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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再见的时候了
——纪念甘培根先生和他的妻子康力



作者:杜欣欣




甘培根先生和妻子康力


盛夏,夜雨淅淅,我独自坐在黑暗里,手边放着一瓶Abosulote伏特加。酒杯中的冰块似乎也醉了,它们晃荡着、碰撞着,不时发出轻轻的噼叭声。烈酒迷住了黑夜的眼睛,黑夜的泪纺成了暗色的丝线,它们编织起的岁月之网,网住了记忆的重影。

黑暗中,再次传来安德烈·波切利(Andrea Bocelli)和莎拉·布莱曼(Sarah Brightman)的歌声:“是说再见的时候了,那个地方,我从未见过,也未曾与你一起体验……”

甘姑父,力姑妈,你们不会责怪我吧?在大洋彼岸,在伏特加酒中,在一首为告别德国拳王而作的歌曲里,我向你们作最后的道别。

1999年,康力姑妈因癌症去世。表哥说:“妈妈去世之后,爸爸精神崩溃了。他痛不欲生。整天躺在床上,不吃不喝,默默流泪,学生们24小时地守候着他。半个多月过去了,他还是不吃不喝,沉默流泪。为了避免他睹物伤情,最后他必须离开北京。……”大表姐也对我说过:“在成都,姑父见到我,大哭起来。那是姑妈去世后,他第一次哭出来。他泣不成声。他说:他的命是姑妈给的,他真想和她一起去了……。”

“是说再见的时候了。”——这可是姑父宽慰的叹息?

六月在北京,我和姑父告别。他拥抱我,亲吻我的额头。在我的记忆中,虽然他早年留学美国,过去却从未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感情。他的举动令我吃惊,也让我感到不祥。半月之后,就传来了他去世的消息。

姑父,你走过的“那个地方,我从未见过,也从未与你一起体验。”

那是黑龙江虎饶的一片无名之地,沉睡千年,人迹罕至,飞鸿似雪如云。1958年,几百个人来到这里,开始农耕。他们不是闯关东的汉子,而是被流放的“罪人”,姑父就是其中之一。从此,这里有了两个名字,官名为853农场,“罪人”们称它雁窝岛。

当时,在那一片黑土地上,以数字编号的农场不止一处。我父亲和姑父同“罪”,他所在的农场编号为850。听父亲说:那时他们都住在地窝子里,天寒地冻还挖地修水渠。一次父亲发高烧,他挣扎着爬出地窝棚,吃雪解渴。到达农场的当天,父亲就看见一个人上吊自杀。那人挂在树上,已经僵硬了。

我和父亲谈起《夹边沟记事》:“那些人饿死前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么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说到这里,我难过得流泪。父亲听着,没有泪,他轻轻地说,“我们那里也是那样的,死前的人都浮肿。那时候,大家都想法设法找东西吃。附近有农民钓泥鳅鱼,大家都去买。我饿得走不动,去晚了,都卖光了。我看地上还有两条死的,拿起来就吃。可是还是饿得走不动。我倒在路边,想到反正也没吃的,死就死吧。天快黑了,走过来一个老农民,他说:‘兄弟呀,我看你真遭罪。我那还有点东西,拿来给你吃。’他拿来半碗高粱碴子,已经馊了,那点东西救了我一命。”

在那一片黑土地上,除了病死、事故死亡、冻死,最多的还是饿死的。当时能干活儿的人每天定量是7两粮食,病得干不动活儿的只有3两。每天清晨起床,那些起不来的、又无声无息的就已经是死人了。1960年秋天,我父亲去一个分场,看见一个空屋子里堆满死尸。

有人饿死,也有人撑死。1960年初,一些人听说有可能回家。他们想:见到家人,起码气色要好一点儿。于是他们拿出最后一点钱和粮票,想方设法地换东西吃。有人吃得太猛,太急,太多,就这样撑死了。那些终于可以回家的也并非人人幸运。有人本来就病着,在火车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到了北京,他家里人来接,才知道亲人已死,尸体就在半路给火化了。那家人只得去火化的地方寻找骨灰。

