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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陆平纪念文集》


作者:杜钧福


原北京大学校长(一九五七—一九六六在任)陆平(一九一四—二OO二)是中国当代历史上一位知名人士,虽然官不大不小,却一直处在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之中。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涉及他的公案颇多,评价不一。时至今日,人们自然希望知道陆平或接近他的人对这些事件是如何看的。或者说,陆平本人应对这段历史有所交代。另一方面,对于我们这些曾生活在陆平治下的北大校友来说,更关心有关陆平的人和事。

幸好,今年三月份,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陆平纪念文集》,包括陆平本人及其子女的回忆录,以及在北大的同事及部下的回忆文章。其内容涉及这一段颇具争议的历史,有很大的史料价值。书中也包括陆平原来在铁道部的同事的文章,因不熟悉这段历史,在本文中暂且不论。在以下的引文中,我们略去书中每篇文章的题目,只提作者,因为这些题目一般都很长。

大家所关心的,其实是这样几件公案:反右、调走江隆基、邹鲁风之死、批判马寅初。当然还有文化大革命,但其过程已比较清楚,问题是如何评价。

首先谈反右。一般认为,反右开始时北大的党委书记江隆基是位好好先生,希望用辩论的方法制服右派,因而压不住场面。于是中央将铁道部的陆平调来,用铁腕镇压了右派并继而进行残酷迫害,造成了旷古未有的大冤案。

对这一及其它批评,书中王效挺的文章似乎是专门辩诬的。他说,一九五七年十月十八日,陆平被任命为北大副校长,十月二十六日,被任命为党委第一书记。十月十九日,校务委员会开会讨论“反右派及整风第三阶段工作”。江隆基副校长报告说截止到现在,教职员中有右派九十人,学生中有右派四二一人,共计五一一人。(和以下数字有些不符暂不论)

一九五七年底到一九五八年初,上级指示反右补课。一月三十一日,党委副书记谢道渊向校委会报告处理右派分子情况时说,“到去年十月底共有右派分子五二六人(其中教职员九十人),后来反右补课,补划一七三人(其中教职员二十人),现共有右派分子六九九人,其中教职员一一零人,学生五八九人。”

他的意思是,陆平来到北京大学的时候,大部分右派已划。陆平对此不应负责。他只对补划的负责。

伊敏的文章也如是说:“他来北大时,反右派已近尾声,大部分右派均已划定。他来北大以后也按照‘左’的标准划了少部分右派分子,但他觉得按照这一思路划下来,打击面太宽了,因而也制止了一部分报批的右派分子。”

他所说的“制止”,是指陆平对各系报上的右派分子候补名单没有全批。陆平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也说,对各系报来的名单,一部分未划。“这件事做得是对的。”

我未经历北大反右,也不掌握有关资料。此说也许能澄清有关问题,减轻陆平在反右中的责任。希望知情人核对。但陆平到底是哪天来北大的,书中未提,实际上很重要。我还对他最后一句话感到很不舒服。举一个或许不恰当的例子:有个保险柜中有六百万块钱,某贪污犯拿走了五百万。事后他在法庭上说,我没拿走那一百万,“这件事做得是对的”。或许我们还应感谢他,例如皇帝要某官员死,但开恩不将其斩首,而是令其自缢,某人及其家人一定感激涕零,谢主隆恩。

第二桩公案是“赶走了江隆基”。江是著名教育家,在北大有良好的声誉,能团结知识分子。一九五八年陆平来后,他被调往兰州大学,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王效挺的文章说,这“完全是诬蔑不实之词”。一九五七年十月,陆平调北大任党委第一书记、第二副校长。江隆基任第二书记、第一副校长。一九五八年九月,中央决定调江任兰州大学校长。“十月下旬开始,在鉴定过程中,常委们提的一些意见,江隆基同志有些接受,有些保留。”他的意思是江完全是中央调动,与陆平的排挤无关。一眼就看得出,这些完全是官话。

同一本书上谢龙的文章对此只有一句话:“江隆基书记兼副校长因抵制极左而调离北大。”由此可见,“赶走了江隆基”未必没有根据。

第三桩公案是“逼死了邹鲁风”。这句话据说出自聂元梓之口。邹鲁风是原人大副校长,后调北大副校长,在一九五九年因调查人民公社问题在反右倾运动中自杀身亡。

王效挺的文章说,这也“完全是诬蔑不实之词”。他说,邹是一九五九年四月调北大任党委第一副书记兼副校长,五月二日到校。一九五八年末,人大、北大联合组织人民公社调查组,邹为总负责人。一九五九年五月下旬,派往各地的调查组成员陆续回京,分三组进行总结。八月,一个小组的材料传出后,一些内容被登在内部刊物上,题为“人大、北大部分师生猖狂攻击人民公社”。九月,市委召开十七级以上干部会,市委负责同志点名批了人大、北大人民公社调查组。会后北大党委开会,“也互相提些意见”。邹却于十月二十六日夜或二十七日晨自杀。“此前北大对他没有开过一次批判会”。

