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存真》     回二闲堂  回目录




不愿想起 不能忘记


作者:方 非


一、金 条 与 书

当年,我家住的宿舍大院要折了盖楼,于是我们搬到了一条深深胡同的一个小四合院里。刚搬去两个多月,“文革”就开始了。一时间红色恐怖席卷京城,满耳听到的,不是“破四旧”就是“抄家”。

一天我回家,天已黑了,满胡同的树影在灯光下摇曳,走到门口,忽然发现大门两边的树影下站着两个人,吓了我一跳。我不认识她们,但一看那装束神情就知是街道上的造反派,我不明白这时候她们站在这里干什么,心中奇怪,她们也在黑影中一声不响地盯着我。我推门走了进去。

半夜时分,门被砸得山响,一群陌生人闯了进来,他们手抡着“武装带”,破门而入后一句话不说就开始又翻又砸。当时父、母都已被关进单位的“牛棚”不能回家,家里只有奶奶带着我们几个孩子,他们喝令我们站在一边低头认罪。

只听皮带抡得呼呼响,耳边一片稀里哗啦的破碎声。他们闯进来时我认出其中两人就是傍晚站在我家大门口的那两个,我想,这就是抄家了。

他们不停地在屋里乱摔乱砸,过了一会儿,有几个人趴在墙上或地上一边敲一边听。事后我才知道,他们是在找夹墙或地窖。可当时心里非常奇怪,不知他们在干什么。几个屋子都这么折腾遍了,最后有人突然喝问:

“说!你们家的金条都藏哪儿了!?”

这句话令我瞠目结舌,真是闻所未闻。

从进入中学争取“入团”开始,我就知道了我家的“问题”是属于“思想上、政治上”的,因为父亲是“右派”。为此,团组织找我谈过多少次话,我也“认识”过多少次,全都围绕着这方面。

可现在,他们忽然对我提到什么“金条”,问我家有没有金条。

这话我听起来简直太荒谬了,不由得脱口而出:

“我父母都是靠工资吃饭的,我家哪儿来的金条?”

有一个红卫兵小将抡着皮带喝道:

“还不老老实实交待!还敢顽抗!要不是刚刚颁布了[十六条],毛主席叫我们不要打人,我!我真想打人!说!金条藏哪儿了?!”

“说!你们家的秘密地窖在哪儿?”

皮带带着呼呼的风声一下一下抽在椅子上,把椅背上的漆都抽掉了。

多年后我才知道害怕:

阿弥陀佛!幸亏公布了十六条,多么伟大英明的毛主席!

阿弥陀佛!多么听话的红卫兵小将!这真是红卫兵最听毛主席的话!

正在闹着时,忽听有人在院里兴奋地喊了起来:

“快来!地窖在这儿呢!”

他们一窝蜂地冲了出去。

院里一个隐蔽角落有一间屋子,门紧紧地被一把大铁锁锁住,他们认定金条藏在这里,勒令我把门打开。我告诉他们这院子是单位宿舍,这是公家的房子,里面堆的是公家的一些杂物,我没有钥匙。他们不信,喝道:

“到现在你还不老实!你们家的金条准藏在这儿了,赶快打开!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他们嚷嚷着要砸门撬锁。这时有位邻居出来,证明我说的是事实,这间屋子是公家的,里面堆着一些建筑材料,都是公家的东西,钥匙在单位。

他们根本不听,问他是哪儿的,与我家什么关系?那位邻居说他也住在这院,与我父亲是一个单位的。还是不行,问他什么出身,于是人家正色道:

“我出身贫农,革命退伍军人,现在是单位的保卫科长。”

这样,他们才不喊了,也不再要砸那间屋子的门了。

他们又回到了屋里,在一堆破碎杂乱的东西中进一步地仔细翻腾。不一会儿,从父亲书桌的抽屉中翻出了一张集体合照,他们认出了上面的几位国家领导人。于是在一片惊愕的议论声中,我听明白他们原来对我家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既不知道我父亲姓甚名谁,也不知道他做什么工作、在哪里上班,连我们这院是单位宿舍都不知道,还以为这整个院子是我们家的。

