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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干校的人和事


作者:杜欣欣


1.

一九六九年三四月间,我母亲从河北农村回到北京。她的脸上还留着冻疮瘢痕,在被解除群众专政的同时收到了去干校的命令。这个命令是执行毛泽东1966年5月7日发表的“五七指示”,最初那个指示对在校生的直接影响是到北京郊区割麦种树,而母亲收到的命令则要求带上家人并注销子女的户口。行前,我们将文革初期处理剩下的物品清理了一遍,卖掉或送走所有的家具,把不适宜的衣服寄送给姨妈和老保姆,又买了一些饼干手纸肥皂。姨夫帮忙把物品装入临时打造的粗陋木箱,我的户口也被注销了。当时谁会料到,三年之后干校解散,母亲重返北京,我却回不去了。后来母亲为此事颇为自责,但她有选择吗?

六月十九日,我们踏上干校专列。为避让铁路上帝公共交通,出西直门时已是黄昏。列车背向落日而行,驶过灰色建筑不久便见大地苍凉。如此情形,成年人定有感触,而我并无成年人戴罪流放的悲情,只对遥远之域存着几分好奇的期盼。

越向北行,人烟越稀。森林和高山取代了村镇,运送木材的货车逐渐多于客车。城市长大的孩子初见山野会感新鲜好奇,继而感到乏味,因此每遇列车交会,我都会仔细地观看。当我看到乘客相当土气,周遭如此荒凉,心里沉了一下,这才意识到此行并不好玩。

行走一天一夜之后,我们于六月二十一日到达中马河镇。当时我只看到四面皆山,并未体会到那是一个镇。后来去镇上,只见一条小街,街上几无商店。汉朝鲜族混居的镇民中有逃荒讨饭滞留的“黑户”,其中一些据说还做过土匪。在户籍管理严格的60年代,我从未见识过 所谓的“流窜”人口。对此,我不仅感到非常新鲜,甚至觉得他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事实上,早期的干校完全独立于当地事物之外。若非刻意,我们与小镇居民的交流仅限于救火,当地产木头,镇上因多木屋木栏木棚而非常容易起火。起火多在夜晚,最初火势虽猛却还均匀,突然火焰就炸开了,无数火蝶自火球中飞出,光亮逼人,然而数秒内即化作黑色残骸,随浓烟寒飘去,其中的一些在干校区域内纷扬而下。镇上一着火, 就能听到“大家快去救火”的呼喊,我们即拿起水桶向火场跑去。打水,传递水桶,泼水,或乱成一团。大火旁,大人叫孩子哭,一些老婆婆向我们作揖磕头,但火势太大,根本救不了。有次我站在距离火场1-20米处,烈火非但灼人,还令人眩晕,逼人后退。当然也有人不退,我记得干校有位军医因坚持火 场而致伤而受到了表扬,但不久又听说其表现本无必要。


2.

一 入干校,男女老少一律都算是平等的五七战士了,但我能从服装上辨别出军或民的身份,从裤子的颜色判断军种。 绝大多数学员都是空军的蓝裤子,少数几个穿绿军裤的陆军干部都是跟随配偶而来,因此大人常玩笑地称他们为某某的家属,这其中包括了王志钢叔叔。

王志刚原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据说他与电影演员王心刚是叔伯兄弟。他跟随妻子戴咏素来干校,其家庭成员还包括尚在托儿阶段的儿子和耄耋之年的老祖母。早期干校成员多住集体宿舍,或两家分住一间,我记得王家因四代同堂而分得一单间。戴咏素阿姨长身玉立,圆脸大眼睛,头发有点自来卷儿。她很少笑,常皱着眉头。从大人的窃窃私语中,我知道她是戴望舒之女,但我却不知道戴望舒何许人也。询问大人,只说是个旧诗人。犹如黄自等词作家早就“旧”到消失的程度,我自然更不可能知道“雨巷”里的“丁香般结怨的姑娘”。尽管我成长的时代 不容小资,生长的北方有丁香却无雨巷,但诗人的女儿依然令我好奇。一九八O年代初,在徐志摩被重新介绍之后,戴望舒,邵洵美等也逐渐为大众所知,我才读到 《雨巷》,并看到戴望舒的照片。哦,戴咏素阿姨和他真像。

