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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天俯仰独扶犁——记诗人程坚甫


作者:刘荒田



洗布山在我家乡广东台山市,并没有特别之处,连闻名海内外的碉楼也没一座。却因为出了写旧体诗的程坚甫,近年渐渐为人所知。

二OO五年十一月初,秋的末尾,本该天高云淡,可是,白天被铅一般的云团遮盖,天空成了一床严严密密的雪被。太阳隔着“雪被”照着,浅淡的光线,软软的小风,带着阴骘的热度,并没有秋的萧散和干爽。

一行三人——邑中年过八旬的著名诗人陈中美先生,我,还有一位中年女士,名叫惠群,到了洗布山村口的牌楼前。我眯眼四望,面对的柏油公路,成排的柠檬桉,以及老屋檐下灰头土脸的绣球花,是陌生的,但牌楼后的民俗风景是熟稔的——一个北方人模样的货郎,在石油气炉灶上煎“箩底糍”,爆米花的、卖串烧牛肉的、搓棉花糖的,散布在四近禾堂的角落,各自围上一群叽叽喳喳的小学生。妇女堆在太阳下谈天,各色衣服花花绿绿的,看了眼花。狗在无所事事地跑,叫,把巷子口的鸡群撵得咯咯乱飞,蹦出几根鸡毛。我儿时,即距今近50年前,在冬闲的晴天,这样的景致常常见到,放到“秋老虎”肆虐的今天却不伦不类。不过,那年代没有在锅里用乌黑砂子炒糖醋栗子的小摊子。

因为惠群早已用电话联系好,一位中年男人在村口迎接我们。瘦高个子,神情凝重,老是若有所思。惠群悄悄告诉我,他叫仲平,是程坚甫的侄子。程坚甫无后,哥哥有两个儿子,仲平是长子,次子康平过继给程坚甫。康平在80年代的首次移民潮中去了美国,偶尔汇钱回来接济孤苦无依的老人。

仲平把我们领进程坚甫的旧居。说是“旧居”并不准确,诗人原先住的仅仅是青砖老屋的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属于他胞兄的后人,即仲平和康平兄弟两家。老夫妻去世后,侄子把旧宅拆掉,建了一栋洋气的房子。说它洋气,是因为所有墙壁嵌上粉红的瓷砖,教人一进来就发腻的温热,恰似屋外的秋阳。鞋底也老象要打滑。仲平请我们落座,三人拘谨地坐在因家具太少而显得空荡荡的客厅,我开玩笑说,这里大得可以开武馆。惠群却坐不住,在屋里徘徊,眉眼低垂,步履沉重,该是触及了深心间的记忆吧?我尾随着她,象个笨拙的侦探。

惠群走到厢房门旁,指着用白瓷砖铺的矮灶说,老诗人生前,灶台也在这地方,砖裂的裂,泥灰掉的掉,天花板和四壁给熏得黑糊糊的。烟囱经年没清扫灰垢,有一年堵死了,烟全往屋里冒,邻居以为闹火灾。她转身进了卧室,指着一个角落说,老俩口的床在这儿,蚊帐上落了无数补丁,棉纱的经纬几乎都看不到。冬天就一张掉絮的棉被。临离开时,惠群还说,老俩口有个卧室还是后来的事,康平一家出国前,一家四口人占这边厢房,老人家只好睡在“厅底”(厅堂),她指了指铺上瓷砖的一个小角落。“他啊,反正家徒四壁,没几件行李,两手一提就把家搬了……”言下不胜凄然。

凭着乡村经验,我在脑海里描出一幅“诗人幽居图”:灶侧一块空档,是放柴草用的,该是禾杆或者竹叶树枝之类。数九寒冬,老人自己或者妻子,瑟缩在柴堆里,借灶膛的余温御寒。在门栊前,该有一张八仙桌,桐油剥落净尽,接榫松了,但四条腿年复年地撑持着,没有散架。饭桌也是诗人的书桌。煤油灯是小号,棉线上的火苗还要捻到最小,衰微的光明所笼罩的,就是诗人独有的诗之国度,不足一尺的光晕划出了与尘事的疆界。墙壁的砖缝,该有好些铁钉,是老人在城里的建筑工地拣来的,钉上挂过柴镰、斗笠、蓑衣、印着“尿素”字样的尼龙雨衣。门角靠着楠竹扁担,表面光滑无比,初削好时带着毛刺,多少年间,主人用瘦削的肩膀作为磨石,把它打造成功,上面闪着橘黄光泽,是中年以后无数泡汗水浸渍的结果。

说到诗人两口子在“厅底”栖身的年月,更加不堪。那里堆满侄子两家人的粪桶、锄头、戽斗、箩筐和单车,天井旁边养了一头永远喂不饱的猪,老两口离“无立锥之地”只差一步,然而,我肯定,摇摇欲坠的八仙桌仍旧占据着床头靠近猪圈的一隅。这阵子,我没来由地从明代风流文人屠隆的小品名篇《书斋》,想到檀香架上的兰、紫砂壶上的水汽、茶盏里的龙井、端砚里墨的光泽、蒲团,折扇,门旁的大瓷缸,插着国画和书法的卷轴……我摇头苦笑。惠群疑惑地看着我。

我出门,在巷里来回走。身前身后,有的是百年老屋,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姿态,其中挤着几栋新房,一丛枇杷树的叶子,从残垣上头探出来,冒失的墨绿,让你觉得莫名其妙。一个小媳妇挑着铁水桶低头从身边闪过,棕绳和桶发出奇异的和鸣,仿佛山风吹过环佩。我闭上眼,脑际浮现老诗人,他笨手笨脚地打开门。被晨光射得眼花,他咳嗽着,捶了捶胸口。阶前,小猪奴奴地叫,拱开对面的篱笆,诗人嘟囔着,费力地拉开趟栊,走出门,把小猪赶到禾堂。我想,程坚甫这位精通古典文学的读书人,他的乡居和他在八仙桌上神交有年的古代同行比,并非毫无近似处——门墙上有爬山虎,天井下有青苔,夜里有蟋蟀和青蛙的叫声。

自然,还想起文人须臾不可缺的书,程坚甫学养深湛,看他用典自然熨贴,故实随手拈来便晓得一二。那么,在板床的木枕旁,八仙桌上,堆着什么书?可有《全唐诗》、《杜诗全集》、《杜诗镜诠》、《读杜心解》?可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放翁词》?也许,在文革初期的破四旧运动中,为了避人耳目,他把线装书都藏在贴上毛主席象的神龛后面。他曾经写下《拟冯梦龙辞世二律》,从序言知道他读了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知道冯梦龙在清兵入关明朝大势已去时从容殉国,留下辞世二律,但未见其诗,他便作冯的“替身”,代所景仰的古人明志。但不知道,程家供天神的木架上,和牛扼、磨盘堆在一起,有没有冯梦龙的“三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和《喻世名言》?