到这时我才注意到来抄家的人,除六、七个街道上的造反派外,还有十几个穿黄军装、戴红袖章的红卫兵,其中大部份红卫兵竟然都是外地口音。

后来,他们又翻出了我母亲的日记,其中写到对于父亲被划为右派想不通,他们说是反动日记,交到母亲单位,从此我的母亲再也没有回来。

找不到金条,也没看出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这时天已亮了。他们有人去打电话叫卡车。其他人没事干,开始审问我奶奶。问她什么出身。奶奶说是地主。有一个红卫兵就抡着皮带喝道:

“你这个老地主,现在蒋介石喊着要反攻大陆,你一定很高兴吧?你整天盼着他回来吧!”

这又是太荒谬了!我忍不住又说:

“我奶奶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那个人抡着皮带说:

“你还敢顽抗!把她捆起来!”

于是他们用绳子把我的手从后面捆了起来。

他们还嚷嚷着要把我奶奶遣反回乡,交给贫下中农专政。一个街道上的人(后来我知道是街道主任)说: “我去给派出所打电话!”

一会儿她回来了,把那个总是抡着皮带的红卫兵叫了出去,在外面小声说了些什么,就再也没提遣反的事。

大卡车来了,他们开始往外抬东西,一箱箱一件件。

可能是那位邻居给父亲单位打了电话,单位很快来了人。他们来时,第一车东西已经拉走,正在装第二车。他们进屋来看了看说:

“这些书不能拿走,这里很多都是公家的。” 意在保护这些书。

其实即使他们不说,抄家的人也不会要那些书,他们已经把书都倒在了地上,只是费劲地把放书的大书架和几个高大的玻璃书柜抬走了。

大卡车拉了三回,拉走了我家所有的东西,只剩下几张床,一张方桌,几把椅子,这些都是从父亲单位借的,上面钉着刻有单位名称的铜牌牌。还有就是一地的碎片和一大堆书。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抄家的原因。

当年我们搬来时,单单是书,就用了两大卡车,一个个大木箱,沉甸甸地往下抬,这情景不知被街道上什么人看在眼里,记在心头,认准了那里面是金条!所以“文革”一开始,街道上的造反派就找来了一帮红卫兵(其中大部份是来京串联的),到我们家抄家找金条。

但有意思的是,最后他们拉走了我家所有的东西,包括那些大书架和玻璃大书柜,唯独忽略了那些曾使他们认为是金条的书。说起来,那里面还真有些值钱的版本和一些值钱的字画呢。后来父亲单位的人把这些都拿走了,“文革”后期,国家作价买了去。

后来,开始退还抄家财物,还成立了一个办公室,那时我早已去农村插队。那年回家探亲时,我找到了那个办公室,并不指望要回什么东西,只是希望能得到正名。人家翻了半天,最后说抄家名单上没有你家,说凡是我们抄过的这里都有纪录,拿走的财物也都有登记,于是让我看一个大表格,密密麻麻的。

于是我才弄清楚,街道办事处,是政府最低一级的行政机构;而街道居委会,只是群众性的组织。那次抄我家的是街道居委会的人,我又跑到居委会去问。当年参与抄家的人都说这事不是她们负责,是某某校的红卫兵。我又到那学校去问,说都去农村插队了。至于来京串联的那些红卫兵,就更无法找了。

我再跑到退还财物办公室,得到的最后答复是:这是群众运动,要保护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对这事我们应该理解。

于是,我对这次抄家的最后理解就是:抄了就抄了吧,你就当它没发生过。


二、土 匪 与 存 折

小时候最喜欢听奶奶讲故事,不是神话传说之类,而是奶奶亲身经历的各种事情。奶奶能把当时的每一个细节和心情都记得清清楚楚,讲得活灵活现,引人入胜。后来父亲常说,可惜奶奶不写小说,要写一定能写得非常好。

