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存真》     回二闲堂  回目录




音 容


作者:方 非


1966年的国庆节,说是意义特别重大,各路游行队伍铺天盖地。我们学校的队伍在东单一带等候,全体席地而坐。女同学按要求都穿上漂亮的花裙子,一片花团锦簇。忽然,有同学悄悄推我说:

"你看,你看!"

我抬头一看,有个女人,不知怎么走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就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一个劲儿地看着我笑。

她的头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一身蓝裤褂,中等偏高的身材,四十岁左右。她不看别人,单单盯着我看,嘴里还喃喃地低语着,边看边笑,边笑边看,可能站在这儿有一会儿了,还不断点着头。我有些纳闷,这人怎么了,为什么总盯着我看?

我也不由自主地看着她,忽然,一个念头在心的深处闪动狂跳:"是妈妈?是妈妈!那笑容,那眼神,是妈妈在看我!"

那是妈妈的笑容,含着鼓励与赞许。

那是刚上小学的时候,妈妈带我去看牙。被牙钻"嗞嗞"地钻着的滋味真不好受,周围很多孩子又哭又闹,搅得医生、护士和家长都手足无措。我尽管眼泪汪汪,到底忍住一声没哭。用了几乎一天的时间,最后医生嘱咐完注意事项,妈妈突然问:

"现在能给她吃冰棍吗?"

医生顿一了下,扭头看看我,笑了,说:

"冰棍?冰棍可以吃。注意不要吃硬的东西。"

走出医院大门,妈妈给我买了一根冰。她一向认为吃零食影响正常吃饭,任我们百般央求,从来不为所动。尤其这次牙上的小洞,她说就是吃甜东西吃坏的。可今天她居然打破她自己的禁令奖励了我,含着微笑看我吃冰棍。这微笑中所含的肯定与赞扬,像阳光一样,永远温暖着我的心。

还有那眼神,那是妈妈的眼神,心疼而满含歉意。

那是一个星期天,妈妈带我们去公园玩。到了公园,弟妹们都跑开了,妈妈坐在树荫下的长椅上,把我叫到身边说着话。她穿一条淡紫色有花边的连衣裙,非常好看。我坐在椅上东张西望,嘴里"嗯、啊"地应着,心里急着想去玩。说了一会儿话,妈妈突然问我:

"你的脚还疼不疼了?"

我一楞,没听懂:什么脚疼不疼?

一转头,与妈妈目光中一种歉疚的神情撞了个满怀,我再一次楞住了。她俯下身摸着我的左脚踝骨说:

"让我看看,是打在这里了,还疼不疼?"

我才想起好几天以前,为了什么事,妈妈说我。我犟嘴,把她惹恼了,她正拿着一把刷子刷衣服,就把刷子朝地上猛地一甩,弹了起来,打在我的脚踝上。我蹲下抱着脚哭起来。妈妈一声不响地走了出去,没有理我。

我哭过后就把这事忘得干干净净,此时提起,连打到哪个脚都记不清了,犹犹豫豫地说:

"是右脚吧?"

"是左脚,我看见的,那天我在你左边。" 妈妈一边肯定地说着,一边仍摸着我的左脚踝问:

"还疼吗?"

我想了想,对,是左脚,扬起头看着她说:

"不疼啦,早都不疼啦!"

看着我那神不守舍的样子,妈妈微笑着说:

"好,你去玩吧……,不要跑得太快!"

我一边答应一边站起来,飞跑着扑向花影掩映的深处找弟妹们玩去了。妈妈的那道爱怜混杂歉疚的目光暖暖地照着我的背。

我正在这么痴痴地想着,周围忽然动荡起来,有口令声让我们站起来向前移动。我们熙熙攘攘地向前走了一段路又停下来等候,我坐在队伍中,心神不宁。

不久,我又看见了她!一身蓝裤褂,隔着两排队伍站在那里,阳光照在她脸上,她微笑着,仍然只看着我,嘴里还喃喃地说着什么。她引起了同学的诧异,旁边的同学问我:

"她干嘛老看着你呀?"

我不知该怎样回答,也顾不上回答,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女人,盯着她那笑意飘忽的脸和喃喃低语的嘴唇。

她说什么?她在说什么?是在讲述那次带学生下乡劳动的事?