仲平带路,我们去扫程坚甫的墓。穿过一条公路,进入一个坑坑洼洼的建筑工地。过了一个田埂蒙满白灰土的小田垌,便是一个难得看到新房子的小村。仲平对着不远处的山头,迟疑一阵。趋近一位在门口扬斧头劈柴的汉子问路,汉子说路在前面,不过不好走。我劝陈中美先生不要爬山,在这里歇着等我们。陈先生不肯,说去一次算一次。

我敢说,这是生平登过的最艰难的山。坡不算陡,但没有路。山我爬得不少,昔年打柴,挑百斤柴担,爬高坡时脚一滑,连人带柴个子滚下谷底,爬那样的山坡不比脚下一段吃力得多吗?但好歹有堪称清晰的路。而路,和人烟、家、目的地一类字眼一般,是能在孤独旅人心里产生暖意和动力的。每一步都得对付缠绕不休的茅草和藤蔓,还有拦在半腰和头顶的、横七竖八的树枝。陈先生后悔没带开山刀来。我说带来便济事吗?“披荆斩棘”一豪语用了多少年,到被无所不在的植物围困时才明白,哪怕再简陋再荒芜的路,都比开辟草莱省事。一路摔摔撞撞,对八旬翁陈中美先生来说当然难受,对我却不构成严重威胁,我怕的只摔进深坑,折断骨头或者走冤枉路。仲平在前头,一个劲地说快到了。他并没把握,也是边走边认,走了一阵,说错了,回头再走。惠群干脆从原路回到村里,叫来在门口劈柴的汉子,要雇他来带路,仲平不肯,说他能对付。惠群随手折下一根树枝,给陈先生当拐杖。每个人的脸都挂着发亮的汗滴,仿佛带晨露的秋日荷叶。

“看我们这样走路,程坚甫先生在天之灵,保佑故乡的诗人!”陈中美先生感慨万端地说。

到了山顶,再从面西的陡坡往下走,终于见到零零星星的墓地,几块乌黑的石碑,背后伏着被风雨削得又矮又小的坟。仲平的头从红得招眼的灯笼花丛钻出来,叫道:“在这里。”果然,在高大的山捻子树重重覆盖的洼地,躲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洗布山 何莲花之墓”。拨开茅草,两尺外还有一块,刻着“洗布山 程坚甫之墓”。介乎楷和魏碑的字体,大小不等,仅算端正而已。

我们把鲜花摆在两座坟之间,阿全点了六枝线香,在每个坟头插上三枝。

三个年龄不等,都热爱诗的台山人,向墓碑虔敬鞠躬。

惠群在城里走了老远才买到的鲜花,有康乃馨、玫瑰、百合、马蹄莲和金线菊,泉下的诗人夫妇,今宵没有享用三牲和香烛,却有花香相伴。

面对着寒伧无比的墓碑,陈中美先生缅怀往事,无限感慨。他想起1977年夏天,密西西比河畔的诗人周正光,曾给他寄钱,托他代向程坚甫墓献花。陈中美转而委托惠群代劳。事后惠群寄来墓前摆放花束的照片,陈中美为此写了绝句:

“托把鲜花献墓前,收看照片即凄然;奴才凶手有人爱,只是诗人不值钱!”

陈中美先生早晓得,程坚甫夫妻的坟,已迁过一次,原先在山腰,因被征来建楼盘,便往山顶搬。迁移匆忙,新坟比旧坟更草率。诗人身后的萧条,年甚一年,因为人事的缘故,这教他十分伤感。




诗人故去已十七年,生前无缘认识,读他的诗,也是10年前从陈中美先生所搜集,编辑和出版的《洗布山诗存》里头。直到今天,除了旧诗词的写作群体,知道他诗名的台山人还是不多。城里的文联、作协和文学社团这些圈内人,多半说“没听说这名字”。同村的老百姓当然熟悉他,却丝毫不知道他在精神层面的价值。前年我在旧金山,到一家广东菜馆吃晚饭,中年的侍应生是同乡,和我聊天,互道来处,他说他是洗布山人。上菜的间隙,我问他可知道程坚甫,他骄傲地说:“还用说?他是我的三公。”我问他,可知道“三公”是杰出诗人,在旧体诗词上的成就,不但在家乡稳坐第一把交椅,在岭南,乃至在中国,都有显赫的地位。他尴尬地笑笑,效法洋人,耸肩,摆手,没有搭腔。我是明白他的潜台词的——是又怎么样?还不是穷一辈子?好在我埋单时,他搭上一句:“三公的字可是没说的,三藩市的中国人,我看没一个比得上他。”

如果程坚甫不作诗,如果他平生所作的诗,没有陈中美先生这样热心且懂行的家乡诗人,在他故去多年后热心推荐,那么,程坚甫和妻子,和三台山下千千万万老百姓一般,活着受尽磨难,最后悄悄死去,留下小小墓碑,经受人间风雨。到最后,子侄自顾不暇或者相继老去,山坟无人祭扫,碑石上的字迹漫漶湮灭,彻底地化入泥土。这么说来,纸上铅字比石上的刻字具有长久得多的生命力。




程坚甫生于一八九九年秋天,比我的祖父(他一辈子也酷爱吟哦,黎明前躺着床上背诵唐诗是丧妻的晚年唯一的慰藉)大一岁。程坚甫的人生分为两段:五十岁前,属旧社会,五十岁至八十八岁,属新社会,几乎各占一半。