奶奶出身名门世家,但奶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离乱之中度过。

奶奶与爷爷结婚后就一起离开了家,那时她才十几岁。先是陪爷爷到日本去学习,然后回国教书,辗转于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一些大学之间。

有一年他们又要坐船上路,正是大夏天,头上大太阳晒着,那时我父亲还不到一岁,并且正在生病拉肚子。

“怎么办?真是把人急死着!过后还是你爷爷想了个法子,把旧衣服撕成片,有那么一大包,一路走一路换,换下来就不要了,丢到水里。”

奶奶稍带些桐城口音的绘声绘影的述说使我听得入了迷,丝毫也没有体会到其中的艰辛。

抗战初期,父亲十几岁。当时爷爷在北京已经另娶,奶奶带着父亲在安徽老家过日子,他们母子二人逃难到桂林。一天敌机来轰炸过后,听说那个最大的溶洞挤死了人,当天父亲去的地方离那个大溶洞很近,奶奶拔脚就往那里跑。奶奶说:

“吓得我呀,脚都软了!跌跌撞撞地跑到那里,远远看去,那里哭天抢地挤作一团……,唉,可怜哟!”

那天父亲没在那个溶洞里,可是他看见敌机投的燃烧弹正好都落在他们租寓的那一片地方,警报一解除他就拼命往家跑,也是心急火燎。因为以往空袭警报,奶奶常常不出去,只是躲在屋里那张厚实的大方桌下面,幸好那天出去买东西,敌机临空,她就躲进了附近的一个小溶洞里。

奶奶讲述这事时,仍带着那种惊魂未定的神情,不断用手拍着胸口说:

“那天把我的魂都要嚇掉了!”

这个故事,直讲到他们终于互相找到。我等了一会儿,见她不讲了,就急着问:

“那房子呢,你们住的房子被炸了吗?”

“炸了,那一片都炸平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那你们怎么办,住哪儿呀?”

奶奶想了想,轻描淡写地说:

“记不得了,大概是住在亲戚家了吧,当时桂林还有几家逃难来的亲戚。”

接着奶奶又说:

“那时逃难,太苦了!你们没有经过,哪里知道那个苦!现在总算一家人能安安稳稳地住在一起啊!”

可是奶奶说错了,“文革”中我家家破人亡、家人四散。

那次抄家后,家中满眼破碎、一片狼籍,无异于当年日本飞机轰炸后的废墟,不同的只是房屋还在。

记得当时抄家的人刚出门,被迫低头站了一夜的奶奶就迫不及待地指着床下,让我爬进去。我以为奶奶的神经出了毛病,惊恐地看着她,说:

“奶奶,你要干什么?”。

奶奶一向爱整洁,旧衣服穿在身上也是纤尘不染、干干净净的。生病躺在床上也要时时梳头,保持头发一丝不乱。可现在,奶奶头发有些蓬乱,脸上的神情让我害怕。

看我楞着,奶奶更着急了,一手指着床下,又压低了声音说:

“快!我的枕头在床底下,你快把它找出来!”

我吓得二话不说,一骨碌钻到床底下,把奶奶的枕头拽了出来。只剩一个枕芯,是湖绿色旧缎子缝成的,奶奶接过来就撕,缝得很结实,撕不开。奶奶又让我找剪刀,哪儿找啊,连抽屉都没有了。

“奶奶!你要干什么啊?!”

奶奶急急地低声说:“赶快!赶快把这个枕头撕开!”

我从地上捡起一块碎磁片,一划,撕开一条大缝,奶奶伸手进去摸,摸着了什么,这才松了一口气,一下瘫坐在床边上。

奶奶从枕芯里把手抽出来,手里紧紧捏着一个小小的蓝色存折,递给我说:

“等街道上的人(指来抄家的那些街道造反派)都走光了,你赶快到银行把这钱取出来,一定要快!”