表哥说:“从1959年下半年起,能吃的东西越来越少。我爸爸当时在伙房工作,看着人来偷吃。来偷吃的人以前都是教授专家,饿成那样还管什么脸面。我爸也幸亏在伙房才没有饿死。”“我们那里,很多人饿死。好多饿死的都是大个子。越是强壮的人,越容易饿死,也许他们需要的比较多。我个子小,反倒挺过来了。”父亲告诉我。

我父亲总算挺了过来。甘姑父也挺了过来,可是他却成了残疾人。

小时候大人们说起姑父,总会提到他的那条腿。他们小声说:“那是被打成右派时弄残的。”1980年代,姑父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生部主任。因为同学报考研究生,我受托去见他。那是我成年之后第一次见到他。他坐在一张木椅上,瘦瘦的,有点儿过于严肃,让晚辈感到拘束。我们说着话,他的话很少,我也不知再说些什么,挺尴尬地对坐着。他送我出门,拿起放在椅子旁的拐杖。此时,我才看见他的一条腿短了一节。为了就和那条残腿,他的身子总向左倾,如果不是那条腿,他至少有180公分高啊!

在雁窝岛,甘姑父半夜挑着担子,走几十里地,给连夜工作的拖拉机手送饭。他走着走着,感到关节疼。他不以为意,忍着疼继续走。没想到,连续几天,他的关节一直疼,而且越来越厉害。先是疼得无法走路,然后无法站立,最后无论怎样都感到疼痛。他开始发高烧,躺下之后就爬不起来了。当时他不知道自己患上了急性化脓性髋关节炎;他也不知道如果打一两针青霉素,这病就可以治愈,至少不会恶化到那样的程度。可是当时853农场根本无药。

农场通知力姑妈:“人已经不行了。你要来就赶快,但不能保证他还活着。”力姑妈当机立断,将孩子托付出去,孤身一人乘火车赶往北大荒。当晚,伴着时近时远的狼嚎声,她只身走在荒野上,一边走一边想:“离家时还好好的一个人,怎么突然就不行了?”几十里路之后,她终于看到了一点灯火。

力姑妈见到丈夫,发现他还活着。同住的人说:没人能靠近他。一阵微风,一点儿震动,都会使他疼得直打哆嗦,都会让他疼得低声呻吟。这几天他连呻吟的力气都没有了,无声无息,犹如一具石像。可是当人走近,这石像的嘴角就会抽搐。疼啊!

“我必须带他离开这里,我必须救他!那大概是妈妈当时唯一的想法和尽力去做的事情。”表哥说:“我看见爸爸从火车窗口抬出来。抬的时候,大人们一直说‘轻一点儿,慢一点儿’。我不能走近爸爸,怕震动让他更疼。我真想和他说话,哪怕远远地叫声爸爸,可是他已经完全不省人事。”

将丈夫带回北京之后,力姑妈四处奔波,辗转找到协和医院的周大夫。这位大夫是梁启超的女婿,也是留学归来的,应该是当时最好的骨科医生。周大夫为姑父切除了坏死的关节。因为当时没有人工关节,大夫只能用钢钉将腿固定连接起来。姑父的左腿是保住了,但却短了一截。

那年,姑父35岁,从此他再也离不开拐杖,而且要穿一种特制的鞋。他的残腿只能做一定角度的弯曲,下蹲十分困难。在中国,蹲式厕所占绝大多数,个中之艰难,旁人难以想像。虽然姑父残疾了,但是如果没有姑母的话,他早已成为北大荒的一摊白骨。