妈妈是中学教师,1965年夏她带学生下乡劳动,我送妈妈去学校,下了公交车刚走几步就碰见了一群学生,马上有人走上来接过我提的小箱子和妈妈手上的网兜,热情地说:"老师,我先帮您把东西送去。"

劳动回来,她拿回来几张学校里的油印小报,有一张上面表扬她在带学生下乡劳动中连夜给学生补划破的衣服,标题是:"热爱学生的好老师",旁边还配了一幅老师在灯下缝补衣服的插图。

妈妈把报放在桌上,没说什么。我看见了这条消息,拿着报去问她。她笑着讲,一个学生的衣服在劳动时挂破了,都是男生,谁也不会补(妈妈任教的学校是男生校),又只带了一件,所以她就赶着给补上了,还说没想到这么一件小事学生就记住了。但能看出,她说的时候很欣慰,并且因为受到表扬还有些不好意思。

也许,她是在说着那个永远无法实现的许诺?

我上高中那年,妈妈送我一个红色硬纸壳的日记本,她题词勉励我努力学习,不断争取进步。日记本的插页是当时刚刚上演不久的大型歌舞《东方红》的剧照。妈妈一页页地翻着,指点着告诉我,这些服装多么好看,这位演员的歌唱得多么好听……,最后满怀向往地说:

"听说这个舞剧特别好看,以后我一定带你们去看!"

妈妈永远也没能带我们去看,她的这句话永远带着喜悦与向往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就在9月8号,"文革"开始不久,妈妈就被她的学生打死了。(但愿不是她给补衣服的学生吧!)这一年她42岁,通知我们说她是"畏罪自杀"。父亲已经被关在"牛棚"不能回家,家里大人只有祖母,我们姐妹兄弟四人,谁都没有哭。没有人命令不许哭,但那个时候,家里亲人被打死是不许哭的,这连刚上小学的妹妹都懂得.

妈妈离去已经快一个月了。她的话语、声音,她的动作、笑容,忽然间就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今天,这个头发有些凌乱的、高高个子的女人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一身蓝裤褂,和妈妈差不多年纪。她一直把她的目光,笑容,还有她喃喃的低语全都投注到我一个人的身上,她是谁?她到底是谁?是妈妈,她就是妈妈!

游行终于开始,我走在队伍中,只觉得木然昏沉。我知道,为了显示盛大的场面,今年的游行要求全体师生都参加,否则,会有一多半同学因为"出身不好"被排除在外,我当然也在被排除之列。

那天夜晚照常放礼花,我带着弟弟妹妹到胡同口去看。那年的礼花红色的特别多,在远远的天空热闹地绽放。每次礼花升起,周围的人群就腾起一片欢呼,往年我和弟妹们也是这样,可今年我们四个人挤在一起,他们小小的身影靠着我,我们静静地看着,一声不响,礼花无比凄凉。

直到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死去十二年的妈妈终于得到平反。

妈妈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八年了,今年是妈妈的八十岁冥寿。我无论如何想不出八十岁的妈妈是什么样的。这么多年来,只要想起妈妈,我就会想起1966年游行队伍中那个女人,凌乱的头发,一身蓝裤褂。——哦,还有那件小外套。那是妈妈死后一年多,学校发回她的遗物,少得可怜的一堆东西里,有一张取衣单,按地址找去,是个裁缝铺,也兼改旧翻新。父亲的一件细毛料西服小了,妈妈将它拿去翻改成一件女式小外套,正是在那场可怕的风暴来临前夕。我去取衣服,衣服还在,铺子里的人什么都没问,什么都没说,把衣服拿来包好递给了我。小外套改得很好,像新的一样,样式是妈妈自己选定的,尺寸大小都是按照妈妈的身材仔细量的。妈妈穿上这件衣服,一定得体而漂亮。她总是那么盯着我,她的微笑,她的眼神,还有那喃喃的低语,她在说什么?她到底是在说着什么?

也许,这三十八年来,她一直在询问:我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女人,做为母亲,爱自己的孩子;做为老师,爱自己的学生。我只是想努力地工作,好好地生活。是什么东西剥夺了我这种最起码的权利?在和平年代,是什么东西,需要这些平凡人的生命当做它的祭品?是什么,又是为了什么,要夺走我的生命?

妈妈的女儿,我,如今已过知命之年,仍然觉得自己很年轻,觉得前面还有一段长长的多彩的生命。妈妈的生命却终止在四十二岁,当时在妈妈心里,与她的生命一起被扼杀的,又还有着多少五彩的追求与渴望啊。

至今,也没有人能够给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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