又说:“这折子里有三百多块钱,如今,我们只有这些钱了,这是我们的活命钱。”

前几天,旁边一个胡同的人家被抄了,接着就封了他家的银行帐号,这是院里的积极分子们议论时奶奶听见的。我出门去取钱时,奶奶一再嘱咐我,要小心,不能让“街道上的人”看见,又说,也不要害怕,慌慌张张的也会被看出来。

奶奶给我们讲过,当年在一次逃难途中遭遇抢劫,事前幸亏听了同行一个亲戚的建议,把钱缝进了枕芯里,所以只被抢走了包裹里一些零星的钱和几件首饰。“文革”开始,父亲被关了起来,母亲也经常回不了家,奶奶知道乱世又来了,就把自己唯一的一个存折缝在了枕芯里。抄家时,那个街道主任进来先四处看了一会儿,然后直接就来到奶奶床前,抓起了奶奶的枕头。她揪出枕芯摸了摸,又使劲抖了抖枕套。奶奶说:当时我的心都提到喉咙口了!

那个街道主任看看枕头里没什么东西,就把它扔在了地上,奶奶就慢慢挪过去,趁人不注意,一点一点地把枕芯踢到了床底下。

奶奶带着我们几个孩子,靠这些钱度过了最艰难的一段日子。若是没有这些钱,真不知我们会是什么样。

后来,家属们都要去干校,我收拾东西时拿起了这个枕头,枕芯上用线斜着缝了长长的一道。奶奶看着枕头,又一次心有余悸地说:

“那个街道主任比那些土匪厉害!那些土匪只晓得翻包裹,哪里会想到枕头里能藏钱,那个街道主任一定是知道的,她进了门就直接来翻枕头!幸亏我把存折藏在了枕芯中间,她没有摸到,真是嚇死人哦!以后也不能再把存折放在枕芯里了。”

当时我想,奶奶一定是年纪大了,有些糊涂了,怎么能把响应号召积极革命的街道主任与土匪相提并论呢?

而且,“以后”?但愿这一次奶奶又说得不对,但愿再也没有“以后”了。


三、小 棉 袄 与 中 山 装

我曾经有过一件非常漂亮的中式小棉袄,本来不是我的,我也只穿了不到一个月,就换了另一件………,不过还是让我从头说起吧。

“文革”开始不久我家被抄,抄家时是夏天,我们身上穿着单衣,床上铺着凉席,几床毛巾被,就这么多东西。稍厚一点的衣服与被褥都收在箱子里,所有的箱子都被抬走了。别说冬天,连秋天都没法过,怎么办?不过,这是当时奶奶在考虑的问题,而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些。

有一天奶奶说要给姑姑和另外的几个亲戚写信。奶奶已经七十多岁,眼有些花,手也有些抖,写个短信与亲戚们互通问讯或报平安都是我代笔。我问写什么?奶奶说问问他们有没有多的衣服或被盖,向他们要一些。什么!向亲戚们要?这太难以启齿了,我不写!奶奶说,知道你不会干,但是这个事总要有人来做,天一冷,你们几个穿什么?冬天怎么办?这个脸我来舍,我去要。

于是奶奶让我拿钢笔来。奶奶的毛笔字非常好,从小临魏碑的缘故,于重朴浑厚之中,又别有一种端丽绢秀。“文革”前,家里还存有奶奶年青时写的一些诗稿,一张张素雅的诗笺上,寥寥数行,疏密得当,那些比钢笔字大不了多少的毛笔字,象是撒下的一片锦绣花朵。若是有人夸这字写得好,奶奶就会很不以为然地说,唉,我这哪里称得上好啊,只不过会写几个字罢了。

“文革”前奶奶写信必定要研墨,我常常自告奋勇帮忙,但干不了一会儿又嫌烦,就鼓动她用墨汁。于是奶奶就以十分不屑的神情断然表示拒绝,并感叹我的字太不像样,又叹惜如今的学校竟然不认真教毛笔字,等等。

以前奶奶从不用钢笔,不会用。在我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居然有人不会用钢笔?不过现在奶奶也只好用钢笔了。毛笔和砚台摔碎的摔碎,拿走的拿走,什么都没有了。

我拿来我的钢笔和本子,奶奶握着笔,慢慢地,一笔一划,开始写。我看了几封,都是写给外地亲戚的,先问候一番,然后就是:

“家遭变故,衣服什物无一留存,秋冬将至,夹衣、棉衣尚无着落。家中如有多余衣物,望赐一、二。不多谈,他日再谢!”