1942年,17岁的姑父同时考上了武汉、重庆、燕京等五所大学。后来他去了燕京大学。当时的四川相对闭塞,特别是在英语教育方面。姑父不仅很快就适应了燕京的英文教学,并在郑林庄、赵守愚、唐炳亮、陈志等人的授课中,学习西方经济学。他也选学了陈寅恪和吴宓的课。

在燕京大学,甘姑父遇到了力姑妈。当时他们的恋爱震惊了整个校园。 力姑妈家世显赫。她的父辈共有兄弟四人:大伯康心孚(人称中国第一位社会学家),二伯康心如,父亲康心之,叔父康心远。力姑妈的两位伯父早年留学日本,并参加了同盟会。康心如曾与张季鸾一起办报。1913年-1916年,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钱粮胡同,康二爷心如“每从上海至京,必去请益”(注1)。

1920年代,康心如开办美丰银行,后来这家银行成为四川首屈一指的民营大银行,而且“我们党在困难的时候,康家美丰银行在经济上帮助过我们”。(注2)除了康心孚早逝,康氏兄弟还投资民生轮船公司、四川水泥厂、重庆电力公司、重庆自来水公司等。在中国金融企业史上,康氏家族写下过浓重的一笔。

康氏四兄弟各有4-8个子女。因我的亲姑母嫁与力姑妈的长兄,于是我就随表姐称呼这一家人。因为这个家是大排行,姑姨叔舅连同配偶就有几十人。我年幼时,总搞不清他们的关系。表姐就教我在称呼之前加上姓名,“康三爷爷”、“岱沙姑妈”、“力姑妈”等等。

康心之育有三女,康彰、康岱沙和康力。与康家联姻的人当中,不少人出身世家。女婿中也有些名人,康心之的长女婿张平群曾任国民党政府驻纽约的总领事,次女婿陈叔亮曾任中共驻柬埔寨大使。而甘姑父并非世家子弟,一听“培根”这个名字就知道是来自乡下,那是生了一堆女儿之后,好不容易得来的“根儿”。在许多人眼里,他与力姑妈之间真是门不当户不对。

然而,门第从未成为姑父母爱情的障碍,政权更迭和严酷的生存环境也从未让他们的婚姻变色。

1948年,甘姑父通过国民党政府的出国留学考试,到美国攻读金融专业的硕士学位。1949年10月,姑父完成硕士论文答辩。那时的留学生也不富裕,毕业时,姑父欠学校17美金。当时中国政权易手,他因惦念妻女踏上了开往香港的客轮,据说那是最后一艘免费运送留学生的船。离开美国时,姑父手里只有几十块钱。为了留在路上用,他无力偿还那17美金的欠款,他也因欠款而无法拿到学位证书。

甘姑父是一个家庭责任感很重的男人。当时他从海外归来,主要担心的是政权更迭中家人的命运,并非像一些人当时或事后美化的那样——要报效新中国。回来之后,他看到妻女均安,也看到老家正在土改。他一直在看中国的变化,并未明确地考虑过“去”或“留”的问题。后来丈人因故北上,他决定带妻女跟随。1950年他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工作。

1950年至1957年,是甘姑父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候。那段时间,他学有所用。毕业于燕京新闻系的力姑妈在《北京日报》做记者。表哥于1953年出生,家庭生活十分幸福美满。

表哥说:“反右之前,爸爸在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工作,当时还是工会组长。他负责组织职工的业余生活,写版报,举办舞会。爸爸被打成右派不是因为他有什么言论,而是他把一些人发表的文章贴到墙报上。后来那些文章的作者成了右派,他也因此被打成右派,还被子虚乌有地说成是‘甘归集团’(甘培根和归淇章右派小集团)”。我说:“那叫无声右派。”“你怎么知道?”表哥问我,“因为我父亲也是无声右派。他只是转述了费孝通的言论。”