干校的校长是一位一九二O年代参加革命的刘姓老红军。他是我小学同学的父亲,文革前担任后勤部某部的副部长,级别为九级。除了他,校里还有一、二位九级干 部,但都没有他的资格老。我一直不知道刘伯伯犯了什么错误,也许根本没犯错误,只是因为政治可靠就被派作校长吧。另一位小学同学的父亲丁伯伯原是空军工程部订 货部部长,他出身新四军,有文化,否则不会负责买飞机。据说他的错误比较严重,所以是普通学员。那时丁伯伯已经五十多岁,身体不好,从事体力劳动很不容 易。 政治部的尚伯伯是候补学员。他很瘦弱,似经不起一阵风。候补学员就是所谓的政治问题特别严重的那些人,刚到干校时,他们还被监督劳动,有时会被派干重活, 因此大多低眉顺眼地保持沉默。除了空军各部门的干部,干校里还有军医和工程师。很多干校学员的配偶原是地方干部。我记得有个蔬菜二班,班里都 是 来自中央各部的阿姨。她们很能干,不但种大众菜,还种了我从未见过的生菜。除了大田菜地,干校的副业包括养猪,羊,马,鸭子和兔子。养马场距离比较远,我几无印象,但对鸭场却有些印象。那个地方位于校区之南,靠近山脚,周围皆为湿地(当时还没有湿地的概念),池塘之后的鸭屋里住着两三个干校的放鸭郎。在我印象中,放鸭郎不怎么参加干校的活动,人们也常把他们遗忘。某个冬日鸭场出了煤气中毒的事故,其中的一位大脑永久受伤。

干校的孩子被称为小五七战士,其中除了我这样的在校生,还有一些按年龄已算毕业,本应去却还未去农村插队的孩子。大概一九六九年底,当地新建了一座化肥厂,随父母来的 “毕业生”们被分配去那里当工人。当时很多人都以为将在干校呆一辈子,其子女就近从业最是求之不得。然而随着干校解散,就地分配的那批人又为了调离不得不 各显神通。

因很多家庭带了学龄的孩子,干校就成立了一个九年制的学校,名字叫做“卫东”。无论数量和质量上,干校学员担任中小学老师都富富有余。我的班主任姓唐,原是后勤部的干部,他对学生很耐心,好像慈祥的老妈妈。

当时我不算好学生,只记得上过农业基础和数学课。工基农基是文革期间初中独有的课程,工基课大概还教一点物理化学,而农基则完全是“新生事物”,与文革前 的普通初中课程全不搭界。我记忆中的农基课主要讲栽培肥料和土壤等。即使如此,我们上课的时间也很有限,依然是劳动为主。体力活重,又年轻,困头特大,因 此上数学课时,我常在梦周公。


3.

到干校不久就是锄禾季。清晨起来,吃过早饭就下地。最前面的打着一面红旗,随后个个扛着一柄长锄,边走边唱,唱的多是语录歌。我记得下地时路过干伙房,我能看到我妈妈戴着一块旧裤子改成的灰布围裙,坐在煤灰堆里挑选还能烧的煤核。待到了地头,大伙一溜开,锄头 握在手,身子向前倾。起头儿的一两个小时,太阳还不高。晨风吹拂,豆苗儿葱绿,豆苗叶圆草叶长,初时草苗分得很清。锄着锄着,腰就开始闹别扭了,双手也逐渐不听 使唤。锄呀锄呀,可眼前的豆陇似乎一直在长,慢慢地就长到了山脚下。此时草不是草,苗又不像苗,绿成一团。原来的黑土地,看着脸更黑了。一不留神就锄掉了 一棵豆苗儿。那时我才十来岁,腰腿柔软,相信四五十岁的叔叔阿姨一定比我更难熬。劳动的大田里时有宣传员站出来念语录,所谓鼓舞斗志吧,念得最多的当属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除了语录他们还念一些自编的段子,比如胡ⅹⅹ阿姨在五七那天编了“岁岁五七,今又五七”的诗词。那是模仿“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但比其他作品还强一些,读不出是赞美还是反感 , 感慨却是一定的了。

锄到苗掉时就该休息了,这时伙房送来开水。后来我因生病也送过水,那活儿轻省,只要早点儿从厨房动身,担担歇歇,悠哉游哉,到了这时候,田野也好看 了。挑到地头,劳动人民都拿你当宝贝,围上来瓢水喝,然后就是最经典的问题“今天食堂吃什么?”食堂是当时大家最关心的地方。时隔四十年,虽然个人记忆选 择和侧重不同,但对食堂的思念却是一致的。