然后,奶奶计划拜访住在本市的亲友。这反而不太好办,想着那些人家也很可能和我家一样的遭遇,即使没有被抄,处境也一定是很危险的,以我们现在的身份贸然上门求助,怕给人家惹来灾祸。最后好不容易确定了几家,我陪奶奶去。都很远,路上要换车。

有一次,好不容易找到了换乘车站,刚上车不久,有人看奶奶满头白发,就让了座,我道了谢,刚要扶奶奶坐下,忽然不知从哪儿钻出来一个带着红袖章的女红卫兵,厉声说:

“不许坐!先说,什么出身!?”

奶奶低着头老老实实地说:“地主”

“你这个老地主!解放前,你们骑在我们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出门不走路,坐我们劳动人民抬的轿子!如今解放了,你们出门还要坐我们劳动人民开的车,哼!让你上车就不错了,还想坐!还想骑到我们劳动人民头上吗?听着,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你不许坐!”

一时间大家都僵在那里,谁也不敢动。车轰隆隆地开着,那个座位就那么空着,红卫兵又指着那个让座的人说:

“你坐下!”

那人赶紧说:“我就下车了,就下车了”,说着向门口挤去。

过了几站,这个红卫兵下去了,我才松了一口气。当时我真怕她把我们轰下车,那么长的路,奶奶可怎么走啊!从那以后,坐车时再有人让座,我们就说马上下,即使有空座位也不敢坐了。

那时候谁家都不太富裕,但陆陆续续地,我家还是有了一些衣服,大大小小,肥肥瘦瘦,还有人给了一些棉花票、布票,还有一床半新的薄被和一条毛毯。有一天,寄来一张包裹单,奶奶一看字就说,是你大姑姑寄来的衣服。取来打开,果然是一包衣服。里面的一件一下子就吸引了我们的目光。那是一件中式缎子小棉袄,银白色底子,轻烟般若有若无的银红色撒花,花色奇巧。精致美丽的盘花珠扣直到领口,领子不高不矮,线条优雅。棉袄里是一层薄薄的丝棉,摸在手里温软柔和。

奶奶有些惊惶失措,把这棉袄拿在手里看了看,又赶快扯过一角毛巾被盖上。

直到晚上关好门,拉上窗帘,奶奶才让我试试。棉袄穿在我身上大小合适,暖和又不臃肿。但奶奶一直心神不宁地小声叨唠着:“怎么能寄这样一件衣服来呢!那边那个徐奶奶家有几件缎子衣服,都被红卫兵拿去剪碎了,这是‘四旧’!怎么能穿啊!”

听奶奶说,我的大姑姑穿衣服非常摩登,她的衣服一直都是托人从上海或香港买。这次奶奶已经在信中告诉她不要寄那些摩登的衣服来,只要寄些很平常的就可以,但还是寄了这件棉袄,看来这已经是她最平常的衣服了。其他那几件毛衣、针织线衣半新不旧,那样式和花色也都是这里所没有的,好在穿在里面还无所谓。只是这棉袄怎么办?穿在身上,边边角角总会露出来一点的。

这件棉袄搅得奶奶心神不宁,她不想让我穿,但只有这一件棉衣我可以穿,最后,奶奶找来一些蓝布,把这件小棉袄的袖口、领子、前后下摆全都严严实实地包了起来。那时我外面的罩衣是一件男式的蓝色中山装,因为太长太大,我把它的袖子和下摆往里一折,用线一缝,是我自己缝的,那针脚比绗棉被的针脚小不了多少。