他把这事说得太轻飘飘了,还不如陆平本人的叙述实在:“十月二十五日,他在北大党委常委反右倾整风会上做了一次检查,常委同志对他提了一些意见。没有批斗,气氛是和缓的。邹提出‘停职反省’的要求,常委没有同意,并指出‘停职反省’的想法不妥当,要从积极方面去着想。邹表示同意。由于当时我觉得邹对错误认识不够,思想负担很大,便在当天晚上到他在北大的寓所和他谈了一次话,劝他好好检查自己的错误,不要负担太重,犯了错误改了就好。他表示他是多年的党员,这件事能经受得住,也想得开。没有料到他在二十六日夜自杀了。”“可见他自杀的主要原因是人民公社调研组被列为批判对象后,他感到压力太大而致。”

不能说陆平的话毫无道理,当时的北京市委应负有责任,但他想摆脱干系也难。邹已经是思想负担很大了,陆平还认为他对自己错误认识不够,他的思想负担岂不是更大了,还能不自杀?

我是一九五八年入学的,但未能见江隆基、邹鲁风两位副校长一面,可是从同学师长口里,不断听到对他们的正面评价和对他们离去的惋惜。所说的“赶走了江隆基,逼死了邹鲁风”,就是在同学中间广泛流传的说法。对这二事件的细节,我至今并不清楚,希望历史学家研究,但是当时我们根据在北大生活的亲身体验,都相信这话是真的。

一九六六年六月初,聂元梓的大字报发表后,在不谙时事的普通老百姓中流传一种说法:聂元梓是邹鲁风的夫人,邹当时的立场完全是正确的,只是方法不对。这流言当然很快不攻自破。但是,谣言本身往往是老百姓们所希望实现的愿望。它清楚地表明了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寄托与希望。

第四桩公案是批判老校长马寅初。这是我们亲历的。我记得发生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声势浩大,全校师生,包括我们这些理科学生,也都写大字报,批判他的经济理论“团团转”。批判以后不久,马校长就被解除职务,由陆平取而代之。

陆平本人在书中对这一批判未做任何交代。但是书中陈守良的文章中披露:“我问他,为什么批判马寅初校长。他说,我再蠢,也知道马老不能批呀!康生要我批马寅初。我说马不能批。他仍坚持要批。我说你实在要批,可以让人民大学批,北大不能批。康生说,我就是要你北大批。”

当然他后来还是批了,而且批得声势浩大,将马批下了台,他取而代之。

我们相信陆平讲的是真话,是康生让他批的。但是康生让他如何批,批到什么程度,是否让他取而代之,我们却不知晓。

陆平的话使我想起一个人,就是他所深恶痛绝的聂元梓。在陆平批马寅初的六年半后,也在康生策动下,聂元梓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揭发批判陆平。对于康生和聂大字报关系的深浅,有一些争论。我觉得,事实真相应该弄清,但这一关于细节的争论对研究文革历史没多大价值。陆平及北大原来和现在的当权者都竭力主张,大字报是康生直接鼓捣出来的,以此证明聂元梓的邪恶。

这里有件奇怪的事:都是受康生指使批判北大的现任校长,陆平实行于先,聂元梓继续于后,看不出二者有什么实质区别。聂元梓是在仿效陆平,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但是,受康生指使这一点,在陆平,是其清白的证明,在聂元梓,却是其邪恶的证明。所以,陆平将两事件都竭力往康生身上推。这里的逻辑,我思索了几天至今还没想明白。

不要以为这书的内容都是些阿谀奉承之词。北大至今仍不乏有识之士。我们也应该感谢编者。我再引书中几段:

“这种愈演愈烈的极左政治风暴,肆无忌惮地扼杀了北大的学术自由传统,对创造世界第一流大学设置了重重障碍,其负面影响是‘深远’的。如果正视现实,可以说这种负面影响至今尚未完全消除,…”(谢龙)

“一九五八年以后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陆平同志领导北大工作。这段时间,政治运动不断,挫伤了许多好同志。虽然他不是始作俑者,但在北大他当然负有主要责任,而他也从来不以执行上级决定为由推卸过。”(胡寿文)

最后一句是春秋笔法。他是否推卸责任,我们已经看到。

这书保存了一些史料。一九五九年,在批判马寅初的同时,还批判了“党内专家”。这是我们普通学生不知道的。一九六四年还批判了哲学家冯定。这些批判“在党内发生较深的消极影响”(夏自强)。从此依稀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在北大爆发的一些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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