一场“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的童声合唱,本人参加了。参加合唱者都是从各小学挑选出来的,而备选学童来自几所干部子弟学校,史家胡同、府学胡同,实验一小和二小等。后来其中的一些学童又被选出来为外宾献花,此类出风头的事大概只能派给某些地位比较特殊或教学质量确实不错的小学。

过史家胡同小学不久,路南就是人民艺术剧院的大门。我从来没进去过,记得那里有收发室和操场。从大门望进去,就能看到四层红砖楼房。我虽年幼,却也知道那里面住着一些大演员,每次走过都怀着没准能碰上谁的希望,最终谁也没碰上。

胡同里还有若干大红门,大门紧闭,青灰色的高墙很整洁,墙头不见树木。偶然遇到大门开,也看不出里面的名堂。后来得知傅作义、刘文辉、徐向前、华国锋、荣毅仁,章士钊等都曾在这条胡同里住过。早年胡同里还有一处驻军,也是四层楼,院前有铁栏杆。当时胡同中一溜灰墙的凹处多是小门小户人家,因此楼房很显眼。

北京很多胡同中都有大树,大槐树十分普遍。春来槐花开,香了一胡同。夏天树上虫子拉着丝吊下来,我们称为“吊死鬼儿”,来往多避开。但印象中的史家胡同没有什么大树,平时也少见坐在胡同里聊天儿乘凉的人,很清静。胡同里除了清静也很干净,北京很多胡同里都有公共厕所,离得老远就能嗅出其所在,但我记忆中这条胡同里没有公厕,这类场所多设在居民院或胡同叉口内。寒冬时,北京很多胡同下水道的周围都结了冰,冰面上冻结着剩饭烂菜,而史家胡同绝少此类现象。

史家胡同里还有一些小胡同,我保姆帮佣的那家人就住在其中的一条小胡同里。这条小胡同位于路南,名叫东罗圈儿,西边还有一条西罗圈儿胡同与之相对。这两个胡同都很短,东罗圈儿还有一处小空场,很像“罗圈儿”。这些小胡同里既有小门小户人家,也有大杂院。我寄居的那家是一个街门里两户人家。挺窄的黑木门脱了漆,进门是一溜北房,房前有一小窄院儿,估计以前只住一家人,应该算是小户殷实之家。 那家平时只有四口人:爸爸,妈妈,女儿和老保姆。文革前的寒假,这家的长子从哈军工回来度假,因为他比我们大了很多,我们称他为大哥哥。他穿着海军军服,高高瘦瘦,很帅。平时我们都是在院子里玩,很少出街门。大哥哥来了之后,就会带我们上街买年货鞭炮。跟大哥哥出去好处是他能做主买我们平时想要,大人又不给买的东西,比如糖葫芦。腊月一起头,商店里就有糖葫芦卖了,和夏天的冰棍儿类似,便宜又好吃,但小孩子还是没钱买。跟大人上街机会本来就不多,即便是跟着我妈妈出门,她总以“不卫生” 为由拒绝我卑微的愿望,但小孩儿偏偏就喜欢“不卫生”的东西。

那年好大雪,大哥哥在院里筑雪墙,邀请邻家孩子一起打雪仗,雪仗后来成为混战,每个人的耳朵眼儿里都塞进了雪块儿。晚上他脱了军装,带着我们串胡同放鞭炮。北京人称住在胡同里的,特别是生长在胡同里的孩子为“胡同窜子”,串胡同放鞭炮是“胡同窜子”的典型作为了。当时胡同之间常有小路相通,比如从东罗圈儿就可以走到干面胡同。待天擦黑后,我们蹲在墙根背风处,附近或有叉道或能藏身。看到孤身黑影,我们就点燃一只小炮,待那人走近了扔出去。随即跑走,身后传来鞭炮响,还听到那人在骂。我们笑着跑着,缺德吗?是有点。为了不被抓住,我们还运用当时电影里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战术。那会儿北京没有夜生活,鲜少人因加班晚归,因此行人并不多,若说惊吓了很多人倒也未必,但惊吓的地区涵盖几条胡同却是有的。当然,诸如此类的坏事都是我们和大哥哥之间的秘密。