即使这样,每天我出门,奶奶在家还是提心吊胆的。本来一个人关在家里,就容易把想象中的恐惧放大好几倍,再加上那天在公共汽车上的事情把奶奶吓怕了,她总怕我走在街上就被红卫兵拦住掀开外衣。我告诉奶奶没那么可怕,但是没有用,在奶奶眼里,这件小棉袄简直成了不祥与灾难的象征。

过了不久,又寄来一件半旧的水绿色与茶色条纹布面的小棉袄,奶奶马上让我换下身上那件,把这件穿上。

天气暖了,准备把脱下的棉衣收起来时,我才想起那件银白色的小棉袄,我问奶奶那件棉袄哪儿去了,奶奶如释重负地说,早送到委托行卖了,我听了,也跟着松了一口气。听奶奶说,那件小棉袄卖了八毛钱。 就这样,我们穿着亲友们给的衣服过了好多年。那件蓝色中山装,夏天单穿,冬天罩棉袄,我穿着它去插队,穿着它回家探亲。一天晚上街道上的人来查户口,进来一屋子人,她们就指指点点当面议论我说: “这孩子对自己要求严格,能与家庭划清界限,瞧她穿衣服多朴素。”

我一时楞住了,原来还有人这么看问题?

于是我第一次暗暗把自己审视了一番:无论冬夏,一件蓝色中山装,下摆缝着半寸长的黑色针脚,因为家里没有蓝线,我也没觉得黑线有什么不好。一条灰色的长裤,稍稍有些短。

哦,原来这样的衣服就叫朴素?原来穿这样的衣服就叫要求自己严格?原来只有当我的家被他们洗劫一空、自己别无选择地穿着别人给的衣服的时候,这才叫“与家庭划清界限”?也就是说,当我被打翻在地,再被踏上一只脚,这才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所应处的位置?

当然,这些具体的想法,是以后才有的,当时只是一种感觉。

我忽然又想到:当初奶奶不让我穿那件小棉袄,真是太对了,否则,万一不小心被她们看见,不知又会招来什么灾难。而我,还一直认为奶奶有些小题大作呢。

那件条纹布小棉袄,去年清理衣物时我从箱子底下拿了出来,想了想,又把它放了回去,我准备把它改成一个椅垫。

我以为我早已忘了那件银白色小棉袄,可是去年春节前后,看到大街小巷到处都有穿着漂亮唐装的男男女女,绸子的,缎子的,盘龙的,撒花的,各式各样,争奇斗艳。我也想买一件,于是就到各商店去转。进门就问,有没有银白色的?人家指给我看一件,不对;又看一件,还是不对;单是那花色就不能令我满意,不是花的颜色太红,就是整体颜色太暗,总之,没有我想要的那种。

于是,我才意识到,我脑子里其实一直有着那件银色小棉袄的影子。还记得当我第一眼看见那棉袄时,在一片灰灰蓝蓝的衣服中,只觉得它发出淡淡的光,象一弯皎洁的明月。此后在我的记忆中,这银辉就一直环绕着这件衣服。有着这样的银色月辉的照耀,又有哪件衣服能比得过它呢?

其实我也知道,那不过就是一件普普通通的漂亮衣服。

可是,生命中有些东西,失去了,就是失去了,永远不再回来。


四、历史、虚构与现实

第一次看《红楼梦》,还在读初中。宝、黛、钗之间的事,看得糊里糊涂。贾府被抄家一节,却有印象,觉得很可怕,贾府的人很不幸。

“文革”后再看,自己有了被抄家的经验,越看越觉得贾府的人还算不上不幸。

当抄家的公差突然闯进贾府时,他们惊得四散奔逃,同时喊着:

“不好了,不好了,多少穿靴戴帽的强盗闯进来了!”