初到干校,几乎顿顿饭都是高粱米饭窝窝头,烂白菜土豆当家。劳动重,常常感到饥饿。当时我和母亲分住在不同的集体宿舍,装饼干的木箱就放在走道里,我常 去偷吃。后来老鼠也进去吃,我妈妈基本没吃,不久就被我和老鼠吃光了。我记得干校的伙食改善是1971年的冬天,那时精米白面黄豆早已自给自足并还上调北 京了,但自给自足并不构成改善伙食的理由,真正的理由是林彪摔死了,空军随之变天。此时干校学员都松了一口气,管理也松动了,原来持有的“伙食差更利于改 造”的观念也不被大谈特谈了。学员种的好菜,养的好猪羊,鸭子等又运不走,不吃做什么?有了好东西,还要有人会烧。所幸那里有好些人吃过好的,另有一些会 做好吃的。两相结合,干校的伙食就蒸蒸日上了,接近干校解散时,更有分光吃光的趋势。我印象最深的是干校杀鸭子,一些割头鸭居然还能四处奔逃!

我印象中的割麦并没有锄禾那么辛苦。这里大概有两个原因:一、联合收割机负责收割大地块,人工只管零星边角。二、锄禾需要长久地保持一种姿态,并要紧盯地 面,很乏味,而割麦却有些变化。磨镰下地后,站在地头,弓箭步拉开,一手搂过一把麦,尽力贴地齐根割,但若割得高一点也不碍事。麦收还有打爻子(即割下一 把小麦打成捆麦的绳子),捆麦,堆垛,运麦。夏收的一个力气活是运麦入仓,当时我同班的男生是一人扛一个麻包,大概二百斤左右,女生就要两人抬了。

联合收割机割麦要定期清理滚筒,这活儿多在午饭或下班时做。大概是一九七一年夏,一位于姓候补学员进入联合收割机内清理滚筒。康拜因手午饭归来,拉铃警示开 机。过了一会儿,轰鸣声起,收割机开动了。霎那间,机手感觉不对,立刻关机,可小于的双腿已经被卷进去了!当人们把血肉模糊的小于抱出机仓,放倒在地时, 他说:“我的手!”——他已经分不清四肢了。据说在那一瞬间,小于本能地抓住了滚筒仓内的铁杆。若非年轻力壮,很可能卷进去的不只是他的双腿。很多年后,我 看美国电 影“天堂岁月”,阿尔德曼(Nestor Almendros)拍摄出成熟的麦穗如火焰般地燃烧,麦芒和太阳都很灼人,我想起混入金色麦粒中的人体碎片。

小于被紧急送到镇医院,我模糊地记得干校里的医生也参加了抢救,干校很多人为他捐血。经过抢救,他活了下来。大概是1975年左右,我在空军总院看到小于。他坐 在轮椅里,双腿齐根儿没了,人很瘦,脸上的红润已不见。短短几 年,他就从意气风发的精干小伙儿进入了沧桑的中年。后来我听说小于正奔走告状,想获得补偿。干校解散之后的五六年间,我也常常听到原干校学员去世的消息。

本来秋天收割大豆也不大需要人工,但某年提前降雪,机器割下的豆棵堆在场院里急需脱粒入库,于是就加了晚班脱粒。前半夜,我们数人合伙把豆棵叉成小堆,再 推到脱粒器前。喊着号子,大家齐用力,脱粒机的地势比较低,豆棵堆一旦被推动就颇为省力也比较好玩儿。豆垛推到脱粒机前,再由站在机器前的人用木叉叉起一 堆,摔进机嘴里。“喂入”这活儿力气小了干不了,因此都是轮流上阵。现在想起来有点儿后怕,若困了或没站稳,跌进去怎办?后半夜大家都又困又累,一休息就 钻进豆垛里眯一觉。再开工时,队长就到豆垛里寻人。

除了这些劳动,学校还组织我们去当地的公社同吃同住同劳动(所谓三同)。那个村子是鲜族和汉族混住,我们几个女生住在一个汉族五保户老人的家里。我只记得 那屋内特暗,我们睡在土坑上,同时睡在土坑上的还有她的棺材。因气候严寒,当地人洗浴有限,他们的身上和屋内多比较难闻,但鲜族却相当干净。鲜族人睡地 铺,左右是卧室,靠中间的灶房烧火来暖地炕。他们的灶上坐着一两口大锅,黑色的锅擦得晶亮,灶上的其他炊具也摆放得干净整齐。记忆中的鲜族人比东北汉人更 吃苦耐劳,特别是鲜族妇女。当地还出产水稻,人称响水稻,那大概是中国大陆最北的水稻产地。稻子成熟后颗粒晶莹饱满,口感类似小站米甚至更好。后来干校也 开始种水稻,其指导就是响水大队的鲜族老农民。种水稻最苦的活儿是插秧。东北春迟,插秧时水田里还结着薄冰。赤脚下田先踩到冰,继而破冰而入,双腿冰得通 红,有时冰凌还会在腿上留下划痕,这时可别起风!随着多人跳入和劳动量的加大,大片的冰凌在人气和搅动中液化消散。


4.