二、胡同东口、禄米仓

在史家胡同里,越往东走,越平民化。“平民化”是与时俱进的词儿,但它能比较准确表达我对东口的感受。出胡同东口就是禄米仓大街,来往于此地二十四路公共汽车是从东直门到北京站口。在禄米仓之后的东总布胡同,这车就成了环线。虽只是两站地,但乘客很容易糊涂,因此让我印象很深。另一印象深刻的是靠近北京火车站口的那段路弯度很大,商店离马路轧子又特近,有些地方还没有人行道,因此行驶到这一段时,颠簸晃动很大。早年北京公共汽车在司机座旁都鼓起一个大铁包,包里是发动机。冬天车厢内无上暖气,故在发动机包外裹一层棉被。我记得小时候,最喜欢站在车头,把手放在大鼓包上取暖,有时颠得双手发麻。

虽是街窄路不平,但禄米仓街上的商店却是不少。出胡同口不远,就有一家比较大的副食店,人称“二店”,附近胡同的平民多来此购物。因灯市口米市大街一带没有什么副食店,我猜想住在胡同西头的人也到这里买菜,因此东口总是比西口热闹。冬天,上年纪的人多穿黑棉袄裤,黑袄前襟有些白点,那是北京人俗称的“饭格粑”即食物残渣。中年以下的人在棉袄外罩一件布衫,颜色偏素,以黑灰蓝为主。小伙子比较经冻,有些人在蓝制服里只穿厚毛衣。年幼的孩子或姑娘穿得稍艳,但孩子的罩衫或短或长,或肥或瘦,鲜有合身的。短的常露出一大截棉袄,瘦的呢?前襟下摆挤出一嘟噜棉袄。我记忆中有段时间流行线呢,花色挺好看,但经不起洗,很快就缩水了。因为材料结实,虽是小了,家里人还是舍不得丢,结果罩不住棉袄前襟,穿上不但难看,而且棉袄很容易脏。棉袄一冬都不会拆洗,罩衣一个月至少洗两次,结果是干净罩衣保护着脏棉袄。那时街上的女人围花格方头巾居多,戴长围脖的就显得挺洋气了。戴套袖不分男女,若不戴套袖,袖口一准磨得油光光的。

那时候粮食,副食,肉类都是按月定量供应,买时需凭购物本或票证。副食类包括食油、白糖、芝麻酱、粉丝、鸡蛋等,因此无论冬夏,购物高潮多在月初或月末。月初采买的是等着吃的,比如食油,月末是怕过时不候,比如粉丝就可能拖到月末去买,如果不买本月定量就作废了。因此在那些天里,人们在塑料网兜或菜蓝子里装上瓶罐。这是打油的,那是盛芝麻酱的,还别忘了带上副食本,然后就奔了“二店”。街坊邻居在柜台前排队,顺便聊天。轮到自己时,对售货员笑着或陪着笑。买鸡蛋时,售货员先把鸡蛋一个个放在三合板的箱子上,箱上有孔洞,孔洞大小正好不让鸡蛋滑进去,再打开箱内的电灯照一照,通亮的就是“好蛋” 。那时不兴假货,没有“坏蛋”的时候居多,但卖家还是要给买家照一照,图个放心。

最有趣的是打芝麻酱,各家装麻酱的瓶子不同,瓶口大小不一。售货员先把瓶子放在秤上,加上瓶子重量,再根据定量,把秤砣拨到某个位置。比如定量三两,秤砣一般拨到三两多一点。然后她拿起店里盛麻酱的大勺,那勺子里永远都有芝麻酱。很黏稠的麻酱从大勺里流下,形成一条浅咖啡色的细线,慢慢流入顾客的麻酱瓶中。随着秤杆缓缓升起,售货员要不断地转动着勺子,目的是控制麻酱的流量,并随时截断麻酱流。这是一绝活儿,弄不好麻酱会掉在秤盘上,或者给过了量。当时我总盯着那只神奇的大勺,盯着盯着,就听她用京片子说:“瞧,三两多,没短您的。”佩服之余,也有些丧气。若她没这么“油儿练”,兴许我还能多得点麻酱,反正到了我的瓶子里,她就拿不回去了。待打完芝麻酱,我会用指头噌干净粘在瓶口的酱,边走边吃。

即便是非购物高潮,走到胡同里,我也常看到人们从胡同东口走来,或拎着一棵白菜或夹着一捆葱,要么托着一油纸肉末或几块豆腐,边走还边打招呼:“他大妈,买东西去了?”“他二大爷,副食店来了豆腐了,快去吧。”那时商店供应的豆腐是放在屉里,一个小商店最多能分到两三屉,卖完拉倒。有时炒菜下了锅,突然发现缺酱油少咸盐了,差孩子去买也是常有的。买盐没什么意思,打酱油还有点意思。当时酱油分两种,一般酱油一角五分一斤,特级酱油两角六分一斤,讲究的人家用前一种炒菜,后一种伴菜,因此不能搞错。酱油多数是一斤半装瓶,打酱油最好用空瓶换,没空瓶还要单算瓶子钱。