“当时,当局说右派是人民内部矛盾,和地富反坏不一样。爸爸虽然感到委屈,但还是真心地相信党,认为自己有错,应该好好接受改造;等改造好了,摘了右派的帽子,他还可以为国家好好工作。所以爸爸在东北时,非常努力地工作,争取尽早摘掉右派的帽子。他是第一批摘帽子的。可是后来爸爸发现:即使摘了帽子,他也不在人民内部,而和‘地富反坏’同等对待。”表哥的这番话,父亲也对我说过的。姑父为争取早日“摘帽”而努力改造的故事,也是多数右派的故事。

姑父被打成右派之后,力姑妈也受到了牵连。她被调到中学做语文老师。当时,许多右派的妻子被迫或自愿与丈夫离婚,力姑妈非但不弃不离,还将奄奄一息的丈夫带回北京就医。

回到北京,首先就是住处问题。当时表哥一家住在二楼,担架抬不上去。力姑妈的弟弟也被打成右派,也被发配到东北。他有一小间平房,甘姑父就被送到了那里。据我所知,仅康心之这一家,子婿六人中的一半是“右派”,连时年67岁的康心如老先生也未能逃过这一劫。

手术之后,甘姑父需要营养。当时正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因为力姑妈的姐姐岱莎姑妈是老干部,可以定牛奶。表哥每天走1个小时,去为父亲取牛奶。姑父被打成右派之后,工资减少了许多,家里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姑妈,家中诸事也多靠姑妈打点。当时力姑妈的其他兄弟姐妹也尽力周济和帮助。

1978年,甘姑父组建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所研究生部。从那以后,他经常出差,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并出国访问。每次外出,他的行装都由力姑妈打点。行李中总有一个小盒子,里面装着香烟。力姑妈反对他抽烟,但是外出开会有时又不能不抽。根据他外出的天数,力姑妈为他准备香烟,“这里面一共有20支烟,每天两支。这里面一共有……每天……”,力姑妈的叮嘱仿佛还在耳边。

听我父亲说:年轻时的甘姑父十分活跃。他和力姑妈谈恋爱时,经常骑车去野外郊游。因为身材高大,他打排球篮球也打网球。他还喜欢跳舞,在50年代初风靡一时的交谊舞会上,他的舞姿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从甘姑父的外貌上,我能想像他当年的翩翩风采。可在接触中,却怎么也不能将沉默寡言的他和“活跃”连在一起。

记得前几年回北京,我去看望甘姑父。我对他说:我想把康家的事情写一写。他点着我鼻子:“你真是一个小傻瓜,人家都让我们忘记,你还要写一写。”说完就不再开口。当时岱莎姑妈也在场,我就问她,她说:“那年你爷爷把我从监狱里保出来,我就去了延安。参加革命就算背叛家庭了。解放后,又长年驻外,实在不知道家里的事。培根,你比我清楚,你就给欣欣说说吧。”甘姑父还是沉默着。

直到我离开之前,他才开口:“爹爹(指丈人康心之老先生)为人好客,仗义疏财。他与于又任、邵力子都有深交,和周恩来接触也比较多。你二表姐的名字‘康协’就是为纪念政协成立,邵力子先生给取的。解放前,在重庆领事巷10号的家里,经常有许多人来吃饭。于右任、邵力子、张季孪还有其他人都或长或短地住过领事巷或汪山的别墅。人称爹爹是‘孟尝君’,‘家有食客三千’。解放后,他没什么钱了,但依然慷慨。我姐姐有6个儿子,‘三年自然灾害’时都正吃长饭。爹爹每隔一段时间,就带着这几个孩子去吃饭。当时他是全国政协委员,有些优惠,可以去政协礼堂或四川饭店吃饭。爹爹自己不吃,就看这几个小子吃。”说完又是沉默。

因为“右派”而牵连家人,又因为残疾而需要照顾,姑父一直觉得没有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愧对家人。姑父常说:“1957年的教训太大了,真是太大了!”我觉得这言外之意就是祸从口出,虽然他并无言论。