程坚甫少时的家境不错,能在广州念完中学就是证明。然后,他在广州燕塘军校担任图书馆管理员。燕塘军校是陈济棠主粤时开办的,陈省长自任这所以培养广东军政干部为目标的学校的校长,可见对它的期望之高。程坚甫先后干过广东省盐业公会秘书,韶关警察局文书,中山县地方法院秘书,广东高等法院汕头分院秘书。他有严重的口吃,与人说话,嘟嘟囔囔。他原名君练,从孩提起被伙伴起了绰号“嘟嘟练”,自己急出一额头汗,听者仍旧不知所云。这一生理缺陷,使他无法进入宦途,充其量作一名舞文弄墨的下层文职人员。也许是因为薪水太低,仅够两口子的每月用度;也许是出于文人不羁的习性,不事储蓄;也许是嗜书如命,余钱都买了书,他每次离职,都囊里空空,连回老家的路费也没着落。老一辈村人还记得,30年代末期,他从曲江解职回家,这头放下行李,那头便揭不开锅,只好到村里的赌馆去借钱。发牌的乡亲一边从盛赏钱的“水缶”中掏出几枚“双毫”来,一边深有感触的念了两句流行的打油诗:“过了午时无饭吃,满肚文章也当闲”。诗人红着脸,从哄笑的人群中冲出去。这该是他唯一的“打秋风“,所受的羞辱终生铭刻于心。

在毛主席赋诗“一唱雄鸡天下白”的年代,他在老家洗布山,成为本色的农民。已到知命之年,并不谙农事。本来,凭他的才学,在中学或小学当个教员是绰绰有余的,然而总是“口欲言而嗫嚅”,不能不死了心。向往田园的诗人也许要问,务农不好吗?陶渊明“乃瞻衡宇,载欣载奔”,不是冲着“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然而,谈何容易?

著名作家林斤澜先生回忆九叶派硕果仅存的诗人唐湜,解放初受胡风案牵连,被押往黑龙江劳改。几年后,回到南方老家务农,拖着板车上石板路,路翘起,车不动,诗人如牛马,汗如雨。他的父亲在家门口看着石板路,叫道:“那是我的儿。”“大学毕业。”“不会拉车。”吃的米,捏得出米人儿。”“拉车不如一条狗”。和不如一条狗的车夫比,当农民时年齿长于唐湜的程坚甫,似乎没那么窝囊,不然就写不出豪气干云的诗句:“江天俯仰独扶犁”,只是,我想象不出仙风鹤骨的程翁,怎样在春水汪汪的田垌里,吆喝水牛,以犁耙翻动泥坯的泼剌声,应和龙眼树上的布谷。扶犁,须年轻力壮,且受过训练,别说程坚甫对付不了沉重的犁耙,单是一身粘满泥巴的衣服就教他相当狼狈。拿它来入诗,该是泛指,作为乐天知命的象征,一似陶潜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为了渲染隐逸的可贵,刻意忽略“汗滴禾下土”的苦辛。




穷,对诗人似乎并非一无可取。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云:“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我倒认为,处于绝对贫穷的境地,诗人是无法不间断地写诗的。写“床头滴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的杜甫,居然被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考证为“大地主”,理由是: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有一句:“卷我屋上三重茅“,“据我所知,四川贫民最多一层(!)草,他有三层草,大地主无疑,领村的革命小将拿走他的茅草是革命行动,我们应该为之欢呼。”

撇开成见,讨论一个问题:中国的诗人,能承受多沉重的贫穷?黄仲则够穷了:“黯黯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全家都在秋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他只活了37岁。拿程坚甫来说,他所生活的台山,是中国著名的侨乡,近一二百年间因一直有侨汇挹注,在全国远远不算穷县,尽管地理位置在珠江三角洲末端,被人称为“水尾”。而且,洗布山比一般乡村略为优越,它位于城郊,政府为了解决城镇人口的吃菜问题,将它列为不种水稻而专种蔬菜的专业区,因此这里的农民和城里人一样吃上商品粮。程坚甫两口子,每人每月大米二十二斤。这么一来,比一年到头种稻子,到了青黄不接时节,只能以豆角叶和番薯充饥的公社社员来,口粮上有了起码的保证。民以食为天,洗布山村民有以购粮簿支起的“天”。在七十年代“学大寨”时期,各村实行大寨式记分,壮劳力一天赚的工分,折下来不过几分钱,所以农民有“累死累活买不到一枚邮票”(八分钱)的抱怨。洗布山因生产的是可马上换成现钱的青菜、芥兰和萝卜,每“工”(即全劳力全天能赚到的十分)值上三角,每月可预支七元。程坚甫垂垂老矣,自然拿不到这个数,七十岁以后下不了地,生产队本来想把他划入“五保户”,他委婉地拒绝这个可能每月带来5块钱补助的优待,所持的理由是:“五保”只有“老绝户”才有资格当,他呢,好歹有过继来的侄子,不想玷污家族的名声。村里的生产队长可怜老俩口,也为了减轻队里的负担,派他担任“称肥员”,这差事,不同于《水浒传》写鲁智深时提到的,专管厕所的“净头”,程坚甫职司给各家各户送来屎尿过秤,折为工分,登记入册,以便年底分红,所得的报酬是每月一百五十分。

在农民中,程坚甫不算是最穷苦的,就当年我所亲见,在所住的人口四百的村庄,和他一样困顿的,至少有一半,即二百人以上,他们是没有侨汇和工资收入的单纯农户。但和历代诗人比,和同时代的诗人比,他确是命悬一线,如果不是意志特别顽强,加上除了做诗,绝无释放情绪的方式,物质上近于空白的寒陋,肯定要把他的诗生命摧毁。那年代,在家乡这落叶凋零、并无多少奇才巨擘的小小诗坛,程坚甫是硕果仅存的一朵火焰,它虚弱而恒久地点燃,时代的疾风一次次刮来,它亮在熄灭的临界点。

这对夫妇怎么生存呢?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他已五十开外,花甲之年,他们打柴,出勤,养鸡,和所有农家毫无二致,为的是活命。独特的途径是卖粮票,理由是两口子饭量奇小,所以有富余。其实,每月二十斤大米的定量,普通人根本不够吃。他们“吃不完”是假的,象营养不良的穷人去给“血头”卖血一般,从牙缝里省,是最后的办法罢了。凭着吃商品粮的特权才领到的粮票,食油票,肉票,糖票,春节前发的年货票,中秋前发的月饼票,肥皂票、都得花钱买。他晚年唯一的新棉袄,就是用十八斤粮票换来的三十五元买下的。程坚甫难脱书生习气,谋生能力有限,几十年下来,幸免于变成饿殍,主要靠矮小而坚韧的太太。她在70岁以后,仍旧常年当保姆。教人听来发长叹的是,老太太临终前那几年,青光眼十分严重,摸索着走路,却揽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差事——在医院当陪人。这是何等沉痛的社会悲剧,放在稍有人情味而经济条件不错的家庭,老太太早已被儿孙雇人照顾,从吃饭穿衣沐浴如厕到上床下床,都得到照料,如今却反过来,要半残废的老人去给病人端便盆,洗澡,擦身,喂食。