到了冬天,“二店”会挂上很厚的棉帘子,小孩不用劲还掀不起来,门帘的边缘被人手蹭黑了一片。当时王府井百货大楼也挂如此的门帘,也如此之脏,但门帘之后却是亮堂暖和,而禄米仓的副食店内总是黑天黑地,内外气温差别不是很大。但当时我倒没觉着冷,因为若随我老保姆去,我很可能会得到一块巧克力糖。老保姆那时还不到五十岁,但看在我眼里,她已经很老了。听家里人说,她的丈夫被抓了壮丁,一去无回,唯一的孩子又夭折。她先是在四川我老家帮佣,后来随着我父母来北京。我上幼儿园后,她就给别人家帮佣。离开我家之后,她又结过一次婚,嫁的是一个北京土生土长的炊事员,我记忆中还有她婚礼的片段——闹新房的人逼着新婚夫妻一起吃葡萄。但婚后不久,那个男人就开始打她,他们离了婚。


我和褓姆及表哥的合影
她不识字,人极老实,个子非常矮小,大概不到一米半,做事似乎也不很利索,我还记得母亲时常抱怨。大概在我四--五岁时,另一个保姆要回四川,对我的老保姆说要为她带钱回四川去存。大概想到自己是孤身一身,她竟然给了那人二百元,结果可想而知。这件事一直是我母亲数落她的话题。数落归数落,但后来她又借钱给人,当然都是有借无还。

我们小时候买零食都是按分钱计算的,三分钱一堆儿的山里红,三分或五分的冰棍儿。一次我表哥得到六元压岁钱,他正式在银行开了户。后来连本带利是六元二角一分,他高兴得跟中了乐透似的。巧克力糖属于高级糖果,一块块包着银纸卖,怎么也要一块钱上下。有时老保姆带我去买巧克力,有时她预先买好了,在胡同里偷偷塞给我,那巧克力搁在她的口袋里,因体温都有点变软了。年幼时不知道生活艰难,但心里却明白,她很疼爱我,这糖是别人吃不到的。我母亲个性急躁刚硬,加上外界压力,鲜少好心情。我父亲生性快乐轻松,可是我三岁时他就被划成右派去东北劳改,老保姆是唯一溺爱我的长辈。虽然后来她也带过几个孩子,但好像我是她永远的唯一的孩子,至今我还记得把头埋在她的怀里,闻着她衣服上煮饭的味道,暖暖的。

一九六九年,北京很多机关都去了干校,我们也不例外,她帮佣的那家去了河南,房子被单位收回。街道给她安排了一间西房,大小能放一张双人床,一个吃饭桌和一个火炉。她没文化没工作没亲人也没有生活来源,于是我母亲每个月从东北寄给她十元钱。她靠这点钱,或许还有一点其它人的接济过了三五年。那时我已长大,知道十元钱的份量,再想想小时候吃的那些巧克力,才明白她多么节省,对我有多好,由此也想到她被骗走的是多么大的一笔钱!


三、史家胡同五十七号

大概是一九六O年,我姑妈的长女,大表姐康和考上大学,当时我还未上小学。高考之后,她从四川来京看望她的祖父康心之老先生(1893-1967年12月21日),我称之为康爷爷。当时康家住在史家胡同五十七号,表姐接我去同住。五十七号是个四合院,黑色院门,门楼破旧,院内青石铺地,榴花火红。北京人喜欢种石榴,有“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一说。康家不是北京人,石榴树很可能是房东种的。


大表姐八十年代初在香港
说起来,康家在四川是大户人家,大到什么程度呢,不妨将康心之的二女儿康岱沙女士(我称作岱沙姑妈)在《我的引路人周恩来夫妇》中的回忆摘录如下:“我家是四川有影响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我的大伯父康心孚(1884~1917)是老同盟会盟员,和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是同乡至交,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和李大钊也很要好。我的二伯父康心如是四川美丰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我的父亲康心之经营厂矿、地产、金融,还办了《国民公报》。我的四叔康心远是宝丰公司总经理。我家和国民党许多党政要人及地方实力派、民主人士多有往来。”