一九七一年初,我初中“毕业”被分配到干校的制药厂,后来制药厂解散,又被分配到机修厂。机修厂属于干校的三大队,这个大队原为空军第一研究所,学员绝大多数是男性。这些毕业自北航和哈军工的知识分子(当时自称臭老九)先被全体下放到嫩江,嫩江干校解散后又合并过来。三大队的人也发军装,但他们穿得非常褴褛,好像故意在 宣泄着什么。

我的师傅姓许,中等个,少话。他教我烧焊使锉时,语调温和声音轻微,与周围的环境很不协调。他的脸非常白,白得可见太阳穴上的青筋。在干校一片劳动的棕黑 中,他真正是个白面书生。他的白少半来自天生,多半是因长久被关押,据说关押他的地方门窗都糊了报纸。此前我觉得候补学员的压力就够大了,并不知道隔着几 步路还有人完全没有行动自由。我从未明白过三大队的“革命形势”,只隐约感到那里的人和其他大队的叔叔阿姨不一样,好像一个独立王国。某次三大队的成员当 着二大队干部汪国清叔叔的面打人,汪叔叔制止。打人的说,我们打的是反革命。汪叔叔说:“即使是反革命也不能打。”因不满被汪叔叔制止,有人告到上面,要求干校 不要参与三大队的事情。二大队也为抓五.一六点过一些学员的名字,但多是为了应付上面而不得不为之。后来我听说,我师傅和小于等都是抓五.一六期间被关起来的。到我们参加进去时,那里的革命气氛已消解了一些,我师傅还曾给我讲牛顿三定律。黑 龙江气候严寒,当地人都猫冬,而干校的猫冬是在政治学习中度过的。在机修厂时,我们都是在男同志宿舍参加政治学习。通铺上坐满了人,我们几个青工是其中文 化程度最低的。我听“老九”们念文件和发言,也听到他们脱口说出“犹抱琵笆半遮面”,或以“曲率半径处处相等,摩擦系数处处为零”来取笑人。我当即惊为天 人,更渴望读书了 。

干校成员中最引入注意是文工团员,他们来自空政歌舞团,歌剧团和话剧团。

我们到达半年后,在贵阳又另组干校,要从本校调一些人过去。当时很多人不想去,一个话剧演员就编了个剧本名为“有那么一个星期天”,剧情是说服人去 贵阳。剧中有四个角色,爸爸妈妈,兄妹俩个。我演妹妹,演哥哥的是空政话剧团演员徐哲林。演爸爸是空政歌剧团的刘痕叔叔,他原在“江姐”中饰演甫志高,演 妈妈是乔和春阿姨,她也是歌剧团的演员。戏演完了,我“爸”就动身去贵阳了。很多年之后,再遇到他们,还说起这段故事。我不知道为何会参加演出,很可能因 为我是文工团的后代,容易抓差吧。虽然我母亲一贯地不赞成我参加演出,但那时她还处于后专政时期,无力管我。

冬天农闲时,干校组织了一个宣传队,节目有歌舞和曲艺。我担任上半场独唱,曲目是毕业歌,另与三个女孩子一起跳舞。我唱歌不费气力,但舞得不怎样,完全是 凑数。空政文工团的独唱演员徐菲阿姨担任下半场的独唱。她唱民歌,还唱河北梆子。压轴的节目对口词的表演者是舞蹈演 员辛某某和话剧团演员栾某某。辛XX曾于50年代在东欧的某个青年联欢节上获过舞蹈奖。我记得对口词的最后一句是“跟着XXX 永远向前进”,此时辛XX从舞台右后角,一路翻到最前头,落地后站得稳稳的,再喊出“向前进。”他的表演总赢得很多掌声,须知这些人都曾是北京一流的演员 啊。因辛XX 的生活问题,其妻与之离婚,并视文工团为伤心地。但70年代后期,文工团招生,不知怎么竟然招到了辛的女儿,孩子的妈妈也跟来了,还是一副很担 心的样子。辛的女儿从小就瘦,总有些愁苦。后来她的演艺生涯并不顺遂,据说还出了一点事故,真说不清算不算孽缘。