兼具穷书生和苦老农身份的程坚甫,并非苦行主义者,也象许多村民一般,有一点“茶瘾”——每天要到茶楼去,让劣质普洱水仙寿眉,烫烫塞着不多的白菜帮、咸鱼及米饭的肠胃。多半是独来独往,袋里空空,付一毛的茶位钱,已颇教诗人挠头皮,至于茶客视为理所当然的最低享受——“一盅两件”(一盅茶,两碟点心),他只好敬而远之。为了避免“埋单”的尴尬,他不和熟人同桌,远远地躲在角落意态悠然“打水鼓”(乡间茶客对“纯喝茶”的叫法)。他去的是离家最近的“燕喜”茶楼,有时候赴诗友之约,到远一点的“湖心舫”。在紫荆花和凤凰花的倒影下,从容地联句唱和,算是他至为“兴会淋漓”的雅事。

到了八十年代初,雇请太太当帮佣、陪人的东家宽裕了点,她的工钱多了一点,老诗人第一次有了积蓄,总数五百元。他不敢动它,这是雷打不动的“棺材本”。八十岁那年生日快到,他咬了咬牙,进银行结算了五百元存款的利息,提出三十元,买了一双鞋子。

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境况中,诗人不是没有想过自我了断。好在无论多倒霉,也没失去对肉身的敬畏,非得为身后事准备足够的钱,不然,怕被人用床上的破席子卷起来埋掉了事。为此,诗人对朋友开玩笑说:“这辈子最后的愿望,就是在公路上走着走着,被一辆车撞倒,当场伸腿归西,然后,靠赔偿金来办丧事。”黑得不能再黑的幽默带着几许绝望?记得在美国声名30年不坠的乡村歌手威尔逊,也有过“死的设计”:到一百五十岁那年,和情人偷情,被情人的丈夫捉奸在床,他从卧室狼狈逃出,情人的丈夫开枪,在他背部开窟隆,他仆地而死。绝顶的长寿,绝顶的雄风,浪漫,痛快,不过是在电视脱口秀上说着玩,以博“粉丝”们哄堂大笑而已。程坚甫笑不出来,他有的是逼在眉睫的萧条。

然而,压迫他的岂止贫穷?对追求充实的精神生活的诗人,更深重的苦难在形而上方面。熟知历朝兴亡掌故的读书人,终生沉湎于诗的末代才子,前半生历经颠沛流离却没有缴出自由的笔杆,在后半生,不能不充满愤怒,忧愁,悲哀,压抑感和无力感。在阶级斗争愈演愈烈的的专政时期,在程坚甫并没有参与的新文学圈子,铺天盖地是歌功颂德之声。全国文联主席,当然的诗坛领袖郭沫若,五十年代写下这样的“绝句”:

宇宙充盈歌颂声

国庆年年益光辉,今年又有新景象。
人民英雄纪念碑,屹立天安门广场。

广场浩荡人如海,丰碑巍峨天变矮。
人间出现双太阳,天上地下增光彩。

到了文革,文学艺术界遭到前所未有的劫难。教人扼腕的是,有头有脸的大师、泰斗,一一成了哀哀无告的绵羊,都驯服到无以复加的田地,只要头羊乖乖地进入屠场,挨颈上放血的致命一刀,圈里的一大群便排好队,生怕屠夫不高兴,不方便似地,默默地去轮着送死。老舍是抱着毛主席詩詞去投湖的。史学权威翦伯赞自杀前所写的遗书,无怨无愤,只有“死忠”——一连串的“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傅雷上吊前的遺书则說:“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死有余辜。”进了牛棚的沈从文被发配去打扫女厕所,他将之视为党“在道德上最大的信任”,感激涕零。绝不能简单地指斥这些代表中国文化最高水准的精英们“软弱”,这类表白,都是违背本人意志的,无非万不得已的自保之计,自己的性命不要,同甘共苦的配偶可以陪死,但不能祸延后代,不能不提防身后遭掘坟扬灰,“遗臭万年”——历史是胜利者写的,这是对中国历史烂熟于心的毛主席的名言。

当台面上的人物辗转于批判台、学习班、牛棚和干校的苦役,和文坛毫无瓜葛的七旬老人程坚甫,掌一把坤甸木做的黑色大秤,郑重其事地将坠着大铁坨的绳子,在秤星上挪过来挪过去,手拿探肥针插进爱贪小便宜的婆娘用大量池塘水稀释过的尿里,量度浓度,偶尔为了质量问题、斤两问题,发生口角。在这里,我想起激赏程坚甫诗作的一代散文大家,比程坚甫小二十六岁的王鼎钧先生(现居美国纽约),他在最近出版的回忆录《关山夺路》中,提到一桩发生在八十年代的趣事:在纽约一个有於梨华参加的小型茶会上,一位大陆来的作家问王鼎钧,当年(指王鼎钧随国民党军离开大陆赴台的一九四九年之前)青年普遍左倾,他何以能脱离影响。“我说这得从《阿Q正传》说起,赵家被人抢劫,阿Q蒙嫌受审,法官问他作案始末,阿Q委屈地说: ‘他们没来叫我!’一座皆笑,只有於梨华尖声说:‘你万幸!’”据此说来,三台山下的诗人程坚甫也是“万幸”者,出于两个另类的原因:一,隐藏在社会底层,从来不向不谙诗词的人谈诗,同村的乡亲,看他逢上年节写挥春对联,有时应有婚娶喜庆的人家之请,写个“双喜”,和“新人新事新气象,好男好女好婚姻”的喜联,也仅仅晓得他有“一手好字”而已。二来,旧诗词在乡村没有多少人读懂,官场上人的文化程度有限,因此,程坚甫这些尽管故意抹掉写作具体日期,不触及时政但也尽够斤两被加上诸如“白专”、“靡靡之音”、“宣传悲观主义”、“借写个人贫穷潦倒以宣泄对党的仇恨”、“借古讽今”、“影射”一系列罪名的旧体诗词,得以保存,而不必象修改以往日记,生怕被当作罪证的吴宓教授一般,战战兢兢,诗稿都藏进砖缝去,甚而风声一来,就得付之一炬。 文明史和精神史上又一悖论:诗人的生存,唯一的使命就是当一只蚌,把苦难孕育为诗的珍珠。在鸡鸣狗吠的穷乡村。对于身世,他有时桀敖不驯地爱着:“多少世人争捷径,我来偏不羡终南”;有时勉为其难地赞美着:“翁老虽贫未算穷,清生两腋是茶风”。