若说康家当时的影响力,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完,我只对岱沙姑妈的回忆做些补充。自戊戌变法起,康氏兄弟就与时代风云人物有交往,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历史。康心如在其遗稿《章氏丛书》中回忆道:“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六年间,章太炎师被袁世凯软禁北京钱粮胡同。余每从上海至京必去请益。师欲将平生著作编为丛书印行,余慨然承诺印行之责,适余任沪自设右文社以印书发行为业,故敢任此。返沪后,仿邓秋枚(实)印行之风雨楼丛书格式,排成样张,携京审定,师极为欣赏。晋谒时,呼女同看,匆匆一视即至案头,盖已盛妆将出也。师有不悦之色。是晚自缢死,始终不解是何原因。师作《亡女事略》……全书约一年余方完成。分订为二十四册。”(注一)


去年在重庆拍摄的康家领事巷故居外景
抗战期间,康心如被国民党政府指定为重庆参议会的议长,据说后来流传的“陪都”一词就是他发明的。康心如曾任国民议会议长,后来流传的“陪都”一词就是他发明的。康心之的长女婿张平群曾任国民党驻纽约总领事,次女康岱沙于一九三八年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后在重庆为共产党做了许多秘密工作。其间两次接到特务的恐吓信,后被绑架送入监狱。我祖父李肇甫(伯申)以身家性命将她保释出狱(注二)。她与陈叔亮于一九四六年成婚,主婚人是叶剑英。后来陈叔亮出任中共驻柬埔寨和罗马尼亚大使。

康心之老先生个性豪爽,仗义疏财,好交际,人称“孟尝君”。据我大表姐回忆,康爷爷对后辈的教导是:“你若借人钱,就不要想到还,还钱是个意外。否则你就做小人,干脆不借。”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经济十分困难,康家曾给予捐助。据曾任宋美龄英文秘书的张紫葛先生回忆,康家曾给陕北延安运送过七辆卡车的医药和布匹(注三)。除此之外,康家还资助陕北办学,也给毛泽东赠送过香烟。康心之位于重庆领事巷十号的住所曾是于右任和邵力子的临时居所,也是周恩来经常和民主人士聚会座谈的地方。(注四)。二OO六年出版的<<中共党史>>还提到周恩来在四川有三位朋友,他们是卢作孚、胡子昂和康心如。

重庆多山,领事巷客多人众,开饭时佣人要从山上摇铃一直摇到山下。后来因客人太多,康心之又在主楼旁修建了一栋两层小楼,邵力子一家长年住在那里。我另一表姐单名为“协”就是邵力子先生给起的,意为“人民政协”。康氏兄弟也曾与张季孪交好,并一同办报。张去世之前,就住在康家的别墅里。那座别墅位于重庆南岸汪山上,除了康家的别墅,那里还有蒋介石的一栋别墅,距离不远。康心如的幼子康国雄在山路上碰到散步的蒋介石,受到蒋的喜爱,后来曾和蒋一起散步,并到蒋的别墅里玩耍。


一九六O年夏在颐和园,前右为大表姐,最前面是本胡同窜子
一九五O年,康心之将领事巷十号和煤矿等捐给政府,搬到北京史家胡同五十七号。一九五六年康心之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心之以领定息足以生活,对全国政协每月致送二百元婉词拒收,为国家点滴节约。”(注五)文革中,拿定息却是他的一条罪状,因为那是“剥削”所得。

五十七号除了康家还另住两家人。康家住的北房中间是客厅,客厅两旁分别为起居室和书房,书房后是康爷爷的卧室,我和表姐住在起居室。初到的那天,我午睡醒来,听到客房里传来清脆的棋子声。通往客厅的竹帘上蒙着一块布,但并没有完全蒙住,我能从下面看到穿布鞋的脚,棋子声中,间或听到一些简短的话语,比如“提”,“冲”等。但我听不懂,现在想来大概是棋语。这是我对康心之老先生的第一印象。

次日康爷爷在和平餐厅宴客,主题是庆祝表姐考上大学。那是我第一次吃西餐,白白的桌布,一长桌的人,我随着表姐姑妈姑父,叔叔婶婶的一通称呼。康爷爷坐在首席上,个子不高,但很威严。我根本不记得当时吃了什么,只记得刻花玻砖的花瓶和迭成花状的餐巾,最初我还以为餐巾也是可以吃的。吃过那餐之后,岱沙姑妈的一对儿女小霓姐姐和小电哥哥来玩,他们开始打牌,也要我参加,还教我怎么玩扑克。后来被我妈知道了,她说:“以后要是让我知道你玩牌,我就砍断你的手。”从此到成年,我再也没摸过牌,因此我博弈类智能完全没有得到开发。