除了干校宣传队之外,我还演过李铁梅和小 常宝,不过那两场戏都是业余之业余。铁梅的那场戏是与一个叫朱菲的女孩合演的《通说革命家史》,后来因当地节目太差,我们还参加了县级文艺会演。1970年底,干校附属卫东学校排演《沙家 浜》,让我演阿庆嫂的A角。B角是乔XX,1977-78年乔考取广播学院,我也考取大学,我曾在公共汽车上碰到她。她毕业之后曾主持央视的经济栏目,而 她曾经的夫婿就是饰演郭建光的男生。干校的小孩学员中出的名人还有马未都。《沙家浜》的其他演员年龄都比我小,与之对戏,我感觉有点像过家家,没有与空政 的专业演员同台那么紧张。沙家浜里最知名一场戏《斗智》,演起来很能调动情绪,而最难的唱段为《风声紧》。那段唱既长,又无人配戏,自觉有些吃力。我没学 过京戏,就像唱歌似地唱,因此人们都说我唱的是京歌。

演《沙家浜》时,我母亲也从烧火工调任音乐老师。她教五线谱,她的课成为一些人此生唯一的音乐教育,因而被念叨了很多年。当时被调到卫东学校的还有空政歌 剧团的周导演。我不记得他教过什么,但他负责排 演《沙家浜》。当时样板戏已经看了无数遍,不但早已记熟台词,连一招一式都记住了,拍练的目的就是把早已烂熟于心的东西实践一下。私下里,我以为我知道怎 么导演,不过就是站位和动作表情的配合。

参加演出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逃避劳动,还能吃到好东西,遇见趣事。我看过乌拉草长长地飘动于镜泊湖边, 养貂场里鬼头鬼脑的貂。人参种植园中红红的人参果让我想起动画片《人参娃娃》,闷罐卡车驶过结冰的湖面犹如俄罗斯小说中的场景。演出中,我也有了若干个第 一次,喝烈酒,吃狗肉,抓虱子….。

锄禾,麦收,秋收,1969年在“拉练”中结束。在拉练中,我们体会了极少数已知的国际事务---珍宝岛事件。我们进入了70年代,却对人类已经登月全然 无知!除了干活吃饭,校内交往,这世界的其他一切毫无选择地与我无关,而无关的生活一直持续至1971年秋冬。在那个冬天里,除我这类非干部,干校的绝 大多数人都 知道了林彪事件。在他们进行更封闭的学习时,我依然混沌地当着猪倌。即将进入1972,我终于也知道了那个惊天的消息,从此即便愚钝如我者也似乎明白了一 些事。虽然当时人们仍然闭口不谈,但私下又如何呢?或有人察觉到命运即将改变?或有人已知所有的一切都是骗局?直觉?还是顿悟?

在纷扬不止的风雪中,我走到立立家。她的父亲丁伯伯头一次被批准离开干校去探亲治病。在无人管束下,我,玉英,立立和立立的弟弟人人(他是4.12生的) 喝着酒迎来了1972年。我们并不知道,仅仅半年,所有的人都动身南行。我和玉英最后落脚南京,而立立和人人都去当兵。1979年,我收到了人人的来信和 戎装照,当时他正在越 南进行着什么自卫反击战。

40年过去了!我们上一代的干校学员或已作古或风烛残年。几年前,我去看望一位干校的老人,得知他记日记。我提出看看他的日记,他说真的无甚可读,若非今 天干了什么活,就是开了什么会。即便是同代人的回忆,我发现其中的许多虽已被简化得缺乏细节,却又被柔化得充满了祖国花朵般的情感。何以那种感情依然?或 许当时年龄太小,或许后来的生活乏善可陈,或许......。

干校岁月之于我是一段生活体验。回想那段生活,即便是演出的高潮期,也只有那几出戏和那几首歌。对一个人来说,童年和少年的歌曲即便不是至关重要,也是记忆 中最牢固的一部分。不幸的是,我的童年以及少年时代只有那几首歌,因歌词太政治化,后来也无心趣再唱。若有选择,我不会选择那样的生活。


初稿于2010年5月7日
改于2010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