程坚甫在铁桶一般的文字禁锢中,尽管没因诗罹祸,诗稿还是失去两次,第一次是1951年,《不磷室诗词》被妻子烧掉,那是他自幼时到成年的作品合集。他从小酷爱旧诗词,和哥哥一起,“昕夕唱酬,凝神思索,刻意推敲,殆无虚日。及至中年,丁逢丧乱,箪瓢屡空,吟兴不因少减。”他还乡后凭回忆记录下五七言诗二三百首,编成一集,藏在家里,最后却遭到这般下场。五十年代,他和在台城“杏和堂”(药材店)做事的苍城诗人周燕五结交,“彼此切磋最久,唱酬最多,数年之间,所为诗不下四五百首”。周公爱惜这位诗友的才具,答允代保存全部书稿,程坚甫便让他把全部心血的结晶带回老家,不料运动一波波袭来,周燕五成了过不了河的泥菩萨,只好把存稿悄悄毁掉。程坚甫闻讯,痛惜万分,只好再次搜索记忆,但追记下作品仅占十分之一二。

据陈中美先生在《洗布山诗存》的序言记载,程坚甫留存下来的旧体诗词共六百四十多首,其中七言律诗三百四十多首,七言绝诗二百多首,五言律诗三十多首,词五十多首,五言古诗四首,七言古诗二首,五言排律二首,五言绝句一首。印成《洗布山诗存》后,陈中美又收集到遗作一百多首,他选出七十二首,连同摘句二十一联,编成《程坚甫诗补遗》,在《明园玉楼咏诗》一书中刊登。迄今收集到的程坚甫诗作,约八百首,占他全部作品的二分之一。古诗云:“淘尽黄沙始到金”,说的是文学作品在岁月长河中的自然淘汰。程坚甫诗得以幸存,并非选家或口碑筛选的结果,因此不乏浮泛之作、应酬之作。好在里面没有肉麻的“圣上只今多雨露”,没有违心的检讨。只要把他的诗放到它们出生的时代去,便知道,单单是这般自伤自怜,自怨自艾,已是怎样的冒险。他的同时代人,以旧体诗名冠全国的大家聂绀弩,写过“出问题时有毛选,得欢欣处且秧歌。投身阶级斗争里,见汝诗才大马驮”的“配合中心任务”之作,更有“毛泽东思想都学,输君把卷定风波”这样近乎大笑话的“律诗”。

回顾毕生呕心沥血地从事的诗事,程坚甫这般“夫子自道”:“不磷室主百无成,多愁多病复多情。旦暮吟哦口不辍,老来仅得一虚名。声调悲壮格律老,少陵之诗夙所好。中年复爱陆剑南,剑南矜炼最工巧。生平寝馈二家诗,立卧未尝须臾离。” 另一面,自称“余生善病,原非无病呻吟;老遇多穷,毋亦因穷得寿”的程坚甫,常因多愁苦语,而被人指他学写《两当轩集》的黄仲则,对此,他委婉地否认:“绝世聪明黄仲则,吾宁敢列弟子行!”至于倡神韵的王士祯,鬼才李贺,他说难以追摹。他追随“少陵野老”和“剑南放翁”一辈子,一九六O年春三月,他六十一岁上,编成《不磷室诗存》后在自序里声称:“十年浪迹,谱入弦中;一片秋声,闻诸纸上。可谓苍凉沉郁,蔽以一言;若云俊逸清新,失之千里。”“苍凉沉郁”四字,历代诗家拿来概括杜诗的风格,程坚甫将之悬为目标,但不敢固步自封,谦逊地说:“唯吾自惴袜线才,一毛不敢袭其皮。”

前面说过,没有陈中美先生倾注心力和财力,程坚甫的诗,最大的可能是从此湮灭。陈中美这位名重梓里的诗家,毕生从事旧诗词写作、研究,晚年投入旧体诗的革新试验,在一九九七年,即程坚甫去世近十年之后,才意外获得程的遗稿,读后拍案叫绝,当即写一律诗:“近在城边竟不逢,读诗才识出群雄。一身愁似黄仲则;七律工如陆放翁。不怪题材欠广阔;深怜情景善交融。拟将杰作吟诗会,共赏诗人百炼功。”一九九七年春日,栖居密西西比河畔的诗人周正光,从报上读到陈中美先生《台山杰出诗人程坚甫》一文,低吟文中所引程诗“客囊似水贫难掩,妇面如霜笑更稀”、“不妨晨起随鸡唤,无复宵行动犬疑”,凄然欲泪;诵到“ 廿年往事难回首,一笑唇开有剩牙”、“寻醉欲瞒黄脸妇,游春忘是白头人”时,哑然失笑。随即,这位早岁学诗,在羊城获“周七绝”美名的中年人指出,程坚甫不但是台山一地的杰出诗人,他直可北上中原,与当代名家一较短长。

程坚甫的诗,经身在海外的台山诗人的推介,渐渐为人所识。尽管到了新世纪,在故乡,他仍旧是山中被捻子树藏匿的渺小墓碑。前面提到的一代散文大家,来自台湾的王鼎钧先生,在90年代末,撰写长文《慕旧惊新读残篇》,着重分析程坚甫律诗的造诣。王鼎钧生于1925年,和程坚甫相隔一代,王受过旧体诗的科班训练,写得一手好律诗。他指出,程坚甫律诗的难能可贵处,首在顿挫。如:“半世穷能全我节,百篇慧不拾人牙”,“津如可问舟常便,山不能移宅亦幽。”极尽跌宕错落之妙。其二,内涵上求新求变。“兵马纵横闲看弈,江天俯仰独扶犁”。扶犁而耕,天地江山,忽低忽昂,“作者从自我出发,强烈的主观感觉扭曲外在世界,即使在现代新诗,也是很前卫的”。其三是诗人自食其力,粗粝自甘,保有俯仰不愧的风骨。王文的结尾,掷地作金石声:“诗,多半是‘无可如何之遇’中生长出来,是不敢言,不忍言,不能已于言,可以称为最后的语言。所以古人认定(其实是希望) ‘诗心通天’,因为 ‘天’是人的最后呼求。律诗的框架很适合这最后语言的栖息,看来规规矩矩,听来曲曲折折,想一想模模糊糊,只有天知道。我们强为解说,权充知音,聊慰诗魂于九泉。”