康爷爷不苟言笑,多以下围棋消磨时间,而来家下棋的只有两三常客。多数时候家中非常清静,即使阖家团聚的大年夜,他也几乎不与孩子们说话,真难想像当年宾客盈门的孟尝君风采。后来我才知道在一九五七年,康氏三辈人中共有六人被打成右派。康心之的三儿三女中,除了去美国的长女康彰,被称为“红色大使”的二女儿康岱沙和尚还年幼的康国启,其余三家都未能逃过一劫:我大姑父康国干,康国干的妹夫金融学家甘培根,三子康国隽。康心远的长子康国杰,康心如的孙子康宏道都被划为右派,而康心如本人则被划为极右。


康心之与孙辈在历史家胡同居所
康心之爷爷虽不苟言笑,但依然是侠义心肠。甘培根的姐姐育有六个儿子(其中两个是双胞胎),在一九五九—一九六二年大饥荒时正吃“长”饭,那时不仅粮食定量不够,而且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康心之当时是全国政协委员,利用这点“特权”,他过个把月都会请这一家人去四川饭店、欧美同学会里的餐厅或政协礼堂吃上一餐。但康爷爷自己并不怎么吃,多是看着孩子们吃,若无这样的接济,这几个孩子日后很可能营养不良。

初到北京时,康心之元配吴毓兰夫人还在。她是大家闺秀,善画。在领事巷时,康家自用的碗碟和汤勺都是定制的,上面画的兰花就出自吴婆婆之手。当时她年事已高,主持家政是另一位不到五十岁的女人,我们称为阿婆。她皮肤白皙,嘴唇很红,眉毛似描画过,穿着讲究。大概当时周围都是穿列宁制服的素面女人,我头一次见到她就感到有些奇怪。那时阿婆还在学习文化,有时问我表哥生字。她爱笑,喜欢讲话,说话很直爽,烧得一手好菜,颇能和我们打成一片。但自上学后,我又被灌输了一通思想,再见面时,心里就给她贴了一个资产阶级的标签。后来听家里长辈提到她是康爷爷的小老婆,有段时间甚至把她和被妖魔化的“地主小老婆”相提并论。

文革初期,康家被抄了五次。当时康爷爷已七十三岁,他被拉到居委会批斗,并罚去扫街。但阿婆并没有遭受批斗,后来我才知道她本姓唐,原是穷人家的姑娘,所以她的成分很难界定。阿婆比康爷爷年轻很多,又是苦出身,为人爽朗敢做敢为。康爷爷被罚去扫街时,她常出面代之。抄家、批斗,扫街对一辈子要强又好脸面的老人打击很大,不久他就偏瘫了。偏瘫之后,红卫兵仍然骚扰不断,最后康爷爷只得搬到康力姑妈家。力姑妈的丈夫甘培根在右派劳改期间患了急性化脓性髋关节炎,因得不到及时治疗致残了。这一家一个残一个瘫,难!

一九六八年一月,大表姐从陕西来京。当时她穿着棉大衣,还故意戴了口罩和头巾,她本想给祖父一个惊喜。待敲开五十七号的大门,却被告知祖父已于一九六七年底去世了。康爷爷去世不久。阿婆就被赶到漏雨的厨房居住,在那里住了好几年。当时各家都是自身难保,我母亲在一九六七年—一九六八年被群众专政,我们和史家胡同断了联系。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在我老保姆最困难的时候,那个被我认为是“地主婆”的阿婆曾送家具,衣物和钱给她。每次都是差我表哥去:“她是贫农,我不能亲自去,免得街道上看到了,连累她。”

后来我的老保姆搬入敬老院,阿婆也搬出了史家胡同。她们去世时,大表姐、表哥和我都在北美。两三年前,表哥回京时特意去了史家胡同。他说:“五十七号还在,但已经完全认不出来了。大门朝向变了,房顶上长了很高的草。那只是一个门牌号码了,你也不必去看了。”


注一:章太炎长女章于一九一五年九月七日晚自缢,康心如原稿为“叕”,此为笔误。

注二:康岱沙《我的引路人周恩来夫妇》

注三:“康心之兄弟逸事”见张紫葛著《X个人和三个畜牲》

注四: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第一集《风云途程》

注5:康心如文稿《哭心之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