只这一句话,道尽了被抄人家的惊恐与惶乱,不是亲身经历,是绝对说不出的。也许这并不是小说作者的亲身经历,但那次惨痛抄家的情形,肯定是通过讲述,在家族的历史中流传,这种细节,是编不出来的。 “穿靴戴帽”是公差打扮,代表着官府权威。平时他们随便进不了贾府,即使奉命进去办什么事,也是毕恭毕敬,大步都不敢迈,更不要说进内宅了。现在他们忽然凶神恶煞地直闯内宅,而且翻箱倒柜,又砸又抢,十足的一群强盗。可是仍然穿靴戴帽,仍然代表着官府权威。所以“穿靴戴帽的强盗”,这个名字再恰当不过。

贾府的人并没有因为他们“穿靴戴帽”代表着官府,就不敢说他们是强盗,而是冲口而出,意识中没有任何阻碍地喊出了“穿靴戴帽的强盗”这样一个词组。把“穿靴戴帽”与“强盗”联在一起,这在他们以前的语境中,是绝对没有的。

说他们算不上不幸,也正在这点。做为一个人,在灾难来临的一刹那,他们能够毫不含糊地遵循着保护自己的本能:不管你是谁,只要来抢劫我的家,你就是强盗。其实,这也是为人的最低权限,连动物们都懂得保护自己的窝不受敌人侵犯,更何况人。

而我们,在熟睡的深夜里,被惊心动魄的砸门声惊醒,看着那些陌生的、戴红袖章的人气势汹汹地闯进屋;看着母亲那么珍爱的花瓶、磁器被他们一个个抓起,狠狠地摔在地上;看着父亲视为至宝的胶版唱片被他们踏得粉碎;看着家被捣毁,家里最后一箱衣服被他们抬走;我们没有愤怒,没有反抗,更没有认为这是强盗行为,有的只是对这种“革命行动”的完全顺从。

当时,对一些具体的小事,我可以提出抗议,比如,家里确实没有金条,比如,奶奶确实没有欢迎蒋介石回来的意思。可是,对于他们的抄家,即使后来暴露出那么多的荒唐可疑之处,我对它的正义性仍没有丝毫的怀疑。

做为一个人,在那个时候,是什么,使我连自己的家都不敢保护?是什么,使我丧失了这种最起码的自我保护的本能?

斯大林大清洗当中,那些为苏维埃政权身经百战、出生入死、赫赫有名的开国功臣们,在法庭上当着世界各国记者的面,“坦白承认”了种种子虚乌有的“谋杀斯大林” 、“推翻苏维埃政权”的罪名,愿意接受极刑判决。这并不是严刑拷打的结果,而是他们的忠心与对领袖的崇拜使然。审讯他们的人最终使他们相信:承认自己的死罪,被判处死刑,这是革命的需要。

做为一个人,在那个时候,是什么,使他们连自己的生命都不敢保护?是什么,使他们最终相信,连自己的生命自己都无权拥有?

一群街道上的居民伙同一群中学生,仅仅因为怀疑一户人家藏有金条,另外,还因为这家是新搬来的“外来户”,人地生疏——这一点是当我对人性有了更深一步了解时认识到的,于是就去抄了这一家。市井中种种无端的猜疑和欺生的劣根性,青少年中的幼稚无知和盲目热情,这是任何时候、包括现在,都存在着的。那么,在那个时候,是什么,使这样的一些人聚合起来,膨胀起来,野蛮地捣毁了一个与他们素不相识、无冤无仇的家庭?

日本电影《追捕》里,关在那个可怕的医院中的“病人”,曾经都是些意志坚强的杰出的人,进了那个医院就完全变了。命令他用锥子扎自己的手,他就笑嘻嘻地狠扎下去;叫他从高楼上跳下去,他就快乐地、毫不犹豫地跳下去。原来,他们是被强迫吃了一种“神经阻断”剂,他们的大恼被洗劫一空,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意识和意志,一切听命于他人。

我知道那是电影里的虚构,实际上那种药和那样的情形都是没有的。但前前后后的想了想,我又有些拿不准了,那是百分之百的虚构吗?



《来稿存真》     回二闲堂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