纽约友人张宗子,这位以学问和思考见长的海外散文名家,尽管才四十多岁,和王鼎钧相隔一代半,但精研中国诗歌史,他把程坚甫放到诗的长河去作考察,在给我的信中说:“程坚甫的诗绝好,有点象聂绀弩广受称誉的"散宜生诗",但我觉得锤炼得比聂更精纯。二十世纪人中,凡旧体诗诗名盛传的,其实多不好,有学问,没诗才。郁达夫这一类,不专攻旧诗,偶尔为之,反而可喜。程坚甫是真正古典意义上的诗人,所谓以诗为生命者,既有功底,又具诗才。文中所引,都是晚年之作,看得出来,没有多年磨练,写不出来。他学杜甫学得到家,鼎公所说的“顿挫”,正是典型的老杜句法。他由老杜入,却不从宋诗出,非常难得。学杜的,最怕一路滑到江西派不好的那一面,从此万劫不复。清末同光诗人,虽有意矫正,还是出不来,给人的印象是似大而小。我想程的性情也和老杜相似,他和陆游反倒距离远。不过学技法,陆游是个好老师。陆游的杜比较正。至于黄仲则,我觉得程先生比黄更有深度。黄贫困一辈子,很懦弱,虽然也傲,归根结底太伤感。当然,黄死时才三十五岁,不成熟。程得高寿,世事都看透了。”




时人读程坚甫诗,也许感到它的反映面狭窄,无法看到多少时代的痕迹。陈中美先生在编撰《洗布山诗存》之初,也有这样的遗憾,后来改变了看法。对此,程坚甫也有交代:“常防一字能招祸,何况千篇莫疗饥”,所以他故意隐去日期,模糊背景,以防堕入文网。不过,也许是诗人一时大意,也许是斗胆留下雪泥鸿爪,若干诗章还是让人一窥当年实景。巧合的是,以下题为《入市见壁间大字报有云“打倒刘长卿”者戏以咏之》的绝句,为我当红卫兵的1967年亲眼所见:

“古今偏有姓名符,一个诗人一俗夫。暴虎不殊由也勇,老拳挥击莫糊涂。”

那是台山一中学生的造反组织“红台野”,在“揪军内一小撮”高潮中贴在台城的闹市中的,三十八年后印象尚在,这一口号写在旧报纸上,每一张一个斗大的字,字体张牙舞爪,毛躁蹩脚,一定教六十八岁的书法家程坚甫看了直摇头。“红台野”的司令是我的同班同学陈某,他在文革狂潮中走偏锋,是极左里的极左,炮打县武装部部长刘长卿的口号,是他为了呼应广州中学红卫兵中最过激的“红司”“打倒广东谭震林”运动而炮制的,果然在小小县城引起轰动。程坚甫这一首,巧妙地运用艰深的典故(“暴虎”和“由也勇”),以深沉的曲笔嘲弄荒唐的世象。如今细细体味,更觉到复沓曲折的诗句,透出的是诗人的深沉义愤:你们不是要打倒俗夫刘长卿吗?“由也勇”),以深沉的曲笔嘲弄荒唐的世象。如今细细体味,更觉到复沓曲折的诗句,透出的是诗人的深沉义愤:你们不是要打倒俗夫刘长卿吗?好啊,红卫兵赤手空拳和老虎斗,和子由一般勇敢啊,我这老头子当然要看准他,挥出老拳罗——反正他是一介武夫,不是写出千古名句“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的古人。

写到这里,我随手拿起最近出版的《台山文学报》,在纪念程坚甫专号上,有一张老诗人和惠群母女1985年在台城南湖畔拍的照片,他那年86岁,面庞瘦削,双颊因缺牙而瘪下,是典型的马脸。头发全白,有如皑皑的雪,白衬衣和深色西裤,一似斯文的教书先生。衣领旁的肩头微耸,骨架嶙峋隐约可见。教人想起李商隐的咏马诗:“上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我忽发奇想:我在台城求学加上工作,前后待了十年多,也许,在“牛屎巷”的大字报棚前,在革新路熙熙攘攘的“趁墟”人群中,在“湖心舫”的茶客里;在柳条轻轻拂扫通济河水面的二月,在紫荆花落满双亭桥下湖面的夏午,可能遇到过这位清癯的老人,他戴着笠帽,穿着俗称“唐衫”的褂子,赤脚或者穿着“皮底”(废用轮胎做的简易鞋子),若有所思地走着,口里喃喃,那是在推敲或者哼吟新成的律诗。




在“已邀俗眼无多白;惟恨衰颜不再红”的年岁,诗人枯槁灰暗的生途上,竟出现彩虹般的奇迹——和同村知青惠群结下了生死不渝的情谊。那是一九七四年秋日的一个黄昏,七十五岁的称肥员正在家里吃晚饭,惠群挑着一担垃圾,搁在禾堂上,上门找“三公”去过秤。程坚甫看来人是素不相识的年轻女子,放下饭碗,拿起大秤随她走到塘基,嫌她来得不是时候,心里有气,说话有点冲。惠群的嘴也不饶人,顶撞了他。言辞交锋开始不久,老人发现这长相秀气的女子,举止神情和惯常见的种田姑娘截然不同,马上喜欢上她的脱俗,便作了让步,开起玩笑来,谈了好一阵。老人知道,惠群是台城人,老家虽在洗布山,但一九六八年冬天,知青下放乡村时,她却到附城另外一个极穷苦的村子插队,一去就是五年,到了一九七四年,她费了好些周折,才把户口转回条件稍好,勉强可自食其力的洗布山。她回来的第二天,弟弟吩咐她去上交垃圾肥,所以发生前面的“韵事”。从此,二十四岁的惠群和龙钟老人交上朋友。