我父亲曾讲过一个“右派”同伴,直到他死的时候,父亲都没听过他说一句话。这个人就是因为说了“错”话而当了“右派”,从此他发誓再也不说话。今年5月我去印度。一个夜晚,在喜马拉雅山中的Badrinath神殿附近,人们指给我看山上的一盏灯,那是一位24岁的修行者,在那里已经修行了6年。修行期间,这个青年从不说话,自愿沉默在大自然的神灵之中,人们称他静圣。

自35岁之后,在大多数时间里,唯有和妻子在一起,姑父才会说些话,他的话似乎也只说给妻子听。姑母去世后,虽有表姐照顾,但因残疾行动不便,姑父大多困坐家中。他最盼望岱莎姑妈等来访,可惜那一代的至亲也所剩无多,又因风烛残年,来往不便。在姑母故去的七年中,姑父在沉默中度日,无处话凄凉!他也从不走进亡妻的房间,正是日日断肠,惟有泪千行。

去冬以来,姑父一直缠身病榻。他住在加护病房里,被切开气管。表哥从美国赶回,整夜陪伴着他。因幻影幻觉,姑父恐惧得无法入睡,当他清醒时,却又因担心一睡不起,依然通宵无眠。姑父在黑暗和记忆中煎熬着,徘徊在生死之间。

出院之后,姑父说如果再次病倒,他宁死也不去医院。切开气管的感觉犹如正在溺死的人——无法呼吸,头脑却清醒地意识着死神的逼近。虽然姑父的身体恢复得很慢,性情却变了很多。他爱说话了,随意随性地过日子,似乎突然间,他放下一切沉重。也许那时他就已经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

母亲的老友,也是姑父的燕京校友何定阿姨(注3)告诉我:一次在北京西苑召开的燕大同学会上,姑父出乎意料地站起来,即席做了一个长篇发言。他主要讲燕大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他讲得非常激动,讲完后出门时,因为激动,竟然认不出老同学。为了记录此事,何定阿姨曾赋诗一首:

    人间四月好春时,翘首西苑望欲痴。
    蓉址成尘转作梦,燕园似画又入诗。
    花神唤我观新萼,竹影拂石忆逝师。
    九字真言今悟得,迎风诉雨故人知。

姑父终于将积存心里几十年的话诉与风雨和故人。

今年6月,我因事回京。给姑父打电话,“您先午睡,我等您睡醒再去看您。”因戴着氧气,我听不清楚姑父的回答。到了下午3点多,突然表姐来电话:“老爷子等着你呢,怎么还不过来。”“什么,他没午睡吗?”“没有,一直坐在客厅里等着呢!”我慌慌地跑去。

姑父看起来胖了一些。我说:“您胖了,气色很好。”他说:“从医院出来后,能吃能喝。有时我自己买东西回来吃。他们不让我吃,说那些东西对老年人不好。我不管,照样吃。”言谈中,我从未见过姑父如此开朗。虽然戴着呼吸器,他谈兴很高,“白天,我让护工推着,走遍附近的大街小巷。我们去了好多地方,那些地方,从1957年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唉,从35岁到81岁,姑父一直是拖着一条腿,从来没有那么痛快地“走”过,更不用“走”遍了。

看着姑父,我想到了“乾隆盛世”时的诗人黄仲则的一句诗:“马因识路真疲路,蝉到吞声尚有声”。

2006年7月7日清晨,他起来要水喝。待表姐把水端来时,他已去了,走得十分平静和安详。

每次我回去看望姑父,总担心下次见不着了。他的去世也算是预料之中。噩耗传来,我既感到难过也感到欣慰——毕竟“是说再见的时候了”!

姑父,你去的“那个地方,我从未见过,也未曾和你一起体验。”但是你已经和力姑妈相会相伴。

(注1)摘自康心如手稿《章氏丛书》
(注2)根据周恩来1957年2月在重庆会见康心远时的谈话
(注3)《苍凉岁月》作者,《彭德怀传》主要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