惠群和我,同是一中校友,我念完高三,留校参加文革,她低三届,刚完成初中学业。在造反的年代,这个梳一对辫子的女孩,加入了最狂热的“红台野”,但不是骨干,而是跟着起哄,游行和撒传单小喽罗(我这次和她见面,忘了问,贴“打倒刘长卿”这条大标语时,她有没有在旁提浆糊桶?)戴红袖章时头脑极单纯的疯丫头,到被程坚甫认为义女时,已在乡村熬了好几年,南国的骄阳严霜以及人世坎坷,使她成熟而忧郁,使她对灵性的生活充满渴望。吟咏“我有文章无处写,付他禽兽语林间”的老诗人,十分喜欢惠群为人的诚恳与品格的高雅,开头,是受她强烈的求知欲所感动,收她为学生。在教作诗的过程中,无儿无女的老诗人渐渐投入感情,把她当作骨肉——不,比亲生女儿还要亲密的灵魂伴侣,诗途的肝胆之交。说起这对老少的相依相携,老诗人的邻居至今还抑不住羡慕和激动:“那时节,不管刮风下雨,三公都站在巷口,等候阿群,看到阿群从不远处的芭蕉林后出现,他微笑着,有点不好意思迈步往家赶,备好茶水,搬好凳子,让阿群进门,就能谈诗。”惠群至今清晰地记得到程家造访的情境:原籍广东中山的三婆用永远改不掉的石歧口音和年轻姑娘谈话,“这么老了,还爱害羞地地低头细语,活像受罚的小女生。”惠群有时买了鱼和猪肉,和老俩口一起吃饭,这恐怕是节庆般的场面,不然,老夫妻的饭桌上,只有一小碟咸虾和一盘青菜,都看不到油星子。

事隔三十多年,已过半百的惠群说到三公,不由自主地噙着泪。那段清贫岁月,天天靠种菜和编织草篮来赚可怜的工分,无书可读,灵魂无处栖息,精神无从寄托,在憋闷欲死,绝望之极的青春年华,一位忠厚,博学,耐心的老人,把她引进诗的国度——千年国粹的渊薮,人文精神的巅峰。“更无王翰愿为邻,老少情投自有因:可语诗词惟此女,能称风雅又何人?嗟予未识儿孙乐;看尔奚殊骨肉亲!闻说高飞犹有待,纵然失意莫伤神。” 这是老诗人在和惠群交往之初送给后者的律诗, 身世之感,父女之情,为师的期冀,朋友的同心相应,都融合在里面。1979年暮春一个黄昏,老人和“男人肝胆女儿身”的惠群“坐谈甚欢”,回到家马上写下绝句:“相逢老少两形忘,欢笑灯前赌食糖。忽忽归途诗兴动,星光月影夜茫茫”。两人以“糖果”为赌注,赌什么呢?老的背老杜律诗中的颔联,要少的念出颈联,背不出要受罚?抑或少的打开《剑南诗稿》,念一个题目,请时常告诫做诗“不能言外无寄托”的老师,谈谈这一首忧愤之作的意境,谈不出得认罚?不,是老人出一个自度的灯谜:“伊人去也,一日分离,如隔三秋,两泪盈盈,并作一处流”。繁复的字谜,却被聪慧的女弟子一下子猜中:“群”字,老师呵呵大笑,弟子得意地拍手嚷道:“该罚该罚”。是如此迷人的刑罚——弟子剥掉椰子糖的玻璃纸,让老人放进牙齿没剩几只的嘴巴,他有滋有味地品咂,用胆汁浸泡的漫长生命里,唯一的甘甜!

“三公平时,口齿比牙牙学语的婴孩还糟,可是,他念旧体诗,那个灵光!一气呵成,《新婚别》、《丽人行》、《秋兴八首》,从头到尾,用保存唐音八声的台山话曼声吟哦,没错过一字,没打半个疙瘩,活脱两个人,你说奇不奇!”惠群兴致勃勃地对我说。惠群一直珍藏着义父的诗稿,起先,都写在零零碎碎的纸头上,要么是包生切烟丝的纸,一尺见方,皱巴巴的,冒着辣得呛人的烟味;要么是两三个指头宽的卷烟纸,到后来,惠群进了城里的工艺厂,当上描画花瓶的师傅,能弄到包装纸送去,当老师的才有了正经稿纸。程坚甫的书法甚有根基,诗作以灵动飘逸的小楷抄下来,每回和惠群见面,都会送上几张,是教材,也是纪念品。

如今,惠群早已是下岗工,回忆学诗的经历时说,刻骨铭心的,倒不是老师传授的路数,什么音律、对仗、八病,拗体,赋比兴;什么形神兼备,兴观群怨,温柔醇厚,而是老人所投入的感情。他在行将就木的余年,热情的最后燃烧,对人间的全部希望,对诗的毕生不渝的坚持,都倾注进这段非关爱情却胜于爱情的骨肉之爱,师生之谊中。惠群在程坚甫夫妻的晚年生活中,无论日常的柴米油盐还是看病抓药,都占据极重要的位置。惠群把照顾老人,当作义不容辞的天职,她说,不这样做,怎么对得起在青春岁月,领我走过艰难,彷徨与幻灭的心灵救星?听听老人披肝沥胆的嘱咐吧——

“人生十九不如意,且暂低头织草篮。”
“老夫姑缓须臾死,看尔鸡群飞出来!”

程坚甫的老妻何莲花,一九八三年七夕去世。至此,老诗人不但失去终生患难与共的伴侣,也失去了经济支柱——“三婆”在台城当保姆,当医院陪人的收入,是两口子主要的经济来源。惠群和别的亲友虽也尽力接济,但本身能力极为有限。此后,程坚甫的耳聋症益发严重,终于在一九八七年冬天因村外被一自行车撞伤,从此卧床,竟至不起,得年八十八岁。惠群作为义女,在丧礼中,按照乡间老例,把老人当作父亲,披麻戴孝。

二OO五年十一月初,陈中美先生、惠群和我,在程坚甫的侄子带领下,祭扫程坚甫夫妻之墓后,归途上找到程坚甫从前的对门邻居——阿娇姐。惠群和阿娇姐是熟人,这回见面,惠群送了一期以整版纪念程坚甫的《台山文学报》给她,她更加热情,主动和我们谈起“三公”:

“我一九五八年从台城嫁到洗布山,我原来是正牌吃国家粮的,父母贪图夫家有几条美国路,硬逼我嫁到乡下。过了门,生下四个儿女,养大成人,一辈子平平淡淡。”我端详着这位自称今年71岁的妇人,矮个子,身板粗壮,半世纪的农活和家务,把城市娇女子改造成本色的村妇,一如改造文弱书生程坚甫。穿开士米做的、半中半西的灰色窄腰套装,益发增加了土气,颇象乡镇干部,这也教她获得自信,因此滔滔不绝。她一个劲地感谢惠群给她送报纸,“我又能看到三公的东西了,真好,今晚好好读!”那份书呆子才有的陶醉,尽管不伦不类,客套多于真诚,但着实感动了我。

“那些年,三公还不认识惠群,常常和我聊天。夏天夜晚,我们在塘基纳凉,三公给我讲 ‘古仔’,什么 ‘鬼才伦文叙三戏柳先开’,什么 ‘聊斋’,什么 ‘卓文君’,说话不利落,但真过瘾,我听出了 ‘耳油’。我老公偏讨厌这个,一看见三公对我说诗谈文,便低声骂 ‘读坏诗书穿烂鞋’,活该穷死。我气不顺,回到家开骂,他说不过我,动手打。这些我从来没敢对三公说,怕他伤心,以后我没 ‘古仔’听。”

阿娇姐侃侃说着,她不懂诗,却透彻地了解作了半个世纪邻居的穷苦人的生平遭际,她诉说何莲花怎样勤劳,诉说程家的日常饭菜,是没油的蒸咸虾,炒细盐,和菜园摘来的青菜,荒年的稀粥和番薯;诉说老派的贫贱夫妻,爱意从来不形著言辞而以生命相许的诸般细节(自然,她不知道程坚甫的诗《湖畔归来老妻正在晨炊因景生情率成一律》:“侥幸寒厨薄有烟,座无宾客更无毡。居常温饱知何日?卖尽痴呆又一年。富倘能求犹未晚;磨而不磷岂非坚?明朝依旧谈诗去,倚杖城南老树前。”)

她说,数九寒冬,她到井头打水,看到程坚甫戴一条把头和大半张脸包裹起来的破围巾,穿露出白絮的棉袄,腰扎一条布带,一手拿小铁铲,一手拿粪箕,过一小会,便停下步子,在嘶吼的北风里,抖索着手,用围巾抹去老是滴不完的清涕,后来她给他送上一副手织的毛线手套(她自然不知道,诗人为此写出被精研历代诸家诗词的陈中美先生誉为“千古所无”、“可敬可爱”的拾粪诗——《拾遗寄朗轩》:“老去犹争一息存,未妨营役博瓮飧。守株以待应无兔;执箕相随尚有豚。予取予携心未懈,乍行乍止日将昏。此时逐臭求温饱,半世儒冠不要论!”“拾遗”的两种方式,被动的“守株待兔”和主动的“跟随猪后”,神气活现地化为典雅的诗句)。

她说,程坚甫两口子在家里养鸡,却难得吃上肉,养大了便拿到市集上卖出,好去买定量配给的大米和油糖等副食品。太太眼睛不好,容易受人骗,只好由程坚甫出马,高瘦的老人,在市廛上专卖鸡鸭的市集,拘谨地蹲着,等候顾客。顺利成交倒也罢了,有时卖不掉,灰溜溜地提着鸡笼回家,等候的是太太的白眼和埋怨。有一次出卖一窝小鸡,顾客只想买挑出来的几只,他不忍拆散一家子,不肯卖。说到这里,娇姐拍拍大腿,哈哈笑起来:“怪不得三婆常常骂他傻!”(她不知道,诗人为这群小鸡写了诗:“翼长鸡雏渐学飞,今朝出市复携归。只缘读墨谈兼爱,未忍分教两面违。”)

她说,她过门不久,就和程坚甫夫妻结伴,到离家几十里的水蛇坑去打柴。年轻人把柴草挑下山,用单车运回,他们没有单车,靠双脚走完全程,两个人轮着挑一担。老书生和个头象侏儒的妻子,是怎样不幸的搭档?柴打下,到了墟期便挑进城去卖。“知道乡间有个笑话吗——一个媒人到一女子家替一男子说亲:他的职业可好哩,卖布兼卖肉。女子以为他是大商家,后来一查,原来是樵夫。进山打柴,荆棘划破衣服,不是卖布吗?给莨草啊篱竹呀割得一身伤痕,不是卖肉吗?启明星在半空,鸡没叫就出门,几十里路,回来时肩上压一担柴草,去一回‘死翻生’一回。我那时才三十出头,都吃不消,难为三公三婆哟!(她不知道,当年年近六十岁的打柴汉,写出《戏赠柴镰》:“割鸡割肉两无关,渐被尘埃掩旧颜。今日偶然翻眼底;当年曾不去腰间。锋芒易挫终成钝;草莽难除且退闲。延濑歌残人亦老,岂宜携手再登山?”)

那天,拜祭罢程坚甫夫妻的墓,我们站在山头远眺,东面不远处,一个山包被剖开两半,几辆卡车在搬远黄泥,往深坑里倒。坡上,一排房子已具规模。惠群说这是一所中学的校舍,为扩大招生而建的。更远处,青山如黛,高速公路如蟒蛇,游走在岚气掩映处。这就是我的家乡,诗人的长眠之地。

陈中美先生背着手在山顶徘徊,沉吟良久,指着脚下一处较平坦的黄土地面,对我和惠群说:“不管以后怎么样,一言为定,墓迁到这里来,墓碑正面,刻上‘台山杰出诗人程坚甫与夫人之墓’。”我们热烈响应,三人商定,碑石力求高大,朝东而立,遥对故乡名山——三台山。程坚甫的侄子仲平当场爽快地拍了胸口。对此,陈中美先生特别感到欣慰,早在一九七七年,他已计划把程坚甫夫妻的墓,迁到本邑的新名胜“石窟诗林”去,与镌刻着程坚甫不朽诗作的山石长相伴,可惜程家的后人嫌路远且崎岖,不予配合,才选上这个周折多多的地方。

下山时,远看东面,灰色的天幕下,铲泥车的巨铲铲下泥土,倒进车箱。我没来由地想起程坚甫84岁生辰的感赋词:“游戏红尘,放浪形骸八十四年。叹南辕北辙,聪明自误;何可及也,岁不吾延。湖海归来,山林老卧,回首前情渺若烟。拼投笔,向秋风打稻,春雨犁田……”又念起他俯瞰古今的名句:“江天俯仰独扶犁”,不晓得是悲凉还是欣慰,泪水叭地